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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六毕业附中, 六八崇明务农。 七七大学圆梦, 八九次年楼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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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罗基:我的学生李讷(毛泽东和江青之女)
   

我的学生李讷


----郭罗基


我有两个高贵的学生,一个外国王子,一个中国“公主”。


中国“公主”


她是现代秦始皇毛泽东和“红都女皇”江青之女——李讷。


李讷,一九五九年入北京大学历史系学习,中途因病休学,直至一九六五年才毕业。四年级的时候,我是她的哲学老师。


“反革命”罪的新规定——“迫害李讷”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五、二十六日晚上,北大在东操场接连举行万人大会,辩论工作组问题。那几天,江青、陈伯达、康生多次到北大活动,暗示工作组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授意先锋分子反工作组。在七月二十六日的大会上,终于宣布撤销张承先工作组。陈伯达大讲对工作组的态度是阶级斗争问题。


江青也来强调阶级斗争,还说:“阶级斗争跑到我们家里来了!”大家都很吃惊,也很纳闷,阶级斗争怎么跑到毛主席的家里去了?全场屏息静气,听她讲下去。我站在操场的边缘,静到听得见草丛里夏虫的鸣声。她讲了两件事。第一件是毛岸青本来与一个护士关系很好,张少华(中文系学生,后以邵华名,称作家,又是少将,还是正军职。生子名毛新宇。)把她挤走了。江青婆婆妈妈讲了一堆家务事,然后说张少华是坏人,工作组重用坏人。还说张少华和她的妹妹张少林(也是中文系学生),还有她们的母亲张文秋,一家子都是骗子(江青没有说是否包括张少华的同母异父姐姐刘松林,刘是毛岸英的遗孀)。这些事怎么构成“阶级斗争”?她把阶级斗争的定义搞胡涂了。


第二件,她说历史系教师郝斌迫害他们家的宝贝女儿李讷。老师怎么会迫害学生?她举出的事例是他们在北京郊区搞“四清”时,郝斌派人对李讷跟踪盯梢。


江青越说越激动,脸色发青,声音发抖。我远远地望见,有人扶她坐下,递上一杯水,好像还吃了一颗药。


这是江青第一次在公众场合讲话。人们颇为不解:毛主席的夫人怎么会是这样一个人?大家窃窃私语,觉得她神经不正常。北大很多人被打成“恶毒攻击江青同志”的“现行反革命”,根据就是这一天晚上的议论。


张少华、张少林姐妹俩连夜逃离北大,也不敢回家,在外流浪。


郝斌当时不在场。第二天一早,他被学生揪回北大,押上三十八楼前的“斗鬼台”,蓬头垢面,驾“喷气式”,进行批斗,从此列入“牛鬼蛇神”。


所谓“派人对李讷跟踪盯梢”是怎么回事呢?一九六三年到一九六四年, 历史系师生在顺义县天竺公社(今首都机场所在地区)搞“四清”。郝斌是一个工作组的组长,李讷是组员。李讷与郝斌在如何对待“四类分子”(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反革命分子、坏分子)问题上发生了争议。李讷大概听从江青的指使,主张对“四类分子”狠批狠斗。郝斌强调稳重。因为李讷身份特殊,再加上身体不好,郝斌关注她的安全和健康,明里暗里派人保护。结果,扯上争议,保护成了“迫害”。郝斌遭此飞来横祸,吃尽苦头。后来虽然“反革命”的帽子没有戴稳,但他一直被排除在革命群众之外。


命运捉弄人。粉碎四人帮以后,党的方针是“从逍遥派中提拔干部”。北大的逍遥派真不多,挑出一个郝斌,不断提拔,后来当上了北大党委副书记兼副校长。恐怕他本人从未有过当党委副书记的抱负,历史系的同事也不会对他有当党委副书记的期望。郝斌因祸得福。


江青点了郝斌的名之后,确立了一条“反革命”的罪名——“迫害李讷”,北大独有,别处所无。历史系的教师,特别是教过李讷的,诚惶诚恐,都在回想与李讷的接触,有无不妥之处?


