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骆驼的博客  
作者:骆远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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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30周年的回忆与思考
   

  惊悚之夜

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深夜,交大徐汇校区三号宿舍楼的顶层,“学自联”办公室灯火通明。房间里凌乱不堪,破旧的办公桌椅横七竖八,地上散落着各种报纸、传单、标语等。办公室里肃杀冷清,整个校园里都没有几个人。《美国之音》和其他国际通讯社都已经报道,野战部队强行开进了北京市区,在多个地点向示威的学生和市民开枪。屠杀已经开始了!听到消息后,交大同学迅速形成游行队伍,奔赴人民广场等市中心地区,与其他高校的学生和上海市民汇合。学自联的绝大部分同学也都同去了。我被大家指派留在办公室里,目的是与全国各地、尤其是北京的学自联保持联系,然后把最新的消息传递给游行示威的同学。

前半夜,局势瞬息万变,来自北京的电话和传真较多。屠杀开始后,电话和传真机反而一下子安静了下来。我当时就猜想,北京的大搜捕开始了,北京的学自联组织,当时叫“北高联”,大概已经被冲散,很难继续运作了。过了个把小时,突然电话响起。我拿起听筒。对方情绪悲愤,自报是北京学自联。他刚刚得到各医院收治的伤亡学生和市民的信息,要通报给我。然后,他念我记,写下了一串医院名字和伤亡人数。我再问他,有没有伤亡者的个人信息。他说有一部分,我说我要。于是他逐一念给我死亡人的姓名、性别、年龄、学校或单位、枪伤位置,等等。我记录时,觉得那些死去的人就在我眼前,他们的伤口正在流血。我因此血脉偾张,心情激动,所以记忆深刻。

记录完毕后,我对他说,如果有新的资料就务请再联系我。他说好。我问他的名字,他说为了安全,就不说名字了。我当然也理解。挂断电话后,我把这些资料用电话转告给在市区的同学。感觉经过了一段很漫长的等待,北京人又来电话,提供了更多的伤亡信息。我再汇总,再传给示威游行的同学。以后直到天蒙蒙亮,再没有北京来的电话了。我打电话过去,也无人接听。那时从短波收音机里得知,军队对天安门广场的清理已经完成。我猜想北京学自联已经被捣毁,人员已经四散,不会再有电话了。于是我起身去上海市中心。

在人民广场附近的一条小马路上,我正好听到大学生的宣传车用扩音器念着北京伤亡者的名单。一群市民和学生矗立在周围,静默地听着。扩音器里传出的一个个名字,正是我晚上记录下来的。声音在回荡,自带着悲凉和庄严。听众里有个别同学愤怒地喊了几声口号,但大部分围观的人都沉默。我身处他们中间,感受到他们的感情和心理。记得其中有几个中年人,表情里没有特别的惊讶,仿佛对局势似曾相识。但他们有种深深的无可奈何、无能为力的情绪。简单交谈几句后,身旁人就对我说,“到了开枪这步,老百姓又能怎样?”,“中国还是老样子,最后就靠开枪解决问题。谁有枪谁赢”。

之后的那些日子里,我在广场和学校之间过着昏天黑地的生活。日夜连续地参加游行示威,实在疲惫得顶不住了,我就倒头大睡一场,醒来时都不知道是哪一天,爬起来再去游行。北京屠杀的消息刚传来时,上海学生的情绪冲到最高点。但随着时间的流逝,学生的激愤消退迅速。上海市面上,政府组织的反示威、反游行的力量逐渐加强,比如各单位派人在马路上清除学生设置的路障。示威的学生体验到现实的力量对比,恐惧的心理蔓延。学自联里的同学们预测自己会被抓捕,有的计划逃亡。一般同学普遍害怕被政府记入“黑名单”,私下里谈论自己的人事档案里可能被写入不利的内容,影响以后的毕业分配和职业发展。我觉得自己无处可逃。上海比我家乡还宽松些。我也不想连累父母亲人。至于黑名单,我肯定在里面了,也就不在乎了。于是,坚持示威的学生人数大幅减少,态度也软化了。学生们最初的口号是“打倒法西斯”、“严惩凶手”、“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等,后来变成 了要求政府“不可以秋后算账”等。组织者们传递的内容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他们要求示威口号和文宣里“绝对不许反党”、学生撤离时要 “冷静、有秩序”等。

北京开枪以后,全国各级政府一改几个月以来的观望和颓势,变得成竹在胸,胜券在握。上海市政府也不例外。他们态度冷静,计算精准,在媒体上怀柔,在行动中采用霹雳手段。上海市长在电视上强调“上海不能乱”,但话里有话、绵里藏针地说,“很多同志要求我们动用武装警察,甚至动用军队。…市委、市政府从来没有考虑过要使用军队”。言外之意就是,“我们随时有能力像北京那样用武装力量解决你们,但是我们比你们强大太多了,所以根本不需要”。与此同时,上海也和全国各地一样,大规模地搜捕示威游行中的积极分子,尤其是搜捕国际媒体相对不重视的,非学生学者的运动积极分子。

1978年到1989年的大约十年间,中国政治的大方向是,绝对权威的政府开始慢慢地放低姿态,学习听取社会民意了。但是“六四”的枪声发出了一个强烈的政治信号,政府依然是绝对主宰,老百姓还是被暴力征服的臣民。各级政府、政府各个部门迅速心领神会,马上反转回他们熟悉和留恋的、凌驾于民意之上的运作方式。比如宣传部门开始铺天盖地地在媒体上构筑在另一个时空里发生的“天安门事件”。在那个平行宇宙中,游行的学生和市民们是暴徒,杀人放火。解放军是受害者,被杀、被烧、被抢。北京的老百姓都欢迎解放军进城,反对示威游行。再比如,全国各单位,尤其是各大学,开始强力清理学生运动的积极参与者,把他们送交公安部门,并且大搞“人人过关”,就是每一个人都要自我检查,向组织汇报自己在运动期间的想法和行为。

北京屠杀之后大约十天,上海的游行示威彻底结束。我拖着极端疲惫、困乏的身体回到校园。记得路过大礼堂,就是现在的文治堂,看到很多人簇拥在马路对过的读报栏前。一位同学为了大家的方便,正在大声朗读报纸上的重要社论。内容大意是,国际媒体说中国军队向手无寸铁的示威者开枪,其实都是谎言,原因是他们仇恨社会主义中国;全国各地的老百姓都支持中央动用解放军平叛的决定,等等。那段时间里,全国所有的报纸,虽然名字、出版地、排版格式不同,但重要内容经常完全一样,都是采用中央通稿。我听到那个同学的读报声,突然意识到谎言就这样完全淹没了真实,而老百姓不管怎样抗争都无能为力。我就感到剧烈的心痛,痛得我分不出是我胸口物理性的疼痛、还是我的心情极端愤懑。也许古人也有过与我类似的感受,所以把“心情极端愤懑”叫做“心痛”。

   彻悟与信仰

痛彻心扉,让我思维敏捷。政府动用正规军,残暴地杀害手无寸铁的示威民众,然后不容分辩地说,那些民众是暴徒,屠杀从未发生。政府完全背叛了真实与正义的原则。我本来认同的政府、与我心目中崇高的真实与正义,针锋相对,势不两立。我不可能再同时忠诚于它们两个了,任何人都不可能再同时忠诚于它们两个了。我觉得自己需要做出人生大抉择。现实中,正在进行的政治清算,也要求“人人过关”,就是每个人都要公开站队。

