逸草：由于她母亲孙历生悲惨遭遇的缘故，于小红的经历故事，在红二代人中，是比较凄凉惨烈的。但也富有戏剧性和较深的内涵。读来令人感慨，给人留下难忘的印象。
Original 伊耆 伊本正经说 Today
哗楞楞楞楞...... 后院的风铃依旧随风起舞，传来悦耳的金石之声，这是于小红最爱的声音，丈夫亲手为她所做。 每听到风铃声起，带着疲惫归家的于小红便会为之一振，房门内迎接她的是充盈爱意的温暖，这是港湾的讯号。她绝想不到，有一天，风铃会成为悲怆的挽歌。 隔着落地窗，于小红看见丈夫躺在了壁炉前，她急忙打开家门，抱起丈夫，人早已凉透，肢体僵硬。时值中国农历新年，喜庆的过年气氛顿然被痛楚覆盖。 丈夫的死因至今成迷，医院不肯透露细节，美国情报部门也极力阻挠于小红追查真相，她心寒，她懊悔。 如果不是自己的家庭出身，丈夫本会是另一番别有精彩的人生，不会失业多年，更不会死得不明不白。 这是于小红第二段婚姻，也是她最幸福的婚姻。从北京到波士顿，她逃离了原生家庭的一切笼罩，但生命原点的某些密码，无论如何也摆脱不了。 她的悲喜起伏，都与孕育生命胚胎的碧瓦红墙不可分割。 ① 1953年，中南海。 于光远和孙历生，一对相差19岁的夫妻，碰撞出爱的结晶。 这年于光远已近不惑，革命半世，膝下空空，迟来的精血延续，带给他极大的安慰与温存。 于小红的童年是甜美安逸的，高干家庭给了她富足的生活保障，知识分子双亲给了她优质的教育启蒙，那时她的父母爱情引人羡慕。 于光远本姓郁，参加革命有杀身之祸，那时都用化名，化名用久了，也就成了真名，比如《我爱我家》的傅明老人，不是初恋找来，孙女都不知道他叫贾敬贤。 于小红的出生证上，写的还是郁小红，无奈老爸名气太大，声冠九州，大家还是愿意叫她于小红。 郁家曾是上海望族，有“郁半城”的绰号。创业始祖是一名小仆人，去大地主家应聘，主人请他吃馄饨，吃完问一共几个，他有心地数过了。离开时，看见门前倒掉的扫帚，顺手扶了起来，两处细节，地主决定录用了他。 从仆人到管家，最后独立创业，成为上海船王，郁家完成了逆袭。到于光远父亲一辈时，家境已不如前，但还比普通市民好得多，有能力供他到清华读书。 那是华北放不下一张安静课桌的时代，“一二.九运动”于光远成为骨干分子，并入了党，从此，他把一生交给了组织。 建国初期，30多岁的于光远已是中宣部科学处处长（中央四大部当时没有局）、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名副其实的高干+高知，而且还是畅销书作家，有名、有权、有钱。 于光远的收入在当时高到什么程度？中宣部建幼儿园、游泳池，单位缺钱，他个人出资；“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由他出钱建立；助理偷他的钱，一偷数年，他浑然不知...... 可惜财齐人不齐，仪表堂堂，才华横溢的于光远，到了中年还是孑然一身，直到一次去学校演讲，他被一双灵动的大眼睛深深吸引。 ② 于小红每次回国都去给母亲上坟，孙历生的墓碑上镌刻着一只蓝色蝴蝶，形单影只，另一个世界没有人陪伴她。 相比父亲的长寿，母亲的生命终止在34岁。如同丈夫，于小红母亲的死因至今也是迷。 于小红的生命中总有神秘的声音相伴随，丈夫的风铃伴随她人生后半段，而童年的神秘之声来自母系家族。 孙历生怀孕后便搬出中南海，住回了娘家，于小红是在姥姥家降生的，北京西四小绒线胡同26号。左邻右舍都是沧州老乡，27号院住的就是名作家王蒙。 