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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这么多穆斯林如此憎恨西方?
   

  2018年5月19日,被称为“最后一位伟大的东方学家”的中东史大家伯纳德·刘易斯,在美国新泽西州去世,享年102岁。2002年他出版了对伊斯兰文明现代转型的总结性之作:《哪里出错了?中东的伊斯兰与现代性的冲突》,作出了如下论断


  老高按:前天微信群里有人转发了一则消息:《伦敦陷落:500个教堂关闭,423个清真寺开张……》还配发了多张照片做对比:教堂里“厅”可罗雀,清真寺人潮汹涌。
  这则消息立即被网管删除了。不管这个具体数字是否有出入,文章是否渲染过分,但是欧洲国家穆斯林人口的急剧增长,确实不仅引起了西方国家主流舆论的高度关切,而且也让华人不得不关注——因为伊斯兰教中相当多数,是与以西方为代表的现代文明格格不入的,其中为数不少者,毫不掩饰对西方非常憎恨。
  他们为什么这么恨西方?
  有朋友推荐发来链接,介绍上个月刚刚在新泽西去世的中东史专家伯纳德·刘易斯(Bernard Lewis)的著作和观点。
  这篇文章很长,原发于“搜狐·文化”栏目,署名为“叙拉古之惑”,文章有两部分,前面是“叙拉古之惑”介绍伯纳德·刘易斯,后面则是伯纳德·刘易斯的一段文章。
  在文章中不断插入书籍的广告,是伯纳德·刘易斯著作的中文版,其中有《穆斯林发现欧洲》、《中东两千年》、《历史上的阿拉伯人》……也有亨廷顿等其他学者的著作。为不影响读者的阅读,这里我都删去了。


  “文明冲突论”前传:穆斯林愤怒的根源

  叙拉古之惑

https://5b0988e595225.cdn.sohucs.com/q_70,c_zoom,w_640/images/20180617/97da1d9caa0f4f1db0bf0a414ac4d286.jpeg

  2018年5月19日,被称为“最后一位伟大的东方学家”的中东史大家伯纳德·刘易斯(Bernard Lewis)在美国新泽西州去世,享年102岁。
  伯纳德·刘易斯生于1916年的英国伦敦。23岁时,从伦敦大学东方研究院(现为亚非学院)博士毕业,专攻伊斯兰史,后留在该学院任教。二战期间,他是一名军人,效力于英国皇家装甲兵团和情报部队,后又被借调到外交部。二战后,路易斯回到了伦敦大学任教,研究中东史。
  1974年,伯纳德·刘易斯离开英国,来到美国的普林斯顿大学、康奈尔大学任教,直到退休。这段时间也是他最为高产的阶段。伯纳德·刘易斯精通阿拉伯语、波斯语、土耳其语、希伯来语等多种语言,出版了超过30本书籍,发表了上百篇文章。其中,翻译成中文的书籍有《中东两千年》《穆斯林发现欧洲 :天下大国的视野转换》《历史上的阿拉伯人》《现代土耳其的兴起》等。
  作为中东史最具有权威的历史学家,伯纳德·刘易斯受到了学术同行的盛赞:“可以说中东历史中没有一个时期是伯纳德·刘易斯没有涉足的,凡是伯纳德·刘易斯涉足的领域,没有一个不因他而生色的。”
  在911事件之后,因为巨大的学术声望,伯纳德·刘易斯也走出了学术的象牙塔,频频接受各大媒体的采访,参加电视谈话节目,发表讲演,并在《大西洋月刊》、《华尔街日报》等媒体撰写文章,发表自己对目前东西方关系和伊斯兰世界未来走向的看法。年过八十之后,因为政治议题,转瞬成为各国政府座上宾,他自嘲道:“本·拉登成就了我的盛名。”
  2002年伯纳德·刘易斯在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他对伊斯兰文明现代转型的总结性之作,《哪里出错了?中东的伊斯兰与现代性的冲突》(What Went Wrong? The Clash Between Islam and Modernity in the Middle East)中作出了如下论断:
  1.中东现代化的成果是令人失望的。
  2.中东已经习惯于把问题和责任推给别人。
  3.20世纪在中东起支配作用的两个运动是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
  4.中东现在有两个具有代表性的回答,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式的回答,将一切罪过归结于背离了伊斯兰教;土耳其共和国式的回答,即世俗民主制度。
  5.在西方人看来,中东真正的问题,在于缺乏自由,包括思想自由、经济自由、妇女自由和政治自由。
  6.如果中东沿着现在的道路走下去,就好比是一个自杀式炸弹杀手,摆脱不了仇恨、愤怒、贫穷和压迫的螺旋式下降。
  7.如果中东沿着这条路走下去,最终的结果将迟早被外部力量所控制。

  伯纳德·刘易斯在其著作中对中东政治现代转型实践的悲观诊断,外来文明干预的预测,以及对土耳其转型模式的肯定,使得他认为将中东国家改造成为一个类似于土耳其的现代世俗的民主国家是可行的。这种认识使得伯纳德·刘易斯和新保守主义的小布什政府一拍即合。
  其实作为美国伊斯兰问题研究的元老,伯纳德·刘易斯早在上世纪90年代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之后,刘易斯就应时任国防部长的切尼之邀,和多位中东研究者对中东的历史和现行政策进行讨论。之后,他一直与切尼保持着密切联系。
  “911”事件后不久,刘易斯为部分白宫官员、军事助手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成员就阿拉伯伊斯兰问题作了报告,阐述阿拉伯地区的反美情绪源自其国内而并非由于美国的行为。当时的国防部副部长沃尔福威茨称,“伯纳德教我们如何理解中东复杂而又重要的历史,并为建设一个更美好世界的下一步行动指明了方向。”此外,刘易斯还会晤过美国总统布什、国家安全顾问赖斯,他是舆论眼中最受白宫青睐的历史学家,甚至就是“布什的历史学家”。2006年5月2日,刘易斯90岁生日前夕,费城国际事务委员会专门为他举行了一次荣誉午餐会。副总统切尼在现场发表讲话盛赞刘易斯说:“在新的世纪中,政策制定者、外交官、学界和新闻媒体每天都在追寻刘易斯的智慧。”
  一个人的命运,当然要靠自我奋斗,但是也要考虑到历史的行程。
  不过,作为一个右翼历史学家的伯纳德·刘易斯,很显然不受左翼批评家所喜欢,巴勒斯坦裔的后殖民批评家萨义德在其名著《东方学》中,不点名的批评伯纳德·刘易斯:“尽管他们试图使其著作成为宽容客观的学术研究,但实际上却事与愿违,几乎成了对其研究对象的一种恶意诽谤。”伯纳德·刘易斯则在后来出版的《伊斯兰与西方》中对萨义德进行了回应,认为作为纯粹学术研究的伊斯兰东方学研究复杂多样而且专业,门外汉的批评是无意义的。
  伯纳德·刘易斯和萨义德在1986年,在北美中东研究学会(theMiddle East Studies Association of North America)第20届年会上的直接交火并且持续的交锋,让我们看到了伯纳德·刘易斯“余岂好辩哉”的无奈,但是这样的争议,并没有随着伯纳德·刘易斯的去世而结束。就在伯纳德·刘易斯去世后不久,哥伦比亚大学一位伊朗裔的文学教授哈米德·达巴什在《唉,可怜的伯纳德·刘易斯,一个无比滑稽的家伙》一文中对伯纳德·刘易斯进行了一篇恩格斯《反杜林论》式的攻击:

