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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高的博客  
随着岁月流逝,我从一个文学爱好者变成了一个历史爱好者,从想象的云天落到了史实的丛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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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时代的阴影一直就没离开我们
   

  《夹边沟记事》是记当年之事,复原历史悲剧现场;《夹边沟祭事》则是要讲今天围绕“祭”的故事:祭奠和反祭奠,纪念和反纪念。艾晓明强调,“夹边沟”既是历史故事,也是当下的故事——它的伤害延续到当下,围绕它的抗争延续到当下


  老高按:夹边沟这个地名,凡是对中国“反右”和“大跃进”之后的大饥荒稍有了解的中国人,应该都不会感到陌生——虽然就在昨天,还有位朋友还将之口误说成“夹皮沟”,足见样板戏的“流毒”之深!但他和我都不会误解,他指的其实是甘肃的夹边沟。
  想起夹边沟,自然是因为今年是“反右”运动六十周年;另一个直接原因,是因为中国大陆著名女学者、50岁半路出家的纪录片导演艾晓明教授,拍了一部系列专题片《夹边沟祭事》,分了五集,长达六个多小时,日前在香港放映,引起广泛关注。
  右派下放安置、监督劳教的地点,全国星罗棋布,夹边沟是最有知名度的一处。这要归功于中国作家杨显惠的《夹边沟记事》,此书假借“小说”名义出版,以求“蒙混过关”,但却是血淋淋的纪实。书刊检查官被瞒过,读者的眼睛自是雪亮,早看出了此书所反映的“真相”,此书获得了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多年来不胫而走,夹边沟也就一夜成名。
  后来相继又有许多有识之士写出了各种作品:赵旭的小说《风雪夹边沟》,赵旭在香港和台湾出版夹边沟惨案访谈录,邢同义在国内出版《回眸夹边沟》。独立电影导演王兵拍了有关夹边沟的故事片,还拍了对和凤鸣教授的访谈纪录片;著名独立制片人胡杰也拍摄了夹边沟;连凤凰卫视都制作了夹边沟专题片……
  夹边沟已经有这么多作品了,其中影像作品都有多部,为什么原是中山大学教授的艾晓明,还要历尽千辛万苦,突破重重阻挠,无数次斜穿大半个中国拍摄这部《夹边沟祭事》?
  关键就在这个“祭”字上。我没有看过这部专题纪录片,但我读了最近海外多个传媒对此事的报道、艾教授的答问(下面我转载一篇她的答问),明白了她的用意:虽然有那么多文字和影像来反映夹边沟了,但是——
  《夹边沟记事》以及其它,都是记当年之事,复原历史悲剧现场,给后人留下惨痛教训;
  《夹边沟祭事》,则是要讲今天之事,讲围绕“祭”的故事:今天的祭奠和反祭奠,凭吊和反凭吊,纪念和反纪念,反思和反反思。重点是在今天守护历史记忆、发掘往昔真相,所面临的强大压力和严峻交锋。
  艾晓明讲述了亲身经历:多次企图前往夹边沟,如何被花样百出的手段所阻挡;她也说到了夹边沟受害人所立的碑,被当局砸掉……尤其是很多受害人及家属,至今还心有余悸,不敢讲出真相和不敢指出元凶。
  她由此想到:
  夹边沟当下的遭遇还没有影像跟进,……夹边沟事件的当下处境:抹除真相,打压言论自由,摧毁记忆——这些都是当下的问题。我们怎么看待过去的悲剧?这个时代怎么看毛泽东时代?要不要守护我们有关历史悲剧的记忆,我认为关系到当下中国向何处去。
  艾教授所讲的“受害人及家属至今还心有余悸”这个问题,我们每个人应该都不陌生,扪心自问,是不是多多少少也有类似的顾虑,担心给自己和家人亲友惹上麻烦?
  依娃曾经对我讲到,她的一些九死一生的受访农民,被问到当年饿死人的往事时,担心地问:讲这些这是不是给社会主义抹黑?会不会有麻烦?我在主持“历史明镜”节目、物色嘉宾的过程中,也感到了为数还不太少的人的担惊受怕。我在美国,能够公开讲出我害怕川普当下对美国造成的损害;而这些人在美国,却不敢讲出昔日毛泽东等人对中国造成的损害。我当然知道,这不是他们的问题,我非常明确地告诉他们:您有顾虑,我非常理解;您有顾虑,就先不要讲,以后情况和心情变化了再来讲。
  我们所经历的,难道不是印证了艾晓明所强调的吗:
  “夹边沟”不仅仅是一个历史故事,也是一个当下的故事——它的伤害延续到当下,围绕它的抗争延续到当下;而我们对夹边沟惨案的反思也将影响未来。
  艾晓明的这个答问,又比较长,可能有些朋友再次感到不满意。但我也只好再次抱歉:我不能删节更无法改写,不仅因为删节和改写是对艾教授不尊重,更因为,这个答问很精彩,非同一般地精彩!我一口气读下来只觉得紧紧抓住我的心,根本不觉其长(那些在现场听艾教授答问的观众,也同样如此)。可见读文章就是这样: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长者见长,短者见短。关键就是看对这个话题是否感兴趣。


