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年轻人为何这样的想? 先看贾樟柯在介绍他导演的纪录片《海上传奇》时的遭遇后写的感触。 那些年轻的“爱国者”们(摘编) 贾樟柯 纪录片《海上传奇》在多伦多放映之前,我早早出发去电影院。轮到我上台,向观众介绍我的新片《海上传奇》。台下满场,让我心生得意,一半亚洲面孔,一半西方长相也呈现了多伦多的移民特点。 我讲到这是一个由私人讲述构筑成的城市记忆,片中有很多采访,我必须找到那些历史事件的当事人,聆听他们生命经验中的细节,才能理解历史。因为对我来说,没有细节的历史是抽象的。 这次大会安排给我的翻译是一个原籍天津的女孩她八岁出国在加拿大长大。翻译的中文口语非常熟练,只是我从小被学校训练,习惯用书面语演讲,这给她添了些麻烦。当我谈到“没有细节的历史是抽象的”时,她一时找不到恰当的措辞就翻译成了“历史是模糊的”。 这时候,戏剧性的一刻发生了——台下一位年龄不超过二十五岁的中国女生,突然站起来打断我的发言,高声说道:“翻译在篡改导演的讲话!” 剧场瞬间安静下来,人们被这一幕搞懵了,都愣在那里。那位中国女生突然用英文讲起来,然后又把自己的话翻译成中文,她说:导演说历史是抽象的,而翻译却故意翻译成历史是模糊的。让西方观众以为中国不重视历史,什么都是模糊的,这是别有用心地抹黑中国(大陆)! 我愣在那里,一下子没想明白“抽象”和“模糊”的区别,因为同时我在想另一个问题,一个翻译上的错误,是不是有必要上纲上线说成故意抹黑中国(大陆)。 我一时想不明白,好在主持人换了话题问我,我开始继续介绍电影。过了一会,当我从舞台上走下来的时候,这位女生突然拉住我激动地说:你的翻译是不是台湾人,看样子应该是台湾人,她在故意歪曲你的讲话,她在抹黑中国,她应该是“台独分子”。 我说:不,她是天津人。 她愣了一下突然跑到旁边的新华社记者那里,面对摄影机说:刚才那个翻译歪曲导演的讲话,她在西方人面前讲中国人不尊敬历史,中国的历史是模糊的,你们一定要把这个事情揭露出来。 我像局外人一样,站在一边看着这位女生。 她将个人、政府、国家概念模糊在了一起,为了虚无的面子,可以无视一切,这就是她的“爱国主义”吗? 她的低龄也让我吃惊,是什么造就了一个生活在北美的中国女孩如此激烈的国家主义信仰,和如此脆弱的国家信心? 不是在北京,而是在北美,让我遭遇了年轻的“爱国者”。 晚上电影节放映《海上传奇》。放映后有一位中国大陆女生,二十岁左右怯生生的样子,她问: 导演,我想问你一个会让你不愉快的问题,你为什么要拍这样脏兮兮的上海,拍这些有政治色彩的人,给西方人看吗? 我说:我在拍上海的某个侧面,上海除了浦东、淮海路之外,还有苏州河两岸密集的工业区,还有南市那些狭小的弄堂,生活就是这个样子,上海就是这个样子。 女生突然愤怒起来:那你有没有考虑,你的电影被外国人看到,会影响他们对上海、对中国(大陆)的印象,甚至会影响外国人对中国投资的信心? 我也愤怒起来:想那么多外国人干吗?就为了那些投资,为了外国人怎么看中国,我们就忽视一种真实的存在吗?中国十三亿人口中有很多人依旧生活在贫穷的环境中,难道我们可以无视吗? 短暂的沉默后,女生对我轻蔑地一笑,说道:是啊!为了祖国的尊严,我们当然不应该描述那些人的情况。 我被她的话惊成了傻子,我突然发现了这些“爱国主义者”的逻辑。他们所谓的“爱国主义”就是基于那些虚幻的国家意识,而忽略活生生人的命运,这其实是畸形的爱国主义。 脱离人本主义的“爱国主义”是可怕的。 如果集体回避我们的社会问题,如果我们的文化没有能力反映我们生存中的真实困境,未来会怎么样呢? ……………………………………………………………… 《海上传奇》原名《上海传奇》,是贾樟柯为2010年上海世博会打造的一部记录上海变迁的电影纪录片。2009年5月开拍。访问上海、香港、台湾等地八十多位相关人士,最终选取十八位名人的访谈,展现上海的百年沧桑。2010年7月2日起,在中国八个城市进行巡回宣传。7月14日起,该片在世博园进行为期100天的免费循环放映。此片获得夏威夷国际电影节最佳纪录片奖,和第13届蒙特利尔国际纪录片电影节大奖;这是中国第一次赢得该奖的国产纪录片。 导演贾樟柯认为那两个小爱国主义者的逻辑“是基于那些虚幻的国家意识,而忽略活生生人的命运,这其实是畸形的爱国主义。脱离人本主义的‘爱国主义’是可怕的”。我看了贾樟柯的感慨也有些吃惊;是的,她们“将个人、政府、国家概念模糊在了一起”,可她俩为什么要这样想?至于如何定位这两个小女生对当今中国的主观意识,我还真没怎么仔细想。 我当然认同导演贾樟柯看法,就是这些小“爱国者”“将个人、政府、国家概念模糊在了一起”;可民族主义这种情感谁也不能否认。这是因为民族主义是国家概念的基石。我认为,越是经济上相对落后,文明程度相对差的国家,其国民中的民族主义情结就越狭隘;反之,资本主义发达国的国民的民族主义情结就相对包容。