  想象一下:什么人会花一辈子的时间,来研究他憎恨的人?这是一个相当古怪的命题。但情况就是这样:已故的伯纳德·刘易斯一辈子做的,就是这个。他是后911时代针对伊斯兰和穆斯林的仇恨政治的主要理论家。
  刘易斯不是什么客观地,致力于发现历史真相的学者。恰恰相反:在他留下的每一本书中,他都在挑选可以用来妖魔化穆斯林、贬斥和诋毁他们的文明、使他们在规范上、在道德上、和在想象上臣服于他服务的那些人的殖民支配的事实和人物。他最近的,最著名的那本书,《哪里出错了?中东的伊斯兰与现代性的冲突》(What Went Wrong? The Clash Between Islam and Modernity in the Middle East, 2002)不是一部学术著作。它是一本格式手册、一本灌输教条的小册子,是的,是教育美国和欧洲的安全、军事、和情报官员,为什么他们必须控制伊斯兰世界。
  在制造“伊斯兰与西方”之间的根本的、不可调和的差异这件事情上,没有人起的作用,比刘易斯更大——后来萨缪尔·亨廷顿捡起来,用来打造文明冲突论的那个东西,就是刘易斯的独特成就。就这点而言,你甚至都不需要进一步的证据和证明,你只要看看,在他死后,是谁在赞美他就好了。“伯纳德·刘易斯是我们时代伟大的伊斯兰和中东学者之一。我们会永远感激他对以色列的坚定辩护”,以色列总理本杰明·内塔尼亚胡如是说,当然了,内塔尼亚胡本人,也是一个世界级的伊斯兰和中东权威!
  “一位真正的学者和一个伟大的人”,又一位伊斯兰研究领域的“顶尖”学者,新任美国国务卿的迈克·蓬佩奥如是说。“我对中东的理解,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他的著作……他也和我一样相信,在这件事情上,美国人必须更加自信,那就是,我们的国家是伟大的。谢谢你,刘易斯先生,为了你一生的贡献”。“关于中东的历史,你不可能找到比他更权威的人了”,这是迪克·切尼的说法,而这位前副总统,就是给我们带来水刑和阿布格莱布酷刑房的那个人,当然了,他本人也是一名优秀的,伊斯兰的历史和教义方面的权威。
  你把内塔尼亚胡、蓬佩奥、和切尼——再加上他们对刘易斯的无限的爱与敬仰——放到一起,你也就把陪伴他的一切放到了一起:他点燃的仇恨,他渴望送给他一直到死都在“研究”的人的死亡和毁灭。


  事实上,我们不用怀疑一个哥伦比亚大学的教授,萨义德的仰慕者,近乎卖萌式的提出一个很容易理解的命题,是出于无知——“什么人会花一辈子的时间,来研究他憎恨的人?这是一个相当古怪的命题。”其实,我相信他所熟知的马克思就是一个花了一辈子时间去研究他所憎恨的事物的人。他近乎谩骂的攻击,倒是产生一个我无法回答的问题,究竟是什么时候同情黑矮挫(“黑矮挫”指什么?没懂。——老高注),成为了一种理直气壮的资本?
  诚然,我们事后回看伯纳德·刘易斯当年对于伊拉克改造计划的支持,充满了对社会科学的无知,但是我们又必须承认,伯纳德·刘易斯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对于伊斯兰文明理解的把握上,及已对当下文明冲突的诊断,是相当精准的。本文原标题《The Roots of Muslim Rage》,1990年发表于美国《大西洋月刊》(Atlantic Monthly)。后由我的两位朋友李文庭翻译,宋宗澳校对。原首发于【社科同文馆】(已封),在经过两位授权后,我根据近日的报道和过往的论文,编著了本文的上半部分,可以视为本文的背景补充。

  导读:在本文中,刘易斯提出西方和伊斯兰的斗争是一场“文明的冲突”,后来这一概念在亨廷顿的著作中得到了深入的阐释和运用。他认为,穆斯林愤怒(Muslim rage)的根源在于,这是“宗教的东方”(religious East)对“世俗的西方”(secular West)进行的挑战。政教分离,只有到了美国才通过立法从理想变成了现实。绝大多数未完成政教分离的宗教,都无法真正传播至全世界,而唯一的特例便是伊斯兰。刘易斯将伊斯兰的历史看作是与欧洲基督教文明相对抗的历史。这种十字军对抗圣战士的局面,一直到17世纪中期欧洲殖民秩序兴起而正式结束。世俗化的欧洲殖民者将亚洲与非洲纳入了殖民世界格局之内。此后,伊斯兰世界随着西方的强大而深陷困境,这种屈辱感、失落感造成了穆斯林的愤怒。

  穆斯林愤怒的根源

  ——为何这么多穆斯林如此憎恨西方,为何他们的苦难不会轻易平息?

