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彭德怀“说事”的党史造谣学：1967年所谓“揪斗彭德怀”的背景与公知谎言分析

老田

在非毛化时期，有些高官刻意安排了高调为彭德怀和刘少奇平反，目的当然是为了把毛时代描述成“冤狱遍地”、好人受气的黑暗时代。在所谓的平反过程中间，平反其实不是主要目的，主要目的是“非毛”，为了实现高官们的非毛化目的，对一些历史事实进行歪曲和割裂，乃是最基本的手段；同时，过度拔高彭德怀或者其他高官的形象并掩盖相互之间的矛盾，也是非毛化时期党史造谣学的一个常见手法。这是党史造谣学的第一阶段，目的是抹黑毛泽东同时洗白另外一些人，并掩盖他们的黑暗面。

在第一阶段的党史造谣学流行了三十年之后，新世纪的舆论场域中间，公知们出场了，他们接过非毛化时期党史造谣学的历史成果，站在前人的肩膀上继续造谣，按照茅于轼的说法抹黑毛泽东是为了快速推进中国政治美国化的目标，其内在的政治逻辑值得仔细体会。这是党史造谣学的第二个阶段。

这篇文字中间，老田以还原历史背景为主，摘录较为可信的官方文献，并加上导读文字，目的是增强网友们识别各种政治骗子的能力，同时，通过这个个案，也能够部分把握到两个阶段的党史造谣学的前后继承关系，以及相互间的递进关系。

老田一贯认为，民主和自由都是很好的词汇，也是提升人民大众政治地位进程中间值得期待的正义事业。但是，有些人通过造谣这样的卑鄙手段，以提升非毛化的效果这样的方式，去推销美式民主自由，这就不能够让人信服，老田笃信“手段卑鄙就是目的卑鄙”。正如文革期间有些人以“自来红”身份垄断革命的名义，去进行卑鄙手段不能够让老田信服其目的正当一样。问题反而在于：那些被历史证明手段和目的都卑鄙的反文革群体，现在做的假装道歉的“政治秀”，反而被一些口头上推销自由民主的公知媒体捧为“社会良心”，这就更引起老田的怀疑了。一般而言，毫无节制和道德底线地建设政治同盟，总是怀有政治目的的，而这些人又说这些政治目的无非就是公开宣称的自由民主，老田从手段卑鄙方面就不得不做一个恶意揣测：他们的真实政治目的与真正的民主自由事业毫无关系，只是不便公开而已。

一、公知们的谣言与逻辑

阎长贵出狱后思想受自由派精英影响，写文章和说话方式越来越靠近公知了。公知的主要特点是：关注发言的社会影响和后果，为了取得较好的舆论效果，公知们常常不惜捏造事实或者歪曲事件发生的历史背景，目的是要引导人们误读历史真相。

在阎长贵的文章中间，有这么一段话：“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的严厉批评：‘彭说毛主席的话99%是正确的，就是说有1%是不正确的。这是攻击毛泽东思想的新罪行！’”王大宾是一个青年大学生，对高层的情况不了解，他只需要对事实负责任。而阎长贵作为对高层历史颇为了解的人，断章取义地发布这段话，就不能够与王大宾一样看待了，阎长贵的目的显然是要借此抹黑戚本禹同时也为了诱导人们去想象：彭德怀因为有点“反毛”才挨斗的。不得不说，阎长贵今天混得不错，快要混成“公知”了。

据老田访问戚本禹老先生所知，文革期间辩论“毛泽东思想是不是可以一分为二”的话题，在各地普遍都发生过，成为一种显著的社会现象，这当中当然是有人蓄意拿这个去扣帽子、打棍子。这种扣帽子行为，主要是当权派和保守派拿这个压制造反派，因为造反派中间很多人赞成“怀疑一切”的口号，反文革阵营的当权派和保守派，就蓄意挑起毛泽东思想是不是可以一分为二的辩论，试图给对方设圈套。事情反映到中央文革小组之后，小组内部也非正式讨论过，意见不一。后来戚本禹就这个辩论话题当面请教过毛教员本人，毛教员的回答是：当然可以一分为二。事后，文革小组生活会上，有同事批评戚本禹，说不应该当面向毛教员提这样的问题，这是变相地逼迫毛教员表态。这件事阎长贵原本是知道的，但是，阎长贵故意摘出那段话，联系彭德怀揪斗事件的历史背景而传播出去，其居心如何，细心的读者可以自己去揣摩。

二、彭德怀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和1962年翻案风期间的表现

1959年庐山会议上，彭德怀的意见书中间，不存在任何质疑总路线和大跃进的内容，而是针对官场流行的浮夸风。并且，在庐山会议上，各种批评浮夸风的意见，讲出来都面临着“压力”。

之所以要处分彭德怀，最后定性成为反党集团给予撤职，关键在于彭德怀等人的言论被判定为“威胁到毛泽东选定的继承人地位稳固性”。这一点，作为与彭德怀同案受处分的黄克诚，倒是没有忌讳，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间，非常明确地指出了真相：

