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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河的博客  
在美国混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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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时代的五大劳教营
   

毛时代的五大劳教营

2017-06-23

  

夹边沟

 

  当年“右派”司继才活着从夹边沟劳教营活着出来了。他有一本当年在夹边沟亲笔写下的日记。这本日记的唯一主题是饥饿和死亡。在这本被岁月翻阅得几乎风化的黑色笔记上,密麻麻的陈年字迹中,笔者看到了有史以来饥饿和死亡联系得最紧密的记载:煮食人肉。

  埋人回来的司继才,路上闻到一股肉香,“又带着一种腥味,和说不清楚的什么味”。循味而去,两个犯人在锅里煮肉吃,还招呼司继才同享。日记记载,肉黑乎乎的,皮又有些发白。司继才奇怪哪里来的肉,忽然想到是人,顿时感到恶心。身为小组长的司继才向管教报告后,吃人肉者得到惩戒,但饥饿和死亡不会由此停止。

  在笔记和司继才的记忆中,有大量夹边沟死难者的记录。譬如一个在土窑上写下“坐以待毙”而后真地坐着死去的人,一个为了虚幻的“改造好了可以回家”的宣传活活累死的青年,手里攥着家信;一个前来探亲目睹丈夫被捆绑致死随即自杀的妇女……这些记忆的一部分收入了杨显惠著的《夹边沟纪事》中,夹边沟因此开始为人熟知,成为最著名的劳教死亡营。

  在当时的中国劳教版图上,夹边沟是一个很不起眼的小农场,三千人左右的规模不算太大,即使在甘肃也远非受人注目。特别的是,这3000来名劳教分子绝大多数是“右派”知识分子,包括傅作义的弟弟傅作恭等人,大部分又在三年饥荒中饿死,幸存者只是零头。“右派”的帽子没有夺走幸存者的叙述能力,围绕这个小地名,集中产生了数种文献,《夹边沟纪事》之外,尚有美学家高尔泰的《寻找家园》、何凤鸣《经历--我的1957》和邢同义的《恍若隔世--回眸夹边沟》、王吉泰的《大祭灵》、赵旭的访谈录以及导演王兵的《夹边沟》电影等,形成“夹边沟现象”。杨继绳以描写三年大饥荒为题材的《墓碑》也涉及到夹边沟。这或许是冥冥中的天命对于中国劳教记忆的特殊馈赠。

  1957年6月,夹边沟劳教农场开办,原来是劳改农场;1961年底,夹边沟农场因为死亡太多被关闭,以后被部队接管。在短命的历史中,夹边沟体现了一个劳教营的全部特性,并发挥到极致:沉重而荒谬的强迫劳动,早已超出所谓“自食其力”的层次;严酷的人身剥夺和暴力镇压,与真正的监狱并无两样,劳改局下设劳教处,劳教犯和劳改犯人混同关押,管教可以为了偷一个萝卜虐死犯人;不毛之地的生存环境,住在戈壁地窝子里,不仅无法脱逃,甚至离开劳教营只有死亡,以致出现高尔泰书中记载的“自由人追赶监狱”;“教养”宗旨的欺骗性,所谓的“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意味着没有限定的刑期,后果更是赤裸裸的饥饿和死亡。

  根据司继才的讲述,夹边沟死尸成堆的被发现,并非出自上级有意调查,而是内务部长钱瑛司机的一次迷路。据说,当时场长还想把钱瑛等人捆起来,可见素日之骄横。解救了夹边沟幸存者的钱瑛,文革中被关入了秦城监狱,在监狱医院患癌症去世。

  今天的夹边沟,“右派”尸骨已为亘古风沙湮没,多数变成了医学院的实习标本。司继才的笔记本,也没有机会进入反右或大饥荒博物馆。但国人毕竟知道了这个不起眼却惊心动魄的小小地名。

 

兴凯湖

 

  1959年4月,北大数学系的“右派”分子陈奉孝和几千名劳改、劳教男女犯人一起,从北京被转移到中苏边境黑龙江密山县的兴凯湖农场。这是北京市公安局新添的劳教营,和劳改农场合二为一。陈奉孝本人是判刑的犯人,但北大物理系判处劳教的谭天荣和他同批押送。

  根据姚小平在《老照片》杂志撰文,由于地近苏联,兴凯湖有条特殊规定:越狱的犯人被抓获,可以就地处决。几名试图通过冬天结冰的湖面逃亡苏联的囚徒,遭此厄运。

  兴凯湖农场是一片沼泽地,要靠犯人排涝造田,种粮自给,劳动量惊人,一个中队二百多犯人要种近一万亩水田。冬天则要顶着“烟泡”造渠修路,用赤脚踩碎水田上结的冰,搅拌冻土。劳动的强度,同处密山县的云山畜牧场发生的“夺命大豆事件”可为一证:由于在饥饿和秋雨中连夜抢收大豆,一夜之间有7人活活累死。

