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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年前,中国那场复辟帝制的政变
   

  公元1917年7月1日,在北京突然发生了一场政变,颠覆了共和,请回来清废帝溥仪。共和肯定不是人类社会最好的制度,却是迄今最不坏的制度,这样的回到满清的政变终归违背了多数民意,是逆历史潮流,是反现代化,因而,注定失败


  老高按:从中共中央提出修宪建议那天起,在中国的网络和社群媒体上,就突然冒出了一大批禁忌词(说“冒出”,不如说是“消失”更为贴切):“终身制”“帝制”“复辟”“袁世凯”“洪宪”“劝进”“登基”……而且数量似乎以几何级数在增长,凡出现者,格删无论,还连坐到出现这些词儿的文章甚至微信公号,一并消失。中文网民,谁不熟悉手机上跳出的“此内容因违规无法查看”这一行字呢!
  万维读者网正在搞“出国大潮20年”征文活动,我也跃跃欲试,希望能抽时间写一篇应征——借此机会回顾和反思一下自己为何不“落叶归根”,竟然迄今还赖在海外?中共修宪这个事件,让我警悚到一个过去没有太注意、但其实对我来说非常重要的原因:在海外,没有禁忌词!我到美国之初,遇到在国内的好友远志明,他就对我感叹:“得到了天空,却失去了大地”;说得真切!不知这句话的发明权归谁,但对我来说,是他第一个对我说了这句话。但此刻想来,我会将这句话颠倒一下:“失去了大地,却得到了天空。”
  海归还是不海归,对于许多像我这样的人来讲,其实就是选择大地、还是选择天空的权衡。
  这扯远了。话说回来,既然在国内言论场域出现了这么一大批禁忌词,不容分说地禁止讨论,那么更凸显了海外舆论的重要性。对于复辟、帝制这些问题,身在海外的我们,更应该细细琢磨,深深探讨!这是我们的权利,也是我们的义务。
  今天我要推荐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马勇研究员去年在《东方历史评论》上发表的一篇文章《1917复辟再检讨》。文章甚长,让我踌躇——曾有好几位读者批评我啰嗦,声称“拒绝看长文”“最多看个标题”。但我想想,还是不做删节地推荐,短文有短文的好处,长文也有长文的价值。要想深入探究某段历史,短文无法承担使命。反正我有言在先了:愿意看全文还是愿意只看标题,读者请随意。但讲“帝制”,讲“复辟”,这实在是一篇很有启发性的文章。为照顾实在害怕看长文的读者,我将此文分成两部分,今天先贴出上半篇。


  1917复辟再检讨(上)

  马勇,《东方历史评论》微信公号:ohistory

  公元1917年,为中国纪年“丁巳年”。这年7月1日,在北京突然发生了一场政变,颠覆了共和,请回来清废帝溥仪。
  共和肯定不是人类社会最好的制度,民国初年的政治实践也确实出现了许多问题。但是,人类历史经验,共和是到那时为止最不坏的制度,因而不论“丁巳复辟”的主导者张勋、康有为有怎样的理由,这样的政变终归违背了多数民意,是逆历史潮流,是“反现代化”,因而注定失败。对溥仪、张勋、康有为而言,这是一个深刻的无法重来的教训;对于中国,也是一次历史性大转变。这场复辟运动,犹如一年前的“洪宪王朝”一样,从反面夯实了民主共和的基础,让中国人意识中残存的帝王思想越来越少。
  一百年过去了,今天应该如何评价这场复辟运动,人们从这场复辟运动中可以汲取什么样的经验,我们中国人内心深处的帝王意识还有多少,还有多少人像张、康等人那样,将国家希望寄托于圣明天子?

