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剧人物束星北

1932年束星北先生到浙江大学任教。抗日战争期间浙江大学从杭州辗转迁移到贵州。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他开设理论力学、理论物理、量子力学、热力学、电磁学、无线电、狭义相对论、广义相对论等课程，启迪了吴健雄、李政道、程开甲等一批英才。李政道说，“在这样一对一师生密切教学的关系下，束老师帮助我建立了我对整体物理的认识、了解和自信，使我一生受益。我最早的启蒙光源就是来自束星北老师。”程开甲说：“那个时代，像束星北这样集才华、天赋、激情于一身的教育家、科学家，在科学界是罕见的。”许良英说：“束星北讲课，既不用讲义、也不指定参考书，黑板上也没有可供学生抄录的工整提纲。他是用质朴生动的语言、从大家所熟知的现象，来阐明物理理论和思想。”1937年，物理学家玻尔到浙江大学作学术报告后，不断有中国师生请教如何出国深造。玻尔说，你们有束星北、王淦昌这么好的物理学家，为什么还要跑到外边学习物理呢？

1937年“七七事变”时，已是浙江大学著名教授的束星北先生，面对外敌入侵顿时热血沸腾，毅然投笔从戎，成为当地招募的第一批抗日义勇军战士的历史原因之一。

束星北先生家乡的史料中，记载了他在头桥老家“束家大场”（位于安帖四圩“束家老宅”），目睹日军飞机在扬州上空横冲直撞，耀武扬威的入侵场景时，束先生义愤填膺，怒不可遏，对天痛骂：“强盗！日本强盗！”然后到圩中私塾给家乡儿童讲话，教育他们：“日本鬼子不好，我们要一起打日本强盗！”

面临国破家亡，山河破碎，具有强烈爱国心的束星北先生，为打击日寇拯救民族，防范日军飞机空袭，于1944年10月应当时国民政府之邀，领导研制中国首部雷达，同时指导装制特工发报机等军用器材，并于1945年春研制成功我国第一部雷达，为民族抗战事业，作出了一个爱国者所应有的贡献。抗战胜利后，头桥乡贤束星北先生被时任民国元首的蒋介石亲自授予“抗战英雄”称号。而束星北先生对当年研制雷达时的初衷曾回忆道：“我造雷达完全是为了防日本飞机的空袭，而不是为了个人的前途或爬升。”足见乡贤束星北大公无私的爱国主义情感。

束星北才华横溢，个性很强。学术争鸣，不留情面。在学术报告会上，无论主讲人名气有多大，学问有多深，一旦发现束星北在下面坐着，就禁不住心惊胆战。他常常会提出很多问题，让报告人招架不住。在处理人际关系上，他心直口快，脾气火爆。束星北不支持学生参加政治运动，但学生被国民党当局杀害，他第一个起来号召浙江大学全体教授罢教抗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1950年浙江大学开始思想改造运动，苏步青教授受到污辱，束星北气愤之极，把一个干部像小鸡似的揪起来，一拳打过去，大骂：“你知道苏步青是什么人吗？你们算什么东西？”苏步青解脱了，他却因殴打革命干部，成为浙江大学斗争批判的罪魁。有人污陷他有经济问题，他写挑战书，让对方道歉。镇反时，他的学生被捕，别人不敢说话，他又为自己的学生鸣冤叫屈。宁可伤及自己，也要救人于难。

1952年院系调整，束星北调到山东大学任教。校长华岗认为辩证唯物论是一切科学的科学，束星北不认为那是科学，充其量也就是哲学之一种。尽管如此，华岗还是对他关照有加，直到华岗成为“胡风集团”成员入狱。束星北反对一边倒学苏联；人家教辩证唯物主义，他就教牛顿、爱因斯坦。对热衷搞运动的学生，他能骂出“笨蛋”、“草包”、“狗屁不通”等难听的话。校方不让他登台讲课，他就改行研究气象学，一年多发了十几篇气象学方面的论文，小试牛刀，引起气象学界轰动。1955年“肃反”，他受到停职一年的审查。在审查期间，他在自家大门贴上毛笔书写的告示：“请勿进门。公民住宅不受侵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70条。”最后还是被抄家搜查，他自己安装的半导体收音机，竟然成了收听敌台的证据。1956年，官方承认他没有历史反革命问题，公开赔礼道歉。

1957年在“大鸣大放”中，中共山东省委鼓励下鸣放；他以《用生命维护宪法尊严》为题发言，建议“对受冤的速予平反”，听众鼓掌20多次。束星北先生因言获罪。下面是《山东大学右派言论集》中他的“反动言论”的摘要。

