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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正在进入“混沌成为新常态”时期
   

  过去一年世界动荡,普遍的消极共识是:主导国际关系的既有秩序开始失效。各种思路形成“范式竞争”的纷乱格局:所谓“自由国际秩序”是否濒临崩溃?大国竞争如何避免“修昔底德陷阱”?美国呼吁“高尚国家”联盟是新的国际战略构想吗?


  老高按:“刘擎”这个名字,我知道已经超过三十年了。八十年代初期,我在共青团中央宣传部工作,1963年出生的刘擎,那时才20多岁(他是个神童?15岁即1978年考入上海东华大学化学工程系,1985年获工学硕士学位),他是一个全国性的青年活动的优胜者团队的成员(是什么“优胜”我已经忘了,是当时很时兴的全国大学生演讲比赛?),于是跟他的同伴一起被请到团中央。当时我对这个年轻小伙子知识的广博和思想的锋利,留下了印象。年轻的刘擎喜欢写诗,和妻子王嫣所写的《四月的纪念》被称誉为“配乐朗诵诗里的经典”。
  迄今我没有再见过他,但一直很关注他。他每年年初都会写一篇长文,评述介绍上一年西方思想界的动态,以前我是从共识网上读到,共识网被迫关门之后,我从爱思想网上读到。在我的博客上也曾作过介绍,但是毕竟只是所谓知识精英关注的话题,一般读者未必能读得进去,我也就是浏览一下而已,对他谈到的许多学理问题似懂非懂。但最近读到他的《2018西方思想年度述评》,我感觉有在此推荐的必要。这一篇虽然主要谈的也是西方学术思想界的动态,但是比较“理论联系实际”,涉及大量这一年美、欧国内和国际的重大事件和争论。
  刘擎拿到硕士后,从工科转向文科,不惜留学重读硕士,先后获美国马凯大学政治学硕士学位、明尼苏达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2000-2003年任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副研究员。2003年7月任教于华东师范大学。2007-2008年为富布赖特访问研究学者。现为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当然啦,也是博导。
  刘擎出版研究专著《悬而未决的时刻:现代性论域中的西方思想》,学术评论集《声东击西》,编著《自由主义与中国现代性的思考》等,译著《言论自由的反讽》等。主要研究领域:西方思想史,西方现代政治哲学,现代性问题。
  刘擎这篇文章不短,有约28000字,我分成上、下,今天先发上,明天再发下。


  2018西方思想年度述评(上)

  刘擎,爱思想
  
  “有何胜利可言?挺住就是一切!”
  里尔克的名句像是最低沉的新年钟声,在2018年的尾声中唤起共鸣。人们默想的心事各自不同,感怀的心绪却有相似的苍凉。
  一年多之前,《经济学人》在年度展望中预告,“世界各地的人们都在尽力摆脱政治紧张和技术狂热,2018将会是刺激神经的一年。”随后,《纽约时报》也有文章预言,“存在一种更深刻、更令人不安的确然性:许多可能非常疯狂的事情将会发生在2018年”,我们正在进入“混沌成为新常态”的时期。
  正如被告知的那样,欧美各国经历了持续动荡与纷争不断的2018年。
  
  辞典网(Dictionary.com)评选的年度词汇是“misinformation”(误报信息),而牛津词典的选择是“toxic”(有毒的)。令人沮丧的消息接踵而至,以至于“谷歌助手”(Google Assistant)适时推出了一项新功能:“告诉我一些美好的事情吧”(tell me something good),鼓励人们从各地日常生活中搜寻微小的好消息,集聚起正面的力量,来驱逐浓重的阴霾。
  但类似的努力只带来些许短暂的慰藉。12月下旬,《经济学人》发表文章指出,世界各地都弥漫着怀旧情绪,原因则各有不同。发达国家的多数民众感到今不如昔,陷入一种“无所不在的、险恶的衰落感”之中。
  可见,在《西方的没落》出版一百周年的今天,斯宾格勒所激发的文化悲观主义情绪仍然深深困扰着西方社会。“西方衰落论”或许从未衰落,而“历史终结论”似乎已经终结,这曾让旁观者浮想联翩。但“风景这边独好”的亢奋在2018年迅速冷却,于梦醒时分重新面对真相:如果命运共同体是对历史方向的洞察而不是修辞,那么在动荡纷争的世界上没有谁能厉害到独善其身,更遑论称雄天下。
  混沌也将成为西方思想的新常态。所有的神话似乎都烟消云散了。积极的公民在愤怒之中,消极的民众非佛即丧。放眼望去,显赫的政要不是好高骛远、幼稚无能,便是独断任性、堕落腐败。每一种宏大理论要么已经死去,要么就在垂危之中。新鲜的话语层出不穷,却如昙花一现,只带来转瞬即逝的希望。
  里尔克在同一首诗中还写道,“所有发生过的事物,总是先于我们的判断,我们无从追赶,难以辨认。”是的,最令人惶恐的处境并非动荡与纷争本身,而是深陷其中却无从辨识、无力把握,于是茫然失措。认知坐标的迷失,判断依据的错乱,或许是时代肖像真正阴郁的侧影。而对时代的思考与辨析是“挺住”的一种实践。
  