给李讷的考卷打四分也是“迫害”


第二天,聂元梓在哲学系说:“迫害李讷,昨天江青同志本来要点两个人的名,除了郝斌,另一个是谁?你们猜。”大家无从猜起,叫她“你说吧”。她转过头来对我说:“是你!”聂元梓向来说话带水份,我也并不特别在意。听她往下说:“李讷的哲学考试,你给了她一个不好的成绩,江青同志很生气。江青同志还说:‘有人说郭罗基很有才气,我说他是修正主义苗子。’她认为你的问题比郝斌更严重。”当时流行的帽子,对掌权的是“走资派”,对知识分子中的老家伙是“反动学术权威”,对知识分子中的年轻人就是“修正主义苗子”,都是属于打倒的对象。聂元梓继续说:“我恳求江青同志,不能点郭罗基的名。他是老左派,斗争坚决。你一点他的名,陆平黑帮就高兴了。”


她似乎等着我感激一番。我说:“我给李讷的考试成绩打了四分,是‘良好’,不是‘不好’。老师给学生打分怎么叫做‘迫害’?……”孙蓬一在旁边扯扯我的衣服,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孙蓬一后来是聂元梓的副手,在北大号称“聂孙”。文革初期,他调到中央文革当了一阵子联络员。事后,他对我说:“从你的表情,我就知道你心里的想法。这一次聂元梓的话没有水份,当时我也在场,江青同志确实是这样说的。不过,老师给学生打分,即使打错了也不能叫‘迫害’。是没有道理!反正没有点你的名,你就不要吭声了。搞不好,把你的言论反映上去,又会惹出麻烦。”


李讷“公主”,生错地方


李讷在校时,我对她的印象是不错的。当时北大的高干子弟众多,有人说,如果通知开一次家长会,可以把中央委员的半数以上请来。高干子弟中的两个学生,口碑最好,一个是胡耀邦的儿子胡德平,另一个就是毛主席的女儿李讷。李讷衣着朴素,有时穿的可能还是江青在延安时代的旧衣服,这样的打扮在女学生中是少有的。李讷为人低调,沉默寡言。传说她爸对她要求极严。在“三年困难”时期,北大的食堂没有油水,李讷想回家加点油。她爸对她说:“你不要来揩我的油,到大食堂吃饭去。”平时见到李讷,她脸上总是愁云密布。一次下课后,她和我同路,却是有说有笑,不失为真情少女,我见到了另一个李讷。公众场合的李讷和私下的李讷,好像不是同一个人。


有一天,一个同事请我到他家吃饭。席间,问起李讷。我说,她极力自我克制,个性是受压抑的。我讲了一个故事。明朝的末代皇帝崇祯(朱由检),在李自成即将破城之际,命皇后、贵妃自缢,还挥刀砍杀自己的亲生女儿——十五岁的长平公主,口中念念有词:“可怜生在帝王家!”(长平公主没有被砍死。后李自成命人为她疗伤。农民起义领袖比皇帝富有人性。)我说:“你们听见没有,生在帝王之家是一种不幸。可怜的李讷公主也是生错了地方,没有正常人的喜怒哀乐。”高干子弟大部分骄横放肆,也有类似李讷这样的过于谨小慎微。这都是人性的扭曲。


那时候的人都是循规蹈矩的,听到我这个党内的异端分子称李讷为“公主”,很刺耳。“哎,哎,不能这样说吧。”文革中,被人揭发,成了我的“反革命”罪状。称李讷为“公主”,就是“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为皇帝”。“伟大领袖”可以自称秦始皇,别人说了就是“反革命”。


