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罗克50年前遇害

  我还记的1967年初看到遇罗克写的《出身论》时的情景。严冬的北京北海后门街头，人们在抢购当时的小报“只把春来报”（两分钱一份）。报纸头版就是《出身论》（“中学文革报”上发表，“只把春来报”转载）。

  1966年春夏之交，北京的大中小学都“停课闹革命”。那时起我们小学6年级的学生基本上是终日街头游荡。虽然我当时只有13岁，但文章还是懂的，就是批判“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呗。我“出身”不好，当然会同意《出身论》的观点，可又隐隐不安，作者如此大张旗鼓地批判“血统论”是否会自找倒楣？那会儿“血统”好的红卫兵横行街头，想打谁就打谁。

  半个世纪后，我在一篇纪念遇罗克的文章上看到是这样评价《出身论》的：其主要论点是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实践观点出发，论证社会影响大于家庭影响，因此家庭出身对于决定一个人是否革命并不重要。“不管是什么出身的青年放弃思想改造，都是错误的，对于改造思想来说，出身好的青年比出身不好的青年并没有任何优越性”。遇罗克主张一切青年都享有平等的社会政治权利，他说：“任何通过个人努力所达不到的权力，我们一概不承认。”《出身论》在当时触动了全社会最敏感的神经，为当时许多出身不好的青年人提供了思想武器和精神解放的理论依据，在社会上引发了轰动。

  《出身论》只是说明了最平常的道理，说白了就是在普及常识。但在当时，写这样的文章却需要极大的勇气，因为这样的常识会让阶级斗争学说脸上无光。你敢挑战阶级斗争学说？那就是“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处死你当然要找到另一个理由，那就是“组织反革命集团”。

  遇罗克在被捕之前最后一张在家中照的照片。

  我认为这样的评价客观。我们现在不该质疑“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中被证实已是过时的理论，遇罗克用此理论批判‘血统论’是否有意义”；因为实际上遇罗克主要是根据常识推出“血统论”的荒谬；而且当时的社会氛围，如果遇罗克不“打着红旗反红旗”，他的“出身论”一曝光就会被扼杀。再者，遇罗克和当时社会上敢于独立思索的人们也是有历史局限性的；他根本没机会接触到资本主义民主社会的社会学家们的各种论著。不过不管怎么说，遇罗克当时已经意识到所谓马克思主义的继承者们“在理论上是非常混乱的，在不同时段就得有新的更改，完全是实用主义”。这种眼光在当时来说难能可贵，只有惯于独立思索的人才会有。

  当时的中国大陆社会病态，绝大多数人思想状态只能用昏聩来形容；问题是，中共建国后，P民的精神境界是怎么一步步的到了如此蒙昧的程度？看了勒庞的《乌合之众》，对照“文革”时期的“革命群众”，对勒庞的理论分析很以为然。

  在网上看到有现在的年轻人，对当年遇罗克只是说出简单的常识就被枪毙一事震惊。我想了一下，这些年轻人应该是愿意独立思索的人；当然了，目前年轻人也不是人人都关心政治的。再说，中国人没“记性”是典型的。“六四事件”刚过去31年，现在又有多少年轻人知道呢？其实，只有经历了“文革”的人们才对那种病态社会的疯狂有感触。

  毛领着农民建国后自己以为就是“皇帝”了（既然他是个“饱读四书五经”的人，又怎能不自觉自己就是“皇帝”呢？全国盼望明君的百姓们也是这么认为的）；他同时还有“乌托邦”的幻想并屡屡蛮干。晚年精神状态也越来越病态。他的阶级斗争理论极其荒唐，他运用这种所谓的理论将全国的中共官员和P民玩弄于股掌之间。想到当时登峰造极的个人崇拜，现在我还不寒而栗。我认为在遇罗克遇难50周年之际，我们确实该把中悲剧好好讲一下；因为现在习近平也想沿着毛泽东的道路走下去。我所没想到的是，习和毛比起来只能望其项背；他平庸；可他居然也能利用御用媒体把对他的个人崇拜搞得有声有色，且中国大陆社会上还有着大量的人们出于各种目的交口称道。

