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老师

    大学三年级开始，我们开始转入专业课的学习。给我们这个“工业统计班”讲“工业统计”课的王老师是系副主任。他本人是当时国家工业统计主要指标“总产值”和“净产值”的研究专家。有关当时中国大陆工业统计的一系列指标，客观的讲，那不是一门科学，而是经验之谈，您说是“方法论”也行。我对自己所学的工业统计专业就那么回事儿。咱是老“知青”，1980年上大学时都27岁了，当时能凑合考上大学已属万幸。上大学的目的就是找个饭碗。乍一见觉得王老师特土。这位，看起来五十岁左右，块头挺大，不怎么修边幅；衣服不够整洁，头发总是寸头，乱蓬蓬的，还总戴个浅色的墨镜。后来我知道，他的眼睛有一只是瞎的，是小的时候得病看不见了的。自从一只眼看不见后，另一只眼就长得格外大，而另一只便逐渐萎缩，完全缩在眼窝里。这幅样子还真有些难看呢。

    王老师来讲课的时候我已经干了一年的班长。刚上大学的时候班上的班长是校方指定的。咱是返城“知青”，当时属于“待业青年”。校方指定的班长和团支部书记基本上通过档案资料在应届毕业生中挑。头一年大学生活我属于上课来下课走的主儿，对班上各种活动一概不闻不问。我也真和同班同学合不来。他们大都比我小八、九岁，最多的差十岁。在“文革”结束那会儿，这相当于差不多一代人。对同班同学所关心的事情我完全没兴趣。可大学第二年班干部改选，一下子我便被推举为班长。同学们选我没别的原因，就因为我岁数大。他们讲话，“老大哥见多识广，就得你出来管事儿大家才听。”我没推辞，说“既然选我，那咱也只好干。我不怕挨骂，只希望为班上的同学们争利益”。大家很是赞同。

    就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的国内政治环境来说，应该是很“宽松”的。记得大学里那会儿还兴“独立候选人”进行“人大代表”的选举呢。自从返城后，我对国家政治在表面上毫无兴趣，声称“咱最反对形式主义”。一到“上面”布置政治学习，我就宣布“大家回家自己看报纸去”，并让各小组长自己编写“政治学习的讨论发言”，编好后我交到系里交差。我这种“阳奉阴违”不会没人打“小汇报”的。系里一找我谈话，我就说“您要觉得我干得不好，可以把我这个班长撤了，我还不愿意干呢”。

    后来校方换了个班上的“辅导员”（大学毕业生被留校后，先得任“辅导员”）。这显然是校方“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的手段。后来的这个“辅导员”特“事儿”。在政治学习上我们屡屡发生矛盾。如果我不组织“政治学习”，他就组织。然而去的学生不多。他“事儿妈”似的没完没了地到系里告我。这种情形下，班上的同学都一边倒地支持我。平常他在班上的时候，只要他的意见和我不一致，大家就起哄。这时，王老师来给我们班上课了。

    那天我被王老师，也就是系里的副主任招去谈话。他见我来到他的办公室劈头就问班上的“辅导员”都有什么“具体问题”。我还是那套，指出“辅导员”就是在“政治学习”上和我有不同观点和做法。如果我做得校方不满意，可以把我给撤了。王老师在反复问“还有没有其他事情”后便笑笑，“下次‘政治学习’我来参加。”我当时觉得有些意外。他看了我一眼，“‘政治学习’是‘上面’布置的。‘辅导员’的工作之一就有监督同学们进行‘政治学习’。你不要难为他。”

    这等于是王老师在我和“辅导员”之间当了“维和部队”。现在我想想，当时咱也太愣头青，难为了人家“辅导员”；而王老师其实也是在保护我，这才牺牲自己的时间来参加我们班上的“政治学习”。