毛教员在庐山会议上，也清楚明白地指出了彭德怀问题的本质：“人们说你是伪君子，你历来就有野心。我66岁，你61岁，我会死在你前头，许多同志都对你有顾虑，怕难于团结你。”黄克诚还提到：“早有一次，主席对彭开玩笑似地说：老总，咱们定个协议，我死以后，你别造反，行不行？可见主席对彭顾忌之深，而彭并未因此稍增警惕，依然我行我素，想说就说。”（《黄克诚自述》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57、262页）毛教员与彭德怀开玩笑，实际上是一个善意的提醒，显然，是要彭德怀本人采取措施去取得另外一些人的信任，据以消除疑忌，但彭德怀似乎什么都没有做，别人的猜忌依旧。彭德怀本人不一定就会在毛身后，搞政变篡党夺权，但是，他个人的性格缺陷以及不分场合胡乱发布批评意见，早就引起了“接班人及其拥趸”的猜疑，这个猜疑早已经上达到毛教员那里，并且已经成为一项反向委托给毛教员的“委托任务”——需要在生前为接班人扫除障碍。

多年前读到黄克诚的回忆录之后，坦白地说：老田真的曾经对黄老有过微词，因为事实依据都已经交代清楚了，不是彭德怀威胁到了毛教员，而是威胁到了毛教员选定的接班人，但黄老却说“主席对彭疑忌之深”，这不是瞎说吗？今天再读到这一段的时候，老田有了新的认识，感到要说真话并且传递准确历史信息，良非易事，黄老在非毛化的大势之下，与某些高官代表的中央保持了一致，形式上采取说毛泽东坏话的方式，借此准确地传递了历史真实信息并通过了出版审查，关键语句都没有被删掉。不得不说，在大势不对的时候，面临着出版审查的实际，能够说点真话并还流传开去，真是一门大学问。

很清楚，1959年处分彭德怀不是因为他提了意见，而是因为他提意见被判别为“威胁继承人地位”，因此，彭德怀的问题不是任何别的问题，而是威胁到共产党政权组织接班人稳定性的问题，这是一个标准的组织问题。在八届八中全会的决议中间，彭德怀对于浮夸风的批评意见被视为在“篡党夺权动机”下的表现，还与高岗事件进行了类比。许多人不信任彭德怀的批评意见是“善意”的原因，在于：彭德怀本人极不民主的一贯工作作风；言下之意很清楚，你彭德怀本人是不民主、拒不听取不同意见的最高表现，一贯乐此不疲，那么，你的批评意见除了宗派主义之外，就不会有别的合理猜测了。

关于彭德怀的错误是组织问题，而不是别的什么问题，当年的政治决议写得很清楚：“八届八中全会揭发出来的大量事实，包括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同志所承认和他们的同谋者、追随者所揭发的事实，证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在庐山会议期间和庐山会议以前的活动，是有目的、有准备、有计划、有组织的活动。这一活动是高饶反党联盟事件的继续和发展。……高岗在手法上是伪装拥护毛泽东同志，集中反对刘少奇同志和周恩来同志；而彭德怀同志却直接反对毛泽东同志，同时也反对中央政治局常委其他同志，同政治局的绝大多数相对立。他对于党和党的中央从来是不尊重的，极少传达中央的指示，应该请示的事情极少向中央请示，把他所领导的部门看成是一个独立王国。他常常向中央要求‘民主’，他在自己的工作中却是最不民主的，最专制的，只顾个人的‘小局’而不顾党的大局的。他同人民解放军的十个元帅中除他自己以外的九个元帅关系都很恶劣，而对于下级的粗暴专横更是达到令人难以忍受的程度，他在军事工作中的军阀主义的思想和作风，长期没有得到根本改造。……为了实现他的个人野心，他早就在党内和军队内恶毒地攻击和污蔑党的领袖毛泽东同志以及中央和军委其他领导同志，采用封官许愿、拉拉扯扯、先打后拉、挑拨离间、造谣扯谎、散布流言蜚语等等方法，进行宗派主义的、分裂党的活动。……庐山会议就被他看作一个适当的机会。由于彭德怀同志过去曾经作过一些有益于革命的工作，由于他在党中央和在人民解放军的地位，也由于他的一套伪装爽直、伪装朴素的手法，他的活动是能够迷惑一些人并且已经迷惑了一些人的，对党和人民解放军的前途是具有很大危险性的。……庐山会议就被他看作一个适当的机会。由于彭德怀同志过去曾经作过一些有益于革命的工作，由于他在党中央和在人民解放军的地位，也由于他的一套伪装爽直、伪装朴素的手法，他的活动是能够迷惑一些人并且已经迷惑了一些人的，对党和人民解放军的前途是具有很大危险性的。”（《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1959年8月16日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通过)

