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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和团和文革群众造反:相同点实在太多
   

  由于义和团和文革在国民群体的信仰方式和行为方式等重大方面,继承了共同的蒙昧文化基因,所以义和团式外在群众运动形式和相应的内在运行逻辑,就必然在文革中再次猛烈爆发。这两大悲剧之间的传承关系实在应认真清理和认识了

  老高按:昨天转载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现已退休)王毅文章的上半部分,今天接着刊出下半部分。
  值得指出的是,“文革”这个概念很大,包涵了很多内容,所以当不同的人说“彻底否定文革”“防止文革重演”“中国需要文革”乃至“建议开展第二次文革”等等,所说的“文革”很可能不是同一个概念,至少强调的重点很不一样(甚至欢呼者与否定者未必那么尖锐对立,一仔细谈起来,可能彼此很多看法还相近呢)。王毅文章中所说的“文革”,在我看来,其实主要指的是文革中的群众造反,也就是1966年夏天到1969年春天中共九大之前这一段。
  今天主持了中国研究院第58次研讨会,请来三位嘉宾,讨论《机密档案中新发现的毛泽东讲话》,也大量涉及文革。他们探讨剖析的角度,很有新意!中午过后才结束。我也做了20分钟的简明发言,待抽出时间了,当整理成文,放上博客,供各位批评。请看这次节目的链接——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RjWgC0RpJ4


义和团运动蒙昧性的文化根源及其对文化大革命的影响(下)

  王毅,《中国社会科学季刊》2000年第1期、第2期连载

  (续前)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古代华夏民族的对外关系,一般总是由与异族文化的交流融合、以及与之的冲突对抗这样两个方面构成的。在前一方面占主导的时期,从氏族时代继承的文化自我中心主义与壁垒机制就要大为弱化、甚至几乎完全隐没;而与此进步相一致,此时人们对本民族宗教的崇奉和对异教的仇恨也就相对弱化得多。但是在后一方面占主导地位的时期,情况则相反:这时人们的文化心理就集中在对本族神祇尽可能强烈的“无限信仰,无限崇拜”、以原教旨主义的态度对其纯洁性的极端珍视、对异教的极端仇恨等等“图腾情结”之上。其例子比如我们在先秦典籍中经常可以见到的宗教制度:每当与异族、异国的冲突加剧时,人们就要频繁祭祀自己民族的神明,以求其对己方更充分的庇护和对敌方更严酷的惩罚[84]。而这种以强化“图腾情结”为基本内容的自卫机制在以后一直被沿袭了下来,故此历代民族战争时,交战者都要在常规祭祀之外增加祭神的次数和规模[85]。由此可以得出一个重要的结论:在尊崇原始神性的时代,人们宗教迷狂的强烈程度,一定是与对异族、异教、异国文化的敌视程度成正比的。
  以上我们叙述了氏族文化的自我中心主义和壁垒机制的具体内容、及其在中国文化史中的长期延续。明白了这些情况之后,我们就可以对义和团运动的文化性质、以及继承其精神传统的文革之“打倒帝、修、反”有比较真切的了解。因为按照我们上面已经说明的文化机制和逻辑,就不难知道:当外族的压迫和西方文化的涌入在近代国际环境中变得空前猛烈、而中国文化在进入现代理性社会以前只能沿袭上古以来传统形态的情况下,中国文化就唯有按照上述旧有的文化机制对列强和西方文化作出自卫反应。使我们的说明特别便利的是,由于义和团运动是在中国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矛盾空前激化的情况下爆发的,所以它必然最大限度地激活本土文化中固有的一切抗御机制,从而使其文化特质最充分、最猛烈地表现出来。于是,我们对义和团运动文化性质的认识,就远比在千年古史中为其寻根溯源更直接明了得多。

  归结起来,义和团运动对西方列强和西方文化性质的全部认识不外以下三点:
  1、他们是来自蛮荒之地的野兽和魔鬼;
  2、他们是在用各种无比凶恶诡诈、阴险狠毒的妖术邪法蛊害圣朝的人民;
  3、西方人的侵入、以及铁路、电线、洋书、教堂等一切洋物的传入,不仅造成了无数直接的灾难,而且更破坏了“中土”神圣的宇宙秩序,从而导致天怨人怒。于是普天诸神蜂拥下界,并降灵于义和团以剿灭诛绝一切洋鬼洋物。下面依次来看。
  义和团(包括作为义和团运动准备时期的绝大多数国民对西方的认识)对西方恶鬼和妖术的讨伐,一直追溯到了明代末年传教士来华时输入的西方文化:
  ……迨明季,西人利玛窦、王丰肃、阳马诺、庞迪我等,先后混入中国,以善作奇技淫巧,兼之推测天文,又有妖术烧炼金银,人多惑之。[86]
  自古中国最称盛,教宗圣贤道至正。异端邪说屏最深,到底行事顺天心。惟有西洋绝人理,妖物耶稣把教起。……宋元间有匪徒入,暗把妖神等寺立。……利玛窦与王丰肃,先后中国来插足。会作巧艺讲天文,又有妖术炼金银。……[87]

  亦有将西方的妖邪比附于中国传统的异端:“夫法夷洋人者,今之寇仇,古之杨、墨是也。而圣主仁皇帝之圣语中所谓当除异端者也。”[88]而更多的口诛笔伐,则是“彻底揭露”(借用文革流行语)西洋人的魔鬼面目和毒蛇本性:
  耶稣猪精,西洋之主。流传臭教,……猪羊不祀祖宗,素来不依圣贤规矩。……其贪如狼,其暴如虎。其淫如狐,其诡如鼠。遍告世人:谨守门户;……孝悌忠信,坚牢肺腑。……莫吃迷药(王毅注:指西药),吃则中蛊。有敢拜猪,齐团惩处。亡八孩儿,莫准入谱(王毅注:指族谱)。逐出海外,去变臊羖。[89]
  圣谕上说得有:自古三教流传,儒宗之外厥为仙、释。……可见世上只有三教是正,再未有第四教了。……自从鬼子来我中国,他就在各省大城大镇起些鬼堂,名叫天猪教堂,……他那拜的鬼头名叫耶稣太子。上面画一鬼像,……其实中国神圣到处降出乩笔,刻传乩书,明明白白说出耶稣是猪精投胎,在生极奸极恶极淫邪,……阎王恨极,把他魂魄囚在黑暗地狱……[90]
  与无数这类诅咒相辅而行的,是国人基于本土宗教的集体无意识而判定“鬼教”施行的是各种各样最邪恶、最残忍、最无耻的妖术,例如上文提到的吃西药则“中蛊”,又如:
  入天主堂,不问男女,主教必先为沐浴,曰净体,盖借此行其奸污。……其银必取中国人睛配药点之,而西洋人睛罔效,故彼国人死,无取睛事,独中国人入教则有之。……能咒水飞符,摄生人魂与奸宿,曰神合。又能取妇女发爪置席底,令其自至。取男童女童生辰粘树上,咒之,摄其魂为耳报神,……甚或割女子子宫、小儿肾子,及以术取小儿脑髓心肝,……[91]
  类似的“愤怒声讨和揭露”(借用文革流行语)在义和团文献中几乎随处可见。及至义和团运动达到高潮之际,团民们相信“鬼教”用以抗御自己神术的种种“邪法”就更加骇人听闻,例如北京的义和团解释自己久攻教堂而不克的原因:
  或问团民:“……西什库教堂虽大,现有团民十万之众,何以一月有余尚未打破耶?”团民云:“此处与别处教堂不同,堂内墙壁,具用人皮粘贴,人血涂抹,又有无数妇人赤身露体,手持秽物站于墙头,又以孕妇剖腹钉于楼上,故团民请神上体,行至楼前,被邪秽所冲,神即下法,不能前进,是以难以焚烧(教堂)。又兼教堂有老鬼子在内,专用邪术伤人,固难取胜,反多受伤。”[92]
  西什库法国教堂,义和拳及虎神营兵日日围攻,……义和拳挟煤油、柴草,从外诵咒以焚其室,迄不能然(燃)。……谓:“教士以女血涂其屋瓦,并取女血盛以盎,埋之地下,作镇物,故咒不能灵。”[93]
  鬼子在交民巷、西什库,将赤体妇人钉在楼上,或将妇人皮钉之,所以枪炮不能过火。竟有将孕妇开膛,小儿头至腹外者,惨毒极矣![94]

