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合之众：群体癫狂的五大特征 勒庞 古斯塔夫·勒庞（Gustave Le Bon，1841.5.7－1931.12.13），法国社会心理学家、社会学家，群体心理学的创始人，有“群体社会的马基雅维里”之称。勒庞最著名的著作《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出版于1895年。他认为人群集时的行为本质上不同于人的个体行为。群集时有一种思想上的互相统一，勒庞称之为“群体精神统一性的心理学定律”（law of the mental unity of crowds），这种统一可以表现为不可容忍、不可抵抗的力量或不负责任。群体行为可能是突然的和极端的；智力过程可能是初步的和机械的。这是当时盛行的几种“群体心理”理论之一。 群体永远漫游在无意识的领地，会随时听命于一切暗示，表现出对理性的影响无动于衷的生物所特有的激情，它们失去了一切批判能力，除了极端轻信外再无别的可能。 在群集情况下，个体放弃独立批判的思考能力，而让群体的精神代替自己的精神，进而，放弃了责任意识乃至各种约束，最有理性的人也会像动物一样行动。 一、群体的冲动、易变和急躁 我们在研究群体的基本特点时曾说，它几乎完全受着无意识动机的支配。它的行为主要不是受大脑，而是受脊椎神经的影响。在这个方面，群体与原始人非常相似。就表现而言，他们的行动可以十分完美，然而这些行为并不受大脑的支配，个人是按照他所受到的刺激因素决定自己行动的。所有刺激因素都对群体有控制作用，并且它的反应会不停地发生变化。群体是刺激因素的奴隶。孤立的个人就像群体中的个人一样，也会受刺激因素的影响，但是他的大脑会向他表明，受冲动的摆布是不足取的，因此他会约束自己不受摆布。这个道理可以用心理学语言表述如下：孤立的个人具有主宰自己的反应行为的能力，群体则缺乏这种能力。 根据让群体产生兴奋的原因，它们所服从的各种冲动可以是豪爽的或残忍的、勇猛的或懦弱的，但是这种冲动总是极为强烈，因此个人利益，甚至保存生命的利益，也难以支配它们。刺激群体的因素多种多样，群体总是屈从于这些刺激，因此它也极为多变。这解释了我们为什么会看到，它可以在转眼之间就从最血腥的狂热变成最极端的宽宏大量和英雄主义。群体很容易做出刽子手的举动，同样也很容易慷慨就义。正是群体，为每一种信仰的胜利而不惜血流成河。若想了解群体在这方面能做出什么事情，不必回顾英雄主义时代。它们在起义中从不吝惜自己的生命，就在不久以前，一位突然名声大噪的将军，可以轻而易举地找到上万人，只要他一声令下，他们就会为他的事业牺牲性命。 因此，群体根本不会做任何预先策划。他们可以先后被最矛盾的情感所激发，但是他们又总是受当前刺激因素的影响。他们就像被风暴卷起的树叶，向着每个方向飞舞，然后又落在地上。下面我们研究革命群体时，会举出一些他们感情多变的事例。 群体的这种易变性使它们难以统治，当公共权力落到它们手里时尤其如此。一旦日常生活中各种必要的事情不再对生活构成看不见的约束，民主便几乎不可能持续很久了。此外，群体虽然有着各种狂乱的愿望，它们却不能持久。群体没有能力做任何长远的打算或思考。 群体不仅冲动而多变。就像野蛮人一样，它不准备承认，在自己的愿望和这种愿望的实现之间会出现任何障碍，它没有能力理解这种中间障碍，因为数量上的强大使它感到自己势不可挡。对于群体中的个人来说，不可能的概念消失了。孤立的个人很清楚，在孤身一人时，他不能焚烧宫殿或洗劫商店，即使受到这样做的诱惑，他也很容易抵制这种诱惑。但是在成为群体的一员时，他就会意识到人数赋予他的力量，这足以让他生出杀人劫掠的念头，并且会立刻屈从于这种诱惑。