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主义的悲情

    前些日子我曾把多年前写的回忆三舅的文字贴在“万维网”上，题为“士可杀，不可辱”。那段回忆记述了一个满怀共产主义理想，要为“新中国奋斗终生”的人是怎样被专制的社会扼杀的，他消失在“文革”之初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之中。

    我三舅比我大24岁，也属蛇。小时候总觉得他管我最多。我哥哥和妹妹他都不怎么管，专门和我“作对”。现在我明白，我小的时候和他很像。不过他的肤色比我黑得多，刚生下来就显得很黑，所以起名叫墨荫。我们最像的地方是性格。现在的我和自己小时候和青年时代却判若两人。如今我已年过花甲；网上有人评论，说我“中庸”。是的，我现在确实没有几十年前那样的锋芒毕露了。真的老了吗？

    有天凌晨，我像以往一样爬起来在网上浏览，忽然想起我的三舅，就在google上写下林墨荫三个字。没想到居然出来一串条目。其中有“林墨荫纪念馆”，其实就一个简单的网页，介绍是这样的：

    林墨荫，浙江平阳县人，195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在北京地质学院岩石教研室任助教、讲师，1958年被划成“右派份子”并被“劳动教养”三年”。文革中，北京地质学院校内两派斗争，掌权的一派大搞逼供信，想要从他那里追查有关对立派别的材料。1968年9月27日，他在被关押中自杀身亡，时年39岁。

    在“林墨荫纪念馆”里我还看到我仍然健在的四舅的留言；其中有清明节的祭奠。一下子，种种的往事涌上心头。我三舅林墨荫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他受冤屈的死在1968年的时候更如同草芥。现在在网上居然仍能找到林墨荫，我想可能跟“文革”史专家王友琴女士有关。

    王友琴：女，1952年出生，1968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曾作为知青下放云南6年。1979年，以全国高考文科状元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1988年获得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博士学位。1988年赴美，曾在斯坦福大学教授中文，现为美国芝加哥大学东亚语言与文化系高级讲师。

    她很多精力多花在“文革”受难者的整理工作上。我小时候就读北京市东城区宽街小学；“文革”中校长郭文玉女士和教导主任吕贞先女士都被学生“红卫兵”们打死。王友琴整理的“文革”受难者中有她们的名字。在这里我向她表示感谢。

    我想起三舅的挚友刘光鼎先生。记得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他数次来我家叙谈，说到我三舅林墨荫，他痛惜不已。刘光鼎先生是海洋地质地球物理学家，和我三舅同岁，195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物理系。2002年他曾写过纪念林墨荫的文章。我附录在下面。同时还附录了我写的“士可杀，不可辱”。

    我对刘光鼎先生印象很深；他是山东人，很豪爽。记得他来我家曾讲了他随团去日本参观学习的笑话。他开诚布公地说“参观团绝大部分成员都不是搞专业的”，带队的是个文化水平不高，却总爱摆谱的副部级中共干部。日本人送给他很多小礼物，多为电器产品，他就让刘光鼎赶紧把说明书都翻译过来。刘对他腻味透了。这个老干部每逢参观访问一定要走第一位。谁要是不注意，一下子走到他前边，他立即就板着脸皱眉低声训斥“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弄得大家都只能跟在他后面，小心翼翼地保持距离。可有一次在一栋办公大楼里，他进了电梯，随员们还没进，电梯门就关上了。老干部根本不懂日文，也不知道该去哪儿；大家一想这可怎么办？赶紧去找吧。于是参观团的人们从旁边步行上下楼的楼梯处往上跑。哎哟，这通找啊！

    那位“老革命”在电梯里也慌。就他一个人，也不知道该到哪楼。或者根本就不知道该如何按电钮。他一着急就把电梯里所有楼道口的按钮都按了。啧啧啧，参观团的随员们会在某层楼电梯口等，忽然门一开，看见“老革命”汗流浃背，就喊“您赶紧出来，您赶紧出来”。那老先生战战兢兢，懵懂了一下，正要往电梯外边走，电梯门又关上了。他不是把电梯里的所有按钮都按了吗，行了，电梯每到一层楼就停，然后开门。他倒是出来呀？没有，只是在电梯里哆嗦。那电梯门当然又关上，电梯又继续上升，升到顶层在一层层往下走。乐吧您。天哪，天哪，参观团的人们在步行的楼梯跑上跑下，连呼带喊，都汗流浃背了，最后终于把“老革命”“营救”出来电梯。楼里的日本人呢？他们都面无表情。不过我估计人家笑得肚子里都开了锅了。

    哎，我这是说到哪儿了？讲笑话忘了正题。其实也正好可以顺着说下去。那“老革命”什么人？还不是当年中共农民造反大军中的一分子。客观地说，这些人朴素的理想也就是“杀富济贫”，创造一个人人有饭吃的平等社会，和历代王朝末年的农民造反没有什么不同。您说，这些人一旦成为统治者，他们又该怎么想呢？不自觉地蜕变成对下的小独裁者是必然的，很快成为一个昏聩无知的官僚；专制制度早就了他们，这是明摆着嘛。不客气的说，这种政权和历代专制王朝一脉相承。不过中共的“王朝”有个特点，就是“支部建在连上”。它对民众的统治能力与愚弄程度都是空前的。

