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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封检举信使七千人大会从牛年开到虎年
   

  后毛泽东时代的执政者出于对自己地位的担心,“评毛”错过了几次历史机会,最终成了一座“烂尾楼”,给中华民族的长治久安留下巨大的隐患,也导致对建国以来重大事件,难以形成共识。即便如此,人道、人性也是必须坚持的基本底线


  老高按:在讨论大饥荒、文革乃至中共历次运动的是非功罪时,各人有各人不同的观点,这很正常。但讨论问题须有大家认可的基本底线,底线就是人道、人性——讨论法西斯的教训,若有人大放厥词称颂希特勒种族灭绝,论证“犹太人应该杀”,此人就应立即被驱逐出场。
  在中国,情况比较特殊,我在博客文章中援引大量翔实史料多次介绍过,后毛泽东时代的执政者出于对自己地位受到冲击的担心,不敢真正发扬民主,总结教训,“评毛”错过了几次历史机会,最终成了一座“烂尾楼”,由此导致对建国以来的重大历史事件的评价,无不留下极大的隐患,对真相如何,谁应担责,难以形成共识。
  虽然结论难以形成共识,但也必须要有人道、人性的基本底线。例如,对大饥荒的死亡人数和原因,争论不休,无可非议。可以认定是三千万、五千万,也可以坚持说只有三十万、三万;可以追查最高层的政治责任,也可以研究什么样的具体举措造成了灾难。但这一史实不容抹杀:他们是饿死的,是在和平环境中饿死的,不管这些人自己有多少缺点劣迹,他们也都应该被尊重、被铭记、被哀悼。
  却有一些人,如人民日报社甘肃分社社长、兰州大学新闻学院院长林治波,矢口否认这些苦难民众的历史存在,在我看来形同第二次屠杀;又有江苏师范大学特聘教授孙经先说“只有250万人”死于“营养性死亡”——不说“营养不足性死亡”,更不说“缺乏营养性死亡”,却说“营养性死亡”!而这样的人物,竟也出现在万維网,一位自诩“年轻”的hapoi,这么看待大饥荒:“吃个七分饱是最有利于健康”;至于反思毛时代嘛,要多总结一下“部分民众的无节制”!此人还要我“冷静”,他不是冷静,他是冷血。
  记者韩福东2012年发表了一篇深度采访报导《亲历七千人大会的凤阳老人追忆尘封历史》,之所以在2012年写这么一个题目,我推测,是正逢这次党史上规模最大、也非常重要的七千人大会50周年。近来此文在微信上热传,但不知是谁,将原来平实的标题改得更吸引眼球一点:《亲历七千人大会:刘少奇追问到底饿死多少人》。
  这个标题并非瞎编,源于文中时任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张凯帆的回忆:“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同志参加安徽组讨论,追问安徽饿死了多少人,第一次报40万,后来追问紧了,报到400万。实际上约有500万人。”