出乎预料的障碍会被狂暴地摧毁。人类的机体的确能够产生大量狂热的激情，因此可以说，愿望受阻的群体所形成的正常状态，也就是这种激愤状态。 二、群体的易受暗示和轻信 我们在定义群体时说过，它的一个普遍特征是极易受人暗示，我们还指出了在一切人类集体中暗示的传染性所能达到的程度；这个事实解释了群体感情向某个方向的迅速转变。不管人们认为这一点多么无足轻重，群体通常总是处在一种期待注意的状态中，因此很容易受人暗示。最初的提示，通过相互传染的过程，会很快进入群体中所有人的头脑，群体感情的一致倾向会立刻变成一个既成事实。 正如所有处在暗示影响下的个人所示，进入大脑的念头很容易变成行动。无论这种行动是纵火焚烧宫殿还是自我牺牲，群体都会在所不辞。一切都取决于刺激因素的性质，而不再像孤立的个人那样，取决于受到暗示的行动与全部理由之间的关系，后者可能与采取这种行动极为对立。 于是，群体永远漫游在无意识的领地，会随时听命于一切暗示，表现出对理性的影响无动于衷的生物所特有的激情，它们失去了一切批判能力，除了极端轻信外再无别的可能。在群体中间，不可能的事不可能存在，要想对那种编造和传播子虚乌有的神话和故事的能力有所理解，必须牢牢地记住这一点。 一些可以轻易在群体中流传的神话所以能够产生，不仅是因为他们极端轻信，也是事件在人群的想像中经过了奇妙曲解之后造成的后果。在群体众目睽睽之下发生的最简单的事情，不久就会变得面目全非。群体是用形象来思维的，而形象本身又会立刻引起与它毫无逻辑关系的一系列形象。我们只要想一下，有时我们会因为在头脑中想到的任何事实而产生一连串幻觉，就很容易理解这种状态。我们的理性告诉我们，它们之间没有任何关系。但是群体对这个事实却视若无睹，把歪曲性的想像力所引起的幻觉和真实事件混为一谈。群体很少对主观和客观加以区分。它把头脑中产生的景象也当做现实，尽管这个景象同观察到的事实几乎总是只有微乎其微的关系。 群体对自己看到的事件进行歪曲的方式，好像既多且杂，各不相同，因为组成群体的个人有着非常不同的倾向。但是情况并非如此。作为相互传染的结果，受到的歪曲是一样的，在群体中所有个人表现出同样的状态。 群体中的某个人对真相的第一次歪曲，是传染性暗示过程的起点。耶路撒冷墙上的圣乔治出现在所有十字军官兵面前之前，在场的人中肯定有个人首先感觉到了他的存在。在暗示和相互传染的推动下，一个人编造的奇迹，立刻就会被所有的人接受。 历史中经常出现的这种集体幻觉的机制历来如此。这种幻觉似乎具备一切公认的真实性特点，因为它是被成千上万人观察到的现象。 若想反驳以上所言，没有必要考虑组成群体的个人的智力品质。这种品质无足轻重。从他们成为群体一员之日始，博学之士便和白痴一起失去了观察能力。 三、群体情绪的夸张与单纯 群体表现出来的感情不管是好是坏，其突出的特点就是极为简单而夸张。在这方面，就像许多其他方面一样，群体中的个人类似于原始人，因为他不能作出细致的区分，他把事情视为一个整体，看不到它们的中间过渡状态。群体情绪的夸张也受到另一个事实的强化，即不管什么感情，一旦它表现出来，通过暗示和传染过程而非常迅速传播，它所明确赞扬的目标就会力量大增。 群体情绪的简单和夸张所造成的结果是，它全然不知怀疑和不确定性为何物。它就像女人一样，一下子便会陷入极端。怀疑一说出口，立刻就会成为不容辩驳的证据。心生厌恶或有反对意见，如果是发生在孤立的个人身上，不会有什么力量，若是群体中的个人，却能立刻变得勃然大怒。 群体感情的狂暴，尤其是在异质性群体中间，又会因责任感的彻底消失而强化。意识到肯定不会受到惩罚——而且人数越多，这一点就越是肯定——以及因为人多势众而一时产生的力量感，会使群体表现出一些孤立的个人不可能有的情绪和行动。