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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流行反智民主 台湾说算我一个
   

【鱼论】世界流行反智民主 台湾说算我一个


全世界各国都选出了特朗普式的领袖人物,台湾这次选举只不过是再多添一个。

当今世界的潮流就是反正统,反传统,反常规,反建制,反不变,反稳定,反理智。

新生代的年轻选民尤其如此。

这次台湾大选蔡英文当选连任,只反映了两件事:

1)台湾社会跟香港社会一样,因为采用了竞争性的,你死我活式的,对抗性强的西方民主选举制度,造成了社会族群的严重撕裂,以及年轻一代与中老年一代之间巨大的政治理念鸿沟。在这一点上,事实上,香港只是个学生,而台湾已经当了数十年的教师爷了。蔡英文用以吓唬台湾选民的那句口号:“今日香港,明日台湾”,其实在香港已经造成了“今日台湾,明日香港”的事实。

2)意识形态盖过一切。什么治国能力,什么不懂经济,什么知识水平,什么营私舞弊,什么造谣撒谎,什么卑鄙手段,全都不在话下。只要反共反中,就是最大的政治正确。

那是那一句话:民主可以当饭吃。宁可饿死,也要争一张选票。明知是假的,也要当真的来对待。明明是赤身裸体,也要想象成身穿绫罗绸缎,头戴黄金珠宝皇冠,趾高气扬地上街炫耀示众。

有一个观察者网的网友说得好:

台湾就是中国文化 + 西方政治制度非常拧巴的一个存在。

请看宋鲁郑的三篇大论为您详述原因和理由。



宋鲁郑:台式民主是对中华文化的背弃

宋鲁郑

宋鲁郑旅法学者,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研究员

2020-01-08 07:55:35 来源:观察者网


【文/观察者网 宋鲁郑】

中国台湾地区是中华文明五千年以来唯一一个采用外来于自己的文化、历史、传统,移植西方政治制度的华人社会。从制度对比的角度来看,这是一个极其难得的样本。这是理解今天台湾社会现状的切入点。

制度和文化的关系,古今中外都有论述。正如西谚所云:“文化是制度之母”。英国政治哲学家艾德蒙·伯克一再强调,任何制度的变更一定要从自己的传统中延伸而来。可谓有什么样的文化就有什么样的制度。

中国著名学者钱穆也有类似的结论:“政治制度必然得自根生。纵使有些可以从国外移来,也必然先与其本国传统有一番融和媾通,才能真实发生相当的作用。否则无生命的政治,无配合的制度决然无法长成”。“制度决非凭空从某一种理论而产生,而系从现实中产生者”。他还发出这样的反问:“试问哪里有无历史因袭的政治,无传统沿革的制度,而可以真个建立得起来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儒学大师梁漱溟在总结民国乱象时也认为:“我们历年所以不能使所采用的西方化的政治制度实际的安设在我们国家社会的原故,全然不是某个人的罪过,全然不是零碎的问题”。“因为中国人民在此种西方化制度之下仍旧保持在东方化的政治底下所抱的态度。东方化的态度,根本上与西方化刺谬;此种态度不改,西方化的政治制度绝对不会安设上去”。(《中国文化的命运》)

从历史上看,台湾移植西方的政治制度是偶然因素与美国压力合二为一的结果。历史偶然因素,是指八十年代台湾情报部门联合黑社会“竹联帮”远赴重洋,在美国暗杀了《蒋经国传》的作者、美籍华人江南(事后证明他也是美国联邦调查局线人)。

华裔美籍记者刘宜良,笔名“江南”

真相曝光后,蒋经国不得不把当时掌管情报部门的儿子、实际上长期培养的接班人蒋孝武外放到新加坡,从此再也没有回到权力中心。随后不久,蒋经国宣布蒋家再也没有人会“选总统”。

美国压力则与中美建交有关。中美关系的改善以及成为事实上针对苏联的“准盟友”,台湾遏制大陆的历史性作用消失。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开始要求台湾移植它的政治制度。

蒋经国在自家人接班无望、美国压力又无法抗拒的情况下,只能接受。从根本上讲,台湾以西方为榜样的民主化并不是自身自然演变的结果,而是外力强加的结果。

民国时期著名学者张纯明在其著作《中国政治两千年》中指出:“各国的政治制度,特别是对于世界政治上有重要贡献的制度,很少是由于人力的悉心规划,大部分是历史演化的结果。”他进而举例称:“英国内阁出于‘枢密院’,‘枢密院’是君主的顾问机关,后来因为人数过多,不够机密,故择其中比较可信任者四五人,入直襄赞,委以心腹至意,是为内阁。此四五人皆君主的私人,非国会所能控制。经过若干时期,内阁才由君主的个人的顾问机关而变为对国会负责的机关”。

一方面,台湾今天的政治制度来自外部的示范和压力,另一方面它已有自己的政治制度,而且这种政治制度是几千年来形成的,是受中古时代的经济、科技、地理、历史等诸多因素限制演进而来。

