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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武汉疫情再看仇和的【宿迁医改】 2020-02-10 09:00:35

大名鼎鼎的改革派干将仇和在被判刑之前,曾在胡锦涛时期以【宿迁医改】而名噪一时,后来官升到昆明,又把【宿迁医改】那一套搬到昆明,【锐意改革,大刀阔斧】,大搞【小政府、大企业】那一套新自由主义玩意儿。把宿迁和昆明的医院私有化,引起当地医药费上涨,医疗资源向富人倾斜。不久,这些【宿迁改革】的重要【操盘手们】仇和、葛志健、缪瑞林全部因贪腐落马,成为被判刑的贪官。“大刀阔斧”的宿迁医改,从几乎全盘“卖光”公立医院,到2016年不得不重新建公立医院,“翻烧饼”式的改革给人们带来的疑惑,随着仇和与缪瑞林的相继落马,逐渐开始平息。。。

今天当新冠状病毒来袭的时候,全国驰援湖北武汉的医疗队,几乎全部来自公立和军队的医疗机构,私人医院、诊所、机构几乎完全瘫痪无力,除了被武汉政府征用其地点和病床之外,大致毫无作为。由此可见,如果全国范围内都搞了这种【私有化】”改革“,今天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无兵可调】、【无人可派】、【无物资可调】、【自己顾自己】的混乱局面....医疗卫生行业要不要、能不能像一些人说的那样全面市场化、全面私有化?这才是疫情过去之后第一个要反思,要总结的。


附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李玲教授谈【医改】

********************************************************************

医改是对国家治理能力的考验—专访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李玲

新医改6年,有很多问题待解。基层医疗机构的积极性没有被完全激发,基本药物制度导致了价格机制和供应体系的变形,公立医院远谈不上破冰。是“公益性”的方向出了问题,还是改革不彻底所致?就这些问题,本刊专访了国务院医改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李玲。

  医改目前缺乏总操盘手

  《南风窗》:从2013年下半年开始,中央层面的医改新政发布频率明显较前一年有所提高,从鼓励社会办医,到商业保险介入,再到解禁处方药网售,政策导向是否转向更市场,公益性为主导的第一阶段的医改是否已经遇到了瓶颈?

  李玲:我不太认同这是向市场化转向。新医改到现在6年了,总体来说还是有所进步的,基层的老百姓最受益,新医改之前,大部分基层老百姓没有医疗保险,都是靠自付。现在医改的覆盖面已经超过了96%,大部分人都可以得到部分风险分担,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进步。

  2013年以后,医改总体推进确实是放慢的,原因之一是十八大换届,从中央到省市县主管医改的人都换了,但总体上谈不上是医改的转向,而且也不可能转。2009年的方案很明确,新医改要符合社会主义大国的定位、中国医改最需要解决的是基层医疗,这不是靠社会资本办医能解决的。

  中国私人医疗机构的数量在世界上已经是最高的,超过了50%,北京要达到60%。但是它能起的作用主要是补缺,主力军还是公立医院,公立医院数量占比尽管在50%以下,但是80%以上的门诊、近90%的住院还是公立医院在提供。

  我觉得2009年开始的新医改走到今天不应该分成政府主导和市场化两个阶段,可能应该分成“扩面”和“攻坚克难”两个阶段。相信下一步反腐的深入,会成为医改的推动力。

  《南风窗》:新医改后的几年,个人医疗费用占比虽然在下降,但是个人绝对支出快速增长。政府投入越多,为什么医疗趋利机制反而越膨胀?

  李玲:我觉得这是我们国家的宏观治理出了问题,医改走到今天实际上考验的就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医疗卫生制度是现代国家制度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进入现代社会,无论是德国的全民社会保险模式、前苏联的免费医疗模式还是欧洲国家的福利制度,以及发展中国家的医疗保障,都反映国际共识:保障老百姓的健康是政府的责任。这几年的医改反映出的不仅是医院、医疗体系的问题,而是整个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问题。

