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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海外教授给学生开列的文革书目
   

  研读文革,一个特别的好处是使人清醒。在中国,一个人是不是深谙文革,将决定他对中国和世界的认识,决定他是否是一个完整的中国公民;在海外,一个人是不是深谙文革,将决定他对中国崛起冲击世界格局的含义,是否有真切、全面了解


  老高按:从1月10日在FT中文网读到香港科技大学丁学良教授发出《提议大学生研读的中国文革书目(上)》,我就留心,看什么时候发出“下”,好集中起来一并转发,向读者推荐。等了43天,等到了“中”,然后昨晚等到了“下”。
  丁学良说:这是过去28年里给海外大学本科生和硕士生提议文革研读书目。
  在我们经历过文革、对文革的复杂性有一定了解的人看来,这些书目确实是比较有代表性的;海外的大学本科生和硕士生(不限于华人,但必须是懂中文的学生,因为其中有相当大一部分并没有翻译成英文),将这些书目读完,确实可以对文革有了比一般人更深入、更全面的了解;若他们中有人打算继续深造,成为聚焦于文革研究的博士生,那么能认真读完这些书,也打下了不错的基础。
  话说回来,这毕竟只是一位教授所开列的关于文革的书目。以我个人的眼光,感到有不足。最主要的缺点,是少了些文革中的第一手资料(也有,但很少),文革中的中央文件、首长讲话、“两报一刊”社论、标志性的文章(如姚文元、戚本禹、张春桥的连续几大版的文章)、有代表性的群众大字报和小报上的评论(从北大“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红卫兵一论二论三论“造反有理”万岁、上海数十群众组织的联合通告;到遇罗克的《出身论》、湖南杨小凯、广东李一哲的大字报),等等。不读这些迸火溅血、“生猛鲜活”的文字,学生所了解的文革,恐怕就只是一具僵尸般、生物标本般的文革。
  当然丁学良教授也注意到这个问题,他解释说:
  在开放的社会里对大学生讲授中国文革课,与作为一个研究者撰写文革的著述并非一回事……讲授文革课,负责任的、开明的教育者应该设法引导学生开放思路,在有限的时间里阅读以多种角度撰写的出版物。以上提议的书目的容量是半年制本科生课程、再加上为硕士研究生课程作预备的阅读量。若是为博士生班设定读物,除了更多的理论文献和比较研究案例,则应该加上庞大的原始资料库,如数码版《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1966-1976)》(宋永毅主编,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发行,2002年),和2016年7月号之前的《炎黄春秋》杂志里的文革史料。
  不过我还是觉得,早一点让学生接触文革中更多一些原始资料,还是必要的。我记得,好像是在1993年前后,明镜出版社曾经出版过《文革大字报精选》,那时我与明镜还没有任何联系,读到那本书,我感到太有必要了。这本书我保存至今。
  从丁学良的介绍中我才了解到,在海外上文革课,往往并不平静。“课堂里有学生抗议或闹场的现象。美国特别是澳洲校园里都发生过这种事,引发了风波不断的报道,成为国际媒体和高教界的火爆话题。”丁学良回顾说,自己课上仅有一例小闹场,“一位来自内地大城市的男同学,在我讲课途中重复质问:为什么强调1958~1961年的大饥荒是文革发动的主因之一?我就出示了国内外十几位人口学家和经济学家的测算,要他自己去对照核实大饥荒的社会后果。学期结束时他交上来的作业答卷里,显示有认知的改变,哀叹在文革中普通百姓的命运不能自主,总是被操纵摆布。”他总结自己课堂为何没有闹场的,“主要是因为我的课程使用的教材多元,不仅有英文的,也有中文的;不仅有文革受害者写的,也有文革的热诚参与者写的;不仅有对文革全盘否定的,也有对文革适度肯定的。”“如果你不想学生在文革课堂里闹场,就不要强使学生接受唯一的某种论点,即便你自己坚信这个论点,而是要尽可能地拓展他们的视野和深化他们的比较研究观念。”
  我很赞同丁教授这一看法。我在我的博客上也尽力做到这一点。
  丁学良教授引用了一位中国政法大学毕业的法律史博士的话:“研读文革使人清醒。在中国,一个人是不是深谙文革,将决定他对中国和世界的认识,决定他是否是一个完整的中国公民”。信哉此言!在此与各位共勉。