所以这种矛盾和冲突决定了台湾现行制度的表现难以超越“两蒋”时期。这也是为什么历次民意调查结果显示蒋经国都是排名第一的领导人。或许有人认为今天的台湾远比“两蒋”时代自由。但自由毕竟不是唯一的标准。上世纪六十年代越战时,南越远比北越自由,人们可以游行示威,也可以投票,媒体到处充斥着对政府的批评。可是另一方面南越极其腐败、政府非常无能,社会腐朽,妓女等社会丑恶现象泛滥。南越的自由和腐败、无能、腐朽等是连在一起的。自由不但没有任何吸引力,相反被污名化。所以北越才能在道义上占据上风,并最终击败了美国以及其直接支持的南越政府。

现在台湾也正面临着南越困境。我到台湾时,《天下》杂志刊出独家2020“国情”调查和20年数据回顾,其中有这样一个结论:“台湾虽越来越民主、开放、多元,却也越来越停滞、退缩、忧郁”。台湾的民主正在和“停滞、退缩、忧郁”这样的字眼连在一起,如果这一趋势无法改变,台湾的民主将南越化,也终将步上被统一的命运。

从实践的层面讲,以我二十多年的观察,中华文化与来自西方的政治制度的冲突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中华文明有一套依靠道德和知识文化来治理国家的政治体系。所以在前现代社会,尽管中国疆域广阔,交通落后,中国依然维持了国家的统一和稳定,并在此基础上创造了辉煌。

梁漱溟说:“中国用道德代替宗教”,从而“安排伦理名份以组织社会、设为礼乐揖让以涵养理性”。所以在政治上追求“外儒内法”、“外圣内王”。中国先哲当然知道政治是对权力的争夺和使用,其丑陋和残酷都是触目惊心,如果用其本来面目示人,则政权的合法性、凝聚力荡然无存,所以才需要道德的外衣,以维持政治的神秘性和敬畏感。

然而西方的政治制度建立在透明性、竞争性基础之上的,于是乎,选举过程中任何一方无所不用其极。2016年美国大选,特朗普几乎一生的污点都被曝光,双方的选战简直到了少儿不宜的程度,以至于中小学校都无法再组织学生观看辩论直播——观看是为了达到接受民主现场教育的目的。

自从台湾引进西方这种政治制度之后,政治风貌也随之大变,谣言、中伤、抹黑、“抹红”、“抹黄”横行,整个社会一到选举就乌烟瘴气。这次大选,韩国瑜所有的亲戚包括小舅子、及其过往都被挖出来攻击。

图片来自台媒

只是,这种方式并没有带来真相。这次选举的第一场政见发表会上,偏蓝的中天新闻台,当韩国瑜讲完后,它就长时间插播广告;偏绿的三立电视台,当蔡英文讲完后,也是如此,想看一场完整的政见发表会都不容易。有一个名嘴在观看挺韩及罢韩游行时,不得不同时使用两个电脑,分别收看不同立场的报道。

所以经历这种政治过程后,胜选者早已遍体鳞伤,在注重道德的中华社会,其政治应该具有的庄重性、严肃性(一言以兴邦,一言以丧邦)则丧失殆尽。所以以这种方式产生的历任台湾地区领导人都无法得到台湾社会的尊重。

钱穆曾对比西方和中国人才产生的不同:“一从众,一从贤”。西方是靠民众一人一票选出来的,谁票多谁就获得权力。这是西方可以产生特朗普(外行、年逾古稀、冲动)的原因。中国的标准则是一个人的贤能。台湾引入西方选举方式也是与中国政治传统“选贤能”相背离,这也是为什么台湾民主化这么多年,黑社会也堂然皇之进入权力殿堂,甚至出现黑社会大佬在“议会”放肆质询警察局长的现象。

另外我个人认为,中国历史上残酷、丑陋的政治运作和斗争并不会把无辜民众卷入。固然可以说是政治把民众排斥在外,但也避免了民众成为政治人物的炮灰和牺牲品。但在台湾,选举式民主就不得不对民众进行大规模政治动员。政治动员最有效的办法自然是仇恨、恐吓与利益承诺或者说收买。台湾二十多年来依旧如此。就在今天,国民党方面说这是“中华民国”生死存亡之战,民进党则说是台湾“主权”生死之战,仿佛选错就要毁灭,以恐吓手法动员民众投票。从实践来看,民众显然无法识别政治人物的真正用意。陈水扁操弄“台独”议题骗选票屡屡得手,最后下台是因为贪腐。加入日本籍的“台独”人士金美龄说过:“即使陈水扁罪大恶极,只要他搞‘台独’,就支持到底”。何来觉醒?