    然而，像我三舅和我父母，以及很多当时的左倾知识分子都不由自主地认定中共是中华民族的“救星”了。中华民族百年积弱太不堪了，有民族自尊心的人根本就受不了。而当时国民党的腐败统治又是那么令人失望，中共便异军突起－－“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话是这么说，其实这也该是历史的必然；更何况当时中国的左倾知识分子思想走投无路，不由自主地认定苏联就是中国的榜样。

    不幸，这些中国左倾知识分子把中共领导的农民起义看得太崇高了。自己也因理念所致不由自主地成为共产主义的狂热信徒。我原来对三舅的青年时代不了解，看了刘光鼎（他很早就是中共党员）的悼念文章后，我深深地体会到这一点。他在那时是多么的“一根筋”。刘光鼎先生因为和林墨荫同在地质学院任教，所以对当时的我三舅很了解。他在回忆文章中评述林墨荫“爱憎分明，嫉恶如仇，痛恨那些为非作歹、谋求私利而置党与人民利益不顾的人和事。可能由于林墨荫在少年时代曾经遍读鲁迅的杂文，以致他时常对一些看不惯的现象，使用尖锐甚至有些刻薄的语言，进行口诛笔伐”。

    可是，他可以如此地投身自己所认定的革命，周围五花八门的人如何看待他呢？老实说，中共队伍中的投机分子不是一般的多；一旦中共从革命党转为执政党，中共内部形形色色的投机分子们便“大展宏图”。这种人，人格的概念淡漠，对上阿谀逢迎，对同事两面三刀，从来都严严实实地戴着假面具，为了官运亨通不择手段地把他人当成垫脚石。像我三舅这样的理想主义者，不被栽赃陷害就奇怪了。他很快在1957年的“反右”中莫名其妙地栽了大跟斗。可他绝不肯改变初衷，一如既往地当他的苦行僧。这是因为他太迷恋他所认定的共产主义理想了。说到这儿，我想起后来在北京经济学院当院长的袁永熙。他当年在清华工作，和蒋南翔相熟。蒋南翔曾跟袁永熙有过这样的意思：你什么都听我的，我保你没事。袁永熙觉得这话很刺耳，疏远蒋南翔。“反右”来了，蒋找个茬儿给袁打成“右派”。您问我怎么如此清楚？因为当时我岳父也在清华工作；他像我三舅那样的刚直不阿，嫉恶如仇，口无遮拦。结果也被打成“右派”。清华一下子有几百人被打成“右派”。

    我三舅和我父亲是“右派”，我岳父是“右派”，我三姨夫是“右派”，我父亲的挚友许良英是“右派”。“反右”就是让中国许许多多怀有共产主义理想的，对中国共产党忠心耿耿的人们变成了“右派”。中共内部的各种投机分子就是利用这样种种的机会，为了往上爬，公报私仇，把自己忌恨的人们踩到脚底下；最终把中国大陆的社会变成恶臭的酱缸，如今社会是道德沦丧。

    今天，我和许许多多的人都很肯定地说，共产主义理想推论起来可以很美妙，但其根本问题是违背人性。因为共产主义制度必须在所有社会中的人都有极其高尚的精神境界，和道德约束的情况下才能有效运行。作为有正常人性的人这是不可能的。人性是有两重性的，有真善美就有假恶丑。不过在上个世纪中共刚建国时，像我三舅那样怀有共产主义理想的人们，恰恰不会从人性的角度质疑这种理论的可行性。我揣测，他们因怀有远大理想，在现实生活中已经把自己塑造成－－我前边已经讲过－－苦行僧。这真是不折不扣的一个悲剧。像我三舅这样的人，至死都在坚信着共产主义，这个虚无缥缈的神话，这个初级宗教一样的荒谬东西。

    感慨呀，那个荒唐的时代终于成为过去。如今中共层层统治者的蜕变和被民众唾弃，已证明了这种挂羊头卖狗肉的理论的彻底破产；然而传统的社会道德风尚也随之荡然无存。如果我三舅还活着，他该如何评价自己的一生？

附录:悲痛的怀念－－追忆地质学家林墨荫同志

刘光鼎（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

    林墨萌，我青年时代的挚友，是一位正直不阿、勤奋耕耘而文采出众的地质学家。他热爱祖国和人民，热爱中国共产党，并准备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伟大祖国社会主义地质事业。谁料想，正在他奋发努力的征途上，迭受打击，几经磨难，并不幸过早地逝世，没有给他展露才华、报效祖国的机会，却给人留下悲痛的回忆。

    我认识林墨荫于1947年深秋。当时，我与杨培勤、张克从等同学在北京辅仁中学毕业，考入山东大学并一道去青岛上学，我读物理系，他们读数学系。1947年，国民党的腐败统治，使全国陷于内战，物价高涨，民不聊生。山东大学将文理学院一年级男生全部安置在体育（篮球）馆里，作为宿舍。学校给每人的设施只有一个双层木床和一张小桌。于是，我和杨培勤在体育馆的西北角落定居，张克从与两位地矿系同学在东北角搭成独立小院。后来才知道这两位地矿系同学是来自杭州的林墨荫和来自温州的周自申。虽然南北语言不通，专业不同，但同在一个宿舍里，互相往来，没有多久就熟悉起来，林墨荫和我也就成为要好的朋友。