  在义和团眼里,致使此类种种邪法妖孽横生泛滥的洋人洋教,不仅是有史以来最为邪恶的牛鬼蛇神,而且他们更破坏了中国固有的神圣宇宙秩序,例如人们把1900年北方大旱的原因归之于“洋鬼”和铁路、电线等“洋物”对天地的触犯:
  兹因天主耶稣教,欺神灭天,忘却人伦,怒恼天地,收住之雨,降下八百万神兵,扫平洋人,才有下雨之欺(期)。[95]
  ……男无伦,女行奸,鬼孩俱是子母(王毅注:“子母”即是“鬼子母”,原为佛教神名,民间泛指害人的恶魔)产;如不信,仔细观:鬼子眼珠俱发蓝。天无雨,地焦旱,全是教堂止住天。……仙出府,神下山,附着人体把拳传。兵法艺,都学全,要平鬼子不费难。拆铁道,拔线杆,紧急毁坏火轮船。……洋鬼子,尽除完,大清一统靖江山。[96]
  义和团团民在半夜看见一位天神突然降临到他们面前,……(说):“我非别人,乃玉皇大帝现身临凡。……混乱扰攘皆由洋鬼子招来,彼等在各地传教、立电杆、造铁路,不信圣人之教,亵渎天神,其罪擢发难数。……因此,我才率领天神天仙下降凡间。凡义和团所在之地,都有天神暗中保护。……消灭洋鬼子之日,便是风调雨顺之时。[97]

  由此我们应该澄清的一个重要的命题是:长期以来,中国大陆学术界总是习惯地把义和团运动称之为“反帝爱国运动”,但是,如果我们了解了上述原始文化以来一脉相承的氏族自我中心主义与文化壁垒机制、及其在义和团运动中的重新爆发,那么这一通行的定义就值得商榷,因为我们可以把义和团运动称为“反侵略”或“爱国运动”,然而却不能因此就将其称为“反帝”。很显然,义和团民众对西方列强的文化、地理、宗教,以及导致工业资本向世界扩张的文化原因等等不仅是一片茫然[98],而且更只能用原始文化和原始宗教的观念对之加以理解,在这样的文化基础上,他们是根本不可能有“帝国主义”这个现代政治概念的。相反,在他们看来,列强和西方文化、工业文明的侵入,不过是自古以来异族和异图腾之降灾致害空前猛烈的重演而已。因此,本节开头提到的以洋人为《山海经》中的怪兽和毒蛇、以及上面列举的义和团把上古以来人们赋予牛鬼蛇神的一切文化特质统统加在“洋鬼”头上,并把剿灭这些恶鬼和破除其魔法、恢复“天朝”固有的神圣宇宙秩序作为自己的基本目的,也就是必然的了。
  义和团式的对世界格局的认识,在60年后的文革中再一次成为中国人看待外部世界的基本方法。尽管毕竟由于现代科学的影响,人们表面上已不再相信要由玉皇大帝、关帝圣君等等普天诸神降灵附体以驱灭“洋鬼”,但是义和团世界观念的核心——视一切外来文化因素为破坏现世幸福和宇宙秩序的魔鬼,而只有在战无不胜的神明的率领下群起而攻之才能将其扫除——却重新在文革中膨胀开来,并且按照其固有的原始文化逻辑导致了狂热的群众运动、“红海洋”的社会文化氛围、强烈的宗教崇拜、对一切异端残酷野蛮的“横扫”等等必然伴生的社会文化运行方式(详见本文第四节)。
  从1950年代末期开始,毛泽东就判定“世界上的妖魔鬼怪还多得很”,同时将其与国内的“牛鬼蛇神”视为相互呼应的一丘之貉、并赋予他们“穷凶极恶,面目狰狞”、“形容妖冶,狐媚惑人”等等最狡诈凶恶的本性,并且根据这一基本判断而亲自酝酿、制定了日益明确的“打鬼战略”,直至使之在文革登峰造极[99]。需要强调的是,这种对外来魔鬼的认识已经成为当时中国社会中的基本政治文化观念,所以人们往往随时随地都在对之加以运用和弘扬,例如毛泽东著名的《支持刚果(利)人民反对美国侵略的声明》,其全文是以这样的警句结尾的:
  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全世界人民要有勇气,敢于战斗,不怕困难,前赴后继,那么,全世界就一定是人民的。一切魔鬼统统都会被消灭。[100]
  所以从1960年代初到文革,无数标语、文章、报刊、广播所宣传的,就是这“一切魔鬼”的无比恶毒的本性、以及我们终将“消灭”他们的伟大理想[101]。在这种类似氏族文化“禁闭区域”的环境之中,民众对于世界的认识就只能是义和团式的。例如一位作者回忆了文革前,在她童年心目中西方人的鬼怪模样和资本主义世界的阴森可怕,以及这个“魔鬼”的世界是如何通过诸如一件粉红色的塑料雨衣等无数东西幻化成的糖衣炮弹(王毅注:“糖衣炮弹”是1960年代至文革期间是最流行的政治语汇之一),而意在使神圣的中国发生“和平演变”。接着她写道:
  我心目中的外国人形象也很可怕。所有中国人都是黑头发黑眼珠,而西方人有不同颜色的头发、眼珠,看上去很奇怪。我脑子里的西方人形象或多或少是官方宣传的写照:乱蓬蓬的红头发、颜色怪异的眼珠、又高又长的鼻子,走起路来跌跌撞撞像喝醉了酒,不停地往嘴里倒可口可乐,大腿以一种极不雅观的姿态扭著,还老是怪腔怪调地说:“哈罗!哈罗!”我不知道“哈罗”是什么意思,以为是骂人的话。当男孩子玩“打游击”游戏(类似“牛仔打印第安人”)时,敌方一定在鼻子上黏上玫瑰花刺,代表西方人的高鼻子,嘴里还要不停地说:“哈罗!哈罗!”[102]
  值得一提的是,这位作者的父亲受过良好的高等教育、又身为主管意识形态的四川省委宣传部长。出身于这样家庭的人自幼对西方的认识尚且如此,以文盲、半文盲为主的大多数中国国民的情况就可想而知。在这种极其普遍的国民意识基础上,本章前面提到的北京红卫兵们视一切“大鼻子”的外国人为必须送进公安局的敌族异类、以及他们的“火烧英国代办处”、禁绝一切西方文化的物品、没日没夜狂热地热衷于“打到帝修反”、“解放全人类”等等行为的发生,也就都是必然的。在下一节中我们还将看到,不仅与文革的这一切极为类似的行为方式早在60年前的义和团运动中就曾爆发流行,而且尤其重要的是:在作为狂热行为之心理基础的民众文化观念和潜意识中的宗教观念这更深的层面,义和团运动与文革之间更有着高度的契合。
 
