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封城之祸

苏渝游士

武汉封城之初，我曾说过，这是骇人听闻的极端行为。

将近2个月过去了，回过头来再看，武汉封城，以及火神山医院，雷神山医院，以及几十座方舱医院，似乎基本上都是没有必要的。

截止2020年3月2日，武汉市的新冠肺炎累计确诊4.9万多人，其中重症病人只有1.1万多人。武汉有十几家医院，仅金银潭医院一家就有病床1500张。

当初如果实行医院只集中收治1.1万重症病人，将大量的轻症，疑似病人安排居家隔离，给予居家隔离者经济补贴（如，韩国每月7200元人民币，台湾每天1000元新台币)，这笔钱远不及一座火神山医院的费用。

与此同时，颁布严格的管理和惩罚规定，现在人人有手机，追踪，管理应该不难。这样武汉一市的医疗资源，就基本可以应付。

退一万步说，即使重症病人剧增，武汉不能应付，首选的做法也是向外地疏散，中国有发达的高速，航空网络足可解决，既能快速挽救生命，又比封城，建大量简易医院成本低许多，这才体现了“全国一盘棋”的“制度优势”。如果在电视上看到，直升飞机紧急转运危重病人的场面，谁不赞叹“厉害了我的国！”

可惜，我们看不到这样的场面，而是选择了围堵的方法，对大量的染毒人员不分轻重，甚至疑似患者，进行围追堵截，强制隔离，所谓“应收尽收”，导致了震惊世界，损失惨痛的封城行动。

封城的危害人所共知，唯一的理由是，“防止扩散，不惜一切代价“。

的确封城可以阻止病毒向外扩散，但同时也加剧了武汉城内部的感染，所以说应该感恩武汉人做出了伟大的牺牲。

然而，即使在封闭的恶劣环境下，武汉1100万人口中，也只有4.9万被确诊，感染率仅为0.44%，比美国流感的感染率0.8%低了一倍。（有报道美国第二波流感感染2600万人，美国人口3.1亿)。

在这0.44%的感染人群中，又只有22%能发展成重症，而重症中还有一半以上的机会，可以经抢救，捡回一条命。

武汉在封闭的恶劣环境下，新冠病毒的传染性不过如此，那么在正常开放的环境下，就更没有必要对传染过度恐惧了。像流感一样认真谨慎对待，也就可以了。由此可见，封城对遏制传染作用微小，是没有必要的盲动之举。

至于封城的巨大损失，不是经济学家的普通人也能看得出来。

由武汉封城，引发了全国到处封城，罢工，罢市，罢课。这可不是自发的，局部的群体事件。而是自上而下的，全面安排的，长时间的“三罢“浪潮，规模之巨大，恐怕历史上“五卅运动“也不能相比。

截止中央紧急号召复工之时，全国经济运转已经停了30-40天（上海到现在商店还是关着)。一年就300个工作日，停摆30天，GDP损失就是10%！高达9万亿之巨！这还不算何时能完全复工，供应链断裂，以及后继的更大损失。

如果到了年底，统计总局再说“经济总体平稳，基本完成了预定目标”，还有人相信吗？

现在，新冠病毒已经蔓延到世界多国。中国却正忙着歌颂“大国战疫”，满怀自信要将封城堵截战的经验推荐给国外。但是，凡是思维正常的国家领导人都不可能采取愚蠢的武汉式的封城做法。

韩国是中国以外，疫情最严重的国家，但社会基本正常运转，“舞照跳，马照跑”。日本限制检测范围，东京奥运要争取照办等等。唯一的共同的措施，就是严格以居家为主的隔离管理，给予补助的同时，加强违规处罚。美国发出通告，每个人必须为自己负责，政府不予包办，疑似者必须自行隔离，违者重罚。

其实，人人自我负责，与专业体系紧密分进合击，才是真正意义的“人民战争“。相反，由政府包办，剥夺自由，强迫集中隔离的做法不是“人民战争”，而是“战争人民”（对人民的战争)。

当然，武汉封城还未解除，全球疫情还在发展，病毒的源头也还没有找到。中国与国外两种截然不同的做法，究竟谁能以更小的代价，更快地控制疫情？是否可以作为区别体制优劣的标志？现在都还不好说，让我们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