  提议大学生研读的中国文革书目(上)

  丁学良:过去28年里笔者给海外的大学本科生和硕士生提议文革研读书目,这些书包括起步性质的和进一步深究的。

  香港科技大学教授 丁学良 FT中文网,2018年1月10日

  过去28年里笔者给海外的大学本科生和硕士生提议的文革研读书目,包括起步性质的和进一步深究的。“起步”是指本科生在半学年课程内(在我任教的大学通常是13周)应该阅读的;“进一步”是指本科生课程通过以后,若立志成为聚焦中国文革的研究生应该阅读的资料。凡是以历史事实为主的出版物,在品质不相上下的情况下,我首选中文作品;以分析、综合评论和比较研究为主的,我首选英文作品。若是有双语的出版物,则是最佳。

  A

  首先列出的是关于“文革前奏曲”阶段的作品,涵盖了1966年之前几个与文革发起有着直接因果关系的国际国内重大事件(次要事件太多,只能忽略不提):1950年代中期苏联发生的“非斯大林化”及其对全球共产党领导的国家体制的严峻冲击、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1958-1962年的大跃进政策引发的经济社会总危机和中共高层领导圈内的争议冲撞。

  (A-1) Roderick MacFarquhar, The 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Vols.1 and 3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4 and 1997), Vol. 2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中文全译本,马若德:《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三卷本(香港:新世纪出版社,2012年)。
  这套书是西方学术界公认的研究中国文革背景的奠基之作。马若德最早的研究领域其实是国际关系,成名作包括苏联和中国的磨擦冲突,以及1949年以后中国和美国的麻烦关系。中国文革一启动,他就感觉到此一事件非同寻常,于是从1968年起就把研究文革作为自己的首要课题。1974年,他发表了“文革前奏曲”三部曲的首卷《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人民内部矛盾,1956-1957年》;1983 年,他发表了第二卷,聚焦在1958-1960 年的大跃进;1997 年,第三卷发行,剖析中共领导层在 1961-1966年期间的严重分歧。三部“文革前奏曲”的英文版获得了“亚洲研究学会”1999 年度倍受尊敬的Joseph R. Levenson Prize 奖。中国内地对于马若德的文革研究一直予以高度重视,北京的求实出版社于1989-1990 年间,出版了《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一卷和第二卷的中文译本,首印发行量共11万册,盗版则难以计数。可惜1989年之后,中国内地的言论空间急速压窄,中译本的第三卷(副标题是《浩劫的来临:1961-1966年》)多年里难以问世。直至2012年,香港版三卷中译本一齐出版发行,而且香港版修订了内地第一卷、第二卷的译本,并把被砍掉的部分补足。

  (A-2)杨继绳:《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上下册(香港:天地图书公司,2009年修订版)。
  英译本:Tombstone. The Great Chinese Famine 1958 - 1962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012), 次年获得纽约“曼哈顿政策研究所(Manhattan Institute for Policy Research)”的哈耶克图书奖(The Hayek Prize)。
  英译本并不是中文原书的全译,经过编辑压缩,以符合西方读者的阅读习惯。

  (A-3)牛汉、邓九平主编:《六月雪》(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
  本书里收集的1957年那些著名的“右派分子”的言论和回忆,有助于学生了解为什么“反右运动”这个意识形态的政治事件,与随后发动起来的“大跃进”经济社会超级狂风有着内在联系;并且显示出1966年文革初期确实和1957年春季“大鸣大放”有太多的类似之处,从而导致党内无数高级干部误以为文革是“反右运动”的重演。这本资料集启迪年轻一代的研究者和实践者们:意识形态领域的风波尽管有时候很吓人,但最可怕的,是一旦它们演化成经济社会政策的巨变,因为这会撼动国民的生存基础。如果把这本书和苏联核物理学家萨哈洛夫的回忆录对照阅读(Andrei Sakharov, Memoirs 1921-1967, New York: Alfred Knopf, 1990;中译本:《沙卡洛夫回忆录》上下册,台北:天下文化出版公司,1991年),就清楚地凸显:对受过高等教育的群体进行全面打压是一回事,对这个群体内的知识分子打压是另一回事。苏联常发生后类事件,却基本上没有前类大规模事件,因为不像他们的某些中国同志,紧挨着西欧的苏联领导者们从1917年起就知道什么是工业化和现代化。

