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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妈妈是越南新娘
   

  看到篇写越南新娘的文章,是女儿写妈妈。感叹中越两国很相像。由于文章在文字上欠佳,进行了一点摘编。


我的妈妈是越南新娘

张汤圆

 

  26年前,如果妈妈没有被拐卖,如果她逃离了那个农场,如果她嫁给了一个家境稍微好些的男人,如果她笨一点、软弱一点……那么她的生活会不会比现在好一些?

 

………………………………………………………………

  我的妈妈是越南人。

  1992年,19岁的她被人从中越边境拐卖过来,嫁给大她12岁的爸爸。在家里,亲戚们一般叫妈妈“阿梅”,背地里叫她“越南梅”。

  打我懂事后,因为怕勾起她想家的情绪,我从不敢多问她小时在越南的事情,偶尔谈起的,只是关于外公家的一些简单情况。

  从妈妈的只言片语中,我大略拼凑出了她的少女时代:

  外公是位铁匠,收入不错,家里还算宽裕,有个种满了花的大院子。外婆是全职主妇,生了10个孩子,妈妈排行第八,很有个性,学校有男生欺负舅舅时,她就会跑过去用脚踹那些男生,打不过的话,抓起砖头就砍。

  念中学时,妈妈辍学回家照顾小外甥。因为兄弟姐妹太多,妈妈觉得外公外婆冷落了她,所以一心想早点独立,有一个亲戚的姐姐,说可以带她偷渡到中国打工,赌气的她瞒着外公外婆越过了边境。后来妈妈才知道,这个姐姐原本是打算把她带到边境卖给人贩子——结果两人都中了圈套,坐了很久的车,被拐卖到境内一个农场里。那个农场曾是越南难侨归国的安置点,也是后来“越南新娘”的集散地。

  跟几个同样从边境转被移到农场里的“老乡”一样,妈妈的随身物品都被收走,身无分文,语言不通,插翅难逃。

  被拐骗来的女人大概有七八个,每隔一段时间,就有人被买走,随后又有新的人来。这些人当中,有像妈妈这种十八九岁的姑娘,也有四十多岁的阿姨,还有十三四岁小女孩。对前来“买老婆”的人来说,她们都是“越南新娘”。

  要是有“越南新娘”反抗不想嫁,农场的老板便会把人带到一边,打到顺服。期间,有公安的人来检查过几次,老板就把妈妈她们藏在一个大衣柜里,威胁说“被发现了,你们都要坐牢”,吓得她们都一动不动。

  刚被关进农场时,妈妈曾觉得“这辈子都完了”,可时间一久,这样非人的日子,反而激起了妈妈的求生欲,开始想要伺机逃跑,“无论怎样,先出去再说”。

  第一次见到爸爸时,妈妈已经在农场里待满3个月了。

  “你表伯本来想叫他要个胖一点的,但是他不喜欢,就选了我。”那时,她决定先跟爸爸离开农场。“我本来是打算跟他回去,偷他一点钱逃走的。”

  村里和妈妈一样的越南阿姨不少,她们有的嫁给岁数很大的,有的嫁给了残疾人。相比这些男人,大妈妈一轮、身体健康的爸爸算是不错的,除了穷。 

  “家里穷得找个坐的凳子都没有,比你外公家差多了。第二天你奶奶就给了你伯母50块,带我走了两个小时山路,去镇上买了一套内衣和一条西裤,当结婚用的新衣服。”这是妈妈跟我描述的跟爸爸回村时的情景。“结婚也没什么仪式,就吃了顿饭。”

  妈妈在村里最早熟悉的人,是跟她一样来自越南的阮姨。阮姨与妈妈同龄,比妈妈早一年来到村里。阮姨的双亲在越南一个是公务员一个是老师,聊起往事,她总说:“这里的条件比我家差太多了,但是没办法,人贩子拿着刀逼我嫁——就在下面那片玉米地——我就哭着来了。”

