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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高的博客  
随着岁月流逝,我从一个文学爱好者变成了一个历史爱好者,从想象的云天落到了史实的丛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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抹去张春桥作为历史人物的妖魔化油彩
   

  谈到张春桥,脑海就跳出一个标签:“狗头军师张”。这是郭沫若给他贴的,从此就揭不下来。强化这个印象的,是“四人帮”被抓后连篇累牍的揭批,也来自张春桥自身的性格:阴!带着一股寒气。读了《张春桥:1949及其后》,印象大为改观


  老高按: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今年夏天推出的《张春桥:1949及其后》(郑重著),是一本非常有分量的传记(据说书名原来一度就是“张春桥大传”)。这部大书,厚近900页,总有70万字上下。我从友人处借到,加班加点读,最多的一天读了近300页。
  谈到张春桥,我的脑海中就跳出一个标签:“狗头军师张”。这是郭沫若的词中给他贴上的,从此就揭不下来了,虽然郭自己那个“才子加流氓”的标签也揭不下来、在人们心目中早已人格扫地。强化这个“狗头军师”印象的,自然是“四人帮”被抓之后对张连篇累牍的各种揭批,也来自张春桥自身的性格,他不抛头露面,不苟言笑,给人以“阴”的印象,带着一股寒气——与“阴”有关的,都不是什么好词:阴沉,阴郁,阴暗,阴冷,阴晦,阴险……乃至阴谋和阴谋诡计。
  读了这本《张春桥:1949及其后》,印象大为改观。虽然张春桥是如假包换的左派,是头号“毛粉”当今“毛派”的祖师爷,但加州大学宋永毅教授说得好:“张春桥非但在文革中不遗余力地推行毛的路线,更至死不渝地忠实于自己的信仰。因此,他成了一个真正的悲剧人物。任何一个文革史的研究者,不管是否赞同张春桥的理念和信仰,都应当给他以一个历史人物的尊重和公正的评价。”这段话,作为“名人推荐”,印在该书的封底。我深以为然!
  网上可以查到对这本书的各种介绍:
  张春桥(1917~2005)是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共产党的重要领导人,在文革后与江青、姚文元、王洪文作为“四人帮”被公开审判。长期以来,官方出版物和主流媒体将其定义为“阴谋家”和“野心家”。本书作者试图脱离历史审判者的角色,采用平视的态度,通过整理浩繁的史料和采访众多相关人士,从共和国错综复杂的历史中寻找真实的张春桥。
  本书是迄今为止最详备的张春桥传记,以丰富的细节讲述1949年后的张春桥如何从一位小文人、小记者,成为深受毛泽东信任的笔杆子,对长期被妖魔化的毛张关系进行了梳理和解读。作为“四人帮”中毛最倚重的干将,张春桥是文革时期的关键人物,直面真实的张春桥,正是理性面对及深刻理解文革不可或缺的一步。

  上个月,一位曾在新泽西住了多年、后来“海归”回上海的老友重返新泽西一游,我请她便餐小聚。她已故的父亲是上海新闻界的元老之一,席间我对她提到最近出了一本张春桥传,她脱口而出:“那一定是郑重写的!”这本书的作者郑重,在上海新闻界也是个大佬级风云人物,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在上海《文汇报》担任记者、编辑工作四十余年,著有《风雨文汇,1938~1947》、《毛泽东与文汇报》等书。有天时地利人和,他采访了不少文革中与张春桥接近的人,包括张的女儿张维维,获得许多独家资料。
  此书最后,是萧木写的一篇“代跋”。此代跋的篇幅也非同小可,足有六万多字。萧木是原上海市委写作组成员、王洪文读书辅导员,对张春桥可以说是了如指掌。他曾参与过文革期间多个中央和上海重要文件、文章的起草(有些本应由张春桥执笔,张也要他写),这篇代跋写得十分精彩,读完之后我不由得感叹:不愧是“毛派大笔杆子”的“笔杆子”,比当今许多左派学者文人的水平高出不知几个数量级。读完此书之后,碰巧获得这篇代跋的电子版,便想转载。但巨大的篇幅,难免会让人望而生畏。踌躇再三,违反我一向宁可全文转载、尽量保持原貌的习惯,删节一点相对来说不太重要的文字,并分成上下两篇刊出。虽然还是很长,但我想:对于真正有兴趣了解文革的人,读下来是不会觉得长的。觉得长,那只是因为对它没有那么大的兴趣而已。


  海燕与太阳——张春桥心路轨迹试探(上)

  ——郑重《张春桥:1949及其后》代跋

  萧木,原载《张春桥:1949及其后》

  题记

  文革前我也是做新闻工作的,与郑重兄可说是同行,只是久闻大名却无缘结识。进入新世纪,我从“一城二桥”——秦城监狱、提篮桥监狱、六里桥劳改厂兜过一大圈出来,已是垂垂老矣,且还套着“反革命要犯”的帽子,常人避之犹恐不及,偏是郑重兄却盛情邀我同游杭州西湖,其后多次交往和畅谈,遂成知交。今年(2014)中秋,他抱着这部沉甸甸的《大传》书稿来让我先读为快,并热诚希望我能写篇序,还预先把退路也堵死了:“要不然,你就随便写点什么也可以。”我读后除了钦佩作者采集材料之丰富翔实,思考之独到深刻,文笔之隽永流畅,却又着实为难起来。因我从来不敢也不会为人作序,但这回是老友相邀,却之何其无礼!犹豫再三,只好勉为其难,偷个懒,选择郑重兄“要不然”那句话中的“随便写点什么也可以”,拉杂敷衍了这篇东西,还请读者诸君和专家学者不吝赐教。
  自1980年代初以来,中国大陆主流媒体和公开出版物对张春桥的评价大体是一致的,不妨归结为一句话:“四人帮”篡党夺权的“狗头军师”。近些年来,民间和网上文革研究者渐渐有了些新的评述,不过大致还处于众说纷纭阶段,就我有限的阅读范围来看,似乎一时还难有代表性的评价问世。
  张春桥无疑是一个重要而又复杂的历史人物。文革自发动至以失败告终,他始终身当万众瞩目之位,且通常又总是处于各种矛盾的聚焦点。在这个过程中,他直接间接整过不少人,不少人也直接间接整过他。他整过的人和整过他的人,都有成千成万,且上至中央领导下至基层群众。在我看来,真要对像张春桥这样的文革中重要而又复杂的人物作出比较接近历史实际的评价,前提条件是先要对毛泽东有一个比较接近历史实际的评价。毛泽东晚年病中至少曾对人说过三次,他一生就做了打倒蒋介石和发动文革两件事。很显然,他自己更看重的是文革这件事。这是因为,自1950年代中期以苏共召开二十大和赫鲁晓夫发表《关于斯大林个人迷信》的秘密报告为标志,爆发了国际性的社会主义危机后,毛泽东这位具有深厚中华历史文化修养却也颇受古老的帝制思想传统影响的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理想主义者和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按照他自己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和设想,对危机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探索和拯救,发动文革是总结此前十年经验教训后的最后一次被他认为是根本性的探索和拯救。为达到这次拯救的预设目的,他付出了晚年全部的精力、心力以至生命。因而如果真要对毛泽东作出比较接近历史实际的评价,也有一个前提条件,那就是先要对时间长达十年之久,空间也不限于中国,还牵涉到总人口占世界三分之一的各社会主义国家其社会制度历史命运的中国文化大革命,有一个比较科学的评价。毛泽东是为着拯救社会主义危机而发动文革的,而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理想社会的思潮,已经存在了几个世纪,按照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先后在苏联、中国等多个国家实施的社会主义制度,也持续了将近一个世纪。无论社会主义思想还是社会主义制度,其兴起或衰落,成功或失败,都不是无缘无故的,只有放到人类历史的总体发展中才能获得说明。人类第一次社会主义制度尝试性的实践,在它既有过辉煌却也付出了惨重代价以后,以中国文革的失败和紧接着苏联的解体为标志宣告终结,留下的是与整个20世纪共存的丰富而驳杂的历史文化遗产,等待着后人去鉴别,去扬弃。所以我以为,中国文化大革命是一个世界性的历史事件,研究文革理应有世界性眼光,不能局限于某一党或某一派或一部分人的视野,要努力从中挣脱出来。不过真要做到这一点也不那么容易,看来尚待时日。
  本人才疏学浅,又长期处于与世隔离状态,这篇文章自然不敢有要对张春桥作全面评价的奢望,只是想谈点印象和感想。十年文革,我先在上海市委写作组工作,后奉调中央办公厅担任王洪文学马列辅导员又兼一点《人民日报》工作,多数情况下是张直接领导下的一名工作人员,因而与他有了较多接触。在我的印象中,那时的张春桥可说是在某种程度上反映毛泽东的一面镜子,他似乎也很愿意做这样一面镜子,力图使自己的思考、行事能够反映出毛泽东的意图、指示和部署,成为毛思想的阐释者和实践者。尽管文革后期毛曾一度有过要把张培养为“接班人”的想法,致使张与一些高层领导的关系显得如此紧张、微妙而又敏感,张的应对有时也难免进退失度,但就我观察所得,以为他在坚定地跟着毛走这一点上,始终如一。拙文就想以张与毛关系为主线,简略追溯一下他从少年时代就开始的寻找与追求,重点选择文革中他先后与林彪,与周恩来、邓小平,与华国锋的矛盾或较量的若干片断,对他在这段长达半个多世纪的人生历程中,认识、理解和追随毛的心路轨迹作一次尝试性的探索。能否探索到一点什么毫无把握,只能说试试看吧!