  四、原始文化中的行为方式和原始宗教心理在义和团运动中的全面爆发流行及其在文革时的重演
 
  上节介绍了义和团运动用以认识世界格局的文化观念及其与文革的一致性。按照人类学家阐明的文化结构整体性的规律,我们可以知道:对外部世界的认识不仅与文化体系的内在本质有着必然的联系,而且同样与这一体系诸多方面的特点和特定的运行方式之间,有着必然和相互强化的联系。特别是在中国本土文化在近代受到空前猛烈外来冲击的情况下,他动员和凝聚自己体内一切文化和宗教的力量,以冀抗御西方的压迫就是必然的。例如青年时代的康有为就曾强调的中国巫术文化的天经地义、特别他强调这种宗教文化与中国文化体系的高度统一性是出于先验的、无可置疑的神圣理由:
  中国五帝三王之教,父子夫妇君臣兄弟朋友之伦,粟米蔬果鱼肉之食,诗书礼乐之学,士农工商之民,鬼神巫祝之俗,盖天理之自然也,非人道之至也;顺人性而教之也,非学而为之也。[103]
  显然,这种神圣而统一的内部联系,即发源于原始文化“禁闭区域”内一切因素不可触犯的“神秘属性”。这种文化特质在义和团运动的无数“反洋教揭帖”中得到了更为淋漓尽致的阐扬:
  我们三教中人或读尧舜各位圣人的经书,或读太上老君的经书,或读释迦观音菩萨的经书,受圣贤仙佛的莫大之恩。想想这鬼叫敢来伤坏我中国几千年的正教,你说可恨不可恨哩。就是不读书一字不识的人,决无一日不受天地日月星辰覆载照临之恩的,决无一个不受文昌帝君关圣帝君灶神财神一切大小神明保佑之恩的,决无一个不受皇上祖宗父母教养之恩的。想想这鬼叫敢伤坏天地日月星辰一切大小神明,以及各人自己的祖宗父母,……又想谋我中国江山,……你说可恨不可恨?想人人良心不昧,再无一个不想灭尽这天猪鬼叫的呦![104]
  “一切大小神明”皆被最大限度地调动起来以“灭尽天猪鬼叫”,这种通俗表述的文化意蕴实际上是:文化体系中原本一切具有神圣属性的因素都将被最充分地激活、最强烈地表现出它所具有的神性表征和运行方式,以期捍卫“禁闭区域”的神圣性和抗御西方文化的侵入。因为本文不是专门研究义和团运动的著述,所以我们只能简要地从这许多被激活的神性行为方式中选择出最主要的、也恰恰是与文革行为方式最为一致的几方面加以叙述,它们是:
  1、对一切异族和外来文化因素(以及其影响下本土文化的变革)之绝对敌视;
  2、全社会无限崇拜具有横扫魔鬼之伟力的神明和各种神圣方法;
  3、狂热的群众运动方式,以及这种狂热的社会文化和宗教文化氛围与人们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之间的相互塑造。
  4、在神圣的名义下,对各种异端的狂热搜觅与残酷屠戮。下面依次来看。

  第一,上节指出:任何外来异质文化因素的来临都是对氏族固有文化体系及其所体现的图腾之神性的巨大伤害;因此,外来文化的影响越大,对氏族本土文化自卫机制的激活也就越强烈。反过来说,氏族本土文化也决不把任何外来文化因素视为寻常的东西,而是一律视为具有邪恶魔力的鬼物。我们看到,正是上述文化观念,驱使义和团意欲剿灭一切“洋鬼”和一切外来之物、而根本无法看到西方列强的侵略压迫与近代以来世界文明进步的错综关系,所以借用文革时的流行语来说,这种对外的拒斥是名副其实的“横扫”:
  焚烧八面槽、双旗杆等处教堂、施医院、讲经堂。各处喧言:“西洋人进京四十年,气运已尽,天意该绝,故天遣诸神下界,借附团民之体,烧尽洋楼使馆,灭尽洋人教民,以兴清朝。”……又哄传各家不准存留洋货,无论巨细,一样砸抛;如有违抗存留,一经搜出,将房烧毁,将人杀毙,与二毛子一样治罪。[105]
  自教堂教产烧毕后,所有城内外凡沾“洋”字各铺所储洋货,尽行毁坏,或令贫民掠取一空。……又传言杀尽教民后,将读洋书之学生一律除去。于是学生仓皇失措,所有藏洋书之家,悉将书付之一炬。[106]
  拳众讳言“洋”,谓洋灯为亮灯,洋布为宽细布。凡教民皆目为直眼。……时京师已尚舶来物,拳众搜得之,即目为直眼。以是官邸商廛悉索洋货毁之,玻屑磁片触处皆是。乃至官译署者(王毅注:“译署”即是清朝设立的翻译各国典籍文件的机构“同文馆”),不敢张其门封。……(一知县)谋回津挈眷,舟行至新安遇(拳)匪,搜出西籍,指为“直眼”,竟杀之。……拳众谓学堂肄业者为二毛子,经人指出,往往罹害。……又掠丰泰照像馆,……谓摄像必以人眼,缚其主者刑迫之,务令指出藏睛处。[107]
  教堂则无论天主耶稣,悉付一炬;洋人则无论英美德日,悉赐一刀。……以电报铁路等,与洋人声气相通,亦毁之。呼华人之识洋人、用洋物者曰“二毛子”(二毛子,黑龙江土语,羊一岁谓之库尔布子,二岁谓之二毛子,见《黑龙江外纪》。拳匪之谓信耶教或办洋务之人,曰二毛子,语盖本此,羊、洋同音也),其他三毛四毛等则以其所业者为等差,甚至一家有一枚火柴,而八口同戮者。惟见洋钱则色喜,不复害之矣。[108]
  义和拳谓铁路电线皆洋人所藉以祸中国,遂焚铁路、毁电线,凡家藏洋书洋图皆号二毛子,捕得必杀之。[109]
  义和团的志愿是反对洋人、洋教、洋货、洋职员、洋生产工具,凡带洋字的一概反对。……就连衣服上的板扣子都拆下来换上旧式的。声势之大,前所未有。[110]