我看到郝斌被牵来牵去游斗,为他不平,也为自己庆幸,总算逃过一劫。谁知最终还是没有能够逃得了。


批评聂元梓遭报复


赶走工作组以后,成立了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简称“校文革”),号称“红色政权”,聂元梓是主任。(除了中央文革,全国只有两个文化革命委员会,另一个是以阮铭为主任的中宣部文革。)一九六七年三月三日,我贴了一张批评聂元梓的大字报,题目是《新北大要整风,聂元梓第一个要整风!》,被说成“矛头指向红色政权”,批评聂元梓就是“砍倒毛主席树立的红旗”。起初,支持这张大字报的是少数,辩论了几个月,支持者越来越多,北大分裂成两大派:拥护校文革的叫做“新北大公社”,反对校文革的叫做“井冈山兵团”。这时,聂元梓就不客气了,她把当初江青要点我的名,称我是“修正主义苗子”等情,和盘托出。大字报越说越玄,有的说我给李讷打了三分,还有的说我给了她一个不及格。历史系的一位教师对我说:“郭兄,你迂呀[1],看到李讷的名字,考卷看都不用看,打个五分拉倒。反正打分又不下本钱,何必吝啬!”原来李讷的门门五分是这么来的。我教的这门课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他们家有一座“马克思主义的顶峰”,挨着“顶峰”,好像得五分是理所当然的,否则似有藐视“顶峰”之嫌。得了四分,怪不得“江青同志很生气”。也有“井冈山”人贴出支持我的大字报:“郭罗基一身正气,没有媚骨。他准备把李讷的考卷贴在墙上,诉诸公议,和你们辩论。”我并没有说要把李讷的考卷贴在墙上[2]。但这个大字报泄露了天机,大家知道我还保存着李讷的考卷。


勒令交出李讷考卷作罪证


军宣队进校后,一九六八年九月,搞“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文革初期,造反派在历史系的门口贴了一副对联:“庙小神灵大,池浅王八多。”李讷看到后,回去向毛汇报,毛改了一个字:“池深王八多”。以后,“池深王八多”就成了北大的标签。军宣队又加油添醋,说:“北大的王八多得腿碰腿。”地质地理系的一个学生名“王七一”,军宣队居然叫他“王八”。


我是“清理阶级队伍”的对象,先是办“学习班”。所谓“学习班”,实际是连续的批斗会。 接着把我关起来“隔离审查”,要我交代“反革命”罪行。


第一条就是“迫害李讷”,并勒令我交出李讷的考卷。


那一年学期末,讲课结束,复习一周,然后考试。李讷要求提前考试,还有一个男生也要求提前考试,都说了一些理由。我为他们另外出了一套试题。阅卷时,我认为他们两人的水平差不多,都给了四分。我知道李讷平时学习很努力,理解能力也不错,可能她没有经过复习,发挥得不是很好。过了几天,我将试卷交历史系办公室保存。教务员是一位老太太,我的无锡老乡,名顾霭如。她对我说:“李讷门门功课是五分,你给了她一个四分,她很不高兴。”我说:“是吗?我来找她谈谈。”我自以为我同她是谈得来的。李讷的试卷暂时由我保存。学生的试卷无论是由系办公室保存,或由教师保存,都只保存三个月。我找李讷,她回家了。后来我又借调到教育部,离开了学校,一直没谈成。那份试卷不经意间三个月后也没有销毁。


提出“迫害李讷”问题,我为自己辩护:“我对李讷的印象不错,不可能发生迫害。但她的考卷只值四分。老师给学生打分,即使打错了也不能叫‘迫害’。”


后面那句话是孙蓬一同情我的时候说的。这时,由于派性作怪,他也加入了整我“迫害李讷”的行列。


是不是“迫害李讷”,关键就在于要我交出考卷。不难想象,指着考卷,他们就可以坐实“迫害”的罪名了。哲学不像数学那样对错分明,他们一定胡搅蛮缠,说李讷的答案如何精彩,我的评判如何不公,可见是“迫害”。所以这份考卷决不能拿出来,但要销毁已经晚了。文革中,如果哪家烧纸冒烟,邻居就会检举:“销毁黑材料。”如果扔到马桶里,堵了,又成问题。我只能把它转移出去。