    随着阴郁冬天的到来，山东大学的政治空气越发沉闷，既没有解放区的欣慰消息，也没有“反饥饿、反内战”的团结斗争，每个爱国青年只能把燃烧的熊熊烈火深埋在自己的心田，精神上是极度压抑的。一个傍晚，在青岛海边巨大的花岗岩畔，我遇到林墨荫，相互谈起来到山东大学的感受。尽管我不能完全听懂他的浙江方言，但还是明白了他的意思。他认为1947年冬季的山东大学，就像闻一多的诗“死水”那样，令人沉闷而压抑。他更以“死水”为名组织一个壁报社，投下一块能激起波澜的石头。大约两个月后，“死水”终于通过学校设置的重重路障，完成注册、登记并出版了创刊号，也是最后一期。第一期“死水”并没有激烈的语言，更没有对山东大学的任何抨击，只不外乎用朴素的文字说出一群青年对祖国的关心和期望。但它确实对这块沉闷的“死水”投下了一颗震人心弦的石头，激起了一片涟游。许多同学都跑来看这份篇幅不大的“死水”，就连吃饭时，傍晚海滨散步时，大家议论的话题都是“死水”。这种植况引起山东大学训导长、中统特务刘次萧的震动，他首先封闭了“死水”，接着对林墨前进行恫吓和迫害，而对外则向全校宣布，“死水”是“红辣椒”，“吃多了要伤身体的”，并影射“死水”是共产党的地下刊物。

    1948年三月，“死水”社的三名成员：林墨荫、陈克明和周自申，在青岛海边合影一校留念。林墨荫在照片的背面写下了这样的诗句：

            像洋流一样，

            我们流过险窄的海峡，

            也流过冰山的身旁……

    这大约是“死水”留下来的唯一痕迹。

    春暖花开时节降临青岛，却没有使“死水”萌芽滋生，相反，刘次萧竟随樱花布满校园而加紧迫害。“死水”社成员陈克明和周自申已不知何时在体育馆宿舍里消失了，只有林墨荫还在默默地读书。一天，林墨荫来到体育馆西北角我的床边，他悄悄地告诉我，他想去北京清华大学投靠杭高同学郑体光。我不清楚林墨荫何时又如何离开青岛的，但从他遗留的照片中，我发现有这样的诗句：

            已所别离的，

            而不愿再见了。

            我担忧

            我自己的将来……

    可见，他对山东大学是伤心离开的，而对于自己的未来却又彷徨。

    但是，林墨荫奔向自由，奔向光明，而不屈服于国民党刘次萧的迫害、压力，是选择对了。1948年秋天，我到清华大学去，在郑体光的宿舍里找到林墨荫时，他已经一扫沉郁的心情，并从冀东行和同学中流传的消息中，了解到解放区的情景。他是多么热爱共产党，向往解放区啊！

    我们不仅重新在北京相逢，而且同时考入北京大学，他读地质系，我读物理系。到北大后，我们分别投入到紧张学习和各种学生运动之中，我知道他积极而热情地参加了地下党组织的读书会，随后被发展参加民主青年同盟（民联），并认真地完成组织上交给他的每一项任务。虽然我们同在北大理学院，却不能天天见面，但每次见面总是开朗地诉说自己的学习与进步，显然要比青岛山东大学充实而愉快。

    1948年冬天，北京大学也呈现出一种沉闷的气氛，国民党特务整天流里流气地在沙滩和景山东街转悠，我们都知道他们是在监视着红楼、西斋、马神庙和地质馆。但是，我们都深信这只是黎明前的黑暗，曙光肯定就在前面。尤其是，解放战争胜利的消息如雪片飞来，民主广场的晚会和游行，都在激励着我们，而“团结就是力量”的歌声，更鼓舞着我们为迎接北京解放而加倍努力工作。确实没有多久，我们在秧歌锣鼓的欢乐声中迎来了北京的解放。记得就在这举国欢腾的日子里，林墨荫特意地到西斋宿舍来看我，并勉励自己更积极地投身于党的事业中去，决心为建设新中国而贡献全部力量，直至生命。

    1949年5月，北京大学地下党公开之后，校党委决定组织理沙支部，负责理学院各系级以及工、医、农三学院在沙滩读一年级同学的工作，以及教师党员工作。林墨荫则在北大党委宣传部的直接领导下，组织并推动北大宣传通讯社，具体负责沙滩的广播宣传。他废寝忘食地投入工作，从采访、组稿、审稿到广播，认真细致，不仅完成了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的任务，而且使广播充实多采。与此同时，他还挤出时间来参加党课学习。

    在此期间，每逢假日，他总是来找我深谈，最后提出了申请入党报告，表达出他多年的愿望。我曾仔细地阅读过他的申请报告，了解到他有一个光荣的、革命的家，慈祥的母亲积极支持哥哥和姐姐，很早地投身革命，同时也影响他，从中学时代就向往共产党，并积极投身于学生运动。几年来的接触，也使我认识到他对中国共产党是有相当认识和深厚感情的。因此，我同意介绍他参加中国共产党。林墨荫在入党申请报告中提出：周自申是托派。我当时对托派一无所知，也不认为这是一件多么严重的事，只是觉得要有充足证据，而不能哗众取宠，希望他考虑。林墨荫的回答是肯定的，于是，我就把他的申请报告送交给组织。不料正是这件事，不仅使他不能参加到党的行列，而且长期背上“托派”的嫌疑，受到不断的审查和批判。尽管如此，林墨荫依旧积极工作，勤奋学习，而无丝毫怨言。也正是在这段时间里，林里荫的足迹遍及河北燕山、山西五台，观察地质现象，在野外实践中学习，同时拍摄了许多珍贵的地质照片。