  为什么重翻毛时代的记忆

  ——艾晓明谈纪录片《夹边沟祭事》

  赵思乐,民主中国

  2月25日,香港兆基创意书院放映室,中国知名纪录片导演艾晓明的最新作品《夹边沟祭事》首次公开放映,加上映后对话,这场放映会从下午1点钟开始,直到华灯满街的晚上9点方正式结束。这部《夹边沟祭事》共分5集,长达六个多小时,讲述了1957到1960年在甘肃夹边沟劳教农场发生的故事:两千多名右派在荒漠、戈壁中被强制劳动,饥寒交迫,只有数百人因为偶然机会幸存。艾晓明强调,“夹边沟”不仅仅是一个历史故事,也是一个当下的故事——它的伤害延续到当下,围绕它的抗争延续到当下;而我们对夹边沟惨案的反思也将影响未来。在本篇访谈中,艾晓明谈到她对《夹边沟祭事》的思考以及纪录片之外她与夹边沟的故事。

  问:过去你的纪录片作品一般跟维权抗争运动相关,这次为什么会做“夹边沟”这个历史题材的纪录片?
  艾晓明:这可以说是意外促成的。2014年清明前,我到甘肃敦煌旅游。我的计划中也包括顺便去夹边沟看看,因为它是当代中国一个历史事件的发生地;我还想拍一点和内地都市不一样的西部外景。3月底我到了天水,那里的右派老人说起清明节要去夹边沟纪念,还说起他们建了纪念碑,但是碑被砸了。
  对我来讲这是一个重要线索,这里出现了一个冲突,这个冲突是我非常关注的。近年来各地开始出现有关过去悲剧事件的纪念碑,例如河南信阳的一位农民建立的粮食关纪念碑、云南东风农场出现的右派纪念碑,我们广东还有在汕头建文革博物馆。碑是一个记忆,纪录片也是一个记忆。砸碑的事情,天理不容。地方政府怎么可以这样做?但我没有想到要拍片,因为文字和影像方面已经有了不少关于夹边沟的叙述。
  我到敦煌旅游完了,4月4号到明水见到参与祭奠的五七老人,还有夹边沟遇难者的子女,还有兰州的右派难友、具体负责建碑事宜的张遂卿先生。张先生事先告诉了大家有关清明祭奠的消息,结果我们一到酒泉,维稳干部就出现了,警察也可能早就把老张盯住了,我们把东西放在宾馆方面就租车去夹边沟,维稳干部跟着拽着说不能去。我们没理睬,招了一个出租车就走了。但是他们根据车牌号通知了出租车行,车行不停地打电话要司机返回。
  后来我们还是往里去,但路上早就设了岗,说什么军事演练,不让去。这个情形出现在第二集的开头。
  第一天没去成,第二天我还是想去,我们又叫了一个车,先去看了石料场里被砸的碑,然后再去到接近夹边沟的路口。那里,前一天设的岗已经撤除,我们以为可以进去。结果到夹边沟林场大门口,那里又设了岗,两排穿迷彩服的人站在那里。
  这个情形后来成为本片第一集的开头,由此拉开夹边沟祭事的序幕。观众也就和我们一起进入到冲突中,这是一个当下的冲突:有关记忆和禁忌。但当时我还没有把握,不知道是否有充分的人脉线索可以支持完成这个作品。
  我就想,姑且试一下,做多少算多少。一开始我不知道新意会在哪里,因为已有王兵的故事片《夹边沟》,还有凤凰台等做的视频采访等。我从夹边沟回到兰州采访了和凤鸣、陈星等老人,还有其他建碑的支持者、发起人,我感到有一种力量来推动我定下这个题目:这是一场当下的抗争,有关记忆和遗忘以及为什么不容遗忘。
  这不是历史问题,我做的也不是纯历史性质的纪录片。我们要回到毛泽东时代,看看那时发生了什么、为什么。这个和当下有密切关系,因为一直有人希望回到毛泽东时代并且歌颂那个时代。
  另一方面,为什么受害人要纪念难友?为什么他们坚持保留记忆?这里面才有新的故事未曾被讲述,它成为我的创作动力。

