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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和过去30年任何一次社会事件都不同
   

  呼吁书中多是陌生名字,熟悉的名字寥寥无几。在重大社会事件中不产生一些新词,不流行一些经典语录,好像只是“新常态”这几年的事。这在网络时代简直不可想象。是这些词汇对抗的行为消失了吗?是中国人的创造力下降了吗?还是大家都选择了沉默?


  老高按:武汉封城,到今天已经整整一个月了。一个月来我的家乡父老乡亲被软禁困在家中,度过了恐惧、孤独、郁闷、怨愤的三十天。最让人难熬的是,不知“刑期”到底有多长,拐点在哪?终点在哪?
  在这种时候,人们很自然地要将17年前的非典瘟疫与今天的新冠瘟疫联系起来、对照思考。17年前是胡锦涛温家宝刚刚上任,这次则是习近平掌权的第二任期正好一半。17年来吸取了哪些教训?重蹈了哪些覆辙?进步了多少?退步了多少?最高领袖、官僚体制、知识精英、普罗大众,这四个方面,都应该自己细细想来,也应该被细细审视。
  有位署名晁林深的作者写了一篇《没有公民社会,新冠疫情不会留下任何遗产》,标题让我有点摸不着头脑,但是读下去,颇有可取。他不仅比较了非典与新冠,而且更从31年前的“六四”一路叙述下来:2003年非典瘟疫,2008年汶川大地震,2011年温州动车事故……就从这么简明扼要的叙述,我们也可以看到:习近平集团定于一尊,给公民复健系统、给民族复兴活力,甚至给官僚施政体系,造成了多么深重的破坏。读这篇文章中所列举的哪些人消失不见了,哪些事不再出现了,实在令人怵目惊心!——短短七年,我们的故国,我们的同胞,经济上科技上都不断取得亮眼的成果,但政治上精神上有了多大的倒退!


  没有公民社会,新冠疫情不会留下任何遗产

  晁林深,纵览中国

  港大病毒学专家管轶接受《财新》采访以来,全国确诊人数已近6万,“保守估计规模是SARS的10倍起跳”这一判断眼看就要实现。随着总书记开始露面视察,以及武汉市委书记和湖北省委书记的撤换,可以想见,这下疫情真正“可防可控”了——无论是以消灭疾病还是消灭声音的方式。只是,时间上会比预想的要漫长。这也意味着,除了政治和经济,我们也开始进入了公共卫生领域的“新常态”。这一变化,值得我们去想一想,“未来十年里最好的一年”过去了,还有什么“新常态”会出现呢?2014年以来的“新常态”,到底带给了我们什么?在“新常态”下,我们变得更好了吗?

  一、新冠状病毒下的中国模式

  通过此次疫情,我们看到了一个典型的“复杂中国”(胡锡进语):科技领先(2020年以前就向WHO公布病毒完整信息),政治龌龊(歌功颂德不因疫情有丝毫改变),对外负责(自1月3日向美国每日通报疫情),对内隐瞒(1月20日才正式承认疫情),专制奇迹(武汉、湖北乃至全国封城、停业已逾20天),治理溃败(武汉式封城)。
  用《纽约时报》的话来说,就是看到了一个“行动缓慢的巨人”,“不愿意动,一旦动起来又有着惊人的紧迫性”。这种模式“掩盖事实,不作为,然后中央政府介入,采取严厉措施。这就像一场希腊悲剧”。
  你能说它不好吗?7天之内建好定点收治医院,把1300万乃至5800万人都封在家里,全国范围内停工停业,这都是人类发展史上的壮举,很振奋人心。但你也很难说它好。毕竟是它导致了如此严重的后果,却要求建筑工人放弃一年之中最重要的假期,冒着被感染的风险在零下十几度的户外不分昼夜地施工;要求如此之多的人口在没有基本的生活和医疗物资,没有足够医疗照护的情况下,仅仅为了确诊而在城市各个街头各个医院奔波。最后,要求一天只能领到2套防护服的重点收治医院日接诊800名发热病患,还“一定要坚持下去,坚决打赢武汉保卫战”——以视频慰问的形式。
  在这个模式下,我们渡过危机的方法,就是去侵犯另一部分人的正当权益,让他们在英雄主义和国家主义的裹挟下去弥补体制的错误。如果这一部分人反对的声音足够大,则继续侵犯下一个群体,继续让另一个不相干的群体为体制买单,直到最后一批人无力反对、遭受忽视。这种卑鄙的统治游戏周而复始,屡试不爽。