  (一)康平路有条“T”形小弄(略)

  (二)七次解救与“别无选择”


  1963年初,江青通过柯庆施找到了张春桥,江、张合作,先是抓《智取威虎山》、《海港》等样板戏的创作和排演,后是组织姚文元撰写《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那篇费时八月、九易其稿作为文革序幕的重头文章。江青的这两个动作,贯彻的都应该是毛泽东的意图,特别是后一项更是直接受命于毛。这也就是说从这时起,毛在运筹帷幄为文革布局中,张已成为他手中的重要一“筹”。接下去便是就其参加人数之多、触及面之广而言,在中国以至世界历史上不说空前至少也是罕见的文化大革命的兴起。其后,在这场革命跌荡起落、变化多端的演进过程中,作为毛泽东秘书、参谋班子,一度甚至还代替了书记处、政治局的中央文革小组的大员们,在尖锐、激烈的斗争中,先后一个个跌下马来。最后剩下的,就是回归到了原先组织写批判《海瑞罢官》文章的三个人:江、张、姚。很显然三人中,毛最倚重、最看好的,就是能够按照他的意图、指示始终冲在最前面因而成为矛盾的聚焦点、中枪中箭也最多的张春桥。
  我粗略统计了一下,文革期间,当张一次又一次地陷入种种困境或险境时,毛不得不运用他手中至高无上的权威把张解救出来的,前后至少有七次。
  一、1966年3月,因抵制《二月提纲》而挨整;
  二、1966年11月,因对“安亭事件”的独特处理而陷入彻底孤立;
  三、1967年1月,上海引发了第一次“炮打”,即“一·二八事件”;
  四、1967年2月,由成立上海人民公社引发的“改名风波”;
  五、1967年2月,在“大闹怀仁堂”事件中成为众矢之的;
  六、1968年4月,上海引发了第二次“炮打”,即“四·一二事件”;
  七、1970年8月,在“庐山会议事件”中险遭灭顶。
  这七次陷入困境或险境,当然也可以从张春桥自身的缺点或错误方面找到某些原因,但文革作为一场规模宏大、斗争尖锐复杂的革命,而张春桥又常常处于矛盾的纠结点上,问题就远不像想象那么简单。如果我们分析一下这七次陷入困境或险的形成及其发展过程,就不难看到这样一些特点——
  第一,反张队伍十分庞大。既有中央领导和地方党、政、军领导,也有一般干部和文化教育系统的知识分子,还有成千成万的基层群众,其中人数最多的是持保守观点的工人和农民,也包括一部分红卫兵和工人造反派。
  第二,核心是一个“权”字。起初,掌权者和他们的拥护者要保卫权,后来失权者和他们的拥护者要夺回权;而夺权者对权力的再分配总有理由认为“分配”不公,还想夺得更多的权。
  第三,作为反对对象的张春桥角色的多重性。这一点是由反对者队伍的庞大和构成的复杂决定的。同是反张,很显然,部分红卫兵和工人造反派要反的张,与保守派群众要反的张,不可能是一样的,与一些领导干部,特别是那些已被认为是“走资派”正在被“炮轰”或已经被“打倒”的领导干部要反的张,更是大不相同,甚至还很可能是完全对立的两个张。不过从总体上说,张一次接一次地遭遇“炮打”或“围攻”,根本原因还在于他是毛泽东发动文革的追随者中最有代表性、也是最受重用的一个,他自己也是努力想在思想上和行动上体现出毛的意图和部署。文革中的各项斗、批、改任务,特别是毛作出的夺权决策,从地方到中央反对者甚众。但中国有着数千年帝制文化传统,皇帝从来是不可以反的;1949年以来实施的政治体制差不多也还是这样,没有一个人敢于公开提出反毛。不过办法还是有。西汉吴王刘濞不是早就发明过一个叫作“清君侧”的口号,并用以发起了一场“七国之乱”吗?“清君侧”,也即要清除君主身边的乱臣贼子。就这样,总是在执行毛的意图、指示方面冲在最前列的张春桥,就成了现代版“清君侧”要清除的“乱臣贼子”。这一特点,在高层发生的几个事件中表现尤为突出,毛泽东也曾不止一次作过说明。如因怀仁堂“大闹”而在1967年2月18日深夜至次日凌晨临时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毛说:“中央文革小组执行十一中全会精神,错误是百分之一、二、三,百分之九十七都是正确的。谁反对中央文革,我就坚决反对谁!”1971年8、9月间的《南巡讲话》说得更加明确:“他们名为反对张春桥,实际是反对我。”
  七次陷入困境或险境,七次因毛泽东的强力干预而获解救。在这个过程中,作为当事人的张春桥曾处于怎样一种心境,尽管不少文革著作和回忆录都有生动形象的描写,如说他在“一·二八事件”中受到红卫兵围攻时脸色由红转黄、转灰,一身冷汗,衣衫都湿透;说他在庐山会议上吓得一脸苍白,想抽支烟,划了两三根火柴也还没有点着等等。但张自己,好像没有直接、公开地对这七次受困或获救说过什么话。我记忆中有一句话,是有关他对一次接一次得救后自己的态度的。他说:“‘安亭事件’后,我已经别无选择。”
  张说这话有个特殊背景。那是1975年秋冬,中央内部两派矛盾日趋激烈,张因后文将要说到的妻子文静的历史问题和他自己的“叛徒”问题被人抓住受到强大的压力,一度不得不向中央打报告要求与妻子离婚;而原来同住在钓鱼台的姚文元、陈永贵、吴桂贤,听到毛泽东说了句“钓鱼台无鱼可钓”又相继搬了出去。这一来,张真正成了“孤家寡人”。其时约有三两个月,他身体不怎么好,常常低烧。纵然他有较强的自制力,却也难耐古刹老僧般的寂寞吧,有时就打电话来让我去“随便聊聊”。好在我那时住在钓鱼台十六楼,离张住的九楼五、六分钟便可走到。确实是“随便聊聊”,东拉西扯,什么都谈。一次因我劝他不要过度操劳,又问起低烧情况,于是他由低烧、吃药提到鲁迅。鲁迅说他吃药、治病不止是为了爱他的人,更为了恨他的人;张说他也是这样。接下去便说了这么一句:“自从‘安亭事件’后,我已经别无选择。”
  我的理解,这“别无选择”大概有两层意思。首先就是不能再想到自己,只能选择紧跟毛泽东,遵照毛的意图、指示,排除千难万险将文革进行到底。还有一层意思是,“安亭事件”后,工人造反派以主力军的姿态登上文革舞台,原来还只局限于党政机关和文化教育部门的文革,必然将迅速转变为一场全国规模的空前激烈的大革命,实际上连毛本人可选择的余地也已不多,只能照着这个路子将文革推进到底。
  如果我的理解大致不错,那么“青海事件”就是张遇到的“别无选择”中带有代表性的一例。
  这一事件不仅牵涉到军队在地方上支一派、压一派,还夹杂着军队内部两派之间的尖锐矛盾。后来发展到青海军区副司令员赵永夫调动十三个连的兵力,将进驻《青海日报》社的“八·一八”派红卫兵和造反派围了个水泄不通。在双方对峙的情况下,竟下令开枪打死打伤群众三百余人,逮捕近万人,甚至还向一个十五、六岁的女孩子开了枪。当天,赵永夫就打电话向中央军委作了报告。军委领导的答复,现在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是林彪,一种说是叶剑英,听到报告后大加赞扬,说:“你们打得对,打得好!”并当即把赵永夫作为英雄接到了北京。
  由于事件牵涉到军委领导和正在“支左”的部队,加上此前不久,接连发生了京西宾馆和怀仁堂两次针对几位中央文革大员的“大闹”事件,中央文革小组处境微妙,一时不知如何应对才好。
  其时张春桥在上海。
  他是从中央文革寄来的文件中获得青海发生流血事件这一信息的。面对如此尖锐而又棘手的难题,他当然上下左右作过多方面的考虑,但他别无选择。因为他首先想到的是,毛决不会容许这样做,所以只能由他来牵这个头,出面干预。如果中央文革不为被枪杀、被镇压的造反派说话,各地仿而效之,那就不知会有多少造反派人头落地,文化大革命也很可能就此夭折,这对中央文革来说不仅是渎职,简直是犯罪!这时恰好北京寄来的文件中有份《简报》登出了一封红卫兵揭露这一流血事件的来信,于是他就给毛写了封要求调查此事的信,附上那位红卫兵的揭发材料。此信后来姚文元和王力、关锋、戚本禹都签了名。毛阅后于1967年3月11日批示:派人调查。经过各方面调查,3月2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合作出《关于青海问题的决定》,同日,周恩来主持召开军委扩大会,宣读了这个决定,称这是一起“大规模镇压革命群众的事件”,并当场逮捕了赵永夫。
  青海的案子就这样翻过来了,这对各地造反派自然是一个很大的支持;但由张牵头的中央文革大员们,却又向悬崖跨近了一大步。此前,与他们对抗的除了各地的保守派,还有从中央到基层的大多数老干部;现在,又加上了一大批支持保守派的解放军——那可是手里握着枪杆子的呀!
  文革发展到这一步,毛泽东内心似乎也不怎么乐观。爆发“七·二○事件”的当天深夜,在周恩来安排下,毛秘密离开事件的中心点——武汉东湖宾馆,于次日凌晨乘专机来到上海,张春桥也特地提前赶到上海来奉陪。在居留上海近两个月时间里,毛曾与张和另外两三位随行负责人有过多次谈话。9月9日那天晚上,在座的除了张,还有杨成武、余立金。毛说:“文化大革命搞到现在,估计有两个前途:一是搞得更好了,一是从此天下分裂。”他问在座的怎么看,大家认为分裂的可能性不大,提了几条理由,第一条就是“有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崇高威望,有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毛接着就说了这样一段话——

