參考鏈接：http://city.udn.com/61974/4862108?tpno=0&cate_no=0 1967年夏末，湖南道縣。 橫貫道縣的瀟水河面漂浮着一具具浮腫的屍體，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有的赤身裸體，有的僅剩絲絲縷縷掛在身上，有的被鐵絲反綁雙手，有的骨骼折裂，肢體殘缺，魚群已把它們的臉啃得糟爛。 道縣各地到處是“斬盡殺絕黑四類，永保江山萬代紅”的標語口號，到處是“貧下中農最高法院”的殺人布告。 道縣古城牆頭，一群孩子競相點數着河面的屍體，比試眼力。突然，他們看見一具女屍漂過來，懷裡還緊緊抱着一個尺把長的嬰兒，孩子們“轟”地一聲嚇散了。 各個村頭、渡口，崗哨密布，荷槍實彈或扛着土製武器的民兵日夜盤查，稍有異常，便攥緊大刀或拉動槍栓，喝問：“幹什麼的？”“什麼成分？”查路條，搜身，盤問，隨便捆起來刑訊逼供。 道縣電業局工人陳某，查線路來到城郊公社，遇上民兵厲聲喝問，嚇得說話結結巴巴，馬上被認定為逃亡的四類分子，拖進被殺的地富及子女行列，準備第二天一早處死，幸虧一名農村基層幹部認出了他才免於被殺。 湖南大學機械系學生蔣曉初，時年22歲，因學校停課鬧革命，從長沙回到家鄉審章塘公社黃土壩大隊暫避。其父蔣勛，畢業於湖南大學歷史系，1949年後在道縣當教師，曾擔任過道縣一中的校長，因出身不好，此時被開除回家，與幾十個地富分子及子女一起被關押在大隊部，其次子蔣曉中也關押在裡面。蔣曉初跑到大隊部宣傳毛澤東思想，“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選擇”，試圖說服那些喪失了理智的基層幹部，結果被關起來。 半夜時分，蔣曉初和他的弟弟被大隊“最高法院”的劊子手們叫出來，五花大綁押往河邊。鳥銃響了，蔣曉初身上射滿鐵砂，但他沒有倒下，仍然在高聲朗誦毛語錄：“‘政策和策略是黨的生命，各級領導同志務必充分注意，萬萬不可粗心大意。’同志們，你們這樣做要犯錯誤的呀！”民兵聶XX不耐煩了，衝上前，手起刀落，砍下蔣曉初的頭顱，接着又砍下蔣曉中的頭顱，屍首被踢進河中。許多在外地工作的道縣人，或因出身不好，或因這樣那樣的問題，被一張“母病速歸”之類的電報騙回鄉，與蔣曉初一樣遭到殺戮。 縣城街道上，氣氛緊張到極點，只要一陣旋風颳起，吹起幾片紙屑和塵沙，或者某人不小心碰翻了一隻洋鐵桶，所有的人立即驚呼着抱頭鼠竄。當地人把這種現象叫作發地皮瘋。一到黃昏，縣城便成一座死城，人們龜縮在家，把門拴抵牢。屋子的橫梁上鋪着棉絮棉衣之類，因為擔心流彈從天而降。 喝慣了河水的道縣人，已無人再敢飲用被屍體污染的河水，縣城僅有的五口水井一時身價百倍。在五星街的戚家井旁，每日凌晨就出現排隊汲水的長龍。水鄉澤國的道縣發生了水荒，因爭井水而引起的糾紛時有發生。道縣人愛吃豆腐，縣城的豆腐店多開在河邊。如今河水不敢用了，全都被迫改行做米豆腐。店家挑着米豆腐沿街叫賣：“井水米豆腐！井水米豆腐！”仍然無人問津。街上貼出“為革命吃河水”的大字報，一些革命闖將現身說法，帶頭飲用河水，希望化解飲水危機。 1967年，整個中國都已瘋狂。道縣的街頭巷尾，觸目儘是“北京來電”和“特大喜訊”，人們手捧“紅寶書”，高舉語錄牌，敲鑼打鼓湧上街頭，歡呼毛澤東的最高最新指示，並很快結成兩個對立的派性組織：一派叫毛澤東思想紅戰士聯合司令部，簡稱紅聯；另一派叫無產階級革命派鬥批改聯合指揮部，簡稱革聯。