  寻求意义,重建权威

  丁巳复辟时,距袁世凯帝制自为羞愧而逝仅仅一年多。袁世凯的失败没有成为张勋引以为戒的教训,反而激励了张勋、康有为搞一场真正意义上的帝制复辟——是“帝制他为”,而不是袁世凯那样的“帝制自为”。
  丁巳复辟是近代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假如说清帝退位,民国建立为第一共和的话,那么袁世凯帝制自为,洪宪王朝就是清帝国之后的第一帝国;洪宪王朝夭折,共和重建,为第二共和;那么张勋主导的丁巳复辟就是清帝国之后的第二帝国。事不过三。这是两千年帝制被颠覆后第二次复辟,也是最后一次帝制复辟。此后虽然还出现过各种各样的专制体制,但敢于实行帝制体制的再也没有出现。丁巳复辟让中国人与帝制挥别,是帝制的真终结。
  平息丁巳复辟的为北洋系段祺瑞,参与、支持,或认同平息的有冯国璋、梁启超,精神赞助或默许的有革命党人,还有章太炎这些民国元老。因而张勋和他策动的这场复辟运动在此后的北洋时代、国民党统治时代,均作为一场闹剧,并没有多少人认真研究过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出现这件事。犹有甚者,张勋及其同僚、介入者、赞助者如康有为等确实行为怪诞,因而这场复辟运动留下了很多真真假假的段子,而缺少严肃的研究。这是很可惜的。一百年过去了,我们应该平心静气检讨这场运动的缘起,应该给予合乎历史真实的描述。
  辛亥后连续发生帝制复辟,绝不是一个人或几个人的主观盲动,而必须从历史大背景大思路寻找理由。
  一般说来,在人类历史上有一个带有规律性的现象,那就是几乎所有急剧性变革可以在短时期导致天翻地覆变化,但随后也往往不可避免会发生一场或多场纠偏运动。相反,那些貌似缓慢、渐进的变革,短时期显得收效甚微,进展缓慢,但它却往往使人们在不易觉察时发生了真正的变革。当人们一旦醒悟,世界已经全然改观,人们不愿意再回到旧秩序,而且也根本不可能再回到旧秩序,因为社会基础全变了,人们的意识也变了。所以在很大程度上说,历史上真正的变革,还应该是温水煮青蛙式的变革,温和、舒适,但不可逆,所谓“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此之谓也。
  辛亥之变无疑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剧烈的变革,它不仅以出人意料的速度迅速颠覆了一个三百年的王朝,而且只用了四个月时间就毫不惋惜地抛弃了奉行两千年之久的帝制,实行过去十几年多数中国人不愿实行的共和。国体变更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变革,有史以来包括这一次辛亥,不过就两次。
  然而,正像俗语所云,来得快去得也快。在国体变更后的第一年,人们还没有感到很多问题,但到了第二年,国会选举还没有正式开始就出了大问题,可能的议会第一大党领袖宋教仁被莫名其妙暗杀。共和新体制由此进入混乱,由国民党人控制的南方数省宣布讨袁起义,袁世凯毫不客气调兵遣将给予严厉镇压。这次冲突很快结束,但袁世凯与国民党人结下的梁子至袁世凯病逝也没有获得消解,甚至可以说直接导致了北洋主导的中华民国于1928年结束。
  民国初年的混乱引起了各方面深度关切,试图补救重建秩序的想法从1913年开始就没有停止过。正如一些观察者在民国元年就看到的那样,“革命以来新政府所实行的新政新法,不仅不能取悦于人心,混乱的社会秩序依然不能恢复。新的设施尚未见眉目,旧的恶弊仍在困扰着人们。兴一利而百害生,内外施政经营尚不及前清时代。内地各省常常陷入混乱,生灵涂炭。天下人心已厌共和,讴歌前朝者渐多,复辟帝制的时机,似将来临,复辟分子在暗中活动,似乎一股涓涓暗流,在寻找他的归宿。”这是一个比较普遍的看法,以为“民国不如大清”,主要是因为1912年废黜君主体制太匆忙了,太缺少后续预判了。君主制的废黜不仅赶跑了一个皇帝,而是从根本上动摇了绝大多数中国人的信仰,使中国人特别是知识人一时间无所适从,不知所措,他们既对新世界感到迷茫,又不可避免对传统社会的幽静安逸重生无限眷恋。所谓“遗民”,不是他们守旧,而是新的现实不如旧的让人舒心、放心。只有经历过巨大社会变动的知识人才能在心里深处形成比较,才知道新不如旧的道理。
  在传统中国,君主体制远非为一种当然现象,而是农业文明背景下中国社会得以协调、稳定与发展的根本条件。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虽然在具体的政治主张上有种种差别,但在承认君主政体的合理性、正当性方面,在期望以君主政体建构一个稳定机制方面,则是相当一致。儒家认为,“天无二日,国无二王,家无二主,尊无二上,示民有君臣之别也。”将君主意志视为国家政治、法律制度的体现和唯一源泉。用汉代王符的话说:“且夫法也者,先王之政也;令也者,己之命也。先王之政所以与众共也,己之命所以独制人也,君诚能授法而时贷之,布令而必行之,则群臣百吏莫敢不悉心从己令矣。己令无违,则法禁必行矣。故政令必行,宪禁必从,而国不治者,未尝有也。”
  即便从秦始皇帝算起,至1912年清帝退位,君主政体在中国存在了两千一百多年,它对中国社会发展的积极效果、负面效应兼而有之。君主政体之所以得以长期存在,决非任何人为力量所能左右,而是因为君主政体在本质上合乎中国社会存在的需要,与中国传统社会血缘政治、宗法政治及小农经济相吻合。
  明清以降,随着中国社会内部新因素不断增长,君主政体存废问题确曾一度引起人们注意。但由于中国社会生存条件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因此对君主品质、效应的怀疑不仅没有构成对君主政体的威胁,反而在其种意义上说进一步改善、巩固了君主政体。顾炎武说:“人君于天下,不能以独治也,独治之尚刑繁矣,众治之尚刑措矣。”在主观意图上,顾炎武期以“分权众治”克服君主政体弊病,但在实际效果上则进一步强化了君主权力,“自公卿大夫至于百里之宰,一命之官,莫不分天子之权,以各治其事,而天子之权乃益尊。”依然将国家政治、法律制度视为君主意志的体现。
  在辛亥国变之前几十年,随着西方思潮不断输入和中国民族危机日益加深,中国知识人、政治精英在救亡图存过程中开始重新审视自身传统,开始怀疑君主政体的象征意义,怀疑君主在政治秩序建构、维护方面的效用。如果说魏源“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仅出于救亡自强目的,尚未根本怀疑中国旧有统治秩序的话,那么,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开始的洋务思潮就不仅仅主张引进西方政体中的某些内核改善中国旧有秩序,而是从根本上怀疑旧秩序的合理性。冯桂芬指出,中国人之所以面对西方冲击一败再败,应坦率承认中国人“实不如”西洋,“天赋人以不如,可耻也,可耻而无可为也。人自不如,尤可耻也。然可耻而有可为也。如耻之莫如自强。夫所谓不如,实不如也。忌嫉之无益,文饰之不能,勉强之无庸。向时中国积习长技,俱无所施。道在实知其不如之所在,彼何以小而强?我何以大而弱?”即首先找出中国在哪些方面落后于西方,然后再确定如何学习西方,改进自身。据冯桂芬归纳,中国至少在这样几个方面不如西方,“人无弃材不如夷,地无遗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实不符不如夷。”不仅“君民不隔不如夷”关涉中国旧秩序、君主政体,其他三个方面实际上也是君主体制必然派生物。
  近代中国知识精英、政治精英,都曾注意以前君主政体的弊病、症结,但他们也都充分意识到,在中国,君主政体只能改善,而不能骤然推翻,中国进步与发展,在相当程度上有赖于是否可能有一个圣明君主在上领导、推动改革,因为他们清楚,君主政体并非仅仅关涉君主个人,也不仅仅关涉某些利益集团,在绝大多数中国人心目中,君主是秩序和谐、持续稳定的保障和象征,其功能不仅仅有助于确定政治秩序、政治正当性、合法性,而且有助于社会公众理解人生和世界的整体意义。
  正是基于中国人意义世界存废利弊得失的思考,我们看到,在辛亥国变前后若干年,保皇、复古的思潮就不只是政治层面的反动与革命、保守与进步,而是关涉如何在充分把握、理解国情前提下推动社会进步与发展。1912年6月,当君主政体废黜不久,康有为就敏锐预言:“今共和告成矣,扫中国数千年专制之弊,不止革一朝之命,五族合轨,人心同趋矣。然或以共和已得,大功告成,国利民福,即可自致,则未然也。吾所深虑却顾者,以共和虽美,民治虽正;而中国数千年未之行之,四万万人士未之知之,众瞽论日,冥行摘埴,吾虑其错行而颠坠也。夫使当中国一统之时,稍有错误,民少受害耳,于国无关也。今何时乎?乃万国竞争之日,列强群迫之时,而骤行人人所未经之涂,人人所未闻之事,此吾所深忧却顾,俯仰彷徨而不能自己也。”换言之,康有为并不坚持认为君主体制优于共和,而是强调中国国情实在没有达到共和水平,如此骤行共和,可能适得其反,不仅无法收到预想效果,甚至可能延误中国进步、发展时机。
  具有康有为相同或类似想法的人,在民国初年所在多有,这批人在过去一概被斥为保守、守旧,具有“清遗民”情结,但从后来政治文化发展情形看,他们的怀疑、焦虑,并非全无意义,无的放矢。在康有为等人心目中,共和也好,帝制也罢,要必以有利于中国未来发展为依归,而不应仅仅停留在名词的优美、动听上。康有为在批评筹安会和袁世凯帝制自为时重申:

  自筹安会发,举国骚然,吾窃谓今之纷纷者,皆似锁国闭关之所为,皆未闻立国之根本,又未筹对外之情势者。夫以今中国之岌岌也,苟能救国而富强之,则为共和总统可也,用帝制亦可也。吾向以为共和、立宪、帝制皆药方也。药方无美恶,以能愈病为良方;治体无美恶,以能强国为善治。若公能富强自立,则虽反共和而称帝,若拿破仑然,国人方望之不暇,若不能自立,则国且危殆,总统亦不能保,复何纷纷焉。自公为总统以来,政权专制,过于帝者,以共和之国,而可以无国会,无议员,虽德帝不能比焉。威权之盛,可谓极矣。然外蒙、西藏,万里割弃,青岛战争,山东蹂躏及条款签订,举国震惊,忧为奴虏,中国之危至矣,人心之怨甚矣。

  所以在民国初年复辟、反复辟较量中,主张、推动帝制的,并不一定实行君主专制;反对复辟的,也并非完全无视民初政治混乱。民国初年的政治、文化思潮,要在为中国人寻找自己的“意义世界”;对于混乱的政治情势,不论共和,还是帝制,都在试图重构一个有效率有向心力的政治权威。只有从这个视角思考张勋在民国初年的政治、文化选择,才不会将一场严肃的政治体制变动视为儿戏,等同于闹剧。