1.  真实与正义被践踏

我们这代人成长于1978年后的改革开放。目睹国家从文革末期的积贫积弱开始蒸蒸日上,我有与时代相呼应的民族自豪感,视振兴中华为己任。从中学开始,我就明确地认定,要爱国、爱人民,也要爱真理和正义。我那时把国家、民族和政府视为一体,觉得政府就是民族的代表。进入大学后,我们经历了1986年和1989年两次学生民主运动。之间的几年,整个社会,尤其是知识界,广泛深入地探讨中国未来的民主化,讨论现代民主政治理论,审视中华文化。我也一直跟随社会大潮流,努力学习和思考,理解了政府需要人民的监督与制衡。被有效监督与制衡的政府,可以成为全民族忠实的公仆和代表。反之,政府就可能成为欺压和奴役人民的恶魔。

“六四”让我看到了政治背后更深层的东西。当年的学生有几个关键述求,第一就是要言论自由。我看到了言论自由缺失,真实就在社会舆论中泯灭了。无辜被杀的人,转眼之间就被说成是暴徒;杀人者反而被包装成受害者。第二是民主选举。没有选举,老百姓就没有参与政治的权力,结果就是,谁有军队、谁敢于对老百姓开枪,谁就掌握权力。公理与正义被践踏至此!六四的失败让我看清了事件的本质。这是一场战斗,表面上是幼稚软弱的学生失败了,实际是真实与正义失败了。学生也不总是真实与正义的,但至少在大方向上站在真实与正义的一边。学生失败了以后,真实与正义就被踩在脚下。

六四之争,结果没有悬念。政府一方大胜,真实与正义惨败。原因很简单,政府有军队,有组织系统,有宣传系统,有教育系统,等等。而真实与正义一方只有一些幼稚的学生学者、和并不坚定的民心。年轻时的我曾经天真地以为,谁站在真实与正义一边,谁就一定会胜利;反之,谁站在虚假和邪恶一边,就一定会失败。我那时以为,真实与正义有某种神秘的力量,战无不胜。“六四”让我看懂,世界上不存在什么神秘的力量。在两股势力的对抗中,谁的现实力量更强大,谁就胜利。反之就是失败。真理和正义也不例外。我还是坚信真理和正义最终能够战胜虚假和邪恶,不是因为看不见的神秘力量,而是因为真理与正义有自在的感召力,最终能够感召足够多的人为之战斗。如果我们希望真理和正义早日胜利,唯一的办法就是让自己和尽量多的人坚定地站在真理和正义一边,为之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

2.  遇到神

六四运动前后,局势变化快,关系到大是大非,我全身心地参与和投入,时刻心存敬畏。我全神贯注地观察和思考,头脑里好像上演着一部宏大、多维的电影。其中有民族的命运与前途,有正义与邪恶的缠斗,有北京街头的军车和那些死难的人,有父母、朋友、熟悉的老师和同学,有自己的过往经历,也有我未来人生的多种可能性,等等。 逐渐地,一个念头在我心里变得越来越清晰,“我要站在真理与正义一边,做真理与正义的马前卒”。这个念头有它自在的权威,不容心中的小我辩驳。它如同一道命令,让我只能对它低头、跟从它。虽然我清晰地知道,听从它将摧毁我原来的人生计划,对我的现实利益有百害而无一助。

我本来的职业规划是走“技术干部”的道路,就是年轻时靠技术和业务能力立身,然后逐步晋升,走上管理岗位。六四之前,我已按这个计划努力多年。我在高中时开始认真读书,之后考上交大。在大学里我继续努力,在学业上成为交大正式认定的、前1%的“优异生”,在校园工作中成为系学生会主席、系团委副书记等。我已经在这条人生计划上投入很多,进行得也很顺利。假如我与政府作对,我将前功尽弃。

还有出国问题。我在本科期间,在交大校园里和在整个上海,大学生留学已经形成热潮。很多学业条件与我类似的同学都在努力谋求留学,我也很希望出国留学。六四期间,我身边那些想出国的同学,几乎无一例外,都主动远离学生运动,就是害怕惹上政治麻烦,以后拿不到护照。另一方面,曾经在1986年学潮里表现积极的学生和青年教师,当时还在学校里。他们被政府打入黑名单,一直拿不到护照。所以我当时很清楚,如果我跟随心中的那个念头,我将自毁出国的可能。

按照弗洛伊德学派的思想,人的每项行为的隐蔽目的,都是为了增加自己在潜在配偶眼中的吸引力。我当时也懂,如果我进入“六四”黑名单,大部分女生不但会觉得我没有了前途,甚至还会怕被我牵连,对我产生恐惧感。在上海的女生如此,在我东北家乡的女生更是如此。不但女生们会害怕与我沾边,她们的父母更怕。

我就要屈服于自己心中的一个念头了,而不是服从一个人或组织,比如领袖或党派。而且我知道这个决定将对我不利,并永久地改变我的人生。我惴惴不安,感到无助,因为从来没有在生活中,或在书里,听说或读到别人的类似经历。我甚至找不到现成的语言描述它。当时为了解释给身边的好朋友,我能拼凑起来的最传神的语言就是,我在心中听到了一个声音。它不属于我,因为它完全否定了我的个人利益。但它让我看到,这个世界上有根深蒂固的真实与正义,并且真实与正义正在受到猛烈的攻击与迫害。它命令我站在真实与正义一边。我虽然心存恐惧,完全不知道听从它以后,我的生活将会如何,但我还是不得不听从它。

后来,我在《圣经》中读到摩西和保罗等人遇到神的过程,就觉得找到了知音。摩西带领犹太人在沙漠中流浪几十年,内外交困,随时面临灭族的危险。他夜以继日地焦虑,探求族人的未来。在西奈山上,他思考时听到神的声音。神给他指路,他选择听从,虽然不知道神将引他到何方。保罗本是罗马帝国的官员,专门负责追捕和迫害基督徒,因此了解基督教思想。在大马士革城外,他听到神的声音,就敬畏地匍匐在地。神叫他进城,他就进城,虽然不知道进城之后会发生什么。大约3500年前的摩西和大约2000年前的保罗遇到神的过程,与我的经历没有什么本质区别。只是在几千年前的犹太人与现代的中国人之间,文化背景和语言表达方式有了比较大的不同而已。今天的我们更习惯说“彻悟”、“念头”等,而不经常说“听到神的声音”或“被神召唤”。我们更习惯说“追求真理和正义,把它们贯彻到自己的思想和行为中”,而不习惯说“跟随神”。其实《圣经》上说,神就是真理、正义。称真理与正义为“神”,代表基督徒信仰真理与正义。信基督教,就是选择站在真理与正义一边。

  政治清算

上海的游行示威消退后,学生重归校园。随即,政治风向急转直下。政府对民主运动活跃分子的抓捕和整肃迅速展开,风声鹤唳。在六四运动后期逃往外地的学自联里的同学,包括交大的和上海其他高校的,不久后都被抓了回来。我们被移交给公安部门,接受调查。同时,学校及社会上的各个单位都开始组织全员政治学习。在交大,首先是教职工和学生里的党员,然后是普通教职工和学生,每个人都必须汇报自己在六四期间的经历和思想,检讨自己和身边人,表态反对“叛乱”、支持政府,否则不能过关。那时,公安允许我住在宿舍里,但不允许我离校。记得姐姐正好在那段时间里结婚,我申请回家参加婚礼,就没有被批准。公安随时传呼我。他们不找我时,我还需要参加学校里的政治学习。

我们刚刚从夜以继日的大示威、大游行中回来,头脑里还满是北京大屠杀血淋淋的电视图像,人民广场上旌旗招展、数十万人的集会画面,以及在上海的各个角落,社会各阶层、各个年龄的人们对屠杀的愤恨,和他们用各种方式支持学生的场景。所以我最开始对学校里“人人表态”的文革式政治操作不肖一顾,觉得交大师生熟知国际新闻,又刚刚亲历运动,怎么可能屈服于这样粗劣荒谬的整人手法。但是很快我就发现自己错了。

