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岩讲到一个重要的概念， 政府的作用就是削峰添谷， 天生就是与富豪作对的。 但是， 在落后国家与先进国家里， 政府的作用不完全一样。 先进国家的政府可以是富豪的代理外出抢劫掠夺（技术垄断， 金融垄断， 贸易市场垄断）， 既然有外部来源， 内部分给穷人一些也不会招致太大的反抗。而落后国家就完全如冶岩所讲， 私有企业唯利是图，稍不满意就不仅仅是逃跑， 而是动用财产，左右颠覆政府甚至发动战争了。 乌克兰的寡头政治就是如此， 俄罗斯富豪如果不是遇到了克格勃出身的普京， 也早把俄罗斯颠覆几个来回了。 当然，富豪寡头虽然可以颠覆政府， 但是，他们既没有代替政府的亿元， 更没有代替政府的能力， 让执政的巧克力大王， 去削峰添谷，天然气大王肯定不答应， 而巧克力大王虽然富有， 把自己脚丫子锯下来做巧克力也添不了贪婪百姓的低谷。 所以， 寡头控制落后国家的结果就是战乱， 数完选票砍人头的机理就是如此。
冶岩还谈到了效率问题。 这个问题谈的不深入。 单个国有企业的效率固然可以学习股份公司的管理方法提高效率， 也可以用西方放股份公司的管理方法来减弱腐败， 但是， 国有企业生产的真正目的不是利润， 相当条件下国有企业不需要高效率， 不需要高利润， 并且要人为减少利润。 比如说中国的铁路， 春节车票紧张为什么不提价？ 也就是为什么不按市场规律办事？ 这是因为国企承担这社会责任， 这是利润的提前分配。 国企效益的计算方法是全民效益， 而不是单纯的企业效益。
西方社会修公路的时候就没有算公路本身经营者的利润， 而是公路给社会带来的整体效益。
冶岩没有谈到的另一个问题是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问题， 他甚至隐含了必须服从市场经济才能持续增长。 实际情况绝不是这样。 经济计划无处不在， 现代化企业根本不能在完全的市场经济状态下生存。 当今世界已经不存在完全的市场经济了。 加拿大奶牛与美国的捕鱼行业是按市场经济吗？ 完全是计划经济吗！
美国的经济学家们拼命到中国推销市场万能论那是绝对的别有用心。
真正高效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是：公有制为主体， 多种所有制并行， 计划经济为骨干， 市场经济为补充的中国经济体制。
公有制的适当比例就是国家不被私有企业寡头所勒索， 任何私企如果要逃走退出国企可以瞬间补齐空缺， 任何私企妄图欺行霸市，囤积居奇，哄抬或者打压物价， 国企可以让他血本无归。 这就是国企的适当比例。
计划经济无骨干， 什么样子的骨干， 这一点， 陈云讲的很清楚， 鸟笼经济， 以计划经济为鸟笼提供稳定性和经营环境保护， 以私有市场经济为鸟， 增加经济活力和创造力。
事件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吗？ 请不要拿欧美发达说事。 世界上与中国可比的国家只有印度。 因为印度的经济起点，社会文化启点，国际地位起点与中国基本一致。 这两个国家没有殖民地抢劫阶段， 并且都是被抢劫对象。 并且， 印度过去60年的国际环境比中国强多了。 不要说前30年被东西方封锁又被八国联军威胁， 美国对中国的封锁至今没有接触。
不要说印度今天经济一塌糊涂， 印度早已经分裂成东西巴基斯坦， 现在还战乱不断。 两个国家的制度优劣对比不是一目了然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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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唯一出路是“公有制+市场机制”
（冼岩）当下重提公有制，其意义与传统社会主义理论的各种提法完全不同，仅仅是为了化解市场经济国家在调节分配过程中所必然衍生的一个“不可克服”的困难。
在《当下经济问题的根本症结与出路》一文中，笔者提到，要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必须解决分配问题。解决分配问题无非是“削峰填谷”，市场经济国家常用的“削峰”手段是利用税收工具，无论是财产税、遗产税，还是高起点、高累积的所得税，都可以有效调节分配，但同时又必然带来巨大的问题，那就是资金外逃。
