蒯大富其人

    蒯大富（1945年9月14日－），江苏滨海人。1967届清华大学化学系学生。在文化大革命中，蒯大富和北京大学的聂元梓、北京航空学院的韩爱晶、北京师范大学的谭厚兰以及北京地质学院的王大宾统称为北京紅衛兵造反派五大領袖。

    1945年9月13日，蒯大富出生在江苏省滨海县，祖父是北伐军的战士，父母都是1940年代的中共党员。蒯大富中学就读于滨海八滩镇中学，成绩优异，近年八滩中学校庆时他也曾到场。本来学校准备让其演讲，但由于其历史原因取消其演讲。即使如此在校庆现场还是得到很多同学的青睞，同学们更多是像见识一下这位颇具历史痕迹的奇才风采。1962年考入清华大学工程化学系。

                      现在的蒯大富 

文化大革命时期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登出了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当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文播出了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宋硕、陆平、彭珮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全国上下兴起了造反运动。当时身为清华大学工程化学系三年级902班（即化九班）学生的蒯大富到一些大学看大字报，不久便要求同驻清华大学的工作组负责人叶林进行公开辩论。1966年6月由于率先提出“炮轰”压制文革的工作组，并要求夺权。1966年6月19日，蒯大富提出要赶走以叶林为组长的工作组，同一天刘少奇委托王光美去清华大学看大字报，两天后王光美加入工作组，成为引人注目的一员，但叶林仍为组长。工作组在王光美的授意下认为蒯大富是“假左派，真右派”，蒯大富被打成右派学生。因绝食以示抗议，被开除团籍并关押18天。7月21日，陈伯达派中央文革成员王力、关锋来到清华大学看望关押中的蒯大富。7月29日，工作组撤销。康生指示从清华大学接蒯大富参加7月30日新北京市委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北京市文化革命积极分子大会。8月4日，陈伯达等人到清华大学参加批判以王光美为首的工作组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会，为蒯大富平反。蒯大富获得“解放”，成了著名左派。

    此时蒯大富在清华大学仍属弱势。1966年9月，在中央文革工作人员李讷的要求下，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简称“地质东方红”）派出百余人到清华大学张贴大量大字报，支持蒯大富。

    1966年9月6日，由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第一把手朱成昭牵头成立了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又称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简称“三司”），其负责人不设“司令”等名号，朱成昭为实际上的第一把手。此前在9月5日召开的三司负责人会议上，在朱成昭提议下，为支持清华大学文革，决定也给予蒯大富个人“首都三司负责人”的头衔（和参加三司的16个群众组织负责人的“首都三司负责人”头衔一致），并同意蒯大富在9月6日三司成立大会上以“首都三司负责人”的身份带领在场3000多名红卫兵宣读誓词。自此，蒯大富当上三司“司令”或“副司令”的谣传便不胫而走，蒯大富也得到了“蒯司令”的绰号。

    此时蒯大富手下尚没有任何组织。1966年9月23日，清华大学井冈山红卫兵成立，蒯大富为负责人（即第一把手）。1966年12月19日，清华大学井冈山红卫兵同三司的创始成员清华大学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合并，成立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蒯大富成为第一把手。

    1966年11月，据称由蒯大富及其手下绘制的《百丑图》印出，流传甚广。该图用漫画的风格，丑化国家、军队和地方政府的一百多名领导，包括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等。实际上《百丑图》并非蒯大富等人绘制。

    1966年12月18日，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张春桥在中南海西门单独接见蒯大富，听取了汇报，并布置了打倒刘少奇和邓小平的任务。蒯大富返回清华后，召开了井冈山总部的会议，传达了这一精神。12月25日，蒯大富率五千余人从清华大学赴天安门广场游行，一路上打着“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的口号，到达天安门广场后，召开了“彻底打倒以刘、邓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然后分五路以广播车开道在王府井、西单、北京站、菜市口等繁华地带演讲、散发传单、张贴大字报。被称为一二·二五大行动。

    1967年1月6日傍晚，蒯大富给王光美拨电话，谎称王光美的女儿刘平平被汽车撞伤，正在人民医院抢救，需要家长签字。于是刘少奇、王光美驱车来到医院，没有发现女儿，而看到了作为人质扣留的儿子和另一个女儿。后来王光美留下并被红卫兵带到清华大学准备批斗，第二天在周恩来的干预下，才得以返回家中。