  二、没有遗产的新冠肺炎

  公众的不满,在李文亮医生去世时达到了顶峰。我们看到了一些熟悉的名字出现在呼吁书中,但更多的是陌生的名字。这些名字包括:出生于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的退休教授,文革后首批大学生(以人大为主)。他们多半是哲学历史文学美学等社科边缘专业出身,但都在引用宪法,要求兑现宪法承诺。
  熟悉的名字,寥寥无几:著作下架的北大张千帆,授课停止的清华许章润,主动退休的中大艾晓明,刑满释放的郭飞雄,翻墙著书的笑蜀。还有一些熟悉的名字,却很难寻着:贺卫方、茅于轼、萧瀚、张鸣、浦志强、冉云飞、王克勤、艾未未、胡星斗、陈丹青、崔卫平、吴稼祥、吴祚来、徐友渔、于建嵘……细想起来,不仅仅是这次,好像2014年以后,我们就再也没听见他们的声音了——除了被抓、被封、被解职。
  有一种观点认为,“新常态”下公民社会更活跃了,因为许多新的面孔站了出来。这可能是一种善意的说法,给自己打气也给外界打气。事实是,新面孔的数量比不上老面孔消失的数量,新面孔活跃的时间有没有老面孔长,也有待观察。而且,公民社会不是一时的社会现象,而是一项维持数年的状态描述。有无持续的行动、持续的声音、持续的组织,是判断公民社会是否真正成型,能否推动社会前进的指标。遗憾的是,除了农民起义式的暴力革命,中国几千年来都只是有声音而无行动,有行动而无组织,有组织而无声音。无怪乎黑格尔认为中国是一个静止的社会,“中国历史的本质就是没有历史”。
  就新冠疫情而言,或许会成为30年来影响最为深远的社会事件。不过,当疫情结束时,应该也不会给民间社会留下任何遗产(社会管控的经验倒肯定会增加,看看新任武汉市委书记和湖北省委书记的履历就知道了)。知识分子大面积沉默,NGO完全缺失,个人行动者寥寥无几,社交媒体满眼正能量都是值得悲观的因素。传统媒体不乏有一些亮点,但基本沿袭了过去20年的言论管制传统——重大社会事件时都会稍微放宽言论的尺度,给情绪一个小小额宣泄口。
  这和过去30年发生的任何一次社会事件都不同。
  上一次波及全国、引发停课停业的社会事件是在30年前。那时还没有互联网的概念,媒体较为直言不讳但仍全面受控,通过镇压、关押、驱逐、利诱以及言论管控,那场“风波”最终只给国内留下了只言片语,诸多事实仍然成谜,我们并没有学到很多。
  2003年的非典同样是一场影响巨大的公共卫生事件,但社会条件和今天略有不同,一个正处于公民社会上升期,另一个正处于衰落期。那时,互联网远未普及,公共知识分子刚刚兴起,NGO还在缓慢萌芽。非典留给我们的经验教训仍然只限于体制精英,但南方系报纸随后步入了长达十年的黄金时代。
  2008年汶川大地震给公众提供了一个集中表达情绪的机会。在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加持下,传统媒体和公共知识分子都迎来了各自的辉煌,尽管还有豆腐渣工程、地震死亡人数、死难学生等问题遗留,但NGO成为了地震留给中国最珍贵的种子。他们第一次在公众面前集体亮相,第一次被当做政府治理水平的参照物,并在此后5年频繁出现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
  2011年温州动车事故是少有的没有经验传承的社会热点事件,这一点和新冠很像。当时,社交媒体颇为发达,公共知识分子也十分活跃,传统媒体仍然有相当大的报道空间,甚至还出现了不少个人行动者实地调查真相——就连受害人群体也十分“完美”:较早乘坐高铁的一批人,多为商务人士或中产阶级,有着更为充足的社会资源来发出他们的声音。但该事件最终止步于铁道部新闻发言人调离岗位、高铁降速。无他,该领域相关的NGO极其稀少,并且受害人群体自始至终也没能形成一个组织。

