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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根据什么决定信或不信一段历史叙述?
   

  要承认,我们理解历史所用的历史档案文献本身并不那么全然可靠,里面已经羼入了历史书写者即知识精英的口味和标准。后人编的历史书更不要轻易无条件相信,它们经过了至少四道筛子:意识形态,精英意识,道德伦理,历史编纂原则

  老高按:几天前读到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院长葛兆光教授的一篇文章《守住底线,让学术不至于崩溃到别人不相信这是学术》——标题挺长,一看就是为了适应网络阅读的需求,主旨谈的是关于学术规范的基本原则。
  今天才得知,这篇文章是一篇更大的文章的最后一部分,这篇更长的文章,看来像在一次会议或讲座上的演讲整理稿,是十多年前的文章了,但那时中国的互联网还不发达,所以虽然讲述得不错,但传播效果和影响范围很有限。标题也挺长:《大胆想像终究还得小心求证:关于文史研究的学术规范》,也像是网络时代的产物,不知道原来在《文汇报》上刊出时标题如何。
  看看葛教授发表此文以来的十多年,他所批评的现象不仅没有得到遏止,反而愈演愈烈,令人叹息!或许在可以预见的未来,看不到有改善的可能,这真让人懊丧。
  中国文史学界的规范和底线近乎崩溃,葛兆光教授将原因归结为三条:“市场的影响”“媒体的推波助澜”和“行政官员当学术之政的结果”——第三条,说白了就是“权力的干预”。葛教授将之排在市场和媒体之后,当然有其道理,但我认为,真要挽救近乎崩溃的文史学界的规范和底线,学术界自立自强,能够独立于市场、媒体和权力,恐怕是关键,首先是要不依附于权力!因为只有权力才能通过控制学术界人士而左右学术界。
  我们看看美国和其它西方国家,市场上、媒体上,也不断可以看到各种耸人听闻的伪科学“发现”、“发明”,但学术界基本上可以不受冲击,不为其所动,你渲染你的,我研究我的,众声喧哗无碍于我潜心于书斋,“两耳不闻窗外事”,就是因为这个学术界自身已经足够强大,自成体系,在业内能够贯彻自己订立的学术规范规则。
  葛兆光教授此文虽然主要针对学术界的专业人士,但我这个业余历史爱好者、业余历史普及工作者看了,也深受教益!


 大胆想像终究得小心求证:关于文史研究的学术规范

  葛兆光,《文汇报》

  中国文史学界的规范和底线崩溃了吗?


