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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心理是可怕的,运动力量也是可怕的
   

  人们被不断的民众运动大潮所裹挟,看似积极主动参与,其实不论情绪、精神状态还是身躯,都是被动地被推着走的。许多人一经运动,终生无以摆脱动态,再也静不下来。爱国以民众运动为主要形式、诉求越正当,越是迷人,越会卷入一代代优秀青年,对一个国家的毁坏更会超过它的正面推动


  老高按:圣诞来临,元旦在望。向各位博友、读者恭贺佳节,祝福新年!
  年底国际媒体照例都纷纷推出今年十件大事,在其国际大事栏,都必会列入“香港‘反送中’引发半年多抗议潮”,抗议浪潮延续至今,直到圣诞节这一天,香港还发生了多处冲突。
  人们(包括我)一直同情和支持抗争的学生和民众,也一直预料,根据中共的本性,如果请愿者不退让,最后必然是“坦克说话”“六四再现”。至于动手时节,人们预测了多个deadline,香港回归周年纪念日之前,中共建政国庆70周年之前,十九届四中全会之前……现在这些日子都过了,却仍然没见其动手,而香港的情况一直在继续恶化,从社会政治秩序,蔓延到旅游、经济、文化、社会心理。
  另一种声音不容忽视地浮现出来了。我认识的民主自由信奉者中间,有些人迟疑着停下了为抗议者喝彩鼓掌加油,有些人对香港民众的抗议运动产生了更多维度、更多层面的思考和分析——试图与抗议者磋商、切磋,也不无引导之意。火头上的抗议者很难听进去,与任何一场群众抗争一样,把这样的意见斥作“投降派”“胆小鬼”——这让我想起三十年前一些深谙中共本性的知识分子徒劳的呼吁。事过之后,人们才醒悟,当时推动中国改革、宪政转型的派别力量,是怀着多么焦灼的心情,竭力劝阻学生停止绝食,不要激化矛盾;而当时不停地火上浇油、刺激抗议者升级、唯恐学生退让的,恰恰是顽固拒绝改革的势力,包藏祸心。
  这时,我非常尊敬的旅美学者林达女士十多年前发表的《杀君马者道旁儿》一文,重新流传于网络。无疑,此文并非针对香港“反送中”,1919的五四,与2019的反送中,更不能简单类比。别的不说,两个运动的对手,实在太不相同了。1919年五四青年实在是身在福中不知福,他们遇到了多好的通情达理、讲法治、尊自由的对手!
  但是令我佩服的是,她十多年前写五四的历史,十多年后读来,我感到文中涉及的问题,许多正是我们,尤其是身处抗争第一线和助威第一线的人,应该思考、悚惕的。
  

  杀君马者道旁儿:读《罗家伦与张维桢——我的父亲母亲》

  林达,《书城》2008年1月号

  最近读罗家伦女儿对父母的纪念文集。先浏览了此书作者的出版后记。罗久芳提到,编辑高艳华女士建议:把纪念文字和传主遗作合而为一,合成一本“从多个角度出发的传记”。罗久芳希望,这样安排,能使得“读者不仅能从中认识我父母亲的生平,也能够体会出他们那个时代的沧桑。”读罢,感觉这个设想真是很成功。
  罗家伦曾出任清华大学(1928年8月至1930年5月)和中央大学(1931年至1941年)校长,清华从一个半旧半新的学堂转型为一个现代化大学,罗家伦是最初推手。罗家伦以他三十来岁的旺盛精力、多年游学欧美的见识和过人魄力才干,给梅贻琦继任主持清华发展,打下了重要基础。除了教育家,罗家伦又是外交家和著名学者。可是,正因为他和胡适一般,曾居于海峡另一端,一个出色前辈,也就迟迟不能被此岸的故国后人有所了解,这本书不是面对学者研究圈,而是面对我这样的普通读者。可它又不是对先人歌功颂德的泛泛之作,而是让我们有机会以一个新的角度去审视前辈和他们的旧时代。那个时代并不因其远去就和我们毫无关联,它是我们经历的新时代的母亲。例如,罗家伦一辈所经历的、我们现在年年还要纪念的五四运动。