  到处是沼泽和漂浮的草甸子,割乌拉草的犯人们不小心就会遭遇灭顶之灾。犯人住的是和夹边沟类似的地窝子,冬天的“烟炮”会把住处全部埋住,夏天的小咬则可以叮死人,一个跟管教顶撞的犯人被脱光了绑起来喂蚊子,三天后就死去。谭天荣先后关过兴凯湖、清河和团河三个农场,在他记忆中,最苦的是兴凯湖农场。

  三年饥荒时期,兴凯湖和夹边沟一样大量饿死人。跟陈奉孝一起分到四分场一中队的75名犯人,到1967年农场解散时活下来的只有29名,绝大多数死于饥荒。陈奉孝尽力记住了24个死者的名字。一个饥饿的犯人甚至捞住陈奉孝刚拉出尚未落地的大便塞入嘴里。一次陈奉孝和另一人抬死尸去埋,挖坑时发现冻土下已经埋了一名死尸,索性两人合葬。兴凯湖埋葬死者的坟地之一叫太阳岗,似乎这些劳教分子真是沐浴着红太阳的光辉遇难的。

  2002年,北京潘家园旧货市场发现了一份《“右派”分子死亡情况调查表》,总共94名死亡“右派”中,有5名来自偏远的兴凯湖,其中包括了中央实验歌剧院教员和“民建”北京分会副会长。这5人都死于饥荒真正发生之前的1958和1959年。至于饥荒中兴凯湖死去的劳教者,并无文献记载。

  在兴凯湖农场,有两样著名的发明:石棺小号和“三两八”。前者是用于惩罚违规犯人的禁闭室,高一米左右,宽不足一米,长一米五左右,不透光线,形似一具石棺。陈奉孝在其中被关押了三个月。后者是饥荒时期北京市狱政的“科学发明”,让关小号的犯人一天吃三两八玉米窝头或稀饭,据说是一位法医研究出来:一个人只要不干活,躺着不动,每天吃三两七钱五的苞米面就饿不死,四舍五入成了“三两八”。据说有犯人如此被关小号一年多,竟然没有饿死,足见此研究成果之“科学”。

  《北京市监狱劳教志》记载,兴凯湖农场是北京市劳改劳教局下辖的超大型农场,全场水陆面积13万多公顷,同时管理劳改、劳教和所谓留场就业人员。到1966年因与苏联交恶、防范战备风险移交地方时,前后共关押犯人14729人,劳教人员5635名,还有留场就业人员(所谓“二劳改”和“二劳教”)近15000名。如此规模和人数,只有清河农场堪与匹敌。

  陈奉孝刑满后“留场就业”,文革后回到了山东老家潍坊。2010年笔者见到他时,他的腿上还保留着当年“坐老虎凳”硌下的铜钱大小的疤痕。他在兴凯湖农场的同伴谭天荣,则在青岛的一处两居室宿舍中孤身度过晚年。20来年的劳教和“二劳教”生涯,完全夺去了他年轻时的物理学天才和“学生领袖”(毛泽东语)风采,以及爱情和婚姻幸福,但并没有抽掉他衰老皮肤下的硬骨头。

 

清河茶淀

 

  去世之前,张元勋一直在用一根手指,一个字一个字地敲出一本叫《河岸》的回忆录,记录他在清河农场的经历。

  清河茶淀农场,并非如它的名字寓意的田园。由于僻处渤海之滨,有着半岛的特殊地形,又因盐碱地改良的需要,早在解放之初,它就成了北京市处置抓获的“敌特分子”的中心。1957年下半年开始接收劳教人员,到第二年末已劳教6400余人,在全北京市劳动营系统最多。1983年清河茶淀农场劳教部门撤销,现仍为北京最大的劳改农场。

  张元勋1957年来到清河,这里不通车,半岛入口驻扎部队,农场里岗楼铁丝网交织。张元勋所在的劳动营条件简陋,就在营房周围栽上一些电线杆,拉上8号铁丝电线,圈出几亩地。人粘在网上,电网并不停止运作,有时清早起来,看到电网上有人,大都是晚上想不通的触网自杀者。亲历者杜高根据公安部内部档案记载,清华大学学生“右派”郭道宏,“不忍饥饿,企图逃跑,爬电网触电死亡,倒毙在离电网一米处”。