那时的“人人过关”,从一开始就推进得非常顺利,可以说毫无阻力。我身边的老师和同学的态度和应对方式,有些微小但关键的区别。有一些人,大多数是党员干部,坚称自己没有参加过示威游行,虽然熟悉的人都知道事实并非如此。后来的形势发展证明,这些人最有远见。在后来的几十年里,他们在体制内发展,受六四事件的影响最小,甚至得益。而大部分人承认自己参加过,但谎称自己“幼稚”、“被误导”,说后来听到官方媒体对“六四”的定性后,就发现民主派“居心叵测”、“里通外国”,于是自己反悔,转变成支持政府。他们再接着赞扬政府武力平叛“必要”、“应该”,等等。可以说,绝大部分人的思想汇报非常相似。

私下里,朋友们在聚会时发泄着内心的郁闷。有人喝得酩酊大醉,有人破口大骂,有人打架滋事。我和他们心连心,非常理解和同情他们。他们也是我的镜子,提醒我,如果我没有信神,还期盼体制内的职业人生,继续把中国自由民主的希望寄托在党内强人身上,我也会感到类似的绝望和无助。当时广泛存在的老百姓的私下不满,其实都无济于事,完全不影响政治局势。不满的人还得在政治学习中认真地自我检讨和反悔。后来几十年的发展证明,当时私下里的郁闷,也不影响同学们毕业后进入体制内,通过一辈子的工作,对维护体制做出贡献。说到底,在独裁制度里,老百姓就是牛马。拉车的牛马,有的可能高兴,有的不高兴。但是只要它们都能正常拉车,主人就无需在乎牛马们的情绪。处于这种地位的老百姓,他们的愤怒都是“匹夫之怒”,只是“免冠徒跣,以头抢地尔”,并不影响社会,也不影响他们个人作为独裁制度“螺丝钉”的功能。

我的软弱

在“人人过关”期间,我被身边人的急速转变震惊了,不理解,不敢相信,也接受不了。六四死难者们的尸骨未寒,大搜捕正在进行,活着的人好像都忘了,或假装忘了。面对那些为他们的民主权力而死的人、为他们的美好未来而站出来冒风险的人,他们情何以堪?

我当时在接受公安的审问,对学校里的政治学习心不在焉,但坚持不写检讨。我把希望寄托在我非常熟悉和尊重的学校领导和老师身上,觉得我懂得他们,他们不会轻易说违心的话、做违心的事,或者他们至少理解我为什么不写检讨,不会压迫我屈服。事实证明,我又错了。我最尊重的老师和领导,在正式对组织交心时,与别人一样,也是反悔,谴责民主派,支持政府。其中担任管理职务的人,还认真地主持这种政治学习,强制别人交待、反悔。

记得一次教师们私下疯传,一位教授在政治学习中谈感想,说了一句,“以前我不觉得《河殇》那么好,现在我也不觉得《河殇》那么坏”。《河殇》被认为是赵紫阳派系的思想代表作,“以前”指赵当权时,“现在”指赵倒台后。大家都觉得这位老师很勇敢,说得也很聪明,既表达了不服气,又让人抓不到把柄。我也很尊重他,但同时觉得,一群高级知识分子,在民族命运的关键时刻,做的最值得称道的事,也不过如此,本质上只是稍微宣泄一下不满,对大局毫无影响。这件事正说明中国知识分子对社会无足轻重,以及这个制度的霸道和压抑。

在六四后不久的某个节日里,报纸上刊登了一篇邓小平面向全国的贺词。一位老师私下抱怨说,邓的贺词感谢了工人、农民、解放军,但没有提到知识分子。他的意思是,六四造成了知识分子的政治地位下降。这种想法在当时的知识界里很普遍,我接触过的很多人都有类似心理,这位老师只不过明确地讲了出来。我觉得,北京才大开杀戒,知识分子们还这么在乎屠杀主导人是否在节日里问候了自己。这反映了中国知识分子被压迫自己的人豢养的尴尬地位,以及他们因此怀有的依赖心理。压迫他们的人同时也是他们的衣食父母。他们早已习惯并认同了这种局面。其结果就是,最应该具有独立人格的中国知识分子,与一般的中国老百姓一样,也都是奴才。即使被权力者枪杀,他们心里还是渴望被权力者认可。可怜可悲。

时间滑过,我看到的越多,对周围人的信任就越动摇。觉得为这样的人们牺牲和冒险,有什么用?真的值得吗?后来领导找到我,说我是唯一坚持不反悔的人。如果这样下去,学校将不会发给我本科毕业文凭,当然也不会允许我继续读书。我那时正在对付公安,心里盘算着如果要坐三、五年牢,我以后怎么办,对学校里的事不太重视。现在学校突然说可能不给我本科文凭,我措手不及,一时想不出如果没有大学文凭,我未来将如何生存。当时我害怕拿不到本科文凭,程度超过害怕坐牢。最后,对周围人的信心动摇、觉得自己的坚持对大局无用、外加对生存的疑虑,使得我放弃坚持。我抄写了一份反悔书,交了上去。感谢领导让我过关,没有继续刁难我。但这件事一直让我自责,觉得是自己的污点。

后来在《圣经》中读到“圣彼得三次不认耶稣”的故事,我就联想到这段经历。彼得是耶稣最早的门徒,是基督教会的创立者。他对耶稣忠心耿耿,发誓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抛弃耶稣。但耶稣被捕时,彼得躲在围观的人群中不敢出声。后来有人认出彼得,大声叫喊说他是耶稣的门徒。彼得矢口否认。也许彼得有正当的算计。如果他当时站出来,就可能与耶稣一起赴死,他就不可能日后传播耶稣的思想,更不可能建立教会了。但无论原因是什么,他多次不认耶稣,还是软弱。

  反思六四:国人的功利

“六四”是中国人内心永远的伤痕。反思“六四”的文章不计其数,角度和观点也各有不同。三十年来,我也不断思考。篇幅所限,在这里我就分享最近与朋友交流时的一点感想。

1.  独裁者视人民为奴才

事件后的很长时间里,我一直有个关于细节的疑问。在六四后全国声势浩大的政治学习、人人检讨中,几乎每一个人都撒谎,口是心非地否定自己在学潮中的言行,攻击和谴责民主派,表示对党与政府的忠心和对镇压的认可。一般人如此,党员和政府工作人员更甚。这么广泛而明显的言不由衷,当权者不可能不知道。当权者明知老百姓都在对自己说假话,为什么还花这么大的力气,在全国范围内推进“人人过关”呢?另外,当权者也知道,那些坚称没有参加过示威游行的人,其实与其他人一样参加过,他们只是羞耻心特别少,所以撒谎更轻松、更敢于撒大谎而已。那么为什么在后来的几十年里,当权者还重点提拔他们,吸引他们到体制内,委以高官重任呢?

