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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情是这样的(续)
   

实情是这样的(续)

 

  1991年4月的一天,艳阳高照,春光明媚。走出北京站,她便置身首都繁华而喧闹的大街上了。

  仿佛如梦境中一样,突然她不敢相信她的近乎传奇般的经历是真的,不敢相信脚下这块土地就是传说中她那早已死去的生母现在依然脚踏的地方。她摆脱不掉虚幻的感觉。从黄土高原的小县城走进这现代化的大都市,环境的巨大变化将这虚幻感觉拨弄得这样强烈,竟使她不由得停住脚步,怔怔地站在北京春天的阳光下。两行热泪悄悄从她脸颊上滚下。

  她的生母没有死,而且被一帮好心的北京知青颇费周折地找到了。此番进京,王杨玲就是来认生身母亲的。

  王杨玲,这个被遗落在黄土高原的北京知青的私生女儿,她的身世和遭遇,揪扯着延安城内北京知青们的心。大家将她认作共同的女儿之后,她的命运,便开始了连她做梦也想不到的变化。

  知青们经过种种努力,首先让地区有关部门承认了王杨玲的身份—她是北京知青的后代。确认了这一点之后,他们便开始为她的安置问题而奔走了。

  从地区到县上,工作多渠道、多层面展开。承认杨玲身份容易,但要安置她就难了,难在一点上:没有政策依据。但他们仍为小杨玲四处奔走、多方呼吁。精诚所至,金石为开,上帝终于被感动了——18岁的王杨玲的户口终于从农村转出来,被安置到县上一家门市部当售货员。

  她从心里感激地区、县上那些待她如亲生女儿般的知青叔叔阿姨们。她知道,他们并不期求她的报答,但她必须报答她们。报答他们最好的方式,便是努力工作,努力学习,使自己成长为一个有出息的姑娘,一个有用的人才。

  还有乡下年迈体衰的养父养母和那个患有癫痫症的叔叔,是他们将她辛辛苦苦拉扯大,尽管他们没有文化、脑筋落后,尽管他们曾经包办过她的婚姻,中断了她的学业,但他们的养育之恩是她今生今世偿还不清的。她每月工资57元。工资一发,先给家里捎20元,再交10元房租,吃饭上卡紧点,省下来买点书,每月再攒5元,两个月就能回家看望老人一次。她依然喜欢读书、喜欢写作。在家里常干繁重活儿,如今当了售货员,这工作在她看来太轻松了,而且按钟点上班下班,她有的是时间和精力用来读书和写作。她极想在文学上有一番作为,命运新出现的巨大转机将她的心劲鼓得更足了。

  谁也不曾料到,就在此时,一个陌生男人意外地闯进她的生活,早就暗暗潜伏在她内心深处的一股非同寻常的波澜,立即被掀腾起来了。

  杨玲还在农村时,曾经收到过一个署名王应立的男人的来信。这位男子自我介绍他在西安国棉某厂工作,说他了解王杨玲的身世,对她的遭遇很同情,以后他要想办法帮助她。王杨玲未敢期望得到一个素不相识的男人的帮助,出于礼貌,她给他回了一封表达谢意的信。不久,这个男人又来信了,这次没有署名,落款处写着“叔叔”,说他也是一位北京知青,过去曾在杨玲所在的L县插队,他极想来L县看望杨玲。杨玲从内心感激这位知青叔叔,心想如果他来,一定要好好招待。然而,他没有来,而且从此再无音讯。本来是没有什么事情了,可是,就在杨玲工作后不久,这位奇怪的王应立第三封信来了,这次落款处令杨玲惊愕地署着“你的父亲”。

  信中内容更让杨玲吃惊,说杨玲母亲并没有死,她非常想念杨玲这位女儿;还说他与她母亲有张合影,本想寄给她,但一时又找不见了。信的末尾表示,如果能抽出时间,他就来接她,一块去会会她的母亲。

  是真?是假?但无论真假,信中所说的一切,都犹如巨石入水,对王杨玲的情感构成极大的冲击力。过去传说她的生身父母一块死于唐山地震,又有传说死的是母亲,父亲还活着。现在,不但突然冒出一个父亲,而且母亲也复活了。