  亲历七千人大会的凤阳老人追忆尘封历史

  韩福东,转载自“人民网”,原载《南方都市报》


  1962年,七千人大会现场。资料图片

  “大跃进”时期,安徽省委钢铁厂的高炉群。合肥市档案馆提供韩福东翻拍


  1962年前后,漩涡中的安徽

  50年前,去北京开会时,冯希仁40岁,是安徽第一纺织印染厂党委书记。这是一家有七八千职工的大企业,冯希仁因此有机会成为七千人大会的亲历者。
  冯希仁记得,合肥市共派出六名代表与会,其中厂矿代表四人,市委代表二人。其他五人现均已去世。(注1)那是1962年1月,他们与安徽省其他代表一道,搭乘火车北上,住在北京友谊宾馆内,经历了人生中一段不同寻常的旅程。
  时为安徽省滁县(现滁州市)地委常委兼凤阳县委第一书记的马维民,也在同一列车上。他生于1926年,是河北南宫人,1947年来安徽根据地参加革命,三十几岁已当上安徽省团委副书记,1961年初,被抽调到灾情严重的凤阳挂职。“省委原来想让我去定远县,在那待了一个月后,发现凤阳灾情更严重,就来到了凤阳县。”马维民对南都记者说。(注2)
  原凤阳县委第一书记赵玉书已被停职,安徽省农业厅长陈振亚正在这里负责组织工作,马维民是来接替陈振亚的。“我去的时候,情况已有所好转,农业十二条、六十条(注3)先后下发,不像之前死那么多人了。”马维民说,凤阳当时不足40万人,饿死大概6万。
  可与此相参照的是“大跃进”时期的人口统计数字。1957年,凤阳总人口为380711人,到1960年减少为306543人,人口减少7万余。马维民来到凤阳后的1961年,总人口数为291958,表明仍有非正常死亡现象。到了1962年,人口开始正增长(315535人),而那正是七千人大会后的事儿。(注4)
  七千人大会召开于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参加者包括中央、省、地、县委四级主要负责人以及部分大厂矿和军队负责人,共7118人。大会召开的目的,是总结“大跃进”经验教训,统一全党认识,增强团结,调整方针为战胜困难而奋斗。按官方权威说法,“七千人大会取得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所能取得的重要成果,对推动国民经济全面调整起到了积极作用。”(注5)

  重灾区:“有的村子已经没人了”