不管怎么说,世界各国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结都是有的;然而国家虽然建立在民族主义的基石之上,可国家不能和管理国家的政府划等号。这在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国家是常识;可在传统专制制度下的中国大陆,政府由专制者掌握(中共是永久执政党),国家在中共统治者看来,必须和政府划等号。中共“建国”实际上是更换中国的政府,但在中共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看来,是“改朝换代”。基于这种概念,中共宣传上一定要把政府和国家混同起来的;进而,中共便“合法”的代表中华民族,成为国家民族主义的化身。至于中国大陆的广大民众,那就顺理成章地由中共代表了。就这么个强词夺理的“逻辑”,老百姓不由自主认同的“逻辑”;在中国历史上延续两千年了。老百姓永远愚民,一切都由统治者恩赐。 以前我总认为,随着中国大陆经济的发展,对外开放后各种思潮的输入,中国大陆的国民素质会起根本性的变化。现在看来我太过乐观,轻视了传统文化在国民思想认识上的传承能力。长久地看,中国大陆民众的思想素质和精神面貌会变化,但这一过程必须建立在传统中国文化的扬弃上;而这一过程远比我想象的要长久。在我看来,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发达国的政客们同样轻视了中国传统儒教的力量;在发现中国大陆国力增长,可专制制度并未一点点改变后,过去他们的绥靖政策被看成是无效,“冷战思维”开始抬头(有关这点先不谈吧。我确实有点说的随意)。 既然传统文化在中华民族中仍然根深蒂固,加上中共不遗余力的,多少年不断的“洗脑”,贾樟柯导演惊诧的小“爱国者”的存在不是很正常的吗? 我女儿近几年曾在中国工作过相当长的时间,那会儿她对身边的国内年轻人有所了解。我问她国内的年轻人持上述两位小女生的政治观点的人多吗?她回答是肯定的,但各种观点的人都有;不过多数年轻人对国家政治不感兴趣,换句话说是不自觉地当“顺民”。 我在想自己为什么否定专制制度,对中共顽固的坚持一党专政厌恶?大概和我年轻时的经历有关。那年头儿讲究“出身”;我父亲曾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我母亲是“共产党的叛徒”,可见我的“出身”有多糟。因为“出身”不好,我在政治上备受歧视,是“下等人”。然而我感觉自己的父母是那么的“勤勤恳恳地为党工作”,在思想上也可以说是“无限忠于党”,怎么他们就是“革命人民的敌人”了呢?从这点质疑开始,我逐渐反共了。不过当年“出身”不好的还是少数;是精神不正常的毛泽东搞“文革”让全中国的人厌烦了;尤其是“上山下乡”运动让城市生活的人们反感,极其严重地影响了自身的物质生活嘛。所以毛一死,没有群众基础的“文革派”很快被政变掉,中共原来的官僚,也就是邓小平们自然而然地上台。那时的感觉像“改朝换代”,其实没有。中国老百姓反对“文革”,可并没有反对一党专政。我当时虽然在思想深处明确地反对专制,但对民主自由的概念相当模糊。也就是后来到了美国,才逐渐有了点对民主自由的认识。 从“文革”结束到现在已经好几十年,中间虽然有过“六四”事件,中共对中国大陆的统治一直是稳固的。邓小平为首的中共老官僚再次上台后,邓提出“改革开放”,实际上就是经济上放权,政治权力上寸步不让。如此说来,只是中共知道“计划经济”失败,于是“放权”了;但政治制度绝不肯改变一点点,中共永远是统治者。可他们硬是说中国大陆的经济发展是中共领导下取得的。中共政府以“谎言重复一千遍就是真理”的方式进行宣传,以树立其伟大领导者形象,并严控国内一切舆论。现在看来这种“洗脑”确实有效果。客观上中国大陆的民众也确实在物质生活上有不同程度的提高。从这个角度看,那两位小女生如此“爱国”还是有“根据”的了。 唉,我们每一代人对如何看到历史发展上都有自身的局限性。我父母那一代左翼知识分子,他们生长在灾难频仍,战乱不断的年代,中华民族饱受世界的轻蔑;同时国民党政府的腐败让他们寒心。他们不由自主地被前苏联的假象蒙蔽,可以说相信了中共后,致死都没有改变初衷。他们在我眼里就是“苦行僧”的形象。我们这一代经历了“文革”,很多人通过“上山下乡”的实际生活懂得了中共的“传说”;因而我们中一代中不乏反共者(当然,每个反共者的思想认识是不同的)。到了我们的下一代,他们没有经历过“文革”,生长在中国大陆经济迅速发展的年代。中国大陆原来人均年收入只有两百美元,现在居然是国民生产总值世界排名第二;你说他们该怎么想呢? 其实还真别太悲观,毕竟只是其中一部分年轻人像上述的那两位小“爱国者”这么想。国内还是有年轻人在思考人的尊严,思考平等、自由和民主等等不同的概念,并不断探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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