    1952年7月，我们同时在北京大学毕业，并由国家统一分配到北京地质学院工作。当时正值全国院系调整，北大、清华和一些兄弟院校合并，组建北京地质学院，而且要求当年就招收新生入学，以准备在3－5年后培养出大批地质专家迎接社会主义地质找矿事业大发展。林墨荫是岩石学助教，同时被任命为岩石教研室秘书，在王嘉荫教授领导下，开展教学活动并筹建岩石陈列室。林墨荫意识到任务的艰巨，同时他又认为这是自己奉献祖国地质事业的大好时机。为此，他日以继夜地紧张工作，博览群书，广征博引。为了一个问题，他可以查遍中外图书杂志，务求得到满意的答案，再编入讲义。他不仅认真备课，系统而深入地讲授，受到同学普遍的欢迎，而且还大量地翻译英、俄、日文专著和文章，为同学深入学习提供参考。林墨荫把自己的全部节假日和全部的业余时间都投入到北京地质学院岩石陈列室的建立，亲自到野外去采集标本，精心地鉴定、分类，并细致地陈列出来。也许北京地质学院的师生中，有不少人并不知道有这样一个丰富多彩、琳琅满目的岩石陈列馆，但是，岩石教研室主任王嘉荫教授亲眼看到林墨荫的巨大劳动并作出过公正的评价。记得王嘉荫曾自豪地对我说过：“这个岩石陈列馆是中国最好的，完全可以和世界任何国家的著名岩石陈列馆媲美”；“这都是中国的岩石标本，好多都是小林自己到野外采来的”。林墨荫就是这样脚踏实地地、默默地把自己奉以给祖国社会主义地质事业。因此，1955年北京地质学院晋升的第一批讲师名单中就有林墨荫。

    林墨荫是正直而刚强的。一方面，他怀着一颗热爱共产党、热爱祖国和人民的红心，要在发展社会主义地质事业中作出贡献；一方面，他又爱憎分明，接恶如仇，痛恨那些为非作歹、谋求私利而置党与人民利益不顾的人和事。可能由于林墨荫在少年时代曾经遍读鲁迅的杂文，以致他时常对一些看不惯的现象，使用尖锐甚至有些刻薄的语言，进行口诛笔伐。但是，林墨荫的内心是善良的，希望每个人都能坚决贯彻党的方针、政策。他深信，中国共产党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但具体到个别成员则未必如此，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优点和缺点，在思想和行动中都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甚至差错，只有在组织集体中，有毛主席倡导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发扬优点，克服缺点，实现党的理想与目标，才能伟大、光荣、正确。因此，当他从某位党委领导处听到北京地质学院党委内部的一些问题时，立即认为有损于党的形象和威信，必须通过整风加以解诀。谁料想这样一个单纯的认识竟会在“反对书记即反党”的论点下，把林墨荫打成“右派”并送去劳动教养。尽管如此，林墨荫对未来仍旧充满信心与希望，1956年春天，他给韩代望同志，一位敦厚的长者，当时北京地质学院党委副书记写下了这样的诗句：

            我永远地怀念，

            永远良记你的忠言，

            别离的时刻，请求相信：

            他能掌握光辉的明天。

    岁月流逝。林墨荫在清河农场与青年北村受到了极大的磨难，但他坚强地忍受下来，因为他不属于个人，他强烈地想把自己贡献给祖国的社会主义事业。1961年我见到他的时候，他已经去北京市地质局实验室任岩矿鉴定组副组长。他以岩矿实验室为家，日夜埋头于他那数百册中外文岩石学中，依然还是当年的拼命三郎。当他领着我去看他重新开始收集并整理的岩石样品，并津津乐道地说明每块石头的产地与历史时，我看出他深厚的功底、渊博的学识，并没有在苦难中被销蚀。我敬佩他的宽容与坚强，而且在内心里认为，中国共产党培育了我们这一代地球科学家，其中最优秀、造诣最深厚的，确是非林墨荫莫属。

    然而，没有多久，文化大革命这一场灾难又接运而来。1966年6月，我被戴上“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而受到批斗。在牛棚里，我百思不得其解，于是1967年我跑到北京来想向毛主席、党中央向个明白。是林墨荫反复劝解，要我相信党，相信毛主席，问题终究会搞清楚。谁料想，1967年我与林墨荫在北京什刹海相会的一面，竟成永诀。