姥爷买下这套院子价格很便宜，前任房主住的时间不长，急于出手源于这所宅子不干净。 原房主告诉于小红的姥爷，北房的一间屋，夜里总有乐器声，恐怕这里出过惊悚事件。姥爷是化学家，不信邪，房价实在便宜，决意买了下来。 搬进之后，姥爷没听过什么异样的动静，而姥姥则在春秋两季的夜间总会听到墙壁里传来的古琴悠悠。 于小红儿时也确实听到过叮咚叮咚的声响，姥姥说那是古琴的律动，童年于小红还幻想过一个古代美女会从墙壁中走来。 于光远听说此事，认为地下有金属，因热胀冷缩，随着季节变化发出声音，建议挖开看看，但家里人不敢。 文革中，姥姥家的房产被没收改造成大杂院，因修下水管，地被挖开，果然有一个大缸，里面满满的银锭。 于光远是姥姥一家的智囊，这个兼通文理的大知识分子女婿好像天下没有不知道的事情，哪怕没有了姻亲关联，他们也习惯依靠这个前女婿。
孙历生与王蒙同庚，二人是小学同学，一起在14岁时入党，成为少共一员，也都在1957年遭遇引蛇出洞，只不过王蒙熬了过来，中年以后大放异彩，孙历生的人生则在1968年盛夏戛然而止。 多年以后，王蒙把这位老邻居、小伙伴的故事写成小说《蝴蝶》，而真实的孙历生经历比小说主人公更令人唏嘘扼腕。 北京女子第三中学，孙历生的母校，也是纠缠她的地方。1952年，高中毕业的孙历生被留校任命为政治辅导员，她是这所学校第一个共产党员， 于光远受邀去女三中做形势报告，意气风发，旁征博引的演讲吸引了听众席的孙历生，于光远也注意到那一双大眼睛。 不久，缘分开始发挥奇妙的作用，二人在公交车上偶遇，孙历生请于光远到家做客，于光远一脚就迈进了她的生活。
结婚时，孙历生不满19岁，对这段年龄、地位相差悬殊的婚姻，孙历生父母本是反对的，但读过书的他们很开明，知道拗不过孩子，只有衷心祝福。 事后证明，老人的担心并非多余。 50年代，高中毕业已是正经八百的知识分子，但于光远觉得妻子年轻、有基础，还是要进一步深造，便给孙历生争取到了去中央党校进修的名额，熟料，她的厄运从此开启。 年轻的孙历生那时已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但活泼的性格依然像个孩子。两个女儿交给母亲带，丈夫公派到东欧工作，孙历生重拾久违的学生生活，党校里她也以敢言著称。 1957年春，大鸣大放的整风运动中，孙历生对高级干部提出了尖锐批评，随后在年底被划为右派，开除党籍，发往农场劳动。 回国的于光远，接到组织谈话，希望他和右派妻子离婚。于光远与孙历生真心相爱，为了知道爱人安危，他甩开秘书、司机，骑车往返百余里，去干校给妻子送衣送饭。 婚姻不是两个人的事，有时也不只是两家人的事，而是公事。作为党内理论权威、高级干部，于光远被个人情感左右，抛不下小布尔乔亚的爱情观，已经危及到他的政治前途。 1958年，中宣部反右补课时，开展对于光远的批判。孙历生获罪的一大主因，就是批评时任中宣部长的陆定一，于光远这时也站在了右派边缘。 我们不能用今天的标准去苛求那代人，他们心里装着比今人大得多的事，为了信仰，个人的委屈是可以忍受的。 1958年末，于光远和孙历生劳燕分飞。这时，孙历生已怀着他们第三个女儿。 ③ 巧儿我自幼儿许配赵家，我和柱儿不认识，我怎能嫁他？
2013年，于光远以98岁高寿辞尘，于小红料理完后事，就迫不及待解开一个谜：父母到底怎么离的婚？