  问:后来怎样终于进到夹边沟里面的呢?
  艾晓明:清明节那次没有去成,五月份我又去了一趟。我想一定要进到夹边沟。我重新到兰州,再到酒泉。事先我约了协助老人们建碑的师傅,他是夹边沟移民,他了解建碑过程,曾负责这个工程。
  清早六点我和一位志愿者朋友从酒泉下车,约好的师傅没来;我隐约觉得有车跟我。后来我告诉师傅说我们到了一个牛肉面馆。师傅来了,和我们一起坐下来吃面,用眼睛扫了一下,意思是“他们”在旁边。他说今天你不能去,他们准备好了不让你们去;说是上面昨天就给他电话了,他不能陪我们。我就说我们不去夹边沟,这样他和监控他的人就先离开了。
  我们转道去了高台明水拍外景,当天傍晚回到酒泉,立即叫了出租车去夹边沟。但司机不知道地方,我们在新添墩当地老百姓的坟场转到天黑,也没有找到右派坟场——其实它就在不远处。
  第二天清早,打个车再去。这次进到了峁家山风口,找到了那个右派坟场。沙地里还能看见当年埋人的破棉絮,遇难者的衣服也还在。我和我的朋友从坡底一直走到山坡上。四周的人很容易发现右派坟场有人,也没处躲。我们在那里大概逗留了一个多小时,来了两个人阻拦我们。
  我不想发生冲突,我们就两个人。要是录像带被拿走了,这一趟就白跑了。看见有人来,我就把摄像机给了我的志愿者朋友,我说你开机,对着人拍,随便拍什么。
  我跟他们交涉,他们盘问你们是哪里的,来干什么,说这里不能录像。我说不能录我们就回去。他们说,那你们不能走,我们要打电话给区里……他说的地方话我也不太懂,反正意思是打电话给区里的国保。我们就被滞留在那里,一旁是被挖掘破坏的夹边沟纪念碑遗址。我老想把录像带藏起来,但两个阻拦我们的人其中一位女士就跟着我。我说我要去方便,她说方便也要跟着,就没什么地方可藏。
  结果他们把我们扣了一段时间,大概几十分钟,就让我们走了。可能他们打电话过去,对方给他们的回话是不在那里拍就算了。所以我们就走到有出租车的地方就离开了。
  这样我第一次拍到了夹边沟右派坟场里面的状态,努力了四次,第四次才进到了夹边沟里面。

  问:对于大陆关心反右问题的人,夹边沟的故事并不陌生?
  艾晓明:我觉得大量的人会认为夹边沟不是一个新故事,关于夹边沟的文字叙述不少,出现也很早。像杨显惠以小说的名义出的《夹边沟纪事》,还有赵旭的小说《风雪夹边沟》。赵旭后来在香港和台湾出版了夹边沟惨案访谈录,邢同义在国内出版了《回眸夹边沟》。
  杨显惠几年前获得了华语文学传媒大奖,作品在网络上流传,可以下载一些。独立电影导演王兵拍了有关夹边沟的故事片,他还将对和凤鸣教授的访谈做成了一部纪录片。胡杰也拍摄了夹边沟的故事,虽然我还没有看到成片。此外,凤凰卫视也做过夹边沟的专题片。对很多读者来说,相对于中国很多劳教农场,夹边沟的能见度应该说是最高的。