  在漫漫10多年的岁月里,记不清有多少次,她设想过假如生身父母尚在人世,她的处境会是什么样子。当然她明白这是傻想。每当她看到别的孩子和父母一起高高兴兴说说笑笑,而她只能伶仃一人时,当别的十几岁的女孩子还在妈妈面前撒娇,而她则要担负起侍奉年迈多病的养父养母——每当这时,她只能默默在心里悲叹;不怨天,不怨地,只怨她自己的命不好。不论别人怎样传说,她相信她的父母早已死了,不然,他们是不会撤下她不管的。这种判断早已根植于她的心里。可是现在,天边突然传来这么一声惊雷……苦命的姑娘真是感情难以自持。

  她拿着这封信,去找延安城里的北京知青叔叔阿姨,让他们替她判断。

  延安地区北京知青联谊会会长郝海彦感到事情有些蹊跷。这位延安大学生物系的年轻讲师,在安置杨玲工作的问题上,花费了不少心血。他与几位知青分析的结果是,无论真真假假、虚虚实实,都不能先下结论,首先应弄清王应立到底是什么人。

  他们心里是暗怀一线希望的,希望杨玲的生身父母并没有死,过去关于王杨玲父母的死讯,都是风一股、雨一股的传闻,从未从正式渠道证实过。同时也有一种担心,担心不怀好意的人让杨玲上当受骗。自是带着希望、疑惑、忐忑相混杂的心理,郝海彦和另外两名知青抽时间赶到西安国棉某厂。结果让人更生疑窦——从人事处到保卫处,查遍了厂里的花名册,没有叫作王应立的。在厂门口,他们又向门房、出出进进的职工打听,终于有人含含糊糊地提示,好象准备车间有这样一个人。他们又来到准备车间,了解到的情况是:“这儿确实曾有个叫王应立的,而且真是位北京知青,但此人多年前就离去了,至于去向,有人说在西安城里干个体户,又有人说早去了山西一个什么县的皮革厂。到此,调查再无法进行下去。

  王杨玲心中刚刚升起的热腾腾的希望,看样子就要破灭了,这是郝海彦他们不愿意看到的。那个王应立既然是北京知青,这里边肯定有文章,说不定此人真有点来头。

  作为延安地区北京知青联谊会会长,郝海彦是位热心汉子,他对王杨玲有着父亲般的疼爱感情。当初小杨玲为逃婚被众知青收留在延安以及此后为安置杨玲而奔波时,他与杨玲接触很多。杨玲性格中的朴实、要强、聪敏令他非常喜爱。小杨玲将那封奇怪的信交给他,尽管她没有表白希望找到生身父母,但他却清楚看出她内心翻起了什么样的波澜。为了补偿姑娘感情上的缺损——尽管这缺损是由过去时代造成的——他要努力,动员起众知青一块抓住那条模糊线索带来的微弱希望,弄清小杨玲生身父母的情况。

  郝海彦和众知青商议之后,决定去看望杨玲的养父养母。如果老人们不同意他们的做法,那就必须重新考虑这个问题了。他坐长途汽车,从延安到L县,然后和王杨玲一块,又颠簸着坐车来到距县城100多里路的杨玲家里。

  杨玲74岁的养父疾病缠身,早就躺在炕上动弹不得,脑子好像也糊涂了,来人问话,只会哼哈不会回答。66岁的养母常犯关节痛,但还要做饭,去野外给猪扒草。那个害有癫痫症的叔叔农活早就不干了,不犯病时,在村里和人变工放牛。杨玲还有一个出了门的姐姐,也是养父母收养的。

  杨玲养母对郝海彦的到来感到很高兴,她絮絮叨叨对他讲了许多当初抱养杨玲的事情。老人家一边说,一边惊叹着直咂嘴巴。这是一位非常慈善的老人。说了杨玲许多事情之后,她神情一变,说要央求郝海彦办一件事情。

  “有什么事您就说吧。”郝海彦郑重地看着老人。

  老人说,她知道外头有人给杨玲来信了,信是先寄到家里的。如果杨玲的亲生父母还在世上,她央求郝海彦替她找一找。“娃她叔,”老人动情地说,“咱家的光景,你是看在眼里了,我们三个老人,都成孽孽木头了,说不定哪一天脚一蹬,眼就闭上了。当初收玲儿时,是看她爹妈落了难,今个咱不能看着这娃娃葬在这里。她叔,老嫂子求你,你就帮我找找玲儿她妈。她的光景要是好点,就让她把娃领走。”