  需要指出的是,这种“一概反对”是在以一切洋物为妖孽的文化观念基础上产生的,例如上面引文中提到的义和团以为照相是必先挖取人眼的妖术,又如义和团必欲焚毁清朝负责外交事务的“总理各国事物衙门”和负责翻译西方书籍的“同文馆”的理由是:“观署中妖气极盛,闻同文馆洋书极多,均须烧毁。倘有通洋语者,即系奸细,须立时杀却。”[111]因此,它也就具有典型的宗教禁忌特征,即对禁忌原则的任何轻微触犯,都是对本族图腾神圣性的极大伤害和对邪恶鬼灵之魔力的释放,故而都必须受到最严酷的惩罚。
  与上述对一切西方文化的横扫相一致的,是义和团及其支持者对变法维新事业的极端仇视,所以他们“谓洋人为大毛,教民为二毛,康党为三毛”[112];称曾经主张变法的光绪皇帝为“鬼子徒弟”,并“群呼‘杀鬼子徒弟!’”[113]而那些极端仇视维新党人的守旧派官僚,亦如同以前庆祝慈禧对戊戌变法的残酷镇压一样,热烈庆祝义和团的杀外国使馆人员而起事:
  湘抚俞廉三中丞素恶新党,闻戊戌秋六人被祸时,中丞大喜,即传春台班演剧三日。今夏闻日本驻京书记生彬山彬被害之信,亦传春台班演剧二十日。[114]
  义和团运动中这种对输入西方文化的清算,甚至一直追溯到林则徐魏源等人“师夷之长技”的主张、以及后来的洋务运动。例如一位士大夫在上书中竭力旌扬义和团法术之神、对洋人百战百胜之后,又声讨“魑魅”一般的洋务派和现代工业文明的引入:
  魏源以刺夷情、识夷事、师夷长技著书,天下承其谬者数十年,误事甚大。究之刺夷事、识夷情,则多增一买办之材;成就一买办,则增多一汉奸。……夫既决然绝交,则此种败类(王毅注:指李鸿章、盛宣怀等洋务派领袖),应须一扫而空,俾光天化日之下,无复魑魅之潜形,此所以整齐一世之人也。既廓清腥秽,则电杆、铁路、商务、矿物,一切可以引致洋人之端,皆当禁而止之,此所以整齐天下事也。[115]
  义和团运动的上述文化观念、行为方式在文革中再次充分表现出来,这不仅仅体现在红卫兵重又爆发出对一切“资、修黑货”、一切西方物品的刻骨仇恨和狂暴扫荡,以及文革中对所谓“洋奴哲学”、“买办道路”、“大、洋、古”、“卖国主义政治路线”等等无止无休的残酷讨伐,更重要的是:文革所有这些行为的深层文化动因亦如原始时代和义和团运动一样,是把“禁闭区域”之外的任何事物的引入视为必然蕴涵着无限蛊毒和阴谋的“妖风”、视为注定要动摇整个神圣文化体系的滔天大罪。因此,也就必须一如原始禁忌和义和团施行的“家有一枚火柴而八口同戮”原则,对一切触犯者施以最严酷的惩罚,而决没有一时一刻“放松警惕”或略加宽贷的可能。其典型的例子比如江青等人在1973、1974年,针对当时中国工业部门引进极少量西方生产设备的意向而将其视为十恶不赦的卖国行为和“路线斗争”的重大动向(即著名的“蜗牛事件”、“风庆轮事件”),并借此在整个国家政治中掀起了轩然大波[116]。显然,这种全面、绝对和极具神圣性的排外主义,其文化性质早已远远超出了理性社会中民族矛盾和文化差异的范围,而具有氏族时代特有的那种对异族无比强烈的禁忌性,即如梁启超在评论义和团运动时对其的追根溯源:“我中国以排外闻于天下也久矣。杀洋人,毁教堂,攻使馆,戕公使。……野蛮人之排外也,……视之如贼。外人之来我国也,必将深闭固拒,则外人之文化智识,必不能资其益而取其长。……故夫野蛮之世,则排外之心最热,而排外之例最严,家族部落时代,无不仇待外人。”[117]

  第二,义和团运动与文革在“无限崇拜”神明、笃信各种“横扫牛鬼蛇神”之神圣方法(即巫术方法)上的一致性。
  我们已经指出,对于处于“禁闭区域”中的氏族文化体系来说,外来文化的势能越强,则它对本土文化中作为自卫本能的文化壁垒机制之刺激也就越猛烈。而这种自卫反应中的最根本方面,就是最大限度地激活和膨胀本族神明的神性,以期更有效地保护其子民和更有效地横扫一切外来的牛鬼蛇神。这一机制在古代的通例,比如我们在上节中提到的每当对外战争之际,氏族或国家都要极频繁地恭祭自己的庇护神。
  人们对本土宗教热情的强烈程度与外族冲击的强度及人们对异族的仇视程度成正比。氏族时代的这一重要的文化原则在义和团运动中,因为列强侵略的空前残酷和西方文化空前猛烈地涌入而最强烈地表现了出来。当时清朝政府中最坚定地支持义和团的大学士徐桐当被问及“然则中堂能保拳民之必胜乎”时,他回答了一句简明扼要的话:
  拳民,神也;夷人,鬼也。以神击鬼,何勿胜之有![118]
  可见,人们认为至上的神性是义和团对“洋鬼”战无不胜的根本保证。为了抗御空前强大的牛鬼蛇神,义和团运动对本土文化中的神性进行了最广泛的发掘和最大限度的膨胀、普及,比如下面这些为人熟知的例子:
  义和拳称神拳,以降神召众,号令皆神语。……其神则唐僧、悟空、八戒、沙僧、黄飞虎、黄三太。庚子四五月间,(天)津民传习殆遍,有《关帝降坛文》、《观音托梦词》、《济颠醉后示》,皆言灭洋人。忽传玉帝敕,命关帝为先锋,灌口二郎神为合后,增财督粮:赵子龙、马孟起、黄汉升、尉迟敬德、秦叔宝、杨继业、李存孝、常遇春、胡大海,皆来会师。[119]
  ……俄而拳众蜂拥至,人数约在三四千以外,前行者八人,自称八仙,……甲曰:“吾乃汉钟离大仙是也”,乙继声曰:“吾乃张果老大仙是也。”……拐仙并摇兀作跛势,仙姑则扭捏为妇人态,……(某拳民)突挺身起立,颐颏颤动,两手飞舞作势,……作语曰:“吾吾乃关圣。”此语一出,座中咸战栗失色,堂上堂下,悉匍匐伏地,叩头如捣蒜,口中齐声高呼:“请大圣回驾。”……(某拳民)剪成洋铁一片,朱书一“佛”字,缝之首帕。[120]
  义和团建立组织,叫做“安炉”。安炉时,先由大师兄口授戒条,教给“降神”的咒语,……炉房里供奉:“天地三界十方万灵”、“协天大帝”、“真武大帝”等神牌,终日香烟缭绕,……门前挂着“义和团扶清灭洋”的大旗。[121]