  托马斯·杰斐逊在他的一封信件中曾说,在宗教问题上,“公民政府的格言”应该被颠倒过来;我们应该说,“分离则存,合一则亡”(Divided we stand,united we fall.)。杰斐逊所提出的这句经典简洁的话语,已被视为美国的根本原则:政教分离。这种思想并非首创,它在斯宾诺莎、洛克和欧洲启蒙思想家的著作中已有先例。然而,正是在美国,该项原则首次被赋予法律效力,并在两百年来逐渐变成现实。
  如果认为政教分离的观点是相对较新的——仅能追溯到300年前,那么,宗教与政治的区分,则几乎可以追溯到基督教兴起的开端。在基督教的圣经中,基督徒被告诫:“凯撒的归凯撒,上帝的归上帝。”尽管对这句话的真正含义有着不同的看法,但它通常被解释为赋予两种机构合法的并存地位,每个机构都有自身的规则和权力链条——一个关乎宗教即教会,另一个涉及政治即国家。既然是两个,它们就可以结合或分离,从属或独立;并且,它们之间可能会在边界划分和管辖权问题上出现冲突。
  这种由政教关系造成的问题及其可行的解决办法,都源于基督教的(而非普遍的)原则和经验。还存在有对宗教和政治具有不同理解的其他的宗教传统,这些问题及其可行的解决办法,跟我们在西方了解的情况也是截然不同的。大多数这些传统,尽管通常较为成熟且具有较高的成就,但仍然是地方性的——即仅局限于一个地区、一种文化或一个民族。然而,有一种宗教传统,无论是分布范围、持久性的活力还是普世救赎的抱负(universalist aspirations),都可以与基督教相提并论——它就是伊斯兰教。
  伊斯兰教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宗教之一。作为一个非穆斯林的伊斯兰教历史学家,我很清楚我在说什么。伊斯兰教给无数的信徒带来了慰藉和平静。它赋予了单调而贫穷的生活以尊严和意义。它教会了不同种族的人们如兄弟般地一起生活,也教会了不同信仰的人们适度包容地共同生活。它激发了一个伟大的文明,在这个文明中,除了穆斯林以外,其他人也都过着富有创造性和有益的生活,而它的成就则改变了整个世界。但是,同其他宗教一样,伊斯兰教也经历过这样的时期:它曾经在一些信徒身上激起了充满仇恨和暴力的情绪。这是我们的不幸:穆斯林世界的一部分——但绝非全部甚或大部分——目前正在经历这样一个时期;并且,很多——但不是全部的——仇恨都是针对我们的。
  我们不应该夸大问题的严重性。穆斯林世界对西方的排斥远未达成一致,而第三世界的穆斯林的敌意也不是最强烈的和最极端的。还有相当数量的——在某些方面也许是大部分——穆斯林与我们共享着一些基本的文化和道德、社会和政治、信仰和愿景;还有一个在文化上、经济上和外交上强大的西方存在于在穆斯林土地上,其中一些还是西方的盟友。当然,在穆斯林世界——无论是在中东或其他地方,美国政策没有在任何地方遭受了灾难,或者面临着类似于东南亚或中美洲的问题。在穆斯林世界,没有古巴,也没有越南,也没有美军作为战斗人员、甚至是“顾问”的地方。但是,有一个利比亚,一个伊朗和一个黎巴嫩,以及一股强烈的仇恨,这些仇恨让美国人感到忧虑,恐慌,并且首先是困惑。
  有时,这种仇恨超越了对具体利益、行为、政策甚至国家的敌意,并成为对西方文明的排斥——包括西方文明本身及其所作所为,还有它所实践和宣扬的原则和价值观。这些内容确实被认为是天生邪恶,而那些宣扬或接受这些内容的人们则被视为“上帝的敌人”(enemies of God)。
  这些话经常反复出现在伊朗领导人的讲话、他们的司法程序以及政治宣言中;对于现代的局外人(modernoutsider)——不管是宗教的还是世俗的——来说,这些话都显得很陌生。要想消解这种观念——上帝有敌人,并需要人类的帮助来识别和处理它们——有点困难。然而,它也并非完全是格格不入的。上帝之敌人的观念,在前古典和古典时期,都是很常见的;在旧约、新约以及古兰经中,也是如此。这种观念的一个特别相关的版本,出现于古代伊朗的二元论宗教,其创世论(cosmogony)假定存在着两个至高无上的权力——而非一个。不同于基督教、穆斯林或犹太教的魔鬼,琐罗亚斯德教的魔鬼不是一个执行上帝指派的神秘任务的被造物,而是一种独立的力量,一个致力于在宇宙中同上帝作对的最高邪恶势力。这种观念通过摩尼教和其他途径影响了基督教、伊斯兰教和犹太教的许多教派。这种几乎被遗忘的摩尼教信仰,已经将该问题的观点称作是在势均力敌的至善和至恶两种力量之间的一种鲜明而单纯的冲突。
  《古兰经》当然是严格的一神论,只承认一个上帝,一个万能的力量。斗争,存在于人心的善恶之间,存在于上帝的戒律与魔鬼的诱惑之间;但是,这被看作是上帝钦定的斗争——它的结果也是被上帝所预定的,并以此作为对人类的考验,而不是被看作那种人类可以在这场善恶对抗的胜利中发挥关键作用的斗争——就像一些旧的二元论宗教那样。伊斯兰教,同犹太教和基督教一样,尽管也是一神教,但却在不同的阶段受到了不同的影响;例如,特别是在伊朗,它受到了二元论宇宙观的影响——包括善与恶、光明与黑暗、秩序与混乱、真理与谬误、上帝与对手(the Adversary,拥有魔鬼、伊布利斯、撒旦或其他称呼)。