要我交出李讷的考卷,我说销毁了。他们不信,就到我家抄家。考卷没有抄到,但又多了一条新发现的“反革命”罪行。我的家里没有一张毛主席像。他们说,人民群众热爱毛主席,到处挂毛主席像;反革命分子仇恨毛主席,所以不挂毛主席像。从反革命分子不挂毛主席像,推出不挂毛主席像就是反革命分子,逻辑上不通。文革中,只要被定为批判对象,无论怎样批判,不顾事实,不讲逻辑,都无所谓。可悲的是,我的同事都是教哲学的,居然也置逻辑于脑后。但在这种场合同他们讲逻辑是没有力量的。我以攻为守,反咬一口,说:“你们家里随便挂毛主席像,让毛主席看你们吃饭、睡觉、拉屎,这叫热爱毛主席吗?”他们说,联系到你称李讷为“公主”,就是恶毒攻击毛主席为“皇帝”。我说:“照你们所说,我是仇恨皇帝呀。”他们无话可说就“打态度”。反正我在历次运动中总是“态度恶劣”,不在乎了。


反毛主席,不承认也不否认


我的第三条“反革命”罪状,确实是反毛主席,但不能承认。


一九六七年六月八日,校文革的反对派即反聂派在五四广场举行群众大会,我在会上作主题演讲。演讲的内容大多涉及校内的纠纷,我也力图进行一些思想启蒙。我认为,文化大革命的思想基础就是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个人崇拜产生和存在的条件是人民的不觉悟。但这一切都不能明说。我已经想了很久,这次找到一个机会,以批评聂元梓为由借题发挥。我先抬出权威:“马克思很赞赏法国大革命时期一位革命者的说法:‘伟大人物之所以看起来伟大,是因为你自己跪着。’”然后对保聂派的人们说:“你们把聂元梓看得很伟大,也是因为你们自己跪着。”我发出一个号召:“可怜的人们,站起来吧!”在北大,这句话被传为“郭罗基的名言”。我提供了一种思维方法:是站着看人还是跪着看人?我们这个反对派,不仅反聂元梓,还有一股潜在的反文化大革命、反毛泽东思想的暗流。他们都是聪明人,听懂了我的意思,狂热鼓掌。这一点是我一生中聊以自慰的,在文化大革命的疯狂年代,我没有随波逐流,而是有所表示的。那时,为了批判刘少奇,正在放电影《清宫秘史》。影片中,奴才们见了慈禧太后就下跪,口呼:“喳!喳!喳!”从此,我们这个反对派把跪在地上看人、拥护聂元梓的那一派,称作“喳派”,聂元梓得了一个外号“老佛爷”。其实,文化大革命中的“喳派”岂止北大拥护聂元梓的人们,真正的“老佛爷”也不是聂元梓。


文化大革命中,谁是“伟大人物”?说聂元梓是“伟大人物”,还不够格。起初,拥护“红色政权”的保聂派只是从派性的角度来反对我,说我“把革命群众当奴才”。过了几个月,他们才品出味道来,说:“郭罗基哪里是反聂元梓,他是反毛主席!”我既不能承认,也不能否认。承认了,必将大祸临头,极不明智;否认,对不起自己的良心,也对不起为我鼓掌的人们。经过多年党内斗争的历练,我在紧要关头尚能保持方寸不乱,批斗会上急中生智。我说:“我当时说的明明是反聂元梓。但听的人可以有不同的理解。现在你们说是反毛主席,那就是你们的一种理解。”他们的理解无疑是正确的,但我不好说。我把球踢了回去。一时冷场,他们无以应对,就空喊“顽抗到底决没有好下场”之类。