紅聯稱革聯為革匪，革聯稱紅聯為紅老保。 革聯主要由青年學生、市民、手工業者、下層知識分子及少數幹部組成，成分比較複雜，知識層次較高，不少人過去遭遇過政治迫害，對官僚階層和現實社會的不公正更具反抗精神。這一派在縣城勢力較大，以道縣二中為據點，用高音喇叭日夜不停地播送中央兩報一刊紀念八屆十一中全會召開一周年的社論《宜將剩勇追窮寇》。 紅聯與當地政權有不可分割的聯繫，大多數人是既得利益者或名義上統治者的依靠對象，更傾向於維護既有的政權和秩序，對那些斗膽犯上作亂、自稱造反派的人極為反感。紅聯擁有現實當權者和幾乎整個鄉村政權及組織的支持，認為殺人是民主革命的補課，地富反壞右以及21種人現在都活動起來了，正在向新生的革命政權猖狂進攻，你不殺他，他就要殺你，再遲疑我們就會像40前在武漢、長沙那樣被“國民黨反動派”屠殺。兩派在縣城裡相互攻擊指責，時有小規模武力衝突。“在農村殺人，只要貧下中農討論通過就可以了。” ８月11日晚，紅聯在清塘公社營樂園大隊部召開各區武裝部長會議，決定第二天集中各區基幹民兵（持槍民兵），攻打革聯總部所在地道縣二中，由清塘區武裝部長關有志等人組成前線指揮部，關任總指揮。會上強調，必須加強管制四類分子，建立鞏固的“後方根據地”。 與此同時，縣武裝部長劉世斌、縣委副書記熊炳恩召開全縣各區、社“抓革命、促生產”小組組長電話會。熊布置了各區、社抓緊搶收中稻、搶栽紅薯的任務之後，告訴大家，縣武裝部和縣公安局的槍被搶了，階級敵人要翻天了。他憤怒地敲着麥克風說：“各地要發動群眾採取果斷措施，加強對階級敵人的專政，要把民兵組織起來，保衛人民的生命財產安全，保衛好‘雙搶’。” ８月13日，紅聯進攻道縣二中革聯總部的戰鬥失利，被打死2人，打傷多人。紅聯舉行抬屍遊行，高呼“血債要用血來還！”當天，熊炳恩對四馬橋的王甫昌、一區的武裝部長劉善厚、七區副區長宛禮甫，以及由縣裡派去大坪鋪的張望恥和其他各區的“貧下中農最高法院”的負責人說：“告訴下邊，一隊可以先殺一兩個。” ８月13日上午，壽雁公社召開各大隊幹部會議，公社文革主任兼公社紅聯司令徐善明，根據壽雁區“抓革命，促生產”小組組長陳智希的指示，與公社武裝幹事何建錫私下交換意見，決定搞掉曾經當過軍統特務的歷史反革命分子朱勉。會上，公社武裝部長又在講話中重點點了朱勉的名，說他與革聯有聯繫，搞反革命組織，要殺貧下中農。當晚，壽雁公社下壩大隊召集四類分子訓話會，趁機找岔子將朱勉拖到山上打死，成為道縣大屠殺的第一個被害人。 四馬橋區楊家公社聞風而動，公社秘書、現已變成區紅聯副司令和公社紅聯司令的蔣文明，召開會議發布命令：第一，從現在起，各大隊要組織人站崗放哨；第二，要採取得力措施防止革聯下鄉串聯；第三，要發動貧下中農管好四類分子；第四，四類分子如果亂說亂動，要搞暴動，各大隊要聯合起來，採取斷然措施。 蔣要大家討論，鄭家大隊黨支部委員、聯絡員鄭逢格第一個發言：“我們大隊地富活動很猖狂，噎組織起來開了幾次秘密會了。歷史反革命鄭元贊的老婆鍾佩英，串聯一些地富子女，去寧遠參加了‘湘江風雷’，噎領了兩個月工資了，還準備領槍回來，跟貧下中農作對。地主崽子鄭生堯噎在支書鄭逢蛟門口睡了好幾晚了，鄭支書害怕被殺，噎躲起來了。