在非毛化时期，官方的党史造谣学却把彭德怀的问题说成与组织递嬗无关的问题，造谣说彭德怀批评了毛泽东的总路线和大跃进，这是彻头彻尾的谎言，彭德怀从未批评过路线问题。在造谣说毛泽东不满彭德怀的批评意见之后，党史造谣学继续造谣说，1959年庐山会议之后对彭德怀反党集团的决议，只体现毛泽东对彭德怀批评意见的不满，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造谣说“1959年之后毛泽东个人专断有了巨大发展”。就这样，一个谣言成为另外一个谣言的基础，1959年彭德怀的问题就被谣言包装成为彭德怀和毛泽东的个人冲突，然后再以这个谣言支持新的谣言，这所有的谣言，都奠基于这样一个判断：彭德怀的问题不是组织问题，而是针对毛泽东的正当批评意见受到了报复性的不公正处理。

历史真相很难被完全掩盖住，符合非毛化时期特定需要而编撰的官方文献，也做不到一句真话也不说。据官方编撰的《彭德怀年谱》记载，1962年1月，彭德怀“写出《评刘少奇同志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书面报告和讲话》。称：‘刘少奇说：‘长期以来，彭德怀同志在党内有一个小集团’，‘他们的反党活动同某些外国人在中国搞颠覆活动有关’，完全是无中生有。这实际上是欺骗了同志，欺骗了党，也欺骗厂自已。在对刘少奇‘虚构的两个理由’驳斥和申诉后说：‘真理只有一个，事实已经作了结论。少奇同志对客观事物作了歪曲的分析，即凭空推测动机的错误结论，这个结论是主观主义的，事实将要再次证明是错误的。我没有任何反党小集团，也没有同任何外国人在中国搞颠覆活动。这对我是污蔑。’”同年“6月16日 写完给‘主席并中央’的信（即‘八万言书’）。首先说明写这封信的直接原因是‘对今年一月份北京召开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刘少奇同志的报告和讲话中的某些提法，有不同的意见。’”（《彭德怀年谱》第771-772页）“少奇同志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说：‘到底是高、饶联盟，还是彭、高联盟呢？恐怕是彭、高联盟。’我认为少奇同志这样来强调这个问题，未免有点过分，同时与事实也是有出入的。”（年谱第774页）

应该说，刘少奇所说即便是没有事实根据，但有一点是绝对真实的：视彭德怀如高岗那样是自己顺利接班的头号威胁。从彭德怀的费力辩解中间，也可以看到他的性格缺陷所在，按照老田老家乡下的说法是“头脑少根筋”——彭德怀本人早已被刘少奇视为接班的最大威胁，他不是想方设法去与刘少奇进行有效的沟通，增强相互之间的信任感和了解，而是试图通过组织手段为自己辩诬，这不仅于事无补，反而会加深对方的猜忌。在刘少奇的视野里，彭德怀的问题是政治问题，而在彭德怀的眼里，刘少奇的种种说法是法律和事实判别问题，这中间的落差在于：彭德怀缺乏政治头脑和相应的政治眼光。缺乏政治眼光，而又手握重权，这不能说不是一个对人对己的悲剧——自己有可能对别人造成重大威胁、业已深受猜忌而自己还不知道。等到1962年，彭德怀此时已经是受处分三年了，但彭德怀依然不觉得有必要去主动与少奇同志沟通并获得他的信任，解除少奇对他的惕戒，这不能不说彭老总真的有点“少根筋”。

文献资料与党史造谣学宣传的恰好相反，彭德怀确实从未批评过毛泽东本人，甚至以后的翻案行为也不是与毛泽东有什么新的争论和纠葛。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之后，彭德怀写出“八万言书”的“翻案行为”，依然是针对刘少奇对他毫无根据的诬陷。正是应彭德怀本人的要求，才成立专案组审查历史问题，据黄克诚回忆：“中央决定组织专案组审查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三人。这个专案组以贺龙元帅为主任。另外一个专案组以康生为主任，审查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等人，情况我不大清楚。”“‘文化大革命’中，才听说：主席对审查情况，批了八个字的两句话，说：不作结论，寄予希望。”（《黄克诚自述》，第270页）这一次，毛教员没有像1959年那样偏袒他的接班人，而是态度含糊地把事情搁置起来。

刘少奇深刻地忌讳和猜忌彭德怀，视其为顺利接班的第一障碍，原因值得深思。就目前有限的文献，无法做出准确全面的判断，能够确定的只有三条：彭德怀本人作风不民主，主持军事工作期间得罪了大多数，不算是好的管理人——彭德怀不仅不能够调解一些矛盾和问题，他本人反而是矛盾和纠纷的制造者，这就是所谓的与十个元帅九个关系都很恶劣；二是彭德怀除了毛教员之外，对周恩来和刘少奇等主持一线工作的领导人不尊重，这就是所谓只向中央要民主；彭德怀个人的性格缺陷，使得他难于团结多数人一道工作，偏好用组织手段换一批听话的人，这就被恶意揣测为拉帮结派，是有野心的表现。以此而论，彭德怀个人是一个有着重大性格缺陷的高官，彭德怀1959年在庐山会议上的表现，就被深刻猜忌他的群体充分利用了，在制造了彭德怀反对毛教员的大义之后，进行“隐患预先排除”。

