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桓武是一颗星（下）

    彭先生在85岁前后，曾到医院作过两次白内障摘除并植入人工晶体及一次疝气手术。所里派人去医院陪房，他起初坚辞不许，后来去陪房的人说带着书本和论文与他切磋，方才勉强同意。在治疗中，先生还向陪房的人传授强身养生之道，他说他年轻时体弱多病，不爱锻炼，到清华后第一年是在清华马约翰体育教授的“强压”之下，才扭转到健康的锻炼之道。开始他一长跑就晕倒，后来从太极拳入门提高到长距离散步竞走，身体素质大有改观。欧洲游学时，他喜欢郊游，骑自行车上班；回国定居北京后，即使年过80，仍然常一人去登香山。他去香山从不要所里派车，也不要人陪，他总是挑下午人少时坐公共汽车去香山，手提一个又黑又旧的饭盒，内装食物。有时我们不放心，要他招呼我们同去，但他很风趣地婉拒说道：“坐公共汽车可以练引体向上，提饭盒可增加安全感：手中有粮，心中不慌。我没有心血管毛病，我心中有数。”

    彭先生对老年人自我保健有一套自己的“理论”，除了体格锻炼外还注意“练脑”，在公园里散步，他喜欢扎堆看人下象棋，在家里他按时“上班”读书，做研究，推导非常复杂的公式，年届九十仍有研究引力的论文发表。他一人居家，家务管理得滴水不漏，家中的各种物品、文件、图书、文献都按陈列位置，全输入电脑。有一次，我们替所里要他的一份多年前的住房证，他打开电脑，输入“住房证”，电脑马上显示出在某间房、某屋子、左边第几抽屉，5分钟后便找到我们要的东西。这令我们非常惊讶与羞愧，我们许多年青夫妇不是经常半天找不到存折而互相埋怨？正是这种自强不息脑体并用的个人生活态度，使先生一人独居至今仍然保持耳聪目明，健步不息的好身体。

    彭先生不修边幅，偶尔也穿西装，但从不扎领带。外出无论是公事或私事，他大都是乘公共汽车或徒步而行。打“的”或用公车对他像是毫不相干又毫无意义的事。因先天性疾病，他不能追车。一旦追上去就会昏倒，所以他乘公共汽车从不追赶，总是等车在面前停稳后再上。他多次去母校清华参加纪念恩师叶企孙的颁奖大会，会毕，来宾们纷纷乘小轿车而去，他却徒步回中关村住地。有人把车让给他坐，他坚辞不就，说：“不用坐车，走一走好。”

    他在清华讲课时，从不在学生面前拿腔捏调，与学生来往随意相处甚为融洽。他上讲台，总要带一些花生米放在讲台上，让学生们吃，对学生的个性和爱好，他从不干涉，反而尊重有加……

    1950年5月，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成立。为开展工作，所里动员科学家去城里废品站拣一些可供研究用的旧金属。身为副所长的彭桓武穿一身留学时的旧西装，四边幅不修，显得不土不洋。一天他正在天桥废品站集中精力寻找废品，没想到公安人员却怀疑上了他，目光紧盯他不放。经观察，公安人员认定他“有利可图”，是个可供盘问追查的目标。于是走至彭桓武面前：“喂，跟我走一趟。”彭桓武放下手中废品，直起了腰，但莫名其妙。“跟你走干什么？”“干什么？你想想你在干什么？”公安反问。“我拣废品。”“快走，拣什么废品。别哆唆。”“去哪里？”“派出所。”“我是物理研究所的，与派出所毫不搭界，去派出所干什么？”“快走，去了你就知道了”……

    尽管彭桓武能将高深的相对论、量子力学讲得头头是道，说服很多人，可是面对一个公安干警他竟然显得嘴拙，最终被带到了派出所。在派出所，憨态可掬的彭桓武又竭力为自己辩白，可无论他怎么摆理由，公安人员一直认定他是个可疑的坏人，要么是小偷，要么是想干其他破坏活动的，说拾废品是假。最后还是钱三强（也是副所长）去做了一番解释，才将他“领”了回来。

    茨威格写过一部中篇小说《象棋的故事》，小说的主人公一人在牢房里下象棋，对手就是自己。初看起来，自己跟自己下棋只能是小说中的故事，现实生活中是不存在的。然而，我们的彭桓武却完全充当了这小说中的角色。他经常在家自己跟自己下棋，往往拼杀得天昏地暗，难分胜负……

    下象棋或看他人下象棋是彭桓武的一大嗜好。他曾在清华留校生的一次象棋比赛中夺得冠军。1937年春夏之交，他在一棋友推荐下，拜“棋王”张德奎为师。师徒一阵对弈搏杀，彭桓武败下阵来，但棋艺颇得张德奎的赏识。张说彭桓武与他下一个月棋就会大有长进。彭桓武也一时心潮澎湃，做着棋王梦。不久日军逼至北京的炮火，迫使他逃至南方，棋王梦也随之放弃。

