【鱼论】美国为什么把生物实验室放在国外？
比731更邪恶，美国正秘密研制灭绝中俄的生物武器
时间：2020-01-25 09:50 • 来源： 支点军事 • 作者： 支点军事知了哥
【核心提示】战争很残忍，生物武器更是无比邪恶，希望多一点人知道美军一直悄悄在做的这些事，希望核生化武器这个潘多拉魔盒永远不要被打开。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莫斯科10月4日电 俄罗斯国防部俄罗斯武装力量防核生化部队司令伊戈尔·基里洛夫表示，美国极有可能假借和平研究之名，扩大其军事生物科技潜力。 
基里洛夫说： "俄国防部对格鲁吉亚国家安全局前局长伊戈尔·吉奥尔加泽提供材料的分析结果深感担忧，这表明，美国极有可能规避国际协议进行活动，并假借国防研究或其他和平研究之名，继续扩大军事生物科技潜力。" 9月15日，吉奥尔加泽在莫斯科举办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他已经向美国总统特朗普请求对理查德·卢加尔（Richard Lugar）实验室的活动进行调查。吉奥尔加泽声称，该实验室可能进行致命试验。 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在这些声明后表示，莫斯科将要求美国对该实验室的活动给予正式解释。 俄罗斯方面多次对美国在俄边境附近部署生物医学实验室深表担心。俄外交部2015年指出，第比利斯郊区的理查德‧卢格社会卫生研究中心是一家高标准的封闭性实验室。而实验室的幌子下是美国陆军医学研究机构。 第比利斯附近的卢加尔实验室于2007年开始建造，并于2011年开始运营。 俄罗斯外交部认为，美国和格鲁吉亚当局竭力在掩盖这支美军部队及其活动的真实情况，这支部队在从事特别危险传染病的研究。五角大楼还在争取将这支伪装起来的美军生物医学部队渗透到独联体国家。 顺着这条新闻线索——索卢加尔（Richard Lugar）实验室，知了哥找到了一篇关于美军生物武器研究的十分详细的报道（https://www.sott.net/article/375723-Pentagon-Biological-Weapons-Program-Never-Ended-US-Bio-labs-Around-The-World），可谓触目惊心，当然，舆论战和生物战一样扑朔迷离，杀人于无形，各大国到底谁更邪恶可恶可能只有他们自己知道，不过为了警示各位同胞，还是决定转载谷歌翻译版如下，仅供参考。 五角大楼生物武器计划从未结束：美国生物实验室遍布全球 
Dilyana Gaytandzhieva是保加利亚调查记者和中东记者。在过去两年中，她发表了一系列关于美国向叙利亚伊斯兰国走私武器的报告。在过去的一年里，她受到了保加利亚国家安全局的压力，被解雇了她在保加利亚报纸Trud Daily的工作，没有任何解释。尽管如此，Dilyana继续她的调查。以下报告首次发表在南方阵线上，概述了五角大楼在全球生物实验室中对生物武器的秘密发展。 美国陆军经常直接违反“联合国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生产致命的病毒，细菌和毒素。数十万不知情的人有系统地接触危险的病原体和其他无法治愈的疾病。生物战科学家在全球25个国家的五角大楼生物实验室使用外交覆盖测试人造病毒。这些美国生物实验室由国防威胁减少机构（DTRA）根据21亿美元的军事计划 - 合作生物参与计划（CBEP）资助 - 位于前苏联国家，如格鲁吉亚和乌克兰，中东，东南亚和非洲。 
格鲁吉亚共和国卢格中心 
美国陆军已经部署到距离卢卡中心五角大楼生物实验室17公里的瓦济安尼军事空军基地。 格鲁吉亚是生物武器的试验场卢格中心是乔治亚州的五角大楼生物实验室。距离首都第比利斯的美国瓦济安尼军事空军基地仅17公里。负责军事计划的是来自美国陆军医学研究单位 - 乔治亚州（USAMRU-G）的生物学家以及私人承包商。只有具有安全许可的美国公民才能访问生物安全3级实验室。根据2002年美国 - 格鲁吉亚国防合作协定，他们享有外交豁免权。 
美国 - 格鲁吉亚协议赋予美国军方和文职人员（包括外交车辆）外交地位，从事格鲁吉亚五角大楼计划。 从美国联邦合同登记处获得的信息澄清了卢格中心的一些军事活动 - 其中包括生物制剂（炭疽，土拉菌病）和病毒性疾病（如克里米亚 - 刚果出血热）的研究，以及生物样本的收集。未来的实验。 五角大楼承包商根据外交 保护生产生物代理国防威胁减少机构（DTRA）已将军事计划下的大部分工作外包给私营公司，这些都不对国会负责，而且可以更自由地运作并绕着法治行事。虽然他们不是外交官，但在卢格中心工作的美国文职人员也获得了外交豁免权。因此，私营公司可以在外交掩护下为美国政府开展工作，而不受东道国的直接控制 - 在这种情况下是格鲁吉亚共和国。中央情报局经常使用这种做法为其代理人提供保险。 
三家美国私营公司在第比利斯的美国生物实验室工作 - CH2M Hill，Battelle和Metabiota。除五角大楼外，这些私人承包商还为中央情报局和其他政府机构进行生物研究。 根据五角大楼在格鲁吉亚，乌干达，坦桑尼亚，伊拉克，阿富汗，东南亚的生物实验室计划， CH2M Hill已获得3.415亿美元的 DTRA合同。根据格鲁吉亚合同，这笔款项的一半（1.611 亿美元）分配给卢格中心。 根据CH2M Hill的说法，美国公司已经获得了生物制剂，并在Lugar中心雇用了前生物战科学家。这些科学家正在为另一家参与格鲁吉亚军事项目的美国公司 - 巴特尔纪念研究所工作。 作为Lugar中心的一个5900万美元的分包商，Battelle在生物制剂研究方面拥有丰富的经验，因为该公司已经根据以前与美国陆军签订的11份合同（1952-1966）开展了美国生物武器计划。 
资料来源： 美国陆军在 美国的活动，生物战计划，第一卷。 II， 1977，p。82 这家私营公司为五角大楼在阿富汗，亚美尼亚，格鲁吉亚，乌干达，坦桑尼亚，伊拉克，阿富汗和越南的DTRA生物实验室开展工作。Battelle使用高毒性化学品和高致病性生物制剂为广泛的美国政府机构进行研究，开发，测试和评估。它已经获得了约20亿美元的联邦合同，并在美国政府承包商100强排行榜中排名第23位。 CIA-Battelle项目清晰愿景项目清晰愿景（1997年和2000年），由中央情报局和巴特尔纪念研究所根据原子能机构授予的合同进行的联合调查，重建并测试了苏联时代的炭疽小炸弹，以测试其传播特性。该项目的既定目标是评估小炸药的生物制剂传播特性。美国生物武器公约提交给联合国的声明中省略了秘密的CIA-Battelle行动。 
炭疽孢子在显微镜下 顶级秘密实验过去十年，Battelle在美国国土安全部（DHS）的合同下，在马里兰州的德特里克堡经营了一个最高机密生物实验室（国家生物防御分析和对策中心 - NBACC）。该公司已经获得了 $ 344.4 万 联邦合同（2006年至2016年）和另一个 $ 17.3 万 的合同（2015年-2026）由美国国土安全部。 
NBACC被列为美国最高机密设施。 在由巴特尔在NBACC进行的秘密实验，分别是：粉末传播技术的评估，通过气雾化毒素造成危险的评估，和B.杆菌（类鼻疽）的毒力的评价作为气溶胶粒子的在非人类灵长类动物的功能。类鼻疽病有可能被开发为生物武器，因此它被归类为B类生物恐怖主义剂。B. Pseudomallei在过去被美国研究为潜在的生物武器。 
除了在佐治亚州Lugar中心进行的军事实验外，Battelle还在美国Fort Detrick的生物安全4级NBACC最高机密实验室制作了生物恐怖主义代理人。NBACC的一份报告列出了该实验室的16项研究重点，包括为其BTA（生物威胁剂）潜力表征经典，新兴和基因工程病原体; 从潜在的BTA评估非传统，新型和非地方性疾病诱导的性质; 并扩大非人类灵长类动物的气溶胶挑战测试能力。 
科学家在NBACC实验室设计病原体。 埃博拉危机中的五角大楼生物实验室 美国公司Metabiota Inc.已经获得了在乔治亚州和乌克兰的五角大楼DTRA项目下的 1840万美元联邦合同，用于科学和技术咨询服务。 Metabiota服务包括全球基于实地的生物威胁研究，病原体发现，疫情应对和临床试验。 Metabiota Inc.已与五角大楼签订合同，在西非埃博拉危机之前和期间为DTRA开展工作，并获得 310万美元（2012-2015）在塞拉利昂工作的奖金 - 这是埃博拉病毒中心的一个国家暴发。 
Metabiota参与了五角大楼在埃博拉危机中心的项目，其中有三个美国生物实验室。 
由病毒性出血热联盟起草的2014年7月17日报告指责Metabiota Inc.未能遵守现有的关于如何报告检测结果和绕过在那里工作的塞拉利昂科学家的协议。该报告还提出了Metabiota在实验室培养血细胞的可能性，该报告认为这是危险的，并且误诊了健康的患者。所有这些指控均被Metabiota否认。 
2011年，Lugar中心，Andrew C. Weber（右侧） - 美国助理国防部长（2009-2014），美国国防部埃博拉应对副协调员（2014-2015），目前是Metabiota（美国承包商）员工。 关于昆虫叮咬的军事实验 昆虫学战是一种利用昆虫传播疾病的生物战。据称，五角大楼在格鲁吉亚和俄罗斯进行了这种昆虫学测试。 
格鲁吉亚的咬人苍蝇 2014年卢格中心配备了一个昆虫设施，并启动了一个名为 “ 提高对格鲁吉亚和 高加索沙蝇条形码的认识”的项目。该项目覆盖了格鲁吉亚以外的一个更大的地理区域 - 高加索地区。2014 - 2015年，在另一个项目 “急性发热性疾病的监测工作”和所有（雌性）沙蝇进行了测试，以确定其感染率，从而收集了Phlebotomine沙蝇。第三个项目，包括沙蝇收集，研究了 他们的唾液腺的特征 。 
一个尖酸的飞行在第比利斯，佐治亚的一个卫生间里 因此，自2015年以来，第比利斯一直被叮咬的苍蝇骚扰。这些叮咬的昆虫全年都生活在室内，浴室中，这在格鲁吉亚以前并不是这些物种的典型行为（通常格鲁吉亚的白蛉飞行季节非常短 - 从6月到9月）。当地人抱怨被这些新出现的苍蝇在浴室里赤身裸体时被咬了。它们还具有很强的抗寒性，即使在山区零度以下的温度下也能存活。 俄罗斯达吉斯坦的咬人苍蝇 自2014年五角大楼项目启动以来，与格鲁吉亚相似的苍蝇出现在邻近的达吉斯坦（俄罗斯）。据当地人说，他们咬人并引起皮疹。他们的繁殖栖息地是房屋排水沟。 
飞往格鲁吉亚（左侧）。在达吉斯坦同一只苍蝇（右侧） 来自白蛉家族的苍蝇在其唾液中携带危险的寄生虫，它们通过咬伤传播给人类。这些苍蝇携带的疾病是五角大楼非常感兴趣的。2003年美国入侵伊拉克期间，美国士兵被沙蝇严重咬伤并感染了利什曼病。这种疾病原产于伊拉克和阿富汗，如果不及时治疗，急性形式的利什曼病可能是致命的。 1967年美国陆军报告“ 在亚洲和欧洲苏联具有医学重要性的节肢动物 ”列出了所有当地昆虫及其分布和携带的疾病。生活在排水沟中的叮咬苍蝇也列在文件中。然而，他们的自然栖息地是菲律宾，而不是格鲁吉亚或俄罗斯。 
“亚洲和欧洲苏联具有医学重要性的节肢动物”，美国陆军报告，1967年 
操作Whitecoat：受感染的苍蝇经过测试可以咬伤人类 1970年和1972年，根据解密的美国陆军报告 - “美国陆军在美国的活动，1977年生物战计划”，第一卷，对人类进行了沙飞热测试。II，p。203 '。在 Whitecoat手术期间，志愿者被感染的沙蝇暴露在叮咬中。Whitecoat行动是美国陆军在1954年至1973年间在马里兰州德特里克堡开展的一项生物防御医学研究计划。 尽管美国生物武器计划正式终止，但 1982年USAMRIID进行了一项实验。看看沙蝇和蚊子是否可以成为裂谷病毒，登革热，基孔肯雅和东部马脑炎的病媒 - 美国陆军研究这些病毒作为生物武器的潜力。 杀手昆虫 
A. Aegypti 五角大楼在使用昆虫作为疾病媒介方面有着悠久的历史。根据1981年美国陆军部分解密报告，美国生物战科学家对昆虫进行了多次实验。这些行动是美国生物武器计划下美国昆虫战的一部分。 五角大楼：如何以每次死亡0.29美元的成本杀死625,000人 美国陆军1981年的一份报告比较了两种情景 - 感染黄热病的A. Aegypti蚊子和Tularemia气溶胶袭击同时袭击一座城市，并评估其有效性在成本和伤亡方面。 