  杨玲的叔叔一直蹲在窑门边抽烟。他接口说道:“玲儿是在我背上滚大的,夏天背在背上和我一起放牛,冬天揣在怀里和我一起楼柴草,苦了娃哩,早点走吧。如今虽说她成了公家人,能挣点钱,可家里简直要把娃拖累死,不如走一个好一个。”

  养母和叔叔的话,杨玲都听到了,泪水一下子就涌满了她的眼眶。她冲动地大声说道:“我不走,谁也把我带不走,这里就是我的家,我只有一个家,你们老人家我都要养活!”她把脸转向郝海彦,哽咽着说:“接到那封信,我心里真的乱了。我从小跟别的孩子一块玩,一吵架,人家就骂我是没娘的‘野种’。多少次做梦都梦见我站在村头等妈妈,她从老远老远的地方来,回来看我来了。我高兴地跑上去大声喊妈妈,我抱着她哭啊,笑啊……可那毕竟是梦。10多年了,谁来看过我?这么多年没有她,我也长大了,我恨她……”

  “玲儿,咋能胡说哩?”养母急忙制止,“做妈的谁不疼自个的孩子?我寻思,你妈兴许有难处,兴许是不好意思回来认姑娘。”老人又转向郝海彦,“她叔,你还是替我们找找看,将心比心,如今世事好了,人家骨肉是该团聚了!”

  郝海彦只觉得有一股热辣辣的东西直往喉头顶。这位老人的请求令他心头颤栗。来此地看望老人,是他早有的打算,他应该代表所有在这块土地上生活过的北京知青,来感谢抚养了他们后代的老人。可是此刻,他什么也说不出。他的心里不再仅是谢意,而且溢满了尊敬。他眼里闪烁着莹莹泪光,深深将身俯下去,向老人恭敬地鞠了一躬。

  第二天离开这户人家时,郝海彦除留够返回的车票钱,将身上其余的钱和粮票都掏出来,悄悄塞在一直昏睡的杨玲养父的枕下。

  寻找杨玲生身父母的工作,在北京知青中展开了。

  该不该寻找,知青中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应该寻找,为了知青和孩子过去经受的那么多苦难,为了偿还过去的时代、过去的生活所欠人们的一笔宿债,说什么也应该去寻找。另一种意见认为不该去作这份努力。找不见则罢,假如真的找见了,叫杨玲怎么办?撇下黄土高原上的三个老人,回到生身父母身边,这岂不是兴一家、败一家?两种意见都有道理,但第一种意见明显占上风,认为只要找着了,往后的事情总会有个妥善的处理,对此,他们坚信不疑。

  一些日子后,那个自称小杨玲“父亲”的王应立被弄清楚了。他曾在L县插队、现已返城的几位知青依稀记得此人。此人当年在L县知青中因打架斗殴盗窃颇有名气,但可以肯定,他不是王杨玲的父亲。杨玲的生身父母离开L县时已经结婚,并且有了一个小男孩,而他从农村走出去时仍是光杆一人。至于他假冒杨玲父亲并说要带杨玲去会母亲是何目的,谁也说不清了。“父亲”是假的,母亲也就不存在吗?关键是要找到当年和杨玲母亲一块插队的同伴。找到他们,杨玲母亲的一切就很容易搞清楚了。

  寻找在缓慢而执着地进行着。这个过程中,一件改变如今仍滞留在陕北的知青命运的事情发生了——北京市相对放宽了知青回城政策,许多知青终于告别生活了20年的黄土地,回到了故乡北京的怀抱。最早收留了王杨玲的陈铁生、刘学军夫妇调回北京时,执意要将杨玲当作他们的孩子一块带走,打算往北京调动的郝海彦,也做通了妻子和北京母亲的工作,决定将杨玲作为他的女儿带回北京。至于杨玲家三位老人日后的赡养,陈铁生、刘学军和郝海彦都表示由他们来承担。杨玲成了他们“争抢”的对象。

  当然,这样办不容易,政策方面的关卡太多。寻找杨玲母亲的工作,仍在继续。

  为改变自身命运而穿梭于陕北——北京之间的知青们,同时也在为杨玲的事情奔走着。他们先在延安方面努力,争取从知青困难补助年度款中为杨玲申请一笔安置费。为此,郝海彦与另外两名知青——担任延安市法院院长的刘叔珍和在地区财政局工作的周强,数次到L县去。1990年底,寻找工作终于取得突破性进展,那个“假冒父亲”王应立终于在山西省Q县皮革厂找到了。他是杨玲生身父母插队时的同伴。这个插队时劣迹昭著的老知青,在岁月的洗涤与锤炼下,早已变成了另个人。他十分清楚王杨玲的身世,真心地同情小杨玲,他愿意以父亲的名义来对王杨玲履行一个老知青的责任与义务。