  习近平时代的中共当权者把中国大陆社会搞的越来越像“笼子”，专制制度下的中共各级官员为了自身利益，一个个只知道趋炎附势，阿谀逢迎；更让人内心沉重的是太多的P民们的甘心忍耐，有没有真正的思想自由也无所谓。如此，中国以后还会有遇罗克式的悲剧。中国的百姓们当了两千年的阿Q了，不由自主地“习惯”。只要中国传统文化还在中国大陆根深蒂固，这种情形就能持续下去。就算有一天老百姓民不聊生，采用暴力方式结束统治他们的专制王朝，也无从建立民主社会；因为他们不知道一个民主自由的社会不需要皇帝；民众普遍地没有真正的自尊意识，不由自主地盼着有人管着他们。

  1970年3月5日，遇罗克在万众愤怒声讨中被处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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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罗克简介

维基百科

  遇罗克（1942年5月1日－1970年3月5日）生前是北京人民机器厂学徒工，做过代课教师等多种临时工。曾写《出身论》等一系列围绕“出身”问题的文章。他以“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为笔名，写了六期《中学文革报》的头版文章及其他文章，最著名的是第一期的《出身论》，全国反响巨大。遇羅克于1968年1月5日被捕，1970年3月5日和另19名政治死刑犯，在北京工人体育场的十万人大会上，被宣判死刑立即处决。

  遇罗克为资本家出身，父亲为水电部高级工程师。他从小学到高三毕业一直品学兼优；但他高中毕业后三次高考，成绩优异，却不被准许进入大学，就因为他“出身”不好，1957年父母均被划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遇罗克于1966年下半年写下了《出身论》一文，批判中共当权以来一直用于引导社会主流思想的血统主义、亦即血统论（“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1967年1月，在牟志京与遇罗文创办的六期《中学文革报》上发表了《出身论》。《中学文革报》每期的头版头条文章，皆是遇罗克以“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为笔名，围绕出身与血统论问题所写的文章；《中学文革报》期期被抢购一空，全国反响巨大；六期《中学文革报》上还有遇罗克用其他笔名所写的文章。

  1967年4月14日，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员戚本禹公开宣布，《出身论》是大毒草。1968年1月5日，遇罗克被捕，被扣上莫须有的“大造反革命舆论”、“思想反动透顶”、“阴谋进行暗杀活动”、“组织反革命小集团”等罪名。

  1970年3月5日，在一打三反运动高潮中，遇罗克在北京工人体育场被宣判死刑，立即执行，时年27岁。

  死刑处决通知原文如下：

  “现行反革命犯遇罗克，男，二十七岁，北京市人，资本家出身，学生成份，北京市人民机械厂徒工。其父系反革命分子，其母系右派分子。遇犯思想反动透顶，对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怀有刻骨仇恨。一九六三年以来，遇犯散布大量反动言论，书写数万字的反动信件、诗词和日记，恶毒地污蔑诽谤无产阶级司令部；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书写反动文章十余篇，印发全国各地，大造反革命舆论；还网罗本市与外地的反坏分子十余人，阴谋进行暗杀活动，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遇犯在押期间，反革命气焰仍很嚣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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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我所知道的遇罗克

张郎郎

　　1970年2月9日，我和其他几十人被戴上手铐脚镣——那是专门用在死刑犯身上的刑具。这手铐、铁镣，与一般的不一样，又黑又重。如果不用手提着脚镣就难以迈步行走。我们这些死刑犯背着自己的行李，一个接着一个，走向死牢。