  也许,在生活条件上,妈妈和阮姨感同身受:外公家靠海,鱼虾曾是妈妈以前的日常食物。到了我家之后,一天两顿,不是煮木薯就是喝粥,清淡得让她受不了,又水土不服,半夜发烧没办法去看医生,奶奶按照土偏方,去厨房抓来七八只蟑螂碾碎,冲开水让她喝下——后来,妈妈告诉我,我小时候发烧时,她也是这么给我治的。

  妈妈和爸爸最初的相处,就是两条平行线:“他每天都开个拖拉机去镇上,天黑了才回来,回来了我就帮他提洗澡水,然后吃饭——你奶奶叫你大伯的3个孩子寸步不离地守着我,去厕所都要盯着。”不过妈妈并不在意这些——她同意嫁给爸爸,原本就是为了先逃离农场,再伺机逃回越南。

  妈妈开始想实施她“偷钱逃跑”的计划。她翻遍了爸爸的床顶,发现只有几张白纸和几包香烟。她又去问奶奶拿钱,说想去镇上买点东西。奶奶说:“买什么买?没钱!钱都用来买你了!”

  妈妈说,奶奶这话半真半假:爷爷去世早,奶奶把三个儿子和两个女儿拉扯大,在那个年代已属不易。儿子成年后,奶奶把家里所有积蓄都用来帮我的伯父娶邻村的伯母上面了,买妈妈花的2800块钱还是爸爸借回来,这笔钱,是妈妈后来自己靠种花生卖才还上的。所以,后来妈妈老对我们说:“我是自己买了自己给你爸当老婆。”

  偷钱的计划落空,妈妈也不知道怎么办了。妈妈说,隔壁村有位从越南来的兰姨,当初哭闹着要走,最后被锁在阁楼里。兰姨把蚊帐拆下来,一头系在窗上,一头甩到窗外,然后顺着蚊帐爬了下来。可她跑到客运站,因为不会说白话,本地司机猜到她的来历,直接拒载。于是,兰姨又被带了回去,继续锁在阁楼里。

  那时在村里人看来,只有生了孩子、有了母亲的角色,“越南妹”才能可以当作一个人来看待,而非花钱买回来的商品。后来,兰姨因为生不出孩子,就被转手卖掉了。妈妈怀上哥哥前,爸爸和亲戚们也打算将妈妈转手卖掉,总说“都这么久了,肚子还没动静,不会是生不了吧”。

  知道兰姨的遭遇后,19岁的妈妈能做的,只能是“再等等看”。这一等,就等来了哥哥和我。

  1994年5月,我哥哥出生了。没有医生和护士,只有一位接生婆、一把剪刀和一盏散着鹅黄色光线的灯泡。生完哥哥的第三天,妈妈就自己去井边打水洗衣服——因为奶奶说,不能碰坐月子的女人的东西。两年后,同一把剪刀也剪断我了的脐带——在我之前,本来还有个哥哥,因为妈妈怀孕的时候还去挖地,流产了。

  妈妈说,我出生那天停电,爸爸不在家,回来后听见“是个女孩”,他并不高兴。奶奶不准爸爸进生过孩子的屋子,妈妈叫爸爸点一盏水油灯,他只在门外伸手递进去,说:“出来拿吧。”

  然而生下我们,并不代表妈妈就拥有了平等的地位。有一次,邻居家的妇人来我家闲坐聊天,说话间,突然问我:“你的妈妈是越南人,你会不会觉得羞耻?”我当时愣了一下,在角落里的妈妈也怔怔地挺直了背。我忘了当时自己是怎么回答邻居的了,但后来,妈妈也常会这么问我,我知道,这句话肯定成为了她心里的一块石头。

  于我而言,她和别人的妈妈一样:每天清晨给我编好看的辫子;没钱给我们买玩具,就用竹篾编很多的小人给我玩“过家家”;夏天她会找来一张凉席铺在院子里躺着,看我和哥哥追萤火虫直到夜深。只有在亲戚口中听到“越南妹”,我才会意识到自己的妈妈是个“买回来的越南人”。

  小时候,经常听说村里有越南阿姨“走了”,偷渡回越南之后没再回来。每听到谁家小孩的妈妈“没回来”,我第一反应就是:“不能让妈妈走。”