    1967年受中央文革指派参与上海“一月夺权风暴”。3月率先批判“二月逆流”。

    1967年4月10日，清华大学红卫兵召开万人大会批斗王光美，彭真、陆定一、薄一波、蒋南翔参加陪斗。

    1967年4月20日，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蒯大富当上了上北京市革委会常委，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核心组副组长。

    1967年6月上旬，北京造反派组成“揪斗刘少奇火线指挥部”，围困中南海，采用喊口号，贴标语，高音喇叭广播，甚至绝食的方法，勒令刘少奇写检查，低头认罪，接受批斗。蒯大富和他的井冈山兵团在火线指挥部充当主要角色。

    1967年7月25日，林彪接见红卫兵，蒯大富还登上了天安门。27日，武汉七二〇事件后在王力授意下蒯大富指挥手下贴出了“打倒徐向前”的大标语，28日，清华井冈山兵团的小报登出了打倒徐向前的声明。29日晚上，蒯大富手下一批人抄了徐向前的家。30日，蒯大富在清华井冈山兵团总部召开讨论会，会上，蒯大富把二、四方面军的干部打成“带枪的刘邓路线”，并进一步煽动“打倒徐向前”。主持召开各地红卫兵参加的“目前形势分析会”，提出“揪军内一小撮”口号。

    1967年10月17日， 蒯大富在《井冈山》报上发表《无产阶级大夺权万岁》，大谈“夺权经”。

    1968年5月，蒯大富组织了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文攻武卫总指挥部，指挥清华大学两派武斗。30日凌晨攻击反对蒯大富的群众组织，导致致使18人死亡，1100多人受伤，30多人终生残疾，直接经济损失折合人民币逾1000万元。清华的武斗影响了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校的大规模武斗。7月27日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工宣队）进驻清华大学，却遭到了蒯大富手下的抵抗，开枪造成5名工宣队员死亡，数百人受伤。

    1968年7月28日凌晨，毛泽东召见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谭厚兰和王大宾“五大领袖”，批评了蒯大富，蒯大富当场投入毛泽东的怀中痛哭。五大领袖返回学校下，动员手下放下武器，停止战斗。

    1968年12月被分配到宁夏青铜峡铝厂（冶金部三〇四厂）任技术员。1970年11月，蒯大富被以清查“五一六”名义被送到清华大学接受审查，1973年审查结束后，被安排到北京石化总厂东风化工厂（一说北京东方红炼油厂）监督劳动。

文革后的状况

    1978年4月19日，蒯大富在清华大学全校师生大会上，被北京市公安局宣布逮捕。1983年3月10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杀人罪和诬告罪判处其有期徒刑17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先后被关押在北京和青海。

    1987年10月31日，蒯大富刑满释放（刑期从1970年11月1日被隔离审查算起），回到青铜峡铝厂工作。1992年偕妻子到山东省蓬莱市登州镇司家庄振兴实业总公司，任工程师。1993年春曾受北京一家街道企业之聘到首都任职，但很快惊动了刘少奇遗孀王光美等中共高层领导，被迫离开北京到江苏常州，后又到深圳在一家照明工程公司任总经理，直至中风离职。

附录：有意思啊，蒯大富

  听说大富生个女儿叫小穷。咳，人生就那么回事。

  看到清华大学百年校庆蒯大富高调现身清华的消息，为什么一个文革的罪人今天还能在清华大学那么受欢迎呢？蒯大富确实有他的过人之处。

    一、“只有社会主义人民才能大富。”

    1966年6月，一位中央的大人物薄一波来到清华大学，和蒯大富展开过一场辩论。 薄一波：“你叫什么名字？”老头盛气凌人。蒯大富。“蒯大富。”大富一点也不怯场。薄一波：“瞧你这个名字就是资本主义的，什么大富！”没有想到蒯大富从容不迫，理直气壮的回答：“我的名字是社会主义的。资本主义只能小富，只有社会主义人民才能大富。”群众鼓掌，老爷子愕然。知道了蒯大富这小子不是好惹的。

    二、“我站在主席后边。”

    1966年9月，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红卫兵时特意将蒯大富叫到跟前要蒯大富站在他身边，对其说，“蒯司令，你是愿意站在我的左边还是我的右边？”若蒯大富要站到毛主席的左边，林彪就要往下挪一个位置；若蒯大富要站到毛主席的右边，周恩来就要往下移动一个位置。蒯大富回答说：“主席，我既不站在您的左边，又不站在您的右边，我站在您的后边，紧紧地跟着您前进！”蒯大富即没有排挤林彪又没有排挤周恩来，还博得毛泽东的欢心。蒯大富的聪明与敏捷由此可见一斑。

