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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拿正常人标准要求非正常环境中的人
   

  遭受过苦难的人,心理畸形的比例相当高。这正是文革的惨痛后果。从更普遍意义上来理解,这是专制政权给民族及其成员心理造成的深远贻害。亲身遭过迫害的人陆续离世,但他们后人也不同程度地间接受害。施害者的心理也同样被扭曲


  老高按:很高兴昨天博客的按语和推荐文章引起了诸位博友的兴趣,跟帖讨论中旁征博引,让我大为拓宽思路。提到的有些书、有些学说,我看过或者有粗浅了解,也有的我没有涉猎过。最让我高兴的是尽管观点不同,但颇有讨论的气氛,互相驳难,又互相尊重。各位,感谢!
  昨天那个“历史发展没有什么必然性或客观规律”的命题,其实并不是什么突然蹦出来的石破天惊的见解,只不过我们生活在中共治下,按照中共的教科书灌输而形成了历史观,才听来觉得离经叛道。外国历史学家且不说了,具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中国学者,也早就多次谈过类似观点,秦晖是其中一位,像顾准、杨奎松等人,也都多次说过。
  我在按语中说:一般民众关注历史,并没有将之当镜子的高大上动机,不过就是猎奇或者求知罢了。“以我为例,之所以关注历史,主要就是被众多谎言(其中按比例而言,中共制造的谎言占了大多数)所激起来的好奇心:发现了难以自圆其说的破绽,识破了那是谎言,很自然地就要问真相究竟如何呢?”
  网友嘎啦哈对我上面这一段“夫子自道”评论说:“老高算是很认真的学者了。……仍然有着太强的反共价值立场。例如,为了反共目的而追求历史真相,仍然算不上真正的理性。”这话,不知逻辑上怎么推出来的?我说的是“众多谎言”,其中“中共制造的谎言占了大多数”,但并非全部,其它谎言,包括北洋、国民政府和中共的挑战者们,还有外国包括美国和西方政要所说过的种种谎言,还有更广泛范围的与政治史无关的其它谎言。这与“反共价值立场”沾不上边嘛,不过恰恰因为中共制造的谎言占了大多数而已,要说价值立场,那么也是“反谎言价值立场”;“为了反共目的而追求历史真相”,在我看来也应该改成“为了澄清不实之词、避免谎言流传而追求历史真相”。
  嘎啦哈说我“算是很认真的学者”。我非常感谢评价说我“很认真”,但我还是不得不说,“学者”之名是不敢当的,我早就说过,我只是“历史爱好者”,往高了说,也只是“历史媒体工作者”或曰“历史普及工作者”。
  另外,还想说的一点是,各位推荐的许多经典著作,多是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康德、黑格尔、普利高津……等人所写。然而,二十世纪末以来,科技革命对人文学科包括历史研究,造成了极大冲击。像我这样一个文科生、历史爱好者,都读到了不少,相信各位比我读到的更多,例如:人(人类)是否有自由意志?每个人是否有单一的不可分割的自我?自由主义推崇自由市场和民主选举的基础是否牢固?后自由主义是否已经初现端倪?……等等。这些方面,我渴盼听到各位高人知识结构不断更新之后更多的指教!
  至于“历史进化论”,相信明天一定比今天好,人类会不断进步等等,从理论到实践,在当今还有市场吗?
  以上是给昨天的讨论告一段落。