  异教徒世界的崛起

  在伊斯兰教中,善恶的斗争很快就在政治甚至军事上获得了影响。穆罕默德不仅是先知和导师——像其他宗教的创始人一样,还是一个政权和共同体的首领、一个统治者和一个战士。因此,他的斗争涉及到一个国家及其武装力量。对伊斯兰教来说,如果在作为“上帝之路”的圣战中,战士是在为上帝而战,那么,他们的对手就是在与上帝作战。由于上帝原则上是最高统治者,是伊斯兰国家的最高领袖——而先知及之后的哈里发则是他的代理人——因此,上帝作为最高统治者指挥着军队。军队是上帝的军队,敌人是上帝的敌人。上帝战士的职责是尽快把上帝的敌人送到上帝将要对他们实施惩罚的地方——即彼世。
  显然与此有关的是,伊斯兰教所认为的人类基本划分。大多数(或者是所有的)人类社会,都有一种区别自己和他者的方式:圈内人与局外人,内群体与外群体,亲属或邻里与外来人。这些定义,不仅界定了局外人,而且——也许更确切地说——也有助于界定和说明我们对自己的看法。
  从许多穆斯林正开始回归的古代伊斯兰教观点来看,世界和人类都被一分为二:穆斯林法律和信仰盛行的伊斯兰家园(the House of Islam),其余的则被称为不信之家(the House of Unbelief)或战争地区(the House of War),让其皈依伊斯兰教是穆斯林的使命;但是,世界上大部分地区仍然处在伊斯兰教之外;并且,根据穆斯林激进分子的观点,甚至在伊斯兰家园内部,伊斯兰教的信仰也已经被破坏,伊斯兰教法也被废除。因此,圣战的义务是从家园内部开始发展至家园之外,以反对同样的异教徒敌人。
  就像人类历史上已知的所有其他文明一样,穆斯林世界在其全盛时期将自己视为真理和文明的中心,而周围的异教徒野蛮人将会在适当的时候被启蒙和开化。但是,在不同的野蛮人群体之间有一个关键的区别。东方和南方的野蛮人是多神论者和拜偶像者,完全不能对伊斯兰教构成严重威胁和竞争。相比之下,在北方和西方,穆斯林很早就认识到一个真正的对手——一个具有竞争性的普世宗教,一个由这种宗教所激发的独特文明,以及一个尽管比他们的小得多、但其野心和抱负完全不逊于他们的帝国。这个实体被其自身和他人称为基督教世界——这个字眼长久以来几乎等同于欧洲。
  这些敌对信仰体系之间的斗争,已经持续了大约十四个世纪。它始于七世纪伊斯兰教的兴起,几乎一直延续到今天。它包括了一连串的攻击和反击,圣战和十字军,征服和再征服。由于在首个千年里伊斯兰教不断前进,基督教因而处在后退和威胁之下。这种新的信仰,征服了地中海东部(the Levant,即黎凡特)和北非原本属于基督教的土地,并入侵欧洲,还统治过西西里、西班牙、葡萄牙甚至法国的部分地区。十字军试图收复东方的基督教失地,但被阻止和挫败;甚至,连穆斯林在欧洲西南部收复失地运动中的损失,也被伊斯兰教在欧洲东南部的挺进所弥补,还曾两度兵临维也纳城下。在过去的300年里,自从1683年奥斯曼土耳其第二次围攻维也纳的失败和欧洲殖民帝国在亚洲和非洲的崛起以来,伊斯兰教则一直处于守势;并且,欧洲的基督教和后基督教文明和她的儿女们,已经把包括伊斯兰世界在内的整个世界纳入其势力范围。
  长期以来,伊斯兰世界对抗西方至上的浪潮不断高涨,并渴望重新树立穆斯林的价值观,恢复穆斯林的伟大。穆斯林已经遭受了连续的失败。第一次是,相对于俄罗斯和西方势力的强大,他们失去了在世界上的统治地位。第二次是,由于外国的思想、法律和生活方式,以及有时甚至是外国统治者或殖民者的入侵,再加上当地非穆斯林势力的参政,他们在本国的权威遭到了削弱。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根稻草,则是他们对本国的控制权,面临着来自于那些被解放的妇女和叛逆的青年的挑战。这实在是太难以忍受了。这些外国人、异教徒和难以理解的力量,颠覆了穆斯林的统治地位,扰乱了伊斯兰社会,最终侵犯了他们的圣所家园;因此,穆斯林愤怒的爆发,是不可避免的。理所当然地,这种愤怒应该主要针对他们千年以来的敌人,并应从古老的信仰和忠诚中汲取力量。
  欧洲和她的儿女们?美国人对这种措辞似乎感到有些奇怪。他们的民族神话,自建国之初甚至更早的时候,往往通过反对欧洲来建构他们的身份认同——它是全新的、完全不同于传统的欧洲方式。然而,这并不是其他人所理解的那种方式;它在欧洲不常见,也几乎从未出现在其他方。
  尽管其他种族和文化的人们,在很大程度上,不自觉地参与了美洲的发现和开创,但是在世界其他地方看来,这仍然是由欧洲人主导和控制的一项欧洲事业,而欧洲人则把他们的语言、宗教和大部分生活方式赋予了这项事业。
  长期以来,自愿移民到美国的几乎全是欧洲人。确实也有一些人来自中东和北非的伊斯兰地区,但其中几乎没有穆斯林;多数是基督教徒,还有少数是这些国家的少数族裔犹太人。他们到美国去,以及后来在美国的存在,必然会强化而不是削弱美国在穆斯林眼中的欧洲形象。
  在伊斯兰世界,人们对美国知之甚少。起初,地理大发现引发了一些兴趣;唯一存世的哥伦布美洲地图的副本是由土耳其人翻译和改编的,现在仍然保存在伊斯坦布尔的托普卡帕宫博物馆。一位16世纪土耳其地理学家对发现新世界的题为《西印度的历史》的记述,是土耳其最早出版的书籍之一。但此后,这种兴趣似乎减弱了,而在土耳其语、阿拉伯语或其他穆斯林语言中,有关美国的记述也并不多,直到相对晚近的时期。当时,一位摩洛哥驻西班牙的大使,撰写了被确定为第一部关于美国革命的阿拉伯语著作。1787年,摩洛哥苏丹与美国签署了一项和平与友好条约。此后,这个新共和国与其他穆斯林国家展开了一系列的交往——或友好的,或敌对的,但大多数是商业性的。这些似乎对双方都没有什么影响。美国革命及其诞生的美利坚合众国一直未被注意,也不为人所知。甚至在19世纪,在伊斯兰世界存在着规模虽小但不断增长的美国人——商人、领事、传教士和教师——也很少或根本没有引起他们的关注,当时的穆斯林文学和报纸上也几乎没有提及。
  第二次世界大战、石油工业和战后的发展,使许多美国人来到了伊斯兰世界;越来越多的穆斯林也来到美国,先是学生,然后是教师、商人或其他访客,最后则是移民。电影和后来的电视,把美国人的生活方式——或者至少是其中某一种——带到了那数百万以前对美国毫无所知的人们面前。美国的产品种类繁多,尤其是在战后的那些年——当时欧洲的竞争几乎被消除,日本的竞争还没有出现;这些产品进入了穆斯林世界最遥远的市场,赢得了新的顾客,也许更重要的是,创造了新的品味和追求。对一些人来说,美国代表着自由、正义和机会。而对于更多的人来说,它也代表着财富、力量和成功,同时这些品质也并不被看作是罪恶或犯罪。
  后来,一种分布广泛和日益壮大的宗教复兴运动的领导人,发现并认定了他们的敌人是上帝的敌人,还指出了这个敌人在西半球的“居处和名字”。这时,情况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突然,美国似乎已经成为了头号敌人、魔鬼的化身以及——尤其对穆斯林来说——一切善良的伊斯兰教的邪恶对手。为什么?