专案组为我送“鸡毛信”,销毁考卷


我被关在南阁的一个小房间里。那原是卫生间,后来撤去浴缸、马桶,成了储藏室。现在是我的囚室,只能放一张床,再也没有活动空间了。好在还有一扇窗户,可以欣赏来往行人。外间住着两个看守。专案组就在楼上。我的前妻刘渝宜给我送替换衣服和伙食费,都只能交给专案组。她不知道我被关在哪里,我倒是能从窗户里看到她走进南阁。私设公堂,非法关押,连中国的王朝政治都是不允许的,在人民共和国里却是司空见惯。


几个月之间,每次总是审问两个问题:“李讷的考卷到哪里去了?”“交代你议论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的言论。”


我对抄家早有防备,作了一番处理。章太炎逃亡时,包袱里只有手稿,别无一物。世人咸笑其痴。轮到我搜索家室时,才觉得章太炎不痴,想来想去确实只有手稿是重要的。我把它放在一个旅行包里,还有来往书信(心想假如我当“反革命”,不要连累别人),再加李讷的考卷。这个旅行包寄存在西苑中直机关即中共中央调查部的一个朋友家。那里是所谓“保密单位”,本来比较平静,后来也闹起来,而且卷入北京的天派、地派。我担心,如果他们那里的天派搞到了李讷的考卷,就会送交北大。我想通知刘渝宜将考卷销毁。可是谁能为我通风报信?我处在禁锢的牢笼之中,唯一的通道是专案组,只能通过他们的手来传递信息。我使出当年做地下工作的浑身解数,想了几天,想出办法来了。我将一副棉手套故意弄破,交专案组,说:“让我爱人补一补,补好后送来。”棉手套的夹层里藏一纸条,她伸手进去就会感觉有异物。纸条上写:“到西苑取回旅行包。途中找出考卷,撕碎,扔在河沟里。”过了一个星期,渝宜将补好的棉手套送到专案组交给我,还有一瓶炒面。我知道炒面里一定有名堂。果然,掏出一小纸片,上面有三个字:“完成了”。


专案组为我送了“鸡毛信”,他们当了义务交通员还不知道。以后提到考卷,我意味深长地说:“销毁了,千真万确,肯定无疑!”


与专案组斗法


文化大革命中,追查“议论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是整人的杀手锏。当时有一个《公安六条》,第二条规定:“恶毒攻击”毛主席和林副主席都是“现行反革命”。简称“恶攻罪”。执行起来,非但“恶攻”毛主席、林副主席有罪,而且扩大到包括江青、陈伯达、康生等在内的“无产阶级司令部”;非但“攻击”有罪,连“议论”也有罪。凭日记、书信以及关起门来的议论,等等,就可以定为“反革命”,不是坐牢就是杀头。历次运动都是自证其罪。文化大革命中的“反革命”,大部分也是自己“交代”出来的。一方面是可恶的专案人员进行逼供、诱供、套供,另一方面是被审查人员的天真,轻信什么“坦白从宽”。结果正是根据“坦白”来定案。


专案人员对我说:“根据你的思想,不可能对无产阶级司令部没有看法。”这些人都有阴暗心理。他们知道,人们对这样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不可能没有看法,连他们自己也不可能没有看法,千方百计让你讲出来,给你定罪。


我说:“即使我有思想,没有言论;是言论,也不是行动。你们总是凭言论定罪。你们要我交代思想,一讲就成为言论。是不是引诱我犯错误?”我在文革中对思想、言论、行动的关系有切身体会,所以后来才能写成文章。


我不否认我有“思想”,就是不讲,尔奈我何?