从《彭德怀年谱》的资料看，彭德怀本人没有说过“毛泽东是斯大林晚年”的话，这个话是张闻天（党内的失意者）、李锐和周小舟等人说过的，即使是在私下谈话里，彭德怀说话也比张闻天等人要有节制得多，在对毛教员本人的评价上也与这几个人颇有区别。1959年庐山会议上众多高官众口一词地说彭德怀反毛，这是为了借势——扯大旗作虎皮——好据以处分彭德怀，这显然是一个冤案。把别人非议毛泽东的话，都扣在彭德怀头上，不只是一件事，还有有心人“谈到1935年会理会议前林彪写信让毛泽东等将军事指挥权移交给彭德怀时，林彪发言说，他写这一封信之前，彭德怀并不知道这件事，与彭无关。散会后，彭高兴地对身边工作人员说：‘今天会议上林彪算是澄清了二十多年的历史误会。’”（年谱第746页）八届八中全会栽污彭德怀，是为了捏造反毛罪名而处分他，而1980年代非毛化时期这个政治需要早就不存在了，这个时期又说彭德怀是因为批评毛泽东而受处分，目的是通过彭德怀来塑造一个符合新时期政治需要的毛泽东形象；为了实现这个目的，还特意把一个性格缺陷明显、为许多高官疑忌的彭德怀塑造为圣人，这当然也是别有用心的。历史真相就这样不停地要服从各个时期的需要，相关史实原本无比清晰，但是，为了需要，官学两界就长期脱离基本事实去捏造一些史实，并生产出符合需要的政治结论来，党史造谣学之所以经久不衰，其内在逻辑盖在于此。

三、1966-1967年揪斗彭德怀的历史背景

在非毛化时期之后出版的一些官方文献，虽然顺应了当时的政治需要，但是也保留了一些较为可信的历史信息。

据《彭德怀传》记载：“在三线建委会传达《通知》后接着进行的座谈会上，彭德怀成了被批判的目标，座淡会变成了对彭德怀的批判会。陪同彭德怀外出掌握情况的人，有的就出来揭发：‘彭德怀到处放毒’、‘收买人心’、‘小恩小惠’、‘伪装艰苦朴索’、‘攻击毛主席，攻击三面红旗”、‘翻案’……。彭德怀说明、检讨，三次不能过关。继而，又追查彭德怀和彭真的关系，要彭德怀交代‘反党小集团’和‘里通外国’问题。”“批判彭德怀的座谈会暂时收场，两南局书记处决定建委成立一个批判小组，写文章在内部通报彭德怀的种种‘问题’。”“西南局三线建委‘揭发’彭德怀的《情况简报》送到北京，中央文革小组小组成员关锋、戚本禹看过后，给顾问康生和组长陈伯达、副组长江青写信说：‘彭德怀直到现在还是修正主义的一面黑旗’，为了‘揭穿他的丑恶而目’，‘彻底消除这个隐患’，希望中央‘在适当时机在群众中公布彭德怀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恶活动’，‘撤销他的三线副总指挥职务’。”（第708-709页）

又据《彭德怀年谱》资料，“12月11日中央文革小组江青、康生、陈伯达私自决定，要把‘海瑞’彭德怀抓回北京。戚本禹即指示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总部负责人把彭德怀抓起来。负责人电话指示红卫兵地质学院成都联络站：去三线建委寻找彭德怀，把彭德怀安全揪回北京，这是中央文革戚本禹的命令。”“12月16日，发出给毛泽东的信。此信以‘我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体会和看法’为题，通篇谈了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对警卫员说：‘我现在能见到毛主席就好了。’”“12月20日，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红卫兵回京，把同彭德怀谈话情况向总部作了汇报，认为彭是正确的，对他印象很好，对揪彭德怀提出了怀疑。”（第797页）

从上述所引的文献看，1965年年底彭德怀到三线工作之后，就直接地处于李井泉的领导之下了，而李井泉等人恰好是1959年庐山会议上的政敌。据吴冷西回忆，彭德怀的意见书印发之后，与李井泉发生尖锐争论的田家英还很高兴，认为这个意见书对于他很有利，有可能逼迫一些浮夸风干部检讨错误。最开始几天也没有什么不良反响。直到7月22日，几个大协作区主任找毛教员谈话，说毛教员要是再不出面讲话压制歪风邪气，左派队伍就要瓦解了，这才有了7月23日毛教员批评意见书的大会讲话。（吴冷西的回忆，载回忆文集《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第一版）据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的《毛泽东传》，向毛泽东表达反对彭德怀批评意见的协作区主任中间就有李井泉：“七月二十二日，毛泽东找几个人谈话。柯庆施、李井泉对纠‘左’不满。柯庆施说，现在很需要毛主席出来讲话，顶住这股风，不然队伍就散了。他认为，彭德怀的信是对着总路线，对着毛主席的。”（第983页）