  在我6岁那年,妈妈还是决定回去看外公了。她出发那天,我一边哭一边追着摩托车跑,想让她也带上我。最后,自然是没追上。她不在家的那段时间里,总有亲戚以戏谑的口吻问我:“哎呀,你妈妈是不是不回来了?”他们每问一次,我都会害怕得睡不着觉。

  半个月后,妈妈回来了。她说外公外婆极力反对她回中国,但她实在放不下我和哥哥,最后说服了家人放她走。从那以后,虽然依旧有人喊我是“阿梅的越南妹”,但我心里暖暖的,很感激妈妈没有抛下我。

  让我后来更感激她的,是这次回来后,她像下定决心一样,说无论如何要在能力的范围内,给我和哥哥最好的生活。

  我和哥哥听得似懂非懂,只知道那一年后,我们家搬到镇上去了——妈妈把村里的山地承包下来开了荒,种了几个山头的橘子树。有了收成之后,爸爸本想把村里的泥砖房推倒重建,妈妈坚决不同意,理由是哥哥和我每天上学都要走1个小时的山路,她希望搬到镇上去,那样我们上学只需要5分钟的路程。爸爸不同意,协商不成,妈妈便一意孤行,到镇上去打听,找到一套老瓦房,拿着身上仅有的两万块钱,又东凑西借,筹够了3万多,逼着爸爸去签字——连卖房子的爷爷都对爸爸说:“你老婆可真能干。”

  我一直认为,爸爸妈妈关系不错。妈妈从不在我和哥哥面前与爸爸吵架,即便生爸爸的气,也不会忘记叮嘱我和哥哥给爸爸备好茶。爸爸喜欢吃的东西,妈妈记得一清二楚,吃饭的时候,总是把好吃的端放到爸爸面前,爸爸不喜欢她穿太鲜艳的衣服,她也从来不穿。

  作为儿媳妇,她对奶奶也是尽心尽力孝顺。她让奶奶一直跟我们一起生活。决定搬去镇上后,奶奶曾一直担心妈妈会把她留在村里。直到搬家前妈妈问奶奶说:“我们要搬家啦,你东西收好了没?”奶奶这才喜出望外。忙活半天,奶奶发现自己视若珍宝的木箱子装不下那些被褥,就去问妈妈可不可以找个绳子捆好了到时放车上。妈妈说:“我给你买了新的,你还要它干什么。”住进新家一年后,奶奶就很安详地走了。妈妈给她买的那根拐杖,就安静地放在床头。

  那时家里的人情往来,大多都是妈妈在操办,亲朋好友也都夸妈妈能干,她已然从一个买来的越南媳妇儿,蜕变成是我们家的主心骨。

  千禧年前后,妈妈跟别人借了4000块,帮单身的叔叔娶回了同样来自越南的婶婶。婶婶是村里的“第二批”越南新娘——爸爸买回妈妈时,是村里“越南媳妇潮”的第一个高峰期,当“老一批”的越南阿姨打通了回家探亲的通道,村里娶不到老婆的光棍会支付一定的“媒人钱”,请她们“做媒”给他们“介绍对象”,“第二批”越南新娘就被带过来了。

  婶婶原本在越南未婚先孕,生下一子,碰巧村里一位“老一批”的阿姨回去探亲,她就“偷偷跟过来玩一下,顺便打工”。婶婶没想到自己会被卖了,起初拒嫁,见过叔叔之后,又觉得叔叔长得不错,还有妈妈这位“老乡”嫂子,就答应了。

  妈妈为叔叔婶婶的婚礼费了好大心思,宴请宾客,拜堂,跨火盆,所有仪式一样没落。娶回婶婶后,妈妈又去承包了竹山,靠卖竹子一点一点地把买婶婶的那笔钱还上了。一年后,婶婶生下了杰弟弟,妈妈为了婶婶晚上能好好睡觉,就把杰弟弟抱过来照顾。