    据说彭先生主持会议很有特色。有时他把较长的会议主持得很短，有的与会者刚刚到，便打道回府，有时他又把较短的会议开得很长。相对而言长会稍多一些，往往长到了耽误了吃饭。而此时，他兴许还在发表高见，等到他宣布会议结束。再一看表：“我的天呀，今天又晚了！”于是，又赶忙缀上结束语：“对不起，耽搁了大家的午餐时间，到××餐馆去，我请客！”

    时日一长，大家都摸到他主持会议的规律，也就没有不乐意参加的。碰上短会，大家省下时间，另谋他事，遇上长会也能赶上“会餐”，沾点“油水”。为此，慷慨大度的他没少掏腰包。

    再说，“文革”中多所学校贴彭先生的大字报。别人遇到这类伤心事都绕道而走，可他却无所畏惧。一天他听说北京科技大学贴了他的大字报，就去看贴出了些什么。他瞪大眼晴把“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看了好几遍，一边看一边喜悦无限。事后逢人便说：“科大的大字报表扬我了，说我是‘资产阶级学术权威’，这多好哇，没有加‘反动’二字，这不是表扬难道还是批判吗？”

    彭先生的意识很前卫，对一些新潮时尚的现象一般都不排斥，而且接受很快。装防盗门之风在北京兴起时，彭先生正搬家至现在的住处。虽说家里一无所有，装上防盗门兴许给人更安全的感觉。因而他也追时尚安装上了防盗门。一天他锁上防盗门就外出，心里似乎比没有防盗门要踏实多了，还高兴地对朋友说自己装上了防盗门，很漂亮，很安全。那份快乐的心情已不言而喻。

    但他万没想到，这时，小偷们已觊觎着他的家。当他回来时，竟然打不开防盗门，仔细一看才知防盗门锁已被小偷弄坏了。他说这事真是怪得很，防盗门没有防着小偷，竟然把自己“防”在外面进不了家门。小偷将他的家翻了一遍，所幸的是小偷一无所获。

    彭先生请人将防盗门锁弄掉了，门上留下了一个洞，他一气之下，再也不上锁了，竟用纸将锁洞糊上了事。那形同虚设的防盗门再也不被彭先生提起和关注，他的家门就这样平常至今……

    彭先生让人开心乐怀，忍俊不禁的轶事很多很多，你可以从中看到科学家性情丰富的另一面。我曾与王淦昌先生谈起过彭先生，王老说：“彭公很了不起，他是中国为数不多的大科学家之一，悟性高，很有成就。他生活中看似很‘怪’的趣事，实际上是他聪明的个性使然，为他的生活平添了诸多乐趣……”

    在理论学术研究上的彭桓武先生潇洒智慧，现实生活中的彭桓武也洒脱风趣。假如你让彭先生说说中国的行政级别、官职，你肯定不会想象他竟然回答不上来。他搞不清中国军、师、旅、团、营谁大谁小。就是这么个人。

    为表彰彭老的卓越贡献，1995年，第二届“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成就奖”将科技成就奖颁给了他，奖金一百万元港币。可以想见，从来都功成不居的彭桓武，这次一夜之间成为“百万富翁”后同样“不为物欲所惑”。

    在他80岁的时候，即1996年，他以自己独有的方式，把全部奖金设立了一个特殊的奖项：彭桓武纪念赠款。第一位获赠的，是一位曾经的合作者、因伤早退的黄毅英。彭桓武在赠款信中这样说：“黄毅英同志：您好！彭桓武纪念赠款将于1996年10月-11月首次举行。赠款对象为（暂定）彭桓武个人认为在核方面与他合作的工作中值得纪念的合作者。今年初办，只赠一位，希望明年能赠两位。在我多忘的记忆中首先浮出脑海的便是您，希望您能接受这次纪念赠款（不是奖，也不评）。款暂定为每人三万元人民币，已经准备好，现特商定寻求一个合适的时间，请您乘便来中关村一晤，并同去福利楼工商银行办理转账（我提取活期您再同时存入，利用通存通兑免得动用现钞）。您最好带一同伴来以减少您的劳累。时间在电话上商定更好，因为我有时还要出去有事。”

    时隔4年，彭桓武纪念赠款又增添了新的项目，他在给黄毅英的信中这样说：“黄毅英同志：您好！报告您一个消息，彭桓武纪念赠款，从2001年开始，将增加一项医疗补助报销，专为过去和未来的纪念赠款获得者，由于公费医疗改革，个人负担份额加重而新设立的。因为银行利率已几次降低，赠款和补助报销均以基金本金支付，用完即结束，所以补助报销金额，根据实际情况，不作任何限制。北京人请20、21、22日电话告知我数目，23日我将准备好，电话联系待取。长期病号或外地人可协商简化手续。”

    黄毅英的女儿回忆说：我妈是1958年开始工作，到她1960年回来的时候人已病得很厉害。那时候我大概上小学一年级，所以在我的记忆里，就是我一上小学我妈就开始病。她在北医三院看病，没有任何一个大夫能说出来她是什么病。彭老通知我们领赠款的时候，我还特别奇怪。蔡荣业先生告诉我，彭老希望把他得到的奖金同一些跟他合作过的同事分享。这些人都是早期参加核方面工作，健康受到过损伤，此后被人们忘记了的。任何奖、任何纪念都绝对不会轮到他们头上。彭老的赠款不需要跟任何人商量，彭老决定是谁就是谁，然后彭老第一个纪念款就给了我妈。