  总之,义和团遍请的普天诸神除了佛道两教、众多的传统民间神祇之外,甚至还包括了项羽、赵云、黄天霸、穆桂英、孙悟空、猪八戒等等无数小说、戏剧编撰的历史和神话人物。由于这种普遍的狂热崇拜,致使当时“香蜡铺生意比太平之时胜强百倍。大街小巷无分贵贱,每夜无不向东南方烧香,京城香料几为卖尽”[122];“居民信匪者甚众,称其种种神奇,日夜焚香敬拜,市中香货为之一空。”[123]大量有关记述充斥于几乎所有义和团的原始文献之中,从中可以最清楚地看到民众对这无数神明的虔信达到了何等如痴如狂的地步。
  义和团运动对本土宗教的动员程度和范围,比历代造反运动中类似的动员要广泛强烈得多,这种情况除了再一次说明中国民间信仰中隐伏着巨大的、随时可供激活和膨胀成席卷全社会狂潮的宗教资源,而且尤其证明:人们对图腾和庇护神的崇奉程度,必然是与他们受到“魔鬼”的压迫程度和他们横扫牛鬼蛇神的热望程度成正比的。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在这种“无限崇拜”的狂潮之中,原本相当程度上以“不语怪、力、乱、神”为圭臬的士大夫阶层,亦几乎完全为其所左右:
  义和团既遍京师,朝贵崇奉者十之七八,大学士徐桐、尚书崇绮等信仰尤笃。……御史徐道焜奏曰:“洪均老祖已命五龙守大沽,夷船当尽没。御史陈嘉言,自云得关壮缪(王毅注:即关帝)帛书,言夷当自灭。[124]
  闻以澜公将夜间玉皇降世一事,陈进于太后之前;适公爷与民团设坛之时,玉皇出显神团一事,颇蒙嘉奖,老佛甚喜之。言以垂拱元年,经玉皇降世一次,实系吉祥之兆,中国大有得胜之望。[125]
  当是时,上书言神怪者以百数,王公邸弟,百司廨署,皆令拳匪设坛,厚其供亿,谓之保护。”[126]


  这种情况也立刻使人联想起五、六十年之后,成千上万不同程度受过现代教育的中国知识分子,与亿万国民一起投入无限崇拜“红太阳”和“群众运动”时的笃诚和热情。
  文革时期,曾经在义和团运动的掀起过滔天宗教狂潮的文化机制,再一次最充分地展示了它无比巨大的“魔力”。从表面上看,1949年以后,人们对包括民间宗教在内的几乎一切宗教文化实施了极为彻底的扫荡,然而一个民族在几千年中日积月累、从未间断的宗教传统(尤其是心理传统),是不可能在短短十几年间、在广大社会基本保留着传统生产方式的情况下被清除掉的。所以,文革时“扫除一切害人虫”、“打倒帝、修、反”、“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等等对魔鬼的讨伐既然是以历史上空前猛烈程度而爆发的,那么它对至上的、“战无不胜”的神性之狂热渴求程度,也必然是历史上空前的。与义和团运动的佞神狂潮所不同的仅仅是:由于关帝、玉帝、真武、八仙等等传统宗教的无数表层载体在1949年以后的不复存在,所以社会文化体系中重新被急遽激活的宗教需求和崇拜热情,就只有通过当时唯一的信仰渠道才能够得到满足,这就是“万物生长靠太阳”[127]。文革时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之所以会以古今宗教史上空前猛烈的程度爆发出来(较之义和团运动时的“市中香货为之一空”更为变本加厉的是,文革时无数可以用来制造圣像和“红海洋”的材料几乎统统为之一空),原因之一就是因为:近代以来中国本土文化在列强和西方文化压迫下郁积的上述宗教需求,既极少机会为现代文明所改造消解,又在1949年以后被强力束缚在一个比中国传统的多神崇拜远为狭蹙的渠道之中。

  与上述崇神狂潮相一致的是:人们出于对牛鬼蛇神“战无不胜”的宗教热望,而对一切具有神性的巫术方法狂热崇奉。前文提到的将西方人诅咒为猪、羊,并且用残酷的语汇模拟对之的杀戮仅是其中一法:
  武卫军人人佩符,盖以神道事之。……其法上体后刀剑不入,是乃南方巫师之数。……而神其数者遂谓枪炮不伤,又谓能咒禁枪炮。……初起时即遍贴揭帖,定五月廿三日将西什库、交民巷洋人杀尽,廿四大雨,天下太平;一再展期。或改东交民巷为切洋鸡鸣街,玉(御)河桥为断洋桥;名号越出越多……[128]
  洋人谓之鬼,洋钱谓之鬼钞,洋炮谓之鬼铳,……铁路轨道谓之铁蜈蚣,……[129]

  当时流行的诸如此类诅咒、厌胜等巫术方法数不胜数。而1949年以后,政治舆论在不得不对之加以极有限的批评时,仍然把叙述的重点,放在旌扬这些行为方式所体现的“爱国主义”上:
  团民都是纯洁的工农子弟,……宣称:“妇女若诚心修道,就可以成仙升天,过海杀洋人。”又说:“天山神仙洞开了,神仙满天飞。”……老年妇女们手持笤帚疙瘩和菜刀,嘴里念着:“先剁脑袋后剁腚,剁的‘毛子’死干净。”到十字路口焚纸香诅咒洋人的死亡。每天晚上,大师兄分给每户黑豆七个,念了咒,让各家把黑豆放在锅里倒上水煮,这样就把洋人的魂聚来煮死,可以听到洋人在锅里吱吱的叫。综合以上情况看来,男女老少都已行动起来,热烈地参加了这个反帝运动。一方面显示迷信愚昧,一方面显示了伟大的爱国精神。[130]
  因此,许多这类巫术方法在后来的文革中被如法炮制(例如红卫兵与义和团一样,拔光受害者的头发、用秽物污涂“牛鬼蛇神”的人身和住宅,以及将地名等改为“反帝路”、“反修路”、“反帝医院”、“反修医院”等等[131]),就都是顺理成章的。