  B

  接下来列出关于“文革通史”的阅读书目。在笔者多年的研究和教学过程中,深感“文革通史”处于原本就难关重重的文革研究领域里最难的层次,因为它涉关如何描述和解释文革的全过程,首尾要逻辑上贯通,要有经验材料的足够支撑。西方学术界有关中国文革的研究著述虽然汗牛充栋,而文革通史却寥寥可数,原因就在于信息来源既“太多”亦“太少”。“太多”是那十年的翻天覆地大动荡以异乎寻常的方式,席卷了数亿中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将所有这些重要的方面综揽于一书,难度异乎寻常,惟有在这个专题及其周边领域里深耕细作经年、且视野广阔的研究者,才能取舍得当、驾驭自如。而“太少”,则是文革的官方档案关键部分拒不开放,迫使作文革通史的研究者只能在浩如烟海般的零散资料和“切片分析”(即有关文革某一细部的考察和著述)中搜索鉴别,才能够提炼出相对而言更为可信的素材,把文革的全貌勉为其难地描绘出来。

  (B-1)Roderick MacFarquhar and Michael Schoenhals, Mao’s Last Revoluti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中译本:麦克法夸尔(马若德)、沈迈克《毛泽东最后的革命》(香港:星克尔出版公司,2009年)。
  如前所述,本书基于作者几十年的相关研究,仍然是西方学术界迄今为止有关中国文革的最重要的一部通史。它所依据的中英文原始资料及其他学者的研究成果之多,可以从其英文版近200页的注释和文献索引中看出。它首先是一部编年史,力求把文革最重要的事件整理出头绪;它同时也是一部诠释史,力求对文革这部政治剧中最重要的演员(agents)——不论他们是得胜者还是失败者——行动的动机,给出合乎事实和逻辑的解释。接受了众多同事和学生的建议,作者把这部通史的巨量原稿压缩成一卷,所以它很“酽”。缺乏文革经历的人读它时感到吃力,所以我列出两本中国作者的文革通史,以充实文革的全景过程。

  (B-2) 高皋、严家其:《文化大革命十年史》(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年)。此书也有海外繁体字版。
  遗憾的是两位作者此后几十年里,没有更新这部早期的简明作品。

  (B-3) 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 (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
  在中国内地作者的好几部文革通史里面,本书是最为详细的。作者曾经被邀请赴美国作半年的学术访问,以加深他的文革系列的探究,可能并未成行(作者当时是军事院校的教员)。他的文革通史最欠缺的,就是对海外扎实研究成果的了解和适当吸纳;即便他的有些原同事的史料考证成果,也是送到海外出版的,他没能用上。

  (B-4) 李逊:《革命造反年代:上海文革运动史稿》上下卷(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15年)。
  此书虽然不是全中国范围的文革通史,却是文革的发源地和第一实验地上海市的文革通史,细节繁多,而且处处连接到中央核心的重大决策,弥补了以上三本通史缺少的一大板块。本书的缺点是没有交叉参照,也就是把此前已经出版过的上海文革研究成果作为参照点,压缩人们此前熟知的一些内容,加重那些独特贡献的部分。

  (B-5) 编者综述:“最新版本文革死亡人数”(香港:《开放杂志》,2012年10号),第 48–50页。
  依据多种来源,估计十年文革中的死亡人数总和。这类估计差别极大,有的高达一千万左右,有的只有一两百万。这不能责怪研究者不靠谱,根子在于文革的官方档案资料迟迟未对公众开放。考证1966-1976年文革期间的死亡人数,比考证1959-1962年大饥荒中的死亡人数更困难,因为大饥荒时期中国各级行政部门基本上是在正常作业。


  提议大学生研读的中国文革书目(中)