台湾自称是一个温良恭俭让的儒家社会,温和有礼,但一到大选季,整个社会变得狂热极端,不符社会良俗的行为随处可见,甚至超越中国传统的实用理性。仅影响选举的“子弹事件”就发生了两起。过去,有人说,台湾最可爱的是人,但这是在不涉及政治的前提下。台湾移植西方民主这么多年了,民进党民意代表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竟然还能说出“主张统一就是叛国”这种完全背离西方民主价值观的话。这得有多么大的政治仇恨啊,毕竟“叛国罪名”之下,人人可以诛之。

同样的,在香港,一向以法治著称,民众日常也十分和善,只是一旦被政治卷入就变得疯狂和暴力,理性不存,面目狰狞,肆无忌惮的破坏公共设施,对无辜者大打出手。

今天的台湾,宗教信仰不同的人可以结婚——西方都做不到,要想结婚必须一人改变信仰,可见中华文化多么温和包容,但政党不同的人则不行。由此可见,西方这种政治制度对中华文明的侵害。

康德说过:“政治是高明的骗术”。有台湾“第一民主战舰”之称的前民意代表朱高正(博士论文就是关于康德)在任内就曾公开重申这个名言,可谓一语中的。更重要的是,以大量政治动员把民众卷入权力争夺的方式,最终效果并不好:任何政党政赢得选举后,就很快把民意抛之脑后,甚至腐化。强烈不满的民众把它们赶下台后,另一个饿了八年的政党卷土重来、重蹈覆辙。到现在已经政党轮替三次,每次到最后都是天怒人怨。

当然,人类发展到今天,民众一定程度的政治参与是表达民意和政治人物获取民意必不可少的。但是否只有西方这一种模式?必须将民众卷入残酷、丑陋的政治运作和斗争?尤其是在互联网和智能手机时代,民意的表达和获得从技术上早已不是问题,还有必要继续采用西方模式吗?一个工业时代的模式还能适应信息时代吗?

其实大陆已经做出了探索。一方面我们有民本传统,政治的本义就是民众的利益,还有天命观、水能载舟也能覆舟的政治理念,另一方面我们也借鉴人类政治文明引入立法机关(人大)、咨询机关(政协),即使强调法治也仍然保留传统的上访体系。至少从结果看,民意还是得到了相当的尊重和有效的反馈。早在2013年,日本《外交学者》通过研究发现,政府回应民众要求是中国政治信任度高的最重要原因。

有一次在“美国之音”辩论中国式民主,我举了这样一个例子来说明东西方的不同。西方的模式如同请一个保姆看孩子,保姆对主人自然言听计从,干的不好也会被解职,但保姆不会对孩子有亲情,从人性角度讲也没有工作积极性,只是为了报酬;现实中政治人物也一样,比如德国的市长只要是没有薪水的,便没有人愿意去竞选,平时嘴上讲的拜托选民给他一个为民众服务的机会便现了原形。所以,主人也不会相信保姆,往往要配有摄像头或者再有其他人监督。中国模式则如同父母(或者爷爷奶奶姥爷姥姥)看孩子,权力很大,对如何看孩子有决定权或发言权,也很少受到批评和监督;但对孩子有亲情,主人也都完全放心。

二是中华文明是人情社会,缺乏西方这样的法治精神,但西方政治是建立在法治传统之上的,两者之间冲突是很自然的。

以这次台湾地区选举为例,各政党候选人的党内初选是非常重要的政治事件,全社会都在关注。国民党和民进党明明已经有成熟的初选机制,可是国民党在面对韩国瑜这样特殊的政治人物、民进党在面对现任领导人蔡英文遇到赖清德挑战的情况下,都因人设事重新制订了一套选举方案,制度为人让路,连早已确定的选举时间也一再推迟。不过,从这个角度看,赖清德在政治上实在是过于不成熟,以为可以信赖制度。

赖清德、蔡英文 图片来自台媒

这也并非以“民主进步”自称的民进党第一次因人设事。早在2000年大选时,为了能让陈水扁参选,专门制订了新的选举办法,以干部推荐制取代参选人登记制,直接跳过党内初选,史称“陈水扁条款”。此举直接导致刚刚卸任民进党主席的许信良退党,单独参选。上一次大选国民党则更为荒唐,通过初选机制选出洪秀柱后,又以其民意支持度低为理由废掉她的选举资格,另外征召朱立伦,完全视制度如无物。

类似的重大政治事件太多了。2004年陈水扁提出“公投绑大选”,声称公投不过宁可“总统”不当;结果公投没有过,公投结果对他也没有任何约束力。说到这里,不妨看看英国脱欧公投,结果出来后,支持留欧的首相卡梅伦辞职,接任的梅首相尽管是留欧派,但上任后也必须遵守公投结果。三年多来历经风风雨雨,无人敢逆公投之民意。

除了重大政治事件,人情社会对制度的扭曲更是发生在日常运作上。比如市政“议会”质询,经常没有几个人,因为多数“议员”都忙于选民的红白喜事、家长里短和处理纠纷去了,否则到选举时就没有选票。我在台湾时,经常遇到有人举办婚礼,最醒目的位置一定摆着政治人物送的花蓝。这种现象也台是湾独有,即便非洲都难觅此现象。

人情社会对台湾现行政治制度的另一个损害就是贿选屡屡不绝。从西方的历史来看,贿选都发生在贫穷时期,教育不普及时代,但唯独台湾已经是发达经济体,教育普及且水准不低,但贿选仍在不绝于缕,原因就在于许多选民不认为是贿选,是一种人情表达。