  从治理体系来说,我们尽管设定了医改方案,但是没有总操盘手。2009到2012年实际上是有总操盘手的,就是李克强直接领导下的医改办,但是十八大后机构调整把医改办并到卫计委了。总开关没有了,现在都是分开关,社保一块,医疗一块,为什么医疗费用会上涨,就是因为医疗、保险和药没有联动,各唱各的调。政府拼命扩保险,但这个钱都被药给吞掉了。新医改之前医疗费用只有1.2万亿,那时我们做的模拟仿真测算,国家投6000亿就能解决免费医疗,现在已经投了3万多亿,却离免费医疗越来越远。这些年的医改一直在缩小药占比,要破除以药养医,三甲医院的药占比都要控制在50%以下,这个政策会有效吗?控制药占比的目的是控制费用,但是如果对总费用不控制,医院肯定会多检查,做大分母。医疗总费用上涨这一块现在没人管,卫生部管不了,人社部和财政部也管不了。所以我们一直呼吁国家要有一个更高层面的健康委员会进行统筹,为百姓健康负责。

  《南风窗》:现在医保部门也在尝试跟医院谈判控制费用,有些医院反映医保部门对费用的管制和支付还是比较严格的,目前这个谈判机制是对等的吗?

  李玲:医保部门现在缺乏谈判的能力。第一,医保部门的首要目标是多收钱少花钱,只要不超支,它就觉得目标完成了;第二,医院、医生是信息的主导者,医保部门很难有效控制住医院,医院总有招来应对;第三,医保部门的控制力太低,现在平均报销率不超过50%,还有一大部分要靠自付,怎么能控制医疗费用?唯一能做的就是国家控制医院,但我们现在走的是相反的路,反而在放开价格。所以说,医改走到今天尴尬的局面是因为我们对现代国家治理体系不清楚,对政府该干什么、怎么干认识不清,能力不足。英国1948年建立的免费医疗体系一直持续到今天,2013年被评为全球性价比最高的医疗体系,人均医疗费用只有美国的1/3,就是因为它有一套非常精准的管理体系,环环相扣。中国应该按照这个方向走。

  地方医改的成与败

  《南风窗》:近两年“安徽模式”似乎出现了“市场化”的倾向,基本药物制度和“收支两条线”都出现了松动,而以私有化著称的宿迁模式也开始兴建公立医院,应该怎么看待这种现象?

  李玲:从各个方面的数据来看,宿迁模式是失败了的,老百姓不满意,政府不满意,医疗机构没有得到发展,宿迁的老百姓都到外地去看病。仇和的落马表明以他为代表之一的瞎改革的路走到头了。医疗是一个严重市场失灵的领域,所有的市场手段在医疗领域都是起反作用的,靠市场结果就是医疗费用一路上涨。

  这些年的医改,国家投了大量的钱,各个地方医疗服务的水平、能力都在改善。宿迁医院私有化之后,得不到国家的财政补贴,所以它的发展是节节后退的,人才留不住,技术水平也没有提高,所以政府意识到不行了,宿迁早就开始策划办公立医院,但重建公立医院的成本非常大。他们最初想把原来卖掉的医院再买回来,当时宿迁最大的人民医院以7000万卖给了金陵药业,宿迁政府后来出10亿、20亿都买不回来,现在金陵药业主要的收入就是来自宿迁人民医院。宿迁政府只好在离市区十几公里的地方重新建医院,现在已经投入了近20亿,建成可能需要不止这个数。

  《南风窗》:宿迁公立医院是不是也存在超前的问题,一个550多万人的小城市建有2000张床位的大型医院,会不会是对医疗资源的浪费?

  李玲:严格来说,宿迁不缺医疗资源,现在的问题是政府对医疗资源没有任何掌控力。没有哪个国家的政府手上没有公立医院,假设禽流感来了,派谁上去?有一个例子特别值得关注,最近中国派第三批医疗队到塞拉利昂援助抗击埃博拉,埃博拉肆虐的时候,美国出2000美元一天都雇不到人,没有人愿意去,中国派去了军医、公立医院的医生,而且真的把病控制住了。这背后还有一个故事,中国政府曾经给塞拉利昂援建了一座非常好的医院,有些官员觉得公立医院没有效率,医院建好了以后让中国的一家民营医院去运行,但是埃博拉一来,医院关了,人全部都走了。中国派去军医和公立医院的医生,首先是把那个关掉的医院启动。这就是为什么宿迁政府必须回头办公立医院的原因。

  其实,医疗和部队、消防、警察类似,就是用来防范风险的,平时可能感觉不到。公立医院的起源就是慈善、教会,医院是人类创造出来的最复杂的社会组织,它兼具教堂、慈善、政府、学校、军队、企业、服务业、警察、心理方方面面各种功能,所有社会组织要有的功能,都能在医院找到。所以国际上都是以非营利医院为主,最市场的美国,营利性医院也不到15%。我们是要鼓励民营资本,但它不应该是改革的大局。民营资本办医在国际上就是两种形态:一个是捐赠,像洛克菲勒那样捐钱但是不插手,或者直接捐到公立医院;另一种就是像王永庆那样,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后来做慈善,他的长庚医院就是非营利的。

