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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高的博客  
随着岁月流逝,我从一个文学爱好者变成了一个历史爱好者,从想象的云天落到了史实的丛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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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摄影家告诫我:照相机是最不重要的
   

  中国摄影记者没什么可得意的:我们都有意无意地都参加了造神和造假。这个时代按快门成了最简单的事,而什么时候按成了最复杂的事。我对摄影还有热情,是因为我觉得很多该拍的东西还没有拍到。有了数码相机,拍出好照片更难了……


  老高按:去年6月在加州百岁老人许家屯的告别仪式上,邂逅前中国青年报社图片总监、中国著名摄影家贺延光。他已经退休了,来加州小住。7月底,他来美国东部跑了十来个州,我又见到他,陪他和另一位住在宾州的摄影家、独立电视制作人萧燕,前往纽约看朋友,观摩了他们俩如何拍照片,算是一场两个师傅、一个学徒的“偷师学艺之旅”,大有收获——虽然我的拍摄水平没有多少长进,但自我感觉至少悟到了若干门道。
  贺延光应宾州华人社团“时光文艺摄影沙龙”之邀,与一群摄影爱好者座谈,我和几位新泽西的朋友也赶过去取经。延光是从事新闻摄影的,座谈的主要內容,就是他一张一张地放自己所拍摄的照片,讲述拍这些照片的故事,顺便也就介绍了很多拍好照片的大原则和小窍门。一个晚上,大家跟着他重温了平反冤案、老山战事、“六四”屠杀、北京非典、汶川地震……众多重要历史事件,重逢了胡耀邦、李慎之、华国锋、刘宾雁、胡锦涛、吴祖光、刘道玉、蒋彦永、贾樟柯、江泽民……等等这一段岁月中在大家的人生中留下深刻印记的人。
  《明镜月刊》记者整理了贺延光的发言,我看过整理的初稿,并做了个别订正。后来见发表在《明镜月刊》84期,并已在明镜新闻网连载。这里我转载他讲话的前半部分。
  贺延光说:“如果你是一名摄影记者,照相机是最不重要的。”照相机不重要,那么什么重要呢?延光的这句话让我沉思良久。

  “照相机是最不重要的”

    ——贺延光与美国华人摄影者座谈发言(上)

  《明镜月刊》记者 季高 整理,《明镜月刊》84期


  中国著名摄影家贺延光讲起话来不紧不慢,却时时冒出思想火花,留下很多乍听出人意外、细想切中肯綮的语录。例如,他说:“如果你是一名摄影记者,照相机是最不重要的。”“这个时代按快门成了最简单的事,而什么时候按成了最复杂的事。”“我对摄影还有热情,是因为我觉得很多该拍的东西还没有拍到。”“有了数码相机,拍出好照片更难了。”“中国摄影记者没什么可得意的:我们都有意无意地都参加了造神。”……
  这位从事新闻摄影40个春秋的旗帜性人物,即便已经退休,也一直不忘“不为历史留下空白”的初衷。岁月将他淬炼得成熟、沉稳,但是与他接触,人们却能感受到他心中一直葆有一股内敛的激情——或许与他三十多年来是在一个青年报刊任职所受的陶冶有关?也能感受到他炽热的人文关怀。
  2016年8月2日晚上,贺延光应邀到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华人社团“时光文艺摄影沙龙”座谈。《明镜月刊》记者列席,并根据录音整理其讲话内容,未经本人审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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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贺延光(高伐林摄)

  四五运动突然想到拍照片

  今天我谈谈我多年从事新闻摄影的感受。欢迎大家随时提出问题、随时打断,咱们就是交流嘛。
  摄影现在在国内很热——全世界都没有中国这么热。因为大家有钱了,可以买得起照相机了。
  我小时候家里有一台旧照相机,不过,很长一段时间我就是把它当一个玩具。文革开始的时候我15岁,走南闯北,大串联,北到哈尔滨,南到井冈山、韶山,到处跑。在青岛海边,曾经看到海洋学院搭起台子开批斗大会,批斗当时的市委书记张敬焘。但是我就是看热闹,虽然带了照相机,就没想到照张相。照相机干什么用?就是“到此一游”用——到井冈山一游,来一张;到韶山一游,来一张。我在黑龙江插队五年,照相机也没发挥作用,现在我非常后悔啊!回京之后,又回到黑龙江,把照相机也带去了,同事朋友,拿了一支冲锋枪,跑到雪地里,做出各种各样的姿势,就那样拍了几张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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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贺延光与美国华人社团“时光文艺摄影沙龙”的爱好者交流。(萧燕摄)

