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在很多文章中读到过“刻奇”这个词，不禁引起了我的好奇。“刻奇”原来是Kitsch的音译。Kitsch 一词最早出现在1925年，源于德语的kitschen。其原意是指用于娱乐大众的格调低俗的文艺作品。也用来泛指以庸俗的设计、外观或内容来迎合取悦于大众的行为。中文把kitsch译作“媚俗”。

最近读了蒋方舟在其《新周刊》发表的文章，“刻奇国里说刻奇”，该文是借用“刻奇”这个常用于文学批评的概念，来反讽当今国内盛行的种种社会怪象。读罢此文，对于“刻奇”的含义仍然有些不甚了了。

却是蒋文后面的一条读者留言，引起了我的极大关注。留言者是南京大学教授景凯旋，他说“刻奇”这一音译最早是他提出的，发表在九十年代的“关于‘刻奇’”一文中。顺着这个线索，我找到了景凯旋先生的原作--“关于‘刻奇’”。这的确是一篇有很强学术意义的好文章。该文不仅阐述了Kitsch一词的来龙去脉，而且从历史和现实的各个角度和多个层面，剖析了“刻奇”的种种社会表象。媚俗从来都不是艺术领域的独特景观，它在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随处可见。只不过我们已经习以为常，或是视而不见罢了。

这两篇文章分别从通俗和学术的不同角度，分析了“刻奇”在文学审美及社会政治领域中所扮演的角色。由于“刻奇”在大众文化与意识形态诸多方面获得了多重意义，所以，简单地将“刻奇”等同于“媚俗”似乎就不那么恰当了。

刻奇国里说刻奇

文/蒋方舟

个人的自我欺骗叫做矫情，一群人的自我欺骗叫做刻奇。

我们从小到大都处于刻奇之中:小时候写作文“看着胸前的红领巾我骄傲地笑了”,军训结束之后抱着教官哭得稀里哗啦，在人山人海的地方求婚，引来千人围观如同商场促销。

这些时刻的共同点是：当事人带着激动和赞美看着自己的灵魂，感慨自己的崇高。

网络时代，刻奇变得越来越专制：灾难之后，微博上满屏插遍红蜡烛，拒绝加入感伤洪流的人被视为冷酷或居心叵测；微信上大量的“男人一生要懂的10句话”“母亲20个让你流泪的瞬间”“关于小日本你不知道的99件事”，大多缺乏逻辑和审美，极尽煽情之能事，让人躲避不及。

刻奇用“珍爱生活，快乐当下”的空洞慰藉，掩盖人生的千疮百孔。刻奇用热泪高呼和呐喊，欺骗了人们渺小的灵魂。刻奇用粗糙简单的“正能量”包装苦难，让我们对社会顺从。

刻奇，是一切真实的反面。

格林伯格与刻奇

“刻奇（kitsch)”一词来源于19世纪的德国，它的原意如今并不可考。一说是指在三明治上涂抹一些精美的东西，来抚慰孩童；另一种说法是说保留一些破烂，作为人生中某个时刻的纪念。刻奇被广泛认知的定义，是指一些通俗的、商业化的艺术和文学，包括杂志封面、广告、廉价油画、畅销小说、好莱坞电影等等。刻奇也指一种简单化的艺术风格，比如用黄昏来表示柔和氛围，用儿童、奔跑的小狗来表示天真无邪。

1939年，美国最重要的艺术批评家之一克莱门特·格林伯格发表了一篇《前卫与刻奇》的文章，最早预言了刻奇将会是艺术的坟墓。根据格林伯格的理论：刻奇是工业革命的产物。在此之前，穷人居住在乡下，富人住在城市，地理的差距让他们的生活井水不犯河水，而读写能力也是区别彼此趣味的工具。工业革命之后，穷人转移到城市，成为了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并且为了更有效率地工作而学会了读写。

于是，阶级之间的隔阂被打破，居住空间上的隔阂被打破，文化享受上的隔阂也被打破。然而，工人并没有贵族累积下来的审美体验，也没有那么多的闲暇，甚至没有那么多用来欣赏艺术的预算。于是，刻奇文化应运而生——为那些对真正的文化价值麻木、却又渴望得到审美体验的人设计。