  动荡世界中的思想迷宫

  过去一年的世界动荡不安,但这并不是什么新消息。往年如此,来年仍将如此。更值得注意的现象是主导阐释框架的瓦解,各种思路形成“范式竞争”的纷乱格局:所谓“自由国际秩序”是否濒临崩溃?大国竞争如何避免“修昔底德陷阱”?美国对“高尚国家”联盟的呼吁是一种新的国际战略构想吗?即便你研读了近百篇最有声誉的报刊评论与学术文献,获得的感知可能依然是凌乱不堪。世界局势扑朔迷离,专家学者莫衷一是,成为2018年西方思想的一个显著征兆。
  存在一个普遍的消极共识:主导国际关系的既有秩序已经开始失效。《外交事务》杂志曾对32位专家作问询调查,其中有26人相当肯定或非常确认“自由秩序处在危险之中”。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主席哈斯(Richard N. Haass)感叹:“正在隐退的自由世界秩序既不自由、也不具世界性,而且没有秩序可言”,可以“安息了”。无论将既有秩序的危机归咎于主导者的无能或是“修正派”和“拒绝派”的颠覆,失序的危险已经迫近,冲突和对抗成为国际视野的焦点。“修昔底德陷阱”等议题应运而生。这两种论述虽有关联,却是相当不同的阐释思路,前者着眼于力量对比来解释冲突的演变,后者则主要基于政体形态来推测对抗的可能。
  在历史上大国为争夺霸权而竞争,难得实现和平的权力转移,往往陷入战争的结局,是谓“修昔底德陷阱”。这个术语在时下的国际评论中颇为流行,被《金融时报》选入“2018年度词汇”(Year in a Word 2018)系列,但并不是新名词。早在2011年1月,《纽约时报》对此发表评论,其中专门介绍了哈佛大学教授艾利森(Graham Allison)创造的这一概念,但当时的评论抱有审慎的乐观预期,如其标题所言:“超级大国与后起新贵:有时结局不错”。时隔七年,乐观的基调转为紧迫的危机意识。艾利森的新著使用了相当惊悚的书名《Destined for War》,一年之后就出版了中译本。但艾利森并不是主战派,他的警世危言旨在防止大国在竞争的恐惧与误判中落入战争的陷阱。他试图论证,避免陷阱仍然是可能的,虽然在历史上只有四分之一的成功先例,但我们可以从历史的经验教训中获得有益的启迪。
  然而,对于大国的竞争而言,艾利森提供的两个现代成功案例都没有多少示范意义。英国能够和平地将国际领导权转交美国,依赖于文化相似性这一相当苛刻的条件。正如他自己在书中坦言的那样,“被一个拥有共同价值观的竞争对手击败是一回事,而被一个价值观迥异的对手超越则的确是另外一回事。”在意识形态相左的情况下,艾利森列举苏联与美国的争霸作为避免陷阱的成功案例。他先后在《国家利益》杂志和《金融时报》发表两篇文章,推举肯尼迪总统在55年前演讲中提出的战略,主张“安护多样性的世界”(the world safe for diversity),这区别于威尔逊总统倡导的“安护民主的世界”(the world safe for democracy)。
  肯尼迪从来没有放弃他的立场,但却愿意“与敌手共存”,从“为民主而战”转向“为守护和平而容忍多样性”,期望不同的政体之间展开和平竞赛,最终让时间来裁决哪一种制度最为可取。这其实也契合了当年苏联的“三和路线”(“和平过渡”“和平竞赛”与“和平共处”)。艾利森认为,肯尼迪这一“深刻的思想”为“当今正在应对修昔底德陷阱的大国提供了线索”。约瑟夫·奈(Joseph S. Nye)和萨克斯(Jeffrey Sachs)等知名学者也撰文论述肯尼迪演讲对当下的借鉴意义。
  但是,肯尼迪的战略思想会对谁有吸引力?当年那场“和平竞赛”以苏联解体告终,这究竟是“有益的经验”还是“惨痛的教训”?取决于解读的视角。何况,今天的那边还会有耐心等待半个世纪吗?而另一边会甘愿退守次强吗?也许,将昔日的历史格局作为当前的参照模板根本是一种误会。对于艾利森来说,价值观冲突是他既无法回避又难以处理的问题。在他的论述中,冷战既是应对陷阱的一个方案(如果能避免升级为“热战”),又是滑向陷阱的险境(如果会使冲突不断激化)。艾利森的核心论旨在于,应当淡化政体与价值观的分歧,通过寻求“共同利益”来达成和平。
  可是利益并不是价值无涉的,也远不只是一些可明确计量的指标(比如贸易逆差)。那种抛开价值理念来谈论“只有永恒的利益”的所谓“现实主义”观点,不仅肤浅而且缺乏真正的现实感。如果利益的定义是对于自身而言的重要益处,那么利益只能在“何为重要之事”的价值框架中才能被塑造和理解,也就不可避免地受制于特定的意识图景。搁置价值分歧的做法,在高度相互依赖的国际环境下越来越难以维系。避免陷阱最终依赖于共同价值的寻求,这却是极为艰难的事业,需要付诸巨大的耐心和努力。
  特别是,如果有一方已经失去耐心了——这是10月4日彭斯在哈德逊智库的演讲试图发出的信号。彭斯讲话的强硬基调是美国对自身挫折感的反弹。显然,西方政界与思想界的许多人士误判了中国的发展,低估了对手捍卫自身事业的抱负与意志。
  《外交事务》杂志3/4月号发表《重估中国》一文,作者是奥巴马总统任期时的助理国务卿坎贝尔(Kurt Campbell)和副国家安全顾问拉特纳(Ely Ratner)。文章检讨了美国政策的失误:曾经以为“美国的力量和霸权能够容易地将中国塑造为美国所期望的样子”,而结果却是“美国的期望与中国的现实之间差距不断增长”。两位作者最后建议,一种更好方案的起点是美国以“新的谦逊”来看待自身改变中国的能力,既不寻求孤立和削弱也不试图去转变中国,而是将政策立足于对中国更为现实的设想。
  《外交事务》随后在7/8月号刊登讨论专辑“美国误判了中国吗?”,包括王缉思、芮效俭(Stapleton Roy)、弗里德伯格(Aaron Friedberg)和约瑟夫·奈等多位学者展开辩论,坎贝尔和拉特纳最后予以回应。学者之间仍然存在分歧。奈认为,言称接触政策无法转变中国的观点,还需要更长的时间来检测。这一议题还引起了《国家利益》等杂志的后续讨论。
  实际上,美国的对华政策一直具有接触与围堵的双重性,在交错展开中时常陷入进退失据的困境:接触政策失效,而围堵战略不再可能,因为中国已经全面进入西方经济体系的内部。彭斯在哈德逊智库的演讲不只带有明显的围堵倾向,而且将反击从贸易纷争扩大到文化与政治领域,这令人回想起丘吉尔首相1946年3月的“铁幕演讲”,被一些评论家称为“新铁幕演讲”。
  “冷战2.0”并不是新术语。早在1998年,美国外交家、围堵战略的倡导者凯南(George Kennan)就将“北约东扩”视为“新冷战的开始”。此后近二十年间,讨论主要围绕着俄国对欧美的挑战及其可能前景。而近年来,新冷战的议题方向已经变化。2018年,《国家利益》杂志在5/6月号发表长篇文章《美国对阵俄国与中国》,作者林德(Michael Lind)是“新美国”智库的联合创始人,也是许多著名报刊的撰稿人。他从地缘政治、历史、外交、军事、经济和技术等多个角度全面分析,得出两个核心论点。首先,“……深层原因,是第一次冷战后美国寻求全球霸权,遭到了中国人与俄国人的抵抗”;其次,“如果美国的胜利要被界定为达成美国的全球霸权而不顾他们的抵抗,尤其是中国的抵抗,那么美国将……被打败”。林德认为,美国不可能实现那些“勇士们”谈论的目标,包括让中国接受美国在东亚的永久军事支配,接受由美国及其盟友(而没有中国参与)制定的世界贸易的各种规则,让俄国默许北约在俄边界地带的永久存在,让俄国将克里米亚回归给乌克兰。
  林德在文章最后提议,美国应当放弃全球霸权的目标,转向谋求新的全球“暂行协议”(modus vivendi),具有鲜明的多元主义和实用主义取向。在地缘政治方面,重新承认被放弃的“势力范围”(spheres of influence)划分,这对缓解大国冲突是更为有效的方式;而在经济方面,“取代华盛顿共识的不是北京共识,而是经济多元主义”。如果双边主义和“微多边主义”(minilateralism)更符合许多国家的经济利益,那么抛弃为全球经济制定单一规则的方案也不足为惜。林德认为,将美国利益等同于创造和维护“美国治下的世界和平”(Pax Americana)是愚蠢的,既会遭到对手的抗拒,也不会得到盟友的支持,“只有平衡自身的资源和承诺,美国才能够帮助引领世界回到新的‘冷和平’”。
  林德的文章为对立格局勾勒出相对完整的轮廓,并提出了逆全球化背景下应对大国冲突的实用主义策略。而许多论者则质疑概念本身的恰当性,这种质疑有显而易见的论据。旧的冷战已经结束,解体的“苏联阵营”不可能重新集结,经济高度一体化的世界也不可能分裂为两个相对自足、彼此对抗的经济体。此外,除了美国之外,也没有国家热衷于输出自己的价值观念。简而言之,在政治、经济、地缘和世界观意义上全面对抗的两大阵营不复存在,因此所谓“新冷战”是一个时代错置的概念。