  什么时候照相机发挥了点作用呢?我回北京以后赶上了1976年。清明节,人们悼念周恩来,那个时候我们天天到天安门广场,投身人山人海。看到此情此景,忽然想到:我该拍两张照片吧,太激动人心了!这时候我才想到了我的照相机,还借了一台照相机。有的照片是偷偷拍,为什么呢?便衣很多,拍了就跑,拍的时候朋友互相掩护……不知是拍了三个还是五个胶卷。
  但是几天以后就变成“反革命事件”了!然后就是层层清查。我因为拍照片,组织我们工厂的人去天安门,都是公开的——我那时候还是被作为“接班人”培养的,老中青三结合,我是“青”,是工厂革命委员会的副主任。一个年轻干部,又开会,又发言,又唱反调,又带着人到天安门广场去,写诗、拍照……就成了一个很大的问题了!北京市的前四把手都批示,就抓了。抓之前,我把胶卷东藏西藏,本来就不多,交了一部分,留了一部分,留的那部分抄家已经全都抄走了。当然不到年底“四人帮”就粉碎了嘛,抓你是对的,放你也是对的,不许乱说乱动——你乱说乱动,就还得抓回来。当著我的面,把审讯材料、家里抄到的那些,点火烧了。我不敢说话呀!
  就这么稀里糊涂地,我的镜头就对准社会了。1976年,我拍天安门事件是情不自禁,有感而发。那个时候,我的摄影技术,可以说除了能拍出个人影儿,什么都不行。天安门事件平反之前,我成了一个新闻人物,做了七十多场报告——因为给我们这个案子平反的时候,天安门事件还没有平反呢,可能上面那些“实践派”也有意通过这些事例,撬动天安门事件的平反,所以到处都请我们。那个时候,中国青年报摄影部老主任洪克到我的工厂采访我,采访完了之后我就给他看了我在工厂拍的一些照片,都是工人加机器,不生动,我请老师指点指点。洪克就问我,你想当个摄影记者吗?我说,什么意思?他说我们《中国青年报》十月份就要复刊。我说我太想当啦!天安门事件平反前后,照片对整个社会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比如说,当时专业记者不能到天安门广场去拍照片,业余爱好者冒死拍了一些照片。《中国青年报》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照片,就是王文澜拍的——都是当时的业余作者,后来都走上专业岗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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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贺延光在交流当天,在宾州阿米什人地区观光时拍照,大家说:摄影家拍的果然不一样。

  光环褪掉当记者

  那个时候,当《人民的悼念》摄影展览在北京开幕,人们奔走相告。我就在现场,非常感动,没有想到,这些反映“四五运动”的照片在社会上引起那么大的反响和轰动,人头攒动啊!因为几百万人都参与了天安门事件,后来很多人都挨整、受牵连,这个事件平反了,有这么一个展览,大家可想而知。《人民的悼念》这个展览对我走上专业岗位,可以说起了非常大的影响。我对洪克说我当然愿意当摄影记者,非常愿意!洪克想了想,又跟我说了一句话,我至今念念不忘:他说你要想好,你要是当了摄影记者,你就当不了官了。他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当时我是一个新闻人物,已经被内定成了共青团十大的代表嘛,那是1978年10月。
  但是摄影记者这件事报上去后没有消息。后来我才知道,中国青年报社党组讨论的时候,说贺延光这个人不错,但是,咱们这个庙太小啦,一个前途似锦的团中央委员,能来当个摄影记者?就把我给撂下了。
  这样我被调到北京团市委机关,干了一年多。我实在觉得没有意思。《北京青年报》要复刊,它归北京团市委管,我要求去当摄影记者。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会照相,大家一块儿出去玩的合影啊等等都是我拍的。说贺延光是会照相,我那个新闻人物的光环已经褪了一年多了,这时候要求去当摄影记者,就很容易实现了我的愿望。
  但我其实不懂摄影。拍个纪念照可以,但当了正式的摄影记者,不能蒙事啊。我就到一些报社求教老摄影记者,还每个星期有一天跑到人民大学听“蹭课”。老师在台阶教室讲新闻摄影,我骑个车就去了,往那儿一坐,谁也不认识我,都以为我是另外哪个班的。就是那个时候我认识的萧燕——他那时已经是校报的了,而我是一个蒙事的。(众笑)
  两年以后有个机会,中国青年报社有个老同志退休,那个时候《中国青年报》是如日中天,发行量300万份,思想解放的胆子也大,我就要求去《中国青年报》,我的光环已经褪掉了嘛,很快就去了,一干就干到了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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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贺延光(右)在普林斯顿大学校园看到一群从中国前来参观美国大学的孩子,条件反射地举起了相机。(高伐林摄)