  《南风窗》:新医改的这几年最重要的工作是强基层,以基层医疗为抓手的“安徽模式”在全国推广之后,财政包揽基层医疗、收支两条线虽然改善了基层医疗机构的硬件,但医务人员以岗定编、固定薪酬的考核方式,使其服务积极性和能力不升反降。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

  李玲: “安徽模式”起到了为全国医改探路的作用,如果没有“安徽模式”,医改绝对不是今天这个样子。安徽在基层将整个旧的制度破掉,建了一个新的制度。旧的制度就是挣钱。所以医改的核心就是政府要承担办医、管医的责任。安徽在基层把这条路给探出来了,政府如何办医、如何管医,人事制度的改革、激励制度、招标采购制度、怎么给乡镇卫生院拨款的保障制度,这是一个系统性的改革,建立了一个新的公益性的制度。而且,“安徽模式”实际上没有财政包揽,这是一个误解,安徽是一个穷省,他们的改革是逼出来的,只不过是把医、药、保险联动了,政府没有多花钱。改革的第二年,收上来的钱就已经大于支出了,所有财政投入打通了,然后按照绩效拨款,等于把蛋糕重新切,总量控住了。现在如果真正能按照“安徽模式”做,投入的3万多亿就可以把全国老百姓的免费医疗解决了。

  但是实事求是地说,安徽医改已变样了。改革主导者孙志刚离开安徽到医改办任职后,安徽医改又在走回头路。很多人都把回头原因归结于基层医务人员没有积极性了,但其实安徽医改之初是有相关的人事制度改革的。2011年,“安徽模式”开始推向全国,推了不到一年就停滞了,很少有地方学到了安徽医改真正的核心。医疗机构最重要的是人,安徽医改让2万多不合格的基层医疗人员分流下岗,其他地方哪里有这样的?安徽的招标采购制度也是真动,其他地方也没有学到。

  有人批评基层医改使得人都没有积极性了,因此否定收支两条线,我们要弄清楚是改革导致的,还是改革不到位。其次,基层医疗机构是弱势群体,它顶多是个改革的突击队,打开缺口后大部队要上去,否则基层是守不住的。设想一下,如果2012年公立医院改革全部铺开,现在可能会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局面。这些年县级以上的医院拼命挣钱,医疗费用快速上涨,凭什么基层医疗机构穷着,他们怎么守得住?基层成了改革孤岛。

  医改成败取决于主政者的取向

  《南风窗》:安徽医改跟改革主导者的离开固然有关系,但它最初的制度设计本身是不是也有问题,为什么安徽新农合病人向上级医院和省外医院外流趋势增加明显?

  李玲:任何一个制度设计都有它的不足,所以在运行中需要不断巩固和完善,安徽医改显然后续没有跟上。安徽医改之初要建立的新制度实际上是在跟人性作斗争。过去大撒把惯了,政府不管,不光不管,乡镇卫生院还是它的小金库。医改之后需要治理整合,而且把他们挣钱的渠道堵死了。如果对基层的考核、监管跟不上的话,就会催生新的赚钱方式,现在他们的做法是把病人转上去,上面的医院给回扣。其实这些都是有办法监管的,当年安徽搞得好的地方,对基层医疗机构有详细的考核,工资并不是固定的,而是优劳优得,如果干不干都发钱,一定是这样一个结果。

  其实安徽的基层医改,让基层更多不是看病,而是预防,这是最重要的。我们现在就是看病看多了,去年全国的住院量是2亿,门诊量是76亿,人均看5次病,超过美国。安徽恰好是要把这个改过来,它的方向肯定是没有错的,但是操作上有很多问题,是改革不完善,环境不配套所致。

  《南风窗》:地方探索一直处于比较活跃的状态,但大多侧重于某一个方面,并没有形成综合改革,“安徽模式”之后并没有形成一个可复制地方模式的原因是什么?