  的确,旧冷战的模式不可能重现,但所谓“新冷战”概念成为受人关注的议题并非毫无缘由。美国感到自身面临的挑战,不只来自经济与科技的新势力,而且嵌入了强有力的国家意识形态。被美国视为国际秩序的“修正派”势力正在有力地阻击它所主导的“自由国际秩序”进程:将“二战”后在大西洋国家构建的“自由秩序”,逐步向全球扩展。当下,困于挫败感的美国尚未形成完整的应对战略,但新的国际议程可能已经在谋划之中,也并非毫无踪迹可循。
  12月4日,美国国务卿蓬佩奥(Michael Pompeo)刚刚结束G20峰会,便赶到布鲁塞尔的德国马歇尔基金会发表讲话。他强调指出,特朗普的“美国优先”政策并不意味着放弃美国的领导作用,“恰恰相反,秉承我们伟大民主制的最出色的传统,我们正在集结全世界的高尚国家(noble nations)来建立一个新的自由秩序,防止战争并为所有人实现更大的繁荣。”整个演讲的主旨是改造“自由国际秩序”,因为原有的秩序已经失效。
  何以失效?演讲中有两个段落值得注意。他声称“在冷战结束后,我们听任这个自由秩序开始受到侵蚀”,因此“某些bad actors利用我们缺乏领导力的机会为他们自己谋利,这是美国退却(retreat)所产生的恶果。特朗普总统决意逆转这个局面”。在此,蓬佩奥委婉地将部分责任归咎于美国几届前任总统:所谓冷战后的“听任”是暗指从克林顿到奥巴马执政时期的姑息放任政策,实际上导致了美国的“退却”,出现了“缺乏领导力的机会”,才让bad actors有了可乘之机。于是,蓬佩奥完全颠倒了外界的普遍印象:特朗普政府不是放弃而是真正担负起了强有力的领导角色,逆转以往软弱无力的“退却”局面。
  建立“新的自由秩序”依据所谓“有原则的现实主义”(principled realism),蕴含价值标准和利益诉求的双重性。方法是清理门户与排斥异端并举。首先,以民族国家主权为核心,以双边主义方式重建谈判国际协议,放弃运转失灵的国际机制。“国际机构必须有助于促进合作,从而支撑安全和自由世界的价值观,否则它们就必须被改造或被取消。”因此,“本届政府将合法地撤出或重新谈判过时的或者有害的条约、贸易协定,以及其他不符合我们主权利益或者我们盟国利益的国际协议”。其次,排斥和压制“违规者”,“当条约遭到破坏时,违规者必须受到反击,条约必须得到修改或被废弃”。最后,他诉诸危机感,“我们所面临的威胁来自那些强势的国家和行为者”,因此“尤为迫切地呼吁”盟友拿出勇气。
  蓬佩奥演讲的要义在于,重新确立盟友与对手的边界,号召“高尚国家”联合起来“放弃幻想,准备战斗”。抛开既有的国际秩序重起炉灶,从过度扩张也过于包容的全球性国际机制中撤离,收缩到最初的大西洋国家圈及其可靠盟友,而申请加入“高尚国家”俱乐部的外部成员需要经过严格的资格审核。
  