 

  王杨玲的生母叫杨惠琳,他知道她还活着,当年死难于唐山地震的只是王杨玲的生父。至于杨惠琳如今在何处,他只是听说过在北京远郊一个什么纺织厂,具体情况不得而知,许多年来她似乎有意识地躲藏起来,避免与过去任何熟人交往。

  郝海彦一帮人情绪振奋。郝海彦、周强,还有过去在延安文工团当歌唱演员、如今回到北京在一个街道办事处工作的温宝林,分头跑附近郊县的纺织厂,从厂里的花名册中翻查。

  这是一种笨拙的办法,路没少跑,但没结果。他们转而把希望寄托在北京市有关政府机构,希望得到他们的帮助。北京市人口浩如烟海,查找一个人犹如大海捞针。也许是受到这帮知青精神的感染,政府机构竟答应了。

  1991年1月12日,刚刚从延安回到北京的郝海彦便接到北京市劳动局知青处李副处长的通知,说是杨惠琳找到了,在郊区C县的毛纺厂工作。郝海彦激动得恨不能大喊一声。他立即将喜讯告知周强和温宝林。三人遏止不住兴奋情绪,不顾满天开始飘起的雪花,立即乘长途汽车,赶往C县。

  上了车,他们心中又忐忑起来。不错,杨惠琳是找到了,但她已组成了新的家庭,平静安适地过着新的生活,现在,突然将一个早巳送人的女儿推到她的面前,无疑等于又撕开了她旧日的伤疤。要是她或现在的丈夫不愿与王杨玲相认怎么办?即使愿意相认,他们会怎样处理与陕北三位老人的关系?

  无论如何,他们必须见到这位杨惠琳。到了这一刻,他们才更加深切地认识到,他们的寻找,不仅仅是为了一个被遗弃在黄土高原的孩子,不仅仅是为了抚育孩子的三位善良凄苦的老人,不仅仅是为了偿还历史的宿债,也是为了他们自己,为了信念中一个至尊至美至圣至洁的东西不被岁月的灰尘淹没,为了20年他们本不该失去的一切,为了过去的一切不再发生;他们寻找的,是那本不该失落的爱,是人世间最宝费的真情,是一种内心的平静!

  纺织女工杨惠琳一见到三位来人,预感便告诉她:许久以来她最牵挂又最恐惧、最渴望了解又竭力回避的事情就要发生了。

  多年来,她一直不愿回首那令她心碎的往事。为了忘掉过去的一切,进北京工作后,她连续调了几次工作,从城里调到远郊,从国家的事业单位调到工厂,从轻松岗位调到又苦又累的纺织女工行当。她和过去一切熟人断绝了关系,远远避开他们。过去的生活倾注给她太多的屈辱和苦涩,教人一想起来心里就发酸发痛。她想抚平昔日生活留在心头的创伤。她这样努力了,但是办不到。她摆脱不掉一种紧紧纠缠着她的预感。终有一天,事情会寻到头上来……

  三位来人打量着她。他们邀她在雪花纷飞的厂区僻静小道上缓缓散步、交谈。他们给她讲述一个被遗弃在黄土高原的女孩的故事,讲那个女孩怎样在艰难环境中生存下来;讲女孩怎样上学,又怎样失学;怎样逃婚,又怎样参加了工作;讲高原上那户穷苦人家的三位老人,还讲了那个叫作王应立的“假冒父亲”。……讲述者眼里泪光点点,而她从一开始便泪流满面。

  不待讲述者讲完,她的身体便像道旁枯枝上残留的枯叶一样瑟瑟发抖了。

  “你们……别讲了!”她放出悲声,“我的孩子……我的孩子……妈对不起你,我的孩子呀!”

  数年前,一次杨惠琳与同车间一位女工在自由市场碰见个流浪的女孩,旁边有人说女孩是陕北人,她顿时如遭雷击,脸色惨白,两腿发软,连喘气都很困难了。她摇摇晃晃走到一边,不敢看那女孩。后来与她同行的女工过来告诉她,那女孩说自己是陕北榆林地区人,她才稍稍缓过神。她把那女孩同被她遗弃在陕北的女儿联系在一起,而且最初竟莫名其妙觉得那女孩就是她的孩子。多少个日日夜夜,她思念她的孩子,想象着她的孩子如今的处境,急于了解有关孩子的一切。

  但至于这个孩子,她不曾向任何人提起,包括她现在的丈夫和女儿。这种思念是一种默默的揪心扯肺的思念,是一种只能独自咀嚼、独自被煎熬的思念。背过人的地方,她曾多少次为此而饮泣流泪啊!