  我刚开始当摄影记者,也是走过弯路的。摄影在中国几十年中,就是要求要为政治服务,为政党服务。我们回过头来看,弄虚作假从延安时期的照片就开始了。但是那个时候我们不懂这些个东西。放暑假了,上级来说,“贺延光,拍张暑期生活的照片”,我就答应说“好”,在桌上画个“草图”,琢磨一下这个主题怎么表现,然后拿著照相机,到胡同里找几个小朋友:你站这里,他站那里,“笑一笑,笑一笑”……当时照片就是这么拍的!

  走了弯路,好在很短

  好在,我这个弯路走得不长,很短一段,赶上了改革开放。摄影界也打开了窗户,开始看到外国的照片,开始看到外国记者拍中国的照片,开始对照我们自己想问题了。
  我认识了一个美籍华人摄影师——刘香成,跟我同岁,在国内长大,因为父亲的原因,小时候戴不上红领巾,他父亲是香港哪个报纸的新闻工作者(是《星岛日报》创始人之一——整理者注),他到香港上学,以后又到美国读大学,学新闻。毛泽东一去世,他刚好毕业,本来是给老摄影师当助手,他就要求到中国去。因为他在中国长大,他很敏感地感觉到,中国要翻天覆地了!美国《时代周刊》就派他到中国,成了《时代周刊》首任驻中国摄影记者。
  我和他见面的时候,记得是在宣武门那个教堂的活动中,擦肩而过,但是我一下就记住了他。为什么呢?这个年轻人和大陆人不太一样,上唇留了一撮小胡子——那个年代,年轻人留小胡子,“不是流氓就是阿飞”,所以我一见就记住他了。也认识他了,后来他又成了美联社驻北京的记者。
  当时我看过他的照片,觉得还可以,但心里边还是不服气:美联社的照片也不过如此嘛,和我拍的有什么区别呢?四年后刘香成离任,离任后出了一本小画册《毛以后的中国》,都是黑白照片,不到一百张。我是在一个朋友家看到的,一翻都是英文,不懂;但是图像是能超越文字的,一看就懂。我翻看的这些照片,对我的影响非常大:哎呀,看他一张照片,觉得无所谓,但是几十张照片集合成册,你一张一张看下来,就能感受到中国社会前进的砰砰的脚步声。
  比如说,他拍的邓小平,是在哪个接待外宾的酒会上,他拍了个特写。当时有拍电视的灯光打过来,使邓小平的面部阴阳反差非常强烈,这种情况下,我们都不会按快门的,希望光线柔和一点嘛。然而他拍了:这就是邓小平在一个酒会上的肖像——邓小平的理论是,“黑猫白猫,抓住耗子就是好猫”!这就把人物的性格和人们对他的认识,从一张照片让观众感觉出来。
  再比如,他拍一所大学,立著毛泽东的全身塑像,塑像台座上,有个大学男生滑旱冰,滑到中间来,他一按快门——上边毛泽东,下边滑旱冰,他通过这一个瞬间让观众领悟到社会生活开始轻松啦!还有,他在故宫里拍,后景是皇宫午门,一个裹著军大衣的小伙子,向行人兜售可口可乐——最著名的美国饮料。
  他拍的都是这些东西!他拍王府井四联理发店,一些妇女排著队等待烫发。文革中,在北京、在全国,女人是不能烫发的,你烫了发——爱美之心嘛——上街就给你推个“阴阳头”!现在那一页翻过去了。还有,一个小街道的绿地小树林里,没有人,每棵小树上,都钉著一块毛主席语录牌:“毛主席教导我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它就不倒”,“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我看了这张照片,当时就有点晕菜:这些场景我们太熟悉了,我们怎么就没想到拍这些东西啊?现在你想拍,没有啦!
  审判“四人帮”的法庭现场,只有《人民日报》等几家指定的官方媒体可以进,我要接到这样的任务,进不了法庭,就没法完成。他是一个美国记者,更进不去了。但这个事件又非常重大。看他的画册里有一张审判“四人帮”:一间教室里边,几个小伙子坐在一排椅子上看电视,木头架子,黑白电视,放电视机的墙角,靠著一个毛泽东的巨幅画像——这个巨像有可能原来挂在这个单位门口的,后来,毛的巨像只在天安门等少数几个地方保留,军营厂矿企业的像都摘了。摘下来往哪儿放呢,也不知怎么处理,只好就暂时靠在那墙角吧。当江青的面目特写充满了电视机画面的时候,摄影师按下了快门,我们看到的是:到不了现场的群众观看审判江青,江青身后是一张巨大的毛泽东画像!
  看到这张照片,我说,哎呀,我们这几年白干了,脑子不开窍,丢掉了多少东西!