操作大痒：进行现场测试以确定热带大鼠跳蚤印鼠客虫（Xenopsylla cheopis）的覆盖模式和生存能力，用作生物战中的疾病媒介。 行动大嗡嗡声：100万只A. Aegypti蚊子被生产，1/3被放置在弹药中并从飞机上掉落或散落在地面上。蚊子在空投中幸存下来并积极寻找人体血液。 
对美国和欧洲北约国家的潜在危险评估昆虫战，美国陆军，1981年3月报告 五一行动： 在代号为五月节的美国陆军行动期间，美国格鲁吉亚的伊蚊Aegypti蚊子通过地面方法分散。 
1981年美国陆军报告的部分内容，如“ 埃及伊蚊的大规模生产”尚未解密，可能意味着该项目仍在进行中。 Aedes Aegypti ，也被称为黄热病蚊子，已被广泛用于美国的军事行动。据称同一种蚊子是登革热，基孔肯雅病毒和寨卡病毒的载体，导致新生儿遗传畸形。 贝尔韦瑟行动：美国陆军化学研究和开发司令部，生物武器分会，研究了许多人的室外蚊虫叮咬活动1960年在犹他州Dugway试验场进行现场试验。处女雌埃及伊蚊 饥饿的蚊子在露天进行了部队测试。 
供参考：室外蚊虫叮咬活动研究，项目Bellweather I，1960年，技术报告，美国陆军，Dugway试验地面 军事实验与热带蚊子和蜱虫在格鲁吉亚 这种蚊子和跳蚤（过去根据美国昆虫学战计划研究） ）也被收集在格鲁吉亚并在卢格中心进行了测试。 根据2014年DTRA项目“ 佐治亚州的病毒和其他虫媒病毒 ”，首次发现了前所未见的热带蚊子白纹伊蚊（Aedes albopictus），在缺席数十年（60年）后，出现了伊蚊（Aedes Aegypti）蚊子。在 佐治亚州西部证实。 
白纹伊蚊（Aedes Albopictus）是许多病毒病原体，黄热病病毒，登革热，基孔肯雅病毒和寨卡病毒的载体。 这些热带蚊子伊蚊（Aedes Albopictus）在格鲁吉亚从未见过，也曾在邻近的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和土耳其被发现。根据欧洲疾病预防和控制中心提供的数据，它们的传播在世界这一地区是不寻常的。 
Aedes Aegypti蚊子仅在佐治亚州，俄罗斯南部和土耳其北部分发。在卢卡中心五角大楼计划开始后，2014年首次发现了它们。 
根据另一个DTRA项目，“格鲁吉亚 Tularemia 的流行病学和生态学 ”（2013-2016），收集了6,148个地面蜱; 从牛群中收集了5,871只，捕获了1,310只蚤和731只蜱。2016年，在Lugar中心收集并研究了另外21,590个 蜱虫。 格鲁吉亚的炭疽病爆发和北约的人类试验 2007年，格鲁吉亚结束了强制性每年进行家畜炭疽疫苗接种的政策。因此，该疾病的发病率在2013年达到顶峰。同年，北约在佐治亚州卢格中心开始进行基于人类的炭疽疫苗试验。 
2007年，尽管炭疽病爆发，格鲁吉亚政府终止了7年的强制疫苗接种。2013年，北约开始对格鲁吉亚新的炭疽疫苗进行人体试验。 
五角大楼对俄罗斯炭疽病的研究 炭疽病是过去美国陆军武器化的生物制剂之一。尽管五角大楼声称其计划只是防御性的，但事实恰恰相反。2016年，在卢格中心，美国科学家开展了对苏联/俄罗斯炭疽杆菌疫苗菌株55-VNIIVViM的基因组 序列的 研究，该序列由美国国防威胁减少机构（DTRA）在第比利斯的合作生物参与计划资助，并由Metabiota（乔治亚州五角大楼项目下的美国承包商）管理。 2017年，DTRA资助了进一步的研究 -炭疽芽孢杆菌人和家畜分离物的十个基因组序列 格鲁吉亚 34人故意感染 克里米亚 - 刚果出血热（CCHF）克里米亚 - 刚果出血热（CCHF）是由蜱传病毒（Nairovirus）感染引起的。这种疾病最初于1944年在克里米亚被定性，并被命名为克里米亚出血热。后来在1969年被认为是刚果病的原因，因此导致了疾病的现在名称。2014年，有3 人因CCHF感染（包括4岁儿童）。其中三人死亡。同年，五角大楼生物学家研究了病毒格鲁吉亚DTRA项目下的 “造成登革热病毒和其他虫媒病毒在格鲁吉亚发热疾病的流行病学 ”。该项目包括对患有发热症状和收集蜱的患者进行测试，作为CCHFV的可能载体用于实验室分析。 
©NCDC-Georgia 格鲁吉亚CCHF爆发的原因尚不清楚。根据当地兽医部门的报告，来自受感染村庄的所有收集物种中只有一个被检测为该病的阳性。尽管地方当局声称该病毒是从动物传播给人类的，但所有动物血液样本也都是阴性的。由于2014年CCHF人类病例急剧增加，缺乏受感染的蜱和动物是无法解释的，这意味着爆发不是自然的，病毒是故意传播的。 2016年，根据五角大楼项目，在Lugar中心为DNA数据库收集了另外21,590个蜱虫，用于未来研究评估格鲁吉亚克里米亚 - 刚果出血热病毒（CCHFV）和汉坦病毒的血清阳性率和遗传多样性。 
CCHF的症状 军事生物实验室因阿富汗致命的CCHF暴发 事件而受到报道据报道，截至2017年12月，阿富汗共报告了237例克里米亚 - 刚果出血热（CCHF），其中41例致命。据阿富汗卫生部称，大部分病例已在首都喀布尔登记，据报告有71起案件，其中13人死亡，在伊朗边境附近的赫拉特省（67起案件）。 
阿富汗是世界上25个国家之一，五角大楼生物实验室位于其领土上。该项目在阿富汗是美国生物防御计划 - 合作生物参与计划（CBEP）的一部分，该计划由国防威胁减少机构（DTRA）资助。在格鲁吉亚的卢格中心，CH2M Hill和Battelle工作的DTRA承包商也已经与阿富汗的项目签约。CH2M Hill已获得1040万美元的合同（2013-2017）。五角大楼在阿富汗和格鲁吉亚的承包商是相同的，两国当地人口中的疾病也是如此。 为什么五角大楼收集和研究蝙蝠 蝙蝠据称是埃博拉病毒的宿主，中东呼吸综合症（MERS ）和其他致命疾病。然而，这些病毒传播给人类的确切方式目前尚不清楚。在DTRA合作生物参与计划（CBEP）下进行了大量研究，以寻找在蝙蝠中具有军事重要性的致命病原体。 
2014年，在Lugar中心对221只蝙蝠进行了安乐死以进行研究。 
蝙蝠因非洲（2014 - 2016年）致命的埃博拉疫情而受到指责。然而，没有确切的证据证明病毒是如何“跳跃”到人类身上的，这引起了对有意和非自然感染的怀疑。 工程致命病毒在美国是合法的 中东呼吸综合症冠状病毒（MERS-CoV）于2012年首次出现，被认为起源于蝙蝠并直接传播给人类和/或骆驼。然而，与埃博拉病毒一样，病毒传播的确切方式尚不清楚。 全球15个国家报告了1,980例由MERS-CoV引起的699例死亡病例（截至2017年6月）。 
每10名报告MERS的患者中有3至4人死亡。 MERS-CoV是由美国设计并由五角大楼研究的病毒之一，以及流感和SARS。确认这种做法是奥巴马2014年临时禁止政府资助这种“双重用途”研究。该 禁令 于2017年解除和实验仍在继续。增强的潜在大流行病原体（PPPs）实验在美国是合法的。 这些实验旨在增加病原体的传播性和/或毒力。 Tularemia作为生物武器 Tularemia，也被称为兔热病，被归类为生物恐怖主义剂，并且在过去由美国开发。然而，五角大楼对土拉菌病的研究以及导致这种疾病的细菌如蜱和啮齿动物的可能载体仍在继续。DTRA已经在格鲁吉亚推出了一系列关于Tularemia以及其他特别危险的病原体的项目。 特别是危险病原体（EDPs）或选择代理商是全球公共卫生的主要关注点。这些高致病性物质具有武器化的潜力，通过以下五角大楼项目可以证明其军事重要性：佐治亚州Tularemia的流行病学和生态学（2013-2016）（收集了60,000株用于菌株分离和基因组研究的载体）;格鲁吉亚人类Tularemia的流行病学 ; 和格鲁吉亚特别危险的病原体的人类疾病流行病学和监测（未分化发热和出血热/感染性休克患者的选择药物的研究）。 
F. Tularensis是一种传染性很强的细菌，具有通过气溶胶攻击武器化的潜力。 
Tularemia是美国陆军过去开发的生物武器之一。 资料来源： 1981年美国陆军报告 五角大楼生物实验室在乌克兰传播疾病 
11乌克兰和俄罗斯各地的五角大楼生物实验室。 国防部防御威胁降低机构（DTRA）已经资助了乌克兰的11个生物实验室，这些实验室也与俄罗斯接壤： 
美国军事计划是敏感信息 乌克兰无法控制自己领土上的军事生物实验室。根据2005年美国国防部与乌克兰卫生部之间的协议，乌克兰政府不得公开披露有关美国计划的敏感信息，乌克兰有义务向美国国防部转移危险病原体进行生物研究。根据协议项目，五角大楼获准获得乌克兰的某些国家机密： 
为何要给生物战科学家外交豁免权？ 在美国和乌克兰之间的双边协议中，乌克兰科学技术中心（STCU）是一个国际组织，主要由美国政府资助，并获得外交地位。该STCU正式支持此前参与苏联生物武器计划的科学家的项目。在过去的20年里，STCU已经投入了超过2.85 亿美元的资金，并管理了大约1,850个曾经致力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研发的科学家项目。 
乌克兰的美国人员在外交掩护下工作。 364名乌克兰人死于猪流感 五角大楼的一个实验室位于哈尔科夫，2016年1月，至少有20名乌克兰士兵在短短两天内死于流感样病毒，另有200名士兵住院治疗。乌克兰政府没有报道哈尔科夫死去的乌克兰士兵。截至2016年3月，乌克兰共报告了364例死亡病例（81.3%由猪流感A（H1N1）pdm09引起 - 与2009年引起世界大流行的病毒相同）。 
根据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DPR）的情报信息，美国哈尔科夫的生物实验室泄露了致命的病毒。 警方调查 无法治愈疾病的感染去年晚些时候，一种高度可疑的甲型肝炎感染在短短几个月内迅速蔓延到乌克兰东南部，那里是五角大楼大部分生物实体所在地。 
截至2018年1月，乌克兰城市Mykolaiv 已有37人因甲型肝炎住院治疗。当地警方已开展调查“ 感染人体免疫机能丧失病毒和其他无法治愈的疾病”。三年前，同一城市的100多人感染了霍乱。据称这两种疾病都是通过受污染的饮用水传播的。 2017年夏天，60名甲型肝炎患者在扎波罗热市入院治疗。爆发的原因尚不清楚。 在敖德萨地区，2017年6月，来自孤儿院的19名儿童因甲型肝炎住院治疗。 2017年11月在哈尔科夫报告了29例甲型肝炎病毒。该病毒是在受污染的饮用水中分离出来的。其中一个位于哈尔科夫的五角大楼生物实验室被指责为一年前致命的流感爆发，造成364名乌克兰人丧生。 乌克兰和俄罗斯 遭受新的高度毒性霍乱感染 2011年乌克兰遭遇霍乱疫情。据报道，33名患者因严重腹泻住院。2014年爆发了第二次疫情，据报道乌克兰全国有800多人感染了这种疾病。2015年，仅在Mykolaiv市就登记了至少100个新病例。 
霍乱弧菌霍乱弧菌的一种新的高毒力变种，与乌克兰报道的菌株具有高度遗传相似性，于2014年袭击了莫斯科。根据2014年俄罗斯研究抗斑病研究所遗传研究，莫斯科分离的霍乱菌株相似引起邻国乌克兰流行病的细菌。 南方研究所是在乌克兰生物实验室工作的美国承包商之一，其项目涉及霍乱，以及流感和寨卡 - 所有对五角大楼具有军事重要性的病原体。 与南方研究所一起，另外两家美国私营公司在乌克兰经营军事生物实验室--Black&Veatch和Metabiota。 
Black&Veatch Special Project Corp.获得了1.98亿美元的DTRA合同，用于在乌克兰建立和运营生物实验室（2008年和2012年的两个5年合同总计1.285亿美元），以及德国，阿塞拜疆，喀麦隆，泰国，埃塞俄比亚，越南和亚美尼亚。 根据格鲁吉亚和乌克兰的计划， Metabiota已获得1840万美元的联邦合同。这家美国公司还签约在西非埃博拉危机之前和期间为DTRA工作，其中包括310万美元（2012-2015）在塞拉利昂的工作。 南方研究所一直是乌克兰DTRA项目下的主要分包商 自2008年以来，该公司还是五角大楼的主要承包商，根据美国生物武器计划研究和开发生物制剂，在1951年至1962年期间签订了16份合同。 
资料来源：美国陆军在美国的活动，生物战计划，第一卷。II，1977，p。82 苏联叛徒为五角大楼制造了炭疽病 
炭疽杆菌，放大超过12,000次 南方研究所也是五角大楼 2001年炭疽研究项目的分包商。主要承包商是Advanced Biosystems，当时的负责人是Ken Alibek（1992年叛逃到美国的哈萨克斯坦前苏联微生物学家和生物战专家） 。 