  三位来人辞别后,她恍恍惚惚回到家中。她现在的丈夫姓余,两人有一个女孩,读初中了。跟前夫在杨玲之后生的那个男孩,跟这个丈夫结婚前因生计所迫也送了人,如今一家三口,生活得满和谐。丈夫见她气色异样,以为她身体不适,赶紧让她休息,他进厨房去备饭。饭端上桌,她没有动筷子。丈夫这下诧异了,追问她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她支开女儿,说有事情要对丈夫谈。

  丈夫老余也是个遭受过苦难和不幸的人。这位曾服役于海军航空兵的汉子,因为“文革”中反对军内瞎吹林彪历史而被收监判刑,三年刑满后又发配到劳改农场。他是在遭难之时经人介绍与杨惠琳认识结婚的。她不嫌弃他是“现行反革命”令他很感动。1979年给他平反时,组织上问他有什么要求,他一不要补发工资,二不求名誉待遇,只提出一点:把妻子从天津郊区调到他的身边来。他觉得今生今世无论如何首先要对得起妻子。妻子曾简单向他讲述插队时的经历,也讲过她有过个男孩,送了人。从妻子颤颤的语调和凄凄然的神情中,他看出妻子心里一定埋藏着深深的创伤,也许这创伤比她表露出来的更巨大、更深重,但他从不去探究她那不愿展示的隐秘。触动那稳秘,肯定会令她痛苦,这是他不愿看到的。不但如此,他还尽力为妻子创造一种可心如意的家庭生活氛围,以冲淡往昔岁月给她留下来的阴影。他待她的这番情意,杨惠琳实实在在地感觉到了,她深深感激他。现在,她鼓足了勇气,准备把她埋藏心中10多年的秘密、把她最不愿触动的一块隐痛,彻底向他揭开。

  声音打着颤儿,她向他述说了有关杨玲的一切。丈夫听罢,呼吸急促,神色冲动,霍地站了起来,说:“你、你……这事你该早说呀,何必让孩子受这么多年苦!”见妻子泣不成声,他上前扶住她的肩头,转换口气劝慰道:“干吗要哭?好事!孩子终有个讯儿了,咱得到了一个女儿,该高兴才是。这女儿没说的,咱认!应该把女儿接回来!”

  杨惠琳抬起泪眼,望着丈夫,讷讷说道:“我知道你会是这个态度,但咱平平静静的家里突然插进一个女儿,怕小婧难以接受。话音未落,房门猛地被推开,刚满13岁的女儿余婧冲了进来。这孩子在外屋把一切都听到了,她扑到妈妈面前,急急说道:“妈妈,你怎么这么糊涂?我有一个姐姐多好!我怎能不接受!妈妈,快把姐姐领回来吧,我想见见她!”

  杨惠琳愣呆呆地盯盯女儿,又盯盯丈夫,把头一埋,眼泪泉水一般又夺眶而出。

  “说是喜事,怎么还哭?”丈夫老余嗔怪她,随后兴冲冲吩咐女儿拿笔拿纸:“这就给你姐姐写信,咱们告诉她,全家盼着她尽早来京,这个家庭是她的。她应该回到北京来,回到亲人身边来,陕北家里三个老人的恩德咱们要报,咱们负责养老送终!”

 

  王杨玲怔怔地站在北京春天的阳光下。

  当她接到郝海彦叔叔的电报,说生身母亲已经找到,接着又收到北京的母亲、父亲、妹妹联名写给她的信以后,她哇哇大哭起来。那泪水、那悲声仿佛聚积许久许久,现在一下子决堤了。她恨不得与可怜的妈妈,可亲可敬的爸爸,还有那个可爱的小妹妹立即就会面,但她却迟迟没有动身,她惟恐陕北家里三位老人感情因此受到冲击——尽管她只是小别他们。直到老人们获悉找到了她的生母并再三催她上路,她才决定启程。一旦说走,是那么匆忙,连电报也顾不上给北京家里发,她内心原本竟是这样急切哟!