  妈妈有三个远房表妹,在越南由于个人问题无法成家,妈妈就把她们带来国内,为她们一一安排“相亲”。最后三个表妹一个嫁到市区,一个嫁到隔壁村,一个嫁给了爸爸的堂哥。妈妈虽然也收了不多的“媒人钱”,但很用心地为表妹们操办婚礼,后来她们生孩子的时候,妈妈还经常去探望。

  我9岁那年,外公来了。他是一个眼角有好看皱纹的老人,穿着白衬衫,带着鸭舌帽。和我们住了几天,临走时,他对妈妈说:“好好把孩子养大吧。”

  后来闲聊时我会与妈妈开玩笑,说如果当初她在越南重新开始,也许生活会过得很好。但妈妈很认真地回了一句:“无论我在哪里,我永远都不可能放下你和你哥哥。”

  在很长一段时间,我都以为妈妈的这份“放不下”里,除了我们兄妹,也是有爸爸的。直到2012年我念初三时,妈妈毅然选择离开了家,我才知道,她确实只是放不下孩子。

  那年夏天,妈妈外出打工,与她一同消失的,还有镇上的一个重庆叔叔,大家平时有往来,哥哥和我都认得。

  也许是从未体会过被人追求的感觉,没过多久,妈妈在电话里忍不住给我分享,说叔叔待她有多好。虽然她没点明,但我都明白了。于是,那年冬天看到他们两人牵着手出现在我面前时,我没有很震惊。

  妈妈说重庆叔叔的父亲去世了,她要陪着去奔丧,临走前想见我一下。我们草草吃了顿饭;可爸爸回来怎么解释这事情?

  妈妈总是说离开爸爸是因为想给我筹钱读书。因为我曾对她说过,我想考市里最好的高中,然后考个好大学。当时哥哥已经无心向学退学打工了,妈妈不想我因为钱的问题辍学——我的高中每年学费1960元,生活费每月500元,不算多,但那时候家里穷得真的拿不出来。

  当然,更重要的原因应该是爸爸。离开家之后,妈妈断断续续地给我讲了很多以前我不知道、而她也不愿提的往事。我出生之后,爸爸带妈妈去结扎,只把她送到医院门口就离开了,留她一个人在医院任由大夫摆布。手术结束之后,仍不见爸爸人影,妈妈疼得几乎走不了路,一个人晕眩得几次差点跌倒,蹒跚挪步许久,才在街头找到正在和朋友聊得火热的爸爸。

  妈妈问:“你把我一个人放医院,万一我死了,被扔垃圾桶里,你怎么办。”爸爸说“就这么办呗”。

  ……

  2011年,邻居要将原来的老瓦房拆掉重建,由于两家房子连在一起,邻居一拆的话,我们家右边也就没有墙了。于是协商之后,两家决定一起把房子推倒重建,需要将近20万。

  家里没钱,妈妈只能自己动手学砌墙,以节省人工成本。爸爸就在一旁看着,不满意的时候就指指点点。妈妈和爸爸争吵说:“你就知足吧,下辈子你还想找我给你盖房子?”最后,两层楼房的砖块,都是妈妈自己堆砌上去的。

  当然,我家的亲戚们也没有给予妈妈应有的尊重。虽然他们表面都夸妈妈能干,但私下还是会言语,觉得妈妈如风尘女子一样可以戏弄。姑丈曾说过,如果哪一天妈妈回越南了,爸爸也“没必要去追”,“就当花几千块买两个孩子养呗”。

  听见这些损伤妈妈自尊心的话,爸爸从没有半分维护。最后,爸爸的一句“我何必养你,养猪都好过养你”成了妈妈彻底离开的导火索。直到现在,这句话仍让妈妈介怀,让她觉得屈辱之余,也对多年来尽心尽力的付出没能获得丈夫的认可、没换回来对等的爱和尊重感到绝望。

  跟村里常常打老婆的男人比,爸爸确实从没动过妈妈一个指头。所以,妈妈的离开让他们颇感意外。但我知道,村里很多的越南阿姨,在心里上早就已经“逃离”了丈夫——妈妈和她们交流一般都用越南语,从小泡在越南语里长大的我自然能听出,她们的悄悄话中,每个人都各自有个“他”。