  你们强调这一点,讲思想还可以,对个人不要多讲,讲多了将来你们要吃亏的。马克思叫我走了怎么办?一个人的出现是带偶然性的,离开也是带着偶然性的。

  从这段话可以看出,毛还是较为清醒的。他估计到文革成功的希望颇为渺茫,他死后紧跟他搞文革的人“要吃亏”。听了这样的话,张春桥不可能没有自己的想法,但“开弓没有回头箭”。他知道毛泽东对这场文革是下了大决心的,绝不可能有“回头箭”,他当然也“别无选择”。

  (三)毛与林、张的苏州谈话

  发生在1970年初秋那个“大有炸平庐山之势”的“庐山会议事件”,在张春桥七次陷入困境或险境中无疑是最严重的一次。说它最为严重,不仅指级别高、声势大,还因为事件发起者林彪等是把张春桥作为争夺“接班人”的对手来打击的,这也就是说在主其事者看来,这是一场牵涉到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斗争。高潮时,会上不少人大呼要把“这个人”揪出来,光“批倒批臭”不够,还要“千刀万剐”。
  文革前和文革初期,张在林彪眼里只是个“小记者”,根本不在他关注范围之内。据《邱会作回忆录》,林对张引起注意,是在张出任上海市革委会主任以后。那也不是张有什么了不起,而是由于其时军队因“支左”而在全国29个省市中有24个即占82%都是由军队干部出任第一把手;还有五个省市即占18%仍由地方干部担任主要领导。而上海这个全国最大的工业城市却偏偏就在18%之中,而且还是造反派力量最强的一个,简直成了张的“基地”,这才让林感到头痛起来,想到要对上海市革会“动点手脚”。考虑到“换‘帅’(即把张搞下去)很难,首先毛主席就不会同意”,就另外设想了把王(王洪文)“拉过来”、把张“压下去”或“挤出去”等三个方案,后因被毛识破只好作罢。
  林视张为对手因而产生非搞掉不可的想法,我以为很可能与毛的一次谈话有关,时间在庐山会议前四个月,即1970年4月25日。其时张在上海。此前一天,毛从杭州来上海,这一天,带着张到苏州去与林会面,作了著名的“苏州谈话”。
  关于这次毛与林、张的谈话,各种文革史和回忆录说法较多,尽管在档案解密前,很难断定哪一种说法确实可信,不过大致可以肯定这次谈话的一个主题,应该就是关于培养接班人的问题。此说有一个根据,就是毛本人1971年8月16日南巡至武昌的谈话中就曾说过“我和林彪同志谈过一次话”,谈了两个问题,其中之一就是“要培养接班人的问题”。引起争议的是,其中是否提到张春桥的名字。如有的著作载录了毛与林的一段谈话:“毛说我年纪大了,你身体也不好,你以后准备把班交给谁?见林不吭声,又问:你看小张怎么样?”这段话理解起来颇有些麻烦。说“你以后准备把班交给谁”,这个“以后”是指林接班以后的“以后”吗?那属于第三代的接班问题,这恐怕不会是毛的本意。联系到前面有一句:“你身体也不好”,又有点像在说第二代的接班问题,即要林让班,由张来接班,一些文革史着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理解这段话的。我的看法是,毛一度曾有过要培养张为“接班人”的想法,这很可能;但当面去向林彪提出让“小张”来接班,恐怕不可能。这是因为在中国几千年的帝王制度史上为皇储废立问题不知演出过多少次悲剧、惨剧,熟读《二十五史》的毛泽东不可能不知道,去与一个已经上了党章的“接班人”商谈让另一个人来接班,这无异于“与虎谋皮”!
  那么毛为什么要在召开庐山会议前,特地带着张到苏州去与林一起谈培养接班人等问题呢?
  我以为很可能与毛此时准备对中央高层人事布局作出重大调整的构想有关。
  毛的这个构想大概起始于党的九大(1969年4月——老高注)以后。
  紧接着九大召开的九届一中全会上,毛用幽默风趣的语调提出了一个极为严肃的问题:苏联“看到我们这个名单里头军人不少”,就说我们是“军事官僚专政”。接着又轻松地说:“这些话嘛,我看让人家去讲。人家怎么讲,就怎么讲。”
  毛泽东作为一位精通南面术的政治家,他的话不仅内容,即连语气,也要联系当时政治环境才能分辨出它的“话外音”来。“人家说”我们是“军事官僚专政”,如果真是事实,那就是一个极为严重、必须认真解决的问题,难道能“让人家去讲,人家怎么讲,就怎么讲”吗?当然不能。九届一中全会是一个需要强调团结、胜利的喜庆之会,毛用轻松的语气说出这番很不“喜庆”的话,其真实的内心的隐忧,就潜藏在这二者的反差之中。
  从根本上说,所谓“军事官僚专政”的问题,是由作为政治集团的政党却拥有了军队这个固有矛盾引起的。在现代国家,政党是政治集团,不是军事集团;军队属于国家,不属于某个党派或个人。但中共是经过长期的浴血奋战才建立起全国政权来的,这样独特的历史使得党拥有军队似乎成了天经地义。早在1939年毛泽东就说过:“在中国,离开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的地位,就没有人民的地位,就没有共产党的地位,就没有革命的胜利。”(《〈共产党人〉》发刊词》)并从而得出了一个认为“每个共产党员都应懂得的真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战争和战略问题》)诚如毛泽东本人一再提醒人们的那样,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看来这个“真理”在党执政后也“一分为二”了。军队属于国家,军队的神圣职责是抵御外敌入侵、保卫国家,在任何情况下军队都不应介入国内政治斗争。但党拥有军队,就很容易动辄把军队作为政治斗争工具来使用,时间一长,竟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势。这样到一开始发动文革,就请出了人民解放军这座“尊神”;到一月夺权在全国猛烈兴起,局势几近失控,于是就来个“三支两军”,结果不到一两年,就出了这么一个“军事官僚专政”的问题。在庐山会议后的1971年《南巡讲话》中,毛把开过“九大”就郁积于胸的隐忧用一段充满哲理的话说了出来:

  过去我就说过,一个主要倾向,掩盖着另一个主要倾向。谁知“三支两军”掩盖着庐山会议的主要倾向啊!