在群体中间，傻瓜、低能儿和心怀妒忌的人，摆脱了自己卑微无能的感觉，会感觉到一种残忍、短暂但又巨大的力量。 不幸的是，群体的这种夸张倾向，常常作用于一些恶劣的感情。它们是原始人的本能隔代遗传的残留，孤立而负责的个人因为担心受罚，不得不对它们有所约束。因此群体很容易干出最恶劣的极端勾当。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群体没有能力在巧妙的影响之下，表现出英雄主义、献身精神或最崇高的美德。他们甚至比孤立的个人更能表现出这些品质。当我们研究群体的道德时，我们很快还有机会回到这个话题上来。 群体因为夸大自己的感情，因此它只会被极端感情所打动。希望感动群体的演说家，必须出言不逊，信誓旦旦。夸大其辞。言之凿凿、不断重复、绝对不以说理的方式证明任何事情——这些都是公众集会上的演说家惯用的论说技巧。 进一步说，对于他们自己的英雄的感情，群体也会做出类似的夸张。英雄所表现出来的品质和美德，肯定总是被群体夸大。早就有人正确地指出，观众会要求舞台上的英雄具有现实生活中不可能存在的勇气、道德和美好品质。 在剧场里观察事物的特殊立场，早就有人正确认识到了它的重要性。这种立场毫无疑问是存在的，但是它的原则与常识和逻辑基本上毫无相同之处。打动观众的艺术当然品味低下，不过这也需要特殊的才能。通过阅读剧本来解释一出戏的成功，往往是不可能的。剧院经理在接受一部戏时，他们自己通常并不知道它能否取得成功，因为如果想对这事做出判断，他们必须能够把自己变成观众。 这里我们又一次可以做出更广泛的解释。我们会说明种族因素的压倒性影响。一部在某国掀起热情的歌剧，在另一国却未获成功，或只取得了部分的或平常的成功，是因为它没有产生能够作用于另一些公众的影响力。 我没有必要再补充说，群体的夸张倾向只作用于感情，对智力不起任何作用。我已经表明，个人一旦成为群体的一员，他的智力立刻会大大下降。一位有学问的官员塔尔德先生，在研究群体犯罪时也证实了这一点。群体仅仅能够把感情提升到极高和——或相反——极低的境界。 四、群体的偏执、专横和保守 群体只知道简单而极端的感情；提供给他们的各种意见、想法和信念，他们或者全盘接受，或者一概拒绝，将其视为绝对真理或绝对谬论。用暗示的办法加以诱导而不是做出合理解释的信念，历来都是如此。与宗教信仰有关的偏执及其对人们的头脑实行的专制统治，早就为大家所知。 对何为真理何为谬误不容怀疑，另一方面，又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强大，群体便给自己的理想和偏执赋予了专横的性质。个人可以接受矛盾，进行讨论，群体是绝对不会这样做的。在公众集会上，演说者哪怕做出最轻微的反驳，立刻就会招来怒吼和粗野的叫骂。在一片嘘声和驱逐声中，演说者很快就会败下阵来。当然，假如现场缺少当权者的代表这种约束性因素，反驳者往往会被打死。 专横和偏执是一切类型的群体的共性，但是其强度各有不同。在这个方面，支配着人们感情和思想的基本的种族观念，会一再表现出来。尤其在拉丁民族的群体中，可以看到专横和偏执能够发展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事实上，这两种态度在拉丁民族的群体中的发展，已经彻底破坏了盎格鲁．萨克逊人所具有的那种强烈的个人独立感情。拉丁民族的群体只关心他们所属宗派的集体独立性，他们对独立有独特的见解，认为必须让那些与他们意见相左的人立刻强烈反对自己的信念。在各拉丁民族中间，自宗教法庭时代以来，各个时期的雅各宾党人，对自由从未能够有另一种理解。 