  问:那现在你觉得你拍的夹边沟故事跟已有的叙述有什么不同?
  艾晓明:我觉得夹边沟当下的遭遇还没有影像跟进,而在我看来这个事件有代表性。它象征着夹边沟事件的当下处境:抹除真相,打压言论自由,摧毁记忆——这些都是当下的问题。我们怎么看待过去的悲剧?这个时代怎么看毛泽东时代?要不要守护我们有关历史悲剧的记忆,我认为关系到当下中国向何处去。
  可以看到,现在有大量话语在美化那个时代,那意味着那一切可以重来,包括什么不能用后三十年否定前三十年之类。不否定的话,那夹边沟这个事情完全可以再搞一遍,甚至在很多人身上已经再搞了一遍。如对不同意见者、公益人士的监禁、酷刑,对大批律师的打压……这和1957年的灾难以及夹边沟惨案的起因有同样性质。
  我们写文章、做研究首先要找一个问题,如果没有构成问题也不能吸引我寻找答案。正是因为问题是那么重要,我才觉得要拍、要找这个答案。我们必须分清是非,才能建立当下的文化态度和政治立场,如果我们没有是非,谈不上其他,没有建设性可言。
  今天中国社会在文化心理上为什么如此分裂,因为人们的答案不一样。正如片中一位受访者说:不谈毛泽东的历史错误。受益者当然不要谈;那受害者呢?受害者心里不是压着吗?
  我觉得,关于1957年的记忆在今天在公共空间依然被压制,右派索赔的代表人物受监控;可能一直要把他们压到坟墓里了。右派的第二代都承受过时代创伤,但很多第三代者已经不再承载长辈的记忆。记忆被分解、扭曲,然后湮灭。为什么?因为统治者需要。只有遗忘过去,才能保证绝对权力的延续。
  我们正在各个意义上回到毛泽东时代,可是,很多年轻人已经不了解那时的社会状态了。所以我觉得要去了解,这不是历史,而是现实的迫切需要。
  另一个,这部纪录片包括了从未被讲述的故事,即夹边沟亲历者后代的回忆。这也许来自我作为女性作者的视角。我会想到当一个家庭的主要支撑者被遣送劳教后,他的妻子儿女怎么办?她们经历了什么,亲情如何维系?在影片中可以看到,这是夹边沟故事里很重要的部分。
  第三个,我没有孤立地讲夹边沟农场,而是把夹边沟惨案和其他劳教农场的故事关联起来了。影片中也呈现了如蘑菇滩农场、赤金农场、丁家坝农场、饮马农场等劳教遗址。
  我们采访的幸存者中,如和凤鸣老师,她丈夫在夹边沟,自己在四工农场。所以我没有局限于仅仅采访夹边沟惨案亲历者。接受我采访的一位老人当时在赤金农场,他讲到人的濒死状态。我将其讲述插入其中。我觉得这些生命经验对夹边沟故事是重要佐证,很多经验是共通的。何况,如果不是这部纪录片,这位老人的讲述就无法进入影像记忆,所以我没有给自己设限。

  问:关于那个时代,这部片子给了观众哪些新的信息呢?
  艾晓明:从片中可以了解到,当时被划为异类的远不止知识分子。劳教者中有工商业者,曾积极参与公私合营,结果被划资本家遭到清洗。甚至有管教干部,因为发言涉及家乡饥馑,被遣送夹边沟。还有整风小组领导者,因积极带头,祸及自身。又有同情右派者,或者在工程技术上坚持标准者,还有不说话者,因为凑数被划进去。夹边沟劳教者中很多人是1949年以前参加革命的转业军人,还有支援大西北的年轻干部……
  毛泽东时代并非是意识形态纸面上说的依靠工农兵,其实在反右运动中,社会各个阶层都遭到扫荡。搞阶级斗争需要敌人,它不断制造敌人,由此让整个社会的被统治成员俯首听命。

  问:那个时代里的人有反抗的可能吗?
  艾晓明:为了维持基本生存,很多人放弃了理想和立场。在极权体制下,人们失去了获得生活资源的自由。计划经济控制了市场,离开单位、户籍,个人无法得到粮油配给。如此,其社会成员的基本生存都被权力掌控了,再加上政治打压,反抗的可能微乎其微。
  我对各位劳教幸存者都请教了这个问题:有没有反抗的可能性?影片呈现了他们的回答。人们都挣扎在基本的生存线上,大多数人的日常焦虑是今天能不能吃到一个馒头。
  与之相关的是也没有体力反抗,片中人说,十七八岁的人站都站不起来,还怎么去反抗?反抗不了。
  进一步的后果是内心麻木,这是劳教者的普遍状态:“前面一片黑”,还想什么人类、什么反抗?
  听他们这些讲述,我相信观众会思考:这个社会怎么可以是这样的?怎么可以让人们回到动物性的穴居时代?甚至在最绝望时,提前挖一个坑准备好把自己埋掉。这样的时代值得美化吗?