  马维民刚到凤阳去的时候,发现这里有的村子已经没人了。“都逃荒了,房前杂草一人多深。”
  有关凤阳的灾情,在陈振亚1961年2月1日《关于凤阳问题的报告》中有很好的说明:“人口大量外流、疾病和非正常死亡。据县委五级干部扩大会议揭发统计,1959-1960年,凤阳县农村人口外流达11196人,占农村总人口335698的3.3%,发病人口达102994,占农村人口的37.7%……全县人口死亡现象更是惊人。据统计,1959年和1960年,共死掉60245人,占农村人口的17.7%。”“一些地区规定死人后‘四不准’:一不准浅埋,要深埋三尺,上面种上庄稼;二不准哭;三不准埋在路旁;四不准戴孝。”(注6)
  在全国范围内,安徽算是“大跃进”的重灾区。“有天灾,有人祸,有的地方风调雨顺,天气不错。”马维民说,就安徽而言,皖南灾情少些,江淮与淮北死人最多。凤阳位于淮河中游南岸,以花鼓著称,是安徽生产落后地区,灾情比较严重。十余年后,正是这里率先开始了“大包干”的民间尝试。
  马维民说,彼时安徽省内口号繁多,诸如“拿起巢湖当水瓢,哪里干旱往哪浇”之类,“人定胜天”思想风行一时,各地纷纷造假“放卫星”,“你亩产一万,我一万五,他两万,一个比一个多,几亩地的稻子堆到一亩,小孩可以坐在上面不动。”
  “如果初级社的时候稳住,不再往高级社、人民公社上搞,就好多了。”马维民一直在安徽从政,他当年也曾觉得农民集体吃公共食堂不要钱是对的,这是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的必须。不过,在他去凤阳就职时,情况已经有所改变,中央开始纠正“五风”(官僚主义、强迫命令、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也在全省推广“责任田”。
  “搞责任田之前,曾希圣曾在广州问过毛主席,毛主席开始同意,但后来又批他。”马维民记得,当时在安徽省内,关于责任田也有不同意见,“有人愿意,有人不愿意。因为邻省都没搞,所以很多人不赞成,说这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是‘单干风’、‘平反风’。”不过,责任田1961年还是在安徽推广开了。(注7)
  农村的奇观,冯希仁也见识过。1958年秋天的时候,他带着安徽第一纺织印染厂两个劳模去巢湖参观卫星田,在那里吃了顿饭。“我当时就有怀疑,他们怎么可以在稻子顶上走?其实是把快熟的稻子都堆放在这一块空地上了。稻子站不住,就在下面搭木架架起来。我仔细看,看出了这一点,就问村干部搭木架干什么?他们说太密了,为了搞通风。我当时想,也有道理。就是有点怀疑。”
  冯希仁工作在工业,对农业并不了解。但在去个人家的粮仓参观时,他发现仅仅上面一层稻米,下面全部是稻糠。此时,虽然还没有饿死人,但已埋下了伏笔。
  待到饥荒严重时,冯希仁曾带着八九个纺织印染厂员工去肥东县参与救灾,他兼任该县陈集乡党委委员,目睹了大面积的非正常死亡。“刚开始还可以,后来我们连续三天没东西吃。我住在大队部里面,受不了了,去村里都走不动,要拄棍。全村没有冒烟(生火做饭)的地方,家里不让做,食堂也停了。其他瓜菜什么的都没有,一人一天只发2两粮食,又保持不住,领一次吃三天。没粮了再去运,农民要排队领粮,吃三天,饿三天,水肿,很快就死了。”
  冯希仁说,“大跃进”导致日常生活困难,他所在的安徽第一纺织印染厂,也开始大炼钢铁,甚至把竹篱笆组成的围墙都拆了炼钢,但生产还算一直正常,虽然也放虚假的卫星,但并不如农业战线那么夸张。
  冯希仁是安徽第一纺织印染厂建厂元老。该厂成立于1954年,最初有上海荣毅仁的投资,后公私合营,转为国有。该厂原归纺织部直管,后管理权下放到安徽省,又下放到合肥市。这种管理权下放,在七千人大会之初,被认为是“分散主义”的重要内容,而受到批判。(注8)
  “大跃进”期间,合肥的工业受到负面影响。“很多项目上得过快,摊子铺得过大,战线拉得过长,以致不少项目都因资金和技术严重不足,原材料供应紧缺等诸多问题影响,被迫半途搁浅;有些企业虽勉强上马,但不久也都相继下马,造成人、财、物的巨大损失和浪费。”“1959年统计,合肥市工业盈利企业利润总额为4965万元,亏损企业亏损总额为1338万元。到‘二五’期末,即1962年,盈利企业利润总额降至1802万元,比1959年下降63 .7%。相反,亏损企业亏损总额却上升至2301万元,比1959年增加了71.97%。”(注9)
  1962年初,冯希仁接到合肥市委通知去北京开会,他当时并不了解开会内容,也不知道要去北京待几天。他回忆,合肥市与他同去的还有合肥市委第一书记刘征田、一位市委副书记及合肥钢铁厂、矿山机械厂、重型机械厂的领导。
  在凤阳县,与马维民同去的是县委副书记张秉尧。

  大会现场:“不只吃菜,鱼肉不缺”