  三、无趣的中文

  外媒形容李文亮之死激发了“暴动”——在网上,让人读起来不禁会意一笑。仔细想想,已有好多年没有见过这样有余味的文字了。这几年,除了00后抖娱乐的机灵,其他领域说什么都是一本正经的。“中国梦”就是“中国梦”,没有别的意思,“新常态”就是“新常态”,没有其他另外的含义。所有的公共事件,怎么定性怎么叙述,都已经自上而下定好了调子,公众根本没有发挥创造的空间。就连有态度的网易新闻,2015年被约谈之后也变得了无生趣,评论区盖楼水平一落千丈。如今,想找些热词典故,还得回到十年前。比如,2007年的“正龙拍虎”,2008年的“俯卧撑”、“范跑跑”,2009年的“躲猫猫”、“钓鱼执法”,2010年的“我爸是李刚”,2011年的“郭美美”、“至于你信不信,我反正信了”,2012年的“表哥”。看到这些词句,就会想到背后的“趣事”。至于,为抗议PX项目而流行起来的“散步”,为挖掘真相而走红的“围观”,为自由集会而古文新用的“饭醉”,为揶揄公安询问而焕发新生的“喝茶”、“查水表”,简直已经成了公开的暗语。
  然而,在重大社会事件中不产生一些新词,不流行一些经典语录,好像也只是“新常态”这几年的事。这在网络时代简直是不可想象的。是这些词汇对抗的行为消失了吗?是中国人的创造力下降了吗?还是,大家都选择了沉默?
  李文亮医生说,“健康的社会不应该只有一种声音”。现在,我们最大的问题可能不是只有“一种”声音,而是,只有“一个”声音。总书记1月7号之前就知晓疫情,13天之后才做出批示,然后两天内就决定封城武汉。你可以说他效率高,行动果敢,但也完全可以有另外一种看法。只是,我们不能说,也不能揶揄,连“敏感词敏感词,还是敏感词”也不能用。
  2013年秋,“图样图森破”书法作品在北大下架,与此一并下架的,还有我们仅存的,对公共事务保持快乐的,一点点的,权利。对比网络热词时代,如果发生新型冠状病毒,我们或许会听到其他的声音:
  一个叫万延海的前卫生部公务员,会公布一份关于新冠病毒的政府内部文件,然后被以“泄露国家机密罪”秘密关押一个月。最终,警方在国内外压力下释放了他。万延海创办了公共健康NGO北京爱知行。
  一个叫许志永的前大学讲师、法学博士,会组织律师为李文亮等八名“造谣者”提供法律援助,并对武汉式“无保障临时封城”的合法合宪性提出审查。之后,许志永会被控偷税漏税,通过民间筹资百万暂时躲过牢狱之灾。许志永和其他几位法律博士创办了宪政NGO公盟。
  一个叫陆军的前网站编辑,会尽快组织一场平等权益研讨会。参会者将有学者、律师、和媒体,李文亮医生或其他确诊患者会远程参加会议。会后将会发布一项涉及疾病学、法律、伦理和社会治理的公共政策建议。会议成果经国内主流媒体广泛报道几天后会突遭屏蔽,组织者将在三个月内无法举办任何会议。陆军创办了反歧视NGO北京益仁平。
  一个叫郭玉闪的前文字工作者、莆田人,会在武汉封城后提供人道主义援助。通过秘密渠道,帮助有需要的市民逃离武汉,以获得应有的医疗照顾。郭会因此离开自己创办的机构以换取个人自由,同时也会发布一份公共卫生管制的制度经济学研究成果。郭玉闪和其他几位北大同学创办了研究型NGO北京传知行。
  以上,不过是一种设想,但都曾经真实发生过。他们或许只给疫情防控添加了佐料,却很有可能改变现实的走向,不会像现在这般苦涩——地方政府也不会如此动辄得咎。