  第三,狂热的群众运动方式、以及这种狂热的社会文化氛围和宗教文化氛围,与人们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之间的相互塑造。
  我们知道,在原始文化的基础上,整个社会经常把狂热的“群众运动”(例如集体打鬼仪式、对图腾的集体崇拜活动)作为神圣无比、人人必须彻底投身其中的行为方式;以及这种“举国若狂”的运动形式又必然反过来给人们的原始信仰以巨大有力的强化。在义和团运动中,原始文化的内在机制最猛烈、最全面地表现出它的上述运行逻辑。由此而在国民信仰和国民心理中留下的文化积淀,当然会对后来的文革产生极为直接的影响。
  戚本禹旌扬义和团是一场最热烈浩大的“群众运动”,这当然是对其文化性质非常准确的定义。那么,作为群众运动热潮的义和团运动又有哪些最显著的运行特点呢?我们说,它至少包括以下重要的方面:
  几乎全社会的一切成员都被卷入这举国若狂的潮流之中而丝毫不能自主,他们不仅唯有投身其中才能获得生存的可能,而且只有在这趋之若鹜中才能够举手投足,否则就几乎完全丧失了起码的行为能力。在关于义和团的文献之中,我们可以看到无数这类记述:
  各处喧嚷烧香灭鬼子,人人附和接应,一口同音,众声鼎沸,魂梦皆惊,前三门外各街巷土匪,借团民烧杀之际,乘间抢夺,毫无畏惧,……各处众口传言某处着了,某人全家被杀了,或喊嚷东交民巷洋楼着了,到处齐嚷“烧香灭鬼子”。一人喊叫,众人接声,时刻不安。……哄传西什库教堂大楼被焚。各处男女老幼,人人鼓舞欢欣,随声附和,……义和团内传出,令住户铺户门前各用红布书写“红天宝剑”四字,贴于门头之上。一时各街巷传遍,大家小户无不遵循。……义和团坛内,传出乩语一张,云由山东总坛传来,其略云:洪均老祖降坛曰:……家家不论男女老少,用红布包头,烧香三遍,……如若不遵,牛郎不能降坛,亦不能救众人之难。……如动烟火,避不住洋人枪炮。如有不遵,必受洋人之害。……西四牌楼南北与西华门内外数万团民,势如蚁聚,远望红巾蒙首,红布兜胸,遍地鲜红,血光照耀,其凶杀气象惨目惊心。[132]
  晚间看街兵传信,言东交民巷跑红旗,家家磕头烧香。如此一言,同寅诸人(王毅注:指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中的官员们),均往义和坛烧香。[133]
  京城居民,日日谣言,东交民巷鬼子府被火焚烧一事,动辄倾城往观,举国若狂。……十四日午后,南横街居民忽闻有人大呼“泼水”,一时无论何人无不争往,取水泼之门外,街市尽湿。事后互相骇怪,亦不自知其故。……朱批略云:“京城上至王府,下至小民,无非义和团者”。[134]

  这种在原始信仰基础上,“群众运动”中全民性的无比狂热从人人都是义和团[135]、“遍地鲜红”、家家拜神,到万口传谣、争相蚁附、莫名其妙的一窝蜂等等一切一切行为方式,都是人们重又在后来的文革中最熟悉不过的。
  这种强悍热烈、具有无比巨大神性的社会氛围对人们行为方式、生存方式和思维方式的塑造,当然是极端强制性的,例如:
  (人力车出行)车中必蒙红被,妇女尤必蔽以红布或红巾幂首,否则指为污秽而杀之。男子出行者,襟前各挂红布数寸,以示信(拳)匪。[136]
  义和拳起山东,……愚民无知,加额翘足,相望神奇,不数月蔓延遍直隶全境。习此术者设坛焚表,烧香念咒一遍,……如中疯如患魔。……始谓“扶清灭洋”,大张旗鼓,仇视教民;继则结党营私,敲诈钱财,借图报复。……一村不习此术,则斥为黑村;一人不习此术,则诬为教民。[137]
  凡焚烧之法,众团民面向东南躬身,口诵咒语四句,立能请神附身,名曰“上法”。……各举点著高香一股,在欲烧之房前跪齐,即旁站看热闹之人亦令下跪,有不遵者即为奉(洋)教之人,人故不敢抗违。……如有救火者,即指为奉教之人同党,立刻擒捉处死。[138]
  义和团坛内传出,令街巷铺户住户,每晚门前各点红灯笼一盏,违者按“二毛子”治罪,登时各处遵行。[139]
   (义和团揭帖云)关圣帝君降坛曰:“万里香烟扑面来,义和团中得道仙,……传一张(王毅注:指义和团揭帖)免一身之灾,传十张免一家之灾。见者不传,若为幌(谎)言,为神大怒,必要加灾。[140]