    很久之后，我才听到林墨荫去世的消息。开始，我真不相信这是事实，像他这样一位有着坚强信念、又饱受苦难磨练的硬汉，是绝不会轻生的。后来，我又听说，在他去世之前，曾经想到南京去找我，可能听说我仍在受到批斗，也可能由于不愿我受到牵连，而没有去南京。每想到这里，我就会情不自禁地悲痛不已。这种悲痛，不仅是因为林墨荫受到百般磨难，英年早逝，而没有亲眼看到如他信念那样平反昭雪；也不仅因为我和他两度同学，一校共事，而且互相勉励把自己贡献给党的事业，从而产生深厚的感情；更主要的是党失去了一位虽受长或折磨而坚信共产主义事业，虽迭遭打击而仍立志把自己贡献给人民地质工作的英勇战士。

    1979年7月13日，北京市地质研究所终于作出“关于林墨荫同志平反昭雪的决定”。我想，这是聊可告慰林墨荫于九泉之下的。

    “决定”是这样写的：

    “林墨荫同志，一九五八年被错划右派，劳动教养三年。文化大革命中受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迫害，于一九六八年九月二十七日含冤去世，终年三十九岁。遵照中央《一九七八）11号、55号文件指示精神，经武汉地质学院党委审查，原北京地质学院一九五八年将林墨荫同志划为右派系错案，予以改正，并撤消原处分决定。平反昭雪，恢复政治名誉”。

    林墨荫同志，系浙江省平阳县人，1952年北京大学毕业后，历任北京地质学院助教、讲师，后任北京市地质局实验室岩矿鉴定组副组长。林墨荫同志青少年时期，在蒋管区曾参加过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的学生运动。1948年加入我党领导下的民主青年同盟，新中国成立后转为青年团，担任过团支部书记。该同志思想要求进步，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地质事业。他对同志帮助热心，工作中一向兢兢业业，扎扎实实，刻苦钻研技术，理论联系实际，教学颇受学生欢迎。为促进地质科学技术交流，他曾翻译过英、日、俄三种文字的业务技术书籍。林墨荫同志在受到处分后，并不计较个人得失，仍勤勤恳恳为党工作。表现了他对社会主义地质事业的献身精神，是一个好同志。生前强加给林墨荫同志的罪名和一切不实之词一律推倒，安息吧！敬爱的墨荫同志。

    原载中国地质学史研究会、中国地质大学地质学史研究所合编《地质学史论丛》4，2002年10月地质出版社北京第一版

作者简介：刘光鼎，男，中国科学院院士，海洋地质学  地球物理学

    刘光鼎，海洋地质地球物理学家，1929年12月29日出生，山东蓬莱人。195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物理系。1958年组建中国第一个海洋物探队。1980年任地质矿产部海洋地质司副司长、石油地质海洋地质局副局长。1989年任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所所长，1993年当选中国地球物理学会理事长，并当选为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现任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地球物理学会理事长，中国海洋学会名誉理事长，《地球物理学报》、《地球物理进展》主编，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所学术指导委员会主任，所发展战略委员会主任，全国政协委员。

附录:士可杀，不可辱

　　那是在六九年的初夏，十五岁的我下午刚刚得知三舅已“畏罪自杀”，而且是在将近一年以前，吃晚饭时便大声“宣布”：“三舅畏罪自杀了。他是自绝于党，自绝于人！”埋头吃饭的妈妈立刻怔住，起身走进里间。爸爸叹道：“我早知道了。”看了我一眼。“你不该现在说。他这样的人早晚会死。他的性格太……”

（一）

　　六二年暑假我和妹妹刚刚知道我们有个三舅。他矮壮、很黑。我和妹妹在他平伸出来的满是肌肉的胳膊上打秋千，他竟能带着我俩走上好几十步。真是个大力士！两个小东西欢呼。三舅悄悄告诉他姐姐，也就是我的母亲，“我简直累死了，我简直累死了。”

　　三舅的出现使我们兄妹俩很开心。因为他总在星期天带我们玩。不象爸爸，当个编辑，老有那么多的稿子要看，星期天也在埋头业务。他带我俩去游泳池游泳。我和妹妹趴在跳水池的铁网外边，看着三舅跳水。他在三米跳台的跳板上先量好步子，返身回到跳台边，深呼吸一下，急步踏上跳板来到尽头，猛地起跳，高高地跃向空中，挺胸、展臂，双腿绷得直直的。好一个燕式！然后双手往前一伸，轻轻一收腹，“唰”地一声扎进水里，几乎没有水花。我和妹妹蹦哒着欢呼。虽然也就是个简单的燕式跳水，可他是那么从容、自信、认真。三舅俨然是我俩的英雄。

　　一年多以后，他还带我俩去他工作的地质部一个研究所去玩。我只记得那是郊区，去的时候三舅先问我们想吃什么？我不知好歹地嚷嚷着要吃肉，三舅立刻上街给我俩买来那年头难以想象肉包子！他还买了最好的苹果让我和妹妹吃，并让我俩送几个给楼下的一位年轻又漂亮的阿姨。我和妹妹拿着苹果在那位阿姨的门口发傻，那姑娘见了只是微微一笑，“代我谢谢你舅舅。”她怎么知道我俩和舅舅的关系？我们还看了三舅的宿舍，当然是男单身宿舍，小小的房间里住两个人。和三舅同宿舍的是个小伙子，很和气，大概是个刚毕业的大学生吧？算一下三舅那时是三十六岁左右，但我小，并没有好奇地问他结婚没有？和那个楼下的姑娘是什么关系？我在他的宿舍里得到一块硫铁矿石。金黄的，象金子，使劲一砸有硫磺味。还拿了几段颜色很好看的岩芯。在舅舅要求下，我俩尽其想象画了些自己也说不上来的东西，看着他兴致勃勃地贴在走廊上。最后他是让我俩扛着杆气枪到外边胡乱打，自己却留在实验室里算数据。那天玩得真开心。