  长年监禁,犯人的性需求成为无法解决的难题。张元勋回忆,一些因流氓罪名被劳教的女青年精神失常,裸体隔着铁丝网对异性看守高呼“来操我吧”,为此不得不把看守换成女性。张元勋同队的一个小青年因为长得清秀,成为多角同性恋的中心,受到开会批斗。最离奇的一件事是,劳动队养的一条母猪半夜里被人强奸。

  1960年开始,大饥荒不例外地扫荡了这里。犯人一月的伙食直降为6斤棒子面,鲜草铡碎了煮熟,搀和棒子面做黏合剂,和猪食没有区别。和夹边沟一样,劳教犯成堆死去。一天早上张元勋醒来,邻铺的犯人已经无声地死在被窝里。劳动队的厕所在院子里,有时早上起床,院里倒着七八具死尸,是半夜去上厕所一头栽倒的人。

  浮肿到膝盖的张元勋也担任了埋尸任务,搭档是一位神父。埋尸的地点在一处河岸堤坝,正是他回忆录名字的来源。饿死的人或浮肿或干瘦,体重变得很轻,“和一只鸡差不多”。幸运的是,他们或许能得到神父的祈祷。张元勋说,河岸上埋葬的饿殍大约有上千人,写出来是一部现成的《悲惨世界》。

  2002年姚小平在潘家园发现的《死亡“右派”分子情况调查表》中,全部94人中有84名来自清河农场,其中绝大多数死于1960和1961年,除了高校学生,更有许多中央部委的干部,此外还有和尚、阿訇各一名。死者全部是青壮年,在“劳动教育”的名义下被剥夺了性命。

  1962年,清河农场幸存的人员被转移到京郊团河农场“就食”,张元勋和谭天荣都在其中。直到这时,张元勋才确认自己脱离了死亡。死亡危机过后,又被送回清河。

  劳改期满的张元勋,先到管教科领取一张释放证,随即又到“留场就业处”报道,释放证被收回。“二劳教”“二劳改”把刑罚变成了终身制。直到文革结束,张元勋才恢复自由身。

  

峨边沙坪

  

  78岁的铁流住在北京东郊。他是四川人,在反右中与流沙河一起被打成反党小集团,送往峨边县沙坪劳教营。根据《当代四川简史》,1957年四川划右共约60000人。应运而生的沙坪农场成了流放的一大去处,一万多名“右派”身入此处。讽刺的是,其中包括了不久前负责选址的两位劳教局干部。

  铁流在沙坪劳教营呆了大半年,转往筑路支队修筑铁路。沙坪农场的饥饿不同于别处,从建场第一天就已开始。由于此前没有农垦基础,不毛之地涌入大量人口,口粮定额不足,犯人的定量只有一月22斤,还经过层层克扣,到嘴里只是一碗包谷面汤。冬春的劳动量很大,管教的训词则是“要想吃舒服,就得拼命开荒种粮,人民政府不会拿粮食白养你们”。

  由于高寒的自然条件,农场的土地收不回种籽,口粮标准进一步下降后,死亡随即大量出现。根据林宪君的回忆录,三年大饥荒中全农场死亡人数过半,超过5000人。林宪君亲手掩埋过的死者在百人以上。他所在的小组开始有23人,数月后剩下7人,与其他组合并为20多人后,几月后又减为6人。

  所有的死者一律无棺木墓碑,一穴埋葬几十甚至上百人,埋人最多的荒坡几年后种上南瓜,得名“南瓜山”。2007年,铁流重访“南瓜山”凭吊。

  沙坪农场的饿殍中包括了著名的“右派”分子董时光。董时光是留美教育学博士,他的哥哥董时进是近来颇为著名的农学家,兄弟在易代之际的去就正好相反:董时进观望而终于离开大陆,在台湾继续研究土改;董时光则从美国回国,受周恩来亲迎,在西南师范大学任教。“反右”中,董时光因“出言狂妄”批评党员和主张教授治校被打成“右派”,当时同在西师任教、与董时光为朋友的吴宓日记中,多处有董时光受开会批斗的记载。遣送至沙坪农场后,董时光在饥饿面前低下了骄傲的头颅,每次吃完饭都用指头刮桶里残留的浆糊充饥,并回答狱警“比美国面包还好吃”。1958年,董时光和铁流一起调往筑路支队,1961年出差路上饥饿,用呢毯换了一斤干牛肉一口气吃完,不料肠胃饥饿过久无法消化,肠梗阻暴毙。

  

青海湖

 