  丁学良:文革运动高层领导人和重要受害者的传记和回忆录是最关键的资料,可惜其中内容可靠、描述客观的并不常见。

  香港科技大学教授 丁学良,FT中文网,2018年2月2日

  在海外的大学教文革课,阅读书目里最引人瞩目的,也许就是文革运动的高层领导人和重要受害者的传记和回忆录,这类资料是文革全景的关键透视窗口之一,必不可少。遗憾的是,这类书籍虽然极为抢眼和畅销,但其中内容可靠、描述客观、信息宝贵的并不常见。由于中国政治文化有“为尊者讳”的传统,华人世界的阅读兴趣很容易被“宫廷秘闻”之类的出版物所挑逗。
  凭借这股“东风”,2015年年底之前的海外中文图书市场上有数不清的产品挂上“揭秘”的诱人标号,其实多数属于东摘西抄,更有一些纯粹是凭空造谣。如何在眼花缭乱的这类书籍里挑选确有史料价值(即便只是整本书的一小部分)、具备扎实考证功力或独到分析角度的作品以开启学生的视野,并非轻而易举之事。特别是有些名人的回忆录——很多是出自他们子女的手笔,为长辈翻案——有太多的自我表扬、太少的据实交代。在我读过的这些知名高层人士的回忆录里,以北京出版的汪东兴回忆录素质最低。海外出版的回忆录里素质这么低的较少见,较多的是一句真话夹在十句乃至百句套话假话里面,如《文革“五大领袖”——聂元梓回忆录》(香港:时代国际出版公司,2005年),读者必须耗时费心予以鉴别。

  C.

  以下列出几百种文革要人的传记和回忆录里相对而言更有参考价值的一小部分,其中有些是在香港、台湾或外国以稍许不同的名目出版的,极少数还有中国内地版,关键是看文本有无删节、图片是否完整清晰。

  (C-1)高文谦:《晚年周恩来》 (纽约 / 香港: 明镜出版社,2003年)。
  英译本: Zhou Enlai: The Last Perfect Revolutionary (New York: PublicAffairs, 2007).
  全书是文革的个人缩影,而周恩来这位个人又非同寻常。

  (C-2)Alexander Pantsov with Steven Levine, Mao: The Real Story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2012).
  中文全译本,潘佐夫、梁思文:《毛泽东:真实的故事》,附有丁学良:《艰难缓慢地逼近真实完整的毛泽东——中文版导言》(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15年)。
  全书三分之一与文革相关,长篇导言把毛泽东的革命之道和治理之术放在20世纪几大激进政治运动的背景上作比较,以文革作为终极阶段,透视毛的主义和实践确实超越前人的诸多层面。

  (C-3) Alexander Pantsov with Steven Levine, Deng Xiaoping. A Revolutionary Life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中文全译本, 潘佐夫、梁思文:《邓小平革命人生》(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16年)。
  三分之一与文革相关,综合了外文中文的多种资料,但机密信息不多,史料价值不及上一本毛传记。如果把另一本近身观察者的口述史结合起来阅读,能增加对文革落难期间的邓及家人有更细节的了解,黄文华等口述、关山撰文:《邓小平江西蒙难记》(香港:明星出版社,1990年)。

  (C-4)Andrew Walder, China Under Mao: A Revolution Derailed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本书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生平传记,而是政治评传,对毛泽东一生实际做的和毛誓言要做的,尤其是在文革中的言行,作了全程的总结。作者魏昂德早年研究文革中的工人运动和学生运动,进而考查文革期间最厉害的大规模侵犯人权发生在哪个阶段,结论是:不是在红卫兵兴起的“红八月”或“红色恐怖”期间,而是在全国“清理阶级队伍”的过程中。

  (C-5)陈晓农编纂:《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香港:星克尔出版公司,2011年)。
  这是文革中位列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高层的人士里面,唯一的一名“正国级”留下的自我交代,虽非亲笔所撰,仍然很可贵。

  (C-6)John Byron and Robert Pack, The Claws of the Dragon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92).
  这是在西方以笔名出版的康生传记,尚未见到中译本,与下面一本放在一起读,能帮助我们对这位毛泽东文革大业首要操作者之一的神秘人物有所了解,仲侃:《康生评传》(北京:红旗出版社,1982年内部版)。可以说,康生与林彪是毛发动文革的左膀右臂,可惜二人均未留下陈伯达口述之类的资料。比他们两人对文革作出更独特贡献的江青,倒是留下了这样的资料,Roxane Witke,Comrade Chiang Ch’ing (London: Weidenfeld & Nicolson, 1977),中文全译本:维特克:《红都女皇——江青同志》(香港:星克尔出版公司,2006年)。遗憾的是此书并没有透露什么高度机密的信息,尽管当年它的问世在毛周围和外交系统闹出骇人的风波。