  引起警惕的不仅是“人家讲”的“军事官僚专政”的问题,更为严重的,还有林彪的“一号令”的问题。
  九大闭幕五个月后的1969年10月18日,林彪在事先没有向军委主席毛泽东请示的情况下,就擅自向军委办事组发出“关于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的紧急指示”,命令“立即组织精干的指挥班子,进入战时指挥位置”,军委办事组以“林副主席第一个号令”名义迅即下达全军。最近有原林办工作人员写回忆文章说,当时林彪曾“与叶群商定”,由叶打电话报告在武汉的毛泽东。但汪东兴在回忆录中说,叶“没有通过他向毛报告”过,因而毛看到的是“北京转送到武汉的电话记录传阅件”。这中间究竟哪个环节出了问题,恐怕只有将来档案解密后才能真相大白。不过无论如何,毛是在事先没有得到任何请示报告的情况下,看到这个“一号令”或“电话记录传阅件”的,在他看来,林的“擅自”已属确凿无疑。对此,他作出的反应是一个异乎寻常的动作:划了根火柴,将这个“一号令”或“电话记录传阅件”化为灰烬。看着熊熊的火光在自己手中升起时,这位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内心起着怎样的波澜,我们当然谁也无法知道。作为猜想,经、史、子、集烂熟于胸的毛泽东,我估计很可能此时已对由他自己在同辈共事人中选择、指定“接班人”这样一种做法的错误有了一些觉察,并设法加以补救。
  从本质上说,党和国家领导人自己在同辈共事人中选择、指定“接班人”这种做法,大体上还是与古代帝王世代传承相类同属“公权私授”范畴,不仅与理应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如此格格不入,就是与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相比也落后了好几个世纪。即使不谈“公权私授”,单就权力传承本身来说问题也不少,其中突出的一点是与集权体制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
  1961年9月,毛因来访的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很可能要问到“接班人”的问题,事先与准备接待的外事部门负责人有过几次谈话。其中一次说:“共产党没有王位继承法,但也并非不如中国古代皇帝那样聪明。”又说:“我们和苏联不同,比斯大林有远见。在延安,我们就注意了这个问题,1945年七大就明朗了。”也就是早在七大就选定了刘少奇为“接班人”。
  其实应当说,作为一个整体的“中国古代皇帝”还是相当聪明的,至少在选择太子或称皇储也即“接班人”这一点上,要比“没有王位继承法”的共产党高明得多。为确保集权专制体制永世长存,由历代帝王政治智慧凝结而成的东宫制度,在严防太子僭越皇权方面作出了极其周密精到的设计:
  第一,被策立为太子的,必须是在位皇帝的下一代,通常多未成年,有的还是儿童。
  第二,太子所居东宫的职官设置,可说是朝廷的模拟微缩版,但这仅仅只是为了让太子学习将来如何打理朝政有点感性知识,绝对禁止这个模拟微缩朝廷演变成为与在位皇帝分庭抗礼的第二个朝廷。东宫官属有师、傅、保等等一大套,虽各有分工,其总的职责就是对太子实施道德规范的辅教和经史子集的辅导,包括对不良行为的管束和规谏。
  第三,太子只要还在东宫,他的任务始终就是学习,此外就是为老皇帝“视膳问安”。太子无权议论、过问朝政,更不要说干预朝政。有时皇帝为了让太子有个“实习”的机会,有意出巡几天,留下太子“监国”,那就必须作出一系列严格规定以防止太子越权,并举行隆重仪式昭告臣民,说明“监国”是特制,非常态。
  1961年9月,当毛泽东通过接见蒙哥马利向国内外宣布刘少奇为“接班人”时,刘不仅是毛的同辈、同事,同且还是党的副主席,早已独当一面地担负着党政重要职务,并正代替毛主持着中央日常工作。派别,或者按照1949年以来习惯的说法叫另一条路线或另一个司令部,是集权政体的天敌。在上述那种情况下,一旦毛、刘发生政见不合,只要刘稍有点独立性言论或行事,毛就会敏感地想到对方是在搞另一条路线、另一个司令部。为了维护集权体制完整统一,就非下决心搞掉不可。
  至于林彪,除了同样独当一面地担负着重要领导职务,还有更为特殊的一点,这就要说到中国历代帝王在严防太子僭越皇权方面除了上述三条以外,还有第四条戒律:“君之嫡嗣不可以帅师”。这条戒律是对历史上“太子弄兵”无数血淋淋教训的概括,可见于《左传·闵公二年》、《史记·晋世家》、《史记·卫康叔世家》等记载,恕不全录。所谓“君之嫡嗣不可以帅师”就是太子也即“接班人”决不可以带兵,其中道理一想便可以明白,无需我来多嘴。如果说毛泽东在文革的一些决策中有不少失误或错误的话,那么我以为选择“帅师”的林彪作为“接班人”并将这个选择写上党章,该是其中最大的一个错误。当然客观地说,作出这一选择,不仅关联到整部中共党史,还牵涉到中国近代史,因而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只是一个人的错误。无论如何,文革发展到这一步,毛泽东对自己的这一错误应该已有了较为清醒的认识,因为他看到,林彪的“一号令”分明就是对他这一错误发出的警号,而且是一个极危险的警号。
  以上我认为就是毛萌发准备对中央高层人事布局作出重大调整的构想的背景。
  这一构想主要内容有两项。一项是逐步改变由“三支两军”导致军队在党和国家权力构成中极度膨胀的状况,参加地方党政领导班的军队干部要有计划有步骤地分批退出。相关的措施,后因接连发生了“庐山会议事件”和“九·一三事件”而不得不推迟到十大(1973年8月——老高注)前后陆续实施。如“批林整风”、“批林批孔”,其主题都是要解决军队问题。还有就是八大军区司令员调动、大军区司令员一律不再兼任省委书记、撤销军管会和“支左”领导机构、军宣队也撤回部队,强调地方党委要实行“一元化”领导等。与此同时,还提出:“第一军队要谨慎,第二地方也要谨慎”;除了“全国人民学人民解放军”,要再加一条:“人民解放军学全国人民”;又借用《晋书》中刘元海“常鄙随陆无武、绛灌无文”的典故,倡导武官要学文、文官要学武等等。
  构想的另一项主要内容是对中央一级权力构成作一次更新,补选若干名中青年力量,对已定的“接班人”的权力、特别是军权,则要有所制约。实施这一项构想需要按党章和人大章程规定通过相关程序,因而预定在这一年夏秋召开九届二中全会,讨论并通过宪法修改草案和国民经济计划草案后,再召开三中全会和四届人大。同样,这一构思也因接连发生“庐山会议事件”和“九·一三事件”而不得不推迟到十大和十大后才陆续付诸实施。
  所以我认为,1970年4月25日毛与林、张的苏州谈话,应该就是毛在为实施这个布局构想的第一步做准备。让张与林直接见面,毛居中调和,自然带有希望两人消除隔阂,搞好团结,合作共事的含义。而所谈的主题是“培养接班人问题”,我的理解是:
  第一,毛这里说的“接班人”泛指进入中央领导层的接班人,不是专指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接班人。所以他说的是“培养”,不是“更换”,不是要把已经上了党章的“接班人”林彪撤下来,另外换某个人譬如张春桥上去。
  第二,培养的对象,张春桥应是首选,但不限于张,如毛在《南巡讲话》中还提到李德生、纪登奎、华国锋、王洪文等人。不仅要充实年轻的,还要有文有武,要提拔工农出身的新干部来中央工作。在1971年9月周恩来有关原定国庆前召开九届三中全会准备“补选几名中央委员”的请示信上,毛就作过这样批示:“还要补选常委。”1973年8月周恩来在一封致毛的信中还说九大后,特别是庐山会议和“九·一三事件”后,毛“多次说要提工农出身的同志为党的副主席、常委”。
  第三,这样做的目的,首先当然是为了适应文革后新的形势,此外恐怕还有更深一层的考虑,借用毛本人1956年9月党的“八大”期间说过的话来说,就是可以起到“防风林”的作用。那时毛建议党中央除设党的主席外,再设四个副主席,一个书记处和一个总书记,他说:“我这个‘防风林’就有好几道。‘天有不测风去,人有旦夕祸福’”,即使有人“提前见马克思,那么总还有人顶着”;“不像苏联那样斯大林一死就不得下地了。我们就是要预备那一手”。而在毛此时的构想中,不仅要预备有人“提前见马克思”“那一手”,还要预备“另一手”:防止“接班人”搞自己的“司令部”提前抢班夺权。
