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这样返城的
我们这些当年的“知青”后来绝大多数都返城了。在我去的那个“北大荒”的农场,没返城的极少数“知青”中,大多并非不愿意返城,而是缺乏返城的必要条件。当时返城最重要的一个条件是,返城的城市有你去“上山下乡”时离开的那个家;这个家在你申请返城时仍然存在。这也就是说,当年你去农村时是要到派出所注销城市户口的,那时你家的户口本上就少了一个人,其户口因“上山下乡”被注销;在你返城时,到派出所上户口,派出所的人先找到你原来的家的户口,再在存档中查到当年你注销户口的档案,然后才能正式上户口。
假如有的“知青”,他“上山下乡”后他的家庭不存在了(原因多种多样,比如父母调动工作后全家迁出此城市,父母和兄弟姐妹因种种原因家庭成员的户口全部注销;死亡也是原因之一,等等),这个家庭所有成员的户口都已被注销,那这种情况下想返城的“知青”就无法返城。派出所会说“我没法给你落户口”。
和我在一个连队的哥们儿就碰上这种情况。他父亲原是傅作义将军手下的一个军官,后来傅作义接受解放军改编,他父亲便成为解放军的一名军官,并随部队前往朝鲜作战。然而抗美援朝后,部队清查,说他父亲在国民党部队里是特务,要彻底审查。最后他父亲耐不住种种的不白之冤自杀身亡。“文革”后,他在工厂里当干部的母亲被批斗,被扣上“特务的老婆”的帽子,并被百般折磨,也含冤自杀。到了“上山下乡”时,他唯一的哥哥去农村“插队”落户,他则去了农场。
到了1977年初,“上山下乡”运动已成强弩之末,各地仍留在农村的“知青”都纷纷自己想办法返城。我所在农场,大部分“知青”是通过“病退”返城的。所谓“病退”就是用医院诊断证明自己有病,不能参加农村体力劳动,因而被“知青”所在农村单位退回原来的城市。这种诊断当然没有几份是真的。我所在农场将近一万名“知青”,竟然一个个都有病不能参加体力劳动,谁信呀?可谁让这是当时“知青”们可以选择的返城方式呢?
这种“病退”证明在1977年初还是很不好开的。很多情况下你必须“走后门”才能开出来。如果你是个北京的“知青”,首先需要北京市级医院的有病的诊断证明,然后再到农场医院开证明。有了农场医院的,还要到县城医院开,最后到农场管理分局医院开。这可真是一件麻烦事儿。所有诊断证明都开出来后,农场医院还要经过严格的身体复查,才能决定你是否因身体原因返城。当然,到了1978年,“知青病退”的情况急转直下,仅仅一张农场医院的证明就够了。农场敞开口子放各地“知青”返城。然而我哥们儿对“上山下乡”太过厌恶,所以在1877年初就急不可待地办“病退”。
几个月里,他在北京、农场和县城的有病诊断证明都想办法,通过熟人给办了出来。可到农场管理局医院开证明他可没有任何“关系”。我哥们儿走投无路,决定硬闯;自己也真没钱,无法托人送礼。他回忆到,那医院是个大院里。他上午到了那里以后,苦苦地想怎么办,人在大院里一圈圈地走。到了下午两点了也想不出个办法。既然是“硬闯”,他心一横,看到一间诊室里只有一个医生在那里坐着,就硬着头皮进去。坐下后半天不知道该说什么。
“看病吗?有什么不舒服?”他对面的年轻大夫询问,听口音是个上海人,小伙子长得眉清目秀。
“我想开张诊断办‘病退’。”我哥们儿直截了当。
“你是北京的吧?”大夫一笑。“我是上海的。你…你有没有其他医院的诊断?”
有戏!我哥们儿赶紧把北京、农场和县城医院的诊断都掏出来。“在这儿。”说的时候声都打颤。
那医生二话不说,照着我哥们儿的诊断上的病情马上开了一张。“去盖章吧。”
“我得怎么感谢您哪?”我哥们儿眼泪都要下来了。
“我们都是‘知青’。”大夫轻轻地拍了拍他的手。“快去吧。到时候你赶不上火车回农场了。”
我哥们儿大喜过望,开了诊断就往火车站跑。他也没注意到,当时天上乌云滚滚。他刚一出门就瓢泼大雨。他拼命跑到火车站,喘息未定,伸手一拿兜里刚开的诊断,当时愣住了。那张刚开的诊断被雨水泡成了烂纸!还好,其他诊断都在他书包的塑料钱包里,没有被雨水浸湿。我哥们儿呆了半晌,决定再回农场局医院。他赶回去的时候,还好,那上海人还在。他进诊室说明原因,大夫一笑,“别那么紧张,我再给你开一张就是了。把你的诊断拿出来让我抄一下。”
日后我们在聊当年的“病退”时,我哥们儿几次提到这位上海人,后悔没记下他的名字和住址,事后连报恩的机会都没有。
有了诊断,接下来是如何在北京上户口的问题。我哥们儿起先把这事儿想得容易了。他在北京还有个舅舅,“上山下乡”那些年他回北京探亲就住舅舅家。经过咨询,他知道只要舅舅把他视为家庭成员,到街道办事处开证明,再到派出所办理一下,我哥们儿的户口就可以落在舅舅家。可他万万没想到,他的舅舅断然拒绝了他的要求。真是当头一瓢凉水。
为什么呢?这里暂且不表吧。我哥们儿内心十分绝望,走投无路下忽然想到连队里有一北京男“知青”两年前真的身体有病“病退”回北京。他那时在街道办事处工作。可是我哥们儿和这位在连队里没什么来往,也就是最一般的朋友。那位北京“知青”在连队时,因为我哥们儿总看不惯他的某些作派,还老挤兑人家。现在也只好抱着碰运气的成分去找人家了,我哥们儿写信给这位已经在街道办事处的人,说明自己的情况,希望他能给出个主意。
这位,当时就给我哥们儿回信。“事情包在咱身上了!”他在街道办事处和几位头儿说明了此事,他要让我哥们儿当他的“表弟”,把户口落在他家。这个意思和头们说了后,所有人都立刻点头。这样,街道办事处的证明就开了出来。我哥们儿很快顺理成章地“病退”回了北京,成了人家的“表弟”。
还有更好的事哪。我哥们儿又高又大,在街道办事处干活的哥们儿立即我哥们儿介绍对象,对方是个大高个儿女孩子,老实又贤惠。他们很快就结婚,几十年来和和美美。嘿嘿,我们“知青”哪能不“惺惺相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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