    时间长了，我知道王老师在山东农村长大，家里很穷。他虽然是财经学院毕业（那时学习成绩好的学生是不考财经学院的），可人非常聪明，只是有些太厚道。王老师是党员，看起来对政治不怎么感兴趣。其实他是有话闷在肚子里，哑巴吃饺子－－心里有数。毕竟比我大二十岁，懂得“言多必失”。

    彼此熟悉了，我还去过他家几次，他有一儿一女。女孩儿上大学，儿子上初中。夫人居然相貌长得相当不错，是个中学教师。王老师在他家的两居室里竟然不睡在卧室里。他说自己睡觉打呼噜，所以就一人睡在起居室里。他的呼噜有这么厉害？后来我们班在外地实习他带队，我领教了王老师的呼噜，确实“惊天动地”，而且一点都没有规律性。

    王老师明显对我有好感。“工业统计”课结业考试时他监考。在我边上一过就发现我做错一道20分的大题。于是他反反复复地在我边上走来走去。我觉得奇怪，可就是没有意识到自己做错了道大题。眼见着我就要交卷了，他真的急了，走到我身边，干脆用手在我答的那道大题上点了一下。我顿时明白自己犯了个低级错误，赶紧改了过来。第二天他见到我劈头质问，“你是怎么搞的？！这么简单的大题能看错？”我赶紧四下乱看，生怕有班上的同学在边上知道王老师作弊。

    实习结束后王老师希望我留校。我考虑到自己都年过三十，不想再用功学习了，想上机关当“机关炮（泡）”。他沉吟了一下说：“那班上品德好的同学你推荐两个。”我便推荐了一男一女。我没想到推荐的这两个同学留校几年后就结成夫妻，更没想到那男同学现在竟然成了大学的副校长。我和这位男生在班上的时候很要好，别看他比我小九岁，但他不像其他班上同学那么幼稚。他人品好是肯定的，然而我更没想到他情商还特高。留校后帮王老师（那时已经是系主任）通过人际交往上办成功了很多事情。记得我多年前回北京见到这位留校的同学，他和我讲了很多王老师不善于人际交往的笑话。

    我们这个班毕业的时候，国家统计局来要人。王老师又让我推荐。我先“毛遂自荐”，然后又推荐了五、六个同学。现在这几个人都是司长或者处长。统计局在当时是个“清水衙门”，没什么油水。我推荐的几个人都是人品上不错的。他们到了国家统计局都没有“下海”或者“跳槽”。结果只有我跟妻子飘洋过海在美国当个混混。我要是一直在国内是不是也混个一官半职？咱不善于当官儿；或者能混个处长吧。

    我有些愧见王老师。他那时觉得我会在国家统计局搞些方法研究，成为个专家。哎，辜负了他的期望。想想现在我都六十岁了，王老师该八十出头的人了。他退休在家每天都干些什么呢？记得我们班在外地实习结束后，他让我和另外几个学习好的同学留下又搞了一个课题。随后我们一起爬泰山。王老师一路上嚷着累，龇牙咧嘴。到了山顶他拿出两只德州扒鸡让大家吃。他塞了满嘴的鸡肉嘟囔着“这么累呀，累死我了”。可他要是搞课题的时候，我们可是通宵达旦的干活。他那只大眼睛贼亮贼亮的。

    到国家统计局后我们也是经常有联系。如果在统计上出现方法上的问题，统计局的专家们都要找王老师会商。有时开研讨会也要叫上王老师。那次是去黄山附近的屯溪开会。会后我们游黄山。我知道王老师胖，怕累。所以扛着王老师带的所有东西同行。每到一山脚下，让王老师看东西，年轻人都爬山。下了山拿起东西就走。黄山玩完，我拿的东西中有把很好的折叠伞没人认领。想必是我把别人的东西捡走了。帮王老师拿东西，得到了一把折叠伞。晚上住旅馆我和王老师一个房间，他震天且高高低低的鼾声吵得我翻来覆去。照我的性格，一定会不断地推醒打鼾者；但这次我甘心情愿地忍着。

    想起王老师我内心总有着一种暖意。他是个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