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哥哥描述少年莫言“本来,穷人家的孩子本就不值钱,尤其是孩子多了,那简直就像小猫小狗一样地养着,没有人,也没有时间专门对孩子加以关心呵护。记得大概是1958年暑假的一天,我正在院子里的杏树下看一本小说,忽然听到厕所里(农村叫“圈”)“噗通”一声,好像有什么东西掉到水里。跑进去一看,掉到圈里的竟然是小莫言。
夏天的圈里都是水,水面上漂着粪便蛆虫和草木灰。那时莫言才3岁,正在挣扎着, 形势非常危险。我赶紧把他捞上来,扛在肩上,从院子里洗衣盆边抓了一块肥皂就往河里跑。那时胶河里有水,水深流急,被太阳晒得热乎乎的。我把小莫言按到水里,先冲洗了身上的脏东西,然后打了两遍肥皂,把他从头到脚洗干净,背着他回了家。把他放在炕上,人已经蔫了,无精打采,如同生了一场病。奶奶和母亲知道了,又把他说了一顿:“没把你淹死还不是‘闯着’(侥幸)!”
暑假, 小说,肥皂, 三岁的弟弟掉进了粪坑。 莫言还有几个姐姐,应该也放暑假。如果这个故事是真实的,那么莫言家对孩自的态度好象不是因为贫穷, 至少这个大哥哥是在看小说, 不是挖野菜。
再看看莫言怎么描写这段故事, 当然他三岁顶多能记住大粪的味道。
《莫言母亲的名字》(http://wenda.so.com/q/1363022213068472)的文章中是这样写的——
在那挨饿的年代,可吃的东西都吃光了,村里天天有人饿死,姐姐已经退学,专门剜野菜供全家人吃。一个下午,放了学的莫言,跑回家里,扔下油灰的书包,看到“母亲坐在一棵白花盛开的梨树下,用一根洗衣用的紫红色的棒槌,在一块白色的石头上,捶打野菜的情景。绿色的汁液流到地上,溅到母亲的胸前,空气中弥漫着野菜汁液苦涩的气味。那棒槌敲打野菜发出的声音,沉闷而潮湿,让他的心感到一阵阵地紧缩。”(莫言语)
莫言抄起紫穗槐条子编成的筐子,一溜歪斜地窜上了屋后的胶河大堤,他要去挖一种叫“齐齐毛”的野菜,这种野菜叶子边上有毛,味苦,但人们没有东西好吃,只好吃它。河堤在夕阳的紫红色的亮光中向东无限地延伸着,莫言看着它出了村子,一直延伸到胶河农场的自来水塔后面,一直延伸到看不见的遥远的天际。河里是静静流淌着的蓝绿色的水草,一群杂毛的野鸭在靠岸的水边追逐着,不时将嘴插在水里泥里呱呱唧唧地吃着什么。几只野鸭仰着脸朝着莫言叽叽喳喳,还在嘲笑他那天挑水上河堤时,连人带水桶滚下河的情景,野鸭也是记仇,那天滚下河,砸得那只漂亮的母野鸭还是轻了。他涉过河水,往远处的田野走去……
莫言又一次感觉到温热的河水,禁不住回忆起自己的一次惊险的经历:那次,莫言正在圈(厕所)里蹲着大便,吃下的野菜消化不好,总是这样,很吃力,很困难,蚂蚁正在爬上莫言露着脚趾的鞋子,两个蚂蚁好像要打着肩膀,正在叠着罗汉,还没叠成,只听“彭”地一声闷响,莫言像个球似的滚落到积满污水的圈里了,草木灰震荡着合拢了。莫言家的圏在院子的东南角,那年月夏天的雨水特别多,方形的砖砌的大圏里浑浊的粪水上飘着奶奶倒下去的草木灰和蛆虫。农村的茅房都是露天的,家里有老人的就在厕所的角落里钉上根木桩,方便老人起立。好奇贪玩的莫言边大便边扳着木橛子摇晃着,眼睛盯着地上的蚂蚁出神。年久的木桩在圏沿边松动了,腐烂的下半节突然断裂…… 正在高密二中读高中的大哥管谟贤,正好放暑假在家,听到圈里“噗通”一声响,跑去一看,弟弟掉圈里了!就跳到圈里捞起莫言,扛起他来,抓了一块肥皂就跑到房后的胶河里。河水滚烫,鱼好像在水里热昏了头,乱撞,很多人在追鱼,许多鱼肚皮朝天了。大哥把莫言全身洗了一遍又一遍,肥皂的气味很好闻,莫言到现在还经常回忆起那天肥皂的气味。“
莫言不愧是文学家, 把一个屎尿横流臭气薰天的故事写的有声有色。 在莫言和他大哥的故事里如果说能对上号的就是肥皂了。 肥皂当时叫香皂,也叫香胰子, 到70年代农村家庭过年杀猪胰脏舍不得扔掉就用猪的胰脏捣碎,加碱做肥皂用。当时中国没有石化工业,并且石油很少,香皂是花钱都难买到的东西, 莫言家50年代就随手拿到香皂,很了不起。
虽然不能排出莫言家乡确实有人吃野菜, 但是莫言吃过野菜的机会不大, 他起码不知道一个吃过野菜的人的简单常识,那玩意吃多了腹泻。 并窃整个村子都挨饿的时候,“在水里热昏了头乱撞的许多鱼”应该早就没有了。
莫言说:“我小学未毕业即辍学,因为年幼体弱,干不了重活,只好到荒草滩上去放牧牛羊。” 前面已经说到,莫言放牧的牛羊是自家的。养几头羊很正常,可以自家吃也可以上自由市场卖。可是在大于的印象中,当时我们南方对牛的管理是非常严格的,为什么莫言家还要养牛呢? 大于不了解北方农村的规矩,所以下面的分析不太靠谱,欢迎懂行的批评指导。
《莫言评传》中说了莫言一个人早出晚归放羊牧牛非常孤独和苦闷,非常向往那种能和大家一起谈天说地的快乐劳动生活,于是莫言央求当生产队长的四叔让他参加割麦子。接着写道——