  (C-7) 《徐景贤最后回忆》(香港:星克尔出版公司,2013年)。
  在此之前,徐已有回忆录《十年一梦》问世(香港:时代国际出版公司,2004年),但那时徐出狱还不久,对自己的医疗福利待遇颇有顾虑,落笔小心,面对有些要害问题不敢敞开谈。到了重病的晚年,知道余日无几,所以第二部回忆录就坦率得多。如果拿另一位要人的两卷本《王力遗稿–王力反思录》(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年)作对比,王的事实交代实在过于稀薄,反思更谈不上真诚深刻。

  (C-8)《邱会作回忆录》上下册(香港:新世纪出版社,2011年)。
  在所有被圈进“林彪反党集团”的落难将军包括黄永胜、吴法宪的回忆录里,就数邱书的史料价值相对最高,尽管邱的自我表白也是在难堪点上守口如瓶。书中不断喊冤叫屈,说自己在造反高潮期间挨骂挨打,却从不说明为什么军中造反派对自己特别痛恨。凡是了解北京军事单位文革大事的人都知道,邱当时被控诉最多的,是他利用掌管后勤部的大权,生活糜烂,对女兵胡作非为(参阅《人民网-文史频道》2012年5月25日文摘:“文革初期叶群不愿保邱会作”)。如果这些是假的,邱有必要在书中列出主要的指控,凭实驳斥,可是厚厚的两卷本里一片空白。我对此极为看重,因为它涉及到整个文革研究领域的一大偏见——所有在文革中挨骂挨打的干部,都是同等的无辜受害者。这种极端简单化的概括太不符合事实。我们当年在合肥组织对安徽省委书记李葆华的批斗大会时,年龄大的参会者悄悄告诫青少年红卫兵:你们可不要对老李动粗,做做样子就行了,“要不是李到安徽来纠偏,大饥荒我们省饿死人会更多!”

  (C-9)赵家梁、张晓齐:《高岗在北京》(香港:大风出版社,2008年)。
  本书有1949年执政初期毛对刘少奇政策思路日渐不满的资料,呼应了1966年之前的高层路线斗争脉络。

  (C-10)《戚本禹回忆录》上下册(香港:天地图书,2016年)。
  北京几位和戚早年交往过的党务工作者在《炎黄春秋》2016年第10~11期上,有长文揭发该书的不合事实之处,应当对照阅读。本回忆录和以前出版的文革要人回忆录显著的区别是,其他人都有对文革或强或弱的批评反省,而这本回忆录继续为文革作几乎是全盘的辩护声张,但资料丰富。中国内地前些年流传过“张春桥回忆录”、“姚文元日记”即将在海外出版的消息,若是,那将对文革研究影响深远,因为张、姚毕竟是文革全程贴近毛和江青身边的嫡系,远比戚更为知情。我询问过好几位海外出版界负责人,均表示此传言无实据。另一位曾经在上海市政府做文化工作的退休者说,张、姚的家人长期被监控,海外访问者无法接近他们,即便张、姚留下了文字遗稿,也没有机会被海外出版界获取,内地有关机构不会让他们家人自由利用的。

  (C–11)米鹤都主编:《回忆与反思:红卫兵时代风云人物》两卷本(香港:中国书局,2011年)。
  本书中作回忆的人士虽然政治地位远不及以上介绍的那些大人物,却是文革最具特色的发起阶段呼风唤雨、大闹天宫的红卫兵发起人或主要派别的领导者,包括蒯大富和谭力夫。他们的亲身经历口述详细生动,反思恳切入骨,其中包括北京中学生红卫兵组织的头头陈小鲁。他过去几年一再公开道歉文革中参与的激进行为,引发了海内外强烈的反响。这套书在香港发行的2011年6月中旬,举办了座谈会,作口述回忆的人物大部分都来了,唯一强烈希望参加却不能与会的是蒯大富。历年海外文革研讨会对他的邀请,从未得到内地的批准。1996年夏我在南京和他碰巧相遇时催促他尽快写出如实的回忆录,至今也未见到。
  

  提议大学生研读的中国文革书目(下)