另外,在任何一个社会,法律不可能涵盖一切,法律空白的地方就要由政治文化来添补,以使机制良好运作。法国和台湾地区的制度有所相似,属于“半总统制”。法国如果出现立法机关和总统不属于同一政党的情况下,总统往往提名立法机构第一大党的政治人物担任总理。这种做法并非来自法律规定,而是一种政治文化。但在台湾,民进党多次面临立法机构国民党占多数的情况,却仍然任命民进党籍人士出任“行政院长”,政党对立、政治空转是很自然的结果。

还有一点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历史上为了化解人情社会的弊端,制订了严格的回避制度,即禁止本地人在当地为官。但台湾引入西方政治制度后,则变成非当地人而不能选。各县市长基本上只有本地人才可能有选票。中国解决问题的政治传统完全被推翻。爷爷、父亲、儿子一代接一代担任公职,成为台湾常见的现象,而且见怪不怪。12月29日韩国瑜台中造势活动,主持人介绍一位民意代表时就很自然的说:过去是他父亲一直在做,现在他父亲不做了,换他来做了。也就是说人情社会的特点,一方面阻挠了台湾政治制度的正常运作,另一方面这一不足还与制度缺陷结合起来,导致放大效应。

此外,中国文化有一个弱点,极易分裂,不易团结。台湾引入西方政治制度后,也同样把这个弱点放大化了,可以说是又一个制度缺陷与文化弱点结合所导致的放大效应。

台湾在“两蒋”时代,面对内外挑战还能有一定共识,但现在国民党和民进党形同水火。每次选举过后,社会分裂就更加严重。

我在台湾打车,一个出租车司机痛骂民进党搞的民不聊生,生活艰困,再干四年就彻底完蛋;另一个出租车司机就痛骂国民党出卖“主权”,害死台湾。事实上,只要你和不同立场的人接触,就会发现这是一个极其分裂且相互仇恨的社会。

台湾的一位“草根网红”馆长曾在很受年轻人喜欢的脱口秀节目“博恩夜夜秀”称:台湾选举选到这样,这么乱,这么分裂,不团结,希望能再次团结起来。只是他不明白,西方这种制度加上中华文明的缺陷,根本就是无解。

当然放眼全球,西方主要国家也正陷入分裂之中。英国脱欧与反脱欧的对立,法国各政党在任何问题上都矛盾重重——甚至面对暴力都没有共识,美国两党和支持者也是无法调和。仅就西方而言,如果这不是文化的因素,那只能说是制度运作的必然。

张纯明说过一至理名言:“制度是可以模仿的,精神则非培养不可”。美国杜克大学曾就民主理念在台湾做过大规模民调,有两个民主的定义:一个是,民主就是用选票定期的更替领导人,另一个是民主就是领导人在做决策时想着人民,以人民利益为重,结果80%以上的民众选择了第二个。但事实上,第一个才是西方民主的定义,80%的台湾民众选择的恰是中国传统的民本。所以台湾非常典型:制度是西方的,精神是东方的。

所以,今天的台湾在偶然因素和外部压力的情况下移植了西方政治制度,但空有其形式,而无其实质。这也是台湾政治乱象以及整体一再下滑的根源。

最后还是以著名华人历史学家黄仁宇的一个结论作为结尾:“中国问题的解决方案更可能要从传统主旨的调整中去寻找,而不是去模仿外面的世界。”“对于中国人来说,放弃他们自己的优点而采用一直以来与他们格格不入的生活方式是不明智的”。(《现代中国的历程》)



宋鲁郑:除了西式选举,台湾还可以选择……

宋鲁郑

宋鲁郑旅法学者,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研究员

2020-01-06 08:06:00 来源:观察者网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宋鲁郑】

2020年1月11日,台湾将再度进行大选。我也和过去一样再次到现场观摩选举。台湾是五千年中华文明历史中,唯一一个采用西方的方式进行权力更替的地区。因此,台湾也就成为一个试验场:一个外来于自己的文明、历史和传统的制度能否存活进而健康成长和发展。

如果从1996年第一次直选领导人算起,到今天,这个过程已经持续24年。期间经历了三次政党轮替,除了发生过影响选举结果的两次枪击事件外,总体上保持了和平。这和泰国屡屡发生军事政变——今天仍然是军政府、埃及通过西方模式产生的政权一年就崩溃、利比亚、阿富汗和伊拉克仍然陷入内战状态或者无政府状态相比,台湾无疑在非西方社会中算是成功的。

1996年,台湾地区首次直选领导人,最终投票结果。截图来自维基百科

当然以中国人的标准,比如中国一向只和美国比,和西欧最发达的国家比,台湾的表现显然是令人失望的。至少,凡是去过台湾的大陆游客----最多时人数突破400万,无不对台湾各方面的落后而感到惊讶。