专横和偏执是群体有着明确认识的感情，他们很容易产生这种感情，而且只要有人在他们中间煽动起这种情绪，他们随时都会将其付诸实践。群体对强权俯首贴耳，却很少为仁慈心肠所动，他们认为那不过是软弱可欺的另一种形式。他们的同情心从不听命于作风温和的主子，而是只向严厉欺压他们的暴君低头。他们总是为这种人塑起最壮观的雕像。不错，他们喜欢践踏被他们剥夺了权力的专制者，但那是因为在失势之后他也变成了一介乎民。他受到蔑视是因为他不再让人害怕。群体喜欢的英雄，永远像个凯撒。他的权杖吸引着他们，他的权力威慑着他们，他的利剑让他们心怀敬畏。 群体随时会反抗软弱可欺者，对强权低声下气。如果强权时断时续，而群体又总是被极端情绪所左右，它便会表现得反复无常，时而无法无天，时而卑躬屈膝。 然而，如果以为群体中的革命本能处在主导地位，那就完全误解了它们的心理。在这件事上使我们上当的，不过是它们的暴力倾向。它们的反叛和破坏行为的爆发总是十分短暂的，群体强烈地受着无意识因素的支配，因此很容易屈从于世俗的等级制，难免会十分保守。对它们撒手不管，它们很快就会对混乱感到厌倦，本能地变成奴才。当波拿巴压制了一切自由，让每个人都对他的铁腕有切肤之感时，向他发出欢呼的正是那些最桀骜不驯的雅各宾党人。 如果不考虑群体深刻的保守本能，就难以理解历史，尤其是民众的革命。不错，它们可能希望改朝换代，为了取得这种变革，它们有时甚至发动暴力革命，然而这些制度的本质仍然反映着种族对等级制的需要，因此它们不可能得不到种族的服从。群体的多变，只会影响到根表面的事情。其实它们就像原始人一样，有着坚不可摧的保守本能。它们对一切传统的迷恋与崇敬是绝对的；它们对一切有可能改变自身生活基本状态的新事物，有着根深蒂固的无意识恐惧。在发明纺织机或出现蒸汽机和铁路的时代，如果民主派掌握着他们今天拥有的权力，这些发明也不可能实现，或至少要付出革命和不断杀戮的代价。对于文明的进步而言，值得庆幸的是，只是在伟大的科学发明和工业出现之后，群体才开始掌握了权力。 五、群体经常放纵自己低劣的本能 如果“道德”一词指的是持久地尊重一定的社会习俗，不断抑制私心的冲动，那么显然可以说，由于群体太好冲动，太多变，因此它不可能是道德的。相反，如果我们把某些一时表现出来的品质，如舍己为人、自我牺牲、不计名利、献身精神和对平等的渴望等，也算作“道德”的内容，则我们可以说，群体经常会表现出很高的道德境界。 研究过群体的少数心理学家，只着眼于他们的犯罪行为，在看到经常发生这种行为后，他们得出的结论是，群体的道德水平十分低劣。 这种情况当然经常存在。但为何是这样呢？这不过是因为我们从原始时代继承了野蛮和破坏性的本能，它蛰伏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孤立的个人在生活中满足这种本能是很危险的，但是当他加入一个不负责任的群体时，因为很清楚不会受到惩罚，他便会彻底放纵这种本能。在生活中，我们不能向自己的同胞发泄这种破坏性本能，便把它发泄在动物身上。群体捕猎的热情与凶残，有着同样的根源。群体慢慢杀死没有反抗能力的牺牲者，表现出一种十分懦弱的残忍。不过在哲学家看来，这种残忍，与几十个猎人聚集成群用猪犬追捕和杀死一只不幸的鹿时表现出的残忍，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群体可以杀人放火，无恶不作，但是也能表现出极崇高的献身、牺牲和不计名利的举动，即孤立的个人根本做不到的极崇高的行为。以名誉、光荣和爱国主义作为号召，最有可能影响到组成群体的个人，而且经常可以达到使他慷慨赴死的地步。像十字军远征和1793年的志愿者那种事例，历史上比比皆是。