Ken Alibek是Biopreparat的第一副主任，负责监督生物武器设施项目，是苏联炭疽的主要专家。在他叛逃到美国后，他参与了五角大楼的研究项目。 25,000美元用于游说杰夫塞申斯为“美国情报研究” 南方研究所游说美国 国会和美国国务院为“ 与美国情报研究和开发有关的问题 ”和“ 与国防有关的研究与开发 ”进行游说。游说活动恰逢五角大楼在乌克兰和其他前苏联国家开展生物实验室项目。 当时该公司获得了许多联邦合同，该公司支付了25万美元用于游说当时的参议员杰夫塞申斯在2008-2009（目前由唐纳德特朗普任命的美国司法部长）。 
美国司法部长杰夫塞申斯，美国阿拉巴马州参议员（1997-2017） 
沃森唐纳德 在10年期间（2006-2016），南方研究所支付了128万美元用于游说美国参议院，众议院，国务院和国防部（DoD）。参议员杰夫塞申斯在国会山的助手，沃森唐纳德，现在是南方研究所的高级主任。 警方调查乌克兰肉毒杆菌毒素中毒事件 2016年乌克兰报告了12例死亡的肉毒中毒病例。 
2017年，乌克兰卫生部确认了另外90例新病例，其中8例死于肉毒杆菌毒素中毒（已知的毒性最大的生物物质之一）。据当地卫生部门称，疫情爆发的原因是食物中毒，警方对此进行了调查。 乌政府在2014年停止供货，抗毒素和股票没有肉毒杆菌疫苗在2016 - 2017年爆发期间可用。 中毒是由肉毒梭菌（Clostridium botulinum） 产生的毒素引起的一种罕见且极其危险的疾病。 1克毒素可以杀死多达100万人 
肉毒杆菌神经毒素具有极大的生物武器威胁，因为它具有极强的效力，易于生产和运输。如果不立即治疗，它会导致肌肉瘫痪，呼吸衰竭并最终死亡。一克结晶毒素，均匀分散和吸入可以杀死超过一百万人。它可以通过气溶胶或水和/或食物供应的污染传播。 五角大楼生产活病毒，细菌和毒素 肉毒毒素过去曾被美国军队以及炭疽，布鲁氏菌和土拉菌病作为生物武器进行测试。尽管美国生物武器计划于1969年正式终止，但文件显示军事实验从未结束。目前，五角大楼在与过去相同的军事设施中生产和测试现场生物制剂 - Dugway Proving Ground。 现场测试 
2012年 能力报告，西部沙漠测试中心 过去的现场测试 
资料来源： 1977年美国陆军报告，p。135 美国 生物武器工厂 美国陆军在位于Dugway试验场（犹他州西部沙漠试验中心）的特殊军事设施中生产和测试生物制剂，2012年美国陆军报告证实了这一点。该设施由陆军测试和评估司令部监督。 Dugway Proving Ground的生命科学部（LSD）负责生物制剂的生产。根据陆军报告，该部门的科学家在Lothar Saloman生命科学测试设施（LSTF）生产和测试雾化生物制剂。 
Dugway试验场 
生物制剂由美国陆军在Dugway Proving Ground，犹他州，美国生产 资料来源： 2012年能力报告，西部沙漠测试中心 生命科学部门由气溶胶技术部门和微生物学部门组成。气溶胶技术处雾化生物制剂和模拟物。微生物学分支产生毒素，细菌，病毒和类似试剂的生物，用于室内和田间试验。 
©Dugway Proving Ground 大型1500升发酵罐。 
©Dugway试验场 后期制作实验室干燥和研磨试验材料。 在生产生物制剂后，科学家们在安全壳气溶胶室对其进行挑战。 
©Dugway Proving Ground Technicians传播活的生物制剂以进行识别灵敏度测试。 
©Dugway试验场 
©Dugway试验场 使用肉毒杆菌神经毒素和炭疽病毒 文件的气溶胶实验证明，美国陆军生产，拥有和测试世界上最致命毒素的气溶胶 - 肉毒杆菌神经毒素。2014年，陆军部从Metabiologics购买了100毫克肉毒杆菌毒素，用于在Dugway试验场进行试验。 这些实验可以追溯到2007年，当时同一家公司 - 代谢组学公司为军队采购了一种未指明数量的毒素。根据 2012年西部沙漠测试中心报告，军事设施使用肉毒杆菌神经毒素气雾剂，雾化炭疽病毒，鼠疫耶尔森氏菌和委内瑞拉马脑炎病毒（VEE）进行检测。 
资料来源： 2012年能力报告，西沙漠测试中心 Dugway试验场室外现场测试项目 美国陆军文件和照片显示，五角大楼已经开发了各种传播方法，用于生物恐怖袭击，包括通过爆炸物。 
资料来源： 2012年西部沙漠测试中心能力报告 
©Dugway试验场 污染物的传播用于生物/化学测试。 
©Dugway试验场 
©Dugway试验地面 液体传播。 
©Dugway试验 粉末传播。 
©Dugway试验 地面上的试验 地面传播。 美国陆军报告列出了许多传播技术，包括通过生物气溶胶喷雾器。这种称为Micronair传播机的喷雾器已经由美国陆军开发并在Dugway试验场进行了测试。根据这些文件，它们可以安装在车上，或作为带有泵系统的背包佩戴，可以安装在装置上以提高释放的准确性。Micronair喷雾器每分钟可从12升水箱中释放50至500 mL生物液体模拟物。 
©Dugway Proving Grounds 气溶胶喷雾器。 美国从萨达姆侯赛因的生物武器工厂偷走了细菌 苏云金芽孢杆菌是一种广泛用作生物农药的昆虫病原体。B. thuringiensis（BT）Al Hakam于2003年由美国领导的联合国特别委员会在伊拉克收集。它以伊拉克的生物武器生产设施Al Hakam命名。除了五角大楼的田间试验外，这种细菌还在美国用于生产转基因玉米，这种玉米能够抵抗害虫。美国中央情报局发布的照片证明，这些细菌是美国在伊拉克收集的。据美国中央情报局称，含有生物农药的小瓶是从Al Hakam科学家的家中回收的。 CIA：共有97个小瓶 - 包括那些标有Al Hakam单层细胞蛋白和生物杀虫剂故事标签的标签 - 以及可用于生产BW剂的菌株，于2003年从科学家在伊拉克的住所回收。 
©CIA 
苏云金芽孢杆菌 来自美国联邦合同登记处的信息表明，五角大楼使用萨达姆侯赛因在伊拉克的生物武器工厂偷来的细菌进行了测试。 
©govtribe.com 国防威胁减少机构（DTRA）联邦项目，用于实验室分析和细菌现场测试。 测试在Kirtland空军基地进行（Kirtland是空军装备司令部核武器中心的所在地）。这里正在测试武器，这意味着生物模拟物（细菌）的现场测试也属于这一类。 该项目的DTRA承包商 - Lovelace生物医学和环境研究所（LBERI） - 经营动物生物安全3级（ABSL-3）实验室，该实验室具有选择代理状态。该设施旨在进行生物气溶胶研究。该公司已在Kirtland空军基地获得了一项为期5年的生物模拟物现场测试合同。 
©Dugway试验场 Kirtland空军基地。 
©Dugway试验场 一些试验是在风洞中进行的。 生物模拟物（细菌）的现场测试 五角大楼目前所做的正是它过去的做法，这意味着它的生物武器计划从未被终止。美国陆军用这种生物模拟物进行了27次现场试验，涉及1949年至1968年的公共领域，当时尼克松总统正式宣布计划结束。 
资料来源： 美国陆军在美国的活动，生物战计划，第一卷。II，1977，p。125-126 车臣实地测试 美国国防威胁减少机构（DTRA）负责在格鲁吉亚卢格中心运行美国军事计划，据称该机构已经在俄罗斯车臣进行了一项未知物质的现场测试。2017年春天，当地居民报告了一架无人机在格鲁吉亚附近的俄罗斯边境附近传播白色粉末。格鲁吉亚边防警察以及在格鲁吉亚 - 俄罗斯边境开展活动的美国人员都没有评论这一信息。 美国在俄罗斯 - 格鲁吉亚边境的军事项目达920万美元 DTRA可以完全进入俄罗斯 - 格鲁吉亚边境，根据一项名为'的军事计划授予佐治亚州陆地边境安全项目'。与该项目有关的活动已外包给一家私人美国公司 - 帕森斯政府服务国际公司。DTRA此前已与帕森斯签订了在黎巴嫩，约旦，利比亚和叙利亚的类似边境安全项目的合同。根据五角大楼在俄罗斯 - 格鲁吉亚边境的边境安全项目，帕森斯获得了920万美元的合同。 
2017年，车臣当地居民在格鲁吉亚附近的俄罗斯边境附近发现了一架无人机喷雾器。 美国国防部测试转基因昆虫传播转基因病毒 五角大楼已投入至少6500万美元进行基因编辑。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已经授予 7个研究小组，使用新型 CRISPR-Cas9技术开发 DARPA安全基因计划下的昆虫，啮齿动物和细菌基因组工程工具。 
根据另一项军事计划 - 昆虫盟军 - 转基因昆虫被设计用于将修饰基因转移到植物中。在$ 10.3万 DARPA项目包括昆虫和他们发送病毒基因都编辑。生态位置偏好工程是昆虫基因工程的第三个正在进行的军事计划。五角大楼的目标是设计转基因生物，使它们能抵抗某些温度，改变其栖息地和食物来源。 
©fbo.gov 人类 基因工程 除了在昆虫和它们传播的病毒中进行基因编辑外，五角大楼也想要为人类工程。 
DARPA 用于哺乳动物基因组工程的高级工具项目旨在在人体内部创建一个生物平台，利用它来传递新的遗传信息，从而在DNA水平上改变人类。 DARPA希望在人体细胞中插入另外的第 47条人工染色体。这条染色体将提供用于工程人体的新基因。SynPloid Biotek的有限责任公司已获得节目共计$ 1.1万的两份合约（2015- 2016年- 100,600 $用于研究的第一阶段; 2015 - 2017 - 999300 $用于没有在联邦合同注册表中指定的工作）。该公司只有两名员工，之前没有生物研究记录。 合成病毒的最高机密研究 2008年至2014年间，美国在合成生物学研究方面投入了大约 8.2亿美元，国防作为主要贡献者。合成生物学的大部分军事项目都被分类，其中包括美国军事顾问秘密JASON小组的一些分类研究 - 例如五角大楼的新兴病毒和基因组编辑，以及国家反恐中心的合成病毒。 JASON是一个独立的科学咨询集团，为国防，科学和技术领域的美国政府提供咨询服务。它成立于1960年，其大部分JASON报告都是分类的。出于管理目的，JASON的项目由MITRE公司运营，该公司与国防部，CIA和FBI签订了合同。自2014年以来，MITER 与国防部签订了约2740万美元的合同。 虽然JASON报告被分类，但美国空军的另一项题为“ 生物技术：基因工程病原体”的研究揭示了JASON小组研究的内容 -5组基因工程病原体，可用作生物武器。这些是二元生物武器（两种病毒的致命组合），宿主交换疾病（动物病毒'向人类'跳跃，如埃博拉病毒），隐形病毒和设计师疾病。 设计师疾病可以针对特定种族群体进行设计，这意味着它们可以用作种族生物武器。 种族生物武器 生物武器种族生物武器（生物武器）是一种理论武器，旨在主要伤害特定种族或基因型的人。 虽然官方对种族生物武器的研究和开发从未得到公开证实，文件显示，美国从某些民族 - 俄罗斯人和中国人那里收集生物材料。 美国空军一直在专门收集俄罗斯的RNA和滑膜组织样本，引起了莫斯科对美国秘密种族生物武器计划的担忧。 
©fbo.gov 除俄罗斯外，美国一直在收集 中国健康和癌症患者的生物材料 。国家癌症研究所从中国临县，郑州和成都的300名受试者中收集了生物样本。另一项名为“中国食管鳞状细胞癌血清代谢生物标志物发现研究”的联邦项目包括对从中国患者收集的349份血清样本进行分析。 
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一直在收集北京中国肿瘤医院患者的生物材料。 中国的生物材料是在一系列联邦项目下收集的，包括唾液和癌症组织。其中，来自淋巴瘤病例和对照（健康患者）的基因分型DNA样本，来自乳腺癌患者的乳腺癌组织块，具有3个或更多个UGI癌症的50个家庭的唾液样本，来自癌症的DNA样品的基因型50个SNP'S医院，北京，基因型来自3000例胃癌和3000名对照（健康患者）在北京。 五角大楼如何帮助烟草公司从埃博拉中获利 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已投资来自烟草植物的1亿美元疫苗生产。 参与该项目的公司归美国最大的烟草公司Mediacago所有。由Philip Morris和Kentucky BioProcessing共同拥有Reynolds American的子公司，该公司由British American Tobacco拥有。目前，他们正在从烟草植物中生产流感和埃博拉疫苗。 这项价值1亿美元的蓝色天使计划于2009年作为对H1N1流感大流行的回应而启动.Picarago在一个月内获得2100万美元用于生产10,000万剂流感疫苗。 Blue Angel项目经理John Julias博士解释说：“虽然有多种植物物种和其他生物被探索作为替代蛋白质生产平台，但美国政府继续对烟草制造业进行投资。“ 