  我们看先辈学人,总有个明知故犯的偏差,就是很容易注重他们功成名就之后正襟危坐的模样,便以为这是他们一以贯之的形象,而忘记他们也曾经年轻,曾经也是嬉笑怒骂、活蹦乱跳、口出狂言的毛头青年。读到五四,不由想起自己中学的教导主任杨漱敏,她是九三学社创始人笪移今先生的夫人,高度近视眼,一头短短的白发。在一二.九运动纪念日,她主动向我们回忆当年之亲身经历。那些书本上的意义我都忘记了,留下印象的就是亲历者的细节,说是一招呼大家就去了,一会儿要跑,就拼命跑,要站住,就满街挤个水泄不通,小姑娘的杨漱敏最惊讶的是,看着两个男同学被挤得跳进了街边一口大大的空铁锅。还有回到学校又如何兴奋得很多日子静不下来。这让我知道这些事件不是历史课本上一个抽象的概念,这是一件具体的事情,而参与者多为比我当时大不了几岁的学生。
  五四运动源于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德国在青岛的权益转让给了日本而没有归还中国。这里面除了中日私下交易,还涉及一次大战中国的参战程度,涉及巴黎和会的力量配比,种种复杂纠葛导致出这样一个结局来,有历史的偶然和必然,这不是本文探讨的范围。只能说,这样的结果在当时的北京大学,必会引发出一场以爱国为主题的学生运动来。
  1919年5月4日那一天,游行集会抗议都不在话下。最后的高潮是发生了火烧曹(汝霖)府和“痛打卖国贼”章宗祥的事件。章宗祥被殴重伤,一度生死不明。读“五四”的罗家伦回忆,最初引起我兴趣的,正是围绕这一历史细节前前后后的故事。
  为了反对中日密约,“五四”一年前的1918年,已经有了一次新华门总统府请愿的学生运动。这两次运动罗家伦都是发起人之一,更因其后者被称为“五四干将”。这个干将在1918年发起请愿是21岁,“五四”那年是22岁。大家都知道,那一天群情激奋。在走出校门前的一次集会上,四年级学生许德珩慷慨激昂发言。他25岁才进入北大,1919年29岁,是学生中年长的一个。他后来成为九三学社发起人之一;会上刘仁静挥动小刀意欲自杀,他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代表,当时17岁。后来代理北大校长、也是后来的台湾大学校长的傅斯年,一些书中称他为五四学生领袖,其实不然。五四那天阴差阳错,他本来要被学生推选为副主席的,结果被一个同学打了一拳,一怒之下傅斯年和五四运动脱离干系,再无瓜葛。傅斯年当时23岁。
  关于发生在曹府的故事,现场目睹的人并不多。许德珩当时在场。他不仅后来一直是九三学社的领导人,还坚持申请加入共产党达53年之久,在九十岁才如愿以偿。他长期作为大陆政治人物中的五四先驱,为我们传承这段历史。
  罗家伦后来去了海峡的另一边,他当时也在场。他非常中性仔细地描述了当时发生的事情。章宗祥先被群众痛打一顿,“忽然有人说‘打错了’。大家便一哄而散。”章已经不能起来,对一个被认为错打重伤的无辜者,在场学生无人救助。而是由在场的一个日本人和一个佣人把他抬出曹府抬到一个杂货店。“群众中忽然有人叫‘刚才并没有打错’”,就“重新把章宗祥拖进曹宅来,”唯有那个日本人冒死试图保护他,学生们“拆散了一张铁床,拿铁床的棍子来打,所以章宗祥当时确是遍体鳞伤,大家以为他已经死过去了。……我还亲眼看到江绍原拿了一床红绸的被子,拖在地上,撕了一块红绸,拿在手里,乱晃几下,说是‘胜利了!胜利了!’”曹家的室内陈设被学生门纷纷砸碎,包括众多香水瓶,“香气四溢,不可向迩”。罗家伦看到高等师范的学生从身上掏出许多自来火(火柴)开始放火。罗家伦在回忆中问道:“如果他们事前没有这个意思,为什么要在身上带来这许多自来火呢?结果,曹宅烧起来,徐世昌便下了紧急命令,叫军警捉人。”罗家伦出了前门,可是救火队和水夫,已经把一条街挤得水泄不通。几十人尚在曹宅来不及出来,被军警逮捕,其中就有许德珩。
  五四当天,一场民众抗议政府对外政策的爱国运动,就以一个纵火及殴人重伤的高潮告终。在如此混乱的民众运动中,发生这样的暴力刑事案件,古今中外都难避免,更何况中国民众大规模请愿干政,还是初试牛刀,不割出血来才是奇怪事情。问题是割出血以后怎么办?