  这会是美国新战略的雏形吗?既便如此,也很难说这是特朗普的规划,还是美国共和党精英的构想。有趣的是,《经济学人》在12月发表的《再造自由主义》长篇宣言中,有一个段落与蓬佩奥的论旨有相似之处。文章指出,辞世不久的美国资深参议员麦凯恩(John McCain)在十年前提出过一个“民主国家联盟”(league of democracies)的想法,认为“这个想法值得重温”,这个联盟作为不同于联合国的另一种平台是“可信而有用的”。
  彭斯与蓬佩奥的演讲显示,美国正在改变“自由秩序”的涵义和取向,从以往包容开放的全球主义,转向党同伐异的敌我划界;从信奉“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普遍价值,转向“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戒心。
  然而,雄心勃勃的“新自由秩序”最终可能是一厢情愿。特朗普的鲁莽与多变真的可以算作是意志与灵活性的体现吗?他执政以来对欧洲的粗鄙态度还有能力集结所谓“高尚国家”吗?这种新的构想更可能导向新无序而不是新秩序,冲突和对抗可能进一步加剧。无论如何,卡尔·施米特的信徒们,以及宣告“历史终结论已经终结”的有识之士们,将会欣然见证历史重新开启的一幕。
  
  美国政治的战场
  
  特朗普执政的第二年,在联邦政府部分关闭的状态中落幕。这种状态延续至新年,创下了美国“政府停摆”最久的历史记录,或许还会再次停摆,也可能以总统宣布“国家紧急状态”而告终。《纽约时报》报道说,特朗普曾在浏览媒体大标题时感叹道,“我干得很棒,但每天都像一场战争!”
  特朗普是一名顽强的斗士,而且格外痴迷于自己的“硬汉男人”形象。所谓“性格决定命运”之说并不全然可信,但一个强势元首的性格必定会影响其国家的命运。整个2018年美国政坛硝烟弥漫:从国际到国内,从“零容忍”非法移民到避难所中移民子女的处境,从“通俄门”调查到前私人律师科恩(Michael Cohen)被判刑,从移民问题到边境安全,从大法官任命到中期选举,从两党对峙到白宫内部的人事纠纷……事关政治的领域几乎全部演变为“战场”(battlefields)。
  早在竞选期间,特朗普的好战品行就展露无遗,因此并不出人意料。只是当时有许多人相信,美国的宪政体制与公共领域具有强大的制约力量,终将驯化特朗普的“野性”与“任性”,使他转变成一个“规范的”总统。这种预期显然落空了。也许,第一夫人对其丈夫的见识更为真切。《华盛顿邮报》曾引述梅拉尼娅的原话说“如果遭受攻击,他会猛烈十倍地予以还击”。所有制约力量在特朗普看来都是对他的个人攻击,激发他几乎本能的更为勇猛的反击,使他更偏离人们对正常总统的期望,从而导致更密集的质疑批评。