只有集体能够表现出伟大的不计名利和献身的精神。群体为了自己只有一知半解的信仰、观念和只言片语，便英勇地面对死亡，这样的事例何止千万！不断举行示威的人群，更有可能是为了服从一道命令，而不是为了增加一点养家糊口的薪水。私人利益几乎是孤立的个人惟一的行为动机，却很少成为群体的强大动力。在群体的智力难以理解的多次战争中，支配着群体的肯定不是私人利益——在这种战争中，他们甘愿自已被人屠杀，就像是被猎人施了催眠术的小鸟。 即使在一群罪大恶极的坏蛋中间，经常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他们仅仅因为是群体中的一员，便会暂时表现出严格的道德纪律。泰纳让人们注意一个事实，“九月惨案”的罪犯把他们从牺牲者身上找到的钱包和钻石放在会议桌上，本来他们是很容易把这些东西据为已有的。1848年革命期间，在占领杜伊勒利宫时呼啸而过的群众，并没有染指那些让他们兴奋不已的物品，而其中的任何一件都意味着多日的面包。 群体对个人的这种道德净化作用，肯定不是一种不变的常规，然而它却是一种经常可以看到的常态。甚至在不像我刚才说过的那样严重的环境下，也可以看到这种情况。我前面说过，剧院里的观众要求作品中的英雄有着夸张的美德，一般也可以看到，一次集会，即使其成员品质低劣，通常也会表现得一本正经。放荡不羁的人、拉皮条的人和粗人，在有些危险的场合或交谈中，经常会一下子变得细声细语，虽然与他们习惯了的谈话相比，这种场合不会造成更多的伤害。 群体虽然经常放纵自己低劣的本能，他们也不时树立起崇高道德行为的典范。如果不计名利、顺从和绝对献身于真正的或虚幻的理想，都可算做美德，那就可以说，群体经常具备这种美德，而且它所达到的水平，即使最聪明的哲学家也难以望其项背。他们当然是在无意识地实践着这些美德，然而这无碍大局，我们不该对群体求全责备，说他们经常受无意识因素的左右，不善于动脑筋。在某些情况下，如果他们开动脑筋考虑起自己的眼前利益，我们这个星球上根本就不会成长出文明，人类也不会有自己的历史了。 《乌合之众》经典语录 1、群众没有真正渴求过真理，面对那些不合口味的证据，他们会充耳不闻……凡是能向他们提供幻觉的，都可以很容易地成为他们的主人；凡是让他们幻觉破灭的，都会成为他们的牺牲品。 2、我们始终有一种错觉，以为我们的感情源自于我们的内心。 3、所谓的信仰，它能让一个人变得完全受自己的梦想奴役。 4、个人一旦成为群体的一员，他所作所为就不会再承担责任，这时每个人都会暴露出自己不受到约束的一面。群体追求和相信的从来不是什么真相和理性，而是盲从、残忍、偏执和狂热，只知道简单而极端的情感。 5、人一到群体中，智商就会严重降低，为了获得认同，个体愿意抛弃是非，用智商去换取那份让人倍感安全的归属感。 6、掌握了群众想象力的艺术，也就掌握了统治他们的艺术。 7、一个国家为其年轻人所提供的教育，可以让我们看到这个国家未来的样子。 8、数量，即是正义。 …… 《乌合之众》揭示了从古至今：各个国家和民族群众一切群众运动的本质。 勒庞在书里深刻地指出：历史上每一个群体的领路人都是天生的心理学家，他们把被煽动起来的民众玩弄于股掌之间。“兴，百姓苦；亡，百姓苦”，然而，百姓的苦痛往往源于自身是乌合之众中的一员，而其自身却毫不知情。 “群体在智力上总是低于孤立的个人，但是从感情及其激发的行动这个角度看，群体可以比个人表现得更好或更差，这全看环境如何。一切取决于群体所接受的暗示具有什么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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