  马维民、冯希仁和安徽省的代表都住在北京著名的友谊宾馆,这里以前曾用于接待在京的苏联专家。“我们去的时候苏联专家已经撤走了。我们每两人住一个房间。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住一栋二层楼上,他爱人余叔是省委办公厅主任,也住在那里,但没看见她参会。”冯希仁说。
  虽然还在困难时期,但北京的代表们吃得还不错。“在人民大会堂开大会,但我们吃饭在友谊宾馆。不仅仅是吃饱,杨尚昆是中央办公厅主任,他要求保证与会者吃好。有几个菜记不清了,不只吃菜,鱼肉不缺。房间里还有水果,我有个婶母住中关村附近,我还经常给她送些过去。”马维民说,市县代表一般都没有带秘书进京,他们通常的日程安排是白天开会,晚上则在宾馆看文艺节目———杂技、评剧、京剧以及侯宝林的相声。
  开大会的时候,人民大会堂内的三层会议厅坐得满满的。“会议隆重,组织严密。”冯希仁说,“每到开大会时,他们搭车前往人民大会堂,会议结束,再排队回原来的巴士。有一次,他看到维持秩序的公安人员在人民大会堂外集合,人数有300多。闲暇的时候,代表们也在北京城内四处走走。”
  冯希仁也有一次亲身经历便衣帮忙。他们听闻北京大栅栏电影院有立体电影放映,很想去看看。“之前就有人向中央反映,周恩来说电影院太小,只能坐100人,想去看的自己去看吧。我们几个人就去排队,一个便衣同志过来说,他们6个人是开会的,想看电影,就把我们带了进去,每人发个眼镜,没让买票。”
  七千人大会召开时,冯希仁记得,华东局第一书记柯庆施召集华东局的代表们开了一个会,做动员,然后将中央的书面报告草稿发下来讨论。
  在毛泽东的提议下,刘少奇代表中央提出的书面报告草稿,未经政治局讨论的情况下,就直接印发大会以征求修改意见。大会自1月11日开始,没有举行开幕式,会议一开始的主题是反对“分散主义”,加强中央的集中统一,但到了16日之后,改为以总结经验为主。(注10)
  隔着六十年时间之河,冯希仁和马维民已经不记得七千人大会还曾讨论过反对“分散主义”,但对总结经验还有印象。“各种意见都有。有人说主要是天灾,有人说主要是人祸。有人说,是经验不足交学费。”在马维民记忆中,他们没有讨论“三面红旗”是否还坚持的问题,认为这毋庸置疑是正确的。
  1月27日,是代表们第一次参加全体大会,此前都是学习文件和分组讨论。毛泽东主持会议,代表们见到领袖都很激动,掌声热烈长达15分钟(注11)。“我不记得掌声鼓了多久,但见到毛主席会使劲鼓掌,可想而知。”马维民说,那时对毛泽东还是崇拜,没有怀疑,“大会上中央承认有责任,毛泽东是一把手,当然也有责任。但那时不这么想,就觉得是集体责任,是下面没有执行好。”
  在讨论基础上形成的《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报告》定稿,成为大会的正式文件。1月27日,刘少奇还做了补充讲话,其中提到“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说法。按照原定议程,报告定稿被通过之后,七千人大会就该结束了。毛泽东也在刘少奇讲话后宣布,会议将在30日结束。
  马上就要春节了,2月4日是除夕。代表们开始准备回家。“大会上供应梨、苹果、香蕉等水果,在安徽看都看不到,有的人就买了些水果准备带回家过年。有一天中午吃饭(29日)的时候,接到通知,说下午不要出去,等通知。我们就坐在房间里,等到下午3点钟左右,集合上车,把我们拉到了人民大会堂,听毛泽东做报告。毛泽东说,大家一起留在北京过春节好不好?大家都鼓掌。”冯希仁说。
  1月30日下午,毛泽东专门做了一个发言。冯希仁回忆,毛泽东讲话的大意是:接到了检举信,有人反映如果就这样回去,问题还是没解决。所以不能散会。“毛泽东说有些人在捂盖子。开会的时候,坐在那里,别人都不敢提意见。说有人老虎屁股摸不得,这次一定要摸。让霸王‘别姬’。这是批曾希圣。他拿着两页纸,讲了两个多钟头,主要讲揭盖子。”
  七千人大会因此延时至2月7日,并进入以揭盖子为主的所谓“出气会”阶段。而安徽,也成为七千人大会中最受瞩目的省份。

  冯希仁。南都记者韩福东摄

  马维民。南都记者韩福东摄

  转入“出气会”:检举信与“揭盖子”

