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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T: 一言除我终身苦
   



一言除我终身苦

 

作者/侯爵良   编辑/赳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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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代不同,婴儿的命运也不同。今天的婴儿满周岁的时候,为了防止“小儿麻痹”,政府组织给每个孩子打针吃糖丸,从此小孩就不会患上那可怕的“小儿麻痹”,健康一辈子,多幸福!可是,倒退70年,在生我的那个年代,社会黑暗,医学落后,哪有什么“糖丸”可吃?哪有预防小儿麻痹的措施?于是,我的不幸发生了。当我1岁的时候,白白胖胖,正欲学步,忽然我的左脚瘫软,站不起来。全家人惶然不安,呼天叫地,莫知所措。家里人不知得了什么病,全村的人也不知得的是什么病,大家都茫然不知。“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弟弟得病,哥哥挨打。母亲误以为是大我10岁的哥哥背我到河边玩把腿摔坏了。哥哥成了罪人,多次挨打,真是“冤大头”。  

     

请来的骨科医生王玉成也说是摔伤,骨头摔坏了。医生吹牛显身手,给我左小腿绑上竹夹板,绑得紧紧的。其实,他是骗财的大庸医,钱到手后,一走了之,40天也不回头,缺德庸医对患者极不负责。母亲急了,自己动手把夹板拆了。啊呀,不得了,母亲哭了:儿子的脚强直了,小腿萎缩了,肌腱坏死了,脚不能上下动。这不是成残废了吗?母亲的心被撕裂。在旧社会人吃人,人害人,家里出了这样不幸的事,竟然有人幸灾乐祸,说风凉话。“那是前世作了恶呀!”“这是老天报应呀!”“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母亲的心冰凉冰凉,人前似乎抬不起头来,残疾儿子给他带来了抹不去的伤痛。她怨老天爷的不公,更怨世人的冷漠。


       腿坏了,站不起来,我只能在地上爬。别人家里与我同岁的孩子能在地上跑了;我却只能在地上爬。比我小2岁的孩子也会走路了,我还是只能在地上爬。爬呀,爬呀,我一直爬到4岁才勉强站起来学步,开步比正常孩子晚了3年。虽然能走了,但不怀好意的人还在说难听的话:“有残疾的娃儿生长在穷人家,一定长不大”;“长大了,不能耕田犁地,养活不了自己,会饿死”;“饿不死也成不了家,哪个姑娘肯嫁给他。”幸灾乐祸的人就这样给我算命。当然,也有好心的人在为我将来的生计发愁,出了好几条主意。一是要我过继到富人家里当儿子,有吃有穿。这主意并非空穴来风,真有人上门商量过继的事,人家问我:“你愿意不愿意?”我回答:“白天去吃饭,晚上回家睡觉。”别人一听,笑了,人也走了,不再旧话重提。二是要我认识些字,到庙里去当和尚,不干体力活,成天坐着念经。当地“罗汉寺”有个名叫孙普俊的大个子和尚,见我记性好,决意背我进庙,下山来了。我不忍离家,终于作罢。还有人劝我母亲别发愁,学手艺,当裁缝,也是一条路。天生一人必有路,还会饿死了?教书先生劝母亲:“送他读书,‘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 

      

“听人劝,得一半。”我便好好读书,心存高远,走出大山,从小学、中学、大学一路走来,到了北京。在求学期间,我的这条病腿带来许多别人想象不到的困难,盼望有机会把腿治好。可是,在四川的医院不知我得的什么病,长期不得治疗。到北京工作以后,心中燃起一团烈火,料定北京的医疗条件好,名医云集,治疗我的病脚有望。


       20世纪60年代的第三个秋天,我去自己单位的合同医院——北京协和医院,进了骨科门诊室。我的心“咚咚”跳,盼了十几年的诊断治疗今天就要开始了,我多希望有一位名医高手来除却我的病苦!协和医院名气大,这里的医生想必出手不凡。不一会,一位漂亮的高个子女医生出现在我的面前。她一身白大褂,戴着口罩,穿一双高跟鞋,在诊室里走来走去,“嘎噔嘎噔”,颇有气质风度,听是从德国留学回来的,举止不凡,说话有些傲气。求人者畏人。我是求她诊断的,心存敬畏。她坐在我面前,不冷不热地问:“哪里不好?”   

       我把从小得病的情况对他诉说了一遍。她又不冷不热地说:“这是骨头上的毛病。”

       骨头上的什么病呢?她并未细说。我接过话问:“能治吗?”

       她伸过手来摸我的病脚,断言道:“不能治。”

       “为什么?”

       “你的年龄太大了。”

       是的,我年龄大了,已经二十好几。难道这个年龄就不能动手术了吗?这一辈子就这样残废下去?我不甘心,我用乞求的眼光望着这位留学德国的白衣战士,问道:“还有别的医院能治我的病吗?”


       不料,这一问,冒犯了这位高傲医生的权威,她斩钉截铁地大声吼道:“我说不能治就不能治!我这里不能治别的任何地方也不能治!”