很明显，彭德怀1965年再出来工作之后，就直接地落入了昔日政敌之手。《五一六通知》发布之后，李井泉等人就紧锣密鼓地发起批判彭德怀的活动，目的当然有自己的考量。文革初期镇压群众的资反路线，在西南局和四川省范围内代表人物就是李井泉，当时造反派提出一个口号“打倒李井泉，解放大西南”。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之下，李井泉积极地批判彭德怀，除了要转移运动大方向去打死老虎之外，未必没有着眼“历史遗留问题”的考虑。但是，彭德怀并不是三线建设委员会或者西南局能够随意处分的干部，因此，设立专门的“批判小组”搜集材料往上送，争取中央的表态支持就成为绝对必须的事务了。据阎长贵和王大宾的回忆文章披露，文革小组中间是江青等人首先表态，要批判彭德怀。不得不说，江青及其他文革小组成员如戚本禹和关锋等人，是准确地“中招”了，他们看到的文献是李井泉等人安排搜集和上送的，他们几个人的反应和表态，也高度符合李井泉等人的需要。

政治上如何准确地识别敌我友，乃是首要问题。据老田2005年9月访问王大宾了解到，当年彭德怀向青年学生指出：他1959年写信给毛主席就是批评刘少奇、邓小平等人支持的浮夸风省委书记的，1962年也是反对刘少奇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他很高兴，也是坚决支持毛主席发动群众批判党内走资派的。彭德怀的这些观点，不得不说，都是与毛教员完全一致的政见。所以，地院造反派大学生听了之后，准确地认识到彭德怀是我们的战友而不是敌人，因此，不愿意对彭老总采取各种敌对措施。把彭老总带到北京火车站之后，卫戍区李钟奇来接人，说要求把三反分子彭德怀移交给他们。地院学生认为卫戍区的态度是错误的，因此，拒不交人，最后火车只好转移到支线铁路上停靠，僵持了好几个小时之后，彭老总被学生们一起带回地院，还跟学生们一起吃了食堂加班做的夜餐。此后，卫戍区拿周总理的手令要求交人，这才把彭老总交出去。从王大宾的回忆看，事实很清楚，彭德怀是支持文化大革命的，而且还是从1959年开始就明确提出反对刘邓等人的，当年与彭老总有不同政见的李井泉等人，恰好在文革初期是镇压群众的资反路线积极执行者，这所有的事实都让青年大学生认识到彭德怀是正确的，拒绝交给卫戍区就体现了学生们对彭老总的保护态度。可能是因为大学生对彭德怀的善意，在对比了卫戍区个别人的恶意之后，周总理特地安排了地院造反派参与卫戍区监护彭德怀的事务，这也体现了周总理的周到之处。

江青或者其他文革小组成员，在识别敌友并合理地建设政治同盟方面，有着重大不足。这些人把拥护文革路线的彭德怀，选为批判对象，不过是他们混淆敌友的一个例证而已，与彭德怀有直接接触的造反派大学生，很了解这一点，但是，江青和文革小组的成员却完全不了解，他们做出判断或者决策的依据，完全来自于彭德怀的政敌。今天回顾，1967年毛教员在打倒陶铸的问题上，严厉批评过江青和陈伯达，这可能意味着毛教员认为陶铸是应该争取的对象，但是，江青等人却把他推到对立面去了。要知道，当时与陶铸差不多的高级别干部，倒台的不少，毛教员都没有批评过，这一次的批评可能有着不同寻常的针对性：陶铸与其他人不同，是可以争取的对象，江青等人却没有争取到。依据湖北省的文革情况，陶铸曾不止一次公开表态支持过造反派的行动，几次敲打省委负责人的错误路线，要他们到群众中间承认错误并做检讨。

还是在1967年年初，谭震林写信给林彪，污蔑江青比武则天还凶，这封信内容到了毛教员面前之后，毛教员有一个评论说：你江青不仅没有武则天那两下子，连慈禧太后都不如。据戚本禹介绍，江青为此非常难过，还曾经大哭了一场。今天回顾，毛教员这个批评也是有所指的：搞政治需要建立自己的同盟，团结尽可能多的人和力量，江青等人却完全没有这样的政治眼光和头脑，在建立政治同盟推进政策目标方面，江青固然赶不上武则天，同时也真的是不如慈禧太后。同盟的狭隘化，意味着力量的不足，这就埋下了后来文革失败并走向反面的引子。非常可笑的是，原本把江青比作武则天是政敌污蔑江青的话，后来反而把这个话栽在江青头上，说她自比武则天，还打算据此去篡党夺权，一些马屁文人还写诗填词，卖力地传播这个政治谎言。

对照今天一些自由派人士和公知媒体，毫无底线和节操地把文革期间那些杀人罪犯吹捧成为“社会良心”的行为，从策略上来说，高于江青和文革小组成员，能够建立起广泛的政治同盟。但是，就算这些人说的天花乱坠、顽石点头，老田也绝不相信他们怀有什么正当目的。相比较而言，老田倒是愿意相信那些毫无策略的理想主义者，这些人真的没有啥子政治阴谋，要不然的话，完全可以去联合刘邓的政敌彭德怀，正是在这一点上，江青和文革小组诸成员都是有原则的人，比今天一些自由派和公知媒体的心灵要干净得多。一个铁杆造反派多年前告诉我：他们当时就认为江青不是理想的政治家，而是有缺点的战士，但是有缺点的战士毕竟是战士，胜过最完美的苍蝇一万倍。老田也很同意这个看法，只有那些追求政治收益最大化的群体，能够轻易地牺牲一切原则和底线，就像资本家追求利润最大化一样，把利润看做唯一目的，舍此之外什么都不放在眼里。而江青和文革小组成员，在彭德怀和陶铸等人问题上的误判，恰好反应了这几个人是有原则的人，这就跟哪怕是最完美的苍蝇也形成了根本区别。