确实,台湾自从移植西方的政治制度之后,一直高速增长的经济就丧失了动力。经济增长是一个社会财富的主要来源,其结果自然是民众的生活水平下降。二十多年来,台湾的物价一直在上升,但工资却一直没有增长。

只是由于“两蒋时期”打下的底子、中华文明的勤劳传统以及大陆越来越多的惠台政策,到现在台湾仍然能够维持一个较好的生活水准。

但问题在于,不管什么制度,其合法性都离不开它的表现,其中最主要的就是经济发展。中国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有一个著名的诊断: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戈尔巴乔夫在苏联解体时也曾沉重的总结过:“老百姓是通过从超市里可以买到什么而判断一个制度好坏的”。台湾经济长期低迷,已经成为现行政治制度合法性最大的威胁。假如台湾出现2008年美国这样的经济危机,将出现极其严重的政治后果。

蔡英文执政以来,搞了两大改革。一是一例一休,一是年金改革。两个改革领域不同,但性质却完全一样:就是台湾经济已经无法承受目前的社会政策和福利制度,都必须令民众牺牲现有利益。特别是年金改革,要求退休的军工教劳工农民减少退休金。一般改革都是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不溯及既往。但台湾却完全违背了这一原则。

另外从政治学的角度讲,任何一个社会投票率最高的都是退休群体,他们有时间,对经济利益敏感。所以如果不是迫不得已,没有哪个政治人物敢动他们的奶酪。台湾之所以冒西方民主制度之大不韪,根本原因在于台湾的经济和家底已经到了不可承受的转折点。正如蔡英文推行年金改革时所说的,再不改,年金制度很快就崩溃了。

所以从政治制度的角度分析,台湾的经济在历经二十四年的民主实践后已经到了危机的边缘。即使年金制度改革成功,也不过是做到了节流,但节流难以持续,必须要开源。这就是为什么面临同样困境、无法开源的西方,也只能一而再的延长退休年龄。现在德国经过改革是67岁退休,但改革目标已经放到70岁了,整个欧盟的目标也是70岁。但如果解决不了经济发展问题,70岁也不是终点。

当然台湾经济下滑不是个案,而是整个西方的通病,是这个制度带来的必然结果。大家都知道的,政治人物为了赢得选举而不得不竞相许诺,“一到选举都变成圣诞老人”(宋楚瑜),结果导致福利增长超过经济承受水平。韩国瑜2018年当选高雄市长,就面临高雄负债3000亿新台币的困境。他后来决定参选2020,恐怕也是感觉仅凭其市长层级要解决高雄的问题是不可能的。尽管台湾长期入不敷出,但在这一次选举中,民进党仍然继续大开支票,从育儿到养老,不一而足。比如每月家庭育儿补助现在是2500元新台币,蔡英文许诺如果她连任,就翻一番达到5000元新台币。

2018年选举曾发生过这样的事情:一位选民抱怨,选举期间出来倒垃圾都有人争着干,还有摄像机。选后这些人就都消失了。对台湾的政治刻画可谓入木三分。

不过台湾经济的问题除了西方这种制度通病外,还有其独特性,或者例外性。即伴随民主化的发展,“台独”思潮崛起。由于岛内主要两大政党在国家和民族认同上对立,结果导致政党冲突远超其他民主社会。即使美国极化政治发展到目前严重的程度,两党至少在对华议题上还是有共识的。但台湾两大政党在任何问题上都不存在共识。双方确实做到了凡是一方支持的,另一方必定反对。凡是一方反对的,另一方必然支持。其内耗的程度举世罕见。正如亲民党大选副候选人在政见发表会上所总结:“所谓的改革,却都像是在整肃敌对的政党,或是在修理反对它的人民”。

韩国瑜在高雄市议会接受质询 图片来自台媒

我曾目睹过韩国瑜在高雄市议会接受质询。整个过程充满了对韩国瑜的攻击和羞辱(比如问:高雄有几个行政区?最北边的是哪一个区?意在讽刺韩国瑜什么也不懂),丝毫看不到对市政的严肃讨论、寻求问题的解决之道。事关民生的质询变成了政治表演和政治斗争的工具。韩国瑜自然也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声称:“你问我1加1等于几我都不会回答”。最后不管民进党代表问什么他都回一句:“高雄发大财”,煞是胡闹好看。

还有一次,一位民进党十分彪悍的女议员要求所有局部首长都离席,只留韩国瑜一人接受质询。她还表白说:“我对韩市长很好啦,以前我都是摔桌子椅子的”然后转眼就讲:“市长,我不要你当王八蛋,你当王八蛋高雄市民没面子”。而就是这样的政治人物还要问韩国瑜:“什么是齐家、治国、平天下”。只是这些人都是以体制不菲代价才选出来的,也寄托了民众的希望,最终却变成闹剧。

类似的例子很多。多年前我曾现场看过台中市长胡志强接受议会质询。民进党的代表竟然要让胡志强在两岸问题上表态。胡市长当时回应说:我们只是地方市政层次,无关两岸。而民进党代表并不是不明白这个道理,只是故意刁难而已。

所以,台湾各级立法机构经常上演全武行,根源就在这里。双方没有基本共识,利益也完全相反,都视对方为敌人,岂能不暴力冲天?