©DARPA 基于植物的疫苗生产方法通过分离引发针对靶病毒的人免疫应答的特定抗原蛋白起作用。来自蛋白质的基因被转移到细菌中，细菌用于感染植物。然后植物开始产生将用于疫苗接种的蛋白质。 目前尚不清楚为什么五角大楼选择投资从烟草植物生产的疫苗，以及他们探索的所有其他植物物种。由菲利普莫里斯共同拥有的Medicago 支付了49.5万美元，用于游说国防部，国会和卫生与人类服务部“ 为推动技术支持公共卫生准备应用提供资金 ” 。“五角大楼资助烟草公司开发新技术并从疫苗中获利。 生物实验是战争罪行 ”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ICC）第8条将生物实验定义为战争罪行。但是，美国不是国家条约的缔约国，不能对其战争罪负责。 评论：尼克松在1969 年结束了美国深度国家的疯狂科学生物武器计划。 许多年前，我们注意到以色列也有类似的迷恋，发现会摧毁阿拉伯人的东西，让中东地区的唯一幸存者离开。 五角大楼的生物武器弗兰肯斯坦研究不仅像北约一样生机勃勃，而且自苏联解体以来已经转移，扩散到非洲，中东和俄罗斯的家门口。 普京总统指出，去年10月美国生物研究的重点是“俄罗斯人/高加索人”，并向俄罗斯人权理事会发表讲话说： 【“[...]您是否知道全国各地，不同种族群体和生活在俄罗斯联邦不同地区的人们正在收集生物材料？问题是 - 为什么要这样做？这是有目的的而且我们是一个很有兴趣的对象。“】 联邦委员会国防和安全委员会第一副主席Franz Klintsevich继续在他的Facebook页面上添加这个： 【“我并不是说它是关于准备对俄罗斯的生物战争。但毫无疑问，它的情景正在进行中。也就是说，如果需要的话。”】 目前，它可能仍然比事实更具科幻性，但在某些美国人的思想中，种族特定武器的概念显然是最重要的。 如果他们释放某种表面上只针对“俄罗斯人”的生物武器大流行，他们认为会发生什么？ 对他们来说显然还没有明白，大多数高加索人都是混合血统/基因型。 任何此类“针对特定国家/地区的生物武器” 都会给全世界人民带来无法预计的伤害。 
战争很残忍，生物武器更是无比邪恶，希望多一点人知道美军一直悄悄在做的这些事，希望核生化武器这个潘多拉魔盒永远不要被打开 【本文原载微信公众号“支点军事”】
【鱼论】美国为什么阻挠实施《神武武器公约》？
马钟成：美国阻挠《生物武器公约》的实施意在发动基因战争
时间：2020-01-22 21:26 • 来源： 察网 • 作者： 马钟成
【核心提示】美国竭力推动《核不扩散条约》、《化学武器公约》的普及、实施和核查，利用所谓国际法律阻止其他国家研发核武器及化学武器。而对生物武器尤其是基因武器来说，美国的研发正方兴未艾，而其他国家的研发则大多还未起步，类似中国、俄罗斯等大国，则根本没有对基因武器的投入。对于基地组织等所谓的恐怖势力来说，虽然他们有这个意图，但是却没有相关的科技实力，国际法对他们来说根本又是一纸空文，没有任何作用。因此，美国极力阻挠《生物武器公约》的普及、实施和核查。因为《生物武器公约》的实施和核查，仅仅意味着对美国这世界上唯一的基因武器强国的约束。美国显然已经将基因武器，定位成消灭第三世界的主战武器。 【本文2018年10月26日首发于察网】
本文主体部分完成于2013年1月，基本能够揭露美国生物武器和基因武器的来龙去脉，揭示美国如何让《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成了残废无效公约的，从而可明显地看出美国的确在研发基因武器、准备基因战争。在美国特朗普极右翼准法西斯主义政权全面反共反华的今天，不仅仅是贸易战，金融战、粮食战乃至基因战，都很可能是其选项。 1、从查韦斯中招谈起——基因武器的斩首行动毛泽东生前，通过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将美国搞得焦头烂额，美国的帝国主义统治秩序差一点崩溃，在70年代，美国学术界流行的是美国走向相对衰落的观点。毛泽东去世后，美国的战略家们考虑的一大问题就是，如果世界上再出现毛泽东式的人物怎么办？ 假如说在1976年之前，美国对毛泽东式的强大对手毫无办法，只好乖乖地求和的话，在基因武器日益发达的今天，美国完全可以在不知不觉中终结其生命。 2012年11月美国《大西洋月刊》披露，近年来，随着DNA基因组设计技术的突飞猛进，美国很容易制造出能把为某国首脑特别打造的DNA病毒，这是最新型的杀人于无形的恐怖武器。 相关专家设想了以下使用DNA病毒进行的“斩首”行动： 【某年12月，一名大学教授在家里收到了一个包裹，包裹里是他网购的药丸，这种治头疼的药丸他常吃。吞下一粒药丸后，教授感到不适，出现轻微发烧、打喷嚏等症状。这些都是典型的染上流感的症状，所以这名教授并不在意，他继续去校园授课。他并不知道，他之前收到的药丸，已经被美国特工加入了特别调制的DNA病毒。来到校园后，这名教授体内所携带的几十亿个病毒，会随着他打喷嚏传染给其他人，最终校园里大批员工和师生都得了“流感”，不过在流感多发的12月，没人对此怀疑。 美国特工的最终目标终于出现：某国总统来到这所大学演讲，他手下的特工对校园进行了严密检查。演讲顺利结束，可不久后，这名总统就感觉头疼，随后记忆力逐渐减退，最终一命呜呼。原来，美国特工所使用的病毒，是根据这名总统的DNA特别制作的：其他人染上这种病毒，只会出现轻微的流感症状，不会死亡，而一旦总统本人染上这种病毒，他体内的细胞就好比是触发致命病毒的“机关”，病毒会“认出”总统的细胞，发生突变，从而大量破坏总统的脑神经系统，最终令其死亡。事后法医在进行尸检时，也很难查出总统死亡的真正原因，会以为他可能死于“遗传疾病”。】 《大西洋月刊》表示，以上就是DNA基因病毒的强大和特殊之处：可以只让目标一个人死，其他感染者却安然无恙，因为这种病毒的致命成分只能由目标本人的细胞触发。使用DNA病毒进行暗杀，隐秘性极高，成本低，达到的效果却不亚于特种暗杀小组或无人机突袭。但使用DNA病毒进行斩首有一个前提--特工或特种兵必须事先获取暗杀目标的活体细胞，获悉其DNA信息，从而让科学家根据相应信息，制造专为目标设计的DNA病毒。 2011年8月28日，身患癌症的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曾发表了如下讲话：两年多来数位拉美总统先后患上癌症，可能是因为美国掌握了一种传播癌症的技术。查韦斯发表讲话前一天，阿根廷确认总统克里斯蒂娜患上癌症，成为继巴拉圭总统卢戈、查韦斯、巴西现总统罗塞夫、巴西前总统卢拉之后的第五人，查韦斯称“这非常、非常、非常奇怪”，“用概率法则解释不通”，尤其是患病的都是不顺从美国的左翼领导人。查韦斯还告诫玻利维亚总统莫拉莱斯、厄瓜多尔总统科亚“一定小心”。 查韦斯称，邻国领导人纷纷被确诊癌症，事情似乎不可思议，他说多年前古巴领导人菲德尔·卡斯特罗就提醒他小心美国： 【“菲德尔常对我说，"查韦斯，要当心。这些人研制出了技术。你又粗心大意。当心自己的饮食……用一个小针头给你注射我都不知道是什么的玩意儿"。”】 由于美国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就在殚精竭虑地策划谋杀卡斯特罗，因此老卡对自己的饮食和DNA信息保护的十分严格。而粗心大意的拉美左翼新兴领袖查韦斯的DNA信息，恐怕早就被美国窃取了。按照美国专家所设计的用DNA病毒进行的“斩首”行动，查韦斯很容易中招。 生物战争的恐怖时代已经来临。中国人民要当心了。中国的领导人和那些反美的关键人物，更要当心了。由于美国强大的种族主义传统，基因武器掌握在这个国家手中，是整个世界的灾难。 2、美国的种族主义优生学计划——种族主义势力的第一波大规模试验从历史上看，英美系的盎格鲁·萨克逊人最早发展出完整的种族主义理论、社会达尔文主义及其科学表现形式——优生学。如果不是苏联及共产主义运动高峰的到来，20世纪将必定成为英美盎格鲁·萨克逊人对其他种族，尤其是黑种人和黄种人进行种族灭绝的世纪。是共产主义苏联及中国的先后崛起，打乱了盎格鲁·萨克逊人的这一世纪性计划。 在资本主义对外扩张进程中，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被盎格鲁·萨克逊人所利用，他们创造了社会达尔文主义，强者优等、弱者劣等、优胜劣汰成为大英帝国及后来的美利坚帝国对外扩张的核心信念。达尔文本人是否秉持社会达尔文主义，这一点尚未有定论，但其表弟弗朗西斯·高尔顿于19世纪末所开创的“优生学”曾在20世纪初流行于欧美，其核心理念是认为人的智力、才能、道德、气质都是靠先天遗传而来，因此优秀种族永远优秀，劣等种族永远劣等，优秀种族担负人类进化使命。主导英美国家的盎格鲁·萨克逊人最先将这种观念发扬光大并落实到现实政策中，而那些后起国家和民族也纷纷借助这种理念来与盎格鲁·萨克逊人争夺欧洲乃至世界霸权。 20世纪20至30年代，优生学风靡欧美，许多遗传学家和政治人物都信奉“优生学”。欧美的上流社会，尤其是那些世袭的垄断财团们认为，血缘和遗传、人种和民族是经济、社会或文化最重要的决定因素。20世纪初的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曾公开地说： 【“我们不应该让那些劣等血统在这个世界上存留。文明社会的一个重大社会问题，就是确保优等血统人口不断增加，劣等血统人口不断减少……我非常希望能禁止劣等血统人中的生育……禁止低能人留下后代。”】 在几乎整个二三十年代，英美系的盎格鲁·萨克逊人与意大利及德国的纳粹党一直保持着密切关系。世代统治英国、美国的盎格鲁·萨克逊人垄断财团和希特勒一样，都是典型的种族主义者。美国于19世纪末建立的冷泉港实验室是后来分子生物学、优生学的大本营，也是今日基因科学的发源地。其早期创始人兼主任是美国遗传学家达文波特，此人与摩根财团、洛克菲勒财团、卡内基财团等各大财团都保持着密切关系。 达文波特深地受优生学、种族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想的影响，他认为自己的主要使命，便是保护美国纯正盎格鲁·萨克逊人的种族纯洁，使其不受来自于黑人、波兰人和意大利人的遗传污染。在美国洛克菲勒财团的鼎力支持下，达文波特的密友、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欧文·费雪（新自由主义大师弗里德曼的祖师）等人于1922年便组织了美国优生学会并任主席，将弗朗西斯·高尔顿所开创的种族主义优生学发扬光大。作为后来凯恩斯主义的一个重要对手，欧文·费雪是今日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鼻祖，今天许多标准的新古典理论，在起源、风格精神和本质方面都是费雪式的，他的货币理论和价格理论是许多现代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基础。欧文·费雪同时又是美国种族主义优生学的鼓吹者者。很显然的是，美国垄断财团在全世界鼓动一切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让美国垄断资本控制世界经济，其根本目的是为了完成其种族主义的使命。 达文波特另一个德国密友欧根·菲舍尔是德国最优秀的享有世界声誉的人类遗传学家，他是德国人类遗传学与优生学研究所所长。菲舍尔等人创作的专业性手册《人类遗传学和种族卫生学》在二十年代的德国非常流行，1923年希特勒在慕尼黑发动啤酒馆暴动并因此被捕入狱，希特勒在坐牢期间曾十分认真地研读这本手册，并从中汲取了充分的营养后，口述完成了《我的奋斗》，发展出了十分典型的种族主义思想。菲舍尔的著作可以说是希特勒的科学圣经，而这本书的主要思想，正是由洛克菲勒财团资助的冷泉港实验室的优生学项目所奠定的。纳粹政权刚刚建立，菲舍尔就积极为第三帝国服务，菲舍尔为希特勒的帝国内务部起草了一份专门报告，其要点是未来种族政策措施的效率取决于它们是否建立在科学（那些由菲舍尔们掌握的）之上。 