  近年来,学术界的想像和杜撰很泛滥,我先说一些匪夷所思的故事。若干年前,我打开电视,偶然看到中央电视台的一个报道,说陕西有一个自学成才的人,“破译了《石鼓文》”,证明这个石鼓文是秦的散文诗。我觉得实在是缺乏常识,以前的人难道就不认得石鼓文么?那么以前的古文字学者他们干了些什么?郭沫若不也有讨论石鼓文的文章吗?到了1996年,还是在陕西,又出来一个发现竹简本《孙子兵法》八十二篇的故事,连《文汇报》都登了,有的报道还借了李学勤先生的名义说,这个发现多么多么重要,多么多么值得研究。其实这是一个骗局,如果不是有意的骗局,至少也是一个缺乏常识的笑话。
  可是遗憾得很,这一类事情很多,并不都发生在学术界外。我再举一些例子吧,像某个自学成才现在当了研究员的人,出版了厚厚的著作,他发现殷商人不仅在朝鲜建立了第一个“箕子王朝”,而且创造了美洲的奥尔梅克文明,他说,“印第安人”为什么叫印第安呢?原来是因为殷商人流亡到美洲,思念故国,见面总是问“殷地安否”,所以才得名的。
  这种奇谈怪论很多,最近我又在互联网上看见一则消息,说某研究员已经证明,不是西洋人,而是中国人最早到的北极,是谁呢?原来是汉代的东方朔,根据呢?是《十洲记》和《神异经》里面那些含含糊糊的描述加上他自己的想像,且不说东方朔是一个半真半假的人物,而这些含糊之辞也不能当作证据,就是《十洲记》和《神异经》,你也还得考证一下,是不是真的是东方朔的作品?这都是没有常识的哗众取宠。这还不说,有人连外国的传说也拉扯上了,有一个叫宫某某的人根据《山海经》发现,西方人说的伊甸园,就是那个传说的人类始祖亚当、夏娃住的地方,其实在云南。外国不够,更把宇宙外星人扯上,有人说,经过研究,河图洛书就是外星人的地图,而和它相似的一个说法说,《周易》是一部神秘的日记。
  这些匪夷所思的发明,学界中人看起来是笑话,但是在报纸上、电视上、广播上,却在很严肃地报道着,乍一看,好像是“莺歌燕舞”,形势一片大好,新发现一个又一个呀。特别麻烦的是,很多算起来是学术界的人,从事学术研究的人,也在那里制造惊人的话题,这并不完全是无知,有的人有知识得很。我举三个例子。
  第一个,郭沫若当年看到新疆发现的所谓“坎曼尔诗笺”,上面抄了白居易的《卖炭翁》,好呀,又是维族人,又是抄这样反映阶级压迫的诗歌,顿时大喜过望,写文章演绎了唐代中外文化传播的一段考证,结果是文学所的杨镰先生,经过考证揭开了这个谜局,证明这个被当做唐代东西的,其实,是明代的,这样就说明,郭老上了当了,为什么上当?因为有先入为主的成见,想证明大唐盛世中国和外国的交往,想证明维吾尔族接受汉族文化很早,有这样的先入之见在那里,哪里还能平心静气地思考?
  第二个,是关于古罗马军团在中国的故事,有人研究说,两千多年以前一支古罗马军团当了俘虏,被安置在就是现在永昌这个地方,所以至今永昌这里的人,还是古罗马人的后裔。这本来是英国人德效骞很早的一个说法,可是后来很多中国人也跟着说,甚至连当地政府也跟着来,希望变成一个神奇的故事,变成旅游资源。可是台湾的学者邢义田和北京的学者杨共乐,以及上海的学者葛剑雄等人,都反驳了这种追求轰动效果的故事,因为你没有任何实际的证据,捕风捉影嘛,后来就连原来被当做证人的那个“罗马人”宋国荣,也否认了自己的外来血统。可是,为什么会有一些很有水平的学者,也把这件事说得这么神?这是值得好好想一想的。
  另外再举一例,大家看近日的报道,说一个很有名很有成就的教授,最近把陈寅恪的一个推测加以新证,说崔莺莺——《西厢记》里面的主角,是“酒店外国女招待”。其实,陈寅恪早年在《元白诗笺证稿》里面是猜测过,可能崔莺莺是曹九九,可能是出于中亚种族的女子,但他只是推测,而且他反复说“未得确证,姑妄言之”,而现在这个教授的原意,也只是进一步讨论蒲州的粟特移民,可是经过报纸的夸张,就变成崔莺莺为“酒店外国女招待”,好像是介绍学术研究,其实只是在哗众取宠。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东西出现?我以为有三个原因:
  一是市场的影响,如今一切市场化,那些老老实实、可能也是干巴巴的东西,没有市场效应,可是那些花里胡哨的东西,能够引人瞩目,能卖得出去呀。像有一个人写《袁世凯传》,这名字不行,就得改成《窃国大盗》、《偷天大王》,内容呢?你一五一十地老老实实讲不行,得说到宫闱秘事,最好来点儿加油添醋的有色佐料。本来学术研究是像跳高,只能一公分一公分地长,可是市场导向却逼得你去“揠苗助长”。所以,现在市场就搞得学术界里面,常常有这种“不按常理出牌”的现象,在那里制造各种看上去很新鲜,可是只是泡沫的东西,所以有人说是“泡沫学术”,这并不奇怪呀。
  二是媒体的推波助澜,为什么?很简单,媒体和市场是一样的,新闻界有句老话说,“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新闻”,所以它老是要找“人咬狗”的怪事呀,只有这样,电视、报纸才有人买,有人看,你们看一看,上面我们说的这些古怪的东西,大半都和传媒有关,有的记者并不是学术界的内行,可是他们手里的笔却影响很大,应当说,“成也媒体,败也媒体”,它要是对学术作严肃的宣传,那是很有用的,我们得借助他们的力量,但是,要是它瞎掺和乱搅和,那就麻烦了,像《孙子兵法》的事情、罗马军团的事情,都是它们炒大的。
  你们看一下1999年1月北方某报的《远古中国神秘痕迹》,连“一万年前的电唱盘”、“周代的集成电路”都上来了,你不觉得这简直是荒唐么?特别麻烦的是,现在连批评也媒体化了,本来有学术批评可以监督学术,但是现在的批评自己也要喧哗,所以有的人就在报纸杂志电视网络上面越界乱批,把话说得越出格越有反应,把标准悬得越高就越能表现高超,所以如今都乱了套了。
  三是行政官员当学术之政的结果,这是过去政治挂帅的转型,因为很多大学的官员,不懂学术,过去是政治第一,如今则换了个标准,要么以数量来衡量,要么以轰动来判断,搞得下面的人只好这样胡说八道,以前讲“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就是这个道理。当然更麻烦的是,如果根据意识形态来制造历史的心态一旦膨胀,问题就更大。
  我说一个日本的例子,2001年日本考古界的一个大新闻,就是一个叫藤村的业余考古学家,竟然伪造了42处遗址和发现,其中包括1984年在马场坛发现的17万年前的石器、1992年在宫城县上高森遗址发现的旧石器时代遗物等等,这些东西其实是他自己放进去,又自己挖出来的。表面上看来,这只是一个涉及学术道德的问题,但是根本上来说,这样伪造历史遗迹,其是希望挑战日本历史源于九州,而九州历史源于中国的传统说法,我以前在日本京都大学的时候,常常看到电视报纸用很大的篇幅报道这一类的考古消息,开始还以为是日本人重视知识,后来才渐渐明白,这是“寻根”,他们太希望挖出自己的历史来了,所以,藤村这种造假才能轰动,才能让那些日本学者狂喜而不知是骗局。
  我一直觉得很奇怪的一件事情是,1996年1月,就有37个科学院院士联名写了一篇《正确评价基础研究成果》的文章,登在《光明日报》上,里面提出了很重要的一些原则,比如科学成果的评价必须由“广大同仁承认”,而不是由口头评价和私人通信中得到“某某学术权威的好评”来确定,比如避免行政干扰,不要由“领导看法”来决定,比如学术论文作者必须严肃地对待这些荣誉和承担这些责任,等等等等,可是,这篇由这么多重要的大牌科学家署名、这么郑重发表在大报的文章,最后竟然没有什么反响,五六年过去了,现在情况是每况愈下,为什么?我百思不得其解。