“台独”崛起的另一个后果就是严重恶化了两岸关系。结果当李登辉或者民进党执政的时候,就故意和大陆隔绝,搞面向东南亚的南进政策,最终失败;等到蔡英文上台后,又搞没有什么新意的“新南进计划”,也同样不成功。这与全球都要设法搭中国经济快车完全相反。不仅如此,民进党执政,两岸关系动荡,寻求安全的岛内外资金纷纷撤离避险。

其实仅就经济角度而言,台湾正确的经济发展战略是利用大陆腹地,以自己的特色取胜,就如同香港和澳门。仅以旅游业为例,香港每年6400万、澳门每年3600万游客当中,来自大陆的旅客超过70%,而台湾一年境外游客不过1100万,如果两岸解决政治问题,实现统一,怎么还会存在经济问题呢?

台湾另一个危机则是少子化。虽然少子化是发达经济体普遍现象,但台湾尤其严重,因为其出生率全球最低:每位育龄妇女平均生育0.9个孩子。而种族要延续必须是2.1个。事实上,2019年,台湾出生人数已经低于死亡人数。台湾进入绝对人口减少的历史时期。少子化必然带来劳动力不足、老龄化严重,这都加重了经济问题。

台湾经济什么时候出现危机,以我个人的估计应该是在民进党执政时期。国民党执政,可以依靠大陆惠台经济政策维持。而且由于和大陆关系良好,日本和美国也会对之拉拢。比如钓鱼岛渔业协定,日本就是在马英九执政时,为了避免台湾和大陆联手保钓而做出的史无前例的让步。2016年民进党赢得大选,日本立即终止和台湾正在进行的类似谈判。因为民进党执政,两岸关系必然紧张,台湾有求于日本和美国。此时的主动权就不在台湾一边了。

简而言之,民进党执政,一方面得不到大陆的经济扶持,比如2019年8月大陆暂停对台自由行,就令相关产业雪上加霜。正如国民党候选人韩国瑜在首场政见发表会上所讲的:高雄游览车工会理事长128辆游览车竟然卖到只剩下一辆。另一方面还要耗费巨大政治和经济资源用于讨好美国和日本。这是目前台湾难以承受的。如果蔡英文连任,未来四年台湾发生经济危机的概率将非常高。

台湾南鲲鯓代天府,在蔡英文上任后的两年里,接连抽出下下签,2019年抽完一整桶的签,却抽不出一支“国运签”。图片来自台媒

当经济危机爆发时,台湾移植西方的民主制度将面临是否还能存续的考验。还是那句话,经济和民生是一切政治体制合法性的基础。当然相对于泰国、埃及等国家,台湾地区还有其他选择,那就是接受“一国两制”,从而有望继续它的试验。



宋鲁郑:国民党大败从两年前“九合一”大胜开始!

宋鲁郑

宋鲁郑旅法学者,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研究员

2020-01-14 07:56:18 来源:观察者网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宋鲁郑】

2018年“九合一”选举,还没有从两年前大败回过神来的国民党出人意料地赢得了压倒性胜利:全台22县市长一举拿下16个,甚至高雄也被收入囊中。

然而这场谁也没有预料到的胜利完全误导了国民党。一是认为人民已经原谅了它,重新站在它这一边。它无需再进行痛苦的改革。二是认为民进党已经一蹶不振,2020大选国民党躺着也能获胜。

于是选举刚结束,朱立伦立即宣布参选2020大选,王金平也随后发出同样的声音。党主席吴孰义虽然没有明确表态,但其意图人尽皆知。到后来连商界人士郭台铭都破天荒第一次参选,而且还说是妈祖托梦。

郭台铭称“妈祖托梦”

国民党精英如此积极地投入选举,和2016年无人报名的境况形成鲜明对比。原因就在于,在2016年,人人都知道没有赢的机会,所以人人自私避战,才导致名不经传的“小咖”洪秀柱意外成为候选人,也才有后来更伤选情的换柱事件。但2020年,人人都认为机会来了,只要能赢得初选就一定能进军“总统府”。

如此之多的候选人对于以分裂为基因的国民党来说绝非是福。郭台铭输了却不愿认输,不支持赢得初选的韩国瑜。王金平则干脆不参加初选,也同样不支持本党候选人。

其次,在认为民进党必败的误判下,党主席吴孰义出于私利(选后出任立法机构负责人)推出了一份社会观感极差、完全脱离民意的不分区“立委”名单。极易被外界解读为(还没有拿到权力就已经显示)权力的傲慢。这份名单一出,“立委”的民意支持度顿降6%。本来即使国民党大选失败,“立委”席次也会有较大收获。但最终却是三输。