  今天我想推荐上海作家、《小说界》主编、上海文艺出版社副总编辑魏心宏的一篇文章,标题就是一个人的名字:余易木
  余易木1957年当了右派之后遭受了多少苦难、其品格才华遭受到多少摧残,这些故事,四十年来我和大家都读了不少,具有边际递减效应,不一定能唤起多少内心的涟漪。但我推荐这篇文章,关注的着眼点,是其中说到“有过不幸人生的……在黑暗中生活得太久的人”,“他们失去了在一个正常的生活环境里生存的合理程序,所以,他们的性格或许并不都是那么周全的,我们不能拿一个正常人的要求去要求他们”。
  文中这段话,让我深思:
  张贤亮曾经对我说过,我这个人身上有很多犯人的毛病,你要谅解我。就这一句话,我多少年里,对这位大哥始终没有说过一句过头的话。张贤亮身上有着与他那个年纪的人完全不相符的缺点,喜欢说大话,喜欢露富,喜欢年纪很小而且还风骚的女孩等等。但是我都能理解。
  张贤亮我曾贴近接触过一次,但不算很熟悉。但我见过的在毛泽东帝国、邓小平帝国有过极其苦难遭遇的人,实在太多。受迫害给他们身心留下了极其严重、难以治愈的创伤。就在新泽西,就在我身边,也有这样的人。记得有一次在新泽西的一个帐篷营地,几位文友在篝火边做彻夜长谈,谈到一位大家都认识的遭过很多罪、很有成就的作家,几乎众口一词:非常佩服他的作品,但绝对不能与他深交,那种自恋实在难以忍受。又转过头来问我:是否不自恋,就不能当一个好作家?
  有位比我交游更广、阅人更多的朋友,对我深有感触地说过:遭受过苦难的人,其心理畸形的比例相当高。这位朋友与我,都曾被一些遭受过迫害的人无端地怀疑;我也曾亲耳听到遭受过迫害的人(其中有些是我非常尊重的人),无端地怀疑别人。后来我们将这种现象,追究到曾遭受迫害这个原因。虽然就我们个人来说只能一笑置之,但当然不是什么愉快的感受。要说“文革是浩劫”,这正是文革留下的惨痛后果;或者,应该从更普遍意义上来看待:这是专制政权给民族及其成员心理造成的深远贻害。亲身遭受过迫害的人,正在陆续离世,但他们的后人也不同程度地间接受害,他们的心理也因此而发生不同程度的畸变。而施害者及其后人的心理也同样被扭曲,当然表现形式很不一样。
  推荐这篇文章,我们每个人不妨扪心自问:我在中共治下的遭遇,给我的人格、性格、思维方式造成什么样的负面烙印?


  余易木

  魏心宏,民间历史,原载《岁月无敌问张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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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易木

  01

  1979年,我去青海西宁出差。(关于这次出差的事暂时不说,也是一个故事)那时候,并没有什么全国各省区的天气预报,地图也不是很明白。走之前,我想找个人请教一下也没法找。
  到了西宁,入住西宁宾馆,算是西宁最好的宾馆了。安排房间的时候,我看他们把我的房间安排在一楼,问,这是为什么?服务员答,这不是海拔低一点嘛。住在西宁,每天也没干啥,但是会觉得身上很累。一问才知,也和海拔有关。
  一天我外出回来,服务员问我,有人找你,找到了吗?我说没有。我在西宁几乎没有任何朋友,怎么会有人找我。正纳闷,服务员带着我到宾馆大门口去了。环顾四周,并无人。正四处张望呢,忽然发现大门口的地上躺着一个人,蓬头垢面,衣服脏兮兮。头发很长,人却很瘦。服务员一指,就是他。
  我赶紧上前问,我是某某某,你找我?那人说,是啊!我叫余易木。也是上海人。他忽然讲了一句上海话。在西宁那样的地方,上海话无疑要比外国话还要少见。我大惊。余易木我知道呀,他不就是在《十月》上发表小说《初恋的回声》的作者吗?那个小说我看过,写得极好。与当时刚开始流行的伤痕文学并不一样。
  我赶紧拉他起来,招呼他进宾馆去。我看他的样子,应该是没有吃饭,面露饥色。我直接领他去了餐厅。餐厅已经过了吃饭的时间了,我赶忙去找了正要下班的师傅,帮帮忙。师傅又打开灯,重起炉灶。那一顿,余易木整整吃了两大盘馒头以及四盘菜。我对他的食量感到震惊。吃饭的时候,狼吞虎咽,连跟我说话都没空了。我就看着他吃。吃完饭,我请他去我的房间。我的意思是,可以洗一下澡。我把浴室的热水打开,让他进去彻底清洗,不要急着出来。然后,我又去找了小卖部,为他选了一件白衬衣。小卖部里几乎没有什么可买,还想再买点别的,也没有了。换了衣服以后,人显得精神了,尤其是,黢黑的长发还略带一点弯卷儿,垂在腮边,很有点普希金的味道。然后我们就开始畅谈。
  余易木,真名徐福堂,1937年出生于上海,解放初期进入上海国立高等机械技术学校学习锅炉专业毕业,后被派到大连外国语大学进修俄文,又在北京清华大学机械系进修,学业完成后被分配到北京第一机械工业部机械科学研究院当翻译。
  1957年徐福堂因对留苏学生派送办法有所微词被打成右派,那年他才20岁。当了右派后立即被发配到青海省物资机械修造厂劳动改造。他在荒凉的边陲之地劳改期间,修过马路,造过房子,挖过菜窖,打过机井,拉过板车,开过荒地。"自然灾害"时期,他用稀糊糊和烂土豆填过肚子。苦役、饥饿、郁悒、超负荷的劳动,过早地损害了他的健康。
  我见到他的时候,他42,我24。余易木有着天然的外语才能,他熟悉俄语、英语、德语、法语。尤其是法语,非常喜爱。他告诉我,他被宣布为右派分子要发配去西北的时候,问过他要带些什么东西去,他只说要带一套法语小说去,那是一部法国十八世纪小说家司汤达的《帕尔马修道院》(又译《巴玛修道院》)(Parma Monastery)。就带着这一部书,连衣服用具都没有,他踏上了被押解到大西北的茫茫征程。