  全社会每个人的一举一动都必须严格遵循“群众运动”规定的方式,否则就将立即受到神圣而严厉的惩罚,这种依靠庇护神和“群众运动”的无比神威而对社会行为方式的强制性整合塑造,是我们在后来的文革中最熟悉不过的。所以那时极为流行的口号就是:“毛泽东思想是革命的宝,谁要是反对它,谁就是我们的敌人!”“不革命就是反革命!”“要革命的站出来,不革命的滚他妈的蛋!”以及《造反歌》中所谓“谁要敢说党不好,马上叫他见阎王”[141]等等更严酷的规范。
  在上述具有强大神性的“群众运动”的之中,人们思维方式的极端单向性也就是必然的。即如义和团所宣扬的:“满天星斗与妖孽,生灵到底归何处,只见明灯路一条!”[142]“前有鬼,后有妖,……若问太平日,(义和团)小将才过寿阳桥。”[143]
  由于整个世界充满了牛鬼蛇神的威胁,所以尽管无数的人们对“群众运动”抱以深深的怀疑,但是他们是却只能迫使自己相信它的神威:“京中各色义和团,不下数万,有真能为的,不过百余人耳,其余皆混饭吃者,否则既无赖之徒,然又不能不信。”[144]我们知道,东北亚人信奉的萨满教特别尊崇北斗星神,原因即在于他们经常处于可怕的漫漫长夜包围之中,“失去它,人们就无法生活下去。”[145]与之相似,不论义和团运动如何最强烈地表现出它的蒙昧性,但是无数的人们对它还是“不能不信”,其原因也就在于“前有鬼,后有妖”这巨大而充满“巫魅性”的压迫。及至后来文革时,千百万红卫兵唱着“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黑夜里想你有方向,困难时想你心里明”的颂歌去“横扫牛鬼蛇神”,无数的人们则只能拥护、欢呼、加倍热忱地投身于这狂潮、而决没有任何选择其它道路的可能,其原因仍然在于亿万人再一次完全陷于“牛鬼蛇神”的包围之中。
  充满神性而又调动起全民信仰狂热的“群众运动”,其社会效应当然是极为惊人而又无比神奇的。例如义和团运动中的景观:
  (山西巡抚)毓贤六百里加紧一奏:请将玉泉山昆明湖水用法(术)升高,灌入西什库教堂,以毙洋人之类。[146]
  ……谓洋船来者宽广数里,大师兄一指,炮皆反击,船尽沉。日本长街五十里,皆为红灯照所焚;各国义和团并起,(洋人)皆自顾不暇,必不能远涉重洋。[147]
  匪党妄称已遣神将出洋,往西洋扫灭各国。[148]
  (义和团)于所供关圣、观音位前设一水碗,陈列各种器械,皆庙宇神像手持木造器械,如关圣之青龙刀,悟空之金骨棒,桓侯之鞭,镇江之斧,韦驮之降魔杵,罗汉之戏龙珠、伏虎圈等。……晚间教头于地画一圈,令奉教者立其中,裹红巾,紧闭双目,首念观音洁身咒,次念关神拳咒,……自谓某神下降,所作态度酷肖某神,即素来笨拙无比者,一时灵动异常,是谓降神。……各庙宇神着衣冠及持器具悉为伊等盗去,……谓其得之,以御刀枪,虽外洋火器不足惧也。……有穿神袍、戴神帽、持神械及持罗汉堂泥塑龙虎者,有以竹笼提二家猫者(据称是神龙神虎,能大能小,要吃贪官污吏、土豪劣绅,要咬洋人及读洋书者)。愚蠢可怜之状,目不忍睹。[149]

  义和团、大跃进、红卫兵等等一切神性的笼盖下的“群众运动”,其参加者越是充满了自我牺牲的热忱、越是激发出超人的想象力和创造力[150],其结果就越加只能是“愚蠢之状,目不忍睹”。这种必然性的逻辑原因即在于:在此类“群众运动”中,人们越是为了“战无不胜”、“横扫牛鬼蛇神”,就越是必须加倍把“红太阳”、群体狂热性等等所蕴涵的原始性神圣基因激活、释放出来;而这样一来,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也就越加彻底地背离了文明社会的理性原则。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因为上述“群众运动”是在秉承原始的文化精神和背离理性原则的基础上急遽膨胀起来的,所以这种狂潮对于国民心理的建设性培育,就只能是极为巨大的戕害。限于篇幅,这里仅举两个最怵目的例子:
  当团匪起时,痛恨洋物,犯者必杀无赦。若纸烟,若小眼镜,甚至洋伞、洋袜,用者辄置极刑。曾有学生六人,仓皇避乱,因身边随带铅笔一枝、洋纸一张,途遇团匪搜出,乱刀并下,皆死非命。罗稷臣星使之弟熙禄,自河南赴津省视家属,有洋书两箱,不忍割爱,途次被匪系于树下,过者辄斫,匪刀极钝,宛转不死,仰天大号,(团民)顾以为乐,……其痛恨洋物如此。今(王毅注:指八国联军入京以后)乃大异:西人破帽只靴、垢衣穷裤,必表出之。矮檐白板,好署洋文,草楷杂糅拼切舛错,用以自附于洋,昂头掀膺,翘若自喜。嗟吾北民,岂知人世有羞耻事邪![151]
  (天)津有董姓者富户也,曾有一大师兄入宅,持刀吓之。董焚香顶礼,始免。后于城破之日,路遇此大师兄执小白旗,上书“大日本顺民”。董问大师兄此旗何用?大师兄曰:“我但求活一天是一天。”……曩者为拳匪者,今多自称奉(洋)教,恫吓愚弱,诬指曰:“尔是拳匪,将扭送外国衙门。”愚弱者惧而赂之,即免,又顾而之他[152]。
  天津陷,残(拳)匪争解巾带,……且多有迎降引导者。向者目洋人为大毛子,至是咸尊以洋大人。排外之风变而媚外,盖自此始。[153]
  联军入都之时,顺民旗帜,遍悬门巷,……迨内城、外城各地为十一国分划驻守后,不数月间,凡十一国之公使馆、十一国之警察署、十一国之安民公所,其中金碧辉煌,皆吾民所贡献之万民匾联衣伞,歌功颂德之词,洋洋盈耳,若真出于至诚者。直令人睹之,且愤且愧,不知涕泪之何从也。又顺治门外一带,为德军驻守地,其街巷内新设各店牌号,大都士大夫之命名,有曰“德兴”、有曰“德盛”、有曰“德昌”、有曰“德永”、有曰“德丰”、“德厚”、“长胜”等,甚至不相连属之字,而亦强以“德”字冠其首。种种媚外之名词,指不胜屈。而英、美、日、意诸界,亦莫不皆然。[154]

  所以梁启超在揭示中国专制主义政治传统对国民心理的戕害时,特别以此为例说:“不见乎联军入北京,而顺民之旗,户户高悬;德政之伞,署衔(衙)千百,呜呼痛哉!”[155]而这种在经历了政治神话和民族神话急遽膨胀与最终幻灭的二重奏之后,人们普遍对一切昔日无上崇高的圣物之逆反与厌倦,也同样是我们在文革之后再一次最强烈地感受到的。

  第四,在神圣的名义下,对各种异端的狂热搜觅与残酷屠戮。
  在充满原始神性的社会文化体系之中,人们必然极其狂热地把剿灭一切危害神明的牛鬼蛇神作为自己的根本任务。也就是说,原始宗教的“二元模式”不仅表现在神明和魔鬼“两条路线”(借用文革流行语)之间的根本对立上,而且也同时表现在:二者对立的程度和世人横扫牛鬼蛇神的狂热程度,必是与神明的伟大程度成正比的[156]。原始宗教的这一基本原则在义和团运动中再一次强烈地表现出来,这就使得60年后文革捕风捉影地“深挖牛鬼蛇神”的狂热“群众运动”,有了一个可资比较的生动参照。
  义和团运动继承了上述原始宗教基本原则的典型表现,在于它将伟大神明的神性及其现实载体(即旨在誓死捍卫神明、又亲得神明降世附体的“群众运动”)急遽膨胀的同时,也将牛鬼蛇神及其帮凶的魔影加以无限的放大:
  中国猪教极多,心变猪羊,面犹人面,譬如豺狼窟穴于几席之下,蜈蚣卵育于襟袖之中,……限三日勒令改悔:悉将耶稣猪精妖巢妖书妖器焚烧,家家石錾十字架妖像当门践踏(王毅注:这立刻使人联想起文革中流行的“打翻在地,再踏上亿万只脚”的诅咒),堂设天地君亲师神位供奉。三日后违令者立刻合门屠之。[157]
  崇文门外地沟内,拿着一人,身中搜出洋信三封,当即杀了。京中遍地竟汉奸,与洋人通声气,逐日遣出二毛子无数,……现京中所住义和团,街巷皆有,终日搜拿二毛子,九城有数万人,尚有走(脱)者。[158]