  2018年伊始,作家沃尔夫(Michael Wolff)推出《火与怒》(Fire and Fury);8月,前白宫通讯主任纽曼(Omarosa Manigault Newman)发表《精神失常》(Unhinged);9月,伍德沃德(Bob Woodward)出版《恐惧:特朗普在白宫》(Fear: Trump in the White House)。
  三本先后出版的畅销书,都揭露了白宫惊悚慑人的内幕,引发舆论风暴。三位作者风格颇为不同。沃尔夫笔法劲爆,长于秘闻轶事,颇有政治八卦色彩,让人半信半疑。纽曼揭秘来自亲历证据,但她不是中立的观察者,在白宫任期一年后被解雇,或有“复仇”之嫌。但伍德沃德则是声誉卓著的记者和作家,早年与伯恩斯坦(Carl Bernstein)一起报道“水门事件”而一举成名,撰写过八部以总统为题的书籍(从尼克松到奥巴马),曾两次荣获普利策新闻奖。《恐惧》一书以严谨扎实的证据(包括几百小时的访谈录音)见长,更为可信深入,也更令人震惊。
  与此同时,《纽约时报》9月6日罕见地发表一篇匿名文章,题为《特朗普行政当局内部的寂静抵抗》。作者是一位白宫高级官员,指出特朗普陷入了一个他尚未充分理解的困境:他自己的许多高级官员正在“从内部不懈努力,以挫败他的部分议程和最糟糕的倾向”,而作者本人就是这种内部抵抗的参与者。作者虽然同属共和党,但尖锐抨击总统的道德水准和领导能力(失德、鲁莽、狭隘、不称职),更无法接受这个国家“与他一起沉沦”。作者认为美国公众应该知道“房间里还有成年人”:“我们充分意识到正在发生什么。我们在努力做正确的事,即使是在特朗普不会这样做的时候。”
  这篇文章引起特朗普的震怒,指控匿名作者涉嫌叛国罪。媒体对“谁是白宫内鬼”的猜测也造成连锁性恐慌,从副总统到部长等众多高级官员纷纷公开声明“不是我写的”。匿名文章与三部畅销书相互佐证,坐实了白宫的乱象。正如《恐惧》中引述的前白宫秘书波特(Rob Porter)所言:“这不再是总统职位,这也不再是白宫。这里只有一个想要如其所是做自己的人。”
  然而,对特朗普的频繁曝光究竟能起什么作用呢?卢斯(Edward Luce)在《金融时报》的评论中写道,美国民众起初对特朗普的虚伪、自恋与无知感到震惊,但随着一次次揭秘材料的出炉,已经渐渐麻木。时至如今,这些“猛料”已经无法使人震惊了。“特朗普极不适合当总统,但显然任何人都对此束手无策。”卢斯表达的无奈与无力感或许真切,但这并不是公众甘于无所作为的信号,而是在政治极化背景下,对立双方无法妥协又难以推进的征兆。战斗仍在继续并且日渐激烈,只是常常难解难分。
  特朗普提名的大法官人选卡瓦诺(Brett Kavanaugh)遭到民主党的强力阻击,10月6日,他在经历了性骚扰指控、调查和听证的风暴之后,以两票微弱优势(50票对48票)通过参议院批准,进入联邦最高法院。11月中期选举的竞争更为激烈,两大政党全力动员,投票率创下历史新高。最终,民主党获得了值得欣慰的成绩,在众议院夺回30多个席位成为多数党,女性与少数群体的议员数量也明显上升。但原先期望的“大蓝潮”实际上“既不够大,也不太蓝”。“不够大”是指翻转力度不够强劲,未能在参议院获得多数,在众议院也远不及共和党在2010年中期选举中掀起的“海啸”(夺回63个席位)。“不太蓝”是指文化进步主义的色调不足,民主党多名呼声很高的进步派候选人最终未能如愿以偿,几位文化立场相对保守的民主党候选人获胜。在谋求连任的民主党参议员中,此前投票反对卡瓦诺出任大法官的三位议员都失去了席位,而唯一的“反水者”曼钦(Joe Manchin)则获得连任。但无论如何,此次中期选举打破了共和党在国会两院同时占据多数的优势,对特朗普未来两年的执政形成了制衡与挑战。
  然而,特朗普并不会因为中期选举的挫折而收敛锋芒。选举后立即解雇了司法部长。他不仅有越挫越勇的斗志,而且已经拥有体制化的政治资本。这位体制外的政治素人,借(共和党之)壳上位的总统,并没有被共和党建制派所驯化。相反,他已经成功地驾驭了(或者说“绑架了”)共和党,这是他执政两年来最突出的一项成就。
  著名政治学家曼德尔鲍姆(Michael Mandelbaum)12月在《美国利益》网站上发表文章指出,特朗普已经成为“一位共和党的总统”,因为他在共和党的经典政治议程中有所成就。减税措施、放松政府管制的经营自由,以及(直到年底前的)股市持续繁荣,赢得了经济保守派的支持。而他任命的30名上诉法院和50名地区法院的法官,尤其是两位进入最高法院的保守派大法官,可能长久地改变“文化战争”的力量对比,抵御来自进步派的“价值侵蚀”,这将受到文化保守派的拥戴。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特朗普拥有多么广泛的民众基础。自现代民调以来,特朗普是唯一在前两年任期中从未达到50%支持率的总统,他的民众支持率一直低于对他的反对率。但是,他在共和党选民中享有高达九成好评。由于在党内的这种声望,他在2020年谋求连任的企图很难遭到其他共和党候选人的挑战。
  但在另一方面,强势的特朗普又是一位“弱总统”。曼德尔鲍姆认为,“以历史尺度来衡量,特朗普的成就是平庸的。”这些成就至少一半归因于共和党在国会两院占据多数的优势。况且,他仍然未能废除“奥巴马医保”,也尚未建造美墨边境墙。
  此外,特朗普还存在三个弱项。首先是缺乏执政经验,对政府必须处理的问题无从把握。“虽然总统席位并不是知识测验,但无知并不是资产。”其次,他缺乏一群能干而忠诚的执行者,难以形成一个联结总统、高级官员与整个官僚机构的网络来执行他的计划,像一辆汽车的方向盘与底盘缺乏有效的连接。最后,特朗普任命的许多高级官员常常与他的政策偏好相左,甚至拒绝实施他的政策。所有这些特点都会削弱总统的执政能力。
  然而,共和党已经别无选择。那些“绝不要特朗普”(Never-Trump)的共和党人还能做什么呢?政论家弗拉姆(David Frum)曾是小布什总统的演讲撰稿人(“邪恶轴心”一词的发明者),他在1月发表《特朗普制》(Trumpocracy)一书,批判特朗普对美国民主造成的威胁,清晰而深入地思考共和党摆脱“特朗普制”的复兴规划。但真正的困局在于(如他自己在一次访谈中承认的那样),特朗普能在选举中胜出,这是共和党其他更优秀的候选人以及更好的竞选策略难以企及的,这在2020年仍然是一个难题。

