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制度的认识

    政治制度的讨论实际上是很深的学问。在美国的大学，政治学和经济学是分开的。当然，由于政治的复杂性，不同学科、不同学者对政治的理解差异很大。一般而言，在政治范畴的框架下，其研究领域有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法学和人类学。

    我体会，西方社会研究政治框架下的各个领域时，并不是先入为主地否定什么，肯定什么，特别是对不同政治制度体制的研究更是如此。您看我这儿拽，当时就会嘲笑：西方政客们可总是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的，从来没说“专制制度也其存在的道理”。是呀，一旦对政治制度的讨论不再是科研的范畴，那真就得两说着。实施不同政治制度的各国政府，为了取得民众的支持（也就是取得合法性），能不在宣传舆论口径上为自身的合法性极力辩护吗？换句话说，西方政客在台面儿上也是“人在江湖”。您能听到过哪些西方政客说自己犯过错儿吗？他们要是不犯错，难道是神不成？我们常挖苦中共标榜自己“伟光正”，其实西方政客和中共的专制主义者在这方面是“五十步笑百步”。或许可以这么说：世俗政治和科研领域的政治学研究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儿。

    我体会，尽管在科研领域对政治体制的研究众说纷纭，但生产力，也可以说经济基础决定体制，也就是上层建筑，基本上是可以肯定的。而资本主义制度相对适应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也应该是没有疑问的。得，咱这么一说，“含沙射影”地攻击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哎哟，如此上纲上线那就嘴巴贴封条吧。其实事情哪儿那么简单呀？欧洲，特别是北欧，社会制度中社会主义的成分很多；而中国社会近几十年商品经济大发展，社会中的资本主义的东西也多得很，不可一概而论。那边一声吆喝：“中国大陆政府的独裁是不容置疑的吧？”是啊，政治上专制，经济上搞活，邓小平的“中国特色”嘛。

    都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如此推理，中国的社会体制早晚会变。什么时候？或许明天，或许一百年之后；反正得变。啧啧，等于白说。中华民族两千年都是大一统的专制体制，转变谈何容易？儒家文化可以说就是在专制土壤中生成并完善的。如果中国大陆因生产力的发展引发制度的危机，那不单单是制度本身的问题，还连带上文化所受的巨大冲击。

    在读欧洲历史的时候，我总有种感觉，就是认为欧洲甭管是哪个主要国家，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确立都要比中国容易。欧洲的文化和宗教使之相对容易。法国确立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斗争是最激烈的，反反复复；那从王权到民主共和体制最终确立也没有一百年（1789年－1875年）。中国从1911年起模仿西方建立了议会共和制度的，然而到今天却仍是专制体制。如果说生产力发展终归引发中国政体的根本转变，那是否要经过较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更激烈的斗争？我有这种预感。但如果真是代表先进社会生产力的阶级在中国成长壮大，并引发中国政体的巨变，我认为中国还是有希望的；为此付出巨大的代价也是值得的。

    自读中国两千年以来的历史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脉络，就是中国生产力发展缓慢的小农经济社会结构的“自我修复”。秦朝统一中国后，虽然有晋朝之后和唐朝之后相当长时间的分裂状态，但其他时间基本上处于大一统王朝的专制统治之下。这些王朝都有着“生老病死”－－由王朝初定的兴盛走向衰亡，这一过程的原因之一就是王朝自身的腐败。当旧王朝因自身社会矛盾崩溃后，新王朝在其废墟上建立起一个与前王朝体制几乎一样的专制体制。前王朝的腐败的种种都在崩溃中毁灭得干干净净。这种毁灭对中华民族来讲是深重的灾难！每次大王朝的更迭光人口就起码损失过半，生产力遭到极大的破坏。

    从这点出发，我们任何一个有民族感情的中国人都不希望这样深重的灾难再次出现。那么，会不会中共的腐败引发其专制体制崩溃后，打着“革命”名义夺取政权者建立起的政权又是个专制体制的翻版呢？就我个人感情而言，我很难接受；但历史的进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其实早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中国的学者们就提出这种忧虑了。当然，我们可以积极乐观的态度看待中国的未来，认定中国近几十年来由于民众的思想素质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真是如此，中国迟早发生的巨大变化将不是新旧王朝的更迭，而是新制度的确立。但愿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