  拍真新闻照片还是假新闻照片?

  有些东西,当时在中国摄影界就引起很大的争论:拍真新闻照片还是假新闻照片?有人说,只要事情真发生过,虽然没赶上,可以“追记”啊!可以不可以?讨论来讨论去,多数人是不同意的。这就是摄影的本质要求啊,你没抓住就是抓不住了,如果已经过去的场景你还要“再现”,那是美术作品、那是电视剧!新闻照片,就得现场拍摄。我们摄影师的责任,是要把读者带到现场。国内摄影界搞新闻摄影的,过去为政治服务的观念根深蒂固,虽然反对了几十年的假照片,大家在理论上似乎没有什么疑义了,但十八大一开,一晚上就回到改革前。你看那些照片:战士在练兵场学十八大文件,工人在车间里学,农民在地头上学……什么玩意儿啊?!
  好在,经过改革开放,毕竟有一些人明白了。摄影题材,在国内是个富矿,因为要拍变化,拍人的变化,拍社会的变化。中国恰恰就正在历史大变化之中。
  我刚摄影的时候,特别喜欢拍风光照片,香港、澳门的作品对我们影响很大,我们在美术馆看了一些沙龙照片,讲究光线、构图、色彩。我们的新闻照片是不太讲究这些的。我不反对沙龙照片,我在沙龙照片里也汲取了一些营养,就是关于摄影的技术问题。我后来再看照片,比如二战的照片,共产党的记者不如国民党的记者拍的好;国民党的记者又不如老外拍的好。这中间就有一个技术问题。摄影师要通过技术来完成的,如果技术达不到,再好的题材都可能毁掉,那你干脆干别的、把它写下来好了。既然用照片来表现,照片本身的语言是至关重要的,摄影的功能,第一是记录,第二是表达——这是我对记录类摄影的认识。在座各位可能不是搞新闻摄影的,你拍山水花草,道理是一样的,把那一只鸟、一群鸟拍好了,也都不容易,大家喜欢哪类题材都可以,怕就怕你拍的和别人一样!好的摄影师,什么题材都能拍:从战争、灾难,到社会日常生活。
  1988年,我们在北京搞过一个国际摄影周,第一次引进了世界摄影比赛的展览到中国,请了美国著名图片社的五位记者——一个图片编辑带著五个著名的摄影记者,都在“荷赛”拿过大奖。“荷赛”,荷兰世界新闻摄影比赛,现在已经五十好几年了,我们把它当作“新闻摄影的奥斯卡”,五个在那里拿过大奖的摄影师,同时在北京办讲座,开讨论会,一个礼拜,我觉得对中国摄影界是一个启蒙,让国人看看什么叫“新闻摄影”。记得开幕那天,《中国青年报》头版发的刘占坤拍的照片,荷赛摄影展在历史博物馆举行,人多得把展板都挤倒了。观众排队买票,在历史博物馆门前排一个半小时才买得到。30年过去了,至今还没有一个摄影展览超过那次的轰动。中国老百姓也爱看真正的新闻摄影!不像我们的新闻摄影虚头巴脑。我们自己经历的岁月,都没有意识到要去拍它。