  李玲:综合改革一定需要当地一把手的支持。仇和卖医院却一路升迁,这在地方起了非常坏的作用。我在地方做调研的时候,不止一个县委书记跟我讲,给老百姓提供免费医疗完全做得到,但我们看到的是郭宝成那么做了却“被贬”,从神木县委书记到了榆林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明升暗降。官员看的是仕途,对比一下郭宝成和仇和,他们就会做出选择。所以,很多综合改革都是有“烈士”心态的官员在推。还有一个改得比较好的地方是云南玉溪,当时的市委书记孔祥庚也是因为快退了,才开始动医疗。所以,医改做得好的都不是有钱的地方,就看地方主官是不是真的把老百姓的利益放在心上。

  警惕政府埋单的市场化

  《南风窗》:很多学者认为基本药物制度是一个失败的制度,集中招标采购、零差价造成了低价药短缺,你怎么评价基本药物制度?

  李玲:当年设计国家基本药物制度的出发点是以国家的信誉给老百姓定心丸。不能说它是一个失败的制度,我们从来就没有建立起基本药物制度,在新医改方案出台之前,基本药物制度就被利益集团给推翻了。2008年10月挂在发改委网站上的方案才算是一个制度,从生产、流通、使用到支付是一整套,但2009年方案出台就全变了。所以我觉得说基本药物制度失败是无稽之谈,因为压根就没有出生。

  医改就是跟利益集团作斗争,医改的背后是整个制药产业的一地鸡毛。哪有一个大国是全世界买药吃的?即使要买也不应该付世界最高药价。本来13亿人的市场跟跨国公司谈判可以拿到白菜价的进口药,但是我们在宏观层面没有这个治理能力。

  安徽的招标制度以一个省为单位,但跨国公司绝对不会在一个省降价。英国所有的药都由国家统一招标采购,跟跨国公司谈判。英国一旦定了价,欧洲都跟着它走。政府要以整个市场换价格,我跟跨国药企谈过这个问题,他们是愿意降价的,不过要有一个量的承诺,否则营销成本高,降价就是把营销成本给降下来。药是个特殊产品,一旦研发出来,生产一片药的成本是很低的,什么价都可以谈。我们在国家层面上没有人去宏观治理,以省为单位起不到作用,医院更谈不下来。

  《南风窗》:对比中美两个大国的医改,两个国家实际上都面临意识形态、利益集团的问题,我们能够从奥巴马的医疗改革中得到什么启发?

  李玲:我认为可以参照的就是中国医改千万不能美国化。美国是一个市场驱动的、碎片化的制度,现在最大的困境就是政府没有少掏钱,而医疗费用一路上涨,美国的人均医疗费用已经到9000多美元了,政府掏了近50%,走进了一个政府埋单的市场化。中国正走在这条路上,越买越贵。必须要离开这条路,否则医疗是个无底洞,不仅不能承担保障老百姓健康的责任,过度医疗还在损害老百姓的健康。同时,政府埋单的市场化也会损害执政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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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新天狱博 回复 大司马平邦 留言时间:2020-02-11 01:53:40

【还是看习是否愿意管了,如果他不愿意出手管,那就怪不得这些党媒官媒的自媒体继续在习身上做妖了】

有道理。除恶不尽,当然会受其祸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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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大司马平邦 留言时间:2020-02-11 01:00:12

5)资本已经在中国长大了,于是它就有了更高的政治要求,就要和美国一样掌握新闻媒体的话语权了。这对大多数人来说是一个悲哀,可惜的是大多数中国人完全看不到这一点,被人利用还在替人家数钱。

有点小意见,希望阁下可以指教:

不能怪老百姓,大多数中国人(老百姓)从来都是墙头草,老百姓看到的东西都是他们能看到的东西,老百姓自己可以几千人几万人乃至几十万人同时搜索一件事一个关键字出现热搜或者话题?还不都是人为控制的嘛!那些所谓的热搜和话题都是某些小编或者媒体人先首发出来,然后号召一起点击,就形成了热搜和转发,这些舆论什么的,都是被引导的被控制的,哪有什么老百姓的民意;
如果习当局对这些自媒体有所管理有所作为,那么什么吹哨人就不会出现,甚至可以换成“李文亮党员"这样的热搜和话题;

这些所谓的“民意”不被政党(习近平)引导和控制就肯定会被资本引导和控制,您说呢?说白了还是习当局对互联网这些自媒体的管理出现了问题;习不是能不能出手管的问题,而是看他愿意不愿意出手管了,如果习愿意出手管,那办法多的是,可以用资本的法律来整治资本的媒体平台,比如最近王思葱说了什么没出国的中国人都是傻吊的话(一点逻辑一点基本水平都没有),没过多久,王思葱就被整治围剿了,这明眼人一看就可以猜到是国内的左派在对王思聪整治围剿,但是不得不佩服的是,这次整治王思聪没有扣帽子没有让人联想到打土豪分田地的极左,因为这次是用资本也认同的法律手段来整治王思葱,王思葱恶意破产,连带债务有一大堆企业来告他,然后把他弄出失信人,最后让他赔了好多亿,这王思葱不就学乖了么。