  问:那个时代的记忆到现在怎样影响着我们呢?
  艾晓明:这个时代从来没有离开我们。
  1949年以后,我们姑且算到1978年,中共中央宣布文革结束,有多长时间?29年。相当于一个人的半辈子,差不多两代人是在这样一个扭曲的、非人的状态生活下来的。它形成了一个非常强大的文化态度。
  这个强大的文化态度可以用“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来形容,但是我觉得中国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要普遍得多、严重得多。它成为生存的基本态度、无所不在的集体无意识;由此进一步发展出当代国人的畸形人格。
  这种人格就是不论是非,尽可能接受各种扭曲的东西。人们习惯于把谎言合理化并内在化,以便心安理得地生活下去。所谓言不由衷,所谓自我审查,概莫如此。理性生活的后果就是内心分裂,为安全计,只能摒弃有关是非的理性判断。久而久之这反而成为正常,无理性就无痛苦。
  我也遇到这样的人,父亲在夹边沟遇难。为了当下的安宁,他们谢绝了我的采访。我理解他们的心情,主要是忧虑。担心接受采访会影响到自己的晚年生活,特别是会对孩子不利。这种情形让我感觉到,那个时代的阴影一直在那里。无论他们现在的生活如何好,过去的创伤都没有愈合。当他们说我不反党,我爱党时,我看到的却是恐惧。
  但在片子里也有很多老人,他们勇敢而坚定地讲述过去。尽管也有恐惧,有自我审查,但理性判断帮助他们承担了这份讲述的责任。
  我景仰老人们的勇气,也理解人们对安全的基本需要。如果有人说:不要用我的采访,因为我的儿子还在哪个机关工作,我不想影响他——我就不会用对他/她的采访。在纪录片里说话,在目前的社会处境中发言,这和到法庭举证有类似之处。我们必须征得讲者同意,而不能把人带到他不愿意承担的风险里。
  动物都有记忆,何况人。然而未经呈现的记忆无关公共利益,也不能成为社会共识。在纪录片里的讲述是人们整理个人所经历的社会史,并使其清晰化的过程。而一旦清晰起来,记忆的对抗性也随之呈现。它可能支持一种价值,而反对另一种。可能是与官方意识形态不重合甚至对抗,如此,政治风险也不期而至。
  这对于讲述人来说是很大的威胁,人们依然恐惧迫害、株连。对于很多1957反右的受害者,晚年安定和家庭晚景来之不易,他们避免对子女讲述过去,以便让孩子脱离异类的阴影。既如此,谁能说那个时代已经远去?

  问:从这个角度看来,夹边沟依然是被遮蔽的,就像1949年以后所有的极权灾难一样。
  艾晓明:中国的公共灾难,如川震校难学童、1989、文革、大饥荒等,其牺牲者都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和纪念。民间纪念有,势单力薄。如胡杰先生有部纪录片《粮食关·纪念碑》,记录信阳一个小村庄,村民自己建了大饥荒遇难者纪念碑。汕头建了塔园(文革博物馆),原市长彭启安先生以其远见卓识和人脉资源,完成了这项意义深远的工程。但目前塔园压力很大,2014年的年度纪念活动被叫停。有人觉得已有建筑甚至可能被炸平。四川更不用说了,每年到5·12,发起集体纪念的家长都被稳控。7.28动车事故,或者上海大火都是一样的;不允许问责。
  最糟糕的政府才害怕问责,有关逻辑潘恩在《常识》里讲得再清楚不过了。没有最好的政府,权力不受监督,政府就会干坏事。在有监督的情况下也会干,只不过会被发现,受到制约;那么它坏的程度、范围、危害就会小一点。
  极权政府不允许问责,为了维系权力的高度集中,需要一套美好言词去统筹社会的政治、文化、心理。话语控制人心,一系列反人类的行为也就畅行无阻。当代中国人的人格心理是这样的,不要去讲权力者的过失,而要努力拥抱它,向它求爱示好。所谓“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不就是以积极的受虐态度来换取生存保证吗?非如此无法得到内心安全,这叫什么事?