  有了数码相机拍照更难

  数码相机的出现,带来了两个现象:一是门槛降低,使每个人都很容易成为“摄影家”,在中国尤其是这样;第二个现象,正因为它的门槛太低了,现在拍到一张好照片,更难了!
  大家一块拍,一定是有差别的。你要想拍得与众不同,难度至少比我刚学摄影的时候难度大。那时候大家不知道什么叫摄影,都买不起器材啊,你拍什么样就是什么样,别人没有参与权,没法比较和议论。现在有网络了,每个人都可以成为评论家,在这种情况下,你的照片拍不好就不行了。技术门槛降低了,摄影已经不是摄影家们、职业摄影师的专利了,说某人拍得好、水平高,他的本职专业可能是一个厨师、一个司机,但他拍的照片一点不比专业的差。这个现象很普遍。
  大家要明白这一点:你要是随便玩玩,无所谓;你要想拍得好一点,那就得认真。摄影——不仅是新闻摄影——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它本身是有规律的。不管什么题材,我们既然拿起照相机,就要研究它的规律,更上一层楼。不管你是拍风光,拍社会生活,甚至拍小品、拍广告、拍婚纱……道理都是一样的。
  在国际摄影周,那些著名摄影记者给我们看幻灯,一百多张幻灯,只有几张照片我们熟悉——因为得过大奖,比如哥伦比亚火山喷发,引发泥石流,一个12岁的小女孩,扒在一根木棍上,救援人员60多个小时都没办法把她救出来。这个孩子的手都泡白了,摄影师看著这个孩子一点一点地衰竭,他拍的这张照片,你能感觉到,人在自然灾害面前是多么渺小,多么无能为力;但是孩子在死亡面前的这种平静,又产生了巨大的震撼力。那一年它是世界最佳新闻照片——摄影师名叫菲尼尔(Frank Fournier),当年还送我一个杜马克的小摄影包,我今年4月在纽约又见到他。
  但是他们大部分照片的题材,就是生活、家庭、街道、人像、体育……都是平常的题材,我突然悟出了一个道理:战争、突发事件、灾难,他之所以拍得好,是因为他所有的照片都拍得好,所以碰到这些事,他自然就能拿出好作品来。如果平常的照片都拍得不好,很难想象碰到一个重要事件时能拍得好。

  我也有一个梦想

  我在报社干了30多年摄影记者,没碰到几件突发事件,大部分都是非突发事件,能不能拍好?在平常日子里,把有意思的东西捕捉到,发表出来让读者看,让他产生新的感受,是很不容易的。刚才说的审判“四人帮”那张照片,就是“一图胜千言”,所以要训练自己,从拍摄身边开始。我觉得,不用跑多远,周围的生活场景中到处都是题材。像医生给我刚出生一天的儿子称体重,他哇哇大哭——我们生活中都有这样的经历,但是很多人就没有想到要拍,都是到照相馆去,让孩子“笑一笑”。这刚出生裸著身子哇哇大哭的照片,等儿子将来结婚时,我放大了,在婚礼上当著大家送给他,你看大家会是什么感受吧!拍社会的东西,拍人的生活,与人是距离最近的。很难拍好,但是机会特别多。
  我来美国,就用相机来介绍我看到的生活,我觉得很多东西很新鲜,有很多题材值得拍。我在美国的这些照片,就是边走边拍,没有什么主题,碰见什么拍什么。题材不重要,拍及格了才重要。贺延光是不是每拍一张就是佳作?不是!大部分不是!很好的照片是极少数。
  过去我们对美国的认识,不外乎华人艰苦啊,来了得洗盘子端盘子啊,华人都没法融入人家这个主流社会啊——现在看,洗盘子、端盘子也很受尊重啊。什么叫“主流社会”?能让别人尊重你,我看就入了“主流”了。这里有很多的题材可以去表达:第一要看到、想到,第二要拍好。
  国内的摄影有的已经搞得很无趣了。比如有摄影杂志想搞一个交流,初衷挺好,请外国几个摄影师来,让中国几个摄影师跟他们PK。到了内蒙还是宁夏的哪个沙漠,在拍摄的时候,主办单位请来一百多人表演安塞腰鼓,从沙丘上打下来——你想那个场面吧,从沙丘上下来,很奔放,踢得沙子尘土飞扬,太有气氛啦!中国摄影师激动万分,嘁哩咔喳,突然看见不同国家的几个老外,无动于衷。晚上讨论时,中国摄影师就问他们:“你们对着这样的场景不敢兴趣啊?”老外说:这是表演,它不是生活啊!
  国内有很多就是表演,摄影已经不是摄影了。当然,你要是搞广告摄影、创意摄影,那另说。你要搞纪实类的摄影,真实性是第一重要的。纪实性摄影和新闻摄影,道理是一样的,只不过后者有时效,前者没时效。但是不要“制造”什么——“制造”什么,不是本事。
  有人问我有什么梦想,我说我的梦想也不大,就是哪天到中南海,给他们讲讲什么是新闻摄影,让他们知道一下。
  摄影是有偶然性的,有时第一张拍得不错,第二张、第三张就很不怎么样,不像同一个人拍的。要承认拍照也有运气啊。不过我们要努力提高,做到什么题材都能拍。即使内容不强烈,也要让它讲究色彩、影调、趣味……能让观众喜欢看。