  比如婶婶;叔叔常年外出打工不回家,她常日无聊,便和那个“他”暧昧地来往,被叔叔撞见而大打出手。在那之后,婶婶消停了一阵子,不久又换了一个“他”。婶婶每年都回越南几次,但这么多年来,她只带叔叔回去过一次,剩下的时候,要么她自己回去,要么和那个“他”回去。

  在妈妈离开前,相比这些“乱来”的、只能用不堪的话去评论的越南女人,村里人都把她视为安心持家的模范妻子。但妈妈最后居然也走了这么一步,背后人们怎么说,我也不想知道了。

  妈妈离开后,我也想了好久——也许这种逃离是一种补偿心理,她们选择伴侣的权利和无法在丈夫那里得到的认可,在那个“他”的身上得到了吧?

  妈妈走后,只与我一直保持着联系,我应该是家里唯一一个明确知道妈妈重组了家庭的人。其实爸爸心里一直觉得她跟别人在一起了,但他始终在等有人给他一个肯定的答案。

  妈妈离开第一年的大年初三,跟爸爸在电话里吵了一架,原因是我家的亲戚不断地对妈妈施压,责备她不回家过年,弃家庭、子女于不顾。妈妈认为是爸爸对亲戚说了她的坏话。他们越吵越激动,最后爸爸情绪失控,竟然像个孩子一样趴在枕头上哇哇大哭。我看着他,手一直在抖。

  从那以后,爸爸总是抓住与我独处的机会,询问妈妈的状况:她在那里?和谁?跟别人在一起了是不是?那个人是不是很有钱?问出这些问题之后,他总会加一句“现在那么多人看我笑话,我都抬不起头做人”。

 

  离开爸爸后,妈妈跟叔叔去了重庆。叔叔的原配妻子于2000年难产去世,从那以后,他心灰意冷,无心打理家事。整个村子的人都觉得他这辈子“也就这样了”。妈妈的到来,引起了整个村子的轰动,也给沉寂已久的村子带来了活力。妈妈总是热情地跟所有人打招呼,力所能及地帮村里老人干活。老人们疼她,给她送各种新割的菜;小孩子们喜欢她,总是去帮她给楼面洒水;叔叔的家人也敬重她,对她百般呵护。她偶尔也会与叔叔闹矛盾,会满肚子委屈地打电话给我诉苦,大多都是说叔叔爱吃醋,对她不信任,不准她与别的男人接触。

  我第一次去重庆找她,她开着男人开的摩托车把我接到村里,问我那里是不是跟我家搬到镇子前一样“都是在山里”。

  我看看荒败的四周,点点头。

  她远走1600公里,似乎又回到了原点,只不过陪着她开始新生活的人,是她自己选择的。

  跟叔叔在一起,妈妈常常闹心的是不知道如何去面对我们家的亲友。一直以来,因为惧怕流言蜚语,她对外都是说是“外出打工、工作忙、没有时间回家”,我不知道她为什么没有勇气承认离开爸爸、选择了别人——可能,是想保留最后的一点尊严?

  妈妈也一直与小姨(越南带过来的表妹之一)保持着联系。每当小姨告诉她一些别人讲的闲话,她就会很委屈地对我复述一遍,然后问:“我究竟做错了什么?”

  更让妈妈为难的是哥哥。从小,哥哥便无心读书,初中经常与同学打架,逼得老师让妈妈每天早晚接送他。后来哥哥辍学打工,三天打鱼两天晒网,24岁的他至今没有任何积蓄,他与妈妈的日常交流就是:“妈,有没有钱?”有一年,哥哥说过生日想请朋友吃饭,但是没钱,这个叔叔马上给了他1000块。

  当初因为生出了哥哥,完成了传宗接代的任务,妈妈逃过了被转卖的命运,对她来说,哥哥的出生给她带来了新的希望,自然也对他无比疼爱。加上村里重男轻女的传统,从小父母就舍不得哥哥受半分委屈。

  妈妈一直觉得是她的离开导致了哥哥的意志消沉,这种愧疚心理被哥哥牢牢拽着,总是对哥哥心软又无奈,常常接济——这也让爸爸和哥哥以为常年在外的她“过得很好”。其实,不是的。