  到了北京,她恍惚觉得这又是个梦。她在心里不停地发问:真的我就要见到我的生身母亲了吗?

  春天的太阳暖烘烘地照着她。她迈开了脚步。她已经打问清楚去妈妈那个远郊工厂的长途公共汽车路线。她的脚步变得匆促起来。她急切期盼着投入母亲温热的怀抱。

  这些日子,杨惠琳一直心绪不宁。自从和女儿王杨玲取得联系以后,她便急切地盼望和女儿见面。一连发了几封信,又拍了两封电报,还寄了钱去,都是叫女儿快快来京。然而,杨玲却一日拖一日地不曾动身,说是不忍心撇下养父养母。杨惠琳急得不行,恨不能自己立即赶往陕北把女儿接来,无奈厂里脱不开身。好难熬的日子!丈夫老余应聘去石家庄一家工厂工作,女儿余婧安慰她:“妈,20年都过来了,急也不在乎这几天。我敢打赌,姐姐说不定哪天蓦地就来啦。”

  这一日,杨惠琳早上起来就有点神不守舍。上班前,她向小余婧交代:“今天下课后,别参加体育训练了,早点回家。你姐姐要是来了,马上给我打电话。”

  下午下班前,果真余婧打电话找她了。小余婧兴奋地在电话里大声喊:“妈妈,快回来,姐姐来啦!姐姐真的来啦!”

  她的心立即呼呼的跳起来。顾不得换下工装,便匆匆骑车往家赶,上楼梯一步跨两三个台阶。推门的一瞬间,她只觉得狂跳的心几乎要蹦到嗓子眼了。余婧见她回来,蹦跳过来搂住她,兴奋得满脸通红,说:“我给姐姐烧了热水,姐姐正洗澡呢。”随后又大声冲卫生间叫道:“姐姐,妈妈回来啦!”卫生间里哗啦哗啦的水声停歇了。杨惠琳僵立在卫生间门口,浑身哆嗦,几乎站立不稳。她把身子靠住墙,扬起头微微眯着眼睛,竭力使自己稳住情绪。卫生间里传出窣笨窸窸的穿衣声。不一会儿,门开了,一个大姑娘从里面走了出来。

  一对苦命的母女,在经历了20年的痛苦分离和坎坷磨难之后,就这样相见了。最初的情景与母女俩的想象并不一样。

  她们都曾无数次在脑子里勾画过母女相见的情景,都曾认为自己会不顾一切地扑向对方,会哭,会笑,会放开声音呼叫。然而此刻,她们只是默默对望着,彼此的心都怦怦地跳,彼此的神情都有点慌乱,彼此的动作都显得紧张僵硬。

  “妈!”

  “杨玲!”

  声音是拘谨地、怯怯地发出来的。“这就是我那揪心扯肺的女儿?”杨惠琳盯住眼前这个和自己一般高、两颊被高原的阳光晒得红扑扑的姑娘,鼻根发酸、眼圈有种热辣辣的感觉。“这就是我那在梦中千呼万唤的妈妈?”王杨玲望着站在面前这位微微发胖的中年妇女,喉头袭过一阵一阵干燥的痉挛。谁也不知道往下该说什么,该做什么还是小余婧缓和了气氛:“干站在这儿干吗?坐下说话多好!”她笑嘻嘻地牵着两人的手,拉到客厅沙发前。杨惠琳和杨玲一落坐,都再也控制不住,一下子紧紧拥抱在一起,放开声音哭起来……

  晚上,杨惠琳和杨玲躺在大床上,20年的离别泪,相思情,道不完,诉不尽。

  窗外,一轮明月挂在洁净如洗的夜空。正是阴历十五,这轮满月好大好圆。

  杨玲到京的第二天,杨惠琳的丈夫老余正好从石家庄回家休假。这位当年因反对瞎吹林彪历史而受尽磨难的血性汉子,却对王杨玲怀有一副慈爱的柔肠。杨玲和他很谈得来。

  一家四口团聚,家里出现了非同寻常的热烈欢快气氛。邻居和厂里来串门的同事,见这个家庭突然来了一位乡下姑娘,而且家人的情感都被这姑娘搅动了,多少有点惊奇,不由便要打听这姑娘是他家什么人。杨惠琳给人说这姑娘是她的女儿,别人不信,说她瞎说。老余担心人们再往深处追问,又要触动妻子心中的隐痛,便大包大揽地宣布杨玲是他过去的女儿。反正他的经历复杂,别人摸不清楚,更重要的是不论什么样的议论压在他这个男人身上,总比压在作为女人的妻子身上要好些。这一点让杨惠琳心中既难受又感动。