  某些熟悉的指控

  在反西方主义的情绪——尤其是反美情绪中,有来自欧洲的某些思想影响。其中一种就是来自德国。在那里,对美国的负面看法构成了一个思想学派的一部分,而绝不仅限于纳粹,还包括各种各样的作家如赖内·马利亚·里尔克(Rainer Maria Rilke,1875~1926,奥地利诗人——译者注)、恩斯特·荣格(ErnstJunger,1895-1998,德国作家和思想家,曾参加两次世界大战,是个狂热的军国主义者——译者注)和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1889-1976,德国哲学家,20世纪存在主义哲学的创始人和代表人物之一——译者注)。在这种看法中,美国是一种没文化的文明的极端例证: 富裕舒适、物质先进,但却呆板无聊;人为制造的或最多也只是建构的,而非生成的;机械的而非有机的;技术精巧复杂,但却缺乏那种源远流长的、人文的民族文化所具有的精神和活力——而这正是日耳曼人和其他“纯种”民族("authentic" peoples)所具备的品质。在30年代和40年代早期,德国哲学,特别是教育哲学,在阿拉伯世界和其他一些穆斯林知识分子中非常流行,而反美主义思想就是这种思潮的一部分。
  在第三帝国(即纳粹德国——译者注)的崩溃和德国影响的暂时结束之后,另一种甚至更加反美主义的哲学,取代了它的位置——即苏联版本的马克思主义,它谴责西方资本主义及其最先进和最危险的代表即美国。随着苏联的影响开始消退,又有另外一个取而代之,或者至少是补充前者——全新而神秘的第三世界主义,这源自于西欧特别是法国,后来还有美国,并时常在他们早期的哲学中出现。这种神秘感得益于人类在过去创造黄金时代的普遍倾向,以及欧洲特有的将其定位到别处的倾向。曾经的黄金时代神话的一个新变种,被放到了第三世界;在那里,非西方的亚当和夏娃的纯真被西方的毒蛇毁掉了。该观点把东方的善良纯洁和西方的邪恶这一判断奉为圭臬,并形成一条从西欧到美国的邪恶指数曲线。这些思想的种子被播撒到肥沃的土壤上,因而赢得了广泛的支持。
  但是,虽然这些外部输入的思潮促使了反西方主义和反美主义的思想表达,但它们并没有造成这种现象的产生。当然,它们也不能解释,为什么这种广泛的反美主义能够被中东和伊斯兰世界的其他地区的这么多穆斯林所接受。
  必须明确的是,那种能够获得这些完全迥异的学说支持的思想,不是纳粹的种族理论,它对阿拉伯人没有什么吸引力;也不是苏联无神论的共产主义,它可能对穆斯林也没有什么吸引力;而是他们共同的反西方主义倾向。纳粹主义和共产主义,无论是作为一种生活方式,还是作为一股世界力量,都是反对西方的主要力量。因此,即使没有获得那些被西方视为主要敌人的势力的支持,他们至少可以指望得到同情。
  但是,为什么敌意处在第一位?我们如果从一般转向具体,就会发现并不缺乏由某些西方政府追求和采取的个别政策和行动,而这便激起了中东和其他伊斯兰民族的强烈愤怒。不过,当这些政策被摒弃,问题得到解决时,往往只是获得局部和暂时的缓解。法国人离开了阿尔及利亚,英国人离开了埃及,西方的石油公司离开了他们的油井,西化的国王离开了伊朗——然而,原教旨主义者和其他极端分子对西方及其盟友的普遍怨恨,依然存在和增长,并没有得到平息。
  当前在穆斯林中,被引述最频繁的反美情绪的原因,是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随着亲密程度和涉入深度的增加,这种支持肯定是一个重要因素。但是在此,还是有一些奇怪的地方,很难用某种单一的、简单的原因来解释。在以色列建国初期,美国当时对以色列还保持着一定的距离,而苏联则立即给予以色列以法律上的承认和支持:通过苏联的一个卫星国捷克斯洛伐克运送的武器,拯救了襁褓中的以色列,使其在生命的最初几周内免于战败和灭亡。然而,对苏联来说,这些政策似乎没有什么大的恶意,也没有对美国有相应的善意。1956年,正是美国有力而果断的干预,确保了以色列、英国和法国军队撤出埃及——然而,在50年代和60年代,埃及、叙利亚、伊拉克和其他国家的统治者,转而向苏联而不是美国寻求武器。正是在苏联阵营的支持下,他们在联合国和全世界形成了团结的纽带。最近,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统治者对以色列和犹太复国主义表达了立场坚定和毫不妥协的谴责。然而,即使是这些领导人,在阿亚图拉·罗霍拉·霍梅尼(Ayatollah Ruhollah Khomeini)逝世前后,当他们为了自身原因而决定进行各种对话时,也发现与耶路撒冷交谈比对华盛顿更容易。与此同时,黎巴嫩的西方人质——其中许多人致力于阿拉伯人的事业而且还有一些人则皈依了伊斯兰教,被他们的劫持者当作大撒旦(Great Satan)的爪牙对待。
  来自穆斯林异见人士的另一种更为常见的解释,是将反美情绪归因于美国人支持他们所憎恨的政权,而这些政权被激进派看作是反动的,被保守派看作是不虔诚的,被两者都看作是腐败和残暴的。该项指控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并有助于解释为什么一个本质上是内向性的、通常反民族主义运动竟然转向反对外国势力。但是,这是不够的,特别是因为对这些政权的支持在范围和(如伊朗国王所认识到的)有效性上已经受到了限制。
  显然,其中还牵涉到比这些具体的不满情绪要更为深层次的问题。尽管这些不满情绪可能是不计其数的和重要的,但那更为深层次的问题就是,他们把每个分歧都变成一个问题,并使每个问题都无法解决。
  这种对美国的反感以及更一般的反对西方情绪,绝不仅限于穆斯林世界;除了伊朗的毛拉及其在其他地方的门徒以外,穆斯林也并没有经历过和表现出这种情绪的更致命的形式。幻灭和敌意的情绪,影响了世界上许多其他地方,甚至也波及到了美国的某些方面。正是通过这些为他们自己——并声称为第三世界被压迫人民的——持续发声,这种流传最为广泛的、关于对西方文明及其价值观念的拒斥的解释和理由,最近才被知晓。
  这些指控听起来并不陌生。我们西方人被指责为性别歧视、种族主义和帝国主义,而这些又在父权制和奴隶制、暴政和剥削之中被制度化。面对这些指控和其他可憎的罪名,我们别无选择,只能认罪——不是作为美国人,也不是作为西方人,而不过是作为人类,作为人类的一员。在这些罪恶中,我们不是唯一的罪人;而在其中,我们绝不是最坏的。在西方世界以及更普遍地在基督教世界中,妇女的地位一直是不平等的且往往是被压迫的。但是,甚至在最坏的情况下,这也要比一夫多妻制和蓄妾制更好;而后者对待妇女的这种方式一直是这个星球上普遍的惯例。
  那么,种族主义是造成不满的主要因素吗?当然,这个词,在那些面向西方、东欧以及一些第三世界听众的宣传中,非常显眼。在有关家庭消费的作品和出版物中,它所占的位置却不那么突出,并且已经成为一个笼统的、毫无意义的滥用术语——就像“法西斯主义”,这个术语现在却甚至被那些形形色色的一党专政、民族主义独裁的代言人用在他们的反对派身上。