階級敵人這樣猖狂，我們貧下中農不知哪一天會死在他們手裡。”周塘管大隊支部書記接着說：“吃虧了，我們噎落到敵人後面了！”前進大隊支書感嘆道：“階級敵人這麼猖狂，毛主席他老人家怎麼不開口呢？” 蔣文明叫大家翻開隨身攜帶的“紅寶書”，學習了一段最高指示：“蔣介石對人民是寸土必奪，寸利必得。我們呢？我們的方針是針鋒相對，寸土必爭。…… 他左手拿着刀，右手也拿着刀。我們就按他的辦法，也拿起刀來。……現在蔣介石噎磨刀了，因此，我們也要磨刀。”學完語錄，蔣說：“革命的同志們，其實毛主席早已開口了，只是你們不理解呀！現在的問題是如何組織群眾干！” 鄭家大隊民兵營長鄭會久問：“像鍾佩英這號人，怎麼搞？”蔣文明毫不含糊地回答：“她什麼時候起來暴動，就什麼時候搞掉她！”接着，他們確定了公社的總聯絡員，議定了各大隊的聯絡暗號，同時策劃了殺害鍾佩英的具體方案。有人提出派人將鍾佩英偷偷搞掉，或趁她出工時騙到山上搞掉，被否決。 14日晚，蔣司令帶着兩名隨從到富足灣，主持召開富足灣、老屋地兩個大隊黨團員會。會上，除了介紹他的備戰方案外，蔣又增加一項新內容：討論鍾佩英組織反革命暴動的罪行。15日晚，鄭會久、鄭逢格按照蔣文明的布置，召開四類分子和四類分子子女訓話會。鄭會久喝問鍾佩英：“你到寧遠去，為什麼不請假？”鍾佩英答道：“我又不是分子，我是子女，為什麼要請假？黨的政策規定，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選擇。” 他們捆鍾佩英時，鐘的兩個兒子，一個18歲，一個20歲，喊“要文斗，不要武鬥”。鍾佩英被用鋤頭棍棒打死後，他們想，她的兩個孩子還在，將來肯定要給母親報仇，於是有人提議：“乾脆一起搞掉算了。”於是一呼百應涌到鍾佩英家，把她噎上床睡了的兩個兒子拖起來，分別拉到後面和對面的山上，一頓鋤頭扁擔，活活將兩條年輕的生命打死。 事畢之後，他們又集中到鍾佩英家，既緊張又亢奮，無意回家安息，便將鍾家餵的幾隻雞鴨全部殺掉，一鍋燉了，又打來燒酒宵夜。待到鍋里只剩下一點湯汁的時候，驀地聽到一聲雞鳴，眾人心裡一驚，趕緊推門而出…… 天一亮，鄭會久早飯沒吃就急匆匆趕到公社，將搞掉鍾佩英母子的情況報告給蔣文明。蔣文明說：“好！行動快，有魄力！”鄭會久心底那一點慌亂終於鎮定下來，以後也就不再在乎什麼了。 8月17日上午，蔣文明主持召開各大隊五巨頭會議，再一次高度讚揚了鄭家大隊貧下中農的革命行動。散會後，各大隊急起直追，很快在合作、塘坪、早禾田、陳家、三角河等大隊殺了31人。 現任鄭家大隊支書鄭逢橋回憶鍾佩英時說：那是一個很體面的女人家，四十來歲，念過書，粗活細活都拿得起，還會做衣裳，聽說是藍山縣那邊一家大戶人家的女兒。那陣子，鍾佩英社會關係不好，老老實實呆在家裡也難保不出事，她又去參加什麼‘湘江風雷’。我那時是支委，那天開會，他們講起鍾佩英的事，我大吃一驚：鍾佩英搞了那麼多活動，我怎麼一點都不知道？死也死得慘，就在路邊那口山塘邊，好幾天沒收屍。還有她兩個兒子，就更慘了。”文革中，大隊在四類分子及其子女中秘密安排了幾個耳機（臥底）刺探敵情，定期匯報。鄭家大隊殺第四批的７個人時，是命令一些沒有被殺的地富分子和子女用繩子把這7個人勒死的。 (未完待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