  历史研究中必要的体验和想像

  我们并不是说,学术研究里面不可以有想像,其实必要的体验能力和想像能力,常常是研究是否能够有突破的很重要的因素,我们强调的只是这种体验和想像要有证据,要有必要的边界。我们以历史研究为例来说明,因为一般来说,历史研究总是相当实证,不重视体验和想像的,事实上,必要而有限度的体验和想像是可能的。
  首先,我们要承认,我们理解历史所用的历史文献本身,并不那么全然可靠。这里面已经羼入了历史书写者,就是精英知识分子的口味和标准——
  一个是凭感情羼进了对古人的想像,比如《史记·刺客列传》里面,有刺客准备刺杀赵简子之前的故事,说刺客看见赵简子那么勤勉,就自己自杀了,这就是想像出来的,人都死了,你怎么知道他死前的心理活动?项羽垓下自杀之前别虞姬,也是一个道理,既然二十八骑士和项羽都战死了,后人怎么知道前一夜的缠绵故事?
  另一个是凭理智选择了自己觉得有用的东西,像《资治通鉴》就是选和治理天下有关的历史资料来叙述,《经世文编》也是选了一些有关“经世”的文献。
  可是,你看看,当你通过考古发现有那么多的数术方技资料,通过阅读当代的报纸杂志,发现有那么多无聊的消息和新闻,你就知道,古代历史经过了选择、修饰、重组,将来写的当代历史,也一样经过了选择、修饰、重组。没有把自己的经验带进去的体验和想像,你透不过这一层被层层染过的修饰,看不到底色。