  奴隶制今天被普遍谴责为一种危害人类的罪行。但是,在人们的记忆中,它已经被实践,甚至被当作一种由神圣律法所确立和规制的必要制度来捍卫。这种特殊制度——美国人曾这样称呼奴隶制的特殊性——不在于它的存在,而在于它的废除。西方人首先打破了这种被普遍接受的共识,并取缔了奴隶制——首先在国内,然后在他们控制的其他领土,最后在全世界任何他们能够行使权力或影响力(即凭借帝国主义)的地方。
  那么,帝国主义是造成这种不满的因素吗?一些西方大国——从某种意义上说,作为一个整体的西方文明,无疑是罪恶的帝国主义。但是,我们真的相信,只有西欧的扩张过程存在着这种道德犯罪,而在其他民族的扩张中,就没有这种道德犯罪吗?比如,那些较早的、相对原始(relatively innocent)的扩张——阿拉伯人、蒙古人或奥斯曼人进行的扩张;或者,稍微晚近的扩张——如斯拉夫人把统治推进到波罗的海、黑海、里海、兴都库什以及太平洋。通过践行性别歧视、种族主义和帝国主义,西方只是遵循了人类历史上数千年来共同的惯常做法。而不同于其他文明的地方就在于,西方文明正在不断辨识、命名和尝试来医治这些历史性疾病——况且也并不是完全没有成功。这无疑是一个值得祝贺而非谴责的事情。我们通常并不会主张,西方医学或者尤其是帕金森医生和阿兹海默医生,要对他们所诊断出的并以其名字命名的疾病负责。
  在所有这些罪行中,遭受最广泛、最频繁、最强烈谴责的,无疑是帝国主义——有时只是西方,有时是东方(即苏联)和西方。但这个术语在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文献中的使用方式常常表明,该词在这些文献中的意义可能完全不同于西方批评家所理解的。在许多这类著作中,“帝国主义者”(imperialist)一词具有明显的宗教意义,往往与“传教士”结合使用,有时也可互换使用,并指代包括十字军和现代殖民帝国在内的某种攻击形式。人们有时也会形成这样的印象:帝国主义的罪行,并不像西方批评家认为的那样,是一个民族对另一个民族的统治,而是在这种关系中的角色分配。真正邪恶的和不可接受的,是异教徒对真正信徒的统治。对于真正的信徒来说,统治异教徒是正当的和自然的,因为这维护了神圣的律法,并给予异教徒以机会和激励,来接受真正的信仰。但是,异教徒统治真正的信徒,则是亵渎和不自然的,因为它导致在社会中宗教和道德的腐败堕落,以及藐视甚至废除上帝的律法。这可能有助于我们理解不同地区如埃塞俄比亚、厄立特里亚、印度克什米尔、中国新疆和南斯拉夫科索沃目前所面临的麻烦——这些地区的穆斯林人口由非穆斯林政府统治。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西欧最近出现的穆斯林少数族裔的代言人要求给予伊斯兰教一定程度的法律保护,而这些国家已经不再给予基督教、也从未给犹太教以法律保护。当然,这些穆斯林代言人原属国家的政府,也从来没有对伊斯兰教以外的宗教提供过这种保护。在他们的观念中,这些立场并不矛盾。真正的信仰——基于上帝的最终启示,必须要被保护而免受侮辱和虐待;而其他的信仰,要么是虚假的,要么是不完整的,因而没有权利享受任何这样的保护。
  即使我们狭隘地把帝国主义专门定义为非穆斯林对穆斯林国家的入侵和统治,然而,用帝国主义解释穆斯林的敌意仍然存在着其他问题。如果这种敌意是针对帝国主义的,那么,它为何更为强烈地反对西欧,而不是更反对俄罗斯?毕竟,前者已经放弃了所有的穆斯林领地和属地,而后者却仍然不那么温和地统治着数百万不情愿的穆斯林属民,以及古老的穆斯林城市和国家。还有,为什么还要把美国包括进去?除了短暂地统治过含有少数穆斯林族裔的菲律宾以外,美国从来没有统治过任何穆斯林人口。最后一个现存的统治穆斯林属民的欧洲帝国即苏联,也没有成为批评和攻击的目标,几乎已被豁免。甚至苏联南部和中亚的加盟共和国最近对穆斯林叛乱的镇压,也仅是相对温和的劝告,再加上不企图干涉苏联“内政”的承诺,以及对维护边境秩序和安宁的要求。
  这种令人有些惊讶的克制的一个原因,可在苏联阿塞拜疆事件的性质中发现。伊斯兰教,在阿塞拜疆的身份认同中,显然是一个重要的、有望日益增长的因素,但它目前还不是一个主导因素。阿塞拜疆的民族运动,与欧洲自由爱国主义的共同点,要多于与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共同点。这样的运动,是不会唤起伊斯兰共和国统治者的同情的。它甚至可能会使他们惊恐,因为一个由苏维埃阿塞拜疆人民所管理的真正民主的民族国家,将对他们南方的同族伊朗阿塞拜疆人产生直接的、强大的吸引力。
  这种对苏联统治下的5000万或更多的穆斯林相对地缺少关注的另一个原因,可能是风险和利益的计算。苏联在土耳其、伊朗和阿富汗北部边境附近;而美国甚至西欧都很遥远。更关键的是,迄今为止,苏联还没有采用下述做法:在电视摄像机的现场注视下,用高压水枪和橡皮子弹来平息骚乱,或者以保释方式释放被逮捕人士,并允许他们接触国内外媒体。苏联人不会在黄金时间采访他们最严厉的批评者,也不会怂恿他们去教学、演讲和写作。相反,他们表达对批评不满的方式,往往是相当不愉快的。
  惧怕报复,尽管无疑是重要的,但它并不是苏联在原教旨主义的恶魔名单(demonology)上位居——相对于西方而言——次要地位的唯一的甚或是主要的原因。毕竟,正是那种产生于西方而非苏联的社会、经济和思想的巨大变迁,已经改变了大多数伊斯兰世界,并带来了诸如消费主义和世俗主义这些被普遍谴责的西方罪恶。没有人会以消费主义为名指责苏维埃;他们的唯物主义是哲学的——确切的讲,是辩证的;但它很少或根本没有在实践中提供更好的生活。而消费主义应代表了另一种唯物主义,通常被反对者视为赤裸裸的(crass)物质主义。它总是与西方的资本主义联系在一起,而不是与东方的共产主义;后者已经在实施或至少对其国民施加了一定程度的紧缩,而这会给苏菲圣徒留下深刻的印象。
  直到最近,苏联也不容易受到世俗主义的指责,这是原教旨主义对西方的另一项重大指控。虽然他们是无神论者,但他们并不是没有神。他们实际上创造了一个精心设计的国家机器来施加他们对神的崇拜——即一种自身具有正统观念、一种界定和执行它的等级制度以及一种调查和清洗异端的武装宗教法庭。政教分离,并不意味着国家反宗教的建立,也更不是强制实行一种反宗教的哲学。苏维埃的世俗主义,就像苏联的消费主义一样,对穆斯林大众没有任何诱惑,并且正在失去曾经对穆斯林知识分子所具有的吸引力。西方资本主义和民主制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能为传统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提供真实和有吸引力的替代物。原教旨主义的领袖们并没有看错:西方文明,正是那些他们所希望为人民保留或恢复的生活方式的最大挑战。