到1935年，菲舍尔及其研究所已经开始正式为纳粹政权服务，其服务内容有：(1)为政府建立种族鉴定机构，战争爆发后为军队进行种族鉴定；(2)为未来的专业医务人员和党卫队军官讲授“种族和遗传治疗”；(3)加入纳粹的遗传健康委员会。菲舍尔及其人类遗传学与优生学研究所对纳粹第三帝国最大的贡献，就是用他们的“科学之剑”为纳粹的外交政策服务，给整个纳粹种族计划披上合法性和科学性的外衣。欧根·菲舍尔的接班人奥特马•冯•弗许尔男爵让自己的助手到奥斯威辛集中营去当医生，这个人就是著名的德国纳粹党卫队军官和奥斯威辛集中营的帝国“医师”，人称“死亡天使”的约瑟夫·门格勒。此人执掌集中营生杀大权，他尽可能“消灭”不能劳动的人，并用活人进行“改良人种”试验、病毒和细菌实验，先后有约四十万人惨死在他手下。 美国著名学者恩道尔指出，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是纳粹德国优生学研究的最大出资人。希特勒上台后，洛克菲勒基金会毫不掩饰地公开资助纳粹医生的研究，直到1939年迫于政治压力才停止了资助。纳粹“死亡天使”约瑟夫·门格勒博士就曾参与了这项计划，可以说希特勒的优生学实际上是通过洛克菲勒基金会提供的资金在“美国制造”的。正是由于约瑟夫·门格勒与美国权贵家族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密切关系，或者说由于他掌握洛克菲勒等美国财团资助纳粹的直接证据，使得这位“纳粹死亡天使”在二战后能够摆脱惩罚。 二战后，约瑟夫·门格勒成为全球重点通缉的纳粹战犯，但是他却顺利逃离德国，用假的身份在阿根廷定居了下来。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高官华费尔·埃坦曾指出，他和其他摩萨德特工于1960年便知道了约瑟夫·门格勒及其妻子在阿根廷的确切住址，摩萨德至少有两次机会将其杀死，但是摩萨德没有下手。其实根据美国司法部的一份报告，约瑟夫·门格勒一直在美国“特殊调查办公室”(OSI)的监控之中，他一直在南美洲如阿根廷、巴拉圭、巴西等国家间移动。美国和以色列之所以放过这位“死亡天使”，显然是不希望相关内幕的曝光。 当今日全世界的媒体都在大肆宣扬希特勒种族灭绝计划的邪恶时，很少人直到，希特勒是英美统治阶级一手制造出来的，在20世纪20、30年代，英美垄断财团的种族主义和希特勒的种族主义是完全一致的，或者说希特勒的种族主义是从英美垄断财团那里学来的。俄国十月革命后，英美垄断财团一时间惊慌失措，不知如何将其消灭，最后选择了扶持纳粹主义来冲击共产主义。假如希特勒掌握德国政权后，按照英美的旨意，将苏联当做最大敌人，希特勒能屈从于盎格鲁-撒克逊人的领导，那么希特勒将会在历史上是正面形象，其罪恶将被掩盖，其镇压共产主义运动的功绩将被颂扬，而“国会纵火案”的真相将和“肯尼迪遇刺案”一样被遮蔽在黑暗之中。当然，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将遭受挫折，以色列国将不会出现，替代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组织成为英美帝国重要打手的，将是希特勒的纳粹党。然而，希特勒被自己膨胀的力量冲昏了头脑，最终彻底失败，纳粹主义也首先烟消云散，而“优生学”也一度因为纳粹的恶名而变得声名狼藉。而洛克菲勒财团所资助和掌控的那些生物科学家们，不得不改头换面地提出了“遗传学”、“分子生物学”等名号以继续完成其种族使命。 3、希特勒仅仅是英美的小学生假如不是因为希特勒和英美之间的内斗，与希特勒种族灭绝计划类似的方案，早已在美国大规模实施。早在1907年，美国印第安纳州就通过了美国第一部绝育法，规定政府有权对州专家委员会鉴定的劣质人口实施强制性绝育手术，到20世纪20年代，这项计划风靡全美，美国已有24个州制定了绝育法。1933年，希特勒刚一上台，便立即效法美国，制定了《遗传病子孙防止法》，对所谓劣质人口采取绝育断种措施。美国政府推行的绝育运动从1907年开始，一直到1963年因广受谴责才彻底结束，有33个州立法推行优生运动，有6.5万美国人被强制绝育，其中很大一部分在二三十年代被绝育，如果不是希特勒的战败使优生学和绝育法声名狼藉，这个数字将更大。在6万多被美国政府强制绝育的人中，绝大部分是底层极端贫困人口和黑人等有色人种。美国当时的道格拉斯大法官曾这样指责美国绝育法的不公平性： 【“一个三次偷鸡的窃贼要被绝育，一个三次侵占公款的人却不会。说这两种罪犯的犯罪特性遗传在法律上存在整齐的界限，但我们丝毫看不出这种推论有任何依据。”】 在二战前后，在“优生学”、“生物学”、“生物国防”的幌子下，英国、德国、美国乃至日本都投入巨资进行第一代“生物武器”—人工培养的病毒和细菌武器的研发，而苏联也不甘落后。第一代生物武器被假设在战争爆发时使用，以造成传统武器所不能达到的大规模杀伤力。在第一代生物武器中，采用的细菌类战剂主要有鼠疫杆菌、霍乱弧菌、炭疽杆菌等，病毒类战剂主要有天花病毒、黄热病毒、委内瑞拉马脑炎病毒、森林脑炎病毒、裂谷热病毒、登革病毒、拉沙病毒等。德国在一战中便曾使用化学武器，二战爆发前，德国已经研制出成熟的化学武器，然而英国同样具有化学战的能力，这使纳粹一直没有在战争中使用化学武器。在二战进行中，英国、德国、日本、美国、苏联等都研制出了第一代生物武器，同核武器一样，所有拥有生化武器的国家都没有遭受到敌人的生化武器攻击。由于中国没有生化武器，中国军民先是在抗日战争中遭受日本，后来在朝鲜战争中又遭受美国生化武器的攻击。由于第一代生物武器定向性较差，既可以对敌方也可以对己方造成大规模危害，因此二战前后，第一代生物武器并没有得到普遍应用。 应该指出，英美系的盎格鲁·萨克逊人，是人类历史上首先大规模使用生物武器的种族。正是借助天花病毒——这一原始的生物武器的帮助，英美系的盎格鲁·萨克逊人才成功地对北美印第安人进行了种族灭绝。 1763 年，英国驻北美总司令杰弗里-阿姆赫斯特下命令设法把天花病毒引入那些印第安部落中去， 【“尝试一切办法根除这个该死的种族”。】 正在同英军作战的两位印第安部落首领突然收到了英军表示“和解”、“友好”的“礼物”——毯子和手帕，善良的印第安人将礼物欣然收下，断然没想到这里面沾满了导致其种族灭绝的天花病毒。其实，英军总司令杰弗里-阿姆赫斯特不过是在执行伟大的英国国王陛下的命令而已。美国著名学者房龙在《美国史事》中指出，英国国王曾传旨给阿姆赫斯特： 【“给那帮印第安人送去一些天花患者用过的毯子，让他们传染上瘟疫。你要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手段去根除那个令人讨厌的人种。如果你那个用猎犬追杀他们的方法能够奏效的话，我会备感欣慰。”】 事实上，在二战前，大英帝国是最早研制生物武器的国家，而美国的洛克菲勒基金会一直在资助相关科学家进行相关研究，二战爆发后美国政府正式和英国合作进行生物武器的研发，至1942年，双方研制出了几万枚炭疽杆菌武器，是仅次于原子弹的最大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原子弹一样，生物武器战争一旦大规模爆发，不仅上亿人口将遭受灭绝，生物武器的毒性至少可绵延上百年。 4、美国是德国纳粹和日本“731部队”的集大成者纳粹德国生物武器的头号专家是埃里希·特劳布，他是纳粹细菌战实验室的主管，二战初期他是德国的陆军上尉，直接为希特勒的副手、盖世太保头子希姆莱进行活体细菌培育工作，同时他也是他还是国家社会主义运输团的成员，这是一个直接由希特勒建立的非常有势力的军事组织，仅次于纳粹冲锋队和纳粹党卫军。然而，这位纳粹头号生物战专家，却和“死亡天使”约瑟夫·门格勒有近乎完全相似的背景。 二战之前，作为德裔美国人，埃里希·特劳布一直在美国新泽西州普林斯顿的洛克菲勒研究所工作。在洛克菲勒研究所，埃里希·特劳布在美国专家的领导下进行病毒和细菌的研究。当时，英美和希特勒的关系正处于蜜月期，英美垄断资本一手将希特勒扶植了起来。在美国本土，在美国垄断资本的资助下，纳粹的活动也十分猖獗。20世纪30年代特劳布加入了一个名为“西格弗里德”的德籍美国人俱乐部。这个俱乐部是美国纳粹运动的指挥部，在纽约地区，大约有4000多人来这里参加纳粹活动。二战爆发之前，埃里希·特劳布回到了德国。 二战结束后，因为担心苏联对纳粹的清洗，埃里希·特劳布拒绝为苏联合作，他在1949年逃离至西柏林，他向美国人表示，他原意到美国从事科学工作，成为美国公民并受到保护，从而避开前苏联的报复。而美国人也正在大力招募纳粹科学家为其服务，埃里希·特劳布又顺利变成了美国人，为马里兰州德特里克堡军方细菌战实验室服务，并成为普拉姆岛细菌战动物疾病实验室的奠基人。特劳布还在农业部马里兰州贝兹维尔实验室中工作过，他在那里分离出一种能够感染人的神经和脑组织生化武器病毒。总之，埃里希·特劳布的加盟，极大地推进了美国生物武器的研发进程。 1953年，西德也认识到了建立自己的细菌战实验室的重要性，他们在蒂宾根市建立了高度机密的病毒实验机构，并请特劳布博士回来担任主管。特劳布获得了美国的许可，附加的条件是，特劳布继续接受有关方面（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监控和领导。当时的西德政府对美国有很强的依附性，特劳布在西德的生物战实验室成为洛克菲勒家族及中情局生物武器项目的重要据点。美国的生物战项目，就是由特劳布这样受中情局领导，即非完全的美国人也非完全的德国人的“世界公民”们一步步推向前进的。 二战后，苏联和美国都在拼命发展自己的生物武器。纳粹的生物战专家在战后一部分为苏联服务，但更多像埃里希·特劳布那样成为美国军队的雇员。 二战期间，将生物武器研究推向顶峰的是日本，罪恶昭彰的日本“731部队”在中国利用平民做活体实验，日本天皇本身是生物学家，对日本生物战计划一直十分支持。日本细菌部队规模庞大，除了满洲731部队外，还有满洲第101部队，南京1644部队和广州8604部队等。1947年初，美国陆军情报处邀请马里兰州美国生物战实验室的师长诺尔伯特·费尔到东京，其目的是全面评估日本的生物战武器计划对美国的价值。1947年5、6月间，菲尔与“731部队”的负责人石井四郎进行了谈话，并得出结论，日本的资料和成果对美国意义很大，费尔在报告中指出，美国已经有的生物战成果高于日本，但是日本有非常宝贵的活体实验资料，“由于对人体试验的顾忌，在我们的实验室里是不可能得到这些资料的”。 石井四郎配合美国，将其在研制细菌武器时，以大量人活体实验观察记录和在中国战场及后方实施生物战的经验，总结成四篇文章：一、由19人编写，长达60页的“用或人细菌武器的试验报告等书”；二、长达20页的“对摧毁农作物的细菌战研究 ”；三、由10人编写的“关于对牲畜进行细菌战的研究”；四、石井本人写的“20年来对细菌战的全面研究总结性文章”；还附有8000张有关用细菌武器作活人试验和活人解剖的病理和幻灯片。 为得到日本残杀大量中国人所得来的生物战资料和成果，美国竭力庇护“731部队”成员并掩盖其罪行。从麦克阿瑟到杜鲁门都曾亲自过问此事并作出指示，在他们看来，美国的国家利益高于一切。最后，在美国的庇护下，“731部队”绝大部分人未受到任何惩罚，“731部队”的真相和材料也完全被美国秘密控制起来，很多关键人物被美国高薪聘用为美军培养生物战人才。石井四郎先是失踪，后来公然主持美国在日本设立的细菌战研究机构，1959年在东京死于喉癌。“731部队”能逃脱最后的审判和惩罚，正是因为他们残忍的在大量中国平民身上进行的“活体实验”，这是日本和美国合伙给中国施加的无以名状的耻辱。 虽然苏联人也很看重国家利益，但是与美国相比，他们倒是更加重视“程序正义”和“实质正义”原则。在“731部队”中，有十几名科学家被苏联捕获，并遭受了哈巴罗夫斯克审判，这些人供述的确对中国人进行了活体实验，被告人随后被监禁多年，然而英美政府则声称哈巴罗夫斯克审判内容不实，是苏联的歪曲宣传。 5、美国早就在中国国土上展开过生物战正如原子弹刚刚实验成功，美国便迫不及待地将其用在战场上一样，生物武器也一直被美国使用，不过一直处于秘密状态。1951年10月，美军在朝鲜战争中一败涂地，所谓的联合国军有六万人被消灭，此时参谋长联席会议向李奇微将军面授了一份机密命令(JCS#1837/29) ，命令要求在朝鲜战争中开展有限生物战。1952年参谋长联席会议授权联合国军指挥官开展更大规模的生物战。 