  其次,后人编的历史书,你更不要轻易地无条件相信,现在的各种历史书,经过了至少四道筛子呢,一是“意识形态”、二是“精英意识”、三是“道德伦理”、四是“历史编纂原则”。意识形态决定全部的价值观,什么是好什么是坏,什么是对什么是错;精英意识决定历史焦点所在,一定是上层精英的活动,这里背后有一个“决定论”的支配,就是历史变迁是由这些少量精英决定的;道德伦理规定了:一些不很文明、不登大雅之堂的东西,不可以进入历史著作,这样就等于遮蔽了一半,特意展现一半;最后,历史学编纂原则:以记事体例的方便与否,排除了一些资料,毕竟不是什么都可以记载到历史里面的,历史承担不了这么多,所以一定会省掉很多,比如日常生活、业余娱乐、私人空间的内容等等。这样一来,就需要我们运用想像力和观察力,找那些被省略的、被减去的,然后重新通过想像力来重建历史的原来面貌,当然不可能是原貌,只是尽可能接近原来的面貌。

  再次,由于写作语境而引起的历史扭曲,也需要通过体验和想像来恢复。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语境,这是很自然的,比如我们大陆五六十年代的哲学史和文学史,就会因为那个时代的背景,对历史有不同的叙述,进化论、阶级斗争论、经济决定论的思路,就会使我们的历史变样子。比如思想史,就会突出唯物主义的一条线,尽管那一条线并不是主流,那也会被浓墨重彩地写出来,放在很重要的位置上,比如历史就会突出农民起义的位置,像黄巾起义、陈胜吴广起义、李顺、王小波起义、方腊起义等等,太平天国就更不要说了。这是一种常见的情况,比如台湾的中学历史教科书,把历史写着写着就到了台湾,这是要证明台湾自己独特的历史脉络和文化传统,而日本的中学历史教科书,就对二战期间日本的侵略讳莫如深,为什么?因为它也要加深历史认同和捍卫民族荣誉。
  但是作为历史研究,我们必须要看清楚这些障眼的东西,仔细剥离开那些影响着历史叙述的当时的背景,没有想像力是不行的。所以,旧经典系统加上新的历史叙述,一层一层的,像考古时的地层一样,它遮盖着一些真相,所以我们研究历史的一定要透过这些地层,看到地下的东西,没有想像力和体验力是不行的。柯林伍德说过一段话,“历史就是按照大量材料,想像古人的心灵活动”,一方面是想像力,“以心传心”、“将心比心”,一方面是按照大量材料,这就是要考证,要排比,要仔细地去伪存真,两方面结合起来,就是历史研究了。
  那么,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历史研究进入后现代?可以随便想像?不是的,我在这里强调的,还是被认为是“现代性”的那些东西:证据,证据,必要的证据和大量可靠的证据,这是我们确定历史想像合理性的基础,没有证据的想像,只是幻想和瞎想,特别是它必须符合学术规范,符合学术规范的证据、逻辑加上适当的想像,才可以成立。
  那么,什么是学术的规范呢?

  常识是否可以成为常识?关于学术规范的基本原则

  我总觉得,现在仿佛是一个常识失落的时代,因为知识和观念在剧烈变动中间。那么,怎么才是秩序的稳定?实际上某种意义上说是常识稳定,常识是大家不言而喻的共识,是大家共同遵守的。一个常识如果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面成立,而且是我们不需要怀疑的基础,至少这个秩序在一段时间里就稳定了。可是现在呢?有点儿常识失落和基础崩溃,常识已经成了非常识。我要强调的是,常识最重要,这就和大米饭白菜萝卜对于人来说,比燕窝鱼翅更普遍更重要一样,谁都懂得。在家里准备阿斯匹林,比准备抗癌新药更重要。
  那么,作为常识的学术规范是什么呢?我不想讲大道理,只想讲最普通的。