  我觉得好奇的是,我们可以看到,大规模“运动”本身就有制造问题的能力。一旦问题被制造出来,一是新问题成为当务之急,而引发运动的国家大事反而退而为其次;二是新问题可以成为“运动”的进一步推动。两天后,章宗祥还没脱离危险,曹宅当然已经烧光。记得我们的历史课本上没有罗家伦这样的细节,历史书也在暗示和引导我们:痛打、火烧的对象既然是卖国贼,也就是无可厚非之正义行为。就在当时,大多人怕也是持这样看法,否则事情不会如此发生。
  不到22岁的罗家伦五四那天回来累得倒头大睡,第二天起来,还在奔走,并且参与了全体通过的北京学生罢课决议。
  在一年前的(1918年)新华门总统府请愿的运动发生时,事件一发生校长蔡元培就立即辞职。最后是学生表示退让回校,由罗家伦等学生劝说校长回来。这几个学生有个基本概念,就是不能伤害北大。为此,发起运动的罗家伦还被顾颉刚痛骂了一顿,1918年,顾颉刚25岁。
  而这一次,1919年五四出了大事,有多名学生在曹府现场被捉,蔡元培根本不提辞职,而是主动联系所有大学校长,商讨如何要求北京政府释放被捕学生。
  在一个成熟的法治国家,这类事情的处理是桥归桥,路归路。抗议集会在法律容许范围,政府不可以不批准;发生违法暴乱行为,独立的司法不可以不惩治,政府行政分支干涉都无用,行政干预司法乃宪政法治之大忌,休提。当然再往前推一步,是政治透明,重大外交举措不可以隐瞒民众。而1919年的中国,很容易一步错而步步错,或者说一步偏差而步步偏差,整个思路逻辑都对不上。政治是不透明的,民众抗议是容易失控的,司法不是独立的,所以被捕学生事情是政府行政说了算,这样歪打正着,倒也就有交易可做。
  罗家伦估计的政府思路大致不会错:“因为他们知道如果长久的罢课下去,一定是要出事的。而且五月七日是国耻日,更容易出事。”所以北京政府刚刚听到学生决定罢课的消息,就把“明天全体复课,明天就立刻可以放人”的交换条件提交给大学校长。5月6日当晚10点,蔡元培紧急召集北京各大学校长,在他的办公室接见学生代表。罗家伦回忆,学生代表都说“昨天才决议罢课,明天便要复课,乃是办不到的,我们也负不起这个责任。”唯一例外地赞同这个妥协的是罗家伦:“我说:‘现在如果尽让同学们关在里面,也不成事,况且我们这一次有放火及殴伤等重大情节,(当时章宗祥还没脱离危险境界,有两天没有大小便,医生说他命在旦夕了。)适巧政府又捉去我们几个人,用这几个人去抵命,也是没有办法的事。’”罗家伦向校长们确认妥协交易的可靠性,校长们说,“我们可以以生命人格为担保,”还告诉学生代表,京师警察总监“吴炳湘也曾发誓过‘如果复课而不放学生,我吴炳湘便是你们终身的儿子。’”于是,罗家伦说,“我以为既然如此,我们就复课好了。”其余学生领袖一致反对,可是既然罗家伦说出来了,他们居然也都勉强照办,可见22岁的罗家伦在学生中也确是最有威望的领袖。第二天北京各大学先后复课,“到了十点钟,全部被捕同学从警察所送回学校来,大家都列队在门口迎接,当时那种痛哭流涕的情形,真是有家人父子于离乱巨劫以后相遇时之同样感觉。”