  文明的冲突

  西方世俗主义的起源可能见于以下两种情形:早期基督教的教义和更多的经验,创立了两个机构,即教会和国家;以及,后来的基督教冲突,造成了两者的分离。穆斯林也有他们的宗教分歧,但远未达到新教徒和天主教徒之间宗教斗争的那种强烈程度,这在16世纪和17世纪摧毁了基督教的欧洲,并最终促使基督徒绝望地发展出一种宗教与国家相分离的教义。只有通过剥夺宗教机构的强制权力,基督教世界似乎才能遏制基督徒对其他宗教信徒——尤其是那些自称其他的人——的残酷排斥和迫害。
  穆斯林没有这样的需求,也没有发展出这样的教义。伊斯兰教不需要世俗主义,甚至它的多元性与异教罗马帝国截然不同。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如此生动地描述:“罗马世界盛行的各种崇拜方式,被所有人都认为是同样正确的;被哲学家认为是同样虚假的;被地方行政官认为是同样有用的。”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伊斯兰教从未打算赋予那些持有其他信仰和践行其他崇拜形式的人们以完全平等的地位。然而,它确实曾在实际上和原则上赋予那些有具部分正信的持有者以某种程度的容忍;直到17世纪晚期和18世纪西方采取了某种程度的世俗主义以前,这一点在基督教中都比较罕见。
  起初,穆斯林对西方文明的反应,是一种羡慕和效仿——对西方的成就给予极大尊重,并渴望模仿和接受。这种渴望,源自于一种对伊斯兰世界——与发达的西方相比——的贫弱落后的日益增长的敏锐洞察。这种差距首先体现在战场上,但很快就遍及人类活动的其他领域。穆斯林作家观察到并描述了西方的财富和权力、科学技术、制造业以及它的政府形式。西方成功的秘诀一度在于两个方面: 经济进步,特别是工业;政治制度,尤其是自由。数代改革家和现代化推动者试图将这些要素引入并使之适应于他们自己的国家,希望以此就能实现与西方的平等,也许还能恢复他们丧失的优势。
  在我们这个时代,这种羡慕和效仿西方的情绪,在许多穆斯林人当中,已经让位给了对西方的敌视和拒斥。可以肯定的说,这种情绪部分地来自于一种屈辱感——他们越发地意识到:作为一种古老的、自豪的和长期占据优势地位的文明的继承人,他们却被那些(在他们看来的)劣等人所超越、压倒和征服。此外,这种情绪还部分地源于西方世界本身的事件。一个重要的因素,当然是造成西方文明自身分裂的两次自杀式世界大战的影响,给他们自己和其他民族造成了无尽的破坏,交战者在伊斯兰世界和其他地方进行了庞大的宣传攻势,以相互诋毁和削弱对方。他们所带来的信息,赢得了许多更愿意回应的听众,因为他们自身所经历的西方道路经历并不幸福。西方商业、金融和工业模式的引入,确实带来了巨大的财富,但它产生出了西方移民和西化的少数派,并且只是在穆斯林人口主导下的一小部分。随着时间推移,这些少数派变得越来越多,但他们仍然疏离于平民大众,甚至在他们的衣着和生活方式上也不同于后者。他们不可避免地被看作是这个被再次视作敌对世界的代理人和合作者。甚至,来自西方的政治制度也被怀疑,但他们所批判的,不是这些制度的西方原版,而是由激情的穆斯林改革者在本国推行的仿制品。这些制度,在超出他们控制的情况下运行,并采用了他们没有完全理解的、不合国情的引进模式,因而无法应对迅速发展的危机,并被逐一推翻。对于大多数中东人来说,西方式的经济手段带来了贫困,西方式的政治体制带来了暴政,甚至西方式的战争也带来了失败。因此,这么多的人愿意听到这些声音也就不足为奇了:古老的伊斯兰道路是最好的,唯一的救赎是抛开改革者的异教创新,并回归到上帝为他的子民所指定的真正的道路(the True Path)上。
  最终,原教旨主义者的斗争针对两个敌人,即世俗主义和现代主义。反对世俗主义的斗争是有意识的和明确的;而且,目前已经出现一系列文学作品,旨在谴责世俗主义是现代世界的一种邪恶的新异教力量,并以不同的方式将其归咎于犹太人、西方和美国。反对现代性的斗争,在很大程度上,既不是有意识的,也不是明确的,而是针对整个变革进程——在过去一百年或更长的时段内,它发生于伊斯兰世界,并改变了穆斯林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甚至文化结构。这些力量已经削弱了穆斯林传统的价值观和虔诚,最终剥夺了他们的信仰、抱负和尊严,甚至还日益危及到他们的生存。这些因素造成穆斯林大众对这些力量产生了盲目混乱(aimlessand formless)的怨恨和愤怒,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则给这种怨恨和愤怒赋予了一种目标和形式。
  伊斯兰教的宗教文化具有一种特质:它激发出一种对他人的尊重和礼貌——即使是在最卑微的农民或商贩当中。在这一点上,其他文明从未能超越它,也很少能与之匹敌。然而,在动荡和混乱的时刻,当更深的激情被唤起时,这种对他人的尊重和礼貌就会让位于一种愤怒和憎恨的爆炸性混合物,它鼓动这个古老文明国家的政府——即便是这个伟大宗教之精神和伦理的代言人——支持绑架和暗杀,并试图在他们先知的言行中找到对这些行动的认可和真实的先例。