　　自从我们知道有三舅以后，他每个星期六下班后都到我们家来。他一来家里就热闹。饭桌上，他讲了许多有趣的故事。在太行山搞地质勘探，当地老乡的鸡蛋太便宜，一分钱一个，三舅每天吃好几十！连吃一个星期！结果食物中毒。小的时候他养鸽子，姥姥给他新做的棉袄上都是鸽粪，姥姥给他洗乾净，烤在炭火上让三舅看着，自己出门干活。没想到他又爬到房上玩鸽子，等姥姥回来一看，棉袄烧成了灰，只剩五个铜扣子，三舅还在房上。傻子吃糖包的故事他讲了很多遍。一个傻子吃糖包时把背烫坏了。他问我们是怎么回事？见我和妹妹傻笑个不停，他解释道：傻子光着上身吃极烫的糖包，一口咬下去糖稀从手上流到胳膊上，赶紧用嘴去添，便不自觉地把拿糖包的手伸到脑后，滚烫的糖稀立刻倒出来把后背烫伤。每讲到此处他就乐不可支。他也干啼笑皆非的事。皮鞋里有个钉子冒头扎了他的脚，很固执自信的他硬是认为鞋不平，于是就使劲踩，直到脚被扎破。一次买来海螃蟹非要生吃（父母和三舅都在浙江海边长大），母亲认为不新鲜，他根本不管，结果我们全家都食物中毒，他上吐下泻得尤其利害。

　　不过我有时对他也很恼火！他管我，见我欺负了妹妹或干了别的什么淘气的事，就非得让我承认错误。我拒绝后他就用腿夹着我，让我根本动不了。下像棋时他就是不让我这个臭棋篓子赢。他让我车马炮我也赢不了。每次看着我绝对优势的“军力”还是一次次败得一塌糊涂，真是恼羞成怒。妈妈在边上暗示他让我一盘，他却说：“要赢就真赢！”一次我正兴趣盎然地听收音机里说相声，他来了偏要听交响乐。那我能干嘛？那年头儿人们也穷，我家里就这么个收音机。他开始死磨，最后竟把调波段的指针拨到说相声的波段和演奏交响乐的波段之间，说这样两个人都能听。我愤愤地皱着眉拼命忍住，和三舅比“忍耐力”，最终我承认失败，气鼓鼓地跑到外边玩去了。“胜利”了的三舅把波段指针定在演奏交响乐的波段上美滋滋。尽管如此，三舅还是我心目中的英雄。

　　然而三年后我对他的看法有了很大的转变。我的一位老姑姑悄悄地告诉我，三舅曾是个“右派”！爸爸也是！我简直要大哭一场，失望之极。当然，我对父亲也是充满失望。为了求得内心的安慰，我把这个“噩耗”悄悄地告诉我同班的一个“好朋友”。结果就是我的“好朋友”再也不理我。这是我有生以来承受的最沉重的打击！那简直是幻灭。按理说，比起我生活道路上其他挫折，这种打击算不得什么。但这是我最初的幻灭。

　　我开始躲着他，表示自己“大”了，不要和大人一起玩。不过大人们聊天时，我还是在一边悄悄听。在我的印象中，三舅很关心政治，每每高谈阔论。必须承认，他是极其崇拜毛泽东的，极其忠于“毛泽东思想”的，对当时的“苏修”是很轻蔑的。我记得他对电影“列宁在十月”不满，觉得演列宁的演员太过份，有丑化领袖之嫌。我真纳闷，这样的人怎么是“右派”？

（二）

　　转眼就是“文化大革命”。社会上横扫“四旧”时，曾有帮红卫兵小将到我们家看了看。他们没想到一个“右派”家会这么穷，除了书没什么值钱东西，扫兴而去。所以我们就没有被抄家。在那个恐怖的夏天，每天夜里我在床上翻来覆去地睡不着，四周传来各个街道上批斗地（主）、富（农）、反（革命）、坏（份子）、右（派）的吼叫声和殴打声。

　　三舅是我们家唯一上门的客人。大人们聊天开始回避我们小孩子，见到我和妹妹过来就都不说话。过后很多年，妈妈对我说，三舅那时对林彪很不满，说他是个伪君子，早晚要暗害毛主席。我和妹妹也同样地避开他们。我们得和他们“划清界限”呀！爸爸和三舅都是“右派”，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右派”！我是个孩子，更得有希望。这个希望就是“紧紧地站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三舅当然察觉出来我和妹妹的敌视态度，每每苦笑。

　　学校搞“文化大革命”不上课，许多孩子们都积极参加“运动”，甚至住在教室里。我这个六年级的小学生可不想让同学们歧视，整天不是游泳就是钓鱼，实在没事就在街上游荡。一个星期六，三舅来到家里，我正要出去，他叫住我。

　　“你应该学习呀！”

　　“学校也不上课。”我拉开门就要走。

　　“我跟你说几句话好吗？”