  一家四口逛公园、转商场,买来一卷卷胶卷尽情地拍照。

  杨惠琳买了新衣,里里外外替杨玲换了装。小余婧还领着姐姐去一家仿明星化妆照相馆,上上下下仿照外国电影明星的样子妆扮起来,一人照了张大彩照。相聚的日子充满喜悦和甜蜜。老余还陪杨玲游览了天安门、故宫、颐和园、八达岭等名胜古迹。他对杨玲说:“爸爸人到中年,突然多了你这个女儿,爸爸好高兴啊!”

  已经返城工作的一些延安北京知青们,获悉王杨玲来京与生母团聚,分外高兴。他们在原北京知青联谊会会长郝海彦家里搞了一次盛大的聚会。他们把杨惠琳、王杨玲以及小余婧邀请来,遗憾的是没有请到老余,他已返石家庄上班去了。聚会从上午一直持续到深夜,大家分享着这一对母女相会的喜悦,美酒频频地举起,歌声、笑声满屋子荡漾……

  转眼之间,王杨玲来京已20多天。一个母女俩都不愿轻易触及的话题,这时候不得不提起了。

  “玲儿,给妈说说你的想法。”一天饭后,杨玲正要收拾碗筷,杨惠琳挡住她,话语谨慎轻缓,你是不是打算还回陕北去?”

  王杨玲抬起头,久久望着妈妈,随后郑重地点点头。

  “妈在这里可是把工作都给你找下了。”杨惠琳一急,提高了声音,“就在咱家对面的大楼里当售货员,一个月一百六七十元工资。咱们一边工作,一边解决户口问题,好多人,包括你那些知青叔叔阿姨,都愿意出力帮忙哩。”

  杨玲轻轻摇了摇头。

  “怎么,在这儿呆不惯?对妈有意见?放心不下养父养母?”杨惠琳更急了,连珠炮似地追问,小余婧也凑上来,说:“姐姐,别回去了,在这儿多好!爸妈早说了,陕北的老人由咱们家养老送终,你还操心什么呀!”

  杨玲抓住妈妈和妹妹的手,轻声说道:“我这趟来,原本就没打算留下。你们和爸爸的心情我理解,但陕北的老人也是我的亲人,你们不知道,他们是多么需要我。养父养母年岁都大了,我不可能和他们一块再呆很长时间了,找到你们,我很幸福,但我不能离开他们。”说到这里,杨玲的眼圈红了。

  苦苦思念了20年,一朝团圆,忽又要分手而去,杨惠琳的感情哪能经受得了!她苦苦相劝王杨玲,用各种理由企图说服她留在北京,留在自己身边,对陕北一对老人,也提出种种安排方案以供女儿选择。当年为时势所迫,她把女儿丢弃在荒凉的黄土高原,她觉得她欠了女儿一笔债,她要偿还这笔债。她请来了杨玲非常尊敬、非常信服的知青叔叔阿姨们,这些刚踏进京城的老知青们,同样希望杨玲能留在北京。他们非常清楚地知道杨玲回到陕北以后,那滞重的黄土高原的生活会怎样无情地磨损她青春的生命,会把多大的压力搁在她的心头和肩头。王杨玲在人们的苦劝下,终于答应:她先回陕北去,妥善地安排好两位老人,把麦子收割碾打完,然后再来北京,永远和妈妈、爸爸、妹妹待在一起。

  杨惠琳自然高兴,她的心愿终于可以实现了!

  随后几天眨眼就过去了。王杨玲回陕北前一天,爸爸特地从石家庄赶回来为她送行。在北京整整呆了一个月,又到了月圆之时,全家人又团聚在一起了。月儿皎洁,月儿明亮,月儿看着这一家对未来充满美好憧憬的人高高地举起了酒杯。

  王杨玲又回到陕北的土地上。

  去北京这一个月,与生母重逢带给她的巨大喜悦并没有淹没她对黄土地上将她抚养成人的两位老人的牵挂之情。走时养父身体就很不好,尽管养母曾对她说:“去吧,你的亲妈想你,你该回到她跟前去,在咱家你要把罪遭死哩!”她却觉得,她和养父养母以及患有癫痫病的叔叔相依为命的关系,是很难砍断的。现在,她答应了生母将她转回北京的要求,她知道陕北的老人对此不会有什么意见,但她却摆脱不掉一种沉重的负债感。在陕北老人身边呆的日子已为时不多,她要在他们跟前尽可能多地尽一份心意。