　　那已经是凌晨2点多钟了，我们跌跌撞撞地分别走进了北京市公安局看守所第23筒、24筒的各个单间里。所谓“筒”，就是北京公安局看守所编号的不同走廊。

　　犯人们把23、24这两个筒叫作“枪号”，政府把这里叫作“死刑号”。每个死刑犯都被关进木头盒子般的单人牢房里。

　　当这批犯人各就各位之后，管理员开始逐个打开门，一一核对犯人的姓名和所在的房号。刚刚问完我，关上了房门，就听见走廊另一头有个犯人喊报告。管理员快步走过去打开房门，一个熟悉的声音说：“报告管理员，我要见军代表。上一批的几十个人都去见马克思了，只剩下了我一个人了。因为我有重大案情要交待，才把我留了下来。可是至今还没有人提讯我，我怎么交待啊？”

　　话音未落，门“嘭”的一声被队长关上了。

　　我听清楚了，那是遇罗克的声音！还是那股嘲弄的腔调，还是那种冷冷而辛辣，柔里带刚的口吻。

　　1970年3月5日，他和许多人一起被一一点名后拉走了。他们走了以后，走廊里死一样地寂静。我知道这又是一场宣判大会。我预感到遇罗克再也不会回来了。

　　果然，遇罗克和我们那批许多人，都在那天被执行了。

　　我第一次见到遇罗克，是在1968年11月，狱方调号正好把我调到了他所在的牢房。那是在北京看守所，半步桥院里著名的那座K字楼，7筒1号。

　　K字楼每个房间大概是不到20平方米，关了20个犯人，当时疑犯太多了，牢房里最多住22个人。如果每个人都躺平了的话，就躺不下。睡觉时只能侧着身子，如果谁想翻身，就得全体一起翻身。晚上起来解手，再回去就要把两边的人拼命地推开，才能勉强挤进去。

　　当时北京公安局看守所的大院儿里，有三个建筑。一个是三层建筑的K字楼，据说从天空中看下来是个字母K。犯人们传说，在战争中看到K字或十字的建筑，就不予轰炸。因为犯人和病人都无法逃生。

　　我进到这间牢房没两天，就有犯人向我介绍遇罗克也在这。

　　我知道他是谁，在监狱外面就听说过他的大名，也读过他的文章。遇罗克一开始并不知道我是谁，表现得很主动。我就是一个中央美术学院的大学生，那年才24周岁，自己认为很成熟，实际上很幼稚。我是因为讲了些江青的段子，又因为学西方艺术史专业想去法国留学，被公安定罪“恶毒攻击领导人”“叛国投敌”判处死刑的。牢房里多数人是愁眉苦脸，而遇罗克却是笑眯眯的。

　　他略带嘲弄的笑容，自我介绍：“我叫遇罗克。姓遇，愚公移山的愚字去掉下面的心字，加个走之。罗霄山脉的罗，克服困难的克字。”说完又微微一笑。他给了我一个很特别的第一印象。我佩服在这地方还会微笑、还有幽默感的人。虽然他微驼着背，戴着副深度近视眼镜，头发有些过早秃顶，但总的印象还是个书生模样。

　　他和其他犯人不同，有时候，他还摇头晃脑地吟诵诗文。他最爱念邓拓的两句诗：“莫道书生空议论，头颅掷处血斑斑！”

　　遇罗克在和人们单独聊天的时候，却很少笑。他把别人用来打发时间的聊天，当成一种学习、求知的手段。他常说：每个人对某一种事物肯定“门儿清”。

　　他只关心自己在谈话中可以学到什么、积累些什么，只想找一切机会积累知识。

　　好在我也并不在乎别人重视不重视我，我也渴望得到交流。于是，我和他定了合同：每次休息时间，每人选择一个自己最熟悉的题目，轮流讲给对方听。

　　我第一次给他讲的是“西洋近现代美术简史”，他给我讲的是“世界电影现状”。他讲得那么内行，术语和统计数字运用自如，我真以为他曾是一个电影资料工作者。后来才知道，那是他在另一间牢房刚刚从别人那儿趸过来的。他通过给我讲解来复习这部分知识。我的天，他真的会利用别人的时间。好在我也不吃亏，从他那儿又学了复习功课一招。