  过去我们更多看到蔡元培救援学生一节,现在下文已经渐渐为人熟知:学生出狱,蔡元培就离北大而去。留下的一封辞职信引的典故成为学生们费解难猜的谜,“杀君马者道旁儿。”“民亦劳止,汔可小休。”罗家伦回忆说,学生们纷纷去请教国文老师,让那些被新文化运动冷落的老夫子们好好得意了一番。对于当时北大学生的国文水平来说,这实在没什么难懂的。或许是他们不愿意或不相信他们读到的意思罢。蔡元培清楚看到,虽身为校长,下面的局势他无力回天。
  下面是没有蔡元培的学生们自己运转的北大。章宗祥还没有脱离危险,“时时有死耗之传闻”,学生们显然还在担心是不是有司法的追查问罪,“刚巧北大有一位同学叫郭钦光,在这个时候死了,他本来死有肺病的,在‘五四’那一天,大约因为跑得太用力了,吐血加重,不久便死了,当时大家怕章宗祥和我们打官司,所以订下一个策略(这个策略之最初主动者便是狄君武)硬说郭钦光乃是在‘五四’那一天被曹家用人打死的。于是郭钦光遂成为‘五四’运动中惟一烈士,受各处追悼会之无数鲜花美酒吊祭,和挽章哀辞的追悼。在上海还有一位女士,当众痛哭郭烈士。”虽然这一“策略”不是罗家伦提出,他显然在当时也接受了。所不同的是他不掩盖事实,还在事后反省这样做的正当性。
  北大学生走向全国,派去的学生密电回来,告诉北京同学“可以相机发难”。于是,学生领袖分两天派出几百名学生出去街头演讲,就又有被捕。这次学生被捕已经不涉命案,也在预料中,就有慷慨以赴的气慨,甚至又成策略:被捕本身又可推出高潮,罗家伦如地下工作一般,偷偷发出学生被捕的电文,成为各大城市新的耸动新闻。南下点火的北大学生,遂发动劝说上海商家罢市,“甚至于要求不遂,向商店老板跪下去。到了六月四日,全上海罢市了,别的地方跟着罢市的也有好几处,而天津方面,因为一个南开学生马骏在商会代表的前面,用一只碗向自己脑壳一打,表示他要求的决绝,商会方面的人大为感动,也罢市了。”
  这让我想起以前看到的五四前后的梁实秋。清华学生梁实秋也跟着同学去前门外珠市口演讲,聚集的民众阻碍了交通,有汽车按喇叭,激怒的民众顿时捣毁了一部汽车。梁实秋反思道:“我当时感觉到大家只是一股愤怒不知向谁发泄,恨政府无能,恨官吏卖国,这股恨只能在街上如醉如狂的发泄了。在这股洪流中没有人能保持冷静,此之谓群众心理。”章宗祥的儿子也是清华学生,和梁实秋同宿舍,五四后悄悄离开学校。但是他的床铺被同学砸烂,衣箱私人物品被四处乱扔。梁实秋对此尤不能认同。那一年,梁实秋16岁。
  接下来,是天津上海向政府提要求,要求“罢免卖国贼”和“不签巴黎和约”。要求前提,就是释放学生。这时,北大临时拘留所的“学生还不肯出来,因为他们一出来要减少了天津及上海方面的紧张空气。到了第二天,步兵统领衙门和警察所却派人来道歉,他们才肯出来,”拘禁在警察所和步兵统领衙门的学生更不肯出来,“以后预备了汽车和爆竹送他们出狱,还是不肯。最后一个总务长连连向他们作揖说:‘各位先生已经成名了,赶快上车吧!’”民众官府的力量对比可见一斑。直到五四5个月后,学生会派罗家伦去请回蔡元培,蔡元培“慨然答应”。也许,蔡元培看到,五个月下来,已是学生“可小休”的时候了。事实上,到年底,北大学生为另外事情,和政府又起过一次冲突,罗家伦也首领其中。可是,如蔡元培知道的,已经到了罗家伦和学生们看到“学生运动也就衰落下去”的时候了。