  三人八条腿和“双胞胎”

  下面我把这30年的照片给大家放一放、讲一讲。
  中国摄影的摆布导演和弄虚作假,是一对孪生兄弟,它的背后,尸骨累累!大饥荒时期我们死了多少人,但是你翻《人民日报》上的照片,《中国青年报》上的照片,我们发新华社的通稿,那粮食多么多呀,麦穗结得多么硕大无比啊,几个小女孩在麦垛上跳舞啊……唉!
  但是在两种情况下,我可能会稍微摆一下。第一,拍人像,如果拍摄对象是个作家,我会跟他商量:你是不是可以坐在书柜跟前,有个环境背景来体现你的身份?如果他是个摄影师,是不是可以把照相器材放在旁边?还有一种情况,是拍合影照片,合影之前,让张三和李四换个位置,靠近一点或者隔开一点,别把后边人挡住了。
  国内新闻摄影,弄虚作假太多了。胡锦涛时期,2008年,《中国青年报》登了两张胡锦涛的照片,一张是访问日本和天皇谈话,后边有两个翻译,旁边是两位夫人。那天半夜我们还在报社,突然接到新华社紧急撤稿通知,说要换掉这张,另外又发出来一张。我们当时还真没有看明白,印刷机都开转啦,说换就换,为什么换也不说,没看出什么来呀?印吧,第二天一看,胡锦涛这边没问题,但是夫人那边,本来身后是两位译员,但是画面上成了一位译员,椅子底下却是八条腿——三个人八条腿!我们第二天才看出来,赶紧收藏!太值得收藏啦。
  为什么这样?我分析,在画面上后边的译员,是不是哪位对前边的夫人有重合,这个赖不得记者,记者的位置可能就是固定死的,有这个重合也不影响表达,但是有权力审稿的人往往是不懂业务的:夫人形象受影响了?把那个译员消掉!上边消掉了,下边忘了消。
  还有一张胡锦涛在青岛视察奥运设施,跟一个老外专家谈话,周围围着很多人,但是画面上,你突然发现背景上有西装革履两个人,穿的戴的长的,一模一样!怎么回事呢?记者拍的时候,拍这一个瞬间可能好几张,但是这张呢,是不是后面有人挠了下头闭了下眼?换一个人吧,但是换的时候没仔细,就留下了个“双胞胎”。
  一直到现在,假照片也不少。有人问,假照片怎么办?我说,没法办,上边就把弄虚作假不当回事嘛。

  “把这个杆子给我消掉”

  有一次,令计划打电话找我——我不认识他,过去他在团中央工作,可能知道我——给我打电话,我说:“你谁?”“令计划。”我没有反应过来,又问:“你谁?”“我是令计划。”我才明白过来:“哎呀令主任,你打错了吧,我叫贺延光,我是《中国青年报》的,你电话打错了吧?”他说:“我找的就是你。”让我去给胡锦涛会见日本前首相中曾根拍照片。拍完了,晚上又把我叫去了,叫到人民大会堂,我抱著电脑去了,令跟我握了一下手,他那里忙,说我们这个局长先看照片——局长就是霍克局长,这次也被抓了。

  2007年6月19日,国家主席胡锦涛会见前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一行。(照片见《明鏡月刊》)