  毛泽东提到的检举信,有一封来自安徽省蚌埠市委副书记马骞。
  马骞已于1995年逝世,他儿子马方晨向南都记者介绍,马骞的信写于当年1月25日,递交上去后,几天没看到中央反应,认为没希望了,谁知接下来毛泽东宣布会议延期,而安徽省委领导班子接下来也因此而大换血。
  七千人大会召开时,马方晨还小(8岁),他只记得父亲给他从北京带回一个铁皮的小手枪玩具。而在去北京之前,马骞把一个旧呢子大衣翻新了一下,据说每个代表都要讲究形象,做件与毛主席相同款式的大衣。
  在父亲晚年住院时,马方晨特地问及七千人大会写检举信的事。“我当时说,把这段历史保留下来最好。但因为父亲有点老年痴呆,我也没做功课,没准备提纲,所以谈的效果并不好。父亲说,曾希圣这人被称‘曾霸王’,作风太霸道,地方反映强烈,他才向中央反映……但我后来看了他的检举信,发现他没反映这么具体的事。他的心里是想揭开盖子,但语言又不过分。”
  马骞留有检举信的备份件。马方晨说,检举信中提到:曾希圣曾压制代表讨论,说小组会上的发言要有根据,不能乱说。大会报告草稿中提到的问题,安徽都存在,只是没有揭开。中央有那么多指示,如果安徽按着做了,也不会犯那么多的错误……(注12)
  冯希仁记得,在毛泽东做了“揭盖子”的长篇讲话后不久,他们在友谊宾馆吃饭时,接到饭后到健身房开会的通知。在那里,他看到了刘少奇及一些部委领导。
  “刘少奇主持会议,要大家揭盖子。曾希圣先表态说:主席讲话了,大家要大胆揭发,有什么讲什么,放心大胆讲。检举信是哪个写的我也不知道,这是好事。昨天半夜两点,刘征田(合肥市委第一书记)来找我,说检举信是朱赤(安徽蚌埠铁路局书记)写的。不管是哪个写的,我有则改之。”冯希仁说,当时大家听了都有意见,恨刘征田,认为他是叛徒告密。后来才知道检举信作者不是朱赤,而是同为蚌埠干部的马骞所写。
  接下来的鸣放过程中,刘征田也曾试图上去发言,但遭到其他代表的阻拦。“安徽军区第二政委李世焱用胳膊向他一撞,说:我也是省委常委,你辖下死那么多人,你何时汇报过?我从来没听到过。刘征田走回去坐下来,李世焱讲完话后,他又要上去表态,被滁县地委书记孟亦奇给撞了回去。”冯希仁说,后来刘征田再次上台,又被一个高个子代表撞了个踉跄,差点跌倒,终于没能发成言。后来,大家开始分组讨论。
  马维民记得,刘少奇等人来过安徽组几次,第一次即表示:大家都讲真话,哪个讲假话,就开除党籍。代表们开始揭省委领导的盖子,“主要揭浮夸、饿死人的问题。大会上马骞发言了,孟亦奇也情绪激昂发表意见。我在大会上没发言,在小组上发言了,主要讲安徽死了那么多人,省里有责任,不能光怪中央。一开始,大家对揭省委盖子还是有顾虑,慢慢就好了。那时中央提出对代表的发言实行‘三不主义’: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不扣帽子。我就是在七千人大会上第一次听说‘三不主义’。”
  安徽在三年“大跃进”期间的非正常死亡人口数量,按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张凯帆的估计,大概为500万人。“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同志参加安徽组讨论,追问安徽饿死了多少人,第一次报40万,后来追问紧了,报到400万。实际上约有500万人。”(注13)
  刘征田受到了孤立。冯希仁说,当时友谊宾馆有个大食堂,可供上千人同时用餐,代表们十人一桌坐好后,菜就上来了。“刘征田在桌前一坐,别人都不来和他同桌,他孤立了。没办法,就在楼梯口空地上给他摆张桌子,单独吃病号饭,看着也怪可怜的;后来给他旁边搞了个屏风遮了一下。”
  至于曾希圣,原本有人单独给他送饭,在宾馆房间里与爱人余叔一起吃。后来被“揭盖子”,而且刘少奇等人来安徽组参加小组讨论时,都与代表在食堂一起吃饭,曾希圣不好继续留在房间里,就改到食堂。冯希仁说,一桌要凑齐十人才给上菜,但肯和曾希圣同桌的只有李任之等几名省领导,凑不够10人,“服务员就在门口拦,进来人就拉来和曾希圣同桌。后来,李任之去参加各地市讨论,也不回来和曾希圣吃了,服务员去拉人,人也不愿过来。只好凑不齐十人,也给上菜了。”