据老田访问韩爱晶所知：在北航批斗会上，韩爱晶之所以与彭德怀发生争执，是因为韩爱晶认为彭德怀是反对毛主席的，彭德怀则坚称他不反对毛主席，韩爱晶认为彭德怀这么说是拒绝承认错误也不想改正错误，所以，气愤之下就扇了彭德怀一耳光。据我们今天所知道的情况，不管是1959年、1962年还是1966年，彭德怀都从来没有把批判矛头对准过毛主席，在一定程度上，彭德怀的批判锋芒所指，具有前后一致性，都是针对刘少奇的。这一点，当年韩爱晶没有条件去了解，应该说，是不准确的宣传，错误地塑造了民众心目中间的彭老总“反毛”印象，这才引起不了解情况的青年学生的不满和义愤。

韩爱晶还说到自己的文革经历，在北航成立革委会之后，他担负主要责任，直到毕业离开学校，一分钱工资都没有拿过，每月靠父亲邮寄25元生活费维持生活。（老田按：不得不说，韩爱晶是毛时代的富农家庭，当时武汉高校学生月生活费13.5元，还有荤有素吃得比普通市民家庭好，韩爱晶的生活费除了自己用之外，还够养一个老婆的。）因为青年学生，没有担任过领导工作，经验少而且事务繁杂，没日没夜地工作，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唯恐出了差错，这些在党史中间都没有反应，党史中间反应韩爱晶形象和造反派历史的只有他打彭德怀的那一巴掌。今天回顾这样的党史写作及其材料选择性，不得不说，党史造谣学真是厉害，韩爱晶的那一巴掌还真是特别适合用来塑造“造反派就是而且还只是迫害老干部”的历史。

四、卫戍区的“监护”到底是不是“迫害”

据老田访问周总理联络员老李，他曾经听吴忠亲口说过有关卫戍区“监护”的情况。从1969年开始吴忠接替温玉成掌握卫戍区，吴忠说当时监护对象，档案他都亲自看过，人也亲自去看过，档案上百分之八十几的人都是总理批准监护的。一些人从卫戍区解放出去的时候，他也曾经亲自去送过，解放万里就是他亲自送出去的。万里这些人，出去时都是紧握吴忠的手，感激得哭哇，说：这都总理是为了保护我们，担心被红卫兵揪走批斗，还说很多对卫戍区照顾感激不尽的话，怎么后头又转过来变成控诉迫害了？贺龙的子女和老婆，应一些人的需要编造说四人帮迫害贺龙，还说不给水喝，吴忠就很奇怪，这也是我们卫戍区管的，贺龙在西山住的地方，是中央的战备疏散点，隧道外面建了几座小楼，贺龙住的小楼是给总理准备的，楼上还住着乌兰夫。战士把他们都是当作首长看待的，哪有什么虐待？

事后回顾，在卫戍区监护的对象中间，有两类人比较多，一是犯了镇压群众的资反路线错误，被群众揪住不放的各个省委书记、军区领导，监护起着隔离群众的作用，使这些人免于被追究；二是因为各种历史问题处于弱势地位，特别易于受到官场投机分子打击的对象。例如1966年9月7日，谭震林就让农口保守派召开批判邓子恢的批斗会，这其实就是党内投机分子蓄意转移斗争矛头，目的当然是保护自己；《五一六通知》发布之后，刘少奇主持批判朱德说他就是“躺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目的也是出于私心：想要保护自己过关，就把别人抛出去顶缸。跟邓子恢一样，历次错误路线的代表人物，显然就是这种易受伤害的对象，需要优先给予保护。彭德怀被造反派带回北京交给卫戍区监护，除了江青等人误判的原因之外，实际上后来彭德怀的遭遇如何，起决定作用的还是周总理，很明显，周总理经验丰富而且对党内历史问题很了解——特别是彭德怀跟谁是政敌关系、西南局的上送材料可以相信到什么程度、他本人有可能受到怎样的潜在伤害，应该说，带回彭德怀的决策是江青倡议的并且是在错误信息基础上的误判才作出的，而最后实施的结果却是周总理一手安排的，周总理的安排中间不存在丝毫的误判，这一点彭德怀年谱倒是讲得很清楚：“周恩来办公室电话指示北京地质学院和北京航空学院红卫兵负责人、三线建设委员会和成都军区负责人：一、不要在成都斗争彭德怀。二、迅速把彭德怀接回北京。三、坐火车，不要坐飞机。四、接送由地质学院东方红与军队负责。五、沿途一切事务由总理办公室安排（由北京卫戍区派出部队在北京等候，并负责安排彭德怀同志的生活和学习）。”（《彭德怀年谱》第798页）