    下面是一段彭老和某节目主持人的对话，值得一看：

主持人：您在1995年的时候获得了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成就奖，奖金是100万港币，我想可能这也是您一生中获得的数额最多的奖金了。

彭桓武：对！这100万港币到明年就要报销完了。

主持人：您把它全部捐赠了？

彭桓武：全部赠了，纪念赠款明年就结束了。本来应该到后年，不过依照我现在的身体状况，我想把后年的提前到明年，两届一块给。

主持人：这100万对普通人来说，意味着舒适的生活，但对您来说……

彭桓武：对我来说没用。我生活足够了，加不加这100万都一样。因为我一个人用不了那么多钱。像我现在，大夫给我限制，每天只许吃这么多东西，一天只许吃一个鸡蛋，吃两个鸡蛋都不行，那个钱有什么用？！

主持人：现在已经有将近三十五位科技工作者获得了这笔赠款，分到他们每个人手里的是三万块钱。您想通过它来表达您对这些同志的什么敬意呢？是想用来解决他们生活上的实际困难吗？

彭桓武：没那个意思，就是表示纪念而已，纪念当初合作过、工作过的人。

主持人：您知道黄毅英先生已经去世了吗？

彭桓武：这一次她病我都不知道，我的消息不灵通。上一次病时我让蔡荣业送了两万块钱医疗补助，她自己也不要，我只好自己送去了。上次她出院后我以为她没事了，这回她又病我还不知道。她的工作是搞核潜艇的时候参加原子能所的大协作。每回她都带头作报告，工作也做得很好，所以我对她有印象。

主持人：看起来您是一个很固执很克制的人，但是谈到您的同事，您很难克制住自己的感情，看来您是一个习惯于把感情藏起来的人。您的老伴儿去世快30年了，您一个人做菜、洗衣服，5年、10年我们能理解，但30年如此，您不觉得孤独吗？

彭桓武：不孤独，我有理论物理陪伴我，不孤独！如果实在难受我就写诗，升华过去。所以我的诗里有三分之一是写我的老伴儿。这是心理学的措施，转移注意力，干事去就完了，就没功夫去想这些废话了。

主持人：您为国家做了这么多，留给自己的是什么呢？

彭桓武：留给自己的就是乐趣呀，做事的乐趣！

主持人：您最终追求的是什么？

彭桓武：追求什么？科学家的追求还是做工作。王淦昌临死前我见他最后一面，他就说，“我能做的都做了，再有工作我也做不了了”。就是这样，就是要做工作。科学家最高的追求也无非就是做工作。

彭桓武对科研、对人生的从容淡定，一定程度上是得其父亲真传。当年父亲留给他的，一是书，二是诗，其中有首《咏雪》：“本来明月是前身，玉骨冰肌别有真。百尺寒光能彻地，一毫余热不因人。方圆自在都无相，潇洒风流总出尘。何事洛阳裘万丈，袁安原不厌清贫。”

彭桓武把这种“方圆自在”的理念融入到他对人才的培养中。作为我国核事业及理论物理学界的奠基者、开创者、领导者，他不但为我国原子弹与氢弹研究作出重要贡献，还指导、造就了一大批杰出人才，其学生、同事遍布我国物理学界和原子能科学界，包括周光召、黄祖洽等一大批中国国防科研的中坚力量。他是“大家推许的大家”、“培养物理学家的物理学家”。

彭桓武认为，每一创新，总要牵涉到多个领域，这要求以广阔的知识结构为基础，但这个广阔不是指音体美，而是跟研究方向有关联的广阔，“我就不是全面发展的，我是个偏才。”而知识结构跟兴趣有关，有的人在兴趣的引导下从工科转到理科，彭桓武自己则是从理科转到工科，所以他认为这也要“顺其自然”，不能“凭脑子空想”。他乐于与大家分享自己治学的“十六字诀”：“主动继承、放开拓创、实事求是、后来居上。”

曾经，彭桓武对自己打破汉斯贝塔的纪录满怀信心。就在逝世前5个月，他还对笔者说：“我算了，我的平均寿命是93.6岁，加减2.8，所以94岁的可能性还不小。”所谓“平均寿命”是他自己精心计算后的“科学结果”：“我把数理学科院士的合理年龄拿来一比，超过九十的，加起来再除。”他笑得像个老顽童：“我还有三年。”

彭桓武并不忌讳谈论年老和死亡，在他眼中，这都跟太阳东升西落一样，纯属自然现象。

到了晚年，他清楚地知道：“我是一个病人了，老了，收缩了，百病缠身。”但他也乐观地坚信：“我能在夹缝里头生长。”他还童心不泯：“玩是每天不可缺少的功课啊，不玩这个就玩那个，总归要有玩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