　　他看到这种情况，就有些不高兴，直接了当地说：“不行，你差远了。你得下点功夫好好学。学哲学可以深化你的思想，使你思考问题更加科学化、条理化。形式逻辑尤其重要！”我说：“我不是个纯理性的人，而且我嫌古典哲学太晦涩、太复杂，我宁愿看那些当代哲学。清晰明了。萨特和黑格尔完全是两回事儿。”

　　他听了以后真生气了，说：“黑格尔的辩证法不但是正确的，而且是神圣的、无与伦比的。萨特之类根本算不上什么哲学家。全是无病呻吟。而你居然会喜欢萨特，真是吃饱了撑的……”他还说了许多类似的批评。我一点儿也没生气。

　　他至少有一个理想的投射点，他对自己的信仰十分认真。我还挺佩服和羡慕他这样的人。有理想精神的人，才能彻悟，向着自己的目标毅然前行。

　　那些天，遇罗克一直希望能从同屋的石厚刚先生手里借来延安版的《毛泽东选集》。

　　石厚刚先生是当年陕北的老红军，1955年的少将，后来转业到中国农业机械化科学研究院当副院长。因为他去延安学习过，所以才有这部《毛选》。石厚刚却不肯把这部书借给遇罗克。原因是他认为遇罗克“思想反动”。于是，遇罗克只得托我想办法。

　　石厚刚知道我是生在延安的，属于“生在红旗下，长在新中国”。所以，在我软磨硬泡下同意把这部宝书借给我看看。

　　那天，石厚刚被提讯走了。

　　遇罗克趁这个空当，赶紧让我借给他看这部秘籍。我悄悄递给他，让他千万别明目张胆。他歪坐在角落里仔细研究，拿这部书和文化大革命时期出版的版本对照着看。读得很认真，一字一句像校对似的看。时而若有所得地点点头，时而又掩卷而笑。

　　石厚刚回来之前，遇罗克赶紧把书还给我。后来，不知是被石厚刚发现了，还是别人警告了他。总之石厚刚先生的书从此就不再外借了。

　　遇罗克若有所失，常常叹息。他悄悄对我说：“出狱之后，我一定要找齐不同时期的各种版本，对照来看，那才真叫过瘾。”他说的时候，两眼放光。

　　后来他对我说：“他们在理论上是非常混乱的，在不同时段就得有新的更改，完全是实用主义。这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要有一个强大的思想武器，才能战胜思想上的混乱。而这唯一的武器，就是马克思主义本身！”说完还用力点两下头，嘴角露出满意的笑容。

　　有段时间，几乎每天吃完早饭，遇罗克都会打报告——这是犯人向政府提出申请的唯一方式。他向管理员提出要纸和笔。在牢房里是不允许犯人留存纸笔的。

　　他说：“我要写思想汇报。”

　　因为他是重要的思想犯，所以看守都会答应他。他利用这个方便，一面写些应付预审员的材料，一面乘机写下自己认为有用的东西，写好以后裁成小豆腐块儿大小，以便保存。

　　我们俩利用这个机会，编写了一本《中国古典诗词集》。从屈原的《渔父》到谭嗣同的《绝命诗》，凡是能回忆得起来的诗词歌赋，都一一尽录其中。几个月下来，数数也有三四百首了。他比我记忆力好，多一半是他背出来的。

　　星期天，我们利用法定缝补时间的机会——这时候政府才发给我们针线，于是就把这集子装订出来两本，我们一人存留了一本。

　　一些同号的犯人也偷偷借去传抄。休息的时候，我们默默地念着、背着，眯缝眼睛浮想联翩。仿佛牢房灰色的水泥墙上，隐隐浮现出大漠孤烟、长河落日的景色，那真是一种自我解脱的方式，在不自由状态下的小小精神奢侈。

　　我把自己那本塞到棉衣的棉花套里，企图带出监狱。可惜在例行搜检牢房时，竟然被搜走了。在牢房中没有长久的秘密，很难隐藏任何东西。

　　晚饭后，犯人们可以三三两两地散淡聊天。有一段时间遇罗克和我一起议论诗词创作。我对现代新诗比较感兴趣，他却鼓励我写旧体诗。他认为中国传统的东西有许多特有的内涵，古朴的韵味。只有具备中国文化根底的人才能真正理解、体会到这些精髓，也只有以这种形式才能表达出中国人的感受和情操。