在朝鲜战争结束后，至少有36 位被俘的美国飞行员、美军上校及高级军官助手在朝鲜、中国供认，他们曾经投掷过细菌武器，当然他们回国后，迫于美国军事法庭的压力又都反悔了。 美军当时已经在中国境内展开了生物战。加拿大传教士詹姆士•艾迪科特先生(中文名文幼章)在辽宁省沈阳市附近地区进行调查后，于1952年4月25日在伦敦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说，美国在中国使用过细菌武器。1952年3月3日至19日，由国际知名的法学家组成的“国际民主法律工作者协会调查团”也前往朝鲜和中国东北地区进行了现场调查。同年6月23日至8月6日，由瑞典、法国、英国、意大利、巴西、苏联、中国等国家的著名科学家组成的“调查在朝鲜和中国的细菌战事实国际科学委员会”(简称国际科学委员会)，由剑桥大学教授李约瑟先生率领，赶赴朝鲜和我国东北地区进行实地调查。所有的调查都证实了美国在朝鲜和我国东北地区使用生物武器的事实。国际科学委员会提交的报告《国际科学委员会调查在朝鲜和中国的细菌战事实报告书》(通常称李约瑟报告)得出的结论是： 【“朝鲜及中国东北的人民，确已成为细菌武器的攻击目标；美国军队以许多不同的方法使用了这些细菌武器，其中有一些方法，看起来是把日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进行细菌战所使用的方法加以发展而成的”。】 为了掩盖真相，美国可谓不择手段。 1953 年，在德特里克营美军生物战基地服役10年的细菌战专家富兰克·奥森突然惨死在纽约一家小旅馆中，官方宣布他是自杀，他儿子事后却说，父亲只是准备向公众透露朝鲜细菌战的真相才遭到暗杀。直至1993年在公众的要求下美国政府重新检验了奥森冰冻的尸体，结果不出人们所料，奥森确实死于非命，但凶手为谁，FBI当然不会去认真调查。 1952年，《中国月报》(China Monthly Review)杂志的发表了其编辑约翰·鲍维尔写的一篇揭露细菌战的文章，美国政府于1953年查封了该杂志，1956年，鲍维尔和他的两名编辑助理受到政府相关部门的审问，被美方指控犯有煽动罪，对他的关押竟长达6年之久。最后因为美国军方未能向法庭提供任何档案或人证，法官以证据不足结案，他们被宣判无罪。这一事件起码证明，美国没有任何证据能够洗白自己。 虽然美国一直否认自己在朝鲜战争中和中国东北使用了生物武器，美国空军也将敏感文件销毁，但是由于情报部门为了分析情报，秘密保留了部分文件，这使几十年后重新发掘真相有了可能。1998年11月，美国著名历史学家斯迪芬·恩迪克特和爱德华·哈格曼花费了20 年的时间，钻研了中国、朝鲜和美国三国的秘密档案，采访了许多细菌战的直接参与者，完成了《美国与生物战：冷战早期与朝鲜战争的秘密》一书，此书运用确凿的证据和材料所进行的严密的分析和推论，彻底揭穿了美国的谎言，其中披露的各种档案，和当年美军俘虏的供认，完全一致。此书还指出，在朝鲜战争中对中国和朝鲜实际使用的生物武器，有很大一批是利用日本“731部队”人体试验结果而研制的“成果”。 6、美国第一代生物战作战战略由洛克菲勒研究中心几十年的科研积累做基础，再加上纳粹尤其是日本“731部队”的成果，美国成为二战后当之无愧的生物武器大国。二战临近结束时，美国的核武器和生物武器研究，已经处于世界顶端。战争马上胜利的前景，不仅没有使美国停止，反而加快了这些灭绝性武器的研发进度。美国核武器的研发及应用曾在国内得到广泛的讨论，而在民众中间发展起强大的反核武器力量，其中包括爱因斯坦这样的科学家。与核武器不同，除了短暂的时间外，美国的生物武器计划一直处于秘密状态，禁止媒体和公众讨论。早在1947，当时担任陆军参谋长的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曾下令禁止对生物武器计划进行披露，1949年，美国国防部长弗雷斯塔尔曾声称美国只研究防御性的生物武器，但是这个声明被世人认为是欲盖弥彰，因为此时美国仍然没有加入《日内瓦议定书》。 至20世纪50年代初，美国已经形成了完整的生物战作战战略。1952年6月11日，美军联合战略计划委员会提交给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一份《关于生物战争政策和指令的陈述》中，特别强调美国应该利用生物武器，以秘密战争的方式，对敌方平民进行隐秘伤害：“生物武器最有吸引力和最有效的方式可能是在秘密的军事行动方面。在敌人后方活动的特工人员或游击队，可以把少量的生物媒介准确地投放在能够产生最大效果的地方，这是一种极有杀伤力的方式。秘密使用的另一个好处是，以这种方式使用生物武器其结果很难与疾病的自然爆发相区别，因此可再正式军事行动之前使用，以削弱敌人实力。”（Report by the Joint Strategic Plans Committee to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 on Statements of Policy and Directives on Biological Warfare,JCS 1837/34,11 June 1952,289）在此后的几十年时间里，以苏联的危险为幌子，美国一直大力推进生物武器的研发，并在美国本土和其他国家进行了大量的相关实验。 美国在朝鲜战争中的生物战是有限范围内的，在很大程度上这是一场对其生物武器的实战检验。结果证明，生物武器的杀伤力虽然潜力巨大，但仍待进一步成熟。朝鲜战争结束后，美国于1956年重新制定了生物武器的使用政策，正式给在战争中首先使用生物武器开了绿灯：在一次全面战争中，美国将使用这种武器以提高军队的效率，这种武器的决定权在总统。同年的陆军守则中删除了“只做报复之用”的字眼，并强调“美国没有参与任何现行的有关禁止或者限制在战争中使用有毒或非有毒气体、烟雾或燃烧材料及生物战的条约。” 整个五六十年代，美国以史无前例的热情推动了生物武器的研发，并和英国合作进行了大量的生物战实地实验。在那个时代，生物武器单年的科研经费就动辄几亿美元，整个计划投入资金数额之大无法估计。当时美国正深陷越战泥潭，美国急于开发新的武器来维持其世界霸权。当时的美国，已将生物武器当做比核武器更加重要的战略武器进行开发。 比如，六十年代初，美军展开了名为“生化战影响试验”的机密项目，又名“112项目”，这仅是美军生物武器计划项目中的一个，但其下竟有数千个试验各种毒药、麻醉药和细菌的分项目，可见美军整个生物武器计划规模有多么庞大。美国陆海空三军都介入参与，国外则有英国和加拿大进行配合。通过美军生物战实验可以看到，中国、苏联、越南是当时美国生物战假想敌。美国在越南战争中小规模地使用了橙剂等生化武器。除了在模拟越南环境的森林里进行了数百次实验外，“112项目”的另一重点是在海上，至少有13艘军舰和大量的轰炸机和战斗机进行了参与，夏威夷及其以西的海岛、日本的冲绳都是重要的试验场，美军在西太平洋生物战实验的情况一直处于绝密状态。为了模拟苏联的环境，阿拉斯加也进行了规模庞大的实验。数万名分布在世界各地、不知情的美军士兵操作生化武器，美国国防部借此观察其生化武器对自然环境及人的影响，而美军士兵也变相成了实验对象。在冲绳，美军进行了一系列生物武器试验，其目的如毁灭敌人的食物如大米等。1961年，美军在冲绳进行了稻瘟病试验，这种传染性极强的真菌能毁掉一整片稻田。 值得指出的是，肯尼迪上台后，曾对美国生物武器计划进行限制和压制。1963年10月，美国军备控制盒裁军机构主任威廉·福斯特向肯尼迪建议进行一次彻底的跨机构的生物武器政策审查，这一提议得到了国家安全顾问麦克乔治·邦迪的同意，威廉·福斯特随后于11月12日提出成立一个跨机构的生化武器控制和裁军小组。仅仅10天后，正当一个对美国生物武器计划进行控制和削减的最高组织呼之欲出时，肯尼迪遇刺身亡，两个小时后，约翰逊成为总统。此后威廉·福斯特的计划被全面压制，在约翰逊总统任内，美国的生物武器计划得以强化和扩大，其进攻性更强。 在此期间，美国生物武器计划不断扩展了传统生物武器使用病毒和细菌的范围。美国纽约WBA1电台节目制作人拉尔夫曾舍恩曼指出，长久以来，美国的军方实验室一直以来都在利用禽流感、亚洲流感和其他免疫系统不能识别的病毒来完善其生物武器。在军方实验室，毒性最强的病毒被改造，使人体对这些病毒没有防卫能力，并在世界一些地区试用，由美国军方进行监控，从家畜到人都是攻击目标。美国曾经在1971年利用古巴流亡者将非洲猪流感病毒带进古巴，疫情蔓延迫使古巴政府杀死了50万头猪。 至六十年代后期，美国的第一代生物武器已经日益成熟，美国陆军表示，它已经具备用生物武器进行大规模攻击的能力，相关障碍（如产生对自己的不利影响）已经被克服，而在政策上也没有任何束缚。但是，美国总统从未正式下达大规模使用生物武器的命令。原因是显而易见的，苏联也拥有强大的生物武器力量。因此美军第一代生物武器的使用，必然是在秘密战争情况下进行。 实际上，美国第一代生物武器的研发项目一直处于秘密状态。就连规模巨大的“112项目”，五角大楼数十年来一直否认其存在。由于众多证据的曝光，尤其是受害军人的不断维权和揭露，美国再也压不住了，不得不进行舆论引导工作。2000年，美国国防部终于承认让自己的军人接受了生化武器试验，并声称设计这个项目是为了让美国制定更好的计划以应对美军可能遭到的进攻。当然，这是赤裸裸的谎言，美国的“112项目”显然是典型的以进攻为主要目的的生物武器计划。 7、美国宣布放弃生物武器，其目的是更好地掩盖基因武器正当美国的第一代生物武器（细菌、病毒武器）在六十年代日趋成熟时，分子生物学和遗传工程技术取得了巨大突破，基因工程技术日益成熟，通过人工合成新的基因将有可能制造出自然环境中无法出现的新的微生物、植物，而这种微生物或植物对人将有有更强的杀伤力，其在自然环境中生存能力也更强。这样，生物武器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即“基因武器”阶段，第二代生物武器开始登场。 早在1962 年，美国国防部在国会证词中就承认： 【“在美国陆军生物研究所内，微生物——细菌、病毒、立克次体和真菌研究中，遗传学越来越受到重视。目前的注意力放在遗传学的基础研究方面，以了解有关机理，引出新的概念和增长一般科学知识。约有40 名科学家，其中有些是国内外负有名望的学者在从事遗传学研究。……对遗传学的研究和更多的了解，将对生物武器系统及其防护做出重要的贡献。”】 至1969 年，美国国防部已向国会指出，新型的生物武器即将问世： 【“在今后5～10 年内，很可能研制出一种新型的致病微生物，这种致病微生物在某些主要方面不同于任何已知的致病微生物。最重要的是，我们用以控制传染病的免疫和治疗措施对于这种致病微生物是无效的。”】 正是在1969年，美国人首次应用生物工程原理，从大肠杆菌中分离出DNA片段。1973年，美国的赫伯特•博耶等人创立了DNA重组技术。1976年，基因工程进入技术开发阶段，并生产了人工胰岛素、生长激素和干扰素等一批特效新药。基因工程也称遗传工程，根据基因的遗传性，用类似工程设计的方法，把生物遗传基因（DNA）从细胞中分离出来，有目的地进行剪切、拼接、重组，把一种生物的基因“嫁接”到另一种生物体中，从而实现基因转移，使后者获得新的生物遗传物质。 利用基因工程技术，创造出具有新特性的致病微生物及其毒素战剂，去破坏人的免疫系统，也可以针对某一种族、人群个人的基因特征，去杀伤特定种族、人群和个人。基因武器是利用基因工程技术将人类、微生物、动物、植物的基因进行再修饰和改造，而第一代生物武器均来源于自然界致病微生物，通过实验室筛选获得，并未涉及对基因结构的修饰。 基因武器和第一代生物武器最大的不同，便是可以针对特定的种族和人群甚至个人来开发基因武器。可以说，基因技术和生物武器是一种完美的结合，这种结合不仅使第二代生物武器的杀伤力更大，使战争发起者更加隐秘，更使传统生物武器的一切缺点不再存在。比如，第一代生物武器对敌我双方都有毒，而基因武器则可以做到仅对特定人群有害。和第一代生物武器相比，基因武器最大的优势是可以做到杀人于无形之中，只有在秘密战争形式中，基因武器才能发挥最大潜力。 基因武器一出现，便超过了核武器、化学武器、第一代生物武器，成为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王中之王，这种武器不但廉价、便捷，而且具有极度隐秘的特性。