  由此可见,在毛的构想中,庐山会议前他与林、张的这次苏州谈话,确实是关系到当时大局以至国家未来的极为重要的一次谈话。中共是通过暴力革命建立起全国政权来的,1949年以来,在一波高过一波的宣传中,枪杆子被神圣化,战争思维大行其道,各级政权的构成实际上也大多是脱去军装的军人,只是还没有像文革中“三支两军”后那样军队干部直接进入了地方各级领导班子,而且多数省市的第一把手也全由现役军人担任。这次苏州谈话终于让人们仿佛看到了将逐步从“马上”打天下过渡到“下马”治天下,从而逐步完成大凡通过暴力革命建立起来的政权都必须完成的从武官政治过渡到文官政治、从重用功臣宿将过渡到启用新兴官僚群体——在毛的构想中则是以工农为主的干部群体的某些信息。
  但林彪不这样看。作为已经上了党章的“接班人”,他对毛带着一个姓张的“小记者”的到来极度敏感,一听又是要谈“接班人”问题,自然要起而护卫自己的“接班人”地位。当毛问到怎样才能防止出修正主义时,林说:“还是要靠黄、吴、李、邱这些从小就跟着主席干革命的人,要防止小资产阶级掌权。”这样的回答与毛的构想真可谓南辕而北辙:毛要改变“军事官僚专政”,林却还要搞清一色的“军事专政”!
  成为疑问的是,我们不知道作为当事人之一的张春桥在“苏州谈话”中是如何应对的,这次谈话对他后来的思想和行事又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九·一三事件”后,一次张曾偶尔谈及毛带着他的苏州之行,仅有两三句,有关“接班人”的事则只字未提,只是说林的态度很生硬,总的印象是“根本谈不拢”。如今“苏州谈话”的直接当事人全已作古,间接看到一点的也只剩下一位,就是张春桥的秘书何秀文。何对我说他没有上毛的专列,是因为要接张回上海,才直接驾车从上海去苏州的。到苏州后,车站上警卫森严,无法接近月台,只好在候车室等候。毛与林、张谈话是在专列上进行的,何自然一点也不知道。专列开走后,林、张在月台上还站着谈了一两分钟。何秀文说:“我透过候车室玻璃窗往月台望去,见林披着一件黑色大氅——可能是怕风吧?说话时做着手势,好像很不耐烦的样子。张也只是应答了几句。”所以总的印象也是“根本谈不拢”。
  按常理,毛有意要培养张为“接班人”,张该是既意外又高兴吧?不过张从中央高层的两次“大闹”中已有过领教,1949年的全国政权是通过长期武装斗争建立起来的,在战功赫赫的将帅们面前,一个拿笔杆子的“小记者”不能奢望有自己的位置。所以我的猜想是,张即使曾经有过意外和高兴,一碰上“根本谈不拢”的林彪,很可能瞬间已转化为吉凶莫测的深深忧虑。即使十大后张当上了政治局常委,当他的女儿问他“感觉怎么样”时,他的回答也是:“没有怎么样。哪一块革命根据地是我开辟的?哪一支军队是我带出来的?哪一个战役是我打下来的?我只是主席一个秘书,主席叫我动,我就动;主席没有叫我动,我就不动。”关于培养张为接班人的事后来毛已不再提起,张自然也不可能再有非分之想。
  但有一个印象,估计张会特别深刻,那就是毛此前曾经有过的对军队势力在权力构成中过度膨胀的隐忧,经过这次“苏州谈话”更加突现了出来,张对此当然也要更加引起警觉。
  因“三支两军”而很有可能会削弱党的统一领导的问题,在那时的中央高层中,张应该是最先提出来的。1968年3月下旬,几经曲折,江苏省革委会终于准备成立,在上报的组织名单中,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任省革委会主任。中央讨论时,张提了个很尖锐的意见。他说:我有些担心,司令员任主任,会不会发生“枪指挥党”的问题?由于此前已经成立的各省市革委会除上海等少数几个外,几乎全是军队“支左”领导担任第一把手,张的意见显得有些不合时宜,因而没有被采纳,但影响已经产生。他这一提,首先得罪了两个人:直接的是许世友,简接的是林彪;当然,同时也给毛泽东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苏州谈话”后过了两个多月,张又介入了一场争论,更牵涉到军队的一个全局性的问题,甚至连毛、林都成了直接当事人。
  争论是在政治局讨论纪念这一年建军节的中央“两报一刊”社论文稿时发生的。这篇题为《提高警惕,保卫祖国》的社论文稿,称解放军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这一提法,是文革前和文革中多次变化后的结果。文革前只提毛“缔造”或“领导”,从不说还有谁“指挥”。文革中,随着林彪地位的急速上升,在毛“缔造”之后,渐渐有了林“直接领导”或“直接指挥”一类说法。到1967年4月28日《红旗》杂志发表《热烈响应拥军爱民号召》社论,才大体定型为一种毛、林并列的表述,社论称解放军是“毛主席亲自缔造的、林彪同志直接指挥的”。这可说是“67版”,其时主管《红旗》杂志的是陈伯达。再次出现变化是在1969年九大后。在这一年的中央“两报一刊”国庆社论《为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中,“直接指挥”的林之前加了个毛,即改为:解放军是“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的、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这可说是“69版”,此时中央分工张春桥、姚文元负责宣传,《红旗》杂志也改由姚主管。这回政治局讨论的纪念建军节社论文稿,采用的是正是“69版”的表述。陈伯达对此大为不满,提出要将“林副主席”前的“毛主席和”四字删去,即改成由林单独“直接指挥”,说“这是过去几年的一贯提法”,实际也即“67版”的提法。张春桥则认为毛不能只是缔造了解放军而不同时“直接指挥”这支军队,因而坚持保留原状,也即坚持“69版”的提法。
  两人争论激烈,相持不下。主持会议的周恩来感到事关重大,只好用“还是请主席决定吧”这样一句话来结束这场争论。毛泽东对此自然极为敏感,但他却说既然政治局已经讨论了,我就不看了,让汪东兴当着周恩来的面代他将文稿中“毛主席和”四字删去。要到过了一年多后的南巡途中与各地负责人谈话时,才将郁结于内心的愤懑宣泄了出来,不止一次地发出追问:“他们把缔造和指挥分开,难道缔造者就不能指挥吗?”
  在此前后,因讨论宪法修改草案,还相继发生了要不要设国家主席、要不要称毛泽东思想“天才地”发展了马列主义等两次争论。关于不设国家主席的问题,是毛泽东提出来的,而且前后还提过三次。政治局经过反复讨论,总体上都表示拥护毛的提议,林彪则坚持认为国家主席还是要设。关于称不称“天才”的争论,起因于宪法修改草案序言部分表述“毛泽东思想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句子中,“发展”前有“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三个副词。此前,毛本人在审阅文件或文稿中已多次删过这三个副词,有次与来访的罗马尼亚客人谈话,提到有人吹捧赫鲁晓夫“天才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毛还说过那是“讽刺”的话。这回讨论时,张春桥根据毛的意愿提出应删去这三个副词,而吴法宪则因为这三个副词首倡者是林彪,他自己,在这段时间里也正在大捧特捧林彪之子林立果是“天才、全才、全局之才”,因而坚决主张保留。这时张又说了句“什么天才地发展,那是对赫鲁晓夫的讽刺”。吴一听认为张的矛头是指向林的,情绪更为激愤,说这是“有人利用毛主席的伟大谦虚贬低毛泽东思想”。据当时在场的陈伯达后来在《狱中自述及其他》中回忆,张、吴争论时“吴拍桌子大骂了张”,两人吵得“声震屋瓦”。
  很显然,林彪对公然敢于一次接一次地向他的权威发起挑战的张春桥这个“小记者”,已经忍无可忍啦!