小社员莫言第一次割麦子,手艺生疏,心慌脚乱,割得慢不说,麦茬子留得还特别长,麦穗落得到处都是,遭到了生产队会计的嘲讽和批评,说他这不是搞生产,而是搞破坏。四叔只好不让他割麦,让他到割麦的大人后边捡麦穗,还是个边角料的活。这件事情让小社员莫言非常委屈,心里也难过。晚上回家,他向爷爷诉苦。这位方圆几十里地鼎鼎大名、死活不肯加入生产队的庄稼老把式听了,第二天不动声色地来到了田头。生产队那些后辈油子们大多听闻过管遵义老人家的光辉历史,见他来了都心里紧张。从前请他到田边指导他都不爱搭理,这会儿现了真身了。他老人家原来在自留地里干活,好多人都来参观学习,他的割麦成了一种表演,很潇洒,也很得意。莫言说他的镰刀磨得好,看不到手和麦子怎么接触,后面一个麦穗都不掉,麦茬子贴着地面,后面是一排列队士兵似的麦个子。老人家割麦时顺手把麦子一揽打个活结,成一个漂亮的麦个子,整整齐齐地躺在后面,那活确实漂亮。不像低手割麦,像拉羊屎似的,掉得满地都是麦子,后面还要人捡麦穗。
不过,大于觉得《莫言评传》的文学色彩比较重,不足为信。但是,《莫言的姐姐和莫言〔图文〕》中有一句话让大于十分惊讶。莫言的姐夫或姐姐说:“莫言刚上五年级,文革开始,全是批斗,不上课了;莫言家庭被划分为中农家庭,莫言的爷爷是附近出名的木匠,平时省吃俭用,买了些田;加上家里人口多,经济拮据,莫言就辍学了。”
在那样的政治环境下,莫言的爷爷怎么可能“买了些田”呢?简直是不可思议。所以,大于认为这个“买了些田”可能是莫言姐夫或姐姐的口误或记者的笔误。不过,大于在莫言大哥管谟贤的《莫言的小说里的人和事》中又看到了下面两段说他父亲的话——
他对入社是极力反对的,为此,他气得不吃不喝,要带着我分家单干,急得父亲没办法,只好去西王家苓芝把他的姑父、爷爷的姐夫请了来做爷爷的工作,最后达成协议,同意入社,但约法三章:一,爷爷永远不去农业社里干活;二,农业社要他干木匠活,送到家里来,要现钱;三,农业社一旦垮了台,土地、牲口、农具原样退回来。
当时他已年过六十,不去队里干活,冒险偷偷地去边远地方开小块荒地种地瓜;夏秋两季,去田野割草,晒干后,等第二年春天送到国营农场,换回大豆、地瓜干。刚刚四五岁的莫言因野菜难以下咽而围着饭桌哭闹时,爷爷弄来的地瓜干,无疑是比今日之蛋糕饼干更为甘美的食品,给他幼小的心灵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
也就是说,莫言的爷爷是一个“特色社员”。他可以入社不入工,可以自己到边远地方开小块荒地,可以用干草到国营农场换回大豆、地瓜干。既然如此,那么买其他农民私自开的田也不是没有可能。如果是这样,那么养牛就有了需要,除了耕田,还可以套车送草。
谁说当年的农民没有一点自由,莫言的爷爷就是一个非常自由的农民。不过,这些都是大于根据他家人的说法进行的想象和推理,是不是合理,是不是能够反映真实,需要调查。例如莫言的爷爷为什么能够成为这样一个“特色社员”,当年有多少这样的“特色社员”(包括农村的手工业者)?这样的“特色社员”自由度有多大?他们与生产队集体的关系等等,对深入认识当年的农村体制的利弊都是很有意义的。
现在也许没有人有兴趣从这些方面去调查,但是大于觉得这种实事求是的调查确实很有必要。真实的莫言和莫言的家史实际上是一本比他的作品更为值得读的书,真要研究莫言,不仅要研究他写出来的东西,更需要研究他没有写出来的东西。这些他没有写出来的东西或许会更有社会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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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件事想不明白, 莫言是作家, 如果他就编写故事读者也不能要求故事一定是真实的。 比如说莫言写的红高粱, 虽然小说中说他爷爷和他奶奶在高粱地里胡搞, 他奶奶又与长工不清不楚,最后莫名其妙地打死了日本鬼子地将军,然后又被冷支队给冒领军功了, 但是,没有人说故事不真实。 虽然故事的原型人物是共产党叛徒, 虽然抗几天日, 但是最后当了汉奸。
可是, 莫言非要拿自己的生平撒谎。 显然莫言还是知道自己的文字功底并不强, 所以, 才会用自己的信誉来增加故事的可信度。 可见, 莫言是很讲政治的,是为了政治不惜牺牲自己名誉的人。 当然,他也许是没有意识到网络化的今天, 谎言是很容易被戳穿的。 现在我也有点明白为什么文学大师们为啥这么憎恨周带鱼,花社长(鸡舍的社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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