我像掉进了冰窟,浑身透凉,在蜀地蓉城上学时长期盼望有朝一日进北京治好病脚,不料北京协和医院的权威医生使我的希望成灰。我有点自暴自弃,到此拉倒吧,别再做梦,认命吧,去忍受一辈子的痛苦吧。


       从协和医院出来,低头不语,漫步王府井大街。冷静出智慧,我的心又活起来了:你说不能治就真的不能治吗?我不信!偏要找到能治的医院,除我终身苦。人贵有心,不到黄河心不甘。

       我想起东交民巷的整形医院,也许那里的医生能为我整形矫正。

       然而,希望又变成了失望,他们抱歉道:“我们是对人的面部整形;骨头上的毛病我们弄不了。”

       失望的我还不死心,问道:“哪家医院能对骨头整形呢?”

       “积水潭医院,去那里看看。”


       多谢指点,我迅速去积水潭医院。快要下班了,医院关照我,加了个号,让我成为最后一名就诊者。


       护士要我脱光衣服躺在检查床上。我不好意思。护士狠狠地批评我:“怕什么,害羞是不是?科学检查就得这样。”


       照护士的吩咐,我躺下了,5位骨科医生来会诊,这个来摸摸我的腿,那个来摸摸我的脚,那些温暖的手使我身子产生一股又一股暖流,我的心在说:多好的医院!多好的医生!多好的护士!


       摸来摸去,半小时过去了,医院已经下班。躺着的我十分不安,因为看见身边的大夫个个面有难色,护士的脸也异常严肃,失去了微笑。听他们在小声议论:这是小儿麻痹症,马蹄形内翻,肌腱已经坏死;髁关节变形,多长了骨头,成为畸形;小腿肌肉严重萎缩,要是病人年轻10岁就好了,通过动手术,把多余的骨头敲掉,可以把脚板放平,打上石膏,进行矫治,走路就不再内翻,和正常人一样;现在年纪偏大,不好动手术,有风险,万一出事故,矫正不当,反倒事与愿违。议论的结果是不能治,请我下床。


       听到这样的结论,我差一点哭了,对医生哀求道:“我不下床,求求你们,再看看,再商量商量,能不能死马当活马医,我相信你们一定能治好我的痼疾。”


       医生是治病活人的人道主义者,他们同情我,可怜我,但他们并不改口,仍旧说 “不能治”,要我下床,结束诊断。我躺着不动,坚决不下床,说道:“你们不拿出治疗方案我就不下床。”


       医生们理解我急于求治的心情,改口道:“我们是没有办法可想,要不,请主任看看。”


       他们说的主任是骨科主任崔大夫。我把希望寄托在崔大夫身上,盼他给我带来福音。可惜,他眼下不在医院,社会活动多,出外开会去了。


       我苦等了一周,在崔大夫出诊的那天下午我去挂了号。不巧,崔大夫又临时出外开会未归。护士劝我耐心地等,说崔大夫这个人心在患者,非常尽责,只要有一点时间,他也会来诊室。果然如此,临下班时,主任来了,几位大夫迎过去,请他为我诊断。


       进了诊室,我和崔主任对面而坐。我诉说了自己的病情,他一言不吐,把我的病脚抱在他怀里,一只手用力捏着我的脚板,闭上双眼,紧锁眉头,默默无语。几位大夫和护士都围着他,鸦雀无声。这里的诊室静悄悄。我的心情紧张,呆呆地望着崔大夫那张慈祥和善的脸,胖胖的,红红的。他不出声,久久地沉默者,思考着,一个劲地抱着我的脚。不知他在想些什么?在作什么样的判断?他将发出来的声音是给我带来惊喜还是悲哀?


       10分钟过去了,不说话;20分钟过去了,仍然不说话;半个钟头过去了,还是无声的诊断。我的心一阵紧过一阵,有点忍耐不住了,便壮起胆子贸然问道:

       “崔大夫,我这病能治吗?”

       被问的崔大夫如梦初醒,两眼炯炯有光,一脸微笑,大声回答:

       “能!”

       我似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别人都说不能治,他怎么说“能”呢?我遇到救星了。我是多么有幸啊!我异常激动,闻言而喜,要不是他抱着我的脚,真想立即向他跪下叩头。一个“能”字使我心花怒放,忙问:

       “怎么治?” 

       “动手术。” 

       “什么时间?”

       “明天。”


       这就是崔大夫的医风,说治就治,“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很想早一天结束我的病苦。


       我回到工作单位,做入院的准备。积水潭医院不是我的合同医院,还必须去协和医院开转院证明,否则,住院费不能报销。


       我再次去到协和医院挂号,又见到了那位留学德国的女大夫。他见我没好气,责问道:“你又来干什么?你的病脚哪里都不能治!”我说:“万一有地方能治怎么办?”她火了,反问道:“什么地方?”我慢慢地回答:“积水潭医院。”她狐疑不定,怪声怪调地说:“他们能治就治去吧,又来找我干什么?”“找你开转院证明。”这句话让她好没面子,因而怒从心上起,呵斥道:“你怎么不早说?绕来绕去,谁有工夫听你说废话!”