  历史的复杂性:“责任田”被叫停

  除夕那天吃的是饺子。菜也很丰盛,很有过年的气氛。但大家都想家了。那些在毛泽东讲话后鼓掌的人,并不是都发自内心同意留京过年。冯希仁说,他们和江西代表在一个食堂吃饭,听到有江西代表说:安徽人真操蛋,本想回家过年,他们写检举信,让我们都跟着不能散会,水果都买好了。
  在北京的伙食很好,有黄瓜、茄子、辣椒等蔬菜,这些在冬天的安徽看都看不到。“过年时,我带着几个孩子,一点肉都没买,也没什么菜,山芋叶子都没有,蒸窝窝头,腌咸菜。那时,我们一人一月只有25斤的粮票。”冯希仁的妻子说。(注14)
  会场外,也有很多人在关注着这次大会。除夕那天,马维民接到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的电话,胡想向他了解安徽揭盖子的情况。马维民叫上凤阳县委副书记张秉尧和定远县两位书记,一起去了胡耀邦家。马维民此前为安徽省团委副书记,算是胡耀邦的老部下。马维民说,1961年的秋天,胡耀邦曾去安徽考察,他的秘书在蚌埠给马维民电话,说接下来要去凤阳。当时安徽正在推行责任田,胡耀邦在凤阳住了两三天,去农村了解了一下情况,“从安徽回去之后,胡耀邦写了一份报告,对责任田有保留态度。”
  胡耀邦向毛泽东报送的报告名为《二十五天三千六百里路的农村察看》,他在报告中称“包产到户”为“一种起过作用但具有危险性的做法”。毛泽东在四天后批示:写得很好,印发各同志,值得一看(注15)。这份报告对1962年批判安徽“责任田”运动起了一定的作用。“1982年,胡耀邦去安徽,在合肥稻香楼说:我还欠着安徽的账呢。主要就是指的这个事。”胡耀邦说这个话的时候,马维民在现场。
  1962年正月初一,马维民等人在胡耀邦家聊了一上午。“他主要了解情况,没说什么。我们就谈了刘少奇如何去安徽组揭盖子和安徽饿死人的情况,中午在他家吃午饭,也没特别做什么菜,记得有条鱼。他饭量小得惊人,我以前接待过他,他吃的饭不够我们填牙缝的。”
  午饭后,胡耀邦问马维民等人想去哪里逛逛。回答是长城。“胡德平(胡耀邦长子)带我们去转了一圈。按大会规定,参会者不准出城,我们这是违反规定的。”马维民说。
  在会场上,马维民关注每一个中央领导的发言。他印象最深的,不是发言者,而是不发言者。“周恩来、林彪、朱德、邓小平他们都讲话了,只有陈云不讲。”
  “当时不知道,中央领导有分歧。刘少奇讲,地方有责任,中央也有责任,天灾人祸三七开,过左的政策不行的,农民没有积极性。”马维民说。
  薄一波晚年在回忆录中也表示,刘少奇当年的某些话,“今天看起来很平常,但在当时听起来的确有些刺激,从而也就留下了后来党内斗争的阴影。”(注16)
  七千人大会在正月初三结束。冯希仁说,会议期间所发的笔记本,全部被收回,“只字片纸不准留”。他们对会议讨论的内容,没有传达任务。后来,相关文件下发到县团级以上干部,他注意到毛泽东在会议上所说的“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两干一稀、大家满意”中,没了“晚上看戏”。他收到参会者全体合影的照片,有一米多长,可惜在“文革”期间丢失。
  冯希仁、马维民等安徽代表,一起回到了安徽。“曾希圣没有回来。几个书记都被降职了。李葆华成为安徽省委第一书记。”马维民说。
  在李葆华主政安徽后,此前被整肃的张凯帆等案获得平反。就马维民的感觉,七千人大会之后,农村的政策变得宽松,面貌因此有改观,这其实是大会前农业二十条、六十条等政策的延续。“有个慢慢贯彻的过程,1962年就不饿死人了。”
  历史仍有它的复杂性。值得一提的是,曾希圣在安徽推广的“责任田”,在七千人大会被叫停。马维民说,七千人大会后,凤阳县大部分农村开始“包产到组”,“一两家就可以一组,弟兄两家就可以一组,和单干差不多,但比单干好听。也有少部分包产到户,都允许。不大提三面红旗了。”马维民的记忆或许有误,据《凤阳县志》,1962年冬天,按照省委指示,全县取消“责任田”,继续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进行集体经营。
  权威的官方党史,也认为七千人大会有其局限性:“会议仍然从原则上肯定了‘三面红旗’。对‘反右倾’斗争,只是决定和宣布对下面受到错误批判的党员甄别平反,而对彭德怀仍未予以平反。在对形势的估计和困难原因的分析上,党内也还存在分歧。”(注17)