他们对我说:“我们已经掌握你的材料了,就看你交代不交代。”然后就来“讲政策”:不交代,对自己、对家人会有什么样的严重后果;交代了,可以“给出路”等等。我知道,这是一种诈唬的手段。我说:“我没有什么可以交代。就照你们掌握的材料处理好了。”


一计不成,又生一计。他们对我说,你的同伙化学系某某人交代了,也揭发你了,你不交代问题就严重了。这也是专案人员常用的诈唬手段。如果从我这里挤出三言两语,又可以去诈唬某某人:“郭罗基揭发你了。”来回诈唬,诱发不实之词,成了假交代、假揭发。我回答他们:某某人交代是他的事情。是否符合事实?我不知道。尽管他揭发我,我没有什么可以揭发他。


我对张志新的心情太能理解了


掩饰自己,不能堂堂正正地做人,是很痛苦的。有时,我也有像张志新那样的正义冲动:“你们说我是‘反革命’,好,我就来交代。我愿意和你们辩论,到底谁是革命谁是反革命?”渝宜了解我的心情,常劝诫我:“你要沉住气,将来有你讲话的时候,不要为了一时的痛快,不顾后果。”就是为了将来有讲话的时候,我才忍受暂时的屈辱。张志新光明磊落讲出自己思想,结果在“反革命”的泥潭里越陷越深,从有期徒刑到无期徒刑直到死刑。我对张志新的心情太能理解了。一九七九年发表《谁之罪?》之后,常有人问我:“你这篇文章是怎么写出来的?”我说:“这是我酝酿了十年才写出来的。”


专案人员不仅要我交代自己的“议论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的言论,还说我是井冈山兵团“议论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总后台。


最早进驻北大的军宣队是六十三军(四五八七部队)派出的,负责人刘信是该军政治部副主任。他带来的政治部宣传处的一位副处长杨顺德,是他抓“反革命”的得力助手。这位杨处长是个獐头鼠目的“武大郎”。他找我谈话,说:“你们井冈山兵团有四十多个反革命小集团,每条线都通到你这里。你们的大印,我们都拿到了。……”要我交代与“四十多个反革命小集团”的“联络图”。我一听,差一点笑出声来。这是“土八路”办案,以为“反革命小集”必有“大印”。拿到“大印”,显然是谎言。


井冈山兵团中有“马克思主义研究会”、“青年共产主义学会”、“马列著作学习小组”等的小团体。后来弄清楚,凡是“毛主席著作学习小组”,都是拥护毛、坚持文革的正统派;凡是“马列著作学习小组”都是“议论无产阶级司令部”、怀疑文化大革命的异端分子。这些“马列著作学习小组”常常向我请教理论问题,还到我家借阅书刊。在军宣队的高压之下,不少人把我牵扯出来,所以我成了“总后台”。事后,井冈山兵团的人们笑称我是“总后”。


我被关了四个多月之后,忽一日,南阁人来人往,步履匆匆,好像出了什么事。专案组对我说:


“回家吧。”我一时没反应过来,问:“回哪个家?”


“回你自己的家。”


“隔离审查不是还没有做结论吗?我怎么能回家?”


“军宣队犯错误了,谁给你做结论?”


回家后才知道,在这四个多月里,北大出了大问题。住“牛棚”的和像我这样单独关禁闭的达九百多人,超过当时在校人数的百分之十。自杀的接二连三,每有自杀,就刷一条大标语:“XXX畏罪自杀,死有余辜!”人死了也不放过。这样的大标语,人们数了四十多条。直到翦伯赞夫妇自杀,惊动了上面,派人到北大调查,发现“清理阶级队伍扩大化”。一九六九年三月,八三四一部队(中央警卫团)进校,取代四五八七部队。从此,北大号称“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抓的点”。


我确实是他们要抓的“反革命”,这一次混在九百多人的“扩大化”队伍里溜号了。但第二年,开展“一打三反”运动,揪“五一六”,我又成了“五一六反革命分子”。我在北大是老“运动员”。一九八二年离开北大的时候,得了一个群众评语:“打而不倒,批而不臭。”


转自《明报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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