这些小手段左派都能想出来,习肯定更能想的出来,比如如果想整治新浪微博这样耍小聪明的自媒体平台和那些无病呻吟的官媒党媒白左小编,随便找一个微博里面违规的侵犯其他自然人或者公司合法权益的热搜或者话题,然后让被侵犯的自然人或者公司按照市场化的法律来起诉该热搜和话题的发起人主持人(比如某某媒体),同时把新浪微博作为连带被告即可,法律都是明摆的,最后法院判决某某媒体和新浪败诉,然后让某某媒体和新浪微博赔偿该原告几十万上百万不就好了,实在找不到侵犯其他自然人或者公司合法权益的热搜或者话题,自己玩个“无间道”自己去买个侵犯某人某公司的热搜或者话题,然后背地里让某人某公司去告那些媒体营销号和新浪微博不就得了;

多罚款几次,这些自媒体就学乖了,同时还可以趁着这些自媒体和自媒体平台被罚款(这些事肯定变成大新闻)的事件,来推动类似新加坡的:反假新闻法,即《防止网络假信息与网络操纵法》,新加坡也是资本主义也是资本发展壮大的甚至还被称为民主国家,怎么新加坡就可以按照民主和市场的法律来通过《防止网络假信息与网络操纵法》对新闻媒体和自媒体重罚呢?

所以,还是看习是否愿意管了,如果他不愿意出手管,那就怪不得这些党媒官媒的自媒体继续在习身上做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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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新天狱博 回复 老张 留言时间:2020-02-10 19:27:34

公知大V们的公开信说得清楚【要继续坚持邓版两个凡是】。。。呵呵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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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新天狱博 回复 香椿树1 留言时间:2020-02-10 19:26:16

正是我要说的。老百姓还是鲁迅笔下的华家父子,对这些人蒸的人血馒头还是争相购买、大量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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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新天狱博 回复 大司马平邦 留言时间:2020-02-10 19:21:39

3)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值得专门另辟一题讨论。我的猜想是至少有的人是脚踩两只船。例如:中央党校的蔡霞教授,竟然在雷洋的事情上叫嚣要【先礼后兵】,却不受纪律处分。。。让人百思不得其解。

4) 我的看法是即使我解释了,也无法和【人家国内那些资本控制的官媒党媒的小编】抗衡,甚至无法和万维的小编们抗衡。但是,说出来是良心的宣泄,不指望有什么结果。

5)资本已经在中国长大了,于是它就有了更高的政治要求,就要和美国一样掌握新闻媒体的话语权了。这对大多数人来说是一个悲哀,可惜的是大多数中国人完全看不到这一点,被人利用还在替人家数钱。

由于万维的技术问题,只能分段发回复,请见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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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新天狱博 回复 大司马平邦 留言时间:2020-02-10 19:20:47

2)我不否认有体制内的人也在利用李文亮医生的事情作文章,财新、新京报、澎湃商业媒体虽然理论上归宣传口管,但是它们的客观作用是说出一些体制内的利益集团成员或者同情者不方便说的话,包括体制内一些人对习近平的不满。据我所知,体制内对习近平不满的人(由于他们不能像胡锦涛时代那样方便地贪污腐化、不作为甚至公开地买官卖官等等)有相当比例,只是不敢公开和习近平对抗。是不是有前老常委们的支持、默许、同情甚至操纵?我看很难说。所以其实是利用老百姓对疫情的恐惧、不安、恼怒的心理,搞的境内外的【反习大合唱】。只要你看看那些什么公开信、什么许章润【檄文】、什么清华校友公开信之类就一目了然。这些人要求的和2016年那封威胁习近平及其家人的匿名信没有任何区别,无非是【替李克强鸣冤】、【要求继续按邓小平的既定方针,搞邓版两个凡是】、【要求习近平下台】、【恢复胡锦涛时代的贪腐也是生产力】、【搞普选】。。。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我还说了如:习近平对政敌的清理不彻底,才会留下今天的后患之类。我想这个问题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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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新天狱博 回复 大司马平邦 留言时间:2020-02-10 19:20:22