　　“说吧。”我不看着他。虽然我得和他“划清界限”，可他还是我的舅舅呀。

　　“我买了本英文的《毛主席语录》，我教你学怎么样？”说着从兜里拿出本新买的英文版的《毛主席语录》。

　　那巴掌大的小红书里都是洋字码，我一个也不认识。“我能背英文的《毛主席语录》。只要你肯学，我就教你。只要你肯学就能学会英文。你这个年纪得学习呀！”

　　我沉默着。

　　“我这还给你带来了英文练习本。每行的开头都写好了英文字母，你接着写就是了。别怕烦，英文学好了可以更好的宣称毛泽东思想。我每天都给你规定了作业，下个星期六我来的时候，这一个练习本正好用完。”说着，三舅把练习本塞到我手里。然而三舅下个星期六满怀希望来的时候，我早就不知跑到哪儿玩儿去了。

　　对三舅最后印象是六七年初的一个下午，爸爸、妈妈正激烈地和三舅说着什么。这次他们没太避讳我和妹妹。我仔细一听，原来在给三舅介绍对象。那女的似乎是个老姑娘，当工人的。“将近四十岁了，也得有个家呀！”爸爸、妈妈异口同声。三舅默不作声，看着天花板。

　　再以后所谓的“清理阶级队伍”开始，我爸爸、妈妈挨斗，三舅也被关进“牛棚”。我家里所有的亲戚都挨了斗。因为我父母的兄弟姐妹都是知识分子。

（三）

　　六九年的秋天我被动地卷入“上山下乡”，去了黑龙江一个农场。三舅似乎在我的印象当中消失了，直到六、七年之后，当我重新建立起我的生活态度的时候，他又回到了我的脑海中。

　　七十年代中期的一个冬天，我从农场回家探亲。妈妈讲述了几个月前去北京地质学院领取三舅遗物的事。她是忽然接到地质学院的通知的，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三舅的骨灰当然是不会有了。他剩下几百本科技书，一台打字机和一条他搞地质勘探时留下的鸭绒被套。他还有一个几百块钱的存折。这些都交给了我母亲。三舅是怎么死的？说是自杀。

　　这回我急切地询问三舅的事了。爸爸、妈妈徐徐地讲述着。

　　三舅在“文革”之初是积极参加“运动”的。他和很多“右派”们在一起要为五七年反“右”平反！他们曾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大会，愤怒声讨“刘少奇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陈诉被错误地划为“右派”的冤屈。三舅是积极参加翻案活动的，他们似乎还有着自己的组织。一次爸爸在公共汽车上看见三舅在某个十字路口等什么人。那是个冬天，西北风呼啸，三舅一个人在路口站着，头发凌乱，面色焦虑。事后妈妈问三舅此事，他断然否认自己那天到过那个十字路口。

　　爸爸、妈妈很忧虑。他们知道三舅的性格。他执拗，热情，开朗。正因为如此，他在五七年被首当其冲地划为“右派”。他的“罪状”是反对苏联专家，“大放厥词”说人家“老毛子”专业水平低。

　　那一年毛泽东先要做开明君主，“虚怀若谷”地请人们畅所欲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后来满怀热情，却又天真的中国知识分子真的说了几句实话，毛泽东却又怒将起来。他的虚荣受不了奴才的放肆。本意是要知识分子奴颜卑膝地对他和共产党政权歌功颂德的，怎么真的“尾巴翘到天上去啦“？那好！来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反击右派的猖狂进攻”了。怎么解释前一阶段的“请人们畅所欲言”？这还不好解释嘛？那是“阳谋”！是“引蛇出洞”！

　　当时很多人一感觉到气氛不对，都跟着一百八十度的“转弯”。可三舅牛脾气上来，越是批判他，就越是抗辩。结果被划成“极右”，到天津附近的一个劳改农场去“改造思想”。那次的“引蛇出洞”使我爸爸也成了三舅的“难兄难弟”，到安徽去“改造思想”。

　　妈妈在三舅被划成“右派”后去看他。三舅说他想一死了之。妈妈大声地责骂他，三舅放声痛哭。冤呀！

　　在那个劳改农场，他和其他“右派”干沉重的体力劳动，根本吃不饱，那时中国“大跃进”造成饥荒使劳改犯们的处境更惨。他吃一切可以吃的东西。秋天的时候，小河里有大量的河螃蟹。三舅一边抓一边吃。事后他跟我妈妈还津津乐道此事。说他把抓到螃蟹给周围的劳改犯们吃。他抓得太多了，于是只吃螃蟹黄。

　　这样胡乱吃的结果就是肚子里长满了蛔虫。从劳改农场回到北京后，他总说肚子疼，妈妈疑心他肚子里有蛔虫，他吃药一次就打下七十多条蛔虫！三舅亲自数的，还跑来找妈妈去看，兴致勃勃的样子。