  保守主义领袖

  张勋,字绍轩,又写作少轩,江西奉新人,生于1854年。辛亥年,五十七岁,在北洋系中,属于袁世凯小站练兵时的老哥们。在稍后的平息义和拳运动时,张勋统领巡防营防剿,贡献卓著,论功赏“壮勇巴图鲁”。两宫回銮,随扈至京,谕留宿卫,授建昌镇总兵,擢云南提督,改甘肃,皆不赴。日俄战争结束后,调奉天,充行营翼长,节制东三省防军,赏黄马褂。旋命总统江防各军,驻浦口,调江南提督。
  作为近代中国第一代职业军人,张勋在军事上的造诣并不必怀疑,在政治上的忠诚更是格外突出。他在出任江南提督时,适值武昌变起,苏州独立,两江总督张人骏、将军铁良方与众筹战守。有持异议者,张勋毫不客气直斥之。翌日,新军哗变,张勋指挥所部与哗变新军殊死抵抗,浴血雨花台,大破之。江浙联军来攻,力量悬殊,粮援胥绝,乃转战退屯徐州,“完所部”,损失极少,是辛亥巨变南北冲突时竭尽全力不背叛朝廷的“真男儿”,从后来的革命立场,当然可以批评张勋不识时务,不知变通,但从政治信仰、政治立场角度而言,也应该承认张勋这样的人在历史巨变关头并非毫无意义,而且由此才可以理解张勋后来的立场与作为。
  退守徐州的张勋衷心不改,张人骏、铁良均已逃走,清廷遂任命张勋为江苏巡抚,摄两江总督,张勋成为清廷与南军对峙的第一道防线,“部伍逾两万人,铠甲斗具犀利,自号定武军。皆蓄发结辫,別为制,威名棱棱称重镇。于是,康有为外为主师,万绳栻内为谋士,遗臣从之如归。当天下郊劲兵处,斩然有复辟志。”这为后来的历史事变预留了种子,张勋也以其特殊的政治立场一时蔚然成领袖。
  张勋在大变局时代没有像新军绝大多数将领那样迅即转身,认同共和,放弃君宪,而是坚守过去十几年普遍认同的君主立宪信念,“蓄发结辫”为志,这种做法遭到相当多的嘲笑、嘲弄,但从做人做事立场看,似乎并非全无可取。而且当清廷决定退位让国,袁世凯遣使劳问,张勋从容对答:“袁公之知不可负,君臣之义不能忘。袁公不负朝廷,勋安敢负袁公?”他在政治上虽不认同中国就此走上共和,但当大家都这样做时,他也只好屈从,但他同时警告袁世凯应该谨守南北妥协谈判达成的全部方案,不要辜负朝廷顾全大局,毅然退位让国的一片苦心。
  其实,包括袁世凯在内的北洋将领,对清廷退位深表同情、敬佩,也一直通过各种方式维持清室尊严。民国与退处紫禁城的“小清王朝”犹如亲戚般不时走动,张勋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与退居内宫的前朝“岁时朝谒,贡奉惟谨”,不时向内宫上个奏折,“愿上忍须臾。时有变,臣必起而报清。”反过来说,假如民国一直稳定发展下去,比大清好,张勋也就没有起而改变体制的理由了。
  民国初年的政治混乱,中国人价值观紊乱,让张勋这样的政治保守主义者、文化保守主义者忧心忡忡,过去的研究说他以“上将军”的头衔倡导蓄发留辫,倡导尊孔读经,主张定孔教为国教,驻防兖州后,派兵守卫曲阜圣地,继续维持孔府旧有的经济收入体制与来源;倡导继续前清一直奉行的礼仪习惯,以为中国人的风俗礼仪、道德伦理,不应该以一姓之天下而废弃,应该寻找那些具有超越性的价值。从适度保守,“其命维新”的立场看,而不是从二十世纪形成的绝对革命的立场看,张勋这些柔和的主张,并非没有可以继续思考的空间。
  文化上的适度保守并不是问题,政治上的稳定才是关键。然而恰恰在这一点上,民国初年确实留下了许多遗憾,民国二年开始政治纷争,让占据中原战略要点徐州的张勋不能不思考中国已经走过的路,同时也让他与那些政治保守主义者、文化保守主义者越走越近,曾经坚决反对宣统退位的蒙古贵族升允、前京师大学堂监督刘廷琛、沈曾植、长庚、王乃徵、胡思敬、李经羲、锡良、温肃、陈曾寿、辜鸿铭、梁鼎芬,以及梁鼎芬的门生陈毅,前御史王宝田、江苏阳湖绅士恽祖祁、恽毓昌父子等。他们奔走于青岛、大连、徐州、天津等地,与各地试图归复旧制的政治保守主义者、文化保守主义者沆瀣一气,互通信息,并与紫禁城里的陈宝琛等保持着联系。
  据他们说,共和政体不适于中国国情,革命以来的方针措施,有百害无一利,人心厌恶共和而眷恋前朝。为将来完成统一大业,救国安民,长治久安计,非君主政体不可。天下有心之士,无不思此。因目前时势尚非其时,暂不宜活动。复辟之时,可为君主者,实难物色其人。虽有适宜其任者,但不足以服人心。宣统退位仅一年,民心对前朝未全忘记,待机复位,依旧君临天下,此为上策。世上往往言满汉种族不同,持华夷之说,难免出于偏见。从大的方面看,满汉同种,有何种族之别?况且清朝三百年统治虐政可数者有几?在人心未离散之时,及时使宣统复位,统一天下,恢复旧业。若犹豫逡巡,时移势转,恐人心渐忘前朝,故应及早为之,此系切要事。
  这批政治保守主义者、文化保守主义者,虽然对袁世凯的“帝制自为”相当反感,但又从这里看到了真正的帝制复辟的希望之所在。
  当袁世凯的势力足以控制一切的时候,张勋和他的这些同志“虽怀兴复之志,苦于无隙可乘。”及筹安会发生,帝制复辟呼声出现时,张勋和他的这些同志“颇有携贰,复辟之机,遂动于此矣”。刘廷琛时常往来于徐州,另一积极分子胡嗣瑗正在南京冯国璋幕中,亦时以微辞暗示冯,“冯意颇为之移,其贰于袁氏,胡君盖有力焉。” 事为袁世凯知悉,欲加害于胡嗣瑗,胡嗣瑗遂出冯幕,迁居于上海,然犹时时往冯国璋处沟通信息。
  假如不发生袁世凯的洪宪帝制,假如袁世凯洪宪王朝正式开张并能持久下去,张勋和他的同志应该没有机会。然而这一切“假如”都不存在,袁世凯的洪宪王朝未及开张而结束,而袁世凯本人也在国人唾骂声中幽愤而逝。张勋和他的同志终于等来了机会。
  袁世凯洪宪帝制的失败是一个极大教训,尽管共和可能不太合乎中国国情,尽管之前几年共和办的确实不怎么样,但是当共和已经成为相当一部分人的认识之后,废弃共和,重回帝制,大约只能是袁世凯这样的结局。一世英名,毁于一念之差。