  我就一张一张给他看。有一张胡主席和中曾根,气氛很生动,边上有个记者举了一个麦克风,跟鱼竿一样,是电视台在录音,传达出很自然的现场气氛。但霍克局长就说:“这张不错,但是你把这个杆子给我消掉。”——这是原话:“给我消掉”。可他碰见我了,我笑了,我说我是干这个专业的,我不能这么做,要消,你消。
  ——他们根本不把这当回事,他们觉得这样很正常。
  根除假照片,我明白我是梦想。去年还是前年,因为解放军迭方块被子的问题,我发了一个微博,好嘛,成千上万的人围攻我,方舟子也在那儿,说这个人当了很多年记者,他就没有搞过假?我马上就回应:我说我太希望你们挑挑我的毛病了!我才不怕你挑呢。
  下边我放放我拍的新闻类的,因为有些事情咱们都比较熟。
  这个是1977年1月8日在天安门观礼台,“四人帮”倒台两三个月了,但是天安门事件还没有平反,人们仍然借著给周恩来献花圈,除了纪念碑,在不该放花圈的观礼台这儿也放满了,实际上还是表达一种社会情绪。
  这是王光美初次在公众场合复出露面,她蹲了十年监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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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翻身的日子。摄于1980年12月6日。

  这张是老战士合唱团,这些人大多是从干校、牛棚、监狱里边出来,冤假错案纷纷平反,所以这些老知识分子、老战士,心情舒畅,第二次解放,一天到晚组织合唱团唱歌。
  北京大碗茶,是我第一次得奖的照片。当时第一次得奖非常高兴,恨不能让所有认识我的人都知道,但是后来我看这张照片就有问题了,应该算失败:光是人物特写,没有环境交代!这是在天安门前金水桥上拍的,如果用标准镜头拍,把天安门捎一个角落也可以啊,把毛的像放后边也可以啊。今天个体经济当然很平常了,但几十年政治运动把个体经济都消灭了,这卖几分钱的大碗茶,是北京个体经济最早的重新开端啊,可惜我当时光注意表情了,没有挂上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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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张获奖的照片《个体户上街》。“大碗茶”,是北京个体经营最早走入市场的象征。

  后来我拍中国第一次南极考察回到北京的照片,就吸取了教训,也是人物特写,但是将南极考察的徽章拍出来了。
  北京开始恢复宗教生活——这个教堂曾经当了17年的仓库。
  胡耀邦。万里……
  这是雁北地区的一个自由市场。当时农村开始恢复自由市场,我只拍了一张,就被人发现了,所有人都看你,所以没法拍第二张。拍人多的地方,若乱而无序,就不能吸引别人。这里边有一个诀窍:再乱的东西,你注意把一两个人,两三个人拍好,就可以了。
  说相声的牛群想当摄影记者,他一会儿当县长,一会儿办杂志,给我打电话:“我能不能到你们那儿当摄影记者?器材不用你们买,我有最好的器材。我的‘牛眼看家’展览刚在美术馆举办,反响非常强烈!”我笑笑说:你当不了新闻记者,他问为什么?我说你走到哪儿,你就要把新闻现场破坏到哪儿——都要找你签名啊合影啊什么的,是吧?

  一张胡耀邦照片命运多舛

  我一直想拍胡耀邦,胡耀邦这个人非常有性格,和过去领导人不太一样。我第一次看他讲话,那时候我不搞摄影,记得是在空军体育馆,他个子很矮,怕别人听不见、看不见,随手拉了个凳子就站上去了。多有性格的一个人!但是中青报的记者也不是老有拍胡耀邦的机会的。三千日本青年访华,在首都体育场开大会,给我们《中国青年报》一个近身的记者证,只有两个证,新华社一个,我一个,其他记者无法靠近。
  我提前去了,首都体育馆那休息室门口站著一个年轻警卫,西装革履,他就不让我进,我说我这证是可以进的呀?他说不行,影响首长休息。我说马上开会了,领导来了,见面场面可能很生动,让我进去拍吧。他就是不让。我又不能吵架,很沮丧。我在外面晃悠,一拐弯,还有一个门!那个门口站了一个老警卫,一看我的证,就让我就进去了。胡耀邦来了,很快里边就打铃,门一开,领导同志步入会场,我第一个退出来拍照,估计就让那个小警卫看到了,“没让这小子进,他怎么从里边出来了?”
  胡耀邦开始讲话,我就蹲那儿拍了几张,不满意。为什么不满意呢?胡耀邦再生动,他刚开始讲话的时候,情绪不会进入高潮。我拍了几张,就退到台角,想等一会再过去拍。但是我一退到台角这个小警卫就过来:你!不要再动了。我说我还没拍呢,他说:“我看见你拍了好几张了。”我真是有理说不清,没办法。我这个急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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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4年9月30日,首都体育馆,北京青年举行大会,欢迎访问中国的3000名日本青年代表。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发表讲话。