  首先,任何研究,要有基本完备的文献资料。这里面包括好几层。
  第一层,是原始文献,任何一个课题的研究,都要对研究对象所可能涉及的文献有一个全面的把握。比如研究唐代文学,你要知道《全唐文》、《全唐诗》、两种《唐书》、《册府元龟》、《唐才子传》、《唐诗纪事》、《太平广记》,当然还要知道《全唐诗补编》、《全唐文补遗》,要知道石刻资料,要知道去查《佛藏》、《道藏》里的资料,要对敦煌的文献有一定了解,还要知道关于地理方面的《唐两京城坊考》、《长安志》等等。最好还要多少了解一点考古发现的图像,比如法门寺地宫出土的东西,比如墓室的壁画等等。有一次,我口试硕士生,他说他的学士论文作的是唐代初期的政统和道统,我就问他,能不能在《全唐文》、《新旧唐书》之外,给我们举两本唐代初期有关政治史的文献?他不能答,我以为他一时紧张,便问他《大唐创业起居注》和《贞观政要》如何,他居然反问我,“有这两本书么?”当然,其水平可想而知。
  第二层,光懂得文献名称,知道找来看,还是不够,还要懂得在这些文献中,哪些是主要的,哪些是次要的,哪些是更次要的。现在有的人对文献缺乏常识和通识,乱找乱引,喜欢找一些偏僻的、怪异的文献,而常见的书却视而不见。所以,要懂得“读常见书”是一个重要的传统研究基本功。陈寅恪对古代历史和文化的研究,就没有什么偏僻的文献,但是一样有大见识。依靠那些偏僻文献,出奇兵,走偏锋,就像武侠小说里面讲的小巧一路,没有正派的内功为底子,终究不是正路,而且一遇到堂堂正正的功夫,就会一下子崩溃。
  第三层,更重要的是对这些文献要能够准确地解释和引用,找了这些文献来,结果是歪批三国,那等于前功尽弃,我看到很多人用文献,常常是独出心裁地乱解释,这就麻烦了。

  其次,任何研究,都要作一个关于此课题起码的研究史回顾。前人研究是很重要的,学术研究不能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你得懂得别人研究过的,你如果不能给出新的资料和进一步解释,你就不要做。现在那么多重复的论文著作,为什么?不说它有意偷懒,至少它是不知道前人做过什么,所以做了等于白做。
  国外的学位论文,通常必须有这样一节,因为这涉及学术品德,谁知道你是不是抄来的呢?不加以说明,只是想蒙混而已。即使从学术规范来说,做一个研究史回顾,一是说明你了解多少前人的成果,你得介绍国内外的研究,有什么已经解决,有什么得失;二是说明你的成果比前人多了多少新东西,这是博士硕士论文的基本格式之一。
  可是,我们现在的很多学位论文,简直好像是孙猴子石头里面天生出来的一样,好像都是它自己的发明。有那么多发明吗?比如,现在你要研究禅宗历史和思想,你就先得讨论胡适、汤用彤、印顺的著作,讨论忽滑骨快天、宇井伯寿、铃木大拙的研究,要知道Mcrae和Faure的新研究,一直到最近国内外的论著,看看这些研究里面,还有什么是他们已经说到的,什么是他们忽略的,什么是他们已经做对了的,什么是他们还有错的。另外,你还要看看胡适代表的历史文献的路子、铃木大拙代表的宗教内在体验的路子,哪一个更合你自己的想法,这样才谈得上进一步研究。否则,你花这么大的力气,重复他们所做的,做了又有什么用?
  所以,一个研究者,得对国内外的研究状况,有一点了解,至少知道你的前前后后,有什么人,什么研究论著。于是,你得有一批基本的学术刊物,国外的像《T'oung Pao(通报)》、《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亚洲学会会刊)》、《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哈佛亚洲研究)》,日本的《东方学报》、《东方学》、《日本中国学会报》、《东方宗教》,中国大陆的《文史》、《中华文史论丛》、《历史研究》,中国台湾的《史语所集刊》、《汉学研究》,等等。还得掌握一些重要的目录,像《东洋学文献类目》之类。当然,现在还要懂得从互联网上寻找资料。
  其实,这是很必须的,你在确定一个研究题目的时候,不知道别人做的怎么行呢?“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这很重要,何况它还是关系到你学术道德,和评定你的学术成就的基础。我以前介绍过陈寅恪在清华大学毕业生论文上的一段批语,里面就说到这一点。民国二十五年(1936)清华大学历史系张以诚的论文《唐代宰相制度》前面,陈先生评语是:“大体妥当,但材料尚可补充,文字亦须修饰。凡经参考之近人论著(如内藤乾吉等),尤须标举其与本论文异同之点,盖不如此则匪特不足以避除因袭之嫌,且亦无以表示本论文创获之所在也。”这后面两句,尤其值得好好记取。