  问:这部片子可以说是对毛泽东时代的反思?
  艾晓明:在已有的关于夹边沟的影像纪录里,这部片子可能相对完整地记载了事件始末。我们要把造成夹边沟惨案的时代钉在耻辱柱上。我不能说做到了彻底反思,但它是关于毛泽东时代的一个证言。
  其实纪录片也不太适合把它高度理论化,那就没有故事了。直接读汉娜·阿伦特的著作,可以从理论上搞清楚极权主义。但具体到纪录片,我更关注的是人们的生活,他们怎么经历这一切?如何在绝境中求生?
  显而易见,大多数亲历者都已经遇难。1960年底因“抢救人命”决策,明水一批劳教者获救。从那时到今天,夹边沟事件过去了56年。我能接触到的幸存者,堪称最后的夹边沟人(惨案亲历者)了。他们能替死者说话吗?也许能。但如果说每一个人都是独特的,我们只能说,大量的故事已经永远消失了。
  我曾经试图想象一个人的濒死状态,从幸存者的回忆来看,很多人生前可能就失去了活的欲望。我们设想遗书、对家人的思念什么的,都是在正常状态下。而在夹边沟的极端处境下,那些被摧毁者的生命经验,或许无法由他人代讲。也就是说,那个时代的真相,注定比幸存者所能回忆的更加惨淡。
  做纪录片是跟人的生命故事打交道,我更关注这个。而生命的经验是不一样的,这种差异特别有魅力。例如对于死者,很多家庭都有后人返回夹边沟、明水,凭吊长辈;但能够把遗骨带回家者很少。这显然是难以办到的事,具体原因片子里有了。难得的是在天水采访到一位老妈妈,她往返一千多公里,千辛万苦迁丧,居然做到了。又有母亲带着四个孩子,为了生存只得改嫁。就是在城市里工作的医生,也是靠卖血才得到路费去探视丈夫。
  我虽然强调了要论是非,但从纪录片的性质来说,我更关注故事及如何讲述。包括到外景地,重现大漠戈壁的生活环境。我希望观众有设身处地之感,然后才去想:我们要不要否定那个时代。
  我和一些年轻朋友一起看片子,有时也会问:到时候把我们几个人关在一起,饿极了会不会互相吃,结论是肯定的。

  问:片子里面你也问到劳教人员互相之间的折磨。
  艾晓明:对,不同的人都讲到,参与折磨和虐待劳教者的,好多也是劳教人员。
  我请他们讲,把这个情形解释出来。一般来说,大家都一样,天天劳动有什么好揭发的?管教不也看着你们劳动吗?受访者答说,你有什么抱怨他就要报告了。因为要挣表现,显得自己政治上更可靠。
  这种状态在文革中我都体会过,那时不就是鼓励彼此揭发吗?互相揭发告密,这就是所谓文革的运作方式。在这种意义上,我是我父亲的看守,我父亲也是我的看守;我也是自己的看守。他会限制我的行动自由,我也被别人教唆去监督他。
  当文革结束我也成年,回想这一切深恶痛绝。它是如此的非人化,在当时我的非人程度可能还算轻,还不像薄熙来把他老爸肋骨踩断一根。那也是没那个本事,看上去温文一点,性质没太多差别。

  问:我们看片子的过程中,感觉有几个场景是难以接受的,比方说我自己印象最深的是,一个人被惩罚得不到食物,整夜哀嚎,有人说他的声音像鬼在叫。
  艾晓明:第二天他们发现那个人趴在沙堆上死了,嘴里还有没吃完的大便。我想他可能精神失常了。在极度饥饿里,也许他出现了幻觉,在地上抓起大便,把它当成食物了。
  这仅仅是我的推理,其实我的经验对此无法解释。在完全非人的对待下,人们可以比动物相争更残酷。我采访的一位管教干部的孩子,他说他去看爸爸。爸爸就让犯人给他们去河里捞鱼。他们吃完鱼,犯人问,那个鱼刺你们还吃吗?他们不要的鱼刺,犯人就捡去吃。
  现在连吃剩饭我们都不能理解,但是你想,劳教犯人会吃别人吐下的东西。在极度饥饿或接近死亡时,人的味觉嗅觉可能都改变了,我们无法以常理论之。