  学术界的保守派今年出版了《特朗普与政治哲学》,这是主标题相同的两部姊妹篇论文集(副标题分别是“爱国主义、世界主义与公民美德”以及“领袖、政治家风范与暴政”),总篇幅达700页之巨,其中不少作者具有施特劳斯派倾向(比如圣母大学的扎科特夫妇),更多的作者是年轻学人,包括哈佛大学讲师的亚当·桑德尔(迈克尔·桑德尔之子)。两部文集援用经典政治哲学(从柏拉图到施米特)的视角来探究特朗普现象,其中不少论文思考精深,颇有洞见。但出版之后几乎无人问津(在亚马逊网站上,两部文集的打分人数和评论数量均为零)。
  除了著书立说之外,许多反特朗普的共和党人或许只剩下怀旧了。在对麦凯恩参议员和老布什总统的悼念中,缅怀“过去的好时光”。虽然两位逝者在任时期的表现绝非无可挑剔,但在与时任总统的对比中,变得格外可敬,他们是老派、敬业以及(最令人感慨的是)体面的(decent)长者。在老布什总统的葬礼上,特朗普的孤立是如此醒目,他一脸萧瑟挺过了难堪的场面。他知道自己是孤立的,但他也坚信共和党别无选择。
  《纽约客》的一篇文章指出,特朗普任期两年中高级官员的更换率高达65%,以至于无法及时任命正式的接替者。在新年开始的时候,代理职位包括司法部长、国防部长、内政部长、白宫办公厅主任、环境保护署主管和驻联合国大使等。随着国防部长马蒂斯(James Mattis)的辞职,“房间里的成年人”已经所剩无几。特朗普变得更少束缚,可能也更加危险。《纽约时报》评论说,特朗普越来越依赖自己的本能行事,比任职以来的任何时候都更加相信自己的判断,更少受任何人的影响。于是,“每天都像一场战争”,他像阅读“战报”一样每天花费大量时间(6到8小时)观看电视和媒体的消息,时而亢奋时而沮丧,也越来越像是总统的“孤身奋战”。
  在圣诞节前夕,特朗普发出一条推文,“我孤身一人(可怜的我)在白宫,等待民主党人回来,对急需的边境安全达成协议”。他所急需的是50亿美元来造墙,竞选中曾发誓要造的那道“宏伟的、美丽的”墙。但人们没有忘记,当初承诺要让墨西哥付钱来造这堵墙。在新年之初与国会的商谈中,特朗普愤然离席,威胁要动用“国家紧急状态”来造墙。无论成败,他要向基本盘选民表明:我穷尽了一切手段。这是一场跨年的持久战,但绝不会是特朗普任期内的最后一战。
  
  盖洛普民调显示,在2018年初特朗普的支持率是39%,而经过了整整一年风云,在12月底他的支持率仍然是完全相同的39%。《纽约客》年底的一篇专栏文章说,无论特朗普给美国和世界造成多少动荡,人们对他的评价几乎凝固不变。而所有这些疯狂的事情,在一年之后来看,可能只是暴风前的宁静。
  的确,政治内在地蕴含斗争性,但政治本身具有多重维度,并不等同于斗争,而斗争也未必以强对抗的方式展开。对抗性的斗争是所谓“特朗普制”下美国政治的一个突出特征。它会将美国引向何处?套用特朗普的口头禅——“再看吧”(We'll see)。
  