  幸亏过了一会儿,胡耀邦旁边坐的王兆国,当时身份是中办主任,他站起来往后台走。我都不知道为什么,等他过来就跨上前一步说:“兆国同志,你好!”王兆国一看:“哎,你也来了?”啪,拍了我一下肩膀他就过去了。这一下就够啦!哈哈,小警卫也弄不清我和王兆国什么关系,那是他们的顶头上司嘛,他就不敢管我了。我过了一会儿再拍胡耀邦,他有一段讲话,全场掌声雷动,体育馆是圆的嘛,他又转身向后面的观众致意,我就抢拍下来了,动感非常强。晚上我冲完胶片,很高兴,把照片拿到夜班,那天夜班是一位副总编值班:“哎,不错不错啊!这张照片耀邦挺有性格的,抓的不错!”几个人围过来看。我说,那就用这张?他说,你还有没有别的?
  ——他说“不错”,又问你“还有没有别的”!我又找了一张胡耀邦挥著拳头讲话的,他看了,“这张也可以,还有没有?”但是第二天我一看报,用的是张胡耀邦毫无个性端端坐著讲话的一张。
  要说八十年代的审查比现在可松多了,对领导人的照片,上面是不审的,只有自己单位的领导审。他们都觉得那张好,为什么又不用?我就琢磨,长年以来领导人的形象形成了一个模式。毛泽东、华国锋,都得有个领袖样子。胡耀邦刚当总书记时,很多人看不惯:说话动作太大啊,这么“张牙舞爪”怎么能当总书记呢?但是他当了几年总书记大家就喜欢他了。但是此时,我们头儿还是觉得用这张照片有风险。
  后来我们摄影记者交流的时候我就讲了这个故事,《大众摄影》杂志的编辑说,我们可以用呀,不作为新闻照片,而是作为艺术照片用,放在封二,叫作“佳作欣赏”。要我简单写一下拍摄经过。谁想得到?《大众摄影》还没登出来呢,胡耀邦下台了!编辑部急坏了,赶紧撤稿。
  直到1989年4月15号胡耀邦去世,4月22号开追悼大会,头天晚上,我们报社的头儿说,延光,把那年那张照片找出来。第二天,头版头条就是这张大照片,但不是作为新闻照片了,文字说明就八个字:“一身正气,两袖清风”。这一用出来,马上外电就有评论了,上海也有家杂志来电话说这张照片不错啊,我们杂志想用。好啊,给你。但是杂志有出版周期嘛,还没出版呢,一开枪,又赶紧撤稿了!
  为什么中国领导人的照片不如西方政要的照片?奥巴马的照片多生动啊,根本的原因就一个:我们摄影师把我们的领导人当成领袖来拍、当成神来拍,不是当成人来拍!所以我说:我们中国的摄影记者没什么可得意洋洋的,在中国新闻史上,我们很多摄影记者有意无意地都参加了造神运动!(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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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档案:时光文艺摄影沙龙

  时光文艺摄影沙龙,是2009年由居住在美国大费城地区的旅美华人摄影爱好者倡议组建的一个非盈利文化团体,通过组织拍摄、展览、讲座和聚会等形式,进行交流切磋。会员已达150多人。
  他们在华夏中文学校等多个中文学校举办了多次摄影讲座;还配合附近社团的活动,提供摄影、摄像服务。为融入美国主流社会,弘扬中国文化,促进族裔和谐,他们与宾州切斯特郡艺术协会(Chester County Art Associate)合作,举办《中国龙年根源摄影展》等多种展览;并作为主办单位之一,举办美国费城和中国天津“双城摄影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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