看廉价的爱情小说，就可以获得的感动，何必去费劲读莎士比亚？看列宾的画就一目了然的情感与故事，何必去在毕加索的一堆颜料和线条当中猜测作者意图？

这就是刻奇为艺术带来的伤害：观众用廉价的成本，获得廉价的眼泪，并且深深为此满足。

格林伯格对于刻奇的批评，体现出艺术批评家的清高。他的清高当然是对的，这是自古艺术家的最高价值。明朝文人沈德符曾经说过自己识别出的三重审美趣味：文人雅士居上，士绅热衷艺术者居中，易上当受骗的新安或徽州商人居末。

然而真正的、严肃的艺术必然是高成本的——无论是物质上还是时间上。古代有个故事，说有个商人想得到一幅《水月观音》，再三央求，前后十数年，画家终于答应下来，历时三年才完成，当画完成送给商人的时候，其人已经故去。

无法阻止普罗大众有享受艺术的要求，也无法要求一个工人为一幅名画穷尽一生，要求一个家庭妇女精准地理解陀思妥耶夫斯基页里行间的绝望。于是，我们抱怨刻奇、嘲笑它，去无法逃避它如洪水一般的席卷。

格林伯格生活在一个真正的艺术与刻奇肉搏的年代，而如今，刻奇文化已经取得了世界性的压倒性的胜利。

一百年前，没有非洲人是刻奇的，而如今，义乌小商品市场都能批发到非洲风情的硬木雕塑。被格林伯格斥为“高等刻奇产品”的《纽约客》现在只剩下“高等”两个字。艺术家要么是热闹的，要么在表演着孤独。

刻奇是人们找到的一条通往高雅的捷径，殊不知，就是这条小道毁了高雅。

人类正在走向虚张声势，而刻奇，就是我们的缩影。

昆德拉与刻奇

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当中，给了刻奇新的含义：

看到一个小孩子在草地上奔跑，第一颗眼泪说：孩子在草地上跑，太感动了！第二颗眼泪说：和所有的人类在一起，被草地上奔跑的孩子们所感动，多好啊——使刻奇成为刻奇的，是那第二颗眼泪。

在昆德拉的口中，刻奇不仅是一种艺术表现方式，而是成为了一种情感——一种能够被分享的情感。格林伯格认为刻奇的反面是艺术，而昆德拉认为刻奇的反面是粪便。

昆德拉小时候看到一本木刻插画的《圣经》，看到上帝的形象，想如果他有嘴，就得吃东西；如果吃东西，就有肠子。这个想法让他不寒而栗：一种上帝和粪便共存的事实。

一个刻奇的世界，就是一个既不承认粪便，也不承认亚当和夏娃之间有性亢奋的世界。一个刻奇的世界，是为了扩张领土而发动战争，然而把战争的目的包装得崇高而神圣的世界。

昆德拉对于刻奇的反对，与其说是道德层面的，不如说是美学层面的。他反感统治者在检阅台上高高在上的笑容，同样反感抗议者的热泪与激情。

一个二十多岁拿起枪去山区参加游击队的男青年，与其说是收到某种召唤，不如说是被自己的形象迷住：在一个汇聚着成千上万目光注视下的伟大舞台。

刻奇是自我迷恋，是灵魂的膨胀。昆德拉写道：“促使人举起拳头，握住枪，共同保卫正义的或者非正义的事业的，不是理智，而是恶性膨胀的灵魂。它就是碳氢燃料。没有这碳氢燃料，历史的发动机就不能转动。”

《华尔街日报》曾经刊载过一篇名为《为什么独裁者爱刻奇》的文章。文章的配了一幅图：金正日端坐在巨幅图画前，画中是奔流的瀑布和几只小鸟。报道说，这幅画就是典型的刻奇艺术，采取的是非常浅白的隐喻：奔流而猛烈的瀑布象征着领导人的绝对力量，而几只小鸟象征着乐园中的人民。属于刻奇艺术的，还有伊拉克前总统萨达姆修建的“胜利之手”的雕塑。两只巨大的手按照萨达姆的手建造，各握一只巨大的剑在天空中汇合。同样被批评为“幼稚的刻奇”的，还有普京裸着上身蝶泳和骑马的照片，“显示出自己超级汉子，而且把自己视为超越常人的象征”。刻奇，作为一种宣传，是不惜一切讨好所有人的态度。为了说服所有人，它让生命超越自身，呈现出一种不自然的美感。

我们与刻奇

人们期待得到高于自身的人物的赞扬，在很久之前，这个评价的人是神、是上帝、是高于自己的生命体。文艺复兴和科学的发展，把人们从上帝那里解救出来。没有了上帝，我们要在日常生活中寻找一个上帝的化身，所以要赋予生命一个崇高而神圣的意义，一个热泪盈眶的理由，一个感觉自己与其他人类同在的时刻。