  再次,学术研究还需要有一个规范的表达形式
  比如说,一篇合格的学术论文,除了要有前面说的研究史回顾,有引用书目文献目录外,还要有清楚的表达和整齐的注释,这是通过形式表现的规范。也许有人说,论文主要看创见,看思想,这完全是形式主义嘛。可是我要告诉大家,千万不要小看这种外在的形式。我每年都要看不少硕士生博士生的论文,完全符合规范要求的不多。
  比如说论文后面要有参考书目吧,我曾经看到某个研究所一篇博士论文,表面看上去不错,参考书目很丰富呀,可是仔细一看,就出了问题。很多书不知道是一回事,于是重复开列,如《二十二子》有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了,又开列了一个浙江书局本,《周易》开了一个中华书局的《十三经注疏》影印本,又开了所谓“阮元校刻本”,其实这都是一回事。可见他并没有认真看过,只是为罗列书目拼凑起来吓唬人的。
  又比如说注释,有的注释,只有一个光秃秃的书名,没有版本,没有页码,甚至有的没有卷数,别人怎么去查呀?不要说核对了,就是有心想引用你的,也没有办法相信你,老天爷才知道你是不是真的看过了这些书,是不是从其他书里面转抄来的?我刚刚读大学的时候,曾经给《文史》写过一篇小文章,考证干宝的生平,结果一些来自《晋书》的资料没有注清楚,编辑就退回来让重新注,这件事给我印象很深。
  再比如,很多人不知道什么该注什么不该注,常常是当注不注、不当注注一大堆。其实注释有三个意义,一是表明文献资料的来源出处,二是把正文中不能表达清楚的意思补充清楚,如果都在正文里面,正文可能很不清晰不流畅,所以有的话可以转在注释里面,三是进一步提供可以引申的资料,就是给读者提供深入的阶梯。可是,我们很多论文的注释,都不那么合格。
  有了这些形式上的东西,学术论文就可以算是学术论文了。我常常和一些朋友讨论一个让我们很苦恼的事情,有人说欧美日本关于中国学的学术论文水平比我们高,我们不很同意,但是我们同意的是,我们的学术论文水平确实有时比别人低。这话怎么说?就是欧美日本的学术论文,有这些规范,保证了最低的底线,起码引文、注释、资料、研究历史可以清楚,而我们因为这些形式规范都没有,所以很多论文就像《水浒》的焦挺,整个一个儿“没面目”,既不可信,更不可用。所以,我总说,学术界的当务之急不是说我们提高最高水准,拿个诺贝尔奖回来,而是守住底线,让学术不至于崩溃到别人不相信这是学术。

  学术评价的标准如何确立?

  说到这里,我要多讲两句关于学术独立的问题。很多人都感慨学术不独立,当年陈寅恪写王观堂纪念碑里面讲的独立和自由,那是很高的境界。但是,从基本上来说,要想学术独立,最基础的就是要有一个完全依据学术的、自我完足的评价体系,不要依照获得经费的多少,不要因为领导的喜欢和表扬,不要因为一时的轰动和迎合时势,不要因为媒体的炒作宣传,不要因为论著数量的量化统计。
  特别是不要仅仅依靠得到什么奖。其实很多奖,说穿了就是那么一回事,为什么我们没有自己的评价尺度,要相信这些外在的标签和商标?以前“郑人买履”的故事里面说的,“宁信度,勿自信也”,好像在今天还是这样,学术界是否还是缺乏自信?
  我有时候到书店里面去看书,很感慨现在书很多,漫天铺地的,也很感慨现在的书太多,其实很多书可以不必看。有一次我到国外去,和一个西方学者聊天,说起中国学术书的出版,他说大多不必看,我问他为什么,他说的理由中,有选题重复、没有新文献资料、理论陈旧,特别说到很多书看了以后,回头一想,没有一处有意义,没有一处需要作笔记记住。我当时很反驳了他一阵,可是下来以后,其实心里面也有点儿同感,当时是顾中国学术的面子,但是我们要承认这一现实状况。