  丁学良:我深感,如果你不想学生在文革课堂里闹场,就不要强使学生接受唯一的某种论点,即便你自己坚信这个论点。

  香港科技大学教授 丁学良,FT中文网,2018年2月13日

  从1988年以来我在美国、澳大利亚、香港教过的所有课程里,观察到绝大多数的学生上中国文革课最感到吃力。文革期间曾经发生的种种事态,是西方、东方正常社会里出生长大的年轻学生难以想象的。我提议他们研读的以下两类书籍,一类是以个案解剖的方式充实他们的认知空白处,一类是以分析和比较的方式启迪他们对现代史上非常事态的理悟。

  D,


  这部分列出对文革中的重要事件或局部领域作具体描述的书目。除了综合性质的经验研究,对文革的几个特别层面或要点,诸如文革中的真民主主义者、文革中的血腥暴力、文革期间的外交、文革中的外国人、内地文革对香港的直接冲击等,我也各选取一两种出版物。

  (D-1)宋永毅主编:《文化大革命:历史真相和集体记忆》上下册(香港:田园书屋,2007年)。
  本书收集的50篇文章,多半出自内地研究者的手笔。除了少数几篇综述性质和概念讨论的文章,大部分是个案的考证。学生只有对文革全景有了概览以后,才能读懂这些局部解剖的篇章。

  (D-2)余汝信编:《“九一三”回望:林彪事件史实与辨析》(香港:新世纪出版社,2013年)。
  此书是局部细究,应该和另一本著作结合阅读,冼维月编纂:《林彪事件:知情者证词》(香港人民出版社,2006年)。后一本书是基于对近百名涉及林彪事件的人作访谈的资料写成,读起来有如看慢镜头录像,为之作序的王年一也赞叹不已。

  (D-3)史实编著:《文革中的检讨书》(香港:中国文革历史出版社,2011年)。
  书中收集的检讨书,主要是出自文革中地位最显要的挨批挨斗者之手。

  (D-4)谭合成:《血的神话:公元一九六七年湖南道县文革大屠杀纪实》(香港:天行健出版社,2010年)。
  英译本:The Killing Wind. A Chinese County's Descent into Madness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此书的内容,是胡耀邦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的时候,内地一个调查小组得到高层批准,到事件发生的城镇乡村调研收集的资料。

  (D-5)马继森:《外交部文革纪实》(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3年)。作者是那期间中国外交部的职员。

  (D-6)Sidney Rittenberg and Amanda Bennett, The Man Who Stayed Behind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93).
  中文全译本,李敦白:《我在毛泽东身边的一万个日子》(台北:智库文化出版社,1994年)。
  读此书之前,应该读一篇综合文论,何蜀:“被疯狂的年代愚弄的外国人——在华外国专家的文革经历”,香港中文大学《民间历史》网站mjlsh.usc.cuhk.edu.hk;何文对文革初期最激进的李敦白和谨慎小心的马海德(George Hatem)等人作了比较。

  (D-7)Michel Bonnin, The Lost Generation. The Rustication of China's Educated Youth 1968-1980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2010);
  中文全译本,潘鸣啸:《失落的一代:中国的上山下乡运动(1968~1980)》(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9年)。

  (D - 8)廖弋凫:“六七年左派暴乱实录”(香港:《九十年代》月刊,1998年1月, 第 96-103页)。
  核心参与者对香港1967年的文革式风暴的回顾和分析,应该与下一本书结合起来读,张家伟:《香港六七暴动内情》(香港:田园书屋,2000年)。

  E,


  最后列出的,是对文革的反省和把文革放在一个更广阔的现代政治社会运动洪流里作比较的书目。

  (E-1)Andrew J. Nathan, Chinese Democracy (New York: Alfred Knopf, 1985).
  全书以文革刚结束时的民间反思为主干,讨论20世纪中国人设法培育本土的民主制以解决老大难政治弊病。

  (E-2)Claude Widor, ed., Documents on the Chinese Democracy Movement 1978–1980. Unofficial Magazines and Wall Posters.
  《中国民办刊物汇编》第二卷(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香港观察家出版社,1984年)。收集了文革结束后最初几年民办刊物对文革的批判。

  (E-3)苏绍智:《十年风雨》(台北:时报文化出版公司,1996年)。
  从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末的十年,是1949年以后中国思想界最活跃的时期,其中几乎所有的大争论,都涉及对文革的反思。