  02

  应我之邀,余易木用法语为我背诵了《帕尔马修道院》里的一段。尽管我并不能听懂什么,可是我分明见到了一位诗人,一位博学的才子。
  他告诉我,他之所以一定要带着这部法文原版小说来青海,因为那是母亲留给他的。余易木的家庭,是上海也不会很多的知识分子家庭。这是他唯一一次在我面前提到自己的母亲。我见到余易木的时候,已经是他到青海以后情形最好的时候了。他无需劳动改造了。尤其是当他的小说在北京的杂志上发表以后,在青海的很多人眼里,他已经是一个了不起的人了。
  那一晚,我想留他在宾馆住,可是他坚定地扬起手抖抖,不行。毫不客气地拒绝了我。我到青海后一直陪着我的青海作家协会领导人说,这个人就是这个样。后来的几天,我一直在为其他的事忙碌。这天,余易木又来找我。说是为了答谢我的款待,一定要我去他家吃顿饭。我推辞几次,他都不容商量。我只好从命。
  余易木并未成家,独自生活。他的家,就是一间破烂不堪而且低矮的黑屋子。走进去一看,里面除了一张床外,只有一张类似学生上课的课桌。别无他物。屋子里光线很暗。但是我注意到他的床单,不夸张的说,那几乎就是一块已经脏到看不出原色的被单。我们只能坐在这张床单上,因为家里没有椅子。余易木端上来一个铝制的锅子。揭开来,是煮了一只鸡。一位大嫂走进来,说他非要请你们吃饭。家里锅碗瓢盆都是借我的。
  我端着饭碗,心里在流泪。伤痕反思以后,我也听说过一些被冤屈的事情,可是眼见为实,余易木是第一例。我的家庭因为父母都是军人的缘故,对社会中的苦难并不了解。只有当文革被彻底否定后我才看到了同一片蓝天下的另一个可怕的世界。但是,余易木带给我的震撼还是让我有一种严重的错位感。

  03

  在我们吃完饭离开余易木的黑屋子大约15分钟后,那个屋子就訇然倒塌了。余易木无处可去,被借他锅子的大嫂收留。
  我在青海的工作已经接近尾声,我要离开了。临走之前,我向青海作协提出,是不是能让我再见一次余易木。领导人对我说,他不正常,就不要见了吧。我不理解,他有什么不正常?我还是坚持己见。作协为我举办的送别晚宴,余易木来了。我注意到,我为他买的白衬衫不见了,依然是褴褛布衫。我让他挨着我坐。余易木对我说,我不想和这些人为伍。他们懂啥?这些话都是用上海话说的,有一种外语的效果。宴请者并没明白他在说啥。那顿饭吃的我直冒汗。我生怕余易木的畅所欲言会拂逆了人家主人的面子。余易木每每发言,都是高音大嗓,毫无顾忌,整个场面很是尴尬。我为此深感不安。事后一再向作协领导表示了歉意。
  三年之后,我再次去西宁。下了火车就对来接我的朋友说,这次千万不要再安排青海湖日月山塔尔寺了,我只要再去看看余易木就行。大家哈哈大笑,觉得我挺逗。在朋友们多次打听千方百计寻找下,我们到了余易木的家。
  余易木已经成家了。妻子是青铜峡水电站的广播员,听说她的祖籍还是江苏无锡。所以,有一种在西北地区罕见的江南女子的清纯味儿,她是因为看了余易木的小说《初恋的回声》而成为他的粉丝。
  几年不见,余易木明显显得干净精神了。过去不修边幅惯了,现在冷不丁整齐起来,反而有点别扭了。家里也因有了妻子后才有了收拾。干净简朴。尤其是,床上的床单格外干净,还在靠床的边上多铺了一条毛巾。最让我惊喜的是,竟然还有了一个可爱甚至是漂亮的女儿。贤惠而又美貌的妻子把孩子抱在怀里。我也要求能抱一下孩子。我直后悔没有提前知道,该从上海给孩子带点大白兔奶糖之类。我为余易木终于有了一个安定舒适的家以及美丽温柔的妻女而高兴。
  我对他说,你现在最要紧的是,把你的身体养好,健健康康的,比什么都强。我在余易木的书房里,看到了那部法文版的《帕尔马修道院》,它就像是一件文物一般矗立在书架上,由于是精装书,书的边角都磨破了。谁能想到,一部法文小说,会在中国走过这样一条道路。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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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心宏