  (四)“庐山会议事件”与“谨慎再谨慎”

  林彪决定对张春桥发起攻势,文章就做在三次争论上,时机则利用即将在庐山召开的九届二中全会,后来习惯简称为庐山会议。
  三次争论究竟选择哪次作为突破口,林彪显然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如果选择前两次,即关于对军队的表述,除了“毛领导”,还要不要再加上“林直接指挥”这么一句,和关于“要不要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不仅争权的色彩过于直露,弄得不好,还有可能直接与毛发生冲突,他不会那样傻。选择称“天才”问题,就要讨巧得多。首先张春桥是个软柿子,容易对付;其次“天才”问题有很高的理论含量,容易发挥;第三,称毛为天才,绝对不会有人敢于公开反对,而拥护者肯定几乎就是全体;第四,更为重要的再鼓吹一次称“天才”可以使自己继续拥有毛的最忠实、最积极的颂扬者的荣耀。这样到1970年8月23日庐山会议一开幕,林就发表了一篇与会议原定三项议程(讨论修改宪法和国民经济计划以及战备问题)毫不相干的坚持要称毛为“天才”的讲话。由于会上既发了称“天才”的恩、列、毛、林语录,又有“理论家”和几个“宣讲员”的鼓动,很快就掀起了一波高一波的“揪人”热潮,又用文革中流行的“不点名的点名”的方法,以“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罪名,准备对张来一个“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
  庐山会议这场突发性的斗争,表现形式是一哄而起。有些人甚至还没有来得及弄清楚事情原委,听说要揪的那个坏人是“反对毛主席”的,反正以“保毛”的名义既可保证自己“安全”,又可显示自己“革命”,也就紧紧跟上。这是集权体制长期影响又在文革中经“大民主”的放大而形成的一种极坏的风气。不过这只是表象。从根本上说,庐山会议这场斗争是以毛泽东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打倒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并大体完成了夺权斗争以后,在权力再分配过程中的一次内讧。“无产阶级司令部”是由文革派、军官集团派和功臣派三种力量结合而成,或者说是这三者的“临时联盟”。其中军官集团派力量最强,特别是“三支两军”后更可谓一派独大,庐山会议的斗争就是这个派与文革派之间展开的。一个“权”字是这场斗争的总矛盾,“接班人”问题则是幕后设计时的引爆点,而之所以选择张春桥作为“靶的”,还由于张有两个“软肋”容易引发众怒。一是他的所谓“叛徒”问题已为不少人所知;二,还有一个由历史造成的矛盾。尽管军队内部也存在诸如这个方面军与那个方面军、这个野战军与那个野战军之间的种种矛盾,但有一点他们是一致的:武官对文官,或者说枪杆子对笔杆子的根深柢固的轻视。
  中国有着数千年的“打天下、坐天下”的传统思想影响,加上1949年以来暴力革命几乎已被图腾化,不仅枪杆子里面可以出政权,甚至还断言“整个世界”也“只有用枪杆子才可能改造”。在这种氛围下,不是扛着长枪大刀,而是拿着一管笔参加到革命队伍来的就被认为有一种“原罪”式的缺陷。陈伯达是中共党内老资格笔杆子,但在1966年11月召开的工交座谈会上面对功臣派的重重压力,还是发出了“反正我们写文章的,无权无势,小小老百姓,谁也瞧不起”的哀叹。张春桥的资历与陈伯达还不可比,而九大后竟然跃居到了政治局委员的高位,这让功臣宿将们怎么也无法接受。颇能说明这一点是,张在被任命为南京军区政委后,毛泽东曾巧为安排,满心希望军区司令员许世友能与张春桥这个政委唱一出《将相和》,其间,还让张到南京去对正在被造反派“炮轰”中的许世友表示支持。许开头也颇为感动,但在他走出困境后,再也不把张放在眼里,还对人说:“笑话!我有几十万军队,还要他张春桥保吗?”许的秘书李文卿在《近看许世友》中说华东地区军队干部都知道许世令写打油诗讽刺张春桥的事,显然他是把这作为许反对“四人帮”的一项光荣业绩来称道的。打油诗开头说:“戴眼镜,夹皮包,会写文章能提高”;最后一句是:“打起仗来向后跑!”
  在庐山会议这场斗争中,周恩来的表现颇为特别,不过如果联系一下文革历史也不难理解。周是毛发动和推进文革最得力的助手,同时也是功臣派的当然代表。在上面提到的以毛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中,功臣派的力量相对较为单薄,周的资历、地位又决定着在思想感情上总是倾向于曾经为中共创建全国政权身经百战立下汗马功劳的军官集团派,再加上平日在主持国务院工作中经常受到文革派,特别是江青、张春桥的得寸进尺的挤压,因而他会与军官集团派走得比较近,包括庐山会议上在毛泽东写出《我的一点意见》前对军官集团有所支持,也该是合乎逻辑的事。此类实例,在黄、吴、李、邱等回忆录中多有记述。如《邱会作回忆录》说:军委办事组给中央的有些请示报告,“周能批的则批,不能批的就请示毛主席批,批回来再在政治局传阅,有些不方便的事就不传阅,因此军队内的许多事情文革派那一边不知道”。又说:“九大后到庐山会议期间,周总理在政治局会议上,表面上对江青一伙和我们是‘公正’的,但实际上是支持我们的。有一次总理找我个别谈话,他说:‘今天晚上你有什么话要同我说的吗?’我懂得总理说话的意思,就把我知道的事(总理不知道的)全部对总理说了。总理很高兴,说:‘你帮我做了心中有数的事。’从此以后,总理对我们的支持直到‘九·一三’基本都没有变。”
  当然决定一切的,还是要看毛泽东的态度。
  虽已年近八旬却依然还能“洞察一切”的毛泽东,对庐山会议这场斗争中暴露出来的种种矛盾可谓一清二楚。但作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同时又是一位垂暮老人,当他目睹这场“大有炸平庐山之势”的斗争在面前爆发时,还会有他的独特的观察角度,我们不妨把他的这种独特的观察角度概括为“两条船思维”。两条船也即此前他已说过多次的“两个司令部”,但“两条船”更人性化,凝结着更多的人世沧桑的苦涩以至血泪。如果我们联系一下中国帝王制度历史,那么你不能不承认这个“两条船”的观察是相当深刻的,甚至深刻到了可以照出一些人隐秘的灵魂深处。
  林彪是上了党章的“接班人”。在中国古代史上,太子既立,皇帝已老,臣子们尤其是近臣们,就会或明或暗争着前去趋附东宫。这几乎成为一个规律,尽管《南齐书》作者萧子显把“君老不事太子”作为历史“遗训”向天下为臣者提出忠告,但愿意照着做的历来寥寥。道理很简单:你不事先多长个心眼,等到老皇帝一驾崩,新皇帝一登基,还能有你的位置吗?更不要说如果你与老皇帝走得太近,一旦新皇帝忽而记起恨来,连脑袋也很可能要搬个家呢!
  此刻,我们的毛主席他老人家,眼看着自己的“接班人”那种“一呼百应”的景象,就会不由想起两条船:一条是自己的船,另一条是“贼船”;一句俗话:老鼠搬家。看到自己已是一条将沉的船,而船上老鼠们正争先恐后地向那条快要起锚扬帆的“贼船”搬去,就会不由升起一种日薄西山的悲凉。老人家甚至已不掩饰内心的悲凉,见到许世友,伸过手去说:“你摸摸,我手都凉了。我只能当导演,不能当演员。”意思是要许去做做工作,把那些“搬家”的人劝回来。哪晓得事后一查,才发现其实许世友也是搬过家的,还向林彪写了信。不过经过几天苦苦的观察和思考,毛泽东这位文革统帅还是写出了《我的一点意见》,至少在文气上已回复到了固有的轻松和幽默。鉴于林彪是上了党章的“接班人”而参预“搬家”的队伍又相当庞大,确定应对的策略是偏于保守的:稳住林彪;对带头“搬家”的汪东兴、陈伯达则一保一抛,即暂时留下汪以观后效,而将陈作为“反面教员”抛出,以儆效尤;然后设法逐步将众多“搬家”者再或“逼回”或“召回”或“请回”到自己船上来。至于整个处理方针,老人家信手拈来了一句通俗生动的歇后语,叫作:“孔夫子打牌——和为贵。”
  毛泽东的《我的一点意见》,真可谓“一言九鼎”,按照他自己后来与到访的法国外长舒曼谈话的说法,只用了“一滴酒精下去,细菌就不活动了”。一场翻江倒海的风暴就此平息——当然实际上只是表面的、暂时的平息。
  作为事件的“焦点人物”张春桥,在庆幸再次获得解救的同时,又一次面临“别无选择”。应当说他也是很愿意、很积极地去陪孔夫子打一局又一局的牌,遵照总导演的分配,扮演的是一个倡导“和为贵”的角色。于是在下庐山前,他与曾经喊过把他揪出来“批倒批臭”以至“千刀万剐”的人们,握手、谈笑。有人说“冒犯了,对不起”时,他赶紧朗朗笑着接一句:“我不在乎!”对许世友,还遵照毛的指示,特地设席宴请,举杯修好。    
  张按照毛意图扮演的此类“和为贵”的角色,留给我印象最深的,是第二年4月中下旬在北京召开的批陈整风汇报会上。
  上海去参加这次会议的是王洪文和徐景贤。通知时原说要他们在会上作批判性重点发言的,因而要我作为工作人员与他们一起去,以便随时按照会议要求为他俩起草发言稿。大概在庐山会议那场斗争中上海代表大多“站在正确路线上”多少有点以为“我们胜利了”的自我感觉吧,到北京京西宾馆住下后,王和徐都有点兴奋,也颇为活跃,会议间隙经常到其他省市代表所住房间去串门,还两次到钓鱼台去想拜访康生和张、姚。结果是:一些省市的领导人大多还是把他俩视为“造反起家”的小人物,不怎么肯答理;钓鱼台那边,康生因病不便接见,张、姚也没有见到,未免有点扫兴。
  4月29日汇报会结束,周恩来作总结报告。刚讲到“几位犯错误的同志只要真正愿意改正,我们就要采取欢迎帮助的态度”时,会场上出人意料地有人鼓起了掌,很快热烈的掌声已响成一片。这时鼓着掌的张春桥笑容满面地从座位站起,接着是姚文元、江青也站了起来,主动向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一一握手,全场一片欢腾。
  后来知道,周恩来的总结报告稿起初是由会议秘书组起草的,后经政治局讨论,专门成立了一个有周恩来、江青、张春桥、姚文元、黄永胜、纪登奎参加的六人修改小组。秘书组起草的初稿对黄、吴、李、邱等错误的调子定得比较高,写了好些重话、过头话,六人小组修改时将调子降了下来,删去了那些重话和过头话。吴法宪在《回忆录》里也这样说过:“特别是张春桥,后来黄永胜告诉我,很多话(指重话和过头话)都是张春桥提出删改的,对我们表示友好。”
  原来毛泽东对这次会议有过指示,说“还是要回到九大路线上来,要团结、胜利。人家已经检讨了,就要鼓掌欢迎。”
  这天会议结束时,张春桥手里拿着文件兴冲冲从会场出来,王洪文、徐景贤迎上去问了好,又说了他们准备第二天就回去,问张对上海工作还有什么指示一类话。张突然沉下了脸,皱了一下眉头,说;“你们很活跃嘛。”那语气听来有点像在训教两个不懂事的孩子。很明显,张是在对王、徐四处串门,又两次去钓鱼台找人有些不满。接着又换了一种较为缓和的语气说:“我过去在市革会扩大会上讲过,《智取威虎山》里少剑波要求杨子荣做到四个字:‘大胆、谨慎’。又大胆,又谨慎,对立、统一,这是符合辩证法的,那时我说我们也要照少剑波说的话做,既要大胆,又要谨慎。但现在我不要你们‘大胆’,只希望你们‘谨慎’,谨慎再谨慎!”
  王、徐听了表情也一下沉重起来。因为实际上他们也看到了:这次会议鼓掌、握手的“团结”只是表象,背后反映出来的种种却是吉凶莫测。会前,毛泽东曾让周恩来带着黄永胜等前往北戴河去看望在那里休养的林彪,实际是希望林能来参加这次汇报会,趁此机会说几句话,让他好有个台阶下来。但尽管周一再委婉表达此意,林却始终避而不谈。后来总算回到了北京,但就是不肯到会场来露面。
  更为严重的问题,则是“九·一三事件”爆发后才知道的:就在批陈整风汇报会前二十几天,根据林彪要“先搞个计划”的指示,林立果与他的“联合舰队”几个主要成员已制订了一份针对毛泽东、张春桥等文革派的“武装起义”计划,用谐音起名为《“571”工程纪要》。
  中共十大后,张也仍然要求上海要谨慎。记忆中,与我有点关系的,就有两件事。一件是,我在某省一个文艺刊物上读到一篇反映文革的小说,觉得存在一些问题,而且这些问题又较有普遍性,就向上海市委写作组负责《朝霞》等文艺刊物的陈冀德提了个建议,可否对这篇小说的不良倾向作些评论和批评。《朝霞》发表批评文章后又过了一个多月的1974年4月初,张春桥在给上海市委领导马天水谈工作的一封信中,又谈到要谨慎的问题,特地指出:“《朝霞》、《学习与批判》、《文汇报》、《解放日报》,都不要发表批评外地报刊的文章。如果要批,需请示市委。”
  还有一件是1975年四月下旬,我因有事要回上海去向张告别。闲谈中,张说你顺便代我去向市委几位领导说一声:“上海不要多出头。让北京、辽宁出头,我们在后面跟着学。”