当然,最为严重的是,这个判断也误导强势崛起的韩国瑜和他的支持者。

从政治伦理上讲,韩国瑜刚刚当选高雄市长,而且是第一任,他应该做下去。特别是在选举时,他在节目上公开表示要四年做满,绝不会跑掉,还要大家监督他。结果上任才几个月就决定去选举。随后网上充斥着他当初严正承诺的视频,重挫了他的诚信。这也是为什么他在高雄大输48万票!就从整个台湾讲,在政党票方面,国民党和民进党相差不大,“总统票”的悬殊则印证了选民对韩国瑜的不认可。

再者,韩国瑜能够当选高雄市长,得到了党内许多人的帮助。比如本土派代表王金平。对于想选“总统”的王金平而言,他支持韩国瑜,自然是为了自己投入大选时韩国瑜可以支持他。而且据媒体报道,双方当时也是有这样的君子协定的。但韩国瑜却再度食言。这就是为什么,当韩国瑜最终成国民党候选人时,王金平从不表态支持。这对于缺少本土票的韩国瑜来讲是相当大的损失。

其次从人情事故讲,国民党下野三年来,早已饿得很久了。韩国瑜刚拿到高雄这么一个大碗,却仍然不满足还要去和别人抢更大的碗,自然引发党内的强烈不满。这也是为什么在选举过程中,国民党精英并没有真心辅选,党中央也一分钱都没有给韩国瑜,基本上是靠韩国瑜自己独撑。假如是朱立伦来选,恐怕就很不一样。

当韩国瑜和他的支持者也认为民进党不堪一击,谁出来选都会赢的时候,韩国瑜便做出这样一个巨大的错误决定。其实国民党是有初选机制的,韩国瑜正常来讲也未必能够通过初选的考验,但这时,韩粉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韩粉并不是都是国民党的支持者。在造势现场,喊“韩国瑜”响应极其热烈,喊“国民党”声浪立即下降。韩粉一幅只投韩国瑜的决绝立场,最终迫使国民党修改选举办法,令他可以参加初选,并由于韩粉的超强动员能力和投票意愿,使得他一路战胜所有党内精英,成为候选人。

吴敦义 韩国瑜 马英九

我是研究制度的,对于韩粉的表现非常关注。因为西方这种制度模式要想良好运转,必须有理性和成熟的选民。但现在整个西方,选民日益极端、冲动,英国脱欧和特朗普当选就是典型的例子。而且这一趋势也已经漫延到发展中国家:巴西、乌克兰、菲律宾、墨西哥乃至印度。如果这个势头不逆转,全球都是特朗普的话,这个制度就垮台了,丧失正当性和合法性。

其实支持蔡英文的选民也不比韩粉好多少。现在都知道两岸关系紧张,台湾经济受伤很大,民众也已经苦了四年,对外也断了七个“邦交国”。这四年也已经证明,只要民进党执政,一切都无法改变,而且还会刺激大陆民意转向“一国一制”。更重要的是,即使国民党执政,也不存在丧失“主权”的风险,国民党也不会接受“一国两制”,也不会实现统一,但却能改善双边关系,避免两岸出现对立和冲突。但蔡英文的选民完全无法理解。

另外虽然都认为香港事件刺激了不少选民特别是年轻选民,但他们的解读并不准确。事实上,正是由于大陆遵守“一国两制”,抗议事件才能持续到现在,也才能使得反对派赢得区“议会”选举。而且2019年全球都出现抗议浪潮,法国的黄马甲运动死了11个人,印度抗议12天就死亡23人,其中很多是被军队实弹打死,而且印度还断网。智利抗议警民冲突一周就死了11人,后来上升到29人。相比之下香港是极为克制的,表现是最温和的。但正如台湾朋友告诉我的,百姓是不会从这个角度来看香港的,他们也不会有这样的国际视野来看问题。

蔡英文的支持者就是相信民进党的宣传,产生所谓的强烈的“亡国感”,一定要让民进党再次执政。在蔡英文胜选后举行的国际记者会上,外媒问的都是两岸关系。因为这是目前最大的问题,这场选举令这个问题不但没有化解反而更突出。由于东亚稳定事涉全球安全,西方也怕被拖下水,这自然成为媒体最关注的议题。只是这些选民们显然理解不了外媒的忧心和用意。非理性的选民绑架政治人物、政治人物不得不迎合选民的非理性已经成为西方的常态。在西方最多会导致国家衰落,但在台湾却还能导致两岸关系的高度紧张。

我在全球观摩选举,经常会想到中国。假如改革开放之初中国采用西方这种制度模式,改革还能成功吗?比如改革先从农村开始,农民受益。但在西方这种制度下,大家会质疑凭什么要先从农民开始?大家要的是公平。再比如特区,凭什么要在深圳搞,为什么不能在我这里搞?这更别说那些必要而又痛苦的改革了。

想想美国,修一条高铁都必须经过议员的家乡,否则就会被否决。结果美国到现在历经多次努力仍然寸铁未有。

回到本文的话题,韩国瑜是一个有着严重内伤的候选人,如果遇到意外事件,抵御风险的能力是很低的。就在韩国瑜赢得初选后不久,香港风波发生,并重挫他的选情,民调一路下滑。面对这个危机,韩国瑜的回应也出人意料的。他宣布这是假民调,并且“盖牌”,还号召所有的支持者在受访时表态支持蔡英文。

这个匪夷所思的做法导致无人知道真正的民调是什么,因而产生了两个严重后果。一是激发了民进党高度的危机感。如果选情和民调一样大幅领先,民进党的支持者投票意愿就会弱,但在没有民调的情况下,再加上韩国瑜造势十分凶猛,场场爆满,人潮汹涌,自然令它的支持者全力以赴投票。这就是为什么蔡英文最终能够得到史无前例的超过800万张票!

