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母亲

　　　　　　　　　（九）

　　收拾妈妈遗物的时候我常常陷入沉思。什么时候开始我就不觉得母亲那么亲切了呢？“文革”中知道母亲是“叛徒”后？不，好像还要更早。首先一点，母亲长期住校，我和妹妹从小送一个星期才回家一次的“全托幼儿园”，这就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我们同妈妈的亲情。可她为什么在那个远郊区的中学教书十多年也没想着为了生活正常些，调动一下工作，换到城里来呢？１９６６年以后“文革”，她实际成为“下等人”，不要说调动工作，堂堂正正的活着都不容易，这就不用说了。那从１９５８年到１９６６年这八年呢？妈妈是接受“惩罚”，不与父亲离婚，被调到远郊区中学教书的。不要求调动工作不但是自尊心问题，还是一种“赎罪”。到现在了，我才完全理解了。也许你会说：反正也不相爱，有此机会正好名正言顺地离婚。嘿嘿，如果我父母的那一代人真的把爱情看得比信义更重，母亲也许会离婚。

　　上小学的时候，一次班主任说我是“高级知识分子家庭”来的孩子。我告诉了妈妈，并没有炫耀的意思。那次妈妈可以说是勃然变色，而且是越讲越严肃。我那时不到十岁孩子，真的觉得她在小题大做。

　　“我和你父亲根本不配‘高级’二字，只能是最一般的知识分子，需要刻苦改造思想的知识分子。我们身上的小资产阶级思想需要在革命工作中好好磨练。广大的工人、农民是我们的老师，他们的思想觉悟远远在我们之上……”妈妈简直是慷慨激昂了。她顿了顿又说：“你不能有一点点觉得自己特殊的想法。国家、革命，建设社会主义，直至共产主义是最重要的。他们时刻记住，自己首先属于革命，属于祖国。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作为父母养了你们，就有责任把你们培养成对国家有用的人，最好是工人，农民，最普通的劳动者。”

　　怎么，你认为她在言不由衷？妈妈绝不是说说而已，她身体力行。不过当时我并不知道母亲的“历史问题”，只是简单地认为妈妈特“革命”，有时为了工作简直不可理喻。为什么大院里别的孩子的父母都那么顾家呢？从妈妈开始重视对我灌输“革命”思想后，我们彼此的感情逐渐疏远了。

　　１９６０年代的小学生比现在的孩子们有充足的时间玩儿。那时几乎家家户户就一个电子管收音机，孩子们是不肯在家里待着的。大家都住在平房里，院子里的孩子们放了学做完家庭作业，剩下的时间就是在院子里玩耍。我当然也不例外。每到下午六点钟左右，孩子们就会跑到大门口等待自己的父母下班归来。他们是那么热切地盼着自己的爸爸妈妈在街口出现，一旦看见，就会情不自禁地喊着“爸爸”或“妈妈”，飞奔着去迎接，然后雀跃着跟家长回家。可我却不会。妈妈只有在星期六下午回来。我绝对没有要等她回来的意思，更不会在大门口盼着母亲归来。往往是我和院子里的孩子们正在玩耍，妈妈走进大门口。她会看着我，但不叫我的名字。如果我这时看见了她，就笑一笑。如果没看见，别的孩子会告诉我“你妈妈下班回来了”。我还是笑一笑，最多挥挥手。每天看见爸爸下班回来，我也是如此。其实我内心里有着难以名状的尴尬――为什么我不能像其他孩子那样情不自禁地爱着父母？

　　是不是我天生感情淡漠呀？可我敢百分之百地说，父母都是感情丰富的人，特别是他们对待自己的母亲和兄弟姐妹。从某种角度看他们的一生，父母都可以算是性情中人。对父母感情如此不堪实际上是自己内心永远的痛。看来性格的遗传并不是百分之百，其中还有后天带来的成分。真是这样，那大概归结于我的“出身”吧。由于有个“叛徒”母亲和一个“右派”父亲，我在“文革”之后走上独立的生活道路的政治前途充满暗淡，而我又是那么不自觉地希望自己在政治上有所作为。

　　如果不是这样，我在那些年该是个“自暴自弃”的人，不“积极要求进步”的人，我可能会少遭受很多精神上的痛苦。对父母也会自然而然地亲近。然而父母，就是应该“划清界限”的父母，特别是母亲，却始终鼓励我追求他们的政治理想，虽然他们在这种追求中遭到极大的个人挫折和失败。哎，人生没有回头路。

　　我是不自觉地排斥父母的。一般常理来讲，到了他们的晚年我应该更加照顾他们才对，但我始终拿不出这份感情。既然缺乏情感上的动力，理性地去照顾他们就显得勉强。看来我还在不自觉地恨他们。他们曾很成功地一度给我灌输了他们的政治理念，而这种“成功”其实是阴森森的双刃剑。