  老人们见她回来,自然很是高兴。她拿出北京爸妈捎给老人的各种东西,养母见炕上一下子堆了那么多吃的、穿的、用的,心里过意不去了,连连叹道:“这么远路,给我们这老骨头还捎这么些东西,太费力气,太花钱了。咱家苦了你,你妈对咱家还是这么重的心意,教咱咋受得了哟!”养父依旧躺在炕上起不来,他一时糊涂,一时清酲。清酲时,盯着杨玲看,不说话,只把手往远处指。养母对杨玲说:“他叫你走哩,他不愿看着我们拖累你。”杨玲按住养父的手,一股热辣辣的东西堵在喉头,泪水一下就涌了眼眶。

  赶麦子黄还有一个来月时间。王杨玲到180里外的县城门市部又上了一段时间班。收麦时,她请假回到家里,踏进了黄土高原绵延伸展、起伏不定的庄稼地里。

  这是最后一次替家里收割庄稼了。从很小的时候开始,她就帮家里干农活,沉重的体力劳动曾压得她嫩弱的身子骨几乎要垮了架。她诅咒过不公正的命运,怨恨过苦难的生活,可现在,她突然生出一种十分留恋的感情。这坡坡,这坎坎,这黄土地上的一草一木,她是那样的熟悉,想到很快就要辞别这一切时,她心里酸酸的,直想掉泪。

  麦子收割了,登场了,碾打了。与北京爸妈商议好的动身的日子到了。她把养父、养母、叔叔所有的棉衣棉被拆洗了一遍,把家中里外所有该收拾整理的都收拾整理好,该道别的老师、同学、朋友也都道别了,养母把该给北京爸妈带的土特产也准备好了,她该动身回北京。就在这时,养父的病突然加重了。

  不能在这个时刻走开。她留了下来。养母劝她:“只管走你的,他几年就这么拖着,还不知道拖到啥时候哩。”她摇头。她不愿意就这么牵肠挂肚地走开。养父的病情一日重似一日。1991年8月底,养父终于闭上了双眼。

  悲痛袭向王杨玲。她伏在这位像黄土一样质朴、终生劳碌受苦、让她领受过刺心经历更给过她巨大恩德的老人身上,失声恸哭。

  王杨玲一手操办了养父的后事,将老人妥妥帖帖地安葬在村南一块向阳的坡地上。村里人感慨唏嘘:不亲的比亲的还好,女子比儿子还中用!

  北京爸妈曾多次表示:老人养老送终之事,由他们包了,但杨玲没有指靠爸妈。老人对她的恩德她要自己来报答。她把一切都处理完了,才写信给爸妈告知养父去世的消息。

  现在离开陕北,回到生母身边,投身一种全新的生活,从道义上讲完全可以说得过去了,从心理上讲也应该感到平衡了。然而,她仍迟迟不肯动身离去。日子一天天地拖下来。终于,她最后作出了一个令所有人都大吃一惊的决定——暂时放弃回北京的打算。

  也许是养父的去世给了养母太大的刺激,这位已经67岁的老人身体一下子垮了下来,双目视力急遽下降,耳朵突然背得厉害,两条腿终日疼痛,走路都很艰难了。王杨玲想,无论如何,她也不能就这样撇下养母自个儿回京。不能,她的良心不允许!

  也许还有另外一件事情牵拽着她的心——她要不要接受一桩婚事?他是当地一个青年农民。他一直把她追得很紧。

  她给北京爸妈写了信,告诉了她新的决定。她不知道爸妈获悉她的决定后,会不会同意,能不能理解她,她只是觉得她不可能再动摇了,养母在世之时,这决心她不会再变。她在心里祈求着妈妈和爸爸的原谅。

  一个月亮很好的夜晚,王杨玲静静坐在L县城她租住的小屋的窗前。她凝神望着高原上空宛如银盘一般的月亮,回想着在北京时那两个月圆之夜。她依稀记起了曾经读过的两句唐诗:抬头望明月,寄情千里光。月儿能寄情,妈妈此刻也能看见这轮月亮。对着月亮,她无声地把心里的话向妈妈倾诉。

  她的眼角有晶莹的闪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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