  问:在这个过程中有没有你自己特别难接受,或者是印象很深的事?
  艾晓明:不存在我不能接受的经验,我只希望人们讲出他们的亲身经历。此外,即使有些话言不由衷,我觉得也是一种真实。不是说内容真实,而是那种不得不说谎的状态,这个也很真实。
  我觉得对所有的经验都要有平常心,他说的话我赞成或不赞成,这一点也不重要。我们要记录一段生活,而不是要找给我点赞的人。不管别人说什么,怎么说,并不存在我接受不接受的问题。
  如果你要问我的感受,那么可以说,让我感到沉重或者有点难过的,是受害人依然要表白:我不反党,我爱党;我只是对某一件具体事情不同意,我只是不同意这个做法。从人性来说,你不可能爱一个剥夺你父母生命的人。都这样了,你还用示爱的话来表白,以此作为前提;那除了恐惧还有什么呢?
  我不能判断说这位受访人心里很恨党,口是心非。而是说,人们需要这句老生常谈来规避政治风险,这件事本身很可悲。这种态度同时规避了对悲剧原因和制度缺陷的反省。如果说你亲生父亲无端死了你也害怕追问,这里必定是有更重大的社会问题。
  怎么说呢?就是当下的社会体制阻止人们去想,也内化成人们的生活态度,最好是不要再想这些了。从表面上看,故事变成某个单位的领导冤枉了当事人。但是,这个领导不是平白无故冤枉他,而是按照制度要求、意识形态的命令做。如右派数额的百分比,并非出自单位个人,而是党的决策,是最高领袖的指示。
  那最高领袖怎么拥有这么大的权利?可以破坏几十万人的生活、剥夺几十万人的生命权、剥夺几亿人的思想,不允许任何人说一个“不”字?连把你的父亲的生命都剥夺了,你也不敢去想这个制度有问题,我觉得这个制度实在是太……超级恐怖主义。
  人类怎么会允许这种超级恐怖主义流行呢?匪夷所思。一部纪录片回答不了,但是它可以是一个诉求,把问题交给公众。需要大家来想,来求索答案。

  问:为了拍这部片子你付出了怎样的努力呢,比如去过多少次?
  艾晓明:去了多少次我自己也记不清楚了,开始我还算,第一次采访、第二次采访,后来积累多了我就没有具体算。我是从2014年4月4号开拍,大概一到两个月会去一次。到现在,一年半都过去了。
  这个作品要有足够的视听元素才像纪录片,不然就像访谈。比如说风的声音,五十多年过去,现在一些地方造林多年,周边大片农田,已经听不到原始的风声了。特别强大的风沙声音,我是跑了很远的路才录到的。我去了未被开发的沙漠地带,特别是在荒岭高处,才录到强劲的风声。我觉得,这种风声和他们讲的风沙之夜吻合。
  还有如说零下三十七八度跳进雪里,很难呈现。现在全球暖化,一场大雪都等不到。但是多少要让观众看到冰雪,所以我春夏秋冬都去过。
  片子里人物提到的地名我尽量去。比和凤鸣教授讲她去明水寻亲,那一条路我们重走了一遍。从她启程的农场到柳园车站,再到明水河老火车站下车。从那里去明水滩。我大致走了两遍。我希望人们在片中看到杨继绳先生讲到的情形,劳教绝不会送你去好地方;甘肃条件艰苦。事实上从河西走廊往敦煌,再到新疆、青海;戈壁荒漠何止一个夹边沟劳教遗址,又有多少英灵含冤死去!
  我去拍外景是一个工作目标,也略微体会了环境的恶劣。这么多年过去,因缺水、干旱所遗留的戈壁荒滩依然寥廓。片中九十高龄的李景沆教授至今依然在追问:没有水源,没有种子,没有工具,把两千多人送到荒野里去干什么?进一步追问下去,我心颤栗:夹边沟惨案难道不是群体灭绝吗?谁之罪?这难道是天问吗?

  问:这个片子是你拍过最长的,而且也是你第一次尝试历史题材?
  艾晓明:是。我没考虑过要拍这么长,没计划过。后来剪辑时觉得有很多人的讲述太宝贵,干脆不考虑片长。先把内容做出来,再想是否合适。
  这也许跟做研究的经历有关,指导学生写论文时我说:大家不要写理想的论文,只写你所能写出的论文。学生碰到的写作瓶颈就是太想做好研究,结果力不从心。我对自己的要求是不做不拍,这也许很功利,但的确是我的状态。因为我出一趟门不容易,老父亲生活完全失能,我要负责安排照顾;无法想走就走,也不能想待多久就待多久。所以每次外出都像和父亲的生命赛跑一样,既然出行了,回来也要有成果。
  我的心态也比较自由,不就一家庭妇女吗?反正也做了若干年的拍摄剪辑,自己也能找出一条路来。