接受了基督教信仰后,对比新我与旧我、基督精神与中国人普遍的功利主义心态,我才逐渐懂得政府的“聪明”之处。老百姓撒谎,本质上讲,就是他们为了迎合当权者的意志,让自己的言行违逆自己的内心。最近流行的清宫戏里有句相关的台词,老太监教导小太监说,“奴才没有喜怒哀乐”,意思就是奴才的行为和言语,要体现主人的意志,和奴才自己的心情与想法无关。八九学运期间,全国几千万青年学生、知识分子、和普通老百姓积极参与,让所有的观察者看到了中国人自我意志的觉醒和灵魂的回归。全世界支持民主的人因此觉得中国有希望,而中国的当权者感到恐惧。其实,“人人过关”运动就是当权者的一个试验,要验证一下刚刚从示威游行中归来的千千万万中国人,还会不会和原来一样,撇开自己的思想意志,压制自己在屠杀后爆发的情感,在言论和行动上曲意迎合权力。结果大家都知道,“人人过关”进行得非常顺利。于是当权者就放心了,认定中国老百姓还是奴才、自己对他们的绝对权威没有丧失。

既然全国的老百姓都迅速回归到奴才的言行模式,统治者的根本目的就达到了,他们也放心了,当然不再理会老百姓心里怎么想。奴才的内心从来不重要,连奴才自己都不看重,主人就更不需要理睬了。诚实,只有在人格平等的人们之间,才被视为美德;在主仆这间没有诚实可言。为讨主人的欢心而撒谎,是奴才的本分。在“人人过关”中,那些坚称没有参加过游行示威的人,就是当权者眼里最好的奴才,因为他们为迎合主人的意志,不惜违背事实、抛弃廉耻,而且做得最迅速、最彻底。当权者觉得他们听话、好用,所以后来一直提拔和重用他们。

建政七十年以来,六四是中国人民自主意识最强、反抗精神最高涨的时期。即便如此,政府还是迅速恢复权威,成功地在全国老百姓身上重新贯彻自己的意志。而老百姓还是乖乖地藏起自己的想法,按政府的要求言行。在平时,中国人就更服服帖帖了,被要求说什么就说什么,被要求做什么就做什么。他们不敢疑问,不敢挑战,甚至不敢思考,而是主动地把自己的心灵冷藏起来,撇在一边。中国人的这种自己的言行与自己的心灵相分离的现象,随处可见,经常让我触目惊心。我曾遇到过残酷迫害法轮功信徒的官员。见面之前,我本以为他会对法轮功问题有很多见解,即使是仇恨或偏见。见面后我才发现,他其实对法轮功知之甚少,本质上就是“上面让我这么干,我就这么干”。对自己的工作,他从来没有认真想过是否伤天害理,而只关心自己从副处级升到了处级,房子从自住一套变成了好几套,孩子可以去美国留学了,等等。一位朋友曾经在高校团委工作。他对我讲到自己的上级,一个党委书记,负责管理官方网络评论员队伍。这些人假冒各种身份的网友,到世界各地的中文网站上监视、攻击批评中国政府的人,或花钱撤回对政府不利的消息,再散布对政府有利的假消息。这个党委书记明确要求下属不要给他看具体的工作内容,因为看多了自己良心受不了。怕良心作怪、影响工作,他就回避自己的良心。他把良心看得低于工作!还有朋友专职做党务工作,但听到其他人谈论政治,他就回避。我问他,“你做这样的工作,怎么不关心重要的政治问题?”他回答说,“我的原则就是听组织的话。党叫干啥就干啥。讨论政治问题,自己的想法就会多起来,容易犯错误”。

上述这些人的工作都关系到社会正义,但他们都不思考自己工作的社会后果,而只关注工作带来的个人利益和好处。按造这些人自己的说法,他们只关心自己的“小事”,不关心社会里的“大事”。他们的灵魂闭上了眼睛,不去分辨正义与邪恶。严格地讲,他们不是完整意义上的人,因为在重大问题上,他们的灵魂主动缺席,如同不存在。独裁者喜欢这样的人,因为他们是自己的工具、体制的零件。其中的知识分子被叫做“笔杆子”,党务人员被叫做“刀把子”。在古代,这样的人被称为“臣”或“奴才”。现在“臣”和“奴才”都含贬义,所以人们就用“工具”、“螺丝钉”、“笔杆子”、“刀把子”、或“党叫干啥就干啥”等新说法来替代,但本质还是一样。

2.  功利主义是奴才的信仰

古往今来,亿万中国老百姓连自己的言行都不能主宰,就是事实上的奴才。他们怎样自处呢?怎样做到不觉痛苦,不觉耻辱,泰然接受自己的卑微地位呢?我发现绝大多数人依靠“功利主义”信仰实现心理上的自洽,就是他们只关注自己的言行给自己带来的物质利益和感官享受,忽略自己的心灵召唤或人格尊严,也忽略自己的言行给社会和他人带来的终极伤害。人们有时也用其他名词来描述这样的人生观,比如唯物主义、出人头地、光宗耀祖、追求功名利禄、追求事业、想发财,等等。清末著名太监小德张,年少时极端贫困,但梦想荣华富贵。别人告诉他,入宫当太监可以发达,于是他就自宫当太监,然后依靠专营和勤快而成为慈禧倚重的奴才,飞黄腾达。鼎盛时,他“贵敌王侯,富比天子”,还娶了几房姨太太。小德张就是中国功利主义者的典范。他的最高志向就是利益与享受,并通过一生努力达到了原定目的,于是他就心满意足了。虽然身为不能自主的奴才,又做了很多祸国殃民的事,但他都不在乎,没有痛苦或自责。

不是只有太监才是奴才。在几千年以来的中国社会里,除了皇帝或最高领导人,其他人本质上都是奴才,即使身居高位。清朝著名才子纪晓岚,才华横溢,文采超群,在乾隆帝身旁辅佐,官位显赫。但是传统的制度有其内在要求,君臣之间必须是绝对的主仆关系。聪明绝顶的纪晓岚,最怕皇帝看到自己的才能而怀疑自己恃才傲物、忘了奴才的身份。为了打消皇帝可能的疑心,纪晓岚就选择每日沉溺于酒肉女色,尽量少过问国家大事,希望皇帝看到自己真诚的、只求利益与享乐的奴才本心。纪晓岚的努力没有白费。乾隆评价他,“纪昀本系无用腐儒”,“朕以汝文学尚优,故使领四库书,实不过以倡优蓄之,尔何妄谈国事!” 乾隆没有了对纪晓岚的疑心。于是,纪晓岚一辈子官运亨通,意满志得。

3.  功利主义者充斥中国

中国社会早已形成共识,功利主义是奴才的信仰。一方面,奴才把物质利益和感官享乐作为最高追求,如小德张;另一方面,把物质利益和感官享乐作为最高追求的人,本质上就是奴才,如纪晓岚。不但古代如此,现在也一样,比如大家熟知的金庸。他的父亲在1950年被共产党政府枪杀,并不是因为犯罪,只是因为他家里有土地。政府要得到那些土地,就杀了他。当时金庸在香港《大公报》社工作,就是为共产党的宣传服务。当他得知父亲无辜被杀,私下哭泣。但他竟然选择在之后多年里继续为《大公报》工作,理由只是这里的待遇和职业机会最好。他那时还只有二十几岁,完全可以在自由的香港另找工作。金庸把职业前途和待遇看得高过亲生父亲的冤死,功利到如此!几年后,他看到了创业机会,离开《大公报》系统,创建《明报》。那时反共有助于报社生意,他就开始反共,反共文章写得洋洋洒洒。大陆改革开放后,他预感到商机,就找机会与邓小平交好,再投共。六四后,他在香港电视上声泪俱下,控诉中共的残忍,说以后断绝与中共交往。但几年后大陆最高领导人江泽民向他伸出橄榄枝,他立刻领会到其中潜在的利益,就抛开曾经的信誓旦旦,又投共。金庸这样聪明博学的人,内心却如此浅薄、功利。他身处在自由的香港,人格上却还是中国传统里的奴才。他就是缺乏高尚信仰的中国精英的典型写照。

在中国的成功人士里,像金庸这样的人比比皆是。他们能力强,智商高,什么都懂,但甘愿做权力的奴才,内心信奉功利主义,没有更高尚的信仰或情操。为了自己的物质利益和感官享受,他们什么坏事都敢做,什么假话都可以说,甚至泯灭亲情。出名的如周恩来。甘愿为毛泽东做奴才,人前和蔼可亲,背地里整人绝不手软。为了迎合毛的太太江青,他不惜亲笔批准逮捕自己的干女儿孙维世,直接造成后者被含冤虐杀。还有郭沫若,才高八斗,却毫无廉耻。江青得势时,他大肆恭维。江青落难,他踩上一脚。文革造成他两个亲生儿子惨死。为了维护自己的地位,他还继续为文革唱赞歌。