  那么,什么样的研究是学术的,而且真的是有意义的?在中国文史研究方面,我想有下面三条标准:
  第一,你是否给本领域本学科内提供了新资料新文献?这是起码的,当然不是绝对的,有人用旧文献旧资料,也能够讨论新的意思,不过,文史研究里面,是很讲究文献资料的提供的,但是这新资料并不都是刚刚挖出来的,我们不是提倡靠珍本秘籍当独门暗器,只是在新的思路下,有一些资料,它会从边缘的、不受重视的角落,变成重要的、中心的资料,比如现在郭店、上博、走马楼、里耶的简牍,当然就是新资料,这没话说,但是以前不重视的一些东西,像档案、像皇历、像类书蒙书,如果在新的观念中阅读,它也成了新资料,这就给别人提供了新东西,这些东西,就会被有心的研究者收藏起来,否则,别人收藏你的论文著作有什么用?

  第二,你是否给学科内外提供了新的范型、新的方法?我一直说,真正意义重大的学术成就,不止是给学科内,而且是给本学科外提供新的思路、范型和方法。你看马克思、弗罗依德、韦伯、福科,他们的理论和方法,给后人开了多少法门。你不跟着走都不行,因为他们的思路一转,整个现象世界都要重新解释。
  “范型”这个词,是库恩的说法,我当然不是说要求每个人都成马克思这样的大师,如果这样要求,是“悬的过高”,“以理杀人”,没有人能做到的,而是说这是一个理想标的,你要有这种意识。何况“范型”有大有中有小,像王国维提“两重证据法”,胡适写白话文学史和推翻传统灯录对禅史的叙述,陈寅恪说的用域外与域内文献互证,用地下文物与地上资料互证,郭沫若用摩尔根、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讨论上古社会,顾颉刚用“层层积累的古史观”重新讨论古史,都是一些范型,后人可以跟着做、照着做,这就是开思路的。
  我想,所谓一个重要范型的出现,常常会造成三个后果,一是对学科本身的动摇,动摇不是坏事,是重新反思的开端,二是对基本预设的怀疑,以前我讲过,预设就是判断的基础,很多预设在很长时期内是不被怀疑的,天经地义的,可是它一被怀疑,整个它上面的建筑都要重新来,三是对方法的补正,一套方法常常是由于基本预设和学科训练而来的,如果前面的被动摇,方法也就变化了,方法变化了,可能就有新的结果。比如,我并不完全同意像“走出疑古”的口号,也不完全同意“二十世纪文学”,也不完全赞同“现代性批判下的当代史研究”,但是我觉得这些研究成果,尤其是实际研究成果,能够让我重新思考很多问题,重新理解很多资料,好像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这就是有意义的研究。

  第三,我们要承认现在的西方强势。在这样的西方强势中,我们不得不考虑,你的研究课题、成果、表达,是否和国际学术界发生一定的关联?它能否成为国际学术界的话题之一。先得说明,我绝不是说要迎合国际学术界的潮流风气,我其实一直在讲,要让学术说汉语,还写过一篇文章叫《缺席的中国》。
  问题是,第一,在现在,如果你不把自己的研究放在国际学术环境里面去就不行,因为这些问题也全球化了,学术是天下的学术,你研究别人也研究,不能关起门来充大王,或者夜郎自大当顾头不顾尾的驼鸟。
  第二,你不去参与国际学术界的讨论,别人就永远不接纳你的话语,你的声音永远不出现在国际学界,你就“自绝于人民了”,所以日本人巴巴的自己出钱,把论文翻译成英文,免费散发,为什么?因为没有办法,谁让你不强大控制话语呢?当然,如果你能够积极参与,这个话题是国际感兴趣的,那么,就等于你的声音在里面有一席之地了,最后甚至可以领唱,成为主流。
  第三,有价值的问题和有意义的成果,我相信它一定可以得到国际承认,这不等于迎合西方,我想这才是中国应该有的研究成果。可是,顺便要指出,你要使你的研究成为国际承认的成果,你就必须要懂得什么是国际都能理解、接受和欢迎的课题、角度、方法和表达方式,包括今天讲的“学术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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