    三、审判台上风度翩翩

    1983年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审理蒯大富案。在被审席上，蒯大富这样问审判长：“您比我大10岁，1966年时您认为毛主席犯错了吗？您当时知道林彪、江青是坏人了吗？您就从来没喊过‘打倒刘少奇’吗？假如您也不知道，您怎么能起诉我反革命？” 蒯大富被审判的风度，打动了电视机旁一位叫罗晓波的、小他17岁的女研究生的芳心，待1987年蒯大富刑满释放，罗晓波辞去公职，只身跑到大西北，向刚出狱的蒯大富求婚。

    四、“我从来不认为自己悲惨。”

    1970年至1987年，由北京而宁夏（似乎不够准确。编者），蒯大富过了17年牢狱生活。外人以为这段经历很悲惨，蒯大富却不以为然。当年在狱中，他还为狱警即将考大学的儿子补习课文，全然没有一点坐牢的样子。他说：“我这个人一贯就是这样，40多年，一直坦然地活着，从来不认为自己悲惨。最悲惨的时候也不这样认为。” 2004年，蒯大富接受记者采访，记者问：“你坐了17年牢，冤不冤？”蒯大富回答：“从一种意义上讲，跟着党干革命，最后坐的还是党的牢，很冤；另一个角度想，比起当年那些被我们整的干部，可能他们更冤。我们犯了比较严重的错误，但他们没什么错误，有些还被整死了。相比之下，我们受的这些冤，也算不了什么。”老来怀旧。2008年至今，蒯大富先后两次带着妻女去宁夏，专程造访当年关押自己的劳改农场。那个地方早已经被废弃，长满了杂草。故地重游，颇有一番感慨。

    五、青铜峡，蒯大富的第二故乡

    1968年蒯大富被分配到宁夏青铜峡铝厂工作，他感受到了底层人民的纯朴和友善，没有因为他的身份和遭遇而将他视作异类。蒯大富出狱之后，青铜峡铝厂不仅重新接收了他，还给他分了一套房子，这是很多年轻职工都没有享受到的待遇。在那段时间里，他们生活得十分开心。蒯大富下海后定居深圳，还经常带着妻子罗晓波和女儿蒯小穷回青铜峡探望。20多年，每次回去，他们依然会受到热烈欢迎。那里有一批最铁的朋友。

    六、出狱后首先想到的是看望被他整过的老师、同学

    近二年流行当年的红卫兵向被他们整过的老师、同学道歉的风潮。其实，最早看望被整老师、同学的是蒯大富。1987年蒯大富刑满释放后，主动去看望被他整过的老师、同学。甚至去看望审判他的法官。 蒯大富认识人很多，在铝生意很不好做的时候，蒯大富走到哪里，第一把手都乐于接待他，都照顾他的生意。后来，蒯大富离开了青铜峡，许多企业都看中了蒯大富这棵摇钱树。1994年，蒯大富落户深圳，当年的深圳，老清华毕业生据说就不下5000人，差不多都占据着相当重要的位置。蒯大富名声在外，上门拜访，不管是过去支持他的还是过去反对他的，人人买面子，很快蒯大富就成了百万富翁。

    七、“六十大富”

    2005年，蒯大富60岁生日。在深圳，他大宴宾客，高调庆祝，座中有吴桂贤、韩爱晶等人物。蒯大富六十大寿时，贴出了一副对联，上联是“三十年河东，斗私批修，灵魂深处闹革命，革命尚未成功”；下联是：“三十年河西，成家立业，身体力行搞经营，经营初见成效。”横批为“六十大富”。对联当时就张贴在宴会厅的门楣上，像是在公开宣告着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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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蒯大富出狱后辗转到深圳经商。后来他中风了。下面是2010年采访他的有关文章摘编：

红卫兵领袖蒯大富近况：疾病缠身 三度被中风击倒

    64岁的蒯大富，身体已经欠安多时。交谈的时候，面部肌肉偶尔会出现抽搐，话说到一半，间或会戛然停止，陷入思索。过去4年，这个身材壮实的老人，三度被中风击倒，每次又都重新爬了起来（也就是说，他60岁的时候就中风了。大概是脑血栓吧）。最近的一次，看样子还不是太糟糕，语言和行动能力毕竟都没有丧失。他自己将这种奇怪的恢复归结于180副中药的功效。

    罗晓波却认为她的丈夫正每况愈下。这个小蒯大富17岁、瘦小黝黑的女人，快人快语得有些出人意料。“你现在来，他还可以和你交流，要是明年来，就困难了……越来越糊涂。”