中国人的奴性传统,历史悠久,博大精深。功利主义奴才人格,并不局限在精英里,在社会各阶层里都普遍存在,大家身边可能都有。单是关于泯灭亲情,我就遇到过很多人,爷爷被杀、外公被饿死、外婆死在政府造成的人为灾难中、父母、配偶被迫害,但他们心安理得地为害死至亲的权力服务。他们为了追求自己的职业前途和名利,忽视自己的亲人遭受的不公命运,不去探究造成亲人厄运的根源,也不试图改变不公不义的社会。独裁制度在中国几千年长盛不衰,就是因为这样的人。他们中有些人还恬不知耻地说,他们这样做是“向前看,不纠缠过去”。其实他们至亲被害的原因还在,未来还会残害更多的人。而因为只关注自己狭隘的功利,他们甚至都没有兴趣关心至亲的厄运。其中还有些人还声称自己是民族主义者或爱国主义者。其实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根基,就是一个人在乎与自己同血缘、同文化的其他族人的福祉,把发生在同族人身上的不公看成是对自己的不公。这些人连自己的至亲受难都不在乎,怎么可能在乎其他民族同胞的福祉?他们声称爱国,只是因为这样说会为他们带来好处而已。

大多数中国人早已习惯于让权力安排自己的人生和自己周围的社会,而自己的心灵主动靠边站,游离于现实之外。我的一位朋友早年到甘肃下乡。他回忆说,当时甘肃的农村极端贫穷,农民们破衣烂衫,饭都吃不饱。但他们经常凑在一起喝酒吹牛,话题从宇宙起源、到叶剑英的女伴们、到美国的航天飞机对中国的军事监视、再到毛泽东与赫鲁晓夫的恩怨,全都是与自己不沾边的事。他们常常从早上吹到日落,争论得面红耳赤。但他们非常知趣,心照不宣地避免谈及村支书霸占支农款、村小学的校舍年久失修等身边的事情。现在城里的知识分子们也类似。比如他们在微信群里争论西欧的移民问题、以色列与阿拉伯人的恩怨、美国的反堕胎法案、种族歧视等,但他们避而不谈维族人与汉人之间的矛盾、政府对法轮功的迫害、中国医院里的杀女婴和病婴、对维权律师的抓捕等。前面那些话题遥远,政府不太在意,所以他们就尽情瞎说;而后面那些话题关系到中国,政府不许老百姓质疑,所以他们就不碰。总之,社会压制老百姓的心灵很久了,老百姓就学会了做不管事的“小民”。他们主动回避重要的事情,即使这些事就在自己身边、对自己很重要。

奴才做久了,灵魂习惯了远离真实,很多人就忘记了,自己的思想有责任驾驭自己的生活。于是,他们的思想和生活就丧失了统一性。我接触过一些看似非常聪明的中国人,他们博览群书,讨论问题时广征博引,好像什么理论都懂。但是近距离观察就不难发现,他们在职业、爱情、和人生各个方面的重要决定,依据的都是当时当地流行的世俗功利原则,与他们头脑里的大道理没有多少关系。比如有人在微信群里长篇大论说西方没落了,中国才是未来世界的希望,却把自己唯一的孩子送到西方国家,让孩子不要回来。其中极端的人,大骂移民国外的人不爱国,自己却偷偷摸摸申请全家投资移民美国。有人声称坚信民主价值,却把自己的整个职业生涯贡献给了维护专制体制。有人经常谈论中国的国营企业对国家的危害,却一直呆在国企里,从来没有想过离开。有人读了很多有关基督教的书,喜欢与别人争论基督教义,也觉得耶稣是对的,但坚称自己绝不信基督教。这些人的行为不跟从自己的思想,他们的思想也不反映自己的生活。思想与生活绝缘,他们表里不一。在中国社会里这种人很多,他们的父母、朋友、邻居、熟人等也都类似,所以他们常常不觉得这种状况有什么不妥,不以表里不一为耻。这些人的所谓“思想”,失去了指导自己言行和人生的功能,退化成了打发空闲时间和精力的娱乐和消遣。老子在《道德经》里讲,“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则笑之”。老子的话里隐含了,人们心智水平不同,有些人不理解“道”,所以不遵从“道”。下士闻道但不知是道,所以才笑之而不行。但是,本质上处于奴才地位的现代中国人,隔离自己的灵魂,经常在读书和讨论之前就已经决定了,即使找到了“道”,自己也不遵从它。他们比老子讲的“下士”还差一大截。

4.  功利主义的特点

古往今来,这么多中国人信奉功利主义,因为它确实有一些吸引力。首先,功利主义者可以做到思想自洽。通俗地讲,他们按功利主义哲学生活,事后再按功利主义的标准评价自己,就会觉得投入与所得相称,自己的努力没有白费,这套思想没有欺骗自己,自己也就满足了。比如小德张临死时可能觉得,“我当初自宫当太监,受了那么多苦和累,就是为了荣华富贵。现在好吃的都吃过,想玩的地方都玩过,想要的女人都得到了。我这辈子足够了”。

第二,功利主义者在有吃有喝时,人比较轻松,“心不累”。比如供职于国内政府部门、或国营企事业单位的中青年人,经常工作不累,平日的主要活动就是赴宴席、朋友聚会、打牌喝酒、闲聊等。而在基督教占主流的欧美国家里,中产阶级一般不会这样清闲。一个有信仰、精神上自主独立的人,需要灵魂警醒,不断探求神对自己的启示。他要观察世界,决策自己相应的言行,之后再用神的标准审评自我,自责改善。他要每日承受压力,还不时面对挫折,因此灵魂紧张、忙碌。这样的人如果生活在中国,他就会因为良心驱使而更愿意说真心话,于是就可能得罪上级和权贵,政治运动时甚至会引来杀身之祸。所谓“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相比之下,信奉功利主义的奴才类型的人,不为社会和人生中的大事费心,实质是把最困难的问题都外包给了政府或上级,也就是他们心目中的“主人”。他们自己只关注个人利益与享受,他们的灵魂处在休眠或游离状态。在中国,权力喜欢这类人,一般不会找他们的麻烦,所以他们自然就活得轻松。

功利主义者们常说,“在中国,只要自己没有遇到倒霉事,小日子可以过得很好”。他们也知道,中国每天都发生很多不公平的事情,但对发生在别人身上的不公不义,他们视而不见,而只求坏事不发生在自己身上。在他们眼中,那些关心社会、嫉恶如仇的人,把别人的痛苦当做自己的痛苦,是自找苦吃。不但如此,有些功利主义者很极端,仇恨有正义感的人,说他们揭露社会里的邪恶就是“不爱国”。归根到底,有正义感的人的存在,衬托出他们的丑陋,所以他们怀恨在心。这种人忘了,有一天自己也可能倒霉。社会上功利主义者越多,主持正义的人就越势单力薄,邪恶就越猖獗,更多的中国人就会倒霉,功利主义者自己倒霉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到那时,很可能没有人为他们伸张正义。总之,功利主义让人觉得舒服、自洽,实际却使人堕落、让社会沉沦,其作用如同毒品。

5.  功利主义适应独裁体制,不适合民主制度

功利主义者是独裁统治者眼里最好的臣民。独裁者垄断社会资源,可以用功名利禄做诱饵,控制功利主义者,把他们变成奴才。追求利益与享乐,本是人之常情,并没有错。功利主义者错在让自己的灵魂休眠,对正与邪的矛盾闭上眼睛,所以把利益与享乐当作最高目标,高过了真理与正义。几千年来,皇权文化奖励奴才、严厉惩罚有独立思想的人,造成功利主义在中国盛行。中国最聪明的人,经常不是把聪明才智用于追求真实与正义,而是用于谄媚求荣,如纪晓岚、金庸之流。更广大的普通中国人,在生活中被功利主义者包围,可能一辈子都没有见到有人严肃地探究真理与正义,而只看到人人都在追求利益和享乐。所以他们以为,人就应该是功利的,就应该依附于权力。于是,中国的老百姓就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了自己的奴才地位,成为独裁统治者的工具。功利主义在全民族中流行,使得皇帝或独裁者可以长久地压迫和奴役整个民族。