  欧洲的艰难岁月

  在贡比涅(Compiegne),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停战协定的签署地,马克龙与默克尔相聚。在11月10日停战百年之际,他们为“一战”纪念碑前的新牌匾揭幕,铭文中刻写着“再次确认法德两国的和解对于欧洲和平的意义”。
  这是向欧洲理想致敬的时刻,但现实的考验异常严峻。一年多之前,马克龙当选法国总统,随后默克尔领导的“基联盟”在德国大选中胜出,曾为德法双轮驱动的欧洲事业带来了新的动力。但重获的信心在一年之后已经笼罩在忧虑的阴影之中。
  哈斯在《欧洲的混乱》一文中写道,“巴黎的部分地区在燃烧,英国被脱欧所吞噬和分裂,领导意大利的是一个抵制欧盟预算规则的笨拙的左右翼联盟,德国正在应对政治重组而且处在向新领导人过渡的初期阶段,匈牙利和波兰已经皈依反自由主义,而西班牙正在面对加泰罗尼亚民族主义的挑战。”
  许多关于欧洲的报道评论,都不约而同地在标题中使用了“混乱”(disarray)一词。在彭博社(Bloomberg)的采访报道中,前丹麦首相和北约组织秘书长拉斯穆森(Anders Fogh Rasmussen)表达了对“欧洲无领导”状况的担忧,而美国也已无法发挥引领作用,这使人怀疑“西方”是否还是一个有意义的实体。
  什么样的政治家才能胜任欧洲的领导角色?雄心勃勃的政坛新星马克龙,这位理想主义的改革家和欧盟的积极倡导者,曾被寄予很高的期望,现在正陷入执政危机。当他从G20峰会返回巴黎的时候,“黄背心抗议”已经风起云涌。
  《金融时报》专栏作家拉赫曼(Gideon Rachman)发表文章,分析了“马克龙议程”的三个关键方面:“国内经济改革、更深度的欧洲一体化以及全球治理”。理想情景中的三部曲进程是,首先,马克龙在法国的改革获得成功;然后,他说服德国一起推进欧盟改革的规划,“建立一个真正的欧洲经济政府”;最后,依凭一个得到巩固的欧盟,来反击世界各地的民族主义势力。而当下马克龙的国内议程遭遇挫折,他欧洲和国际议程便可能落空。拉赫曼指出,法国存在难以解决的矛盾,公众“既要求减税,又要求改善公共服务”,因此领导法国看起来像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工作”。连续几任总统,风格迥异但最终都遭到公众鄙视:萨科齐太华而不实,奥朗德太平庸,如今马克龙则被指责为“过于高傲”。本来期望马克龙能够打破这种恶性循环,成为全球自由价值的引领者,“但现在看来,马克龙拯救世界的可能性似乎已微乎其微。他能保住自己的总统职位都将是幸运的了”。
  马克龙能够度过这场危机吗?他在2019年1月13日发表“告国民书”,邀请国民从1月15日起参与为期两个月的全国大辩论。他承诺倾听民意,向公民咨政,鼓励理性和文明的辩论,并给出了具体的辩论议题。他呼吁互助与团结,期望“一起将愤怒转化成解决问题的办法”,同时也表达了坚守改革议程的决心。这场“既不是选举,也不是全民公投”的全国大辩论,是一项前所未有的创举,极富法国式民主的精神和哲学气质,而且契合马克龙的风格。但它能否化解这场执政危机仍需接受现实的考验。
  
  在德国,沉稳老练的默克尔渡过了艰难的一年。在2017年大选之后,她经过长达半年之久的曲折协商才组成了联合政府。6月,默克尔再度陷入难民问题的泥沼,必须同时调解内阁的分歧、德国的党派争议以及欧盟成员国之间的矛盾。在10月的地方选举中,基民盟及其姐妹党基社盟在黑森州和巴伐利亚州遭遇重创。10月底,默克尔宣布,她将辞去基民盟主席,并在2021年总理任期结束后离职。
  《纽约客》12月刊登的长篇文章透露,在2016年特朗普胜选后的第八天,奥巴马最后一次作为总统出访柏林与默克尔会面。当时默克尔将要完成第三次总理任期,对是否继续执政十分犹豫,而奥巴马敦促她谋求连任,因为面对英国脱欧、席卷欧洲的民粹主义浪潮以及特朗普执政的不确定性,欧洲需要默克尔担负其凝聚的使命。
  在特朗普上任几个月之后,默克尔明确表示“我们欧洲人必须掌握自己的命运”。
  默克尔对欧盟事业的承诺深受其“政治导师”科尔(Helmut Kohl)的影响。科尔在执政期间完成了德国的统一,也是欧洲一体化最热忱的倡导者和有力的推动者。牛津大学欧洲史教授阿什(Timothy Garton Ash)曾在文章中提及他与科尔会面的一段谈话。科尔对他说,“你意识到吗?现在坐在你对面的人是阿道夫·希特勒的直接继承者。”作为希特勒之后统一德国的第一任总理,科尔具有极为深刻的历史责任感——担负德国对欧洲和平的使命。而欧盟正是确保欧洲持久和平的规划。
  
  然而,在科尔辞世一周年之际,德国政界围绕移民问题发生严重分歧,危及德国在欧盟的地位。6月28日,瑞典前首相比尔特(Carl Bildt)发表文章指出,德国正陷入一场是否要继承科尔政治遗产的斗争,他称之为“德国的灵魂之战”。
  表面的争论是,德国要不要把先前在其他欧盟国家注册过的那些难民驱逐出境,但更深层的问题是,德国“应当单独自行其是,还是继续寻求共同的欧洲方案”。若是按照科尔的政治思考,德国必须考虑自身政策对欧洲的影响,不会把问题甩给周边的小国,因为它们的安全问题也就是德国自己的问题。尽管流入欧洲的移民和难民数量已经远远低于2015年和2016年,但移民仍是整个欧洲大陆的热点问题。在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大潮下,德国关于移民的争论不断升级,已成为“德国的灵魂之战”,将决定未来德国在欧洲的角色,以及整个欧洲一体化的前景。
  