       我不说话了,她无可奈何地给我开转院证明,一边开,一边唠唠叨叨,拿我撒气。

      

       我一点不介意,心里反倒高兴,毕竟她在帮助我,在给我忙着开转院证明。如果她生气刁难我,不给开,岂不是半路遇到程咬金。她要通过泄愤来挽回自己的面子。这位自视高明的大夫目空一切,把话说得很绝,不留余地,不知“山外有山,人外有人”,她不能治的病以为北京城里谁也治不了。现在崔大夫能治这又怎么说?当初我如果傻乎乎地听她的话,不再投医,岂不误了我的大事!她喝了点洋墨水,自命不凡,草草诊断,轻易下结论,对患者极不负责任。她哪像崔大夫,人家把我的病脚抱在怀里,那是什么态度?什么感情?何其认真!何其尽责!白求恩在哪里?就在我的身边。我很幸运,遇到了崔大夫这样的医林高手。他嘴里的一个“能”字,使我住进了积水潭医院的病房。


       动手术那天,护士先给我“备皮”,把整条病腿的汗毛全部剃光,然后用手术车把我推进手术室,水银无影灯把手术室照得格外亮。王大夫穿着短袖手术服,戴着大口罩,只有两个眼睛露在外面,像个“屠宰场”的把式,我不由自主地吸了一口凉气,阴森森的,生出几分恐惧。王大夫走近我,轻声问道:“害怕吗?”我言不由衷地回答:“不怕。”王大夫宽慰道:“不用怕,要相信科学。”


       是呀,要相信科学,这是在新社会,在北京动手术,由医德医术都很好的医生主刀,有什么可怕?在旧社会我哪有这福气!那时遇到的是骗钱的庸医,胡乱地治一通,加重了病情。那时,谁来关心我?看见的是白眼,听到的是风凉话。今天,多少人在关心我!住院的治疗费全由公家报销,何幸如之。前后对比,我这一条腿有了不同的命运,可说是“新旧社会两重天”,不同的社会,不同的医生。想起这些,我的心平静不下来。我控制情绪,躺在手术床上一动不动,让麻醉师打麻药。只麻醉下半身,属于局部麻醉。他们担心我忍受不了手术时的疼痛,专门安排一位护士坐在我身边,给我聊天,分散我的注意力。聊天的护士知我在房管部门工作,话题转到房子的分配上。他问我怎样才能要到房子,怎样才能换到房子。那个年代,城市住房问题最为头疼,北京人均住房2.8平方米;想必护士家里的住房情况也好不了,所以要向我问这问那。我理解她的心情,仔细回答她的提问。后来,不能回答了,因为麻药向身子的上半部扩散。扩散到胃部,想吐,难受;扩散到肺部,呼吸困难,再也不想说话了。护士知我难受,她还想问的问题也不问了。


       我的手术又大又复杂,花了将近5个小时的时间。在髁骨部位横切一刀,把多余的畸形骨头一点一点地敲掉,像石匠凿石头一样,叮叮当当,敲掉多余的骨头,把脚板放平复位,整条腿打上石膏,进行矫正。一个月后,拆掉石膏,只在小腿上再打石膏。半年后,小腿上的石膏拆掉了。这时,我的脚板放平了,走路时整个脚板触地,不再侧偏,更不会内翻。由于手术成功,我的病脚被矫正,可以自由行走。现在,我年过七旬,也不用拐杖。要不然,我老了走路困难,出门必与拐杖为友。


       腿好了,晚年可以云游四海,提高晚年的生活质量。晚境的康乐是谁给的?大而言之,是新社会给我造福;小而言之,则是积水潭医院的白衣战士给我的,尤其是崔大夫功不可没。他一个“能”字,除了我终身的病苦。出院后,崔大夫与我无缘相见,但半个世纪以来,我时时想起他,思念他,他活在我心里,也活在无数患者的心里。被人想念的人是值得称道的人。他过人的医德医术给人间增添温暖,让无数的患者在解除病苦之后,更好地去为社会创造物质的和精神的财富。他治好了我的腿,使我行动方便,在从事新闻工作的岗位上能走遍大江南北,见所未见,闻所未闻,不然,我只能是“坐井观天”。


【作者简介】侯爵良:男,编审。1962年四川大学中文系毕业,后被分配到北京市房管局工作。1982年调中国报道杂志社当编辑,历任中国报道社办公室副主任、编辑部副主任、总编室主任、中国世界语出版社总编辑等职。出生于四川省宣汉县。

编著有《中国古代哲学家》《哲人哲理哲趣》《陶渊明诗文赏析》《少女喜欢的古诗词》,合著有《中华民族七十二伟人》。退休后独著有“人生三曲”——《人生和谐曲》《人生乐善曲》《人生感恩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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