六四运动追求自由与民主。通俗地讲,自由就是按自己的想法生活;民主就是公民们平等协商,共同决定公共事务。这么多中国人习惯于做统治者的工具和奴才,心甘情愿地让权力主宰自己的言行,主动把自己的灵魂冷藏起来。这样的人民怎么会追求自由?怎么可能自主决定公共事务?民众广泛地信奉功利主义,是中国民主化的一个根本障碍,也是“六四”失败的深层原因。

  唤醒国人

1.  人民需要信仰

近一百多年来,中国革命和改革的先驱们、以及今天的民主派,都痛苦地发现,要唤醒国人有多么困难。谭嗣同为变法赴死,却得不到中国大众的理解。教育家马相伯百岁时感慨,“我是一条狗,叫了一百年,也没有叫醒中国人”。鲁迅、柏杨、刘晓波等,都严厉鞭挞中国人的奴性,但又都觉得无力改变。唤醒国人很困难,根源在于国人的内心。人们普遍信奉功利主义。不管智商有多高,思维有多么复杂精巧,他们在内心深处、在最根本的地方,执念于万事对我有什么物质好处。功利主义就是中国人实际的信仰。如此骨子里自私自利的国民,不可能建立起自由民主的现代社会。

民主的生存需要这样一批公民,他们主动为社会正义和他人的利益付出,即使自己得不到直接的物质好处。就像美国国父华盛顿,完全可以过着养尊处优的安定生活,却冒死反抗英国殖民者;可以做终生国王,却主动退位,回乡做一介平民。再比如六四屠杀发生之后,那些冲到人民广场去抗议的上海学生,明显冒着巨大风险,却不可能有个人收益。他们为的是民族的长远发展,也为死难的北京学生和市民伸冤。美国的民主制度成功了,因为它有一大批具有这样思想品质的国民。六四民主运动失败了,因为大多数中国人不愿意为社会的正义、真相、或他人的命运而牺牲自己的利益。即使那些大学生的勇敢,也是昙花一现,在事件后的政治整肃中云消雾散了。

很多先贤们鞭挞国人的奴性,揭露国人品质里的阴暗面,例如鲁迅和柏杨。但是很少人说清楚,到底怎么唤醒国人、什么样的人才算觉醒了。我觉得唤醒国人,就是用一套适合于现代民主制度的信仰体系,替换国人现有的、适应于独裁制度的功利主义信仰。那些只看到独裁制度的缺点、民主制度的美好、和国人品质的不足,却没有具备新信仰的人,还不能算真正觉醒了。就像那些六四后在人民广场上示威的上海大学生,痛恨残暴的独裁,向往民主,但没有新信仰,内心深处还是功利的,所以他们的勇气就不能长久。觉醒的人必须有适应于现代民主制度的完整信仰。

民主制度需要社会的中坚力量崇拜正义与真实。这样的现代公民理念和特点,从来不是凭空存在的。历史上,它们诞生于西欧和北美的基督教文化圈。从理论上讲,在各大主要宗教和信仰体系中,只有基督教明确地把正义和真实作为最高崇拜对象。在今天的世界里,先进的民主国家主要集中在传统的基督教文化圈里,比如美、英、法等。其他文化圈内的民族保持民主制度,经常是在美英法等基督教国家的带领和监督下实现的,比如美国对日本、台湾、菲律宾等国家和地区的保护,以及英国制度对新加坡、印度等国的影响。中国要实现民主化,又要保持民族的独立和自尊,就要求中国人民自主地建立现代公民理念,也就需要中国人自己懂得崇尚真实与正义。因此,中国需要基督教信仰。

总之,中华民族的未来需要自由和民主。人民的觉醒是中国民主化的必经之路。不管有多么困难,我们也必须为之努力。唤醒国人,就是要唤醒国人沉睡的灵魂,让他们的灵魂睁开眼睛,发现和体会真理、正义和爱的伟大,坚信它们,坚定地与它们站在一边。这种信念,就是基督教的实质。有这样坚定信念的人,就是最好的基督徒。这样的国人足够多了,真理与正义才可能有力量战胜强大的独裁制度,自由和民主才可能在中国生根发芽。

2.  基督教强调灵魂

基督教的一个核心思想就是,神重视每个人的灵魂,无论贫富贵贱。耶稣经常与社会最下层的人交流,比如麻风病人、寡妇、妓女、残疾人等,并赞扬他们的美德。基督教的神爱人,用爱挽救和感化人的灵魂。很多中国人不理解这套简单思想的深义。按今天中国人习惯的语言,基督教维护每个人的自主性。即使作为世界主宰的神,也是靠爱来感化人的灵魂,才能影响人的言行,而不是强迫人的灵魂、或越过人的灵魂直接操纵人的言行。基督教不但允许、而且要求,每个人的灵魂驾驭和审视自己的言行。在基督教里,神承认和保护人的灵魂的存在和自主,并要求每个人灵魂警醒。

只有人的自主性被承认了,才有可能讨论人的自由。否则,自由没有了主体,也就没有意义了。只有“灵魂平等”的观念被广泛接受,才可能有一人一票的民主。如果人们认为灵魂有高低贵贱之分,自然就会推论灵魂低贱的人应该服从灵魂高贵的人。归根到底,现代民主制度是建立在基督教精神之上的。

作为对比,传统中国文化以忠、孝、悌为本,现代中国以忠于党和领袖为最高原则,都是要人绝对服从权威。在中国政治中,每个人都要绝对服从皇帝或最高统治者,把自己当成权力的附庸。如果古人说自己的心独立于皇帝,或在文革时有人说自己不忠于毛主席,都会引来杀身之祸。清朝的官服是马蹄袖,其含义就是,臣就是君的犬马,在皇帝面前根本不算人。现在则宣扬“螺丝钉精神”,就是每个老百姓都只是一个螺丝钉,不要有自己的思想,做什么、说什么,都要听从领袖或组织。古今中国的意识形态,实质都是权威直接控制人的言行,人自己的灵魂靠边站,人因此失去独立判断的权力。这样的社会,人民没有个人的自主性,当然就不会发展出自由与民主的理念。

中国的统治者自然希望老百姓永远是自己的犬马或“螺丝钉”,但是西方基督教文化在最近一百多年里传入中国,让统治者们感到了巨大威胁。于是为了维护权力,他们奋力反击,双管齐下。第一是不让老百姓信仰宗教,尤其是基督教。世界上的几大主要宗教,或多或少都比中国文化更强调个人的心灵。如果中国老百姓信奉这些宗教,他们的自主意识就会抬头,不利于继续做奴才。第二是鼓励功利主义,让物质利益和感官享受锁住老百姓的思想。西方人,尤其是美国人,天真地用自己的历史经历推测中国。在西方历史里,平民利用商业活动积累财富,实现经济独立,摆脱了传统贵族的控制,促进了现代民主制度的产生和发展。所以很多西方政客们以为,中国的经济发展了,人们有了自己可以支配的财富,就能体验到生活中的多种选择,也就会理解个人自由和基本人权,进而就会理解和追求自由与民主。西方人低估了中国统治者们的聪明与毒辣。