关于这件事，父亲、母亲、姥姥、姨妈、继父，每个人都有一套说辞。从少女时期，于小红就好奇，为什么一桩离婚案，众说纷纭，而那时，他们本没有离婚条件。 新中国第一部法律就是《婚姻法》，出于保护妇女儿童权益的考虑，《婚姻法》明确规定，孕期及哺乳期妇女，不能判决离婚，且离婚案件必须经过调解阶段。 在托了很多朋友，打过100多个电话后，于小红接到北京法院档案室的通知，她父母的离婚证原件找到了。
那张已脆弱到一碰即碎的纸，实际是调解书，而最后一句：本件代替离婚证。无厘头地解体了一桩才子佳人的美满姻缘。
于小红几十年执着于此，为的是给三妹争一个公道。 父母离婚时，孙历生已临盆在即，不久，他们的三女儿于小蓓出生，这个孩子的身份成了麻烦。离婚后产子，于小蓓从落地就背负了私生女的名声，于光远对外则否认有这个女儿。 一年后，孙历生和农场的另一个右派组成了新家，于光远几年后也再娶，于小红和妹妹就在两个家庭中徘徊成长。
1968年7月12日，三妹小蓓正在姥姥家的院子里铲土玩，几个女三中的人急忙忙进来，年幼的她有第六感觉：妈妈不在了。 孙历生的死因结论是自杀，但自始至终家人都无法接受这个说法，于小红姐妹坚信母亲是被害死后挂上窗棂的。 多年以后，老迈的于光远告诉女儿，母亲死前半个月他们见过面。当时，刮起清理阶级队伍的风潮，那次见面，于光远预感到孙历生在劫难逃。 倔强，是孙历生的性格，这一点也遗传给了女儿。70年代初，在塞外农场，于小红曾向父亲滔滔不绝讲着信仰的价值，与当时主流不同调的言论从她口中喷薄而出，父亲听罢落泪，指着她：你妈妈她就是太......
文革前，家庭的破裂并没有影响于小红接受最好的教育。1960年景山学校成立，于小红是第一批学生。 这所从小学到高中的一贯制学校至今仍令人仰视，当时招生的范围主要是高级干部子女，即今天所说的红二代，少量招收校区附近的平民子弟。于小红的同学中有后来的南开大学校长龚克，著名演员李成儒。 景山学校实行的是超纲教育，相比其它学校，这里学习的内容超前且艰深。自己的子弟学校，就是要培养明日接班人，红色祖国的精英。 于小红后创建科技公司，源于小时候对物理课的爱好，那个姓邹的老师给了她难忘的启蒙。 多少年后，景山学校同学聚会，邹老师已垂垂老矣，于小红仍然感谢她当年给予的小小鼓励，欣赏的眼神。 邹老师一把拽住于小红，说出了几十年的秘密。她也毕业于女三中，孙历生是她入党介绍人，过去怕沾惹麻烦，一直闭口不言。“你妈妈对我的好，我只能回报在你身上。” 于小红不禁想起姥姥爱说的一句话：人心换人心，八两对半斤。 ④ 于光远曾和友人李昌（科协原主席）夫妇这样说起长女：我不敢看于小红，她和孙历生一模一样。
1969年初，于小红到陕北插队落户。那批去陕西插队的北京知青，50年后改变了中国命运。 与母亲一样，于小红走到哪都是一道夺目的风景，即便在爱情受压抑的时代，于小红身边仍不乏各色爱慕者。 70年代的西安城有一个说法，追过于小红的人，有一个加强连。（关于西京故事，可读之前讲读书会一文）山河表里潼关路
于光远文革时被下放到宁夏劳动，于小红长途跋涉去帮父亲料理生活，父亲给她补习功课。随着于光远处境缓解，于小红也获得了上大学的机会，进入西安交大学习电机。 当时的西安地下读书会，极力争取于小红加入，但她敬谢不敏，至今仍有她是其中一员的讹传。 虽然没有加入那个群体，但于小红和读书会也非毫无渊源。读书会成员，同为交大学生的张守明是于小红彼时男友。
在交大流传着一个段子，那时于小红的爱慕者想尽办法接近她，凡她借过的书，追求者都要借来一读，以期找到共同语言。于小红顽皮的性格颇爱恶搞，她于是专门借些晦涩难懂的书，读得一众登徒子眼花头大。