  一个可参考的预案

  但在张勋和他的那些帝制同志看来,袁世凯的失败并不表明帝制必然失败,更不表明共和已经深入人心。他们认为,袁世凯“洪宪王朝”从根本上就不对,“其有野心,欲自己称帝”;“终不可信赖”。真正的帝制复辟,必须有他们这些真正的君宪主义者才能完成。他们鼓吹、推动复辟帝制,不是为了自己称帝,而是鉴于共和带来的问题,重复清帝国晚期开启的君主立宪之路,是宣统复辟,而不是其他任何人对皇权的觊觎。
  在辛亥后国内外许多人看来,共和尝试显然是不成功的,放弃共和,重回帝制,只是迟早的事情。但是,由谁来重回帝制,就很有讲究了。当南北和谈还在进行的时候,严复就一再告诫国人应该利用这次机会推动君主立宪的实施,而不是别出心裁跨越式地进入共和。另一位极具思想能力的劳乃宣则认为,共和也不是不可以,但是共和应该用其本来的意义,而不是后来附加的意思,“愿今之言共和者恪守正解以维君统而奠民生,勿为谬解所误致蹈无君之愆而贻民生之戚。”
  劳乃宣指出,所谓“共和”是正宗的中国传统,周成王登极时,因年幼不能理政,遂由周召二公辅佐王室,称“共和政治”。共和政治“其本意为君幼不能行政,公卿相与和而修政事,故曰共和,乃君主政体,非民主政体也。故宣王年长共和即罢,伊尹之于太甲,霍光之于汉昭,皆是此类,与今日东西各国君主立宪绝相似,而不学之流乃用之为民主之名词,谬矣。”
  在劳乃宣看来,君宪为有君政治,民主立宪为无君政治。古之共和,明明有君,因而无论如何不能将共和解读为无君政治。现在南北都在说共和,但若以共和本意解之,则朝廷1906年宣布君宪,1908年颁布《钦定宪法大纲》,尤其是宣统即位,摄政王监国,其体制架构正与周之共和若合符节。所谓“周召共和”,简直就是为当今政治情形所专设。
  劳乃宣不反对共和,而是反对废除君主后的所谓共和。他认为,共和的本意在有君,只是君主年幼尚不能主政,因而需要公卿共和行政。如果废君主而共和,劳乃宣说,那就不是共和,而是民主。假如中国就此走上民主道路,劳乃宣预言,必定不会有什么好结果。因为就世界范围看,民主还是一个不成熟的体制,而且有着一些很不一样的条件制约,“抑民主之制何自始乎欧美?以工商立国,希腊、罗马早有市府之政,其人民即具有法律之知识,渐摩服习垂数千年,几于人人有自治之能力,民政久有基址。”这是西方可以实行共和的历史条件。
  反观中国,劳乃宣认为,中国不仅没有实行民主的条件,而且没有实行民主的必要。就条件而言,实行民主,需要“全国人民皆谙法律”;至于必要,劳乃宣认为西方国家实行民主,主要是因为那些国家的君主沿袭酋长时代劣习,暴虐成性,甚于桀纣,激而生反抗力,相推相演,乃成今日民主之制。这种情况在中国并不存在,“朝廷本无虐政,德泽犹在人心,虽近日当轴不得其人,致滋民怨。然怨者政府,非怨君上,与欧洲革命之怨毒生于其君者迥不相侔,尤不可同日而语。”这些分析逻辑自洽,但历史并没有沿着劳乃宣期待往前走,清帝不得已退位,劳乃宣随之弃职而去,归隐田园。
  归隐田园的劳乃宣卜居青岛,与周馥、吕海寰、赵尔巽等遗老聚居,与德人卫礼贤合办“尊孔文社”,致力于儒家伦理重建。青岛此时为德国租借地,享有特别权力,这是遗老聚居青岛的一个原因。
  这批遗老静观北京时局演变,他们差不多都与袁世凯有或多或少的关系,因而对袁的动作格外关注,也给予适度回应。袁世凯就任正式大总统后,公布《中华民国约法》,重订《大总统选举法》,并逐步采取祭天祭孔、制礼作乐、恢复爵位等措施,以徐世昌为国务卿,并延聘劳乃宣等一大批遗老到参政院参政。
  对于袁的这些举措,劳乃宣并不反感,以为拨乱反正,值得期待。但他个人并没有迅速返回北京,重进官场,而是奋笔疾书,作《续共和正解》,发挥先前“共和”理想,为袁世凯下“指导棋”。
  《续共和正解》开篇,作者借客人口吻自吹:“子作《共和正解》于辛亥之冬,其时革命之风方炽,而子谓特为少数无知妄人所煽动,不轨军队所劫持,昧者不察,遽谓民主之制可以实行。其实,民主之制断不能行于中国,使果行其说,若辈中骁桀之徒人人有大总统之想,互不相下,彼此相争,诸方豪杰又必有仗义执言起而致讨者,乱民土寇因而乘之,域内糜难将不可问。当其时,见子之说者不尽信也。今民主制实行三年矣,此三年中变乱百出,子之说若烛照而数计,是子洵有先见也。近者,总统之制定,党人之焰衰,大权集于一人,外虽有民主之名,而内实有君主之实。以项城雄才大略,运以精心,或者可作末流之挽乎?”