早在两千多年前,中国人就发明了“利出一孔”的计谋,就是皇帝或政府集中掌控天下财权或全国经济。这样一来,老百姓即使追求财富,也逃不出统治者的手心。这就像农夫在毛驴前面挂一个胡萝卜,毛驴就会心甘情愿地努力向前跑。毛驴以为自己在追求胡萝卜,实质上是被农夫利用。政府主导经济的情况下,独裁者就像农夫,老百姓就像毛驴,财富就像那个胡萝卜。看今天的中国,在几千个大小城镇的每一间高级饭馆里,每一天都上演着类似的戏码。就是商人花大价钱宴请官员,官员们白吃白拿还对商人颐指气使。商人花钱设宴,送礼给官员,还要陪着笑脸,生怕官员不高兴。有时政策变得严格一点,官员们不来赴宴了,商人们反而着急,觉得丧失了挣钱的机会。这就是“利出一孔”的直接后果,中国商人必须依靠与权力的关系才可能发财。他们即使挣了钱,也还是统治者的奴才,体会不到自由,也不会发展出独立人格。中国的有钱人对权力奴颜媚骨,很难像西方资产阶级那样成为自由民主事业的推动者。

3.  六四后我的困局

唤醒国人,就要传播他们还不熟悉的新思想,就必须依靠交流、讨论,一百多年前的戊戌变法时就如此,现在的民主事业也一样。我和朋友们经常交流思想。我的体会是,清谈和逻辑经常不能打动功利主义者,因为他们的每一片思想都是基于“对我有什么好处”。他们的逻辑和清谈,只是在功利主义思想框架内部打转。功利主义者要突破原有的思想框架,只能依靠内心被真理、正义和爱感动。我就是在六四中被感动,然后认识神、抛弃功利主义的。我愿意写出自己的经历和心路历程,就是希望能与读者产生共鸣,帮助他们回想和审视自己生活中的真善美,从而理解功利主义的谬误和渺小,然后突破它的桎梏,早日认识到代表真理、正义和爱的神。我远非完美的基督徒,所以不配做别人的榜样。但我与读者一起回忆和缅怀六四,共同的经历和情感有助于触发读者与我之间的思想共鸣。

六四事件以后的很长时间里,我的事业前途一片迷茫。那时在我的心目中,未来就像一个黑洞,什么都看不清,所有方面都飘忽不定。我在交大学习了六年半的专业,其对口的行业都是国营,体制比较封闭,并且受到国家严格控制。所以我那时就清晰地懂得,我花费人生中最宝贵的青年期学来的专业知识,离开学校后就没有用了。我这辈子不太可能做本专业工作了。即使撞上大运,找到了这个行业里的入门职位,以后也不会有什么发展机会,因为政府不会给六四分子这样的机会。研究生阶段,我的导师对我很好,我也非常尊重他。为了回报师恩,我才花精力做研究。除此之外,我没有什么钻研的动力。

远在东北的父亲有时鼓励我出国,但他不太了解我的具体情况。我当时哪有可能申请到护照?我在学习上松懈,父亲就会为我着急,批评我。有时他用自己的人生经历作例子来激励我,让我在看似无望时保持努力,因为机会可能在想不到的时间、以想不到的方式出现。被他推动,我多次下决心学英文,但总是努力了几天以后就放弃了,因为实在看不到出国的可能。没有希望时,不能假装有希望。骗自己说机会可能突然出现,短期内还有一点鼓动效果,但不能长久。

4.  信仰为我打开视野

我在六四期间的选择,从根本上改变了我的思想,也改变了我的人生。在此之前我是一个功利主义者。虽然在夜深人静、反思自己时,我也曾对功利的人生感到“没意思”,但那时我看不懂自己为什么不满足,也不知道应该怎样改变。在六四之前,我的重要人生选择,比如勤奋读书考大学、选专业、大学里再继续用功、参加社团工作等,都是基于功利的人生规划。六四期间,我选择站在自己认定的正义与真理一边,开始信神,也就站在了政府的对立面,并因此失去了很多现实利益。但是后来我逐渐发现,信仰使我获得很多始料未及的、非功利的好处。现在回头看,我得到的远远超过我失去的。

有了信仰以后,我感到前所未有的笃定。我的思想开始有了坚实的根基,就好像原来漂浮在水上的船,现在突然有了锚。我更加自信,看问题也更加通透。虽然我本来最看重的职业计划被摧毁,但我当时并不觉得悲哀,反而觉得获得了一个宝贵的机会。我的未来人生回归成了一张白纸,我可以完全按自己的想法重新设计它。我意识到,职业确实很重要,但人生中还有更重要的事情,比如健康,友谊等。我开始重视锻炼身体,也有意识地与朋友聚会、交流。那时构筑的友谊,很多保持了几十年,直到现在。当然我还在信仰上继续探索,开始读《圣经》、去教堂,也关注过其他宗教。不久以后,我又遇到了爱情。

《圣经》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我觉得自己从根本上改变了,成了一个新人。回想以前,我心目中最重要的事就是未来职业,其他事情都为它让路。信神后,职业排在信仰、爱情、友谊、健康等之后。从那以后,我选择和计划有关职业的各项问题,比如工作地点、专业、单位、晋升目标等,都自然地为信仰、家庭等因素让路。信仰让我理顺了人生问题的轻重缓急。

我想对读者朋友们说,功利主义可能让你舒服,让你的思想自洽,但它限制了你的精神发展。你的灵魂本具有慧眼,可以发现和感知真理、正义和爱。但是功利主义鼓励你的灵魂睡眠,让它游离于你的言行之外,让你不是真正的你。基督教信仰不能保证你的事业发达或世俗成功,甚至经常损害你的物质利益,让你放弃感官享乐的机会,因为它总是鼓动你为他人和社会的公义牺牲自己。但是基督教信仰可以让你体验到希望和美好,让你的内心得到非物质的满足感。

  总结:六四贵在精神

1.  民主化的关键不是领袖、是大众

“六四”是一座丰碑,是70年以来大陆人民追求自由与民主的至高点,永远值得我们纪念。但它也是失败的,因为它的政治目的都没有实现。三十年过去了,中国不但离自由民主更远,就连当年的“反腐败”述求也完全没有实现。六四的失败不是偶然的,反应了运动的组织者和广大中国民众深层次的缺欠。我接触的学生领袖们,一般都比较热衷政治,在群体里特别活跃,有勇气在面对危险时挺身而出。但是对自由与民主,他们的理解很浅薄,并没有什么清晰的见解,也谈不上坚信。全国性的学生领袖也类似。他们的不寻常之处是个人野心和活动力,而不是对自由民主的理解或热爱。他们在全国大学生中脱颖而出,经常不是因为他们在学生中有什么特别的号召力,而是依靠与高层政治派系的秘密联系。他们替派系影响学生运动,派系输送给他们政治资源。六四运动轰轰烈烈,主要因为学生和民众自发的热诚,而不是任何人的领导。学生领袖中的一些人,私欲严重,禁不住利益诱惑,运动失败后就彻底转向,成为反民主的鹰犬,比如孔庆东之流。

很多人自觉或不自觉地把中国民主化的希望寄托于某些领袖个人、或小范围的团体组织,我从来不敢苟同。比如当年的那些学生领袖们,其实都是一般的年轻人,脾气、秉性和能力各有千秋,但没有什么特殊的才能推进中国的民主事业。不但学生领袖如此,事实证明,那些高层人物,比如赵紫阳、万里、方励之、刘晓波、严家其等,其实也都没有什么特别的能力推动中国的民主化。民主,就是老百姓自己做主,不再仰仗、或寄希望于任何强人或超人。那种希望强人带领我们实现民主的想法,本质上还是“中国人渴望皇帝”的一种表现,本身就是不符合民主原则的。中国的民主化,最终还得靠中国老百姓自己。只有中国广大的普通人有了独立的人格,思想觉醒,对自由与民主有了切身理解,中国才会实现真正的民主制度。