近来年，关于于小红婚恋的传说林林总总，但无一靠谱，都是杜撰讹传。比如说她前夫叫刘世定，就是一顶张冠李戴。 刘世定是川康省主席、起义将领刘文辉的孙子，北京四中学生，与刘源同班，并一同在雁北山阴县插队，后考入于光远门下，执教燕园。 于小红的前夫确实是父亲的门生，但不是刘世定，而是刘世定的师兄兼同事，曾任北大社会学系主任的马戎。 她和马戎有一个女儿，随着于小红去国深造，这段本就爱得不够深刻的婚姻产生了危机。虽然一家三口曾在美国短暂团聚，但于小红事业上升后，这段婚姻还是亮起了红灯。
于小红的第二段婚姻，丈夫是来自台湾的物理学博士，因之前工作于美国战略核心部门，对政审有严格要求。于小红的家庭背景，让美国人不敢相信一个红色高官的女婿，婚后便赋闲在家，成了于小红的贤内助。 于小红性格爽朗、达观，是她招人喜欢的主要原因，哪怕生活充满苦涩，她也会笑对，即便是人生重大转折，在她处理也是游戏一般。 1978年丁肇中说服了国家领导向外派遣留学生，由他优先挑选十几个人到实验室工作，于小红被派去做翻译。 选拔考试上，有个德裔教授顺手给了翻译于小红一份试卷，不知道为什么那天出了灵感，她很顺利答完，第一个交了卷。 过了几天，她被通知去人民大会堂等待接见，丁肇中给主管科技的方毅副总理写信点名要于小红去工作，因为她考了第一。 到了德国，遇到丁肇中口试，不会的题她也马上回答，丁教授出题越快，于小红答的也越快。突然，丁肇中停下来问她：“你回答的是什么？” 于小红说：“不记得了”。 丁肇中大笑起来，“你简直都是胡说八道。”但是，于小红还是得到了最高分。
从德国到美国，于小红完成又一次转型，攻读工商管理，她不再满足于做科研人员，而是走上了创业之路。 她从地下室开始研发产品，赢得美国投资人的垂青，公司逐步走上良性轨道，她也重新收获爱情，42岁那年又生下一个男孩。
于光远在世时，每年7月，于小红都会回到北京，这时是父亲的生日，也是母亲的忌日。于小红和父亲谈天说地，唯独涉及母亲，于光远总是闭口不言，她能理解父亲心中那说不出的痛和悔，爱到深处是无言。 在孙历生获得平反通知后，于小红和妹妹们给母亲组织了追悼会，发出100张请柬，却来了数百人，于光远没有露面。 追悼会上有一位不请自来的大人物：陆定一。 经历了风云变幻，昔日意识形态大总管，也有了反思和自问，孙历生划右派虽不是他亲手所为，但“我不杀伯仁，伯仁因我而死”，陆定一向于小红表示歉意。
有人问过王蒙，如何熬过那艰难岁月？王蒙的回答是：谦虚谨慎，向农民学习。 这最底层的生存思维，恰恰是孙历生至死没有学会的。 如今的于小红已走入晚秋，升级做了姥姥，本该安度晚年，但丈夫的不明死因始终困扰着她。给母亲和丈夫讨一个公道，恐怕是她余生最有动力做下去的事。 经历过人生锤炼，于小红活出了自我，不是红二代或任何标签可以涵盖的，她就是她，你喜欢与否，她始终站在那里。 王蒙在《蝴蝶》中的一句话，倒很能反映于小红：
PS：王蒙先生年已八秩晋六，依然笔耕不辍。晚年王蒙，笔力不再局限小说领域，触角伸向广阔的哲学空间，他将中国传统智慧与个人生命体验融于一体，新作《写给年轻人的中国智慧》，以长者身份向青年讲述了简洁而有力的生活哲学。是年轻人作为参照不错的枕边书。更多详情可阅读：《贾平凹盛赞！这个85岁老头讲的老经典，让人忍不住一读再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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