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几个国家生活过，领教了不同国家的医疗系统，发现穷人有病都很难得到治疗。

谈到中国的医疗系统，有一个人我永远忘不了。我是在东北农村认识他的。远看，他家的房子院子和周围的人家没有区别。走近就发现与众不同：干净，特别的干净。没有鸡鸭猪狗之类的嬉闹，也没有储存农产品的凌乱。进屋一看，立刻明白什么叫“家徒四壁”，他的所谓家，简直就是一个空房架子。可是他一站起来。就让我眼睛一亮。他大约一米八十的个子。浓眉大眼，唇红齿白，皮肤白里透红。“英俊”或者“帅”已经不够形容了，那得叫漂亮。当时脑子里跳出来一个词是“玉树临风”。本来就听说他是公社中学的“男校花”，但是也没有想到会这么漂亮。问他为什么老待在家里。他苦笑一下说，我得了肺结核。我一惊，问他看过病了吧？他说，看了，我打过青霉素，一打就好，可是没有钱再买药，大夫不给治了。看我吃惊的样子，他好像是安慰我的说，其实这种病住院一治就好。我清楚的看出他的无奈和向往。无语，我默默离开。大队医生告诉我，给他买药一个月，就把全大队一年的医疗费用完了。所以只好停止治疗。也难怪，医生“赤脚”可以，“赤手”是万万不可以的。几个月以后，听说他死了。死于一个人类早以征服的疾病。死在一个“穷”字上。因为怕传染，在我看到他的时候，其实所有人已经离开他了，我都有些怀疑他是饿死的。

他是第一个让我知道什么是“穷”的人。看到了没钱苦命，有病要命，没钱又有病只有送命的现实。现在中国农村依然是医疗不足。城市里却是是过度治疗。国内的老医生告诉我，现在凭老经验看病已经不行了。开出的药买不到。因为他开的药都是又便宜又有效的“普药”，但是利润低，所以市场上没有货。医生只能在不断更新的药单子上根据说明书挑选，不可能真正知道效果。等你刚刚了解某一种药物的效果，新的产品就把它取代了。药品更新的快，价格就升的快，苦了老医生，更苦了老百姓。在中国，有些是赤裸裸的对病人掠夺，有些是对穷人的忽略。

和中国不同，加拿大是发达国家。医疗系统是全民医疗保险。据说在医院里，百万富翁和要饭的人享受完全相同的医疗服务。实际上，这就象一个美丽的泡沫，当你碰到它的时候，它就会破灭。让我知道这一点的是我在蒙特利尔认识的一个人。

邻居说他的朋友肺癌晚期，知道我在医院工作，问我有什么办法。正好参与一个肺癌新药的临床试验项目，想看看他是否愿意参加。朋友就带我去和他谈谈。到他的家的时候没有人答门。邻居打电话找人。我就想像着一个垂死的人如何躺在家里等待生命终结的悲惨情景。忽然，一辆小卡车风驰电掣的开过来，吱的一声停在我们旁边。车上跳下来一个工装打扮的东欧小伙。个头不高，身体单薄。满面春风的和我握手，连连道歉说，活太忙，耽误了。我说先看看病人吧。他说，就是我呀。我大惊，这大概是史上最“牛”的晚期肺癌病人吧，他居然还工作，而且是体力工作！他若无其事的样子很难和晚期肺癌联系到一起。当谈到病情，他变得黯然神伤。感觉就象从春天一下就进入了冬季。他告诉我他一大半的肺已经丧失了功能。我问他的治疗情况，让我难以置信的是，除了是英文以外，他的回答和那个东北帅哥极其相似：可以报销的药用过了，医生推荐的自费药他没有钱买。医院停止治疗，他只好回家等死。对于临床试验，他问我延长生命的可能性有多大，眼里充满了对生命的渴望。我老老实实的告诉他可能性不大。他说我只有不到6个月的时间，不想再被当做小老鼠一样做试验，还是尽量挣些钱留给家里吧。实际上，很快他就不能工作了。他是死在人类还不能治愈的疾病，但是在一个发达的国家里，仅仅因为没有钱，就享受不到发达国家的医疗水平的治疗，还是让我十分震惊。进一步了解了一下加国医疗的细节，我吃惊发现，钱在医疗过程中原来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以安省对直肠癌的治疗为例， 每年安省有大约8100人被诊断患上直肠癌。同时接受化疗和阿瓦斯丁（Avastin）治疗的病人的生存期平均为两年，而只接受化疗 者为 15个月。这个能帮助癌症病人延长生命的阿瓦斯丁报销次数是16次（共2个月），超过次数，就必须自掏腰包或停止治疗。这个次数不是由医生和病情决定，而是由政府决定的，由于反对声音太大，最近政府与制药商Roche协商到更好的价格，所以刚刚放宽到24次（加一个月）。其他贵重药品和新药的限制更苛刻。原来如此，原来有钱人和穷人可以享受的相同的医疗的说法只是一个幻想。

加拿大声称是最公平的医疗制度，每年收缴大量的税款来维持庞大的“官医”系统。浪费就不提了，效率低也不提了，现在连口口声声说的“平等”也变成了海市蜃楼。

看来， “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这是放之四海皆准的真理。钱少，就要保养好身体。身体好，就多赚点钱。钱多了，才好保障身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