  罗家伦曾总结衰落原因,认为:一是“青年作事往往有一鼓作气再衰三竭之势。”二是“第一次学生运动”都是用功学生负责,“但是到后来久动而不能静,有许多人只知道动而不知道读书,于是乎其动乃成为盲动。”三是,“最初动的学生,是抱着一种牺牲精神,不是为了出风头”,而他们的“名声较大,大家知道得多了,于是乎有许多人以为这是成名的快捷方式,乃是出风头的最好方式,结果个个想起来动,结果必至于一败涂地。”四是后来的各种政治成分加入,“往往起于内部的破裂”。也许还应该说,运动是短暂的事情,能够达到的目标是有限的,自然会衰落。可惜热血沸腾之中,很少有人肯在合适时机见好就收。
  当然“五四”包括了前前后后的文化运动,不是一个简单学潮。罗家伦在总结五四影响的时候,不认为表面胜利是重要的。他认为重要的是推动形成民众组织和扩大新文化运动,“唤起了全国青年对于国家问题的意识”。罗家伦入学北大那年,恰是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同一年,他最清楚看到,没有蔡元培推动的新文化运动,不会有发动五四的北大学生,他们对国家问题有了意识,可是在这样的意识下做什么和怎么做,又是另一件需要探讨的事情。至少这样的学生运动,并非是蔡元培所希望看到的景象。梁实秋甚至认为:新文化运动的“探求新知”都不宜“过于热心”,以至“学校的正常的功课反倒轻视疏忽了”,然而有能力给自己内心安排出空间、去深入探讨这样问题的人并不多。因为运动大前提的爱国重量压倒一切,其余探讨也就复杂困扰而“渺小”到难以启齿的地步。
  提到北大学生1918年的总统府请愿,罗家伦说,这是一件“很少有人提起的”事,他还说,“(说句没出息的话,这也是民众请愿的第一次)。有了这件事做引子,再加上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五四’运功的产生,几乎是事有必至。”。五四以后,北大更是脱离不了政治了。不仅五四是必然的,此后中国的轰轰烈烈都是“事有必至”。人是需要精神支撑的,需要自己有正义感有爱国心有道德的精神追求,尤其是处在如北大清华这样精神上层。五四这样的大事体于历史留名,表现出宏大叙事的正确,支撑起一代代前赴后继的青年学子的道德感。这里有牺牲有流血有牢狱,使得任何要往深处走一步,提出批评检讨的人,都可能在道德上先输一头。
  但是,并非所有的人都不能走出历史所规定的局限。还是有少数身陷其中的人,有能力自己拔出脚来,甚至走出喝彩声以及五色光环。从困惑开始而寻出它背后必然的负面效应,认识到,在一定条件下,这样的负面效应会毁掉一个人,23岁的罗家伦,就已经有了反省自己的能力,“好不容易,辛辛苦苦读了几年书,而去年一年以来,忽而暴徒化,忽而策士化,忽而监视,忽而被谤,忽而亡命……全数心血,费于不济之地。”反省的还有五四时才16岁的梁实秋。五四建立的清华学生会,在此后有权评议学校事务。梁实秋担任了几年评议员。他说,“我深深感觉‘群众心理’是可怕的,组织的力量如果滥用也是很可怕的。”清华学生在短短时期内驱逐了三位校长。“学生会每逢到了五六月的时候,总要闹罢课的勾当,如果有人提出罢课的主张,不管理由是否充分,只要激昂慷慨一番,总会通过。”