  “中国猪教极多”、“二毛子无数”、“有数万(二毛子)”!义和团这种神圣而无比可怕的判断,不是与原始宗教认定的“无所不在的邪魔”、以及后来文革认定的“牛鬼蛇神处处都有”,“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就在我们身边”一脉相通吗?在这样的信仰基础上,上文列举的义和团狂热地四处搜捕二毛子、并仅仅根据一张纸、几枝铅笔等等微不足道的“证据”即毫不犹豫地致人以酷刑和死命,就不仅是必然的,而且尤其是具有极大神圣性的行为。这就象后来的红卫兵越是残酷地“横扫牛鬼蛇神”,就越表现出其崇高的“革命性”一样。
  越是具有强烈神性的社会文化,越是要求人们一刻不停地搜觅牛鬼蛇神和各种异端、异教,并以最残酷、最彻底和最狂热的方式横扫这些“害人虫”。原始宗教的这一基本法则在义和团运动中更典型的表现,在于义和团捕风捉影地“深挖细找”所谓大行妖法的白莲教、以及对许许多多受到怀疑的无辜者扣上妖孽罪名、并施之以无情的杀戮。
  白莲教是明清时期主要的民间宗教,其分布广泛,支派甚多,后来渐渐成了统治者称呼异端异教的代名词。作为一种起于民间的宗教组织,义和团原本就是白莲教及其分支的衣钵所传[159]。但是,当义和团成为社会的主流运动、特别是得到最高统治者的支持信奉[160]之后,义和团的宗教神圣性和政治权威性,也就必然要建立在永远充满敌意地对几乎一切其他社会成员的监视和惩罚之上;建立在视一切“本是同根生”的其他民间宗教为万恶的牛鬼蛇神、并对之施以残酷的围剿和屠戮之上。而这种必然性的原因,仍然是原始文化中“无所不在的邪魔”的原则、以及原始宗教神魔对立的“二元模式”。其具体事例在义和团运动中不胜枚举:
  或在路遇,或自家中,将良民指为“二毛子”揪扭至坛上(王毅注:这立刻让人联想起文革时也是可以随意“揪斗”几乎任何人),强令烧香焚表,如纸灰飞扬或可幸免。倘连焚三次,纸灰不起,即诬为教民,不容哀诉。登时枪刀并下,众刃交加,杀毙后弃尸于野,因是负屈误死者不可胜计。……况纸灰起与不起,毫无定凭,以人命作儿戏,其残忍可知。[161]
  (义和团)为拿白莲教之说以自固。……六月十八日,(菜)市口决男妇六十余,剐一人;廿五日,又决三十余人;均不由刑部讯供。其以叛逆诛者,并无军械及谋反实据,其指为西宫者,乃一垂髫幼女;或询之,则并不知白莲教为何物。……(义和)团言白莲教有万余人在京,将尽数搜捕。……团之言曰:二毛与洋人交通,又曰白莲教遍于都城。……(菜)市口杀白莲教,人多,刽役不能办,(义和)团则帮同宰杀,有如鸡犬。[162]
  以良民而蒙白莲教之名,捉之者乃为白莲教同源之拳匪。……拳众攻使馆不下,无所泄愤,乃纵戮乡民。呼噪出永定门,遇赴集者悉絷之,连车载交刑部,凡百二十余人。指优伶衣冠、儿童玩具谓为白莲教之证。有妇人抱子宁家,亦陷其中。数尚阙,则絷车夫实之。未讯供,尽戮于市。[163]
  拳匪攻交民巷、西什库久,卒不能下,且伤毙甚夥,遂不敢前。耻无所事,又恶人之指为白莲教也,乃日掠城外村民男女老幼百余人,送步军署,逼请枭首,曰此为白莲教,而媒孽其证据,有纸人纸马(王毅注:即所谓大行妖法之物)鞘刀之属。纸人纸马者,村市所鬻小儿玩具,鞘刀则工艺所需,妇孺皆知其诬捏也。……妇人方乳之,夺之其怀,即日决六十一人,宛转呼号,累累属于道,惨不忍睹,且皆愕然不知其何以至此也。又数日,复决三十余人,事如前。[164]

  不难看出,义和团如此捕风捉影地搜觅和极其残酷地屠戮一切可能的异端、异教者,乃是维系其教派以及文化体系神圣性所必须的。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义和团不仅把搜觅和剿灭所谓“遍于都城”的白莲教等异端异教作为自己的神圣使命,而且其自身内部亦进行着极其残酷的派系斗争:
  义和团派别分歧,大师兄互相猜忌,发生多次内讧。乾字大师兄张承芝带领团民数十人,于七月十八日去山东边境拿二毛子,归途经郝家洼,被潘荣祚带领坎字团包围,发生战斗。雒恩俊用箭射中张承芝,并将首级砍下来,挂在保林寺。[165]

  尽管义和团的最初组织者希望并明文规定“各团师兄,不论何字,均系一家,尤当和睦”[166],但是,既然义和团运动完全是建立在充满原始神性的文化基础上,那么为了维系这种神性的极端纯洁、特别是为了维系自己对这种神性的独占(即如本文第三节介绍的,每一原始氏族都必然强调:只有自己才是崇高神意的唯一体现者),义和团内部的派系分裂和相互屠杀也就是绝对不可避免的;这就象后来的不论文革领导者主观上是否希望“团结大多数”、“实现革命的大联合”,以及如何焦灼地一遍又一遍强调:“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厉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分裂成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167],但是在社会文化体系中实际运行的,却只能是为了“誓死捍卫”而越来越疯狂的武斗、派仗和“全面内战”。
  总之,由于义和团运动和文革在国民群体的信仰方式和行为方式等重大的方面继承了共同的蒙昧文化基因,所以义和团式的外在群众运动形式和相应的内在运行逻辑也就必然在文革中再次猛烈爆发出来。所以,当中国在义和团运动整整100年之后再次面临新世纪的开始、尤其是面临世界民主化和经济一体化潮流的时候,以往这两大悲剧之间的传承关系实在到了应该认真清理和认识的时候了。
  * 本文是根据笔者1996年完成的《“文化大革命”与原始文化——文革的荒诞性、野蛮性和疯狂内在魔力是从哪里来的》一书第十章内容改写而成。

  注释:(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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