对于卫戍区的监护生活，彭老总很早就离开了人世，没有留下自己的亲笔回忆，缺乏他自己对文革态度和遭遇的表述。黄克诚就是一个命运与他最接近的人，在《黄克诚自述》中间讲述了自己的亲历和感受，这可以帮助我们对那段历史获取参照理解，对于文革的批斗会和专案组审查历史问题，黄都有十分准确的记述。1967年1月，黄克诚在山西副省长任上，被地院、清华和北航的学生带到北京，由“北京卫戍区对我实行‘监护’”。期间黄克诚患病，向陈伯达写信反映情况，然后住院治疗，“可能是刘少文，这期间曾奉命来看过我一次。我问：为什么抓我？他说：在卫戍区是监护，对你有保护作用。我当时不了解情况，以为这不过是借口。后来听说张闻天在外面不断被各造反派组织揪斗，实在吃不消，自己请求要‘监护’。果真如此，这‘监护’就确有几分保护作用了。”（《黄克诚自述》第275页，老田按：刘少文应该是刘绍文之误，刘绍文曾任北京卫戍区政委。）

除了谭震林那种出于“私心”去批判错误路线的代表人物之外，确实有出于“公心”也去批判错误路线代表人物的事情，不管是出于公心还是私心，批判错误路线代表人物这种“打死老虎”行为的功能性后果都是一样的：转移斗争大方向。1967年一月军委八条命令发布之后，全国大多数地区都进入军管阶段，这个时期，绝大多数支左军官都是转过来支持保守派而不是按照政策要求支持造反派，由此引发尖锐的冲突。

文革进入1967年之后，各地党政当权派选择以罢工相对抗之后，才不得不让军队出来维护秩序的。实际上军队是否支左是次要的，维护秩序则是主要目标，这一点在毛教员的系列讲话中间有明确的交代：“军队的威信必须坚决维护，不能有半点含糊。”“支左支错了，支到保守派方向去，改过来就行了，允许的嘛。我们在这五大工作中，三分之二做对了，三分之一做错了，就是很好了。”（1968年武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61-68卷，第299页）“不能把我们的军队搞乱了，解放军内部的问题，可以一个省一个省的来谈判。”“不要把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和军内一小撮走资派并提，只提党内一小撮。把解放军搞垮了还要不要政府？”（同上书，第324页）军队支左和后来成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都是因应党政当权派罢工之后的针对措施。

1967年四月份，戚本禹批判刘少奇的文章《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发表之后，文革进入“大批判、大联合”阶段，这个阶段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对待军官主持的支左过程中间普遍镇压造反派的问题。为了转移运动方向和造反派的关注方向，“打死老虎”就成为一个出于公心的策略。

正是在这个期间，为了维护军队的稳定性，以及国务院机关的工作，抛出一些死老虎给造反派去打，就成为必需的事项，这个转移斗争大方向的过程，应该说是毛主席定的目标，周总理亲自执行的，彭德怀挨批斗就是在这个历史背景之下。不仅仅是彭德怀，为了转移国务院各口造反派的视线，周总理还亲自选定财经口把陈云作为批判对象，以此掩护李先念、余秋里、谷牧等人过关，为了使得批判会不至于流于空泛，周总理还亲自安排要姚依林和吴波写出揭发陈云错误路线的大字报，交给造反派使用。文革史专家徐海亮告诉过我，当年财经口造反派领袖敖本立说自己准备写篇亲历者回忆：题目就叫做《总理叫我批陈云》。显然，总理安排批判陈云的错误路线，目的是掩护国务院的几位副总理过关的话，而批判死老虎彭德怀和罗瑞卿错误路线的目的，是为了掩盖各区省军管司令员和政委们过关，归结起来就是一条：尽可能维护那些还在工作岗位上起作用的高官。

至于批判会的具体情况，黄克诚有一个清楚的回忆，时间是在1967年的4月之后，具体是1967年“6月底7月初召开了我们的斗争会，我和有关的同案人才得以见面。”“我一共被斗过20次左右，比起彭德怀来算是少的。三个总部、空军、海军、各兵种、各军事院校、国防科委等重要军事机关，都轮流斗过我们。开斗争会时都是以彭德怀为主，他站在中间，我和谭政站在他的两边，张爱萍、杨勇又站在我们的旁边;还有王尚荣、肖向荣、刘志坚、刘震、吴克华、雷英夫、李聚奎、饶正锡等十余人有时也在场陪斗，廖汉生、苏振华也可能在内，不过我记不清楚了，因为一则不准我们东张西望，二则除我们几个主要斗争对象外，其他陪斗人员常有变化。彭德怀名气大，除军队外，还被地方上拉去斗争。北航、北师大等大专院校以及地方上其他机关也来揪斗他。军队开的斗争会，从不动手打人。听说彭总挨过打，那大概是在外单位发生的事。”（《黄克诚自述》，第278-279页）