韩粉以舞蹈的形式造势

二是造成了国民党的误判。原本是全面落后,盖牌后无人知道真相,大家又被韩国瑜钢铁粉的表现所迷惑,以致于人人认为国民党还有机会,还有希望。特别是1月9日台北大造势,堪称空前绝后。我观察选举这么多年,从未见过这样的场面。我别说进去会场,就连会场都看不到,只能远远地听到激昂的声音。看到这样的场面,没有人不相信韩国瑜会赢。日本驻台媒体早就认为韩国瑜会输,但当看到最后的造势景况,大为震惊,不得不临时制造韩国瑜当选的内容,以防翻盘。

我是3号到的台湾。在去之前,还是偏向于韩国瑜会输。但现场的感觉却完全不同。从事后结果看,民进党有着极大的优势,按说民进党应该一脸轻松,如同2016年。但我接触到的人多是紧张和焦虑,也没有人敢说一定会赢。我接触到的偏蓝的人,也普遍认为还有机会。就是普通人,也没共识,每一方都有不少人认为自己支持的候选人会赢。在高雄,和一位朋友在出租车上聊选举,他认为韩国瑜会输,司机马上说韩国瑜肯定赢。选前这样胜负不明、选后又极其悬殊的情况真是历史首见。

甚至我在台湾还发明出《中国时报》指数,但也证明不灵。我每次到台湾,必买两份报纸:偏蓝的《中国时报》、偏绿的《自由时报》。经验是只要买的晚了,《自由时报》往往售罄,《中国时报》则常常有剩余。然而韩国瑜台北造势之后的第二天,便利店的《中国时报》已无踪影,而《自由时报》仍在。我跑了几个便利店,也同样如此!震惊紧张之余立即什么也不做,再往下一处便利店奔去。最后终于如愿,但也是该便利店最后一份了!

上一次韩流崛起时,我都没有遇到这种情况。后来第二天我到了绿营根据地高雄,没想到又一次遇到《中国时报》事件:跑了三个地方才买到,而且又是最后一份。每一个地方,《自由时报》都有存货。这次的震撼更超过在台北,毕竟高雄民进党和国民党都有造势,蔡英文和韩国瑜都有出席,不像在台北那晚,只有国民党一场,媒体只报道韩国瑜。更重要的是,这里几十年都是民进党的铁盘,但这次《中国时报》力压《自由时报》。

这些因素自然都会影响判断。说起来,选前这么多天,我只有一次发现韩国瑜的选情有不好的苗头。就是在高雄的选前之夜。我先去的民进党造势现场,客观说来,人比不了韩国瑜,而且还有很多空位。但当蔡英文出现的时候,所有的人全体站立,情绪激昂。一直持续到蔡英文离开。这和2018年很不同。当时大家情绪低落,候选人上台也引发不了大家的激情。

后来我又去韩国瑜现场,还是一样多的令人震惊的支持者,还是长的看不到头的摊贩。一个现场卖烤猪肉的摊贩,两个硕大的猪只剩下骨架,场面实在令人震撼。

然而我还是发现已经没有了去年的势头。大家的激情明显弱于上一次。即使韩国瑜出场,大家也是站站就坐下。甚至韩国瑜的女儿出场时的欢呼声都超过他。我上一次只能进到会场,却无法向前。因为所有的人都是满满的站着,看不到座位和缝隙。这一次我却顺利地一路走到最前面。

应该说,今天这个选举结果没有任何人能够预测到。即使认为韩国瑜输的,也认为最多100万票,最大的可能是50万票。这个差距其实是非常小的。如果说都预测错了,那就不是预测的人出了问题,而是台湾的选举本身是不可预测的。

当然这并非台湾个案,英国的脱欧公投、美国的大选,多数人都错了,否则 也不会称它们为最大的黑天鹅事件。都说政治人物要回应民意,执政要遵从民意。但当没有人知道民意为何时,又应该如何追随民意呢?总不能任何一项决策都进行公投吧,这将导致治理的不可能。

衡量一个政治制度的标准很多,其中一个是要有可预测性。但显然,西方的制度模式已经越来越不具备这个条件了。所以未来台湾政局如何发展,谁也不知道。但有一点是确定的,美国从来不会允许一个政党长期执政,以免尾大不掉。只有频繁的政党轮替,才符合美国利益,也才能让两党都以美国马首是瞻。从这个角度讲,四年后民进党不管怎样都会下台。即使它不想,美国人也不答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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