  近几年妈妈一直跟着叔叔辗转于广东、福建、浙江等地,干着各种在我看来是在“玩命”的工作。

  妈妈跟七八个人一起在福建承包了竹山,住到山顶上砍竹子。山上不通电,就靠一根手臂粗的蜡烛照明,手机没电了,就几天联系不上人,我就担心是不是她出了什么危险。

  她说,有一次山上的工友踩下一块大石头,差点砸到她头上;还有一次被竹子把小腿撞得淤青,疼到走不了路。我问她为什么不去医院,她说竹山到镇上需要步行两个半小时的山路,平时吃的食物都是由装运竹子的师傅顺便捎进山里,他们很少下山——惟一一次下山还是因为下大雨山体滑坡,装运竹子的师傅车开不进来,他们的米吃光了,不得不下山到镇上采购。

  我心疼她辛苦,但她说:“最后工期完了,出去等结工资的时候看到镇上的灯光,心头都亮起来了。”

  其实,妈妈和爸爸分开,根本算不上离婚。因为这么多年来,妈妈在国内一直都是“三无”人员——无国籍,无户口,无身份。她和爸爸就没有结婚证,我家户口本上也从未印有她的名字。

  除了阮姨,我们村里的越南阿姨都与妈妈一样是“黑”人,所以她们回越南的娘家,都只能从广西边境偷渡回去。偷渡颇为复杂,时间也不会像公共交通那么准,只有集齐了天时地利人和才能成行。

  她们要提前联系好黑车司机,并支付大笔费用,中途还要下车要躲避边检、翻越围墙,到达边境,要是被从事敲诈勒索的不法分子盯上,身上的财物将被搜刮得一干二净。

  倘若一切顺利,她们找到接头人后,会乘坐小船渡过北仑河,在芒街兑换好钱币,来不及喘口气,与越南边检人员的斗智斗勇就又要开始了。

  到现在为止,妈妈一共回越南5次,最后一次是带着我和哥哥。那是我唯一一次见到外婆,回来的第二年,外婆就死于一场车祸,连妈妈也没能见上最后一面。妈妈当时神情平淡,没有痛哭,之后很久,她有次才哽咽着说,外婆去世她没能回去,感觉这一辈子良心都过意不去。

  外婆去世快10年了,期间妈妈再也没有去过越南。如今,外公年事已高,我怕妈妈再有遗憾,经常叫她回去见一面,但她每次都拒绝,说一来怕花钱,二来海关这几年抓得严,怕万一被抓住了,我就没人可依靠了。

  不仅回越南困难,身份也给她在外打工带来各种困扰:没有身份证,她买不到手机卡,不能在银行开户,出行受阻且担惊受怕。打工的前几年,她还能靠我的身份证蒙混过关,后来只能靠冒牌的身份证。

  因为近年来国内推行实名制购票,这种钻空子的方法也愈发危险了。每次顺利过了安检,妈妈都第一时间打电话过来告诉我这一次是怎么避开了工作人员的检查,让我听得心惊肉跳。

  妈妈也为身份努力争取过。阮姨的护照是她偷渡回越南办理的,她去户籍管理处从出生证找起,历时一年,花了大量的钱打通关系,才拿到了护照——这种方法也不靠谱,中间一个环节出错,钱就打水漂了——再说,妈妈也没有这么多的积蓄。

  身边有几个越南阿姨通过熟人买了失踪人口的身份证,一般场合可以使用。妈妈也想要尝试,但是发现买一个身份也要几万块,还要等很长一段时间。这里面变数也很大,她说宁愿把这笔钱留着给我读书用。

  重庆叔叔的原配妻子去世时没有去派出所销户,妈妈也曾想去派出所以“冒名顶替”的方式办一张身份证。她编了个借口,说夫妻感情矛盾,外出打工十多年,现在才回来。当地派出所要求出示证明,我就花了50块帮妈妈在网上刻了我就读的小学的公章,打印了三行文字盖上,做了一张假证明。但最后,派出所还是以别的理由拒绝了。