  注释

  注1:冯希仁2012年1月于合肥家中接受南都记者的专访。下同。
  注2:马维民2012年1月接受南都记者专访。下同。
  注3:“农业十二条”指1960年11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共十二条。指示信对纠正“共产风”,扭转农村局势,起了积极作用。“农业六十条”指1961年3月22日,中央工作会议通过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文件共10章60条。其目的是为了挽救、解决“大跃进”所造就的严重经济困难。
  注4:相关数字见《凤阳县志》,方志出版社1999年版。县志第三章“人口”称,1958年“大跃进”以后,全县人口呈现下降趋势,尤其是1960年发生非正常死亡,农村人口明显减少。1957年全县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198人,到1961年下降为152人。
  注5:《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下册,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央党史出版社2011年1月版。
  注6:转引自《乡村三十年——凤阳农村社会经济发展实录(1 9 4 9 -1983)》,第194页,王耕今、杨勋、王子平、梁晓东、杨冠三编,农村读物出版社1989年12月版。
  注7:据《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下册,1961年3月,中央在广州召开工作会议,曾希圣给毛泽东汇报责任田,毛泽东同意进行试验,但不久又表明了否定态度。安徽省委是最早在全省范围对包产到户加以支持和引导的省份,到1961年底,全省实行“责任田”的生产队占总数的91%.这时除安徽外,甘肃、浙江、四川、广西、福建、贵州、广东、湖南、河北、辽宁、吉林、黑龙江等省区也都实行了各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
  注8:杨尚昆负责大会通知的起草工作。邓力群觉得人们对《工业七十条》争议较大,尤其厂矿一级的党委书记有抵触情绪,认为消减了他们的权力,因此建议厂矿厂长、党委书记也参加大会,杨尚昆同意了。见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中国青年出版社2006年6月版。
  注9:《合肥市志》,第400、419页。合肥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纂,安徽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注10、11:参见《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
  注12:2012年1月,马方晨接受南都记者采访。
  注13:《张凯帆回忆录》,第344页。安徽人民出版社2004年10月版。
  注14:2012年1月,冯希仁妻子接受南都记者采访。
  注15:毛泽东对胡耀邦农村考察报告的批语,手稿,1961年10月6日。转引自中央文献出版社编《毛泽东传》(1949-1976),第1180页。
  注16: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1046页。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6月版。
  注17:《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下册,第598页。

  高看(每日一图,与文无关。2018年元月图片主题: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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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伊斯坦布尔大学校门前的多个旧书摊上,摆放着关于马克思、弗洛伊德、格瓦拉的书籍,中国年轻人来看了或许会觉得很熟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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