应该说，1967年夏秋天，各地造反派都卯足了劲要反击“武老谭”（武汉的谭震林，指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广老谭”（指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沈老谭”（指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揪军内一小撮”，为了把造反派的关注点转移开来，包括文革小组在内的主要工作就是“转移斗争大方向”，这已经成为领导运动“健康向前发展”的主流。彭德怀就是在这个时期，被抛出来交给群众批判的，目的当然是给那些镇压群众的支左军队干部打掩护，为此1967年“7月13日中央文革小组在《红旗》杂志社大礼堂召集北京47所大专院校的各派群众组织负责人、革委会负责人会议，动员立即掀起所谓对刘少奇一小撮修正主义路线，一小撮叛徒、走资派的大批判高潮。陈伯达、张春桥、关锋、戚本禹出席会议并讲了话。会后，戚本禹办公室给北京地质学院革委会负责人打电话，说中央文革戚本禹指示把彭德怀交给地质学院和北京航空学院联合批斗，向卫戍区司令员联系批斗的时间，批斗材料由中央文革提供，就给你们送来。戚本禹又指示北航韩爱晶，斗一斗彭德怀。”“7月19日下午2点50分，一师副参谋长带四名干部押送彭德怀到北航六学楼一间教室里，参加三十多人批斗会。会上批斗的主要问题是：一、为什么在庐山会议上要反对毛主席？二、为什么要发动百团大战。三、为何搞大国沙文主义？韩爱晶对彭德怀的回答非常不满。”就是在这一次小规模批斗会上，韩爱晶打了彭老总一巴掌，为此被追究刑事责任判有期徒刑十五年。（《彭德怀年谱》第806页）

在卫戍区监护期间，除了批斗会之外，还有一个让人记忆深刻的事情是专案组审查个人历史问题，黄克诚也有交代：“我和彭德怀专案组都属‘二办’领导。大约在3月24日左右，原主持‘二办’工作的杨成武也出了问题。什么问题，怎么出的问题，我没法知道，只知道杨成武也垮了。这件事使那些起劲搞逼供的造反分子们，大受影响。也许是看到了人事变化的无常吧，他们的劲头变小了，连诱供也不那么卖劲了。”（《黄克诚自述》第281页）不得不说，老同志经验就是丰富，专案组成员任何时候都不可能是造反派充任的，但是，黄克诚就是这么说了，因此，不管多么严苛的出版审查，难道还能够把明确控诉造反派和文化大革命的话也都删了吗？这样的回忆内容肯定是不会被删的，如何透过假话去说出真话，确实是一门学问。"

非毛化之后的三十多年来，党史造谣学极其流行，说真话实际上是有罪的，每当有人说文革实际上发生了什么、毛泽东或者文革小组或者造反派实际上干了些什么，都会有人出来追究罪责：你为法西斯辩护、为独裁专制辩护，这个追究“说真话罪”的法官职责，一些自由派人士自觉地充任了很多年。但是，至今没有发现自由派人士追究黄克诚的“说真话罪”，黄老白纸黑字在那儿——我这是在说造反派坏话，你还能够追究我的“说真话罪”吗？不得不说，老经验就是管用。

不得不说，人都是历史环境的产物，在特定环境之下，如果别人都做了被认为是“理性”或者“合算”的事情，自己不去跟风的话，那肯定就是傻了。造反派批斗走资派的热情，并不完全是出于对走资派镇压群众的憎恨和报复。还包含着“造反派组织之间的竞争”意涵，1967年年初，某元帅的女儿在元帅的默许之下，动用特战警卫力量，把彭真从戒备森严的寓所里头抢出来开了批斗会，并因此在全北京乃至于全国大出了一把风头。吴德在《风雨十年记事》中间造谣说：元帅女儿抓彭真是文革小组或者戚本禹操纵的，但是，这个回忆录也没有完全说谎，他还是根据自己的经历和体会指出“造反派都要抓‘资本’，彭真也是一个‘资本’啊！”吴德这个总结和提炼很到位，很明显，哪个组织批斗的走资派官衔越高，就越是有面子，这样一种特殊的“政治资本”首先是太子党群体确立起来。这个关键的发明创造出来之后，就成为一种竞争标准，此后，要是哪个造反派组织没有批判走资派，或者批判会的批判对象官不够大，出席批判会的人数不够多，那就意味着不革命或者没有啥子力量，一句话，政治资本少。老田曾经访问过蒯大富，请教当年北京大学生造反派中间天派和地派的分歧到底是什么，蒯大富回答说，就是比哪一派的力量大，开批判会的声势大，应该说，这个以批判走资派大会的声势对比，开显示力量的方法，不是造反派最先发明的，但是，一经发明并经过普遍跟风之后，再不跟着做就是不对的了。

二〇一五年五月八日

参考文献：

《彭德怀年谱》，王焰主编，人民出版社1998年出版，网络下载地址：

http://zhidao.baidu.com/share/3b257b193a574f77f85c0e0359a4a97a.html

《彭德怀传》，编写组编，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网络下载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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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克诚自述》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网络下载地址：

http://pan.baidu.com/share/link?uk=623014244&shareid=20601209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