  对袁世凯改制,劳乃宣表示认同,但他认为还远不够,以为“项城今日所处,实天下至危之境也。乱党虽暂摧抑,而魁首无一歼除,处心积虑,伺隙而动,丁字街之变时时可虑。武人骄纵,不可羁勒,脱巾一呼,立肇奇祸。即使早夜周防,幸免罅衅,其情亦甚苦矣。”劳乃宣的方案是,总统制说到底还不是一个具有稳定预期的机制,总统任期总有期满时,不论十年、五年,退位后无异齐民,无以自卫,终难保证不发生什么意外。为了一个最长远的稳定预期,劳乃宣重解“共和”真意,以为袁世凯此时更应利用内外有利机会,重建一个稳定的“共和”机制,为十年后还政于清帝做准备:“此时遽议归政,冲主不能亲裁。别求居摄,殊难其选,实仍无以逾于项城。故拟议预定十年还政之期,昭示天下,俾众释然,而仍以欧美总统之名行周召共和之事,福威玉食,一无所损,而名正言顺,俯仰无惭。”
  按劳乃宣设计,当日民国所遇到困难既复杂又简单,“每闻都人传述多谓项城实有不忘故主之心,特势成骑虎,无计转圜,因思若师古之共和,一转移间,即成两全之道。”这就是劳乃宣《续共和正解》写作主旨。
  劳乃宣对共和的解读,其实就是“帝制人为”,与袁世凯后来的“帝制自为”具有本质不同。“帝制自为”,是要更姓易代,建立一个新王朝;“帝制人为”,则要求袁世凯“因思古者周召共和,行之于先朝失国嗣主幼冲之际者十余年,仍卒归于嗣主,与今日情形颇为相近,若以方行之,实属两全之道。”
  据劳乃宣《君主民主平议》解释,共和制度是一个不错的设计,但其与民主毫无关联,共和是特殊历史时期的特殊举措,而民主只是某些小国,或某些具有特殊历史背景国家的一种制度安排。不必说民主之制好与坏,但关键一条是这个制度断不能行于中国。
  劳乃宣指出,“无古今,无中外,莫不以家天下为立国之常道。若夫官天下则不易言矣。”家天下可以给权力传承一个稳定预期,而官天下数年一选举,除极个别国家,则往往沦为政治动荡,或黑金政治。民主政治有其适用范围,并非所有国家都具备实行民主的条件。劳乃宣与康有为等人一样,格外强调民主制除历史背景,一个限制条件就是可在一个比较小的国家中实行。
  所有讨论民主政治不能在大国推行的人,都无法回避美国的经验,美国既不是小国,也不是君主制。如何理解美国经验,劳乃宣、康有为那代人各有说辞。劳乃宣认为,美国经验不可复制,因为美国说到底是一个“移民国家”:“惟北美联邦区域颇大,亦能行民主之制,则以美之人民,皆英之中流以上人物因教争而迁往者,人人具有法律知识,非他国智愚灵蠢杂然不一之民所能及也。”说到底,还是美国历史背景不一样,从英国迁徙过来的移民,具有极高文明素养。
  同样为美洲国家,南美情形就很不一样。南美诸国效法北美改行民主,则每次选举,总是伴随着一场战争,其结局反不如继续充当欧洲君主国属地。劳乃宣认为,南北美的差异,主要就是人民程度不一样。人民程度还没有达到时,强行推广民主,就是东施效颦。
  从世界各国情形看,劳乃宣认定“家天下为常,官天下为变。外国之民主,犹中国之禅授。同一非常之举,非普通邦国所可常行。能为环球诸国通行之常道,惟君主之制而已。”
  基于此,反观中国废君主行民主的三年,情况当然不容乐观,不要说上溯康雍乾嘉之盛,“试问国势之安危,民生之苦乐,比之光绪时何如,比之宣统时何如。虽乡曲愚民亦咨嗟太息而慨其不及也。是则民主之制不适用于中国,已实行试验,彰明较著,不容讳言矣。”这是劳乃宣《君主民主平议》主旨,论证民主之制不合乎中国,中国之安宁,必待重回帝制,将政权完整交还给清帝:“大清列祖列宗深仁厚泽,沦浃海内,洪杨捻回之乱,扰攘十余年,蔓延十余省,而民心未尝稍去,故卒能勘定复就敉平。迨光宣之际,亲贵用事,佥壬在朝,致滋民怨。然德宗恭默无为,冲主专心典学,未尝躬为得罪于民之事,故怨者政府,非怨君上。革命变起,民皆痛恨党人。民国政成,民转追思旧泽,与夏癸、商辛之世不同,与太康、厉王之时相近。此而为少康、宣王之中兴,实顺天应人之举,非于一姓有所私也。况当日原以为欲救中国,非政民主不可。是以大清让天下于国民,今实验之后,灼知民主之制不适用于中国,是以国民又让还大清。彼此皆出于大公。譬如一物本属此家所有,众意其适用于公众,劝其让出,公之众人。及众试之,并不适用,自应仍还此家。理所当然,无待再计。奉故物还故主,尤不得谓私于一姓也。”
  劳乃宣对晚清事实描述自成一家,也有逻辑。然问题在于:
  第一,不合乎时代诉求。中国已踏上民主宪政路,任何向回走的想法,都很难再有成功机会。此后,袁世凯、张勋相继进行的尝试,其诚心不必怀疑,但结局没有一个成功。时移势易,此之谓也。
  第二,劳乃宣奉清帝为至上,维持袁世凯大总统地位,让袁以大总统实际统治为大清“看家”十年,待宣统成年亲政,袁世凯如周召二公,也如日本幕府将军“奉还大政”。这个构思很有创意,但显然不是袁世凯的菜。劳乃宣重解共和,劝诱袁世凯“帝制人为”,其实只是读书人的一厢情愿。
  袁世凯没有劳乃宣的境界,也没有充分理解劳乃宣、古德诺、有贺长雄,甚至杨度的君宪体制真实含义,因而袁世凯1915年匆忙中选择帝制自为,等于选择了自杀,不仅自绝于共和,而且自绝于君宪,未及即位的洪宪大帝成了历史笑柄,袁世凯为此付出了信誉、生命,以及已经建构的历史勋业。