  这张我本人的照片,是我现在能找到的1979年那一年我在青海时拍的唯一的照片了。我的身后是干净漂亮的日月山。唐代贞观年间(627年正月-649)年十二月,文成公主进藏就是从日月山走的,距离我去的那个时候,已经过去了1369年。
  去日月山时,我还偶遇了曾经启动反思文学的作家刘心武和大诗人公刘。两位老师去那里并非与我同行。我们只是偶遇,便合在一起驱车登山。日月山有4000多米的海拔,车到山顶,我已经有点气喘了。两位都年长于我的老师却很镇定。陪同我们前去的青海的朋友说,还是赶紧下山吧。很多年后,我与来上海的刘心武说起这件事时,他还有印象。说,其实很危险。
  余易木就是生活在距离日月山不远的西宁,从20岁起就开始在这里生活,倍受摧残。尽管,我见到他的时候,警报已经解除。他可以和其他人一样正常生活了。可是,长久在阴影里生活的人,不是说一见着太阳就会喜洋洋的。
  我从1983年第二次去西宁之后,直到今天我都没有再去过那里,原因是,我在那里最好的朋友,余易木、海风、程枫都已离开了那个流放地。我也不愿意再去那个曾经让我无比伤心的地方了。
  那些年里,对我来说就是一个重新认识自己生活过的土地的时光。
  张贤亮的故事与余易木有着惊人的相似,他也是22岁被发配去了宁夏,怀揣着也是一部外国小说《茶花女》。并且他也是出生于上海。而他的妻子小冯也是读他的小说之后爱上他的。张贤亮曾经对我说过,我这个人身上有很多犯人的毛病,你要谅解我。就这一句话,我多少年里,对这位大哥始终没有说过一句过头的话。张贤亮身上有着与他那个年纪的人完全不相符的缺点,喜欢说大话,喜欢露富,喜欢年纪很小而且还风骚的女孩等等。但是我都能理解。
  一个年纪那么轻的小伙子,愣是被压抑着走完了自己的青春岁月,硬如石头一般的身体就在茫茫戈壁上被一点一点地销蚀了,瓦解了。他的正常去处应该是美色和创造,而他却没有这个权利。很多人喜欢他的小说《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其实那个被他写得很浪的叫马缨花的女子,原本是出自他青春期性饥饿的疯狂想象。在那个暗无天日的岁月里,他只能在梦中想像着自己与青年女子交媾的快感,而醒来就是一场空。面对这样的人,我们还能责怪他什么呢?和余易木、张贤亮们相比,我们生活得太正常了。
  或许是我参加工作的年限问题,我开始工作的时候,能接触到的作家当中很多都是有过不幸人生的。
  我前几天写过的徐永年,还有该写而没写的孙木心、余易木、张贤亮、杨显惠、周克芹、邓友梅、高晓声、陆文夫、王蒙等等。从他们身上我感知到了那段对共和国来说不很光彩的历史。
  他们都是在黑暗中生活的太久的人,忽然转世,他们显不出欢乐来。
  他们失去了在一个正常的生活环境里生存的合理程序,所以,他们的性格或许并不都是那么周全的,我们不能拿一个正常人的要求去要求他们。我想起了那顿饭上请客者们的眼神。一个在黑暗中生活久了的人,我们要学会与他们友好相处,宽容他们,不计较他们。让时间和温和的人际关系去慢慢修复他们那千疮百孔的内心和难以圆熟的外表。我们需要的是耐心和善意,而不是不分青红皂白地去挑剔他们。
  我也从他们的经历中,感知到权力的可怕。我也就因此总是让自己远离权力,远离一切决定。太多的轻率的决断葬送了多少青春的生命啊!我因此甚至痛恨权力。反对对那些哪怕是真正犯过错误的人采取残酷的惩罚。
  余易木们的冤屈恰恰表现在他们甚至想找一个人来恨都找不到,他们找不到谁是迫害他们的人。他们共同的对策就是,连提都不愿意提起,他们很少甚至几乎没有写过什么泄私愤的作品。他们笔下流淌出来的却是“初恋的回声”和“牧马人”。他们就像是患上了健忘症一般,从不向人提起他们受过的罪吃过的苦。
  他们是无法再继续欢乐的人。
  我在中国作家协会大楼里与写过《夹边沟纪事》的作家杨显惠见面时,我觉得他是一个内心已经关闭的人。甘肃酒泉夹边沟劳改农场里3000多发配者再也无法追回的命运,让他始终无法忘怀,不管我们是不是多少万亿是不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他们都无法欢乐起来。他们被牢牢地锁定在那片黑暗中。
  这么多年来,我最不爱听的就是有人说,中国的老百姓坏就坏在没有信仰。谁说老百姓没有信仰?信仰是什么?善良、不侵犯别人、给他人更多的善解,这不都是信仰吗?大多数人都是活在规律里,你说一套做一套,还让老百姓怎么信你。外国人之所以那么优雅,那是因为他们一辈子都生活在尊严里,生活在友善里。
  还有,我们为什么会变得越来越固执,我们很难被说服。我们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脑子和感受在生活。因为,在我们眼里,太多的不平让我们只能这样。我没有权力,但至少我可以不去害人。