  (五)“再生”与“野心”

  邱会作在回忆录中说的周恩来对军官集团派的支持,从“九大到庐山会议期间”,“直到‘九·一三’基本都没有变”,这些情况当时张春桥并不知道;不过也是发生在庐山会议期间有一件事,却让张不由得要问个为什么。这事几年后他向他女儿维维说起过。张说那天(指八月二十五日)早晨他看到六号简报(载有陈伯达、汪东兴在华北组的发言,会上提出要把某个极端反动的野心家、阴谋家揪出来千刀万剐等信息)大为吃惊,就去找江青;江看了也认为问题很严重,两人就一起去找周恩来。周却让工作人员推说已入睡不便接见;江、张只好直接去找毛泽东,毛接见后,周才叫江、张进去谈。张说:“当时我心里就有些纳闷,不知道总理是怎么回事。”
  这一节就来侧重谈谈张与周的关系。当然说到底,张、周关系同样也要从两人与毛的关系中去理解。
  文革中,稳健持重、日理万机的周恩来,不仅在各级领导干部和一般干部中拥有很高的声望,得到他们由衷的尊敬;各群众组织无论保守派还是造反派,也几乎是一致的拥护和爱戴。我本人,十大期间和十大后作为工作人员,与周只能说是稍有接触,也不禁为他那种忘我的工作精神和认真细致的工作作风,还有和蔼慈祥的长者气度,深深受到感动。如果拿周与毛作个比较,那么应当说,周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理解以至具体的决策、策略,都与毛有着相当的距离,而他所处的地位又让他不得不努力跟上毛的思路日以继夜地去尽心尽力地工作。他做得确实很辛苦,很困难,有时还很无奈。他自己也不止一次说过这类话。如1966年8月18日与越南总理范文同谈话时就说过:“新的革命运动,我们这些老革命就不熟悉了,变成了‘保守派’。我们跟主席一道工作,有时毛泽东思想举得不高,错误是经常要犯的,当然不是站在对立的立场上。我们要保持晚节,就要紧跟毛主席不掉队,在文化大革命中经受住考验。”不妨说周恩来努力想“保持晚节”的晚年,就是整整一部文革史那种曲折、艰难和复杂的缩影。
  文革初起,张与周无论资历、声望还是能力和经验等方面都远不在同一条水平线上,根本不可能在获取毛信任和重用上成为周的竞争对手,加上周一向以温和待人,所以两人关系还是相当好的。但自张对“安亭事件”作出了违反周主持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讨论的一致意见的处理,却得到毛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后,周突然感觉到了来自张的那种咄咄逼人的威胁力。其后,张越来越受到毛的重视,张、周与毛,渐渐地地便形成了一种三角式的角逐关系。这一点,可以从两份张春桥参预起草的文件的比较中,得到清楚的说明。
  一份是《五·一六通知》附件:《1965年九月到1966年五月文化战线上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文中四次出现周恩来的名字,都是正面形象。全文留给读者的印象,周是毛发动文革的得力助手。张这样写,应该是周希望中的。当然,《大事记》体现的是毛的意图,张或参加起草的王力等都不会、也不敢自作主张。
  另一份是准备向毛汇报的“大闹怀仁堂”的《记录》。“大闹”是1967年2月16日在周主持的碰头会上发生的,《记录》对几位副总理和老帅的话整理得很详细,对作为主持人的周的话却一个字也没有记。实事求是地说,周在会上对正在激战中的功臣、文革两派,还是尽量想做到不偏不倚的,有限的几次简短的插话,也是字斟句酌,为保持中立用足了心思。其间有一次插话,似乎稍稍有点“越轨”,后文还将提到。当然从内心说,周不可能不偏向于功臣派。整理这份记录除了张春桥,还有王力、姚文元。他们只字不提周的几次插话,我的理解,不大可能只是一时疏忽,应该是经过反复权衡后的有意省略。这种省略,曲折地反映了他们对周在会上态度的不满。《纪录》在上报毛前,先请周过目审阅。周一看就明白了:这不是要用《纪录》这样一种形式,到主席那里去告我的状吗?因为周作为碰头会主持人,如果对功臣派的“大闹”没有明确表示反对,那他不仅要对发生在会上的那种显然为毛所不能容忍的政治倾向负很大的责任,而且很可能还有被划入“大闹”派的危险。
  陷入了尴尬的周恩来,肯定会对带头告他这一状的张春桥留下深刻的印象。
  怎么办?为了“修补”一下自己的“形象”,周不得不亲自在这份《纪录》上加了两段文字。一段是在谭震林拿起公文包、披上大衣:“‘让你们这些人去干吧,我不干啦!’说着愤然离场”处,加上:“周恩来狠狠拍了一下台子,大喝一声:‘回来,坐下开会!’”另一段是陈毅在激愤中带出了延安整风旧事,说“总理那时不是也挨整了吗”处,加上:“周恩来插话:‘应该检讨,整得对嘛!我是有错误,对当时的批评,从来没有意见。’”
  但周的补充同样也有“省略”。而且“省略”的,恰恰就是那几句似乎稍稍有点“越轨”的话。“大闹”中,当李先念说到《红旗》1966年十三期批判“资反路线”的社论一发表,“全国老干部被统统打倒”时,周立即接过李的话头,对着康生、陈伯达追问《红旗》社论的事,说:“这样大的问题,你们也不跟我们打个招呼,送给我们看看嘛!”这段明显与功臣派的“大闹”站到了一起的话,周就没有“补充”上去。
  事情到此还没有完。
  “大闹”当天晚上,江青和张春桥、姚文元、王力一起去向毛泽东汇报了“大闹”的整个过程。毛开头还较为平静,后来越听越恼火。偏在这时,张又插话补充了周在“补充”时“省略”了的《红旗》十三期社论那件事,并说:“总理对社论没有送他审查有意见。”这期《红旗》社论是毛审阅后批准发表的,他听了自然大为不满,说:“党章上没有规定社论要经过常委讨论嘛!”这不妨理解为毛的一句气话,因为后来事实上并没有形成这样一项制度。毛对周有“气”,大概也不只是周对《红旗》社论没有送给他审查有意见这一件事,主要恐怕还是不满于周作为碰头会的主持人却没有明确表示反对“大闹”。正是在这样一种状况下,毛萌生了一个后来很快实施了的想法:让中央文革小组代替书记处。毛要张去找周“谈一次话”,说要周“把中央文革当成书记处看待,党和国家的重大问题,要先提到文革小组讨论”。
  周怎么也不会想到,自己作为最有资格代表中共元老的一位老革命家,竟落到了要后生晚辈张春桥手持“最高指示”来“谈一次话”的地步!尽管为了“保持晚节”,他依然会很乐意地接受,并“紧跟毛主席不掉队”,但他内心会对张春桥这个“小记者”作何感想,我们也不难想象到。
  1968年四月,上海发生了第二次全市性的“炮打张春桥”事件——“四·一二事件”。
  对张春桥来说,这次“炮打”真正具有威胁力的,不是最先发起者《文汇报》“星火燎原”造反总部大多凭猜想提出的《十个为什么》,而是有人出乎意料地揭发出了他的“叛徒”问题。
  最先在南京路一带贴出震惊全市的“揪出大叛徒张春桥”这张大幅标语的,是属于解放军总后勤部的上海第二军医大学一个叫“红旗”的群众组织。“红旗”在部队属“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是保邱会作的,因而邱很快便拿到了由“红旗”提供的揭发张有“叛徒”等历史问题的材料。《邱会作回忆录》对此有这样一段记述——

  我拿到这些材料不知怎么处理好,一次利用开会的机会,给总理嘀咕了几句。总理很慎重地说:“这个材料你不要转给我。”稍等片刻总理又说:“群众来信我是可以收到的。”总理的话提醒了我……