    疾病缠身的蒯大富，目前正在为自己操持也许是此生最后一件大事：补办社会保险。但此事并不顺利，奔忙了半年多，一直没有拿下来。

    这个掉入尘埃的前风云人物，情绪并不低落，性格也不全然像罗晓波提及那样古怪。他的身上，显现出更多平常人的脾性。谈吐幽默，能一连讲出不少官场笑话。这种状态能够保持至今而不被消蚀，也算一件不容易的事情。

北京

    蒯大富的一生遭逢，都与北京有关。在这里，他前后呆了29年，至今仍对此地不无怀念和好感。事实上，在15年前，他们就曾尝试过接近北京，结果半路遇挫，又灰溜溜地离开了。

    1992年，在罗晓波的推动下，蒯大富离开宁夏青铜峡铝厂，跳进了市场经济的“体制外”漩涡中，到山东一家企业工作。一年时间不到，“想干点事儿”的蒯大富就又跳槽了。

    他准备重返北京。当时，北京一家街道办企业计划在北太平庄兴办通讯器材一条街，有意引进蒯大富来打理，并将此举称为改革开放新举措，给出的条件是：到北京后，蒯大富必须合法经营、不干政治。

    尽管有朋友规劝他们不要进京，以免引来麻烦，但想着大展拳脚一番的蒯大富，还是让人风风光光地用专车接进了北京。此后，一个多月时间不到，形势突然发生了变化。他们的公司怎么也注册不下来，据传还有指示要客客气气地将蒯大富请出北京。蒯大富当时表示，可以不当董事长、总经理，自己就在北京支起牌子擦个车、修个鞋、开个小茶馆儿，但没被允许。

商旅

    2005年，蒯大富60岁。在深圳，他大宴宾客，高调庆生，座中有吴桂贤、韩爱晶等人物。这一幅横批为“六十大富”的对联，当时就张贴在宴会厅的门楣上，像是在公开宣告着什么。

    当能走的路都被切断之后，经商就成为蒯大富融入社会的一个途径。而当年造就的名气，为蒯大富的日后行商铺就了一条捷径。第一次尝试，是在宁夏青铜峡铝厂，有段时间铝不好卖，厂里请他出马。他带着老婆、孩子在外面一逛3个月，卖了605吨铝，拿回去605万元。生意做得这么顺利，是因为知道他的人太多，“厂长、处长一般都是我这个年龄段的，下面报告说，蒯大富来卖铝了，那是很愿意见的。我立刻就可以见到他们的最高领导。买个面子吧，你得用铝，我们价钱也还行，你买我100吨，那好商量了。”

    1994年，数度辗转来到深圳，蒯大富和他的清华同学联手经营一家音响设备工程公司。第一单，接的就是从前一位老部下的业务，这是一家国营单位，他为他们装了一层楼的音响系统，老部下则替他报了黑价，1000元成本造价被报到了1.4万元，当场提成给蒯大富1.5万元。当时的中国，万元户还寥寥无几，拿到这么一笔巨款，蒯大富感到“非常恐怖”。

    当年的深圳，老清华毕业生据说就不下5000人，差不多都占据着相当重要的位置。蒯大富名声在外，上门拜访，人人买面子，和他同学合作4年半，总业务量做到了9000多万。按约定，他应该从中提成90万，但那同学掏钱如同割肉一般，最后只给了22万外加一套房子，总计40来万。

    蒯大富后来选择了单飞。但是病来如山倒，之后没有人能替代他的角色出去跑业务，他的公司接着也垮了。以后蒯大富就是养病了。

晚境

    蒯大富到了深圳，却报不上户口。1990年代末，根据地方的规定，只有当地户口，孩子才可以上当地的一些好学校，他们的女儿没有当地户口，申请报告交上去每次都石沉大海。最后在旁人提醒下，蒯大富和罗晓波协议离婚。申请表上没有蒯大富的名字，不出几个月户口问题就落实了。

    直到现在，他们也没有复婚。他们的女儿，曾经要求罗晓波立一个书面保证，在蒯大富有生之年，绝不会改嫁他人。她拒绝了。“我从南京嫁到宁夏的时候，他什么都没有，就是一个劳改犯。有什么需要保证呢？我是深圳义工，别的孤寡老人我都管，何况是我孩子的父亲，肯定是要为他养老送终了。”