  在一个内忧外患状态下,人们被不断的学生运动民众运动的大潮所裹挟,看似积极主动参与,其实不论情绪、精神状态还是身躯,都是被动地被局势推着走的,休谈“独立”。几乎很少有人能够置身事外。那是有人喝彩的游戏,即便不殴人纵火“暴徒化”,那种“决策于千里之外,运筹于帷幄之中”的政治“策士化”,以及梁实秋看到的失去个人独立而从众的状态,仍然有着致命吸引力。有许多人更是一经运动,终生无以摆脱动态,再也静不下来。爱国以民众运动为主要形式、形成滚滚不息潮流,诉求越正当,越是迷人,越会卷入一代代优秀青年,对一个国家的毁坏更会超过它的正面推动。虽不断有人意图作运动和领导组织的具体改善,却往往看不到此乃硬币之两面,弊端与生俱来无可根治。归根结底,这不是冷静审慎坚实的制度改革,虽披以现代外衣,它仍然轻而易举就可能潜移默化为中国式的政治权术操作。
  身为校长,蔡元培当然第一个预料到五四对学生志趣与品性的改变。接任校长的蒋梦麟回忆道,蔡元培说,学生们“既然尝到权力的滋味,以后他们的欲望恐怕难以满足了”。
  五四以后,蔡元培《告北大学生暨全国学生书》中,称“诸君唤醒国民之任务,至矣尽矣,无以复加矣!”“一时之唤醒,技止此矣,无可复加。”你们做到登峰造极处了。不知学生听了是否全当作夸奖吞进肚里。蔡元培又转回来表示,真正寄希望看到的中国青年和未来国民是“扩充其知识,高尚其志趣,纯洁其品性。”“推寻本始,仍不能不以研究学问为第一责任也。……使诸君果已抱有恢复原状之决心,则往者不谏,来者可追”。在五四前,胡适和陈独秀两名教师、罗家伦和傅斯年两名学生,在北大受到保守派最大的压力,然而“胡适虽然同情学生诉求,却认为这场运动也是一场不幸的政治干扰,不仅破坏了北大的教学制度,阻碍了‘新文化运动’的进展,也促使他放弃了‘二十年不谈政治’的初衷”,作出这样思考的胡适,五四那年,28岁。他此后一直提倡“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
  蔡元培、罗家伦和胡适,属师生三代,此后却维持了长久的特殊友谊。他们对五四不同于寻常的推敲,是这段友谊的一个重要纽带。在此后中国动荡的局势下,他们不可能远离政治,也没有放弃当动则动。可是,他们和五四那年四十岁的陈独秀,有着明显不同。他们不能完全在局势推动下随波逐流,在动与静、破坏与建设的局势之间,他们有自己的独特思考和不断挣扎。这种挣扎来自于他们能够穿透动荡局势,看到不论作为个人还是民族,当有某种恒定不变的东西。他们相信,这种东西沉淀下来,才是个人和民族立足的坚实基础。
  “杀君马者道旁儿”,你的马儿跑死,全因道旁欢呼喝彩的人太多。许德珩说,这是蔡元培在嘲讽当局;更多的人说,这是蔡元培在自嘲;罗家伦没有给出结论,仍称之为谜。我想,他的心中其实是有答案的。
  1919年5月9日凌晨,给北大留下这句话的时候,蔡元培51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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