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方方

我父亲所在单位叫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简称叫“长办”。父亲常说它是全世界最大的一个办公室，它下面的职工有好几千人。

“长办”是专门治理长江的。葛洲坝工程、三峡工程以及长江上许多水电站，都是他们设计的。“长办”的主任叫林一山。他是个级别很高的领导，我们小时候听说在湖北只有当时的省委书记王任重可以同他一比。

而且还听说周总理和毛主席都特别欣赏他。一度传言毛主席曾表示不想干主席，想要跟他一起去修三峡。这当然是大领导对属下的一句玩笑话，可林一山却因了这样一些趣事，在整个“长办”都颇有传奇色彩。

文化革命开始后，林一山受到冲击是自然的。

记得那时我们宿舍院子里的红墙上到处都用墨汁写着“打倒〇一三！”，我起先不知道这些数字是什么意思，经我小哥指点，方恍然：〇一三就是林一山。小哥还告诉我说，林一山有一只手受过伤，大字报说是他因当叛徒而受伤的。

这个信息令我吃了一惊，于是想到爸爸竟在一个当过叛徒的领导底下做事，真是有着万分的委屈。那时我是一个四年级的小学生，有强烈的爱憎感，但却不懂得对与错。

“长办”有一个俱乐部叫长江俱乐部，绿色琉璃瓦屋顶，乳黄色的外墙，很漂亮很典雅，是我们很喜欢去的地方。“长办”所有的庆典都在那里举行，理所当然，“文革”中所有批判大会也都在那里召开。

一九六六年的一天，长江俱乐部开会批判林一山。虽然林一山是叛徒的说法流传很广，但他在我们小孩子的心里始终有一种神秘感，我们想看看他到底是个什么样子的欲望很是强烈。于是我和几个同伴决定去看这场批判会。

长江俱乐部的看门人因我们是职工的孩子故而对我们并不严加看管。我们很轻易地混在大人堆里看开会。

对于我们这个年龄的人来说，这种会议自然毫无趣味，而且林一山坐在台下的第一排位子上，我们根本就看不见他。我们盼来盼去，才好容易盼到了休场。大人们纷然出去透气，林一山却仍然坐在那里。

我们跑到他的跟前，看见他正在一个小本上记录着什么。他的手果然是受过伤的。

我挤上前去问：“你的手是当叛徒时受伤的吗？”林山抬起头，严肃地说：“不是，我是跟日本人打仗时受的伤。”我说：“你骗人。”林一山说：“我从来都不骗人！”我没来得及问后面的话，便被其他孩子挤到了一边。

回家后，我告诉父亲。父亲感叹万千，说林一山这个人是个硬骨头，他不像别的领导人那样为权宜之计从头到尾都认错。他始终很强硬，始终坚持自己的观点，他从不承认他在执行资产阶级路线。

父亲过去并不喜欢林一山这个人，可在文革中他却对林一山的傲骨表示了极大的钦佩。因为像林一山那样不管你怎么批我斗我都坚持自己观点的做派，是父亲这类软弱的知识分子们想做而不敢的。

后来我们就听说林一山被关进了大楼的地下室——那个阴暗潮湿不见天日的地方。再后来我们又听说被囚的林一山竟找看守讨得一些沙子，然后利用遗弃在地下室的水泥和那里面长流不断的阴水，捧一捧地筑起了一条小小的挡水坝。

这件事是怎么传出来的，我并不清楚，但它足以让所有听说过的人都产生万分的感动：为一个人不垮的意志感动，为一个人不屈的精神感动，为一个人永不放弃的追求感动，更为一个人永远挺立的人格感动。

以后，父亲去世了，我也离开了“长办”的宿舍大院。可每当我想起少年往事时，总会想起在长江俱乐部的我站在第一排座位前质问林一山的情景，想起林一山认真的对答。

虽然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见到过林一山，但他的精神他的人格却一直是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悄然地影响着我的世界观和我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