  (E-4)胡绩伟:《从华国锋下台到胡耀邦下台》(纽约/香港:明镜出版社,1998年第2版)。
  读以上两书,应该结合这篇综述,郭道晖:《四千老干部对党史的一次民主评议——〈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草案)〉大讨论记略》,《炎黄春秋》杂志,2010年第4期。1980年10月中旬开始的讨论持续一个多月,很多是聚焦于文革的根源。

  (E-5)宋永毅、孙大进:《文化大革命和对它的异端思想》(香港:田园书屋,1997年)。
  这是文革时期思想不合“主流”的各类异见人士对文革的撞击,意识形态光谱跨度极大。

  (E-6)刘国凯主编:《封杀不了的历史》(香港:田园书屋,1997年第2版)。
  本书代表的是文革研究中的少数派观点——文革客观上提升了中国民众的民主意识和运动技巧,接近于杨小凯的立论。

  (E-7)Tang Tsou,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Post-Mao
  Reforms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986). 中文姊妹作,邹谠:《二十世纪中国政治》(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3年)。

  (E-8)吕芳上:《从学生运动到运动学生——民国八年至十八年》(台北:中研院近代史所,1994年)。
  现代中国学生运动的缘起,它们显示,文革中提出的许多口号、诉求和尝试做的事,在20世纪初以降的一波波中国学生运动中,都有不同程度的对应成分。

  (E-9)《六十年代》(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0年)。
  涉及中国文革尤其是红卫兵运动对外国的多重影响,是当年西方左派人士的回忆录。这本译作最遗憾的,是没有把原文发表来源和作者简介列出来。

  在开放的社会里对大学生讲授中国文革课,与作为一个研究者撰写文革的著述并非一回事,因为后者是某研究人员的观点及其掌握的资料基于某种立场或理论的一家之言。讲授文革课,负责任的、开明的教育者应该设法引导学生开放思路,在有限的时间里阅读以多种角度撰写的出版物。以上提议的书目的容量是半年制本科生课程、再加上为硕士研究生课程作预备的阅读量。若是为博士生班设定读物,除了更多的理论文献和比较研究案例,则应该加上庞大的原始资料库,如数码版《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1966-1976)》(宋永毅主编,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发行,2002年),和2016年7月号之前的《炎黄春秋》杂志里的文革史料。我一再对学生解释:每一个亲身深度参加过文革的人,不论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还是二者兼备的,都有他或她自己的文革史。这些互相有别的多重角度的文革经历之总和,就是中国文革的全图景。我们只能缓慢地逼近它,却不可能穷尽它。
  令我感到欣慰的,是过去十多年里,文革课班上来自香港之外包括中国内地的学生逐渐增多,除了仅有的一例,却未发生过别处经常报道的课堂里有学生抗议或闹场的现象。美国特别是澳洲校园里都发生过这种事,引发了风波不断的报道,成为国际媒体和高教界的火爆话题。我反省,主要是因为我的课程使用的教材多元,不仅有英文的,也有中文的;不仅有文革受害者写的,也有文革的热诚参与者写的;不仅有对文革全盘否定的,也有对文革适度肯定的。那仅有的小闹场的一例,是一位来自内地大城市的男同学,在我讲课途中重复质问:为什么强调1958~1961年的大饥荒是文革发动的主因之一?我就出示了国内外十几位人口学家和经济学家的测算,要他自己去对照核实大饥荒的社会后果。学期结束时他交上来的作业答卷里,显示有认知的改变,哀叹在文革中普通百姓的命运不能自主,总是被操纵摆布。
  我深感,如果你不想学生在文革课堂里闹场,就不要强使学生接受唯一的某种论点,即便你自己坚信这个论点,而是要尽可能地拓展他们的视野和深化他们的比较研究观念。中国政法大学毕业的一位法律史博士在和我多次讨论了文革课程以后,评说:“研读文革使人清醒。在中国,一个人是不是深谙文革,将决定他对中国和世界的认识,决定他是否是一个完整的中国公民”。希望有更多的本国教育者和研究者从这个认识的基点出发,坚持做使年轻的公民们在重大问题上具备清醒判断力的有益工作。


  高看(每日一图,与文无关。2018年2月图片主题:庆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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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坛祈年殿搬到人民大会堂前面了!
  回北京过十一,不巧遇到阴雨连绵。天气不好加上管制严格,天安门广场游人零落,只有军警肃立,警惕地注视四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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