　　我不愿意和他下象棋，因为这儿比从前那个号管得严得多。我没敢做象棋、画棋盘。所以只能下盲棋。他仗着记性好，胡走一气，一会儿就把我绕晕了。

　　他似乎脑瓜里有个电脑储存系统，还装了一脑子棋谱。别说“橘中秘”“梅花谱”那些名谱，就连一些不大有人知道的书，他都能头头是道讲给你听。

　　有一次，我问他：你看过《当头炮进三卒对屏风马》这本书吗？这是我当年在先农坛体校向侯玉山、谢小然两位先生学下象棋的时候，自己买的一本书。

　　他一听，立刻说这是浙江著名棋手何顺安先生的著作，他如何在1956年在全国比赛中力擒黑龙江猛虎王嘉良，当时用的就是他最擅长的当头炮进三卒。一番话把我说得目瞪口呆，真不知他那脑袋是怎么长的！

　　由于遇罗克特别自信，所以他的招牌表情总是在嘴角挂着那么一丝玩世不恭似的微笑，似乎嘲讽着一切。

　　他很爱自己的弟弟、妹妹。提起遇罗文，他总说：“他比我脑子清楚，比我认真。”提起遇罗锦，总是说：“我们家那个小姑娘。”

　　有一回，遇罗克因为违反监规戴了好几天手铐。虽然不是自动扣紧的洋铐，只是两个铁环的那种土铐。可是血管一膨胀也很难受。这时候他想找些话题跟人聊聊，借以分散注意力。他找上了我一起靠在墙边聊，他突然问我：

　　“你会唱列宁最喜欢的那支歌《光荣牺牲》吗？”

　　“会。”

　　“教我唱吧，我一直想学这支歌。”我俩在黄昏的暮色里，望着窗外远处朦胧的余辉。

　　“忍受不自由莫大痛苦，你光荣的生命牺牲。在我们艰苦的斗争中，你英勇地抛弃头颅……”

　　他唱得很认真，很动心，歌声那么沉重，牢房里十多个人都不作声了……

　　当时的牢房里有杀人犯、武斗打死人的人，也有过去的中统特务，也有革命老干部。遇罗克虽然不是大学生，但是他的学识比别人都高许多。

　　有一天，他跟我谈起电影，他问我，你看过《马门教授》那个电影吗？那是东德拍的电影，主题是反法西斯的。马门教授是一个犹太医生，当时犹太人在德国柏林受到迫害，学校里也发生了对犹太学生的孤立、围斗、驱赶。我说：“我看过这个电影，这些情况跟我国六六年夏天发生的情况没有什么区别。”

　　他说：“你会这么看？”

　　我说：“文化革命破四旧的时候，我就发现，出身不好的人的处境，跟德国犹太人的处境如出一辙。”

　　遇罗克又问：“那你看过《出身论》吗？”

　　我说：“《出身论》写得不错。但是，会让人们得出一个结论：出身越不好的人就越革命……”

　　他谈到《出身论》的出版在当时也是一种宣传，因为要宣传自己的观点。想想那时《中学文革报》影响那么大，一麻袋一麻袋的来信，大量的捐款。许多人要求来参与、来帮忙。当局最后把他们打成反革命集团，就是不能让这个舆论工具继续发生影响，这一点他很清楚。

　　我问：“你这样做会有秋后算账，你们值得吗？”

　　他说：“这些年来我们的声音没有人能听得见，出身不好的人在这个时代都有先天性的软骨病，没办法。现在，好不容易找到了这个机会，发出了最强音，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强，为此我很满足。就为这个，不管付出什么代价都值得。”

　　在这个过程中，我发现我们的经历确实很不一样，我是在当时的好学校一路直升上来的，他让我明白这个社会对人们是不公平的。

　　在和遇罗克交谈之前，我对这个社会了解并不多。而遇罗克比我清楚得多。他跟我讲，他在农场种过草莓，在街道上当过电话传呼员……他在社会上交往过各式各样的人，经验丰富。在交谈中，他使我了解了许多社会的不同层面。