同志们：

我感觉到我们可能面临着一个新的时代，一个文化经济蒸蒸日上光明灿烂的黄金时代，我们必须做好准备工作，不能使它流产；这次会议可以说是准备前的工作之一，我今天先就“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不能贯彻的障碍和原因揭发检查一下。

……

几千年来，我们一直习惯于“人治”，如“歌颂清官”，“痛恨贪官”。这当然是对的，但直接反映了“人治”风气；我们的命运操纵在掌权者的手里，掌权者如果好，我们就好，掌权者如果坏，我们就坏；而不是掌握在自己的手里，所以党在摧毁三大敌人之后，第一件大事就是制定“宪法”。人民宪法保证了“人民的命运掌握在人民自己的手里”，从此以后，我们的命运就不再被“某一个”执政者掌握了，想“坏”也“坏”不了那儿去。人民可以依照宪法罢免任何不称职的官员。但是，几千年的“人治”风气一时扭不转(俄国的沙皇时代和中国宣统时代法治的风气也未养成)，还是习惯于歌颂“人”而不习惯于歌颂“宪法”。“呜”、“放”一定要等毛主席提出来后才引人注意，而忽视1954年与毛主席以及全国人民制定的，称为中国人民一百多年来英勇奋斗总结的，巩固人民革命成果的“宪法“这样就很危险。

为此，“反右”中束星北先生被打成“右派”，1958年被强制送到水库工地劳动，饥饿年代一直在死亡线上挣扎。1960年秋，水库工程结束，他被调到青岛医学院接受改造，打扫教学楼厕所，清洗实验室器皿，到太平间制作尸体标本。

他在青岛医学院期间，曾修复一台从丹麦进口不久的脑电图机。当时对这台贵重先进设备，谁也不会使用，也不敢插手修理。束星北却主动愿修。考虑他当时所处的政治处境，好心人劝他不必多事。他则说：“看到国家贵重仪器的损坏，而我袖手旁观，是我良心所不允”，“如果我修不好，就是批斗我也心甘情愿。”后来，因为修好了这台脑电图机，他的待遇才有所好转。

“文革”中，他的工作是打扫厕所，同时他却修遍了山东省地方和部队所有的大中型医院的设备：X光机、心电图仪、脑电图仪、超声波、同位素扫描仪、冰箱、保温箱、电子兴奋器、电子生理麻醉仪、胃镜、比色计等。

1972年李政道回国，周恩来接见，希望李政道能为中国科学界“断层”问题做些工作，介绍海外学者到中国讲学。李政道说，中国有人才，只是你们没有使用他们，比如我的老师束星北。虽然李政道想见自己的老师，未能如愿，但他和周恩来的谈话给束星北带来转机，使他重新登上讲坛。他一心要抓紧时间著述。但是家人看到，半夜里他的灵感来了，似睡非睡中写下的东西，却是检讨与自我批判。他的人格已经无奈地分裂。表面上他还是那么顽固，想通过发泄挣断对他的摧残，但20多年的改造已经渗入骨髓，他无法走出阴影。

直到1979年，中国第一枚洲际导弹需要计算弹头数据舱的接收和打捞最佳时限。有人推荐了束星北。上面为此拨款100万元，束星北分文没要，一枝笔，一摞纸，准确无误完成任务。当年他73岁。航天学界轰动一时。其实这对他只是牛刀小试而已。

束星北一生中最大的痛苦，就是不能把自己的聪明才智奉献给国家。1964年，当他听到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消息，在家不禁嚎啕大哭，因为他和好友王淦昌都是最早了解这一领域的中国科学家。同事王淦昌和学生程开甲都参与了中国原子弹的研制，他却有力不能出，有志不能酬。

在他病重期间，觉得自己虽七十多岁，但大脑仍跟二三十岁一般，要求捐献出自己的遗体用于医学研究,1983年10月30日，束星北先生不幸病逝于青岛，束先生家属按其遗愿，向有关单位递交了“遗体捐赠申请书”，并完成了遗体交接工作。

束星北的遗体移交形式隆重异常。这期间，青岛医学院各级领导班子都在“大换血”，束星北遗体就被遗忘了。半年以后，有人突然想起束星北，遣人去看时发现遗体已腐烂不堪。有关领导见遗体非但不能解剖，连标本价值也失掉了，便遣了两个学生将其送到医学院院后的“舍林子”里埋掉。去“舍林子”须走医学院的正门，这样一来就得绕一个很大的圈子，两个大学生在处理遗体时，为了省事，打了折扣。他们趁着没有人注意的功夫，就近将束星北的遗体草草地埋葬在学校篮球场旁边的双杠下面。这样，束星北最后仅有的一点点遗愿也落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