  想象的历史机遇

  劳乃宣的方案是为袁世凯量身定制的,袁世凯如果仔细斟酌,不论在辛亥,还是后来,假如坚守“帝制他为”,而不是“帝制自为”,在中国人意义世界完全丧失,共和政治威权基本不再,利用某个特殊的政治危机时刻,尽量争取多数同意,还政大清,相信结局或许依然不理想,但袁世凯的历史际遇,历史评价一定不一样。
  然而,袁世凯没有接纳劳乃宣的“私人订制”,帝制自为将自己送上了绝路。袁世凯去世,并没有使中国政治困境得到纾解,后袁世凯时代的政治危机依然非常严重。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张勋等人继续推动向君主立宪体制回归,他们不是没有看到袁世凯的失败,而是认为袁世凯败在“自为”,而他们从开始就没有“自为”丝毫意思,因而袁世凯突然去世后,张勋和他的同志不仅不认为帝制是条不通的路,反而认为他们遇到了非常难得的历史机遇。“张勋则不然,其恋恋故主,实出真诚。癸丑三月,曾与刘公幼云等密谋发难于济南。事泄而止。及二次革命起,赴约国璋按兵不动,以要袁氏复辟。国璋不允,又不果。袁氏既死,其志愈决,日与诸公密相计议。时黎元洪继袁位暱于民党;北洋诸将自二次革命时,与民党结怨甚深;以黎之暱近也,颇愤之。张性情憨直,无所瞻顾,诸将有所愤而欲发者,恒推张为首以争之;张亦乐以一身担之而不辞,遂隐然有为诸镇盟主之势。”
  张勋在袁世凯之后地位渐重,一方面因为他是那个时代军政要员中很少直接表达如此明白政治理念、文化理念的,他的政治保守主义、文化保守主义,人们可以不同意,甚至坚决反对,但毕竟他直截了当说出了自己心中的意思,有坦诚的一面;另一方面,张勋在袁世凯之后中国政治格局中权重一时,主要是因为袁世凯之后再也没有绝对的维权人物,甚且在中央政府层面,诸强相争不相上下,京外最具实力的张勋在这样一个特殊情景下脱颖而出。
  在中央政府层面,后袁世凯时代,没有一个人可以像袁世凯鼎盛时期那样一言九鼎,重大问题可以找到一个妥协的方案。此时的中央,总统黎元洪与国务总理段祺瑞两强“府院之争”,外加国会,以及复杂的各政党,在对德绝交、参战等问题上各派政治势力互不相让,无法妥协。中国政治陷入一个死局中。
  4月6日,美国对德宣战,并希望中国能够一致行动。假如中国此时有足够力量,站在美国方面当然不成问题。无奈此时的中国困难重重,“立即产生了财政上的问题。古老的中国在现代世界事务中采取了果敢的步骤。他现在可能要投入战争。投入战争要花钱的,并且需要钱以备万一真的投入战争——中国在对内对外方面都确实需要整顿好他的财政。袁世凯称帝,结果留下来一大笔债。共和国需要靠新的国家信贷系统和开发自然资源来加强他的地位。目前共和国的债额相对说来还是小的,对亿万公民的税收率也是低的。情况基本上是好的。自夏季以来,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美国会不会由于给中国提供一亿美元的贷款,从而给中国带来一些企图统治中国和把中国分割成‘势力范围’的债主呢?”这确实是一个令人担心的问题。
  国务总理段祺瑞力主追随美国,对德宣战;而大总统黎元洪则不以为然。段祺瑞为达到参战目的,电召各省督军前来北京开会,商定外交大计。4月25日,督军团会议开幕,山东督军张怀芝、湖北督军王占元、直隶督军曹锟、江西督军李纯、河南督军赵倜、山西督军阎锡山、福建督军李厚基、吉林督军孟恩远、安徽省长倪嗣冲、绥远都统蒋雁行、察哈尔都统田中玉、晋北镇守使孔庚,以及浙江、陕西、山西、新疆、湖南、四川、广东、广西、云南、贵州、黑龙江等省及热河,均派有代表“待抒怀抱”。会议结果,一致赞同内阁方针,决计对德宣战。
  在这个与会名单中,我们没有看到当时最有力量的军事强人张勋。张勋没有出席,实际上是另有安排,是有意不来。而他的地位、号召力,又是所有督军中最强的,具有领袖群伦的意思,其重要性日趋凸显。黎元洪、段祺瑞等争相拉拢,希望张勋站在自己一边,利用特殊地位影响各省督军。然而,就在会前,阮忠枢密信张勋,介绍了黎段两方的期待,并建议张勋应守的立场:
  “总统府秘书唐君郛郑(名浩镇,常州人),系黄陂(指黎元洪)之亲家,与张小松同乡至好。黄陂对于此次军事会议,深恐各省督军受芝泉之运动,赞成与德宣战,而亟盼我公来京,反对此举。因令郛郑往告小松,意欲使小松赴徐劝驾。小松则推荐道坚,电约道坚到京,由郛郑介绍私谒黄陂。但道坚、小松均不主张我公北来,因谓公之宗旨,本反对参加战团(加入协约一方面)。不如先去一电,请公电致中央,力持反对之议;如将来有必须面达之言,再由道坚前往等语。黄陂允之,嘱由道坚等拟电(道坚、小松并将贱名列入),送府拍发。”
  这是黄陂黎元洪对张勋的期待,希望他站出来反对段祺瑞的参战主张;而这一点也是张勋已经表露的立场,但阮忠枢建议张勋不要来,不要为黎元洪加持。
  至于段祺瑞,也对张勋抱有很大期望。仍据阮忠枢报告,参加此次会议的倪嗣冲告诉他,