  大众的本能并非虚假的,他们发现这些灾难性变化的最终根源在西方,并把他们的传统生活方式的破坏归咎于西方统治、西方影响或西方思想和榜样的冲击。而且,由于美国是欧洲文明的合法继承者,也是公认的、无可争议的西方领袖,因此,美国继承了由此产生的怨恨不满,成为被压抑的仇恨和愤怒的焦点。两个案例足以说明问题。在1979年11月,一群愤怒的暴徒袭击并烧毁了伊斯兰堡的美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引起大众愤怒的原因据称是,一群穆斯林异见人士夺取了麦加清真寺——而没有任何美国人参与该事件。近十年后,1989年2月,还是在伊斯兰堡,美国新闻处(USIS)被愤怒的人群袭击,这次是为了抗议萨勒曼·拉什迪(Salman Rushdie,或译鲁西迪)《撒旦诗篇》的出版。拉什迪是一位印度出生的英国公民,其作品五个月前在英国出版。但是,究竟是什么激起了暴徒的愤怒,以及霍梅尼(他要求全世界的穆斯林处死《撒旦诗篇》的作者英国作家萨尔曼·拉什迪——译者注)随后宣布对作者的死刑判决呢?——是这本书在美国的出版。
  现在应该清楚的是:我们正在面临着一种情绪和运动,它已经远远超越了问题、政策以及政府的层面。这是一场文明的冲突——这个古老对手的或许非理性但显然是历史性的反应,其针对的是我们的犹太-基督教遗产、我们的世俗现状以及两者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至关重要的是,我们却不能采取同样历史性的、同样非理性的反应以针对这个对手。
  并非所有的由西方入侵者或本土西化派从西方引进的思想,都被拒绝了。一些内容甚至被最激进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所接受,但通常不承认其来源,并经过改头换面变成不伦不类的东西(something rarely rich but often strange)。其中之一就是政治自由,并与代议制、选举和宪制政府的概念和实践相结合。甚至,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也有成文宪法和民选议会,还有一种教权制(episcopate),但这既在伊斯兰教义中没的任何指示,也在伊斯兰历史中没有任何先例。所有这些制度,很显然都是从西方的模式中借鉴改造而来的。穆斯林国家还保留了许多西方的文化社会习俗以及表达它们的符号,例如男性(和少数女性)服装的样式和风格,尤其在军队中。使用西方发明的枪支、坦克、飞机是军事上的需要,但继续使用合身的长袍和尖顶帽则是一种文化选择。从宪法到可口可乐,从坦克、电视到T恤衫、符号和器物——并通过这些元素,西方思想保持着——甚至强化了——对他们的吸引力。
  现今所谓的原教旨主义运动并不是伊斯兰教的唯一传统。还有其他更宽容、更开放的传统,它们有助于激发伊斯兰文明曾经的伟大成就。我们或许希望其他这些传统能够随着时间推移占据上风。但是,在这种情况出现以前,将会有一场艰苦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我们西方国家几乎无能为力。甚至,仅是尝试也会造成伤害,因为这些是必须由穆斯林自行决定的问题。同时,我们必须在各方面小心谨慎,以避免因分歧的加剧和古老偏见的复兴而在新时代引起一场宗教战争的危险。
  为此,我们必须通过对其历史、文献和成就的研究,力求更好地理解其他宗教和政治文化。同时,我们或许希望他们能够更好地理解我们,特别是希望他们会理解和尊重我们西方人对政教关系的看法,即使他们不会接受它们。为描述这种看法,正如开篇那样,我也将引用美国总统的言语来结束此文,但这次引用的不是赫赫有名的托马斯·杰斐逊,而是有点不公正地被忽视的约翰·泰勒(John Tyler,1790-1862,美国第十任总统——译者注)。在一封落款日期为1843年7月10日的信件中,他对宗教自由原则给出了雄辩的、甚至预言式的表述:
  美国已经尝试着一个伟大而崇高的实验——即教会和国家完全分离。在没有任何先例的情况下,这被认为是冒失的。在我们中间,不存在法律上的宗教建制。良心是不受任何约束的,每个人都被允许基于自身的判断而崇拜他的造物主(hisMaker)。政府职位对所有人都是开放的。没有靠征收什一税维持的建制化教阶制,人们的错误判断也不能成为信仰的可靠的和一贯正确的信条。穆罕默德的信徒(Mahommedan),如果愿意来我们中间,就有宪法赋予他特权可以按照《古兰经》来礼拜;如果东印度人乐意,他们可以立祠梵天(Brahma)。这就是我们的政治体制所极力倡导的宽容精神……那些在其他地方被迫害和压迫的犹太人,在我们中间拥有了自己居所,并无所畏惧……而政府对他们的庇护(the Aegis of the Government)就是捍卫和保护他们。这就是我们已经尝试过的伟大的实验,这就是由此而产生的幸福结果;没有这种尝试,我们的自由政府体制将是不完善的。
  躯体可能被压迫和束缚,但仍能存活;但是,人们的心灵如果被束缚,那么,它的能量和能力就会消亡;所剩的就只是粗鄙的,世俗的。心灵,就应该像光和空气一样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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