  四、新常态下的生活变化

  和以前比起来,“新常态”下的生活并没有多好。但很多地方,确实变得更差了。随意盘查身份证,过去做得遮遮掩掩,现在查得理直气壮。地铁安检,过去得过且过,如今已经是一项硬性任务,甚至入住酒店也开始安检。互联网实名,过去每一步都吵得不可开交,如今手机实名互联网实名已成为生活的一部分。更遑论人脸识别技术,不仅用在反恐治安领域,连社区门禁、学校课堂、旅游景区都开始大肆滥用。
  我们变得越来越像机器人,上班,吃饭,睡觉,不要说话,上班,吃饭,睡觉,不要说话。如果有说话的机会,连怎么说话,都要经由一套复杂的系统编辑。在如此无趣的生活中,只有反腐是少有的可以肆意谈论的话题。只不过,当反腐渐渐变成一出戏,而观众只能按脚本说话时,厌恶就成了人类本能的反应。
  “新常态”不是我们的选择,也不是客观规律的结果,而是他的要求。他要求“新常态”,按下暂停键,前一秒还在party中的我们,就立马回家——连乱糟糟的狂欢现场都不需要收拾,有人会帮你收拾好,但你必须支付清扫费。一如新冠疫情,也是他要求欢乐祥和,他要求高度重视,他要求封城,他要求复工,他要求无私奉献,他要求打击造谣——一切都得按照他的要求来。
  现在,我们都按照他的要求来了,又如何?
  经济方面,中小企业纷纷倒闭,三大股指纷纷动荡,新经济纷纷爆雷。外交方面,邻国纷纷交恶,港台纷纷反对,欧美纷纷排华。内政方面,司法改革纷纷停滞,维稳能力纷纷加强,经济体制纷纷倒退。文化方面,国外教材纷纷下架,独立音乐纷纷被禁,网络正能量纷纷登台,伪传统文化纷纷还魂。社会方面,调查记者纷纷转行,维权律师纷纷入狱,知识分子纷纷禁言,大学教授纷纷辞退,NGO纷纷关停。
  我们每天都在“打一场没有硝烟的人民战争”,人民却快没了。

  五、不能把希望寄托在一个人身上

  2008年汶川地震暴露了红十字会的无能,2020年新冠疫情还是暴露了红十字会的无能。兜兜转转12年,一点进步都没有。更不用提17年前人为隐瞒非典和今天何其相似。这就是中国这块土地上几千年不断循环的悲哀,而网络时代加剧了这种悲哀。
  人的一生不过七个12年,真正能有所作为的,不过三、四个12年。经历十年浩劫制订的82宪法,也给了人生一种有限的期待:再动荡的政治,不过十年。这是苦难中国最长寿的宪法,却在2018年取消了国家主席连任限制,引发恐慌的记忆。中国向何处去,中国人向何处去,又成了我们黑夜里不断的自问,一如清末,一如抗日,一如文革。
  诚然,在网络时代,社会进步的速度比不上理念进步的速度。许多人终其一生也不可能看到自己理想中的社会,尤其是那些站在理论前沿、引领风尚的人,其痛苦程度可想而知。我们看到太多的精英旅居国外,一生孤寂。国外再好,终不能融入其中。因为,亲身经历的进步才是进步,苦难中国的改变才是改变。
  中国几千年来的旧历史,就是“仁政——暴政——革命——仁政——暴政”循环。历代王朝统治,也不过是“中央集权——王权消解——中央试图再次集权——崩溃”的循环。1949年之后,中国才算勉强挤进了现代国家。这两个历史循环能否被打破?现在做结论可能还为时尚早。
  历史发展并不以人的道德想象为标准。中国改革第一人周厉王,竟因积极应对执政危机而亡命。他不用“旧章旧臣”,任人唯贤。为解决中央资金储备不足的问题,施行中央“专利”。收了地方贵族和百姓的国税,用来反击外来侵略。同时,法制能力也变得异常强大,被认为不可能完成的止谤任务,就得到了维稳机构“卫巫”完美的执行,“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看起来一切都在掌握之中,却发生了“国人暴动”,自己也被活活饿死。
  跟勤勉、胆识也无关系。比如,“鸡鸣而起,夜分不寐,宫从无宴乐事”的明崇祯帝,登基第一年就铲除权倾天下的魏忠贤,年仅17,不可谓不胆大心细。此后权力完全在握,执政17年换了19个首辅,14个兵部尚书,最终亡国亡命。
  甚至跟个人能力也没有关系。比如商纣王,“资辨捷疾,闻见甚敏;材力过人,手格猛兽;知足以拒谏,言足以饰非;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声,以为皆出己之下”。简直文武双全,聪慧过人。同样身死国灭。
  所以,与其把希望寄托在一个人身上,不如身体力行。与其寄望于遥遥无期的政治改革,不如投身基础社会的建设。最起码,类似红十字会的问题,肯定会在12年里有所进步。实在不行,就通过竞争法则让它关门,这也是一种进步。根本不需要打砸抢,不需要制造恐怖事件。
  “在缺乏地方社会对于国家机构的制约力量的情况下,希望国家机构能够以公平和自制的态度来对待公民,只能是为专制权力开放通道”——孔令飞《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