然而，在大多数时候，这种神圣的时刻并没有出现。所以我们只能自我欺骗，并寻求认同。

我们寻找容易擦掉的眼泪：韩剧中得绝症死掉的女主角，电影里妻离子散、母子分离得哭天抢地、妈妈的白发和爸爸的驼背；我们寻找成本极低的崇高：在微博上呐喊“不转不是中国人”“这一夜我们都是XX人”；我们寻找轻而易举的共鸣：“能哼出《黑猫警长》的主题歌说明你老了”“还记得小时候拍过的“圣斗士星矢”的画片么？”

欺骗是对别人掩盖真情，自欺是对自己掩盖真情。自我欺骗很难克服，因为它如同气球爆炸一样在瞬间发生，自身甚至毫无察觉。

克服刻奇，首先要做到的是克服孤独。当其他人共同感动、流泪、愤怒、快乐的时候，要有足够的勇气不与他人同悲同喜。克服刻奇，并不是靠嘲笑他人“刻奇”来实现，而是靠捍卫自身的情感，如同捍卫自己的城堡。

由于景凯旋先生的原文较长，这里只节选了第三节，即“刻奇”现象在中国的部分。

关于“刻奇”

文/景凯旋

（三）

在中国，我们曾首先目睹了意识形态“刻奇”的登场。五六十年代的三面红旗、“大跃进”、歌海花潮的盛大游行，整齐划一的大型团体操，赋予人们的日常生活和工作以伟大崇高的意义。诗人们放歌着“未来的世界就在我的手里，在我—们—的手里”；小说家们描写着“青春之歌”，“沸腾的群山”，“百炼成钢”，“艳阳天”。为政治利益服务的律令使得文艺作品亦步亦趋，低眉俯首，彻底背离了新文学的现实传统，成为一种虚假的奴婢文艺。这种“刻奇”美学在“文革”中达到了极致，那就是对专政的抒情化，对领袖的无限崇拜，“不是……就是……”的绝对思维，“头可断血可流，海枯石烂心不变”、“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豪情壮志。在这种情况下，“刻奇”意味着对心灵实行全面专政，就像是心理学上的催眠暗示，使群众在狂热中产生某种类妄想型亚文化信念。那个时代广泛传播一幅照片，一个战士胸膛上别满领袖像章，脸上洋溢着无限幸福的神情。集体忠字舞带给参与者一种强烈暗示，觉得自己还是人民中的一员。样板戏遵循“三突出”和“高、大、全”的原则，其中不但再也看不到战争的残酷和死亡，而且连男女之爱婚姻家庭也一扫而光。“文革”美学的特征就是，它不允许任何讨论，而是反复陈述其主张，就仿佛这是一个事实，不在乎它是否能沟通和被接受。现在当然没有人怀疑掩盖在它后面的残酷，它最终还是结束于一个世俗的嘲讽，当时全国流行的那句“谢谢妈！”台词，象征着“文革”美学的退场。

新时期初的主流文艺基本上仍属政治“刻奇”，它建立在拨乱反正的基础上，强调道德上的黑白分明，善恶有报。由于不触及本质，只是诉诸表面的抒情，许多作品都散发出浪漫主义的虚假气息，如小说《爱，是不能忘记的》、《大墙下的红玉兰》，话剧《丹心谱》，以及谢晋的感伤电影，稍后张艺谋的民俗电影等等。八十年代中期，有人开始提倡“玩文学”，试图用世俗精神消解意识形态的创作。与此同时，港台大众文化开始进入人们生活，邓丽君的歌一夜之间征服了全国。这两种文化的此伏彼起构成了八十年代的主潮。但那时毕竟还有一些直面人生的作品，像北岛的诗句“我不相信”，就表现了一种怀疑的力量。

九十年代是一个普遍丧失现实感的时代。随着市场经济的到来，大众文化成为主流文化，让我们充分领略了它的“刻奇”美学。这是一种刻意营造、受到纵容的大众享乐。电视连续剧《渴望》使亿万人如痴如醉，安然度过了那段心理不适应期。金庸的武侠，琼瑶的言情，港台流行歌曲，日本卡拉OK，春节联欢晚会，时装表演等纷纷登台，更是让人们沉浸在虚幻的温柔富贵乡中。娱乐业人员成为文化的主人，向权力和金钱表演着最奴婢式的集体献媚。文学在宣布“失去轰动效应”之后，又一次宣布“逃避崇高”。冯骥才的《三寸金莲》，贾平凹的《废都》，汪国真的诗，文人游记，小女人散文，美女作家，都曾风靡一时，以无伤大雅无病呻吟的小烦恼小快乐供人消遣。正如皮勒·鲍第欧所说，这些娱乐形式大都遵循“容易和明显的美学快感逻辑”，体现出“实用与感官的一致”。它们的共同特点是为了唤醒和满足大众的情感需求，不冒犯任何人事而对生活表示感谢，因此被人们恰如其分地称作“媚俗”。