　　这时候，我周围经常是有人打人，有人被打。有人被戴上手铐脚镣，有人被戴上防毒面具……天天见到的画面充斥着铁和血，我们还要视而不见。

　　当时几乎每个牢房里都有一两个被折磨成精神失常的人，他们是这里境遇最惨的人。有一个犯人据他自己说：他是“北航”的老师，教俄语的。我们叫他王老师，他当时差不多已经完全疯了，他的话难辨真假。谁都可以在他身上踢两脚、打几拳。另外一个是远郊区的农民，据说他是因为骂了毛主席而被关进来的，进来的时候，就戴着镣铐，人已经被多次毒打而变了形。

　　当时，我们就跟值日似的，轮流看管精神失常的人，因为他们自己连上厕所都不行，得有人拽着他们走。轮到那些小年轻管他们的时候，他们就要表现一下自己的心狠手辣——表现自己也是个狠角色。

　　当时遇罗克对那些被折磨成精神失常的犯人的态度很特别，既不打他们，也不对他们好，而是视而不见。当时，我很奇怪，问过他，我说，那个俄语老师毕竟是老师啊。遇罗克的回答是：他们已经精神失常了，你对他好与不好对他们都没有用。社会上值得同情的人太多了。

　　遇罗克和我的确不一样，他是一个斗士。生活一直把他放在逆流中，一直放在斗争的环境中。他必须成为战士。况且，他长期生活在底层，他也交了许多肝胆相照的朋友，友谊在当时的含意是：疾风劲草，两肋插刀。

　　遇罗克把审讯当作一种训练，一种游戏，始终站在主动的地位。他从容潇洒、软硬不吃，对预审员那套忽而一惊一乍，忽而暖风细雨的把戏早就了如指掌。

　　据说预审员最后实在没办法了，就干脆用公布证据的办法。遇罗克告诉我，当预审员向他展示出他自己亲笔写的文章摘要时，问他：

　　“这是不是你写的反毛泽东思想的话？”

　　他还是一声不吭，预审员追问：

　　“你是不知道，还是不想说？”

　　“我不想回答。”

  最后，主审说：“遇罗克，你的态度极端恶劣，今天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否则你就自取灭亡了。”

　　遇罗克说：“我不明白你们说什么呢？”

　　“别废话！不和你耽误时间了。你想想吧，还有什么话想和你家里说，5分钟以后再告诉我们。”

　　说完，所有的预审员，全部退场。只留下法警和遇罗克。5分钟以后，预审员们又陆续回来了。

　　主审很慢地问：“遇罗克，最后还想给家里留什么话，说吧。”

　　遇罗克说：“我想要一支牙膏。”

　　遇罗克告诉我，主审气得一言不发，面色铁青。接着吼着说：“遇罗克，你行！回去吧，好好给我等着！”

　　我清楚地记得，遇罗克了解牢房中许多人的思想状况、家庭背景和心理状态。他知道哪些人是出卖灵魂的痞子瘪三，哪些人急于立功赎罪。

　　他并没有利用他在狱中的优势。他从来不为多吃一口窝头、多喝一口白菜汤而欺负他人，更不会在当局谎言的“感召”之下，落井下石。凡是一切狱油子卑劣、阴险手段，他从来都不用。他最多玩玩政治权术，治治那些“有病”的犯人。因此，预审员们自然对他恨之入骨。

　　对遇罗克现象的反思有两种极端，有些人想让人们彻底遗忘他。某种程度上，他们做到了，很多人确实把他遗忘了；有些人想把他神化，但是神化的过程是偶像化。而实际上也是让人们彻底忘却遇罗克的一种方式。因为神破灭以后被遗忘是最快的。

　　只有把遇罗克尽量还原成一个真实的人，才能让人们记得他。

　　（作者先后为美国康乃尔大学和德国海德堡大学驻校作家、教师，后来专职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