　　从劳改农场回来等待分配工作的那两、三个月里，他几乎所有的时间都泡在图书馆。每天早上拿上两个窝头当干粮，一去就是一天，拼命看书学习。回来的时候连连摇头，“外语都忘光了！都忘光了！”他会英、德、俄三国外语，精通业务。其实他人并不是特别聪明，只是非常刻苦，有极强的进取心。被打成“右派”后，他的好几篇未发表的论文都被他人剽窃。他根本没有向我的爸爸、妈妈提起此事，死后很多年，他的生前好友才说到这件事。当时他是怎么想的呢？我常久久地沉思。眼前浮现出三舅那掩饰内心极大痛苦的脸。他多么希望表明，并让人们相信自己对共产主义信仰的忠诚呀！为了对毛泽东、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的忠诚，他会无私献出自己的一切，哪怕死也毫不犹豫，只是为的要人们相信他那赤诚的一颗心。他怎么会在乎自己的论文被人剽窃呢？只要对党和国家有用，谁发表不是发表？他又回到地质部工作后，工作起来只能用忘我来形容。他怎么能容忍被人看成是个极“右”的“右派”？！

（四）

　　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着造反的农民大军把腐败的国民党赶到一群海岛上的时候，三舅正在山东大学地质系上学。看到全国的“解放”，他象绝大多数青年学生一样的欢欣鼓舞，把毛泽东当成神一样的崇拜，不由自主地相信了共产主义，全凭着满腔的热忱。旧中国百年的耻辱太是一场恶梦了，它理所当然地该在共产党人横扫国民党残兵败将中消失。

　　第二年三舅退学后考取了北京大学地质系。照他的话说，上学就要上好学校。那时北京大学的学生宿舍在北京东城区，一条名叫沙滩的街道上。三舅每每说起在宿舍中能看见故宫紫禁城的角楼，望着晚霞辉映着故宫，心中充满着对新中国未来憧憬。

　　做为一个性格外向、正直热情的小伙子，他很快在同学中找到第一个女朋友。那女孩子被选派到“苏联老大哥”那里留学，可品学兼优的三舅却因“出身”不好没去成。妈妈说，三舅很真情，那女孩子对他也恋恋不舍。她到苏联后，常来信抱怨吃不惯西餐，三舅就精心地买了中国的点心寄给她。但天长日久，女方渐渐冷淡，关系最终无法挽回。为此三舅沉默了很多日子。

　　大学毕业后，三舅曾到山西的太行山区搞了一段时间的地质勘探，当地质队队长，后到地质部某研究所工作。像他这样德才兼备的小伙子自然有姑娘喜欢，他很快又有了女朋友。然而在反“右”斗争中，这位姑娘“反戈一击”，当众揭发三舅的“右派”言论。

　　我和妹妹到三舅工作的研究所见到的年轻、漂亮的女孩儿该是他第三个女友。据说那来自广东的姑娘使劲地追三舅，当然是看中了他的人品，克己奉公的工作态度和对专业的精益求精。但三舅对她敬而远之。自己的处境和前两次搞对象得到的经验使他却步。再说，那姑娘来北京之前在广东已有男朋友。但三舅的一场大病使他俩的关系出现戏剧性的变化。那姑娘照顾根本起不来床的三舅，给他洗衣服，端屎端尿，甚至擦洗身体。三舅似乎默认了两个人的关系，病好后半开玩笑地对小广东姑娘说：“以后我可不管洗尿布。”可惜他俩刚刚要确定关系“文革”随即爆发，小广东姑娘匆匆转回了广东。他们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结束的不得而知。

　　在三舅和小广东姑娘你来我往的时候，中间还有“满天星”插一杠子。“满天星”是那个研究所的党支部书记，一个长相颇难看，脸上有麻子的老姑娘。她也看中了三舅，想尽一切办法接近之。中午一到食堂吃中饭时，“满天星”见到三舅就凑过来坐在边上。三舅怎能看上她呢？并不是说“满天星”不是个好人，而是三舅内心深处的清高。后来三舅被关进“牛棚”隔离审查，地质学院专案组的家伙们在查抄三舅的东西时，在日记本中发现了有关评论“满天星”的言论，便到也正在“牛棚”中的我妈妈那儿逼问“满天星”是谁，大概认为是三舅参加的那个“右派”翻案组织中的什么人吧？妈妈只能推说不知道。当然了，“满天星”也没做什么错事。

（五）

　　三舅在“隔离审查”时竟逃跑了！知道这件事的见证人是我大姨的女儿，她那时是天津市一个高三的学生，同我一样正努力做一个“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坚决“与反动的家庭划清界限”。她突然在家门口看见三舅，甚为诧异。三舅沉着脸，说要看看大姐，也就是我大姨。表姐不知如何是好，恰巧我大姨也不在家，便顺口说了一句，“我妈不在家。”三舅沉吟片刻说道，他在北京想见见我二舅和我妈妈，因为他们都在“牛棚”里，所有他在他哥哥、姐姐单位外边转了许久未能如愿。他怕在火车上被人抓住，就从北京走到天津。他把我妈妈给他的手表卖掉做为路费。这次虽然没有见到大姐，但总算把他看望的口信带到了。现在他准备到杭州去看望他的大哥，也就是我的大舅，那时也在“牛棚”里。

　　表姐茫然地看着三舅渐渐远去。

　　在妈妈去领三舅的遗物时，地质部的接待人员简单地答复妈妈的再三询问，说三舅在去往杭州的路上被捕。后被押回地质学院，不久便自杀。这是个不明真相的死！

　　我脑海里再次展现出三舅那内心极度痛苦的神情。他悲愤、绝望地走在无限热爱的，倾注了全部情感的祖国大地上，去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