  此次会议,系由伊发起,先商诸东海、芝泉,均极端赞成;曾电约大树,大树不来,我辈亦不强其必至。缘彼既不来,正可推定武作一领袖,执坛坫之牛耳。而赣鄂两督军,究属北洋系中人,向虽屈服大树,此次与之离开,正可设法,俾与定武联成一气,是以切盼定武北来。并云兄(指枢言)此来极好,我正与香岩商量,拟请兄来津,如能赴徐一行最妙;如暂不赴徐,亦拟请兄去电劝驾。因此次会议,表面上虽为对外,实则对内有许多作用,有极大关系。弟问系何作用?丹忱谓对内视对外尤重,如内政不修,内患环伏,尚何必谈外交?姑先外交言之,我未到京之前,本系反对加入,即各省督军,除非北洋系外,其余十七省,我敢断言,其与我同一意见。及到京后,察看政府情形,乃幡然变计,知乃经抗议绝交,则第三步文章,决无可以中止之理。其反对议论者,约计不外五种理由,我皆可以诸层将其驳倒(其所言甚长,似皆一偏之见,故不赘述)。定武如不北来,则我等近日研究所得者,不能详晰面陈,定武势必抱定最初主见,而于个中情势,莫由了然,故不得不盼其速来。然我辈所注重者,不仅在此,最要紧者,莫如对内。中国之势力仍在北洋系,华甫为北洋重要一分子,又居于副总统地位,而对于此次会议,国家存亡所关,竟推脱不来,是自己甘心放弃。且其近来名誉扫地,正可乘此机会,排而去之。至现在内阁,虽不必完全改组,但阁员中如某某部总长,声名狼藉,必须更换,另选贤能。现行内阁制,名为责任内阁,则一切用人行政,元首不得加以干涉。府院权限,必须厘定分明,即如命令盖印等事,均须详细规定。如黄陂不以为然,即可借此推倒黄陂。倒黎排冯,即可拥戴东海。此系千载难逢之机会,断断不可错过。如此做去,中国庶有转机,内政庶有希望,然后始有外交之可言。东海并非不肯出山,但决不肯做第二人。如东海得居首席,一二年后,将内政整理,国势略定,再由东海之手,归还旧主,其势尤順而易。凡此种种问题,以现在地位、声望、魄力而论,均非待定武前来解决不可。

  定武,即张勋;东海,指徐世昌;大树,华甫,即冯国璋;丹忱,倪嗣冲;芝泉,段祺瑞。阮忠枢,袁世凯幕僚,且与袁世凯有着不同寻常的关系,对于北洋系,对于民初政治均有极大影响。他向张勋复述倪嗣冲这段话,即最后那几句——“如东海得居首席,一二年后,将内政整理,国势略定,再由东海之手,归还旧主,其势尤順而易。”——对张勋误导最甚,后来几个月的历史走势,都可以从这段话中找到痕迹。
  这段话迎合了张勋这一批保守主义者的情绪,以“倒黎排冯”,推举徐世昌作为前置条件,渐次由徐世昌出面整理内务,然而找准时机将政权还给宣统,物归旧主。这是相当一批北洋旧人内心深处的一个愿望,毕竟他们当年是为大清效力,清帝退位也有他们的责任,而“民国不如大清”又让他们内心有点不安,尤其是袁世凯帝制自为失败后,如何将权力安全地转给宣统,帝制他为而不再是帝制自为,是这批保守主义者的基本共识。阮忠枢的复述让这个行动具有了可操作性,其幕后操盘手至少在这个时候就是段祺瑞,倪嗣冲只是将段祺瑞的意思说了出来。
  张勋对黎元洪、段祺瑞两个阵营的邀请、示意,均没有给予积极回应,而是按照自己的节奏进行准备,他相信黎段相斗,或许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机遇,把握得好,中国政治从此踏上坦途,一举解决辛亥国体变更后遗症,重建中国人的意义世界,重建一个有效率的威权体制和秩序。
  顺着阮忠枢的思路,张勋没有在黎段之间选边站,而是继续驻守徐州,密派心腹机要赴南北各地,与主张还政于宣统的各派势力接洽。商衍瀛在天津与张镇芳、雷震春甚至商量了利用武力配合宣统复辟的行动计划,梁敦彦基于外交背景集中讨论了对外交涉,“主张乘机即发,不必专以抗德为题,宜痛陈内政之不善,带说外交失败。我势若成,各国不必顾虑。若日本之野心,亦在因应得宜而已。”
  在张勋等人看来,中国当时最大的困扰在权力结构,因此要有一个根本解决,要有制度性变革。只有完成了这一步,剩余的问题比如府院之争,对德宣战等这些枝节问题必将迎刃而解。但在黎元洪、段祺瑞等人那里则不这样看。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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