从原则上看，假如美国人针对中国人或者俄罗斯人的某些独特基因特性开发出了针对性的基因武器，这种武器一旦在中国或俄罗斯运用，某种新型的难以克服的病毒将对相关种族带来普遍性影响，而且，“其结果很难与疾病的自然爆发相区别”。除非美国人自己的基因武器专家叛变并提供相关证据，中国人及俄罗斯人很难证明，这种新型病毒来自美国的实验室。对于美国来说，即便是这种新型病毒传播到了全世界，但并不会给美国的盎格鲁撒克逊人造成丝毫危害。 1969年11月25日，正当第一代生物武器已经逐步成熟，而第二代生物武器-基因武器的研制刚刚开头时，美国对生物武器的公开态度发生了大转变。美国总统尼克松在白宫发表讲话，宣布美国放弃生物武器并限制化学武器的进一步生产。尼克松在这段时间里还建议批准了《日内瓦议定书》，并和英国一起推动禁止所有生物武器的研发、生产、拥有和存储的条约。1971 年12 月16 日联合国在美国推动下通过《禁止试制、生产和储存并销毁细菌（生物）和毒剂武器公约》，离奇的是，这个公约竟没有明确规定禁止使用生物武器，主要内容是禁止再研发生产生物武器，这显然是针对美国以外的其他国家。1972 年4 月1日美苏等国代表在此公约上签字，1974 年12 月16 日美国参议院批准了此公约，1975 年1 月22 日美国总统福特在公约上签字。随后，福特总统同意在未来战争中限制使用化学武器，《日内瓦议定书》在50年后终于获得美国批准。 美国竭尽全力否认自己在朝鲜战争及其他场合使用过生物武器，并在七十年以后公开宣布放弃生物武器，并加入《禁止试制、生产和储存并销毁细菌（生物）和毒剂武器公约》，这一切公开行为的本身，便是秘密生物战的一部分。 美国的目的之一，便是阻止苏联生物武器尤其是第二代生物武器基因武器的研发。1968 年一名法国化学、生物战剂研究官员指出： 【“苏联在生物战方面己大大超过了西方世界。苏联在研究和生产方面的潜力不断增加，并且在最近几年里，从许多新发现中得到了好处。”】 的确，当时苏联的第一代生物武器已经与美国不相上下，甚至出现全面超越态势。而第二代生物武器基因武器的研发刚刚开始，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突然要把苏联拉下水，要一起销毁生物武器，其真正的意图是什么，是显而易见的。 后来叛逃到英国的前苏联生物武器专家凯恩•阿里贝科(Ken Alibek)曾作证： 【“我们并不相信尼克松的宣布，哪怕是美国下令销毁其庞大的生物武器库，我们依然认为美国只是在更深地掩藏其他活动。”】 的确，苏联在七十年代并没有上当放弃第一代生物武器的研发，但是自从1979 年4月3 日，莫斯科以东1320 千米的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南郊的产炭疽杆菌工厂爆炸事故以后，苏联的第一代生物武器研发便逐渐停滞。而基因武器则始终没有得到有力推进。 生物武器，从一开始就被美国认为和核武器一样的杀手锏武器。显而易见，生物武器与核武器相比，最大的优势不是成本低廉，而是它可以隐秘使用，不知不觉中对敌人进行大规模杀伤。 美国曾在日本已经战败情况下对日本进行了惨无人道的核轰炸，其目的有三：1、彻底驯服日本。2、威慑苏联。3、使日本迅速投降，阻止苏军进入日本作战并与美国平分日本。但是，一旦当苏联有了核武器，进而连中国也有了核武器的时候，美国手中的核武器的实际杀伤作用和威慑作用已经逐渐失去。 美国对核武器和生物武器的定位是完全不同的。核武器只能公开使用，对美国来说，它既有威慑作用，也有实际杀伤作用，但当其他国家已经拥有核武器时，这两个作用就都丧失了。但与核武器不同，生物武器可以秘密使用，美国可以利用生物武器对其他国家进行秘密战争，在不知不觉中“削弱敌人实力”。如果美国一旦承认在朝鲜战争中使用了生物武器，或者说美国对中国使用生物武器的真相一旦曝光，美国不仅会面临很大的人道主义压力，其他国家如中国也会更加警觉，加大生物武器开发力度。就像核武器一样，美国曾赤裸裸地利用核威慑，结果最后连中国都有了核武器，这使美国的核武器某种程度上成了废物。美国坚决不承认在朝鲜战争中使用了生物武器，更不愿利用其强大的生物武器威慑中国和其他国家，显然是避免重蹈核威慑失效的覆辙。当然，作为一个被认为曾大肆使用生物武器的国家，美国自身面临的苏联等国的生物武器威胁也将增大，这对美国来说是得不偿失的，因此必须拼命否认。 冷战后期，在戈尔巴乔夫的帮助下，苏联的克格勃中被中情局安插了不少间谍，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所解密的档案中，某些关键的内容曾被这些间谍篡改，其中就有“美国人在朝鲜使用生物武器的消息是源于虚假的信息，对美国的指控是虚构的”这样的信息。可见美国对掩盖自己的罪行是如何的绞尽脑汁。 总之，美国宣布放弃生物武器迷惑苏联和中国，其目的是更好地使用基因武器进行生物战。二战中，由于交战双方都有强大的化学武器，大规模化学战并未展开。二战后，美国曾用其核武器威慑苏联和中国，结果最终核战争也没有爆发。历史证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一旦发挥了其威慑性，便无法发挥其实际杀伤性。为了更大地发挥其实际杀伤性，就不能使用其威慑性——恰如老子所言，“邦之利器，不可以示人”。与化学武器和核武器完全不同，美国投入巨资研发出了世界上最强大的生物武器，但却从未用它进行过正式的战略威慑。美国建国以来，这个头号世界商人何曾做过一点亏本的买卖，何曾做过一件只投入没有产出的生意？美国投入巨资研发的生物武器一直处于秘密状态，或者说绝密状态，这一定意味着，美国将其产出定位在实际杀伤方面。而这又意味着，秘密的大规模的超乎想象的生物战已经展开或者即将展开。理解这一点，对21世纪的中国人而言，至关重要。 美国做出放弃生物武器的承诺，正是在第一代生物武器发展成熟，而第二代生物武器——基因武器刚刚开始的阶段。我们可以反过来想想，假如美国不公开宣布放弃生物武器，也不把苏联拉入《禁止试制、生产和储存并销毁细菌（生物）和毒剂武器公约》，最终的后果是什么？显而易见，最终结果是，第二代生物武器（基因武器）将和第一代生物武器、化学武器、核武器等一样：美国虽然有了强大的基因武器，而苏联甚至中国等国家也将拥有同样强大的基因武器。美国的基因武器便落入英雄无用武之地的境地。实际情况是，苏联至六十年代末，其第一代生物武器已经和美国不相上下，但是自从加入《禁止试制、生产和储存并销毁细菌（生物）和毒剂武器公约》后，苏联的第二代生物武器（基因武器）便发展缓慢，八十年代以后，则基本进入停滞状态，而美国则一直马不停蹄地发展自己的基因武器。美国成功地利用此公约达到了限制其他国家和组织发展生物武器尤其是基因武器的目的。到21世纪的今天为止，美国已经成为无可匹敌的基因武器大国，其他国家如中俄等国，已经被远远落在后面。美国的战略何其高明，赫鲁晓夫及其以后的苏联又何其愚蠢。 8、“美国新世纪计划”：美国对第三世界的生物战争2001年10月16日，美国“911”事件爆发一个月后，当全美国都沉浸在恐怖主义的阴影中时，被誉为继爱因斯坦之后世界上最著名的科学思想家和最杰出的理论物理学家的史蒂芬•霍金，对21世纪的人类提出了这样的警告： 【“尽管9月11日恐怖分子劫机撞毁世贸大楼和五角大楼的事件是可怕的，但毕竟它不会威胁到整个人类的生存。从长远来看，我更担心的是生物武器。核武器的生产需要庞大的设备，而生物武器的制造在一个小小的实验室里就能完成。人们根本就无法控制世界上所有的实验室，也许有意或无意之中，我们就制造了某种可能彻底毁灭人类的病毒。我想，人类有可能在本世纪末前面临灭绝的危险，除非我们向太空发展生存空间。”】 霍金忧心忡忡地指出，生物武器已经威胁到整个人类的生存，某些人在有益或者无意地制造彻底灭绝人类的病毒，人类有可能在本世纪末前面临灭绝的危险！ 霍金当然知道，从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美国就一直拥有压倒性的生物武器优势，美国的生物战能力，足以消灭盎格鲁撒克逊外的所有其他种族。按照霍金的预言，一旦其他国家和民族发觉了美国的阴谋，也发展出能与美国相抗衡的生物武器，人类只有走向灭绝这唯一的结局。 从二十世纪最后二十年及新世纪头十年的情况看，作为物理学家的霍金很可能低估了美国通过经济收买和文化渗透来控制其他国家和民族的能力。美国垄断资本财团很有希望在本世纪完成其战略使命：其他种族被灭绝，而盎格鲁撒克逊人成了人类的全部。 史蒂芬•霍金之所以在2001年对人类发出警告，是因为在这个时间点，美国所主导的第二代生物武器——基因武器，已经处于成熟期。美国已经具备了动用很少的一点美元，便可使全人类在不知不觉中灭亡的能力。 2001年，“9·11”事件后的几周，美国接连出现了5起炭疽菌致人死亡事件，受害人接到了含有炭疽菌的不明信件，负责寄送这些信件的邮政局员工也因感染了炭疽菌而瘫痪。美国全国陷入了史无前例的生物战争恐怖之中。美国联邦调查局从一开始就认为这是“基地”组织所为，并曾两度深入阿富汗寻找线索，都没有收获。“基地”组织头目本·拉登宣布，“基地”组织和炭疽菌毫无关联。含有炭疽菌的信件上都标示了“炭疽菌”字样，这也不是恐怖分子的作风。 事情闹得越来越大，最终，美国联邦调查局不得不承认，炭疽菌来自美国自己的生物战实验室：美国国防部设在马里兰州弗雷德里克的陆军传染病研究中心。FBI最终于2008年认定，这次袭击的凶手，竟然是美国最优秀的生物武器专家、曾获得国防部最高荣誉奖、为美国政府和陆军工作了33年的62岁的布鲁斯·艾文斯博士，FBI还未将其逮捕，布鲁斯·艾文斯又离奇地自杀身亡了（美国媒体如此公布，事实真相不得而知）。这次和911事件一样引起全美恐怖的生物武器袭击事件，就这样不了了之。 整个事件，很明显又是美国幕后政府自导自演的阴谋设计。其目的当然很明显：利用自我制造的生物武器恐怖袭击事件，推进美国生物武器的研发进度。 由于幕后政府的存在，美国的历史走向，必然会被各种阴谋和离奇的案件所主导，如肯尼迪遇刺、911事件等，包括此次炭疽生物武器袭击事件。 不仅仅是幕后政府，美国的墓前政府也是善于制造阴谋的集团。早在上世纪60年代初，中情局偷袭古巴的“猪湾”计划彻底失败后，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制订代号为“北方森林”的计划，其中就包括在美国国内制造恐怖袭击，包括在多座城市制造爆炸、炸毁美国军舰、炸毁自己的火箭、炸死自己的宇航员等等，然后栽赃陷害古巴政府，然后发动针对古巴的战争，推翻卡斯特罗集团。 如果理解美国统治集团的一贯思维方式，炭疽生物武器袭击案的真相，就一清二楚了。 2001年美国炭疽生物武器袭击事件的一个直接后果，便是2002年6月12日，总统小布什签署了农业生物恐怖主义保护法，这就是第一部生物国防法。随后，美国以防御的名义，加大了对基因武器的研发投入。美国联邦政府在生物防御方面的年度预算从2001年的4.14亿美元增长到了2005年的76亿美元。奥巴马虽然以反布什主义的姿态骗取了公民选票并顺利上台，但是他上台后仍然继续加大了对基因武器的投资。2009，美国公开地生物防御预算高达89.7亿美元。自2001至2009年，美国总共投入570亿美元，呈逐年上升态势——这些都是公开的投入。至于美国秘密生物武器研发经费是多少，则不得而知了。 美国的重要盟友，以色列也是生物武器及基因武器的研发大国。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曾于1998年11月披露：为了报复伊拉克的导弹袭击，以色列军方正在加紧研制一种专门对付阿拉伯人而对犹太人没有危害的基因武器———“种族炸弹”。 《星期日泰晤士报》引述以色列军方消息人士称，以色列科学家正尝试识别部分阿拉伯人的独特基因，然后研制一种基因经过改造的细菌或病毒，制造“种族炸弹”。这种致命武器通过在空气及水中传播，可改造被袭目标细胞内的DNA。“种族炸弹”的研制计划由以色列的生物和化学武器秘密研究中负责，这家中心位于特拉维夫以南20公里的尼斯提兹尤纳。对于媒体的披露，以色列政府非常气愤，并加以否认，和美国一样，他们称这种研究是纯防御性质。 美国进行基因战争的计划源远流长。早在1997年春，美国共和党新保守派代表人物、《旗帜周刊》主编威廉·克里斯托尔始建了“美国新世纪计划”，其直接参与的学者还有罗伯特·卡根、布鲁斯·杰克逊等人。“美国新世纪计划”为未来美国的全球战略进行了系统规划。