非常欢迎讨论这个问题,以下是我的拙见:

1). 李克强基本上是同意全面市场化、私有化的,这可以从他的【让市场法无禁止即可为,让政府法无授权不可为】看得很清楚。他基本上是全面接受了【私有化就是改革】这样一个思路。习近平的情况不清楚,感觉上是两边摇摆的样子,一会儿说要做大做强国企,一会儿说要深化改革,又没有说清楚什么是【深化改革】。有待于进一步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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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老张 留言时间:2020-02-10 11:04:06

远的不说,单说香港。香港公立医院多如牛马,最好的港大玛丽医院是公立的!香港不但有最高水平的公立医院,而且是全民免费的!香港人自豪有自豪的理由,大陆把必要的民生全部私有化,不知道怎么想的。邓笑贪的两个凡是,是不是也应该去用实践检验一下,看看是不是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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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大司马平邦 留言时间:2020-02-10 10:36:50

阁下文章写的也很有逻辑,但是有些地方,有点小意见,希望阁下可以指教:

1:从新冠状病毒爆发看仇和的”医改“,李玲的文章也看过,其实大众都希望国内实行“公有制”的免费医疗,哪怕你是小病都是自费,至少也应该是大病(比如癌症等一夜脱贫看不起的病)实行完全免费医疗,真做不到全民都大病免费医疗,至少也应该无条件的做到未成年人大病(比如癌症等一夜脱贫看不起的病)实行完全免费医疗,不是说什么儿童是祖国的花朵么?疑问是:那些要求限制公立医院,大力推广私立医院的法规文件是国务院十部委联合发布的,假如是某一个部委发布的,那么可以看作是有些人在刷小聪明,但是却是国务院十部委联合发布的要求限制公立医院,这就只能是国务院经过开会的,那么李总理肯定是知道的,李知道,那么这么大的事,习肯定也知道,习如果知道,如果习不愿意搞私有化,习为什么不制止(还是没有能力制止)?

2:关于您写的李文亮是吹哨人的文章,把李文亮是吹哨人这样的文章和新闻说成是所谓的公知在带节奏,说句不好听的,境内的公知才有几个?就算是人数很多,他们发出的文章什么的,那些公知才有多少流量?

如果没有境内的党媒官媒的微博和公众号在推动在转发,怎么会发酵到这个地步?呵呵,不光是财新、新京报、澎湃商业媒体(严格来说这些媒体也是党媒体和官媒体,因为他们都有党委也都归宣传系统主管),连比如央视新闻,人民日报,环球时报等等这些党媒官媒的微博他们都说李文亮是吹哨人,甚至这些官媒体的微博小编本身就是“李文亮是吹哨人”的节奏发起人,可以上微博搜一下"李文亮"看看那些浏览量几十万上百万上千万的话题的主持人都是中共的官媒,这些“无事生非的带节奏舆论"其实都是境内的某些官媒首发并且推波助澜的,中共境内的微博,百度里的各种热搜都是人为制造的。中共当局是不是对中共的相等数量官媒的自媒体的小编(微博微信)和热搜和话题的管理出现了真空?

3:是不是共产党的官媒和党媒在微博的自媒体完全的变成商业化的账号了?是不是都是资本控制的?

比如一些官媒党媒的各种微博,比如某某市的文明委某某日报,居然时不时的在微博发布追星,瘦身广告,爱狗等等,这些媒体是不是都被承包出去了?就好像香港的嗜血电影“力王”一样(里面说的是未来,监狱都被资本家承包了)

4:这些问题您如果不详细指教一下,那么您在写什么文章都没什么意义,因为你这边引导思想舆论,你的流量也就是几百几千浏览量,而人家国内那些资本控制的官媒党媒的小编,他们随便首发或者转发一次跟随西方甚至跟随香港街头愤青文化的带节奏的文章,那就是几百万的流量,您说是么?

5:习近平如果真的想对资本控制的国内网络进行正规的善意的管理,他有没有能力推动制定类似新加坡的:反假新闻法,即《防止网络假信息与网络操纵法》,

个人认为,这是唯一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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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香椿树1 留言时间:2020-02-10 09:48:22

百姓是汽油, 体制是发动机,领袖是司机。 百姓被病毒残害积累的怒火可能被官商学黑用来捣毁束缚官商学黑的体制, 百姓的怒火可能被官商学黑用来打造奴役百姓的锁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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