  如今的青海湖劳教农场早已废弃,当年农场残破的照壁上,领袖画像和语录字迹仍隐约可见。

  1958年去西宁的路上,火车坐了3天2夜,陆锦碧的脚肿了。这位长在红旗下的华东政法学院青年教师,因为响应系党支部号召提意见而戴上“右派”帽子,被发配到遥远的青海,在西宁郊外的工厂里劳动改造,由于表现好三年后“摘帽”。

  但这只是幻景。由于当了著名法学家杨兆龙的女婿,沾染上“反革命”嫌疑,1965年他被重新“戴帽”,判处劳教三年,送到青海湖以北、祁连山下的八宝农场。

  八宝农场建立于1957年,专门关押“右派”和其它劳教分子。陆锦碧回忆,农场高峰时期有1万多人。农场紧邻祁连山下,海拔达到近3000米,严重缺氧,夏天沙尘暴,冬天气温接近零下30度。场区没有警卫,因为地处荒凉,逃跑的唯一道路是翻越祁连山,有似当年红军西路军失败后的逃亡。陆锦碧来到农场,看到20几个锯掉双腿的人,都是逃亡途中被冻掉。  

  据原青海省公安厅干部尹曙生《劳动教养和反“右派”斗争》一文记载,三年饥荒中青海劳教人员死亡4000多人,其中3000多人是“右派”分子,1000多人是女性。青海省省属劳改、劳教系统3年死亡三类人员(劳改犯人、刑满就业人员、劳教人员)49000余人,占总数16万人的30%。杜甫笔下“古来白骨无人收”的青海湖,叠压了新的白骨。

  由于没有食物,大量劳改劳教犯和移民被遣散回内地,自谋出路,或者自行逃散。一些人在“大逃港”潮流中出境,陆锦碧在自制半导体中听到,幸存者在港台电台中讲述“十万爱国志士,困守祁连山下”。

  陆锦碧在八宝农场期间,冬天雪太大,压垮了一座女劳教人员住的草棚子,棚子里的19人全部身亡。这些女劳教大多原是中学生,在1958年“清理大上海”的运动中,她们因为所谓“跳黑灯舞会、贴面舞”被送至青海劳教,葬送了青春。

  1966年,八宝农场被撤销,陆锦碧和难友们一路西迁,直至柴达木盆底边缘、昆仑山脚下的伊克高里农场,海拔3800米,遍地是白花花的盐碱,像镜子一样反光,碱蓬是少数仅有的绿色。农场原址是一处河南移民生产队,队员都在大饥荒中饿死和逃亡。  

  八宝农场或伊克高里远不是青海仅有的劳教营。据《青海省志·劳动改造志》记载,当时青海的劳改劳教农场共达32个,畜牧场23个。以青海湖为中心,海西有德令哈农场(下辖五个分场,管理5万犯人。德令哈这个听来富于诗意的名字,当时却是严寒、沙尘暴和刑罚的同义词,有犯人被沙尘暴吹至失踪。)、格尔木农场、香日德农场、诺木洪农场、哇玉香卡农场、查查香卡农场、马海农场;海北有浩门农场、青海湖农场和八宝农场;海南有曲沟农场、塘格木农场(文革学生领袖蒯大富、韩爱晶以后曾关押在此)、巴仓农场、吴堡湾农场、新哲农场;海东有甘都农场。农场的总面积达到耕地总面积的23%;监狱系统向国家交售的“爱国粮”,占全省统购粮的接近四分之一。

  环绕自古著名的青海湖,形成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劳动营。由于中央“移民戍边”的意图,大量出身不好的农民和水库移民,以及一些逃避政治歧视的“盲流”迁徙至此,构成庞大的罪人群体。当年的劳改局干部回忆,青海一时成了“监狱”的代名词。《青海省志·劳动改造志》记载,仅大跃进后的三年,青海就调入犯人95000人,有25000名劳教人员从外地送来,分散在各个劳动营里,其中有5000多名女性。一位当年的劳改局干部形容,整个青海省几乎成了一座大监狱。

  青海一直是江浙地区劳改劳教犯的主要遣送地区。据说当时上海和江、浙一带的老百姓,在哄吓孩子时,总是说:“再闹,再闹就送你到青海!”遣送过程一直持续,陆锦碧在青海就担任了后来者的生产组长。到文革结束后遣送仍未终止,且犯人刑满后一律不许回上海。《上海监狱志》记载,1965年上海市第一劳改队整体搬迁至青海。文革后期,打群架入狱的上海犯人王士才,和2500名狱友一批坐闷罐子棚车被遣送到西宁服刑,户口也迁出上海落户青海,陆锦碧担任他们的生产大队长。王士才在青海呆了5年多,1982年刑满,得益于公安部长赵苍璧“犯人哪来哪去”的讲话,回到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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