但意识形态并没有终结，九十年代的两个主流是大众文化和民族主义，后者是意识形态话语在新时代的民间转型，如《中国可以说不》、《妖魔化中国的背后》等书的出版，就是一例。“文革”歌曲《红太阳》再次唱遍大江南北，当年的知青喊着“青春无悔”而感动落泪。梁晓声、张承志、张炜等人的文章以文学家的激情呼唤着革命之魂，开口不离人民、祖国、土地这类字眼。电视连续剧《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小戏场话剧《切·格瓦拉》对浪漫主义和英雄主义的召唤，更是重寻失落价值的“刻奇”表演。只是与“文革”及“文革”前相比，今天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刻奇”已经更少真诚，更多空洞和作秀。这些作品企图不通过悲剧而显得崇高，用自我满足的神话重构取代实际的审美行为，故尔有着美学上的贫乏，道德上的可疑。

有意思的是，西方一些批评家也指出，近年来，“刻奇”这一纳粹运动的“新话语”已经渗透进了一些有影响的艺术和历史书籍。这说明，“刻奇”不仅是一种艺术上的坏品位，而且是一种既能吸引你同时又令你反感的强大诱惑力。它是一种过度的质，要认识它，得具有一种荒谬的现实感。

九十年代中期的“人文精神”讨论，可以看作是意识形态“刻奇”与大众文化“刻奇”之间争夺话语权的直接交锋。但究其实，它们都是形式大于内容，简单，粗糙，缺乏精神含量和反思能力，一味诉诸受众情绪上的条件反射。更重要的是，这些意识形态“刻奇”都有明显的商业目的，在操作上与大众文化的包装或炒作一般无二，服从市场法则，追求票房价值，是由文化制作者、大众传媒和消费者共同组成的文化市场推出的审美趣味，目的是为了满足某些中国式中产阶级的情感消费。这种感情交流也是可以经由市场交换来完成的。在那里，目的完成与否无关紧要，重要的是作秀和获取名利，从而导致符号的贬值。它完全符合哈洛德·罗森伯格（Harold Rosenberg）给“刻奇”的定义：“已经建立起规则的艺术；有可预期的受众，可预期的效果，可预期的报酬。”如果说革命“刻奇”与大众文化还有什么不同，那仅在于后者不讳言其假，而前者却试图以一种更高等的形式掩盖基本的现实，是对虚假的掩盖。实际上，整个九十年代，无论文学艺术制造了多大繁荣，我们看到的都不过是一幕与权力共谋的“刻奇”大合唱。

人类对高尚情操的需求反映了，只要人类的社会结合不仅受制于自然律，而且受制于道德律，只要还得赋予生活以价值意义，诸如崇高，爱情，自尊，忠诚，自我牺牲，悲剧感等，“刻奇”就不可避免。昆德拉将人生意义的追求视作“刻奇”，不无悲观地说：“无论我们如何鄙视它，刻奇都是人类境况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反映了我们在赋予人类生活以价值方面的失败。大众文化“刻奇”是远离生活，逃避价值；意识形态“刻奇”则是干预生活，价值至上，二者都不是真正的艺术。要把握生活与艺术之间的关系，需要艺术家具有一种深刻的现实感，从生活出发，而不是从某个价值观念出发。可是，当代艺术的困境却是，我们需要的这种情感不能被制造，它所依赖的人类自由的想象力和判断力却在不断衰退。 

半个世纪前，法国作家加缪对此就曾有过深刻认识，他在《艺术家及其时代》的演说中指出，当代的艺术家是在一条山脊线上行进，这是一条冒险的路，在它的两边，一边是无聊的深渊，一边是宣传的深渊。今天，我们仍然能听到这位作家孤独的声音： 两种美学长期对立，一种要求全面拒绝现时，一种声称抛弃一切非现时的东西，最后是远离现实，在同一种谎言和对艺术的取消中汇合了。右的学院派不知道苦难，左的学院派则加以利用。然而在这两种情况下，在艺术被否定的同时苦难都变得更为深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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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housebook.com.cn/200112/17.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