  05

  很多年过去了,我时时回想起远在青海的余易木,想像着他那温馨的家庭。可是我没有一点他的消息。直到很晚的时候,我才从七弯八绕的关系当中得知余易木已经于1998年的8月18日去世了。余易木一直承受过重的劳役、过多的磨难、吃饭经常是饥一顿饿一顿,没有也无法规律的生活,加之抽劣质烟过多,1998年初,他因肺部感染引发心脏病,住进医院时已经形销骨立、羸弱不堪,最后心肺衰竭而亡。
  我还得知了他的那个小女儿名字叫徐吟,按照她出生的时间算起来,应该是八十年代初期所生,现在也快要40岁了。而他的妻子则一点消息都没有找到。
  余易木是他的笔名,这个名字的由来是,在西宁,他有两个好友,一个是毕业于厦门大学电机系的杨逊,一个是毕业于西安交大电机专业的林哲民。这两位高材生也是被划为右派后贬谪到青海的。他们三人患难中互帮互助,情同手足。文革初期还被打成青海省物资局的“三家村”,不许他们串联,但三人打着暗号仍有秘密往来。徐福堂用“余易木”这个笔名,就是由“徐”、“杨”、“林”三个姓氏中的右偏旁组成的。
  2004年底,余易木生前好友邢孔荣先生将他的骨灰盒从西宁迁回到他的故乡上海。骨灰安放于嘉定区长安公墓。墓碑上写着“徐福堂之墓”,具体是24B区第11排第6号墓穴。我得知后也曾独自驱车前往拜谒。可是我只记得在他的墓前沉默,却连张照片都忘了拍下。

  06

  这样的文字我不愿意继续写下去了。
  我心里唯有两件事想说,一个是凡是能看到我朋友圈的微友,如果谁还能帮我找到余易木的妻女,请和我联系。
  另外一件就是,如果哪位上海的朋友,清明期间,若是也去嘉定长安公墓的话,请按照我写的地址去看一下余易木。
  余易木最终还是回到了他的出生地上海,其实,这个时候的上海,已经再也没有与他相关的人了。他对故乡的依恋只是一厢情愿的。上海也没有人知道他,想着他。再过一些年,他的故事就会成为一件遥远而悲伤的故事,人们说起他来时,都会说,可惜了可惜了。这样的话,他也是听不到的。如果他要是能醒来,我想他一定会高声背诵司汤达的那部小说,纯正的法语和他爱在听不懂上海话的人面前所讲的上海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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