　　这简直是个悲剧！他们为的理想实际上有着很多空想的色彩。而这种“理想”本身让他们遭受种种心灵上的磨难。他们呢？竟然绝对地忍受了，很多都接受了。可我不能！我在什么也没得到后精神上极度地痛苦。同时把这个人感情的痛苦反过头来不由自主地强加在父母头上。这种痛苦说白了，就是我对他们，特别是母亲感情上的疏远。不单单是我，妹妹对母亲的感情也是很淡的。原因当然和我一样。

　　在母亲谈她的“历史问题”后，那个闷热的，隐隐雷声的夜晚在我的记忆里终生留下烙印。很长时间我都觉得来到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意思，常自言自语“为什么我来到这个世界上”。我回避见到母亲，哪怕她一个月只回来一次。我记得那日子，知道她会在哪个星期六下午回来，我就不待在家里，很晚、很晚才回来。

　　一次知道母亲该回家的日子，我又是很晚才悄悄回家。进门发现母亲在屋子中间低头站着，一动不动。屋子里没开灯，她的身影让我吃一惊。忙开灯，发现她正对着墙上挂着的毛泽东像。“你在干嘛？”我没有叫妈妈，略带粗鲁地问。

　　“我在向毛主席她老人家请罪。”母亲说得毕恭毕敬。

　　现在“请罪”有什么用。我没吭声，走到厨房去找点吃的，发现妹妹呆呆的坐在里面。她见我进来就说：“（妈妈）她把毛主席像给剪了。我现在让她给毛主席他老人家请罪。”

　　“什么‘毛主席像’？”我有点莫名其妙，心想母亲不会是故意的吧？原来，家里有个小小的塑料纱窗上绣的毛泽东画像。“文革”开始那年头儿兴这个，人们闲着没事买来塑料纱窗，然后用针线在上面绣毛泽东的头像。这种把戏跟那时攒毛泽东纪念章差不多。过一阵子这种时髦就过去了。可巧在妈妈的书桌里放着这么个小小的塑料纱窗绣的毛泽东的头像。这头像绣得不怎么样，而且时间长了，很多地方都破了。母亲发现后想了又想，认为毛泽东头像已经残破，这样放下去也是对“毛主席他老人家的不尊重”，遂决定把这个破了的毛泽东的头像用剪刀剪碎，之后悄悄扔掉。没想到她刚一剪，妹妹恰巧进屋发现，当即叫母亲“向毛主席他老人家请罪”，而母亲二话不说，马上站在墙上挂的毛泽东画像镜框前，一动不动地低头“请罪”。

　　怎么，你说是我瞎编的事儿？这个情景太过荒唐？如果是那个时代过来的人，都会苦笑，那个时代的病态让后人不可思议，甚至过来人也不愿回顾。这些荒诞似乎都被严密地在记忆中“封存”了。

　　不过我并不觉得母亲该“请罪”，那实在是一件无所谓的事。我不懂妹妹仅仅比我小一岁多，怎么会把这种事情当真，还真的“命令”母亲去“请罪”。而母亲执行“命令”还真一丝不苟。母亲当时的神态我还清楚地记得，那就是：反正我对“革命事业”是有罪的，受什么样的责难都理应承受。

　　当时父亲不在家，我问妹妹，她说父亲一个人出去了，说“到外边走一走”。我相信父亲在街道上漫无目的走了许久。那时的大城市一到晚上就到处黑了灯，完全像个大村子，静悄悄的。或许他觉得家里实在太压抑了，在没什么人影的街上走呼吸还顺畅些？

　　这些记忆真的被我不自觉地“封存”，但有时会一下子跳出来，狠狠地刺痛我的心，然后又被“封存”起来。嗯，就像某种隐藏在人体内的病毒，有机会就一下子发出来，让人病一场，一次又一次。这“病毒”将伴随我终生。

　　当时你是这么想的吗？好，质问得好。我是后来才有了这种体会，并且越来越强烈。如果再重新将我置身于这种氛围中，那我定会来个鱼死网破！当时嘛，我是个上了六年小学的男孩子，对以上述说的种种都懵懂不清，如同从一开始就在黑暗中行走的…行走的动物。那时我的心灵被深深伤害着，自己也感觉到了，却不晓得是谁在试图埋葬我的心灵，也不懂的如何保护自己。同时，我也用仇恨的情绪伤害别人的内心，对我的父母，尤其是对自己的母亲。我可以用“年幼无知”解释自己当年的情感，可解释又有什么用？能弥合心灵的创伤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