  6月29日凌晨5点,欧盟峰会经过长达12个小时艰苦卓绝的谈判,达成一项安置难民的协议,默克尔称之为“良好的妥协”。《大西洋月刊》发表文章说,“默克尔再次证明了自己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危机幸存者”。这是一个留有隐患的协议,但体现了她挫败对手、保持权力的典型秘诀:“一次次,她设法拼凑起混杂的联盟和过渡性协议,能让足够多的人满意并留有足够多的时间来维持她的总理职位,直到下一次危机来临,到时候她将再次如法炮制。”文章以《默克尔,逃离大师》为题,言下之意是,她只能逃离危机和缓解问题,却无法真正解决问题。
  的确,默克尔不能,但面对当下的欧洲难题又有谁敢于奢谈“解决”?能够“挺住”危机而幸存已经足以值得欣慰。默克尔平息了内阁的争斗、防止了联合政府的解体,化解了欧盟成员国彼此推诿的僵局,尽管只是暂时的。
  12月7日,基民盟党代会选举卡伦鲍尔(Annegret Kramp-Karrenbauer)担任新的党主席,她常被人称作“小默克尔”,也是最符合默克尔心愿的继任者。在担任基民盟党主席长达十八年之后,默克尔终于卸任,她的告别演讲朴实无华,最后说“是时候翻开新的一页了”。德国(甚至欧洲)的“默克尔时代”将在三年之后落幕。
  
  英国在久拖不决的脱欧进程中备受煎熬。许多媒体将英国脱欧比作一场“痛苦的离婚”。英国不是一个当事人而是一个国家,其中有党派之争、地区差异和立场分歧,在软硬快慢的各种脱欧方案的争议中陷入僵局。
  与此同时,反对脱欧的声音也越发强烈,阿什教授是其中的积极分子。他11月在《卫报》发表文章向英国同胞呼吁,“如果我们在民众投票中决定回头留下,那么欧洲的大门仍然敞开着。否则,我们可以吞下特蕾莎·梅谈成的协议,并从此过上不欢乐的生活。”他在12月12日又发表了一封写给欧洲的公开信,恳请欧盟的朋友们发出清晰、简单和积极的讯息——“我们要你们留下”。基民盟新任主席卡伦鲍尔与20多位德国政界与商业界著名人物,在1月18日《泰晤士报》上发表《德国友人敦促英国留在欧盟》的联署公开信,表示“英国已经成为我们作为欧洲人的一部分”,“英国人应该知道:我们心底的愿望,我们要他们留下”。公开信表达了对英国人民选择的尊重,但如果英国决定留下,“我们的大门将总是敞开的”。根据Survation公司11月初公布的一份2万人样本的调查,其中有54%的受访者支持留在欧盟。
  特蕾莎·梅在12月12日挺过了“不信任投票”的威胁,但在新年1月中旬议会下院的表决中,她代表英国政府与欧盟达成的脱欧协议被比例悬殊的投票否决。在1月底下院的投票中,“二次公投”“不脱欧”和“推迟脱欧期限”等几项修正案均遭到否决。通过的修正案使梅获得“授权”,“对‘脱欧’协议作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调整”,这意味着她将与欧盟重新谈判新的协议条款,但前景并不乐观。
  德国右翼的另类选择党(AfD)正在酝酿德国脱欧的计划。实际上,许多成员国都有反对欧盟的群体和势力,将欧盟视为不切实际的乌托邦。但是脱欧或者解散欧盟是更现实可行的吗?会不会是一场更惊悚的噩梦?英国脱欧的痛苦过程就是一个缩影。欧洲一体化注定是艰难而漫长的历程,也必定经历曲折反复的斗争。
  
  2019年1月25日,法国《解放报》发表了30位著名知识分子联署的公开信,《为欧洲而战,否则破坏者们将摧毁它》。这封公开信由法国明星哲学家莱维(Bernard-Henri Lévy)起草,认为欧洲正处在1930年代以来最危险的时期,自由民主的价值观遭遇严峻挑战,呼吁公众以行动反击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和身份主义者的猖獗蔓延,以捍卫欧洲精神和自由价值,为迎接5月来临的欧洲议会选举做好准备。联署人还包括作家帕慕克(Orhan Pamuk)、昆德拉(Milan Kundera)、麦克尤恩(Ian McEwan)、拉什迪(Salman Rushdie)、耶利内克(Elfriede Jelinek)和历史学家亚当·米奇尼克(Adam Michnik)等。公开信翻译为多种语言,英文版在《卫报》发表。
  当然,这不会是最后的呼吁,也不会是最后的斗争。曾经战乱的欧洲祈求和平与安全,而在和平中生活已久的人们要求保障、富裕、自由、平等、公正和尊严。不同的诉求,在新老欧洲国家、不同语言和不同阶层之间,形成各自对于欧盟不同的立场和态度,这注定了疑欧派和脱欧派会持久存在,并将持久地危及人们对欧盟事业的信心。但信心是相对视野而言的。如果回到贡比涅,在百年尺度的历史视野下,或许更能领会欧洲已经走过了多么艰难而非凡的历程。
  (未完待续)

  下篇的几个小标题为:
  自由主义的死亡与重生
  科学探索与政治正确的争论
  通向常青藤大学的荆棘之路
  思想暗网与文化左派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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