  我曾经去越南驻广州领事馆咨询过,领事馆要求妈妈本人到场核实信息。我带着妈妈满怀希望又去了一次,进门前,妈妈还用手捋顺稀疏的刘海,似乎即将踏进家门般的庄重。结果,那次我们母女却被拒绝接见,我看着一脸茫然的妈妈,很是心疼。最近一次尝试,是妈妈到我户口所在地的派出所咨询,问如果村委会出证明,能不能直接上户口。派出所的答复是不能,他们说整个镇大概有一百多位情况近似的越南女人,不能开这个先例,“只能等政策了”。

  妈妈已经在中国生活了26年,那就等着吧。只是不知道,外公的最后一程,妈妈能不能赶上呢?

  我想,爸爸心里应该是有妈妈的,只是他不知道,也不会表达——原本我不肯定,但直到今年他脑梗塞住院,半边身子失去知觉,妈妈怕耽误我考试,特地回来照顾他的那段时间,我才确定了。

  从妈妈进病房开始,爸爸就千方百计找话题引妈妈跟他说话,目光再也没从妈妈身上移开过;每天妈妈用轮椅推他去做康复,他都像个孩子一样傻笑,还说“这轮椅坐着挺舒服”;一天妈妈带爸爸去洗澡,下床时用一个“公主抱”把爸爸抱起来,爸爸脸上神情明显是开心的。

  亲戚们来探望爸爸,见到妈妈也在,都无比吃惊,两个表姑姑竟然抱着妈妈哭了起来,说:“阿勇(婶婶)说你不要这一双儿女了。”

  2月,重庆下着小雪,我和妈妈踏着路上的冰去取快递,晚上回来,妈妈就感冒发冷,睡得很早。我不放心,把自己的热水袋充好电偷偷塞进她的被子里,她睡得轻就醒了,怕我冷着,就叫我也到床上来。

  我半躺着,一只手塞在睡衣口袋里,另一只手拿着Kindle看书。她知道我冬天手冷,就把手伸进我的睡衣口袋里,握着我的手,慢慢地睡着了。那一刻,我心里感慨万千:这些年,东奔西跑,妈妈可能也很累吧。

  我曾问过妈妈:“生下我,你是什么感受?”她淡淡地说:“就好像重新投胎了一次。”

  我又想起两年前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后,妈妈按我们当地的习惯,回到爸爸家,忙里忙外给我置办“大学酒”。送走所有客人后,我们母女也是像这一晚一样,一张床上聊到深夜。

  到最后,半睡半醒的妈妈喃喃道:“我现在就像在做梦一样,好像不是真的,又好像是真的。我那么多越南老乡,她们的子女都在十七八岁的时候结婚生孩子了,我的女儿居然要去上大学了。你知道吗?有你,是我在中国唯一值得骄傲的事情啊。”

 

后记

 

  2017年,借着学校的调研活动,我对村里的越南阿姨做了深入的访谈。梳理了她们各自的经历后,我发现了很多共性:她们几乎都在那个农场待过;都想过逃跑或者试图逃跑过;都在生下孩子之后才真正接受了丈夫;回越南的方式都是偷渡;她们的孩子都倾向于早婚;她们很少意识到“三无”身份会给以后的生活埋下多重的隐患。

  她们都说:“过一天是一天吧。”

  我总在想:26年前,如果妈妈没有被拐卖,如果她逃离了那个农场,如果她嫁给了一个家境稍微好些的男人,如果她笨一点、软弱一点……那么她的生活会不会比现在好一些?而我,能不能弥补她这么多年的艰辛?我不确定。

  26年来,妈妈失去了可以选择的权利,接受了被拐卖的现实,支撑起了整个家,最后希望又被撕碎,逃离了这个本不属于她的地方,去过着另一种看起来很辛苦的生活。

  她是个勇敢的女孩,果断地开启了新生活;她是个懦弱的女人,不敢承认自己再婚的事实;她是个有情义的妻子,在丈夫重病的时候回来照顾,直至他康复出院;她是个坚强的妈妈,给了孩子特别而温暖的依靠。

  她是“越南新娘”们的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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