  问:这一次在呈现方式上你有什么比较新的经验或尝试?
  艾晓明:我觉得第一个,纪录片必须提供新的视听证据。有关夹边沟的故事,一方面要找到人证物证,去证明它是真实发生过的。另一方面,我们不能发明证据,必须找到当事人。结果我发现,很多惨案的证据在民间。人证俱在。我们的工作是去收集和保存,将它存入公共记忆。
  我在天水看到一个家庭保存了他父亲的来信原件和明信片,真是非常感动。这就是视觉证据,它的证据效力也是文字转述做不到的。影片中还采用了很多家庭保存的老照片,照片上的音容笑貌揭示了被政治斗争所毁灭的生命形态。感谢那些幸存者和他们的家庭成员,保存和提供了这些照片。
  这些影像里,从年仅十八岁的小学教师到年富力强的民国法官,还有那些怀抱理想的管教干部群体,都是那么真实可信。他们是让我们对那个时代的认识变得具体,而右派、劳教者因此也不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可以感知和交流的生命形象。夹边沟农场所在地,现在是夹边沟林场,新添墩工作站则分属另一个农场;所有遗址的样态跟过去已有变化。影片中收集的遗址照片摄于不同的时间点,来自不同的幸存者和他们的后代。
  影片中也采集了新的影像证据,比如在过去的劳教农场遗址,作为场部的建筑都有一个三角屋顶,上面有一个五角星。劳教人员住过的老房子、农场所在地的地貌,很多都是去农场实拍的。此外也请幸存者辨认,找到跟当时的状态相似的外景地,由当事人对观众说:“我们就是在这样的地方挖个洞,住在里面”。
  影片里故事的跨度不限于反右到夹边沟农场解散那三、四年,从夹边沟回到原单位,这些劳教者后来的遭遇、子女的故事以及获得改正的结果,也包括在纪录片里了。我最后决定将片名从“生死夹边沟”改为“夹边沟祭事”(这是拍摄的初衷,也是初剪的片名),因为这才是焦点所在。是的,影片寻找生前,聚焦死后;追问为什么我们要祭奠冤魂。

  问:现在这些幸存者说起夹边沟的状态是怎么样的?
  艾晓明:各有不同。有的人进入状态,有的人保持距离。比如有时人们会以第二人称“你”来讲述当时自己的经历,仿佛事不关己。那时的处境太极端,现在的人们很难理解。连当事人也需要用第二人称来建立距离,把自己摘出来,以便平静地讲下去。
  片子剪出来后,我和一些受访人一起看过。有的人觉得很尖锐很好,非常认可。也有的人会提出其他建议。我必须要感谢很多人,因此我也特别不希望人们因奉献而承担风险。任何受访者都不应该因为讲出真相而被追究,受骚扰。我没有能力保护老人们不受伤害,但是,回避苦难却是对所有人最大的伤害。这些,片中人讲得很充分了。

  问:在拍摄过程中你跟这些幸存者的关系是怎样的呢?
  艾晓明:我们是合作者,他们中不少人有强烈的愿望,要守护记忆,他们都支持建纪念碑。但另一方面,由于政治压力,五七叙事和当代大量的苦难叙事一样,在夹缝中生长,十分艰难。对于年轻一代,也相当隔膜。
  我的主要合作者张遂卿先生起到很大作用,他作为建碑人,一直在寻找幸存者、夹边沟遇难者的亲属。尽管有了很多文字记录,他依然不弃不舍地寻找进一步的证据。这种守护和坚持太了不起了,他也承受了很多压力。我相信观众从他和片中人那里,已经看到了一座纪念碑的诞生。

  问:你怎么看待这个作品可能带来的风险?
  艾晓明:要是追究责任我愿意出来顶石头,我是影片的主要责任人。而其他人,每一位讲述者都是对社会尽责,这个社会感谢他们还来不及,却要追究他们,那真太变态了。
  具体会有什么风险,现在不好说。我也不太想这些,管它有什么风险,先把事做好。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我甘愿为本片承担责任(话说回来,也跑不掉)。
  最大的顾虑可能是老人家,因为我父亲已然是在最后的岁月。我也陪老人这么久,这是我唯一的顾虑,其他没什么。个人会经历什么都无所谓,比我优秀无数倍的人都在牢狱中。女权五姐妹贴个车贴都被搞进去了,像我做这个片子要被搞一下,也不意外。
  纪录片工作者个人的命运,有待社会保护。个人保护不了自己,但观众、批评家、媒体都可以保护创作人的表达自由。当观众了解这个作品、与之共鸣,他们就开始保护记录人。我相信他们的声音会影响决策者,影响到执法人的价值观。也许这个信念太天真了,老实说我也很少想这个。

  问:下一步你对自己的作品的希望是怎样的?
  艾晓明:我希望在艺术上做得更好,在表述上有创造性。我一直不觉得自己是一个资深导演,或者说是有经验的艺术家。每一部作品都不一样,它的困难程度、挑战性不一样。因此每开始做新作品,我都是初学者的心态:如履薄冰,惟有努力。但做纪录片也超过十年了,相对来说我也有些自信和经验,如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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