  六、公民社会是真正的和谐社会

  中国历史上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也都是统治和被统治,压迫和被压迫,剥削和被剥削的简单二元对立——时至今日,还盛行人民和敌人的语言习惯。什么时候我们可以把社会当成一个生态系统,所有人都可以在里面共生共存,人人自由而无害地度过一生,那就好了。当然,你也可以有一个不健康的生态系统,但那是狮群,猴群,狼群,鸡群,不是人群。
  清末以来,我们先是认为需要“师夷长技以制夷”,通过引进西方军事技术来抵御外敌。后发现军事技术不是独立的,需要强大的民用工业支撑,于是又发起“洋务运动”。“洋务运动”持续了30年,奠定了中国近代工业的基础。就在一片向好之际,甲午战争惨败给了“洋务派”当头一棒。中国人又开始上下求索,终于认定政治改革才是根本,遂开启“维新运动”,推动“君主立宪”。“维新运动”在“戊戌变法”时达到顶峰,但在辛亥革命时彻底失败。辛亥革命选择了美国式的“民主共和”体制,经历了多年战乱,最终也在38年后宣告失败。
  是“君主立宪”不好?英国、日本如今都是世界强国。是“民主共和”不好?美国如今是世界头号强国。是“社会主义”更好?迄今为止,世界200多个国家中,仅有5个社会主义国家,而中国是最强大的一个。
  其实,我们不需要讨论哪个政治体制更优。因为无论哪种政体,最终都绕不开“民主、自由、法治、人权”。只要正确回应了“民主、自由、法治、人权”,任何一种政体都能获得成功。如今,无论哪个现代国家,没有谁会说自己“不民主”,“不自由”,“无法治”,“无人权”。只会说自己采用了什么样的民主,什么样的自由,什么样的法治以及什么样的人权。我们所讨论的,所要求的,也不是采用某个新的政体,颠覆某个政体,而是要求享有某种“民主、自由、法治、人权”。
  这样我们才不会跟过去200年一样,像个垂死的病人寻找救国良方,不会去简单的认为,我们有了某种技术,或者有了某种政体,就一定能强大。毕竟,社会主义朝鲜和民主国家缅甸的人均GDP就处于同一水平,英联邦也分三六九等。国家的强大,不在于一时,也不在于意识形态,而在于社会治理的细节。
  每隔几年,都会冒出美国政府可能“停摆”的消息,有时还真的“停摆”了。克林顿时期遭遇过,奥巴马时期遭遇过,特朗普政府在2018年还创造了“停摆”记录——35天。但和比利时比起来真是小巫见大巫。比利时自2010年连续541天处于无政府状态,都进了吉尼斯世界记录。而西班牙2016年结束10个月无政府状态时,经济竟同比增长3.2%,环比增长0.7%。这些国家在政府停摆期间,国家基本照常运转,公民照常自由生活。
  能想象中国陷入无政府状态的样子吗?其实我国也有类似的情况,就是文革。文攻武斗,砸烂公检法,整个国家陷入混乱状态长达10年。乃至文革结束后两年,人均粮食占有量还不如50年代。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差别?当年的政治环境是一个重要原因。但即便放到今天,我们的表现就能更好了吗?一个没有活跃的自治组织的社会,一定会混乱。
  欧洲有着上千年的市民/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传统,独立于国家和商业利益而存在。作为市民/公民社会的一部分,宗教势力一度超越了欧洲国王。这使得欧洲很少出现中国式的集权国家、集权国王,也很少出现因国力衰弱而社会崩溃的现象。所以契约精神在西方世界很流行,各方力量动不动就坐下来谈判,写合同。订了合同大家就相互遵守,社会自有它的规则自行运转。
  美国也是如此。从社区图书馆到教堂,从学校到华尔街,从中部乡村到政治中心华盛顿,到处都有NGO。他们为你在白宫门前抗议,为你跟老板谈判,为你跟政府打官司,为你申请政府福利,为你游说。二战后,我们还见过美国选举出来不道德的总统,不检点的总统,撒谎的总统,“戏子”总统,白字总统,不靠谱的总统,几乎没有一位是“英明”和“高瞻远瞩”的。我们嘲笑它,诅咒它,美国却一直没有乱成一锅粥,对外还退出了几场战争,打赢了几场战争。这就是市民/公民社会的魅力。
  我们如要生活在一个健康的社会系统内,不妨从建设市民/公民社会做起。这和技术、政治体制无关,人人都可以做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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