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教授称，我断定在西方史学界研究毛泽东有两种思想，第一是埃德加·斯诺学派代表的毛泽东是一个苏维埃马克思主义者，第二是费正清学派代表的毛泽东是一个独立的思想家（第6—7页）。 我从来没有发表过这样的言论。在我的各版书籍当中我只写到过，在1937年，在他的《西行漫记》（《红星照耀中国》）一书中，斯诺认为毛泽东看起来像一个忠实的苏维埃马克思主义的信徒。随后我又写道，在20世纪40年代，埃德加·斯诺，海伦·福斯特·斯诺，史沫特莱，弗莱达·阿特利，克莱尔·班德和威廉姆·班德，T.A.比森，哈里森·福曼等人，都“异口同声地向世界保证说，中国共产党人与马克思列宁主义之间没有什么共同之处”。早在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美国中国研究的领导者们，包括费正清（John K. Fairbank），史华慈（Benjamin I. Schwartz），勃兰德（Conrad Brandt）以及诺斯（Robert C. North），都提出毛泽东在与斯大林的关系上及对中国问题的看法上的“独立性”，这一观点成了一个经典公式。 为什么杨教授要错误地理解我的观点呢？
三、罗伯特·C·诺斯对毛泽东的看法
杨教授认为：“美国学者前期的研究，因为受到麦卡锡主义和冷战思维的影响，20世纪50年代也多半倾向于认定中共，包括毛是莫斯科的傀儡。”（第7页） 这种倾向是确实存在的，但是杨教授错误地以罗伯特·C·诺斯的《莫斯科和中国共产主义者》（Moscow and Chinese Communists）举例。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诺斯、费正清、史华慈还有布兰德都一样坚信，“毛泽东的生活经历……会导致人们怀疑，这位农民领袖会错误走向‘纯粹无产阶级路线’或对苏俄原则的教条主义应用。……毛泽东的崛起似乎并不受约瑟夫·斯大林和其他莫斯科的共产主义领导人的影响，而非由于他们的原因。”顺便说一句，诺斯是一个自由派学者，如果他知道在他死后15年有人会把他当成“麦卡锡主义者”的话，他会感到失望的。
杨教授指责我“歪曲”了1935年夏天在第一、四方面军合并后召开的中共领导人的几次会议的历史事实。他说，我错误地认为在7月中旬，张闻天（洛甫）准备把他的总书记职位交给张国焘；在某些会议上，洛甫和毛泽东对于张国焘从鄂豫皖撤退进行批评，而张国焘指控毛和洛丢失了中央苏区。（第21页）他紧接着说，逄先知主编的《毛泽东年谱》中没有包含我提供的这些信息。很奇怪，他引用了《毛泽东年谱》第2卷第502—503页关于1944年3月22日至4月2日的纪事。事实上，应该是在第1卷的第463—466页。 我认为这些毫无依据的指责是由以下原因造成的。首先，杨教授除了毛泽东年谱外，没有征询其他的来源。包括，例如施拉姆（Stuart R. Schram）所著《毛泽东权力之路》（Mao's Road to Power）的“导言”一直到第5卷，刘英的回忆录，张培森主编的《张闻天年谱》，还有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著的《红军长征史》。第二，因为他没有认真读我的书，所以他没有意识到我写了不止他所谓的两个会议，而是写了三个，分别在7月18日、7月21日至22日（我的中文翻译误译为7月20日），还有8月4日至6日（可能杨教授不是很熟悉1935年8月4日至6日在沙窝举行的会议，也可能他把第二次会议和第三次会议搞混了）。第三，他没有仔细地阅读过《毛泽东年谱》第1卷，否则，他肯定会注意到逄先知等人确实写了毛泽东对于张国焘“严重错误”的批评。洛甫也这样做了。
杨教授试图否定我关于斯大林对朝鲜战争（1950—1953）的意见。我认为，斯大林不是要统一韩国，而是企图把美国卷入朝鲜战争，以便使美国不只对朝鲜作战而且还对中国作战，从而能使美国损耗国力。杨教授声称，“多数研究者都相信”，“进攻的策动者不是莫斯科而是平壤”，但是，“潘书作者实际上是反其道而行之，基本认为过去的说法没错，朝鲜战争从发动到进行，始终都在斯大林的计划与密谋之中。”（第11—12页）他在声称“多数研究者都相信”时，参考了Catherine Weathersby的“朝鲜战争的新发现”。 他的指责是完全错误的，因为我从来没有质疑过Weathersby的发现。相反，我非常赞同她所说的：“战争爆发前，金日成同斯大林搞了一个协定。实际上正是斯大林挑起了战争，他支持了金日成的冒险计划，该计划规定：在至多27天内夺取南方。”之后我参考了Weathersby在同一篇文章中所说的：“1948—1950年，金日成就这个问题向斯大林发了48封电报。”换句话说，我推断斯大林在朝鲜战争中有他自己的计划，他试图把它强加给金日成和毛泽东，这一点与Weathersby关于战争的倡议来自金日成的想法完全不矛盾。我相信我已经解释得很明确了，但很遗憾杨教授没有很好地领会这一点。 不幸的是，杨教授也没有注意到，安德雷·葛罗米柯的回忆录第二版提到的斯大林在朝鲜战争中的立场以及斯大林在1950年8月27日给苏联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Михаил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Силин的电报，这份电报要求转交给捷克斯洛伐克总统克莱宁门特·哥特瓦尔德。该电报保存在俄罗斯总统档案中，于2005年由AM Ledovsky首次披露。 之后，它被Gary Goldberg翻译成了英文，出现在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Bulletin中。然后，我在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中也找到了它，但是似乎是我第一个意识到这份文件的意义，即这份文件清晰地解释了斯大林在朝鲜战争中的计划（不仅Ledovsky和 Goldberg没有提出，而且其他任何人都没有这样做过）。当我在2008年写关于这件事的时候，受到了被俄国斯大林主义者们称为“国家叛徒”的严厉谴责。 杨教授还认为我“明显不了解朝鲜战争过程中的一些基本史实”。（第13页）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指责。他凭什么这样推断呢？ 首先，他说我错误地声称，斯大林拒绝为中国军队提供空中掩护。杨教授写道，斯大林“并没有拒绝”，“他只是相信时间上要延迟一两个月”。他的指责是荒诞的。我在书里是这样叙述的：“他（斯大林）只是答应，在两个月到两个半月之后出动飞机。” 第二，他声称，我关于毛泽东犹豫于1950年10月初出兵朝鲜的推断，“既不合常理，也不合逻辑”。（第12页）我的推断是根据以下出版物得出的，包括金冲及主编的《毛泽东传》，还有《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彭德怀回忆录》《聂荣臻回忆录》，以及俄罗斯学者Анатолий Васильевич Торкунов从俄罗斯总统档案馆中收集的文件，此外还有几份冷战国际史项目公报（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Bulletin）。同时，我还使用了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的文件。 最后，他还声称，我做出的关于斯大林没有让毛泽东和金日成完成战争的推断是错误的，因为毛泽东自己不想这么做。但是我的推断是基于Торкунов出版的俄罗斯国家总统档案做出的。 如果杨教授不同意我的推断或这些文件，请他与上述著作的作者继续探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