所以多年以来,我反思六四,总是更关注这场运动所体现的精神闪光点,以及运动对未来的启示,而不看重其中的名人或具体的事。我甚至不愿意回想具体的人和事。六四体现的伟大精神,是千百万普通参与者表现出的群体面貌。比如北京屠杀后,选择走上街头的几十万上海学生和市民。他们展现出来的勇敢、以及对正义被践踏的愤怒,体现了中国人民精神里的高贵一面,可以作为未来中国民主事业和中华民族发展的基础和借鉴,不会因为时间的流逝而失去意义。我们反思六四,交流心得,就是要发现这类精神,探究它们的本质与根源,为了以后发扬光大。而运动中的那些具体操作,比如政府在不同时间对运动的不同定性、学生的反应等,当时显得重要,在六四失败后就对大局没有了影响,重要性快速减退。六四中的那些名人们,大部分已经作鸟兽状散去,没有纪念的必要了。

2.  大众信仰重建是民主化的基础

六四运动中最重要的述求包括言论出版自由和民主选举。表面上,对立的双方在争论宪法条文和政府组织模式,但更深层的冲突发生在思想层次。独裁统治者认为,自己可以控制人民的一切,每个老百姓都是自己的工具或奴才。民主派认为,公民有不可侵犯的基本权力,包括自由思想的权力和参与政治的权力。独裁者压制这些公民权力,而我们就必须捍卫它们,于是信仰的问题就不可回避。很多人看不清信仰在中国民主化过程中的必要。简单地讲,民主与独裁的对立,不是小孩过家家,是针锋相对的斗争。几千年来,独裁制度在中国有很多忠诚的追随者。古代有商鞅这样的大思想家,有荆轲以死报主,有诸葛亮鞠躬尽粹。近现代有方志敏、雷锋、邱少云、胡锡进、周小平,等等。有这么多人坚定地维护独裁,独裁制度才在中国长久存在。民主要战胜独裁,也必须有一大批坚信民主制度的人。而现代民主制度的信仰基础就是基督教。

主流中国人信奉功利主义,把个人的私利和享乐看得高过真理与正义,也高过自己的人格自主与尊严。即使在六四运动中的民主派一边,精英团体和学生积极分子中就包括了金庸、范曾、孔庆东等毫无独立人格的人。六四运动失败的深层原因就是,虽然当时支持民主的人数不少,但民主派内心软弱。真到与独裁势力对抗时,带头人不够坚定,其中很多人为私利向权力卑躬屈膝。群众的思想更混乱和矛盾,既有北京屠杀后上海学生表现出的那种勇敢,也有后来全国知识分子普遍的软弱。比如在“人人过关”中,大学生们更担心自己以后在体制内的发展等,于是迅速服软,违心反悔。中国人早已习惯了信奉功利主义和做权力的奴才,而且经常不自知,觉得崇尚功利是理所当然。如果国人的主流继续信奉功利主义,就可能不会有下一次民主运动了。即使有,结果也会和六四类似,迅速以失败告终。中国人信仰的重建,是中国民主化的基础,是不可或缺的必要条件。

3.  单纯的经济危机不会触发民主化

可惜的是,绝大多数中国人不理解信仰问题在中国民主化中的关键作用。比如有些认同“普世价值”的人以为,中国民主化的契机就在下一次大规模的经济危机。他们认为,经济崩溃了,中国人就会觉醒,就会反对独裁体制,民主就会实现。这是异想天开,最明显的反例就是1960年代初的全国性饥荒。当时因为明显的政策错误,造成在风调雨顺的和平时期、在国际社会愿意帮助的情况下,全国饿死了数千万人,简直让人不可思议。就连作为饥荒始作俑者之一的刘少奇,都心虚地对毛泽东说,“人相食,饿死了人,历史书上要记你我一笔的!”旁观者可能以为,那时的中国人亲身体会到制度草菅人命,就会奋起反抗。但实际情况却是,中共的统治在大饥荒后并没有受到严重损伤。本应该为大饥荒负最大责任的毛,仍然被全国人民视为伟大领袖。他对国家权力的独霸非但没有消弱,反而节节上升,并且在几年后达到了神的高度。那些在不久前被饿得半死的老百姓竟然疯狂地崇拜他。

中国政治的这种荒唐,根本原因就是中国人普遍存有的极端功利主义思想。他们在内心深处只在乎自己的利益,不在乎他人的命运或社会的公义。饥荒来了,每个人都只关注自己的肚皮,不在乎别人的死活。那些最终饿死的人,因为死了,所以不能表达意见。那些活下来的人,绝大多数当时就预期,虽然自己要挨饿但是不至于饿死,所以就选择苟活,不去冒险反抗,即使自己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饿死了,即使自己的老婆孩子、兄弟姐妹挨饿,因为在功利主义奴才们的眼里,亲人说到底也只是别人、不是自己。又因为在社会危机时,掌权者最需要有人歌功颂德,所以奴才们拍马屁比平时更加卖力。功利主义者都是极端自私的,并且由于自私而极端懦弱。几千万同胞饿死了,在他们心中没有掀起什么波澜,更没有激起他们任何行动。这种卑贱、扭曲的奴才心理,让中国人成为散沙。对比今天和那个大饥荒时代,中国人的功利主义思想和奴才心态又有了扩张与深化。所以下一次经济危机来了,他们还会逆来顺受。即使亲人和同胞饿死,他们也不会反抗。并且在权力的威逼和利益的诱惑下,他们还会对加害自己的权力者顶礼膜拜,对帮助自己但没有权力的人恩将仇报。

4.  单靠政治手段不能实现民主

六四运动之后的三十年里,散落在世界各地的民主人士继续憧憬、向往中国的民主化。他们思考、讨论,并以各种方式为这个目标而努力。我支持和敬佩他们,但是觉得目前绝大多数民主派人士,思想局限于政治问题,比如热衷于国内政治内幕,讨论哪些实权人物是改革派,哪些是保守派,寄希望于保守派让位,改革派强人上台,修改宪法,开放党禁、报禁,开始一人一票民主选举,获得西方民主国家的帮助,等等。关于更深层、更重要的中国人的信仰问题,他们几乎不思考,甚至禁止其他人讨论。民主派排斥、敌视基督教,是自伤其根,是非常无知和短视的行为。

辛亥革命后的中国政局,就是保守派愿意让权,改革派政治强人上台的情况。当时的社会上层都支持民主化,宪法里有了言论自由和民主选举,开放了党禁与报禁,西方国家也大都支持新诞生的北洋政府。今天的民主人士梦想的各种政治和法律条件,当时都有了。但是北洋政府建立后,政不通、人不和。因为当时的中国老百姓,还是抱有根深蒂固的臣民思想,不理解公民权利与义务。虽然国家没有皇帝了,他们内心还是渴求皇帝。这样的老百姓实践民主制度,民主当然就脆弱。各种野心家、阴谋家恣意横行,而很少有人坚定、强硬地捍卫民主共和制度。于是,新生的北洋民主共和体制就不断被蚕食,最后瓦解。

一百多年前,民主共和制度已经在中国建立起来,但不久后就失败了。因为当时的中国人习惯了做臣民,习惯了皇帝做最重要的决定,而自己袖手旁观。但是民主制度要求公民自己做最重要的决定,也就要求公民自己探究世上最重要的道理,找到自己做决定的最高原则。这样的道理和原则就是与民主匹配的信仰。北洋时期的中国老百姓没有那样的信仰,而今天的中国人可能比那时的人更功利,更具奴才心理,更没有那样的信仰。人民没有高尚信仰,是中国民主化道路上的根本障碍。如果中国人继续信奉功利思想,单单靠政治手段,那么无论谁上台,哪一派得势,宪法怎么修改等,民主制度都很难在中国建立起来。即使建立了,也会像北洋政府那样不能长久。

二零一九年五月 于美国家中

电邮:yuanzhiluo@yahoo.com 博客:https://www.lyz.com

下面链接有读者讨论,但文章是旧版:

https://bbs.wenxuecity.com/bbs/mychina/993726.html

http://blog.creaders.net/u/19010/201905/34962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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