如果中国成为高财富人群的税收高地，资金的外逃是不可避免的。比资金外逃更可怕的，是企业外逃：既然在这个地方税后收入低，在别的地方收入高，为什么不将企业搬到别的地方去呢？企业家和股东辛苦经营企业的目的，不就是为了高回报、高收益吗？如果赚钱的企业纷纷往外跑了，一个国家的经济也就垮了；走向公平的努力，将导向“共同贫困”。可以说，全球化如同金融杠杆一样，无限放大了资本一方的力量和权力，使得资本的意志无法抗拒，哪怕是各国政府——如果让资本不满意了，它们随时可以跑掉。自十八世纪俾斯麦以来，社会福利制度对资本主义所做的修补，已经完全被全球化、金融化所冲垮。这就是为什么斯蒂格利茨、皮凯蒂等经济学家会同时发现，近几十年来在各主要国家贫富分化纷纷加速的原因。在全球化条件下，除非各国联手，似乎没有能够限制资本的有效手段。以税收遏制资本，调节收入，也变成了“不可能的任务”。此前法国政府打算提高个人所得税，富豪们闻讯纷纷往外跑，结果导致法国政府不得不“违诺”，这就是一个典型案例。
可见，在全球化背景下，调节收入已经不能主要依靠税收。于是，公有制的选项又重新进入视野。如果一个国家的经济真正以公有制（国有和集体所有）为主体，“削峰”问题就不存在了；即使存在，调节起来也无须再担心资本和企业外逃。剩下的问题仅仅是：公有制企业能不能有效率，会不会导致“共同贫困”？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已经完满回答了这个问题。无论是那些在竞争性行业风生水起的大型国企，还是南街村、华西村等令人惊艳的集体企业，都证明了公有制企业在市场机制条件下的生存能力，它们既创造了高效率，又保障了相对公平。但在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下，近年来，国内对国企的指责很多，其中唯一相对站得住脚的，就是对国企腐败的批评，因为国企较多腐败确实是事实。但事实不等于规律，近些年中国国企的腐败多发，与整个官僚体系的腐败多发是一致的，原因也是相同的：不是因为现行制度导致了腐败不可避免，而是因为人为因素导致了腐败蔓延。正是由于此前的管理涣散、执法不严，导致腐败在多个领域全面膨胀。而本届执政党中央严打腐败、导致腐败分子“不敢贪”的现实，说明了在现行体制下，腐败问题是完全可以“管好”的。既然执政党有能力管好官僚系统的腐败，那么它就必然有能力管好公有制企业的腐败；如果确定执政党和政府管不住公有制企业的腐败问题，那它也必然管不了官僚体系的腐败问题。如此一来，就已经不是“要不要公有制”的问题，而是“要不要改变政权”的问题了。实事求是地说，近两年中国反腐的力度和效果，超越了世界上大多数国家。这说明中国现行体制是完全有能力遏制腐败的，关键是必须像王歧山讲的“不信邪”——如果连自己都不相信自己能做到，当然就会混日子，挨过一天算一天，先捞足好处再说，随时准备“下船”。
实不实行公有制，是愿不愿意真正解决好分配问题、保障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而如何防治公有制腐败，则是具体的治理问题。二者是不同层面的问题，不可同日而语。其实，腐败并非公有制企业独有，非公有制企业同样存在道德风险，例如美国此前的安然丑闻，近些年的华尔街丑闻。不同的所有制形式，都同样面临腐败治理的难题。国企腐败并非不可治理，也不是否定公有制的“杀手锏”。
既然公有制企业可以有效率，又能够保障分配调节的顺利进行，其腐败问题也非不可治理，那么，中国就没有理由不大力发展公有制经济。目前的改革方向，不应该是缩小公有制成分，而应该是在市场环境下尽可能扩大公有制成分。在“公有制+市场机制”解决方案中，如果说“公有制”对应的是公平（分配），“市场机制”对应的就是效率，公有制必须搭配市场机制的目的，如拙文《当下经济问题的根本症结与出路》所述，是为了避免计划经济中供给与需求脱节、二者之间缺少市场价格信号这样一个中介环节、不能以需求引导供给的困境。只有将“公有制”与“市场机制”结合起来，才能既得公平，又得效率；少了任何一方，最终结果都是既失公平，又失效率。
在中国的具体情境下，为了保持市场机制的活力，没必要全部采用公有制经济，可以保留部分非公有制经济成分。只要真正做到以公有制为主，即可起到兼顾效率和公平的作用。当然，在此同时必须加强对公有制企业的监管，强化国民参与分配，防止“内部人”或内外勾结侵吞公企利益。就目前的所有制分布形势而言，需要大力发展而非是限制、打压公有制经济，这是无疑的。尤其是可大力发展由公有制经济控股的股份制企业，这应该才是在中国发展混合制经济的正确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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