  “提醒了我”什么呢?邱没有说。不过按照1949年以来政治斗争的惯用招数,人们也不难猜到。由邱送周、周再往毛那里送,那不就有“搞宗派活动”嫌疑了吗?改成“群众来信”,就不必再有任何顾忌。
  于是,经过邱的一番安排,三两天后,一封由“红旗”署名的揭发材料,作为“群众来信”送上了周恩来的案头。
  张春桥的所谓“叛徒”问题,当时在上海,不止是以“工总司”为代表的大多数造反派和我们这些以市革会工作人员为主的“保张派”不相信,就是一般干部群众也很少有人相信,即使参加“炮打”的人相信的也不多。最简单也是最有力的证据是:张历史上从未被捕过,“叛徒”云云,从何说起?近年来也已有学者经过详尽考证,否定了张是叛徒的说法。以周恩来的睿智和丰富的地下工作经验,当不难对这封“群众来信”提供的虚假材料作出否定的判断。但他还是决定持基本肯定的态度,并作为一个重要问题上报了毛泽东。
  人们自然要问:这是为什么?
  坦率地说,我在刚听到这些“内情”时,也是这样一遍又一遍地问过自己,怎么也无法想象,这样一种有违寻常道德的做法,会与我心目中几近完美的周恩来总理的形象联系在一起。是后来那十几年的高墙铁窗生活教育了我这个十足的书呆子,让我懂得了其中的一个道理:这就叫“政治”。
  与此同时,军队系统也在积极行动中。先是南京军区空军政委江腾蛟给叶群送了一份揭发张春桥“叛徒”等问题的材料,叶修改后退回江命他重抄一式两份,然后报林彪批示发出:一份送毛泽东,另一份送陈伯达、康生、江青。
  这样,在中央就有了周、林两条线都抓住“叛徒”这个极具杀伤力的问题,对张形成了一个包围圈。后来林立果“小舰队”特地在《“571工程”纪要》的“实施要点”中列上了这样一条:“一定要把张抓到手,然后立即运用一切舆论工具,公布他的叛徒罪行。”
  当然最终还是要看毛泽东怎么表态。
  毛作出的回应只有两个字:“不查。”
  这“不查”是什么意思?似乎藏着玄机。
  我的理解是,毛对揭发张“叛徒”问题的那些材料已大致作出了否定的判断。那又为什么不索性彻底查个清楚明白呢?这是因为自从1967年3月中央下发了有关“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叛徒集团”的材料和批示后,“抓叛徒”几乎已成了一项全国性的群众运动。在这样一种政治氛围下,你一查,不是旷日持久就是越查越复杂,甚至不是叛徒也“查”成了叛徒。而张是毛继续推进文革亟需依靠的助手,在用人问题上,毛采取的是南宋陈亮上书光宗皇帝时说的那个“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的方针,继续坚持要用张,因而回答周两个字:“不查。”
  周对毛的指示从来是不折不扣执行的,这次当然也是。他只好对邱会作说;“主席不让查。”不过周自己,对张的这条尽管虚假但威胁力极强的“大辫子”还是紧抓不放的,就我所知至少还抓过三次,后文还将提到。
  回过头再来说已被笼罩在“叛徒”问题黑影里的张春桥。
  尽管“四·一二炮打”因毛让三军领导表态支持张而很快平息了下来,但对张春桥来说,更让他担心的还是那个虚假的所谓“叛徒”问题。在“炮打”期间,毛曾命吴法宪派飞机将张接到北京,并就如何正确对待群众“炮打”问题谈过一次话。但没有提到张最关切的“叛徒”问题,张自然既不便主动询问,更不敢自行申辩。他急切地企盼着伟大领袖对他的“叛徒”问题最好也能有个明确的表态。在那些等待的日子里,可真是分分秒秒都关系到政治生命的生死荣辱啊!要知道,文化大革命要整的重点就是“党内一小撮叛徒、特务、走资派”,“叛徒”是比“走资派”更严重的罪名,只要一沾边,就成了“彻底打倒”的铁案!
  那么周会不会把“主席不让查”的话同时告知一下张呢?大致可以肯定:不会。
  这样笼罩在张头顶的那个“叛徒”的黑影,便久久无法消散。
  在我的印象中,这以后的张曾有过一段或长或短的沉闷期。尽管在公众场合依旧谈笑风生,但若是小范围开会,譬如与我们几个起草文件的人一起讨论时,忧虑之色总是隐隐挂于眉宇间,说话不多,有时考虑问题也会较多从负面着眼。我印象中的张的这个沉闷期,大约持续有半年多或近一年吧,在这以后的筹备和召开党的九大期间,张从毛那里接连得到了两个让他欣喜和激动不已的信息。先是1969年3月中旬,毛因不满于陈伯达的一再拖延,决定改由张、姚起草九大政治报告;紧接着在九大闭幕后毛亲自主持召开的一中全会上,张被选举为政治局委员。从这两件事释放出来的信息清楚表明:毛已否定了张的“叛徒”问题。因为很显然,毛决不会让一个叛徒或有叛徒嫌疑的人起草九大政治报告和当选为政治局委员。在那些日子里,张会有一种终于摆脱了千斤重负的轻松感,同时对毛油然升起一种无法用语言表达的崇敬和感激之情;特别是当他后来知道毛对他的始终不变的信任是在排除了由周、林两条线组织起来的那个“叛徒”问题“包围圈”的情况下作出的,这种感情更会无数倍地加深。如果说,1958年的那一次接见和一次“点将”使张对毛深感“知遇之恩”的话,那么这一回能够从这个致命的“叛徒”重压下获救,更让他感受到了毛对他有一种“再生之恩”。他会想起一句古老的话:“士为知己者死。”从此为贯彻执行毛意图、指示,真可以做到万死不辞。
  九大后的那年夏天至初秋约有两个多月,张都在上海。留在我脑海里的印象,这该是张在文革十年中少有的心情舒畅,甚至还颇有点悠闲自得的一个时期。一回到上海,他就让秘书把朱永嘉、王知常和我(当时我们三人都是《红旗》杂志上海组稿组成员)接到他所住的市委兴国路招待所,一脸欣喜地说:“这次回上海,是主席那里请了假的,除了工作,就是读书。我特地把你们请来一起读,读的就是主席的书。”
  原来这时张领受了一项任务,该是他企盼多年、最希望也最有兴趣做的一项任务:编辑《毛选》五卷。1966年7月中央曾成立过一个毛泽东著作编辑委员会,主任刘少奇,副主任康生、陈伯达、陶铸;委员有李井泉等14人。张春桥不在其中。随着文革的不断推进,编委会成员不是被打倒,便是被隔离,已所剩无几。1967年12月29日,毛泽东找了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开过一次会,讨论了《毛选》五卷编辑问题,没有正式名称,算是编辑小组吧。九大前后,陈伯达不再受毛信用,也不再管事;康生则因病休养,因而这个编辑小组具体做编辑工作的,就只有张春桥一人了。那天张与我们三人约定:每周两到三个下午,或下午再连晚上,一起读《毛选》五卷校样。从头到尾的读,逐字逐句讨论,提出包括文义、字句以至标点符号等的各种修改意见。每讨论一次,由我们三人整理成一份记录,再由张自己按选集目录逐篇提出书面意见送康生,康审读后上报毛,张说:“最后还是要由主席自己去定。”
  我们三人那时当然非常高兴,且深以为荣。每次讨论,张也都是兴味盎然,常常联系校样内容,谈他亲身经历的一些人和事,用以说明毛看问题确实要比当时任何人都高明、深刻。这样一个下午的时间就不够用了,有好几次欲罢不能,只好晚上继续。遇到这种情况,就由张请客,供我们三人各享受一碗赤豆汤或小圆子一类点心。
  大约到这一年深秋,《毛选》五卷清样读校完毕,张就回了北京。再来上海已是第二年4月,接下去便是毛带着他到苏州去与林彪作了那样一次“根本谈不拢”的“苏州谈话”,再后来就爆发了“庐山会议事件”。1971年5月初,开完“批陈整风”汇报会,张又来上海,留给我的是一个疲惫不堪的印象。不过这一次带回来的也是毛交给他的任务,倒又是他最希望做、也是最感兴趣做的事:为中共创立五十周年写一篇纪念文章。不言而喻,毛的这种安排,已把张作为党内第一枝笔来使用,这正是张深以为荣的事。为收集资料和起草这篇文章,临时搭了个班子,除朱永嘉、王知常和我外,又另找了几位,共七、八个人。张与我们一起阅读、讨论了多次,心情也似乎越来越舒畅,经常是侃侃而谈,笑声朗朗。三两个星期后,文章已大体完稿,实际上这篇文章主要还是他自己写成的。在这期间,一次讨论完文稿后,张点了根烟,感叹一声说:“文化大革命忙忙碌碌,想读书也没有时间。倒是上次与你们一起读校《毛选》五卷清样,和这次一起写这篇文章,总算静下来读了点书,看了点党史材料。人生易老,时间总是不够用。我这一生有一个‘野心’,就是想写一部《毛泽东传》。”
  有关这个“野心”的话,张后来还说过一次,那是在“十大”闭幕当天傍晚在人民大会堂就餐时说的,不过那似乎已有了一种别样的含义,请看下文。
  (未完待续)


  高看(每日一图,与文无关。九月图片主题:古镇)

01Gatlinburg4.JPG

  美国大烟山国家公园北侧的小镇,位于田纳西州Gatlinbu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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