后来小布什政府重要成员如副总统切尼、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国防部第一副部长沃尔福威茨、国家安全会议主席艾布拉姆斯等一直都是该计划的积极支持者。 2000年8月克里斯托尔等人以“美国新世纪计划”项目的名义发表了题为《重建美国的国防：面向新世纪的战略、力量和资源》的报告，其中指出： 【“目前的国际安全秩序对美国的利益和理想极为有利。未来的挑战就是如何维持和加强这种‘美国式的和平’。如果美国不能维持足够的军事力量，就会失去这个良机”。】 为此，美军队必须通过“军事领域的革命”完成军队的改革。报告特别提到了基因战争的问题。他们认为，美国武装力量改革势在必行，美国要充分利用其在军事革命领域获得的优势，确保美国在未来非传统战争中的胜利。美国未来可能会同一些敌人在控制空间内进行战争，而同时与另外一些敌人在水下或太空中展开争斗，甚至同个别敌人在自己身体内部(基因方面)进行斗争。 随后，克里斯托尔联合国防部第一副部长沃尔福维茨，向五角大楼提出了基因炸弹的建议。他们认为，基因武器可以歼灭整个种族或者特定人群，让他们神秘消失，政治格局将完全改变。据此报告，基因武器可以消灭某个政党的所有支持者，也可以把一个恐怖王国变成对已有用的政治工具，基因武器将会一劳永逸地改变全世界的政治局势。 克里斯托尔领衔的“美国新世纪计划”成员及其支持者，如沃尔福维茨、切尼、拉姆斯菲尔德、艾布拉姆斯等人自1998年后便不断给美国提出重大建议，其中有攻占伊拉克、大量增加国防支出、发展基因武器等。小布什刚上台不久，美国便先后“遭遇”了“911事件”和“炭疽生物炸弹攻击”， “美国新世纪计划”所提出的三大重点政策，都得以彻底实施。 2010年7月2日，美国白宫发布了由奥巴马总统签署的行政命令——“优化控制BSAT行动部署”。这是第二次生物国防计划。BSAT，是“Biological Select Agents and Toxins”的英文缩写，其含义是“特定生物制剂和[生物]毒素”。美国此次大规模行动，仍然是以防御有害生物制剂和毒素的名目，抓紧对基因武器的研发。至2010-2011财政年度，美国生物防御方面的预算已经高达600多亿美元，比前9年570亿美元的总和还要多。美国对生物武器及基因武器的防御能力越强，其攻击能力也就越强。在奥巴马任期内，布什团队所制造的所谓基地组织恐怖主义威胁的阴霾早已烟消云散，但奥巴马政府在生物安全方面的投入却是史无前例的大增长。如果不是在积极准备基因战争，这一切完全无法解释。 2012年11月，美国国防工业领域的权威杂志《国防》发表了专题文章《今后十年的五个顶级威胁》，把以转基因技术为主要内容的生物武器袭击作为第一个威胁、排在核武器袭击威胁之前。那五个顶级威胁是：头号威胁是生物武器攻击，之后是核武器攻击、信息武器攻击、气象武器攻击、跨国行为攻击。该杂志把亚洲列为今后十年五大威胁发作的作战地或发祥地。 2015年12月23日，美国智库兰德公司在其网站发表了该公司研究员、美国国土安全部科技局前副局长丹尼尔·格斯坦的署名文章，题为《美国应践行〈生物武器公约〉的领导权》，文章承认，由于美国未能在该公约发挥领导作用，将自己的利益置于相当大的风险之中。 各种迹象显示，美国现任总统特朗普比小布什和奥巴马更加重视生物武器和基因武器的研发，当然这一切都在打着防御生物威胁的幌子下进行。2018年9月18日，美国特朗普政府于发布《国家生物防御战略》，该战略是美国首个旨在全面解决各种生物威胁的系统性战略，同时指示成立一个新的内阁级生物防御指导委员会，通过监督、协调15个联邦政府机构和情报界工作，来评估和打击针对美国的生物威胁。 特朗普在同日签署的《国家安全总统备忘录》中表示：“这些行动的实施将促进形成一个更有效、协调和负责任的生物防御战线。总的来说，它们代表着国家防御生物威胁的新方向。” 9、从《生物武器公约》看美国的基因武器毫无疑问，2000年前后，克里斯托尔及沃尔福维茨等人发展基因武器的建议肯定会得到了美国总统小布什及美国国防部的高度重视。随后的奥巴马政府则继续推动这一计划。在这种背景下，我们毫不奇怪，为什么2001年1月小布什就职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宣布拒绝支持具有法律约束力的《生物武器公约》议定书，导致国际会谈失败，小布什对此没有说明任何理由——因为发展基因武器的计划只能偷偷进行。布什已经预计到，如果未来美国大规模研发基因武器，其他国家将通过《生物武器公约》来给美国施加压力，因此布什提早淡化并否定此公约。然而这也彻底暴漏了美国的底牌。与尼克松和基辛格的阴柔狡诈不同，小布什和切尼的牛仔作风倒是相对地坦率和可爱。 2001年7月，小布什政府正式拒绝签署具有法律效力的《生物武器公约》议定书草案，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强烈不满。当时，联合国“特设工作组”拟定了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议定书草案”，其主要目的是推进生物武器的核查机制及核查措施。此时，美国代表团团长唐纳德•马利不得不给出其反对的理由： 【“依据我们的评估，这项草案议定书将会使国家安全以及保密性商业信息受到威胁。”】 美国的做法使国际社会为《生物武器公约》建立一种正式核查机制的努力成为泡影。从2001年开始，在美国的强烈抵制下，联合国《生物武器公约》审议大会完全回避和拖延了生物武器核查问题。由于美国的反对，2006年的《生物武器公约》审议大会根本没有涉及核查措施等议定书问题。 其实，美国的借口是丝毫站不住脚的，如果说《生物武器公约》的实施会影响美国生物企业的保密性商业信息的话，为什么《核不扩散条约》、《化学武器公约》的实施不会影响美国相关能源企业和化工企业的保密性商业信息？一句话，美国国防部及相关单位正在利用美国的基因技术和基因企业准备生物战争和基因战争，只有在这种情况下，《生物武器公约》的实施才会真正影响美国相关企业的商业利益。 美国军方在格鲁吉亚进行生物武器的研究早在2015年即被俄罗斯发现并人赃俱获。俄罗斯《共青团真理报》网站2015年6月11日报道，俄罗斯外交部在评论美国国务院履行军控、不扩散和裁军领域协议义务的报告时说，美国2001年拒绝签署《禁止生物武器公约》草案，此后百般阻挠该公约的进展，并采取挑衅姿态，毁谤推动公约的国家，此种做法明显是在掩盖美国在生物武器领域的不良记录： 【“美国非但没有建设性地参与国际社会推动《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的努力，长久以来还选择了在与该公约有关的问题上对其他国家实施挑衅性臆测和诽谤的策略。显然，这么做是为掩盖其在遵守公约方面的不良纪录。”】 声明表示： 【“五角大楼直接在俄边界附近部署生物医学实验室令人深感忧虑。这方面最能说明问题的是位于格鲁吉亚首都第比利斯近郊的所谓‘卢加尔公共卫生研究中心’—高水平生物隔离实验室。其注册方为美国陆军医学研究部队、美国瑞德陆军研究所分所。”】 报道称，外交部指出： 【“美国和格鲁吉亚当局刻意隐瞒美国陆军机构真实的活动内容和方向，即研究高危传染病。五角大楼还在设法将这些经过伪装的军事生物医学设施部署到其他独联体国家。”】 二战以来，出现了三种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其分别是核武器、化学武器、生物武器，为了约束这些武器的滥用，联合国通过了三个条约《核不扩散条约》、《化学武器公约》、《生物武器公约》。任何法律的制定和运行，归根结底都决定于国家、阶级及个人间实力的对比，美国国内如此，国际社会依然如此。对于美国来说，其核武器和化学武器早已研发成熟，并对相关武器进行了大规模地储备。因此美国已经停止了对核武器和化学武器的研发。但其他国家也大多具备了研发核武器和化学武器的实力，如不加限制，他们早晚开放出跟美国同样先进的核武器和化学武器。这一点，是美国最担心的。因此，美国竭力推动《核不扩散条约》、《化学武器公约》的普及、实施和核查，利用所谓国际法律阻止其他国家研发核武器及化学武器。而对生物武器尤其是基因武器来说，美国的研发正方兴未艾，而其他国家的研发则大多还未起步，类似中国、俄罗斯等大国，则根本没有对基因武器的投入。对于基地组织等所谓的恐怖势力来说，虽然他们有这个意图，但是却没有相关的科技实力，国际法对他们来说根本又是一纸空文，没有任何作用。因此，美国极力阻挠扰《生物武器公约》的普及、实施和核查。因为《生物武器公约》的实施和核查，仅仅意味着对美国这世界上唯一的基因武器强国的约束。美国显然已经将基因武器，定位成消灭第三世界的主战武器。 美国在六十年末七十年代初所推动的《禁止试制、生产和储存并销毁细菌（生物）和毒剂武器公约》（简称《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或《生物武器公约》），本身便是一个大阴谋，因为这个公约，从一开始就没有到今天仍没有禁止遗传工程技术、基因工程技术的研究开发。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的哈克斯索尔上校在八十年代曾放风：由于有了基因工程技术，实际上已几乎不可能判定某个国家是否遵守该公约。对于美国，也当然是这样，而美国则是基因工程技术实力最强大的国家。但美国做出此表态的真实内涵是这样的：因为美国无法确定其他其他国家是否遵守该公约，所以美国必须开放生物武器及基因武器，所以该公约就必须是一直废纸。 当前，1975年就已生效的《生物武器公约》仅有162个成员国，而《核不扩散条约》则有190个。与《生物武器公约》做对比，1997年才生效的《化学武器公约》则已有182个。《核不扩散条约》由国际原子能机构来实施相关的监督和核查功能，《化学武器公约》由化学武器公约组织来实施相关核查；而《生物武器公约》在美国的一贯抵制和破坏下，一直缺乏相关组织和机制以确保条约实施。美国对《生物武器公约》的推进采取了十分消极甚至抵制的措施，其目的正是为了占据基因武器研发的制高点。 事实上，自美国七十年代加入此公约后，美国仍然公开地每年投入巨额资金研发生物武器。美国虽然声称相关研究是用于防御目的，但是相关研究人员必须先制造出进攻性的生物武器然后才能找出防御它们的办法——对于第一代生物武器来说，这几乎是一个常识问题。正是由于第一代生物武器所用的原料、设备和技术的复杂两用性（进攻与防御、战争与和平），《生物武器公约》核查起来难度较高，但是并非完全无法进行核查和实施。 显而易见，第一代生物武器和第二代生物武器基因武器完全不同。对于第一代生物武器来说，美国要防止炭疽武器的攻击，的确需要先研发出炭疽武器，并做相关实验，才能开发出救治药物及防疫疫苗。而对于基因武器来说，完全是另一回事。当美国针对特定国家、种族、人群、个人（如中国人、阿拉伯人、俄罗斯人）研发基因武器时，他们很难推脱说，这是在防御来自这些人的基因武器，因为针对其他国家的基因武器和针对美国的基因武器，是完全不同的。如果美国认为需要防御中国人、阿拉伯人、俄罗斯人针对美国的基因武器，美国需要研究的是美国人的基因特性，而非相反。当美国搜集其他国家的基因特性并研发相关的药物和疫苗时，只能是在为基因武器做准备。 由于基因武器和第一代生物武器的不同特性，中国应该推动新的《基因武器公约》的制定和实施，阻止美国继续开发针对特定种族和人群的基因武器。毫无疑问，同核武器与化学武器一样，在中国等第三世界国家研发出能与美国相抗衡的生物武器尤其是基因武器之前，任何关于禁止基因武器的公约都将在美国的阻挠下无法实施。 为了应对美国针对中国的基因武器攻击，中国最起码做三件事：1、和俄罗斯等其他所有国家一起推动建立《基因武器公约》及相关核查措施，美国必然在其中极力阻扰。2、必须在世界范围内揭露美国发展基因武器的阴谋。3、如果美国仍然不放弃针对中国的基因武器，中国必须对等地建立起盎格鲁撒克逊人（包括犹太人）、日本人的基因库，尤其是需要研发出针对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基因武器。
【马钟成，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海洋安全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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