    妻子认为蒯大富充其量只是一个政治爱好者，并没有什么政治智慧。而他之后的身败名裂，在她眼里，也只是一个由于某种阴差阳错被卷入不同派系争斗的“打手”“爱凑热闹、好出风头”的性格缺陷使然。

    老来怀旧。2008年至今，蒯大富先后两次带着妻女去宁夏，专程造访当年关押自己的劳改农场。那个地方早已经被废弃，长满了杂草。故地重游，颇有一番感慨。

    在青铜峡，他感受到了底层人民的纯朴和友善，没有因为他的身份和遭遇而将他视作异类。出狱之后，青铜峡铝厂不仅重新接收了他，还给他分了一套房子，这是很多年轻职工都没有享受到的待遇。在那段时间里，他们生活得十分开心。就这样过了20多年，每次回去，他们依然会受到热烈欢迎。那里有一批最铁的朋友。

    病了以后，蒯大富除了在家里为自己熬熬中药，还在一家同样是经营音响设备的公司担当顾问，主要的工作，就是利用自己的关系网络跑跑单，接洽一些业务。此外，3次病发，动摇了他那种“生命在于静止，千年的乌龟、万年的王八”的反潮流主张，经常也会跟着公司的年轻同事和下属出门远足。在罗晓波的提醒下，蒯大富还坚持定期去做瑜伽，而且每天晚饭后要下楼散步。

    对于时事政治，他依然保有兴趣，但只限于旁观，也可以说是学习。每天大致要挤出两个多小时翻阅各类报刊，了解各种动态。

    蒯大富曾去探望一位曾被他整得够呛的老师，他们都是从那个暴风眼里挣扎过来的人。他安慰老师，一定要把身体养好，不能弄潮，可以观潮；不能演戏，可以看戏。

文章链接：http://news.ifeng.com/history/zhiqing/ziliao/detail_2010_03/16/393661_0.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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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2010年后蒯大富又如何过的呢？请看“又访蒯大富”（2014年写）的摘编：

    大年初四，我（作者田心）给他家打电话，是他妻子罗小波接的。她说：“他连续六次中风，住进了养老院。过年回家住了三天，昨天回养老院去了。我开车来接你，带你去养老院看他吧。”

    这养老院离深圳机场不远，外观不怎么样。罗小波说：“这一家在深圳算是最好的了，费了好大周折才住进来的。”

    我说，我在美国看到过一篇报道，说老蒯去清华参加一百周年校庆时，捐赠给母校一百万元人民币。他们夫妇立刻反驳说，胡编乱造，根本没有那回事。

    我问起他们的女儿小琼，夫妇俩喜上眉梢，说小琼前两年从中国传媒大学（原北京广播学院）本科毕业，已在澳门电视台当了两年英文播音员。老蒯立即高兴地坐到电脑前，要找蒯小琼的播音视频给我看。

    老蒯送给我一本他在香港新出的书《清华文革五十天》，我也把我几年前出的《神奇的一生》送了一本给他。他现在对基督信仰已初步涉及，向我提出不少关于基督教的问题，我都一一作了解答。他问万润南信主了没有。我说我也不知道，但是我知道万润南的文学城博客“万家述评”一打开，背景音乐就是基督教的名曲“奇异恩典”。我说，万润南是我在美国发表文章的文学城博客里的名博。

    说话之间，服务员来通知老蒯吃饭。老蒯去了五分钟就回来了。小波问他怎么那么快，他说吃了三分之一，三分之二没法吃，倒掉了。此刻，是老蒯六次中风后过的这个春节。“不知还有没有人记得我们？”蒯大富的妻子感慨道。我说大家肯定是记得你们的，只是各自忙于谋生，没顾上来探望你们就是。我问他们，老蒯的护照问题解决了吗？他们说解决了。我说：“既然几十年没有解决的护照问题终于解决了，那高层的潜台词不是很明显嘛：你们未来的去向，就由你们自己去选择吧。”

文章链接：http://wlc01.tumblr.com/post/78188600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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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蒯大富这个人我是有些看法的。“文革”开始时我不到13岁，上述蒯大富的情况我都有印象。他那时可是赫赫有名的风云人物。此君能说会道，也很聪明，能忽悠。“文革”初期的表现，我认为他思想上有投机政治运动的成分。咳，人是复杂的，不好一概而论。当然，后来他成了替罪羊。不过这人总是很想得开。或许蒯大富在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到美国开开眼？老蒯今年70岁了。我都62了。把他的有关资料弄来看一看吧。他已经中风六次的人了，说不定哪天就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