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佛海和陈公博
周佛海
中共“一大”代表中有周佛海和陈公博。周佛海1924年脱离中共。后在国民党中任要职。抗战期间投靠汪精卫成为汉奸,1948年病死于南京监狱。陈公博是“一大”代表中最先脱党。后在国民党政府中任要职;抗战中追随汪精卫成为第二号汉奸,1946年被枪决。他俩的共同点都是先加入中共,后脱党在国民党中任要职,抗战中当汉奸。他们的故事值得读读。下面是网上资料摘编:
周佛海(1897年5月-1948年2月)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为建党的中共一大代表之一,后成为国民党官员,抗日时期是汪精卫成立的南京国民政府的领导人之一。
周早年留学日本,并于此时接触共产主义。中共“一大”中以日本留学生代表身份出席;之后回日本完成学业并毕业于日本京都大学经济系。1924年,周佛海回国任中国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秘书,同年退出中国共产党。
周在宁汉分裂时支持汪精卫为首的武汉政府,宁汉合流后任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总教官。1931年当选国民党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1935年任国民党中央民众训练部部长。抗日战争爆发后周佛海又出任蒋介石侍从室副主任、中国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代理部长等职。这段期间周佛海与汪精卫有所接触。周佛海当时“见国际上对中国除了道义上的援助和精神上的同情以外,没有实际的援助,同时中国的国力,当时也赶不及日本,所以我自己对抗战也没有信心”,于是与汪精卫夫妇于1938年9月投向日本。
1940年汪精卫的伪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周出任行政院副院长。另外兼任财政部长、中央政治委员会秘书长、中央储备银行总裁、上海市长、上海保安司令、物资统制委员会委员长等职。
周从1940年底起即暗中向重庆方面靠拢,并在同年12月20日的日记中承认自己“对日本之观察甚为错误,今事实表现足以证明抗战派理论正确”。周佛海还同章正范一起商定今后如何同陈宝骅联系接洽事宜。不久(1942年)周佛海就正式向重庆国民政府秘密投诚自首“戴罪立功”。周佛海秘密接受并实施重庆中央政府交付的任务包括:设立秘密电台向重庆中央供给有关日军军事情报;掩护及营救重庆中央地下工作人员;相机诛除汪精卫、李士群等。
1945年日本投降后,汪精卫政权解散,周佛海曾被戴笠任为上海行动总队总队长。后在舆论压力下曾被认为是降日汉奸而被捕并被判处死刑,后改无期徒刑。1948年2月28日,周佛海死于南京老虎桥监狱,得年51岁。
汪精卫和周佛海都因当汉奸身败名裂。他们之间的恩恩怨怨颇为有趣。1924年,周佛海在劝阻无效后脱离中国共产党,从此他发誓与中共誓不两立,声称“攻击共产党,是我的责任,是我的义务”。对于周的反共声明,当时国民党的头面人物汪精卫觉得实在太过分了,他曾对一位朋友说:“周佛海真拆烂污,他以前是共产党员,现在却又攻击起共产党了,他退出共产党就算了,还要来反诬,真不是东西,你们以后切不要和这种人一起做事。”
周岂能咽下这口气?1927年5月,周佛海写了一本反共小册子(《我逃出了赤都武汉》),其中有一段话是对当时号称国民党“左派”领袖汪精卫进行人身攻击的,而且是抄汪精卫骂过他的话来回敬汪,以汪之矛,攻汪之盾,原话是这样的:“汪精卫真拆烂污,他本是国民党的党员,现在却要做共产党的工具,攻击起国民党来了,他跑到外国就算了,还要来倒戈,真不是东西,我们以后切不要和这种人共事。”周还挖苦汪精卫是个“殷殷勤勤,诚诚恳恳,敷敷衍衍,糊糊涂涂”的官僚政客。
然而物换星移,当1932年蒋介石、汪精卫进行再度合作时,周佛海处境十分尴尬。蒋介石知道周的难处,为了蒋汪合作的大局,他对周推心置腹地说:“你过去骂过汪先生,现在我们和他长期共事,你要和他多谈谈,求释前嫌,并为我好好联系。”汪深知周是蒋的亲信,对周怀有戒心,保持若即若离的状态。周佛海深有感触地说:“最初汪先生(汪精卫)也以为我向他劝说或者是依蒋介石的命令来试探他的内心的,所以汪先生非常的警戒我。我第二次见汪先生时,他才知道我的内心,而真正地说明他的心境。”
汪精卫遇刺去国外养伤于1937年1月兼程回国,其时周佛海奉蒋命赴香港迎汪。以此作为契机,周与汪敞开心扉,对时局的看法完全一致,他们反对蒋介石被迫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这样周与汪政治上的结合又深入了一步。
日本侵略者于1937年7月挑起了卢沟桥事件,紧接着于8月又进攻上海。周佛海在此期间,力求避战求和,与高宗武、陶希圣一伙精心策划,并竭力鼓动汪精卫说服蒋介石停战议和,其堂而皇之的理由就是“国力不足,战争只可适可而止,准备外交接洽。”
周佛海当时组织反战团体,即臭名昭著的“低调俱乐部”。这个俱乐部的成员,文武兼备,文的有梅思平、罗君强、陶希圣等,武的有顾祝同、熊式辉、朱绍良等,胡适也经常光顾。俱乐部地址就在南京西流湾8号周佛海公馆。周佛海相当自负地说:“在当时抗战到底的调子高唱入云的时候,谁也不敢唱和平的低调,所以我们主张和平的这一个小集团,便名为‘低调俱乐部’。”
后来在汪精卫集团叛逃过程中,周佛海起了相当大的作用,他不是一般的成员,而是一个出谋划策、充当了参谋长的角色。
就汪精卫来说,除了与蒋介石的政策分歧外,他不甘于仰蒋介石鼻息,看蒋介石脸色行事,屈居蒋下,这应该也是他叛逃原因之一。而对周佛海说来,除了反共媚日等因素和汪有共识外,他亲身感受到汪精卫对他是以“国士”相待,十分倚重,与蒋介石仅把他当作侍从不可同日而语。“士为知己者死”,他要伺机大展身手,弘扬抱负。这样汪、周等人投入敌人怀抱后,自然而然地向日方提出建立伪政权的要求。经过一年多的惨淡经营,日本帝国主义在诱降蒋介石的代号“桐工作”宣告失败后,别无选择地同意建立汪伪政权。
1940年3月,汪精卫登上伪国民政府代主席宝座,还兼伪行政院院长。周佛海则以伪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后又兼警政部长。
1940年汪伪政权建立后,周佛海还想脚踏两边船,随时作向重庆输诚的准备,不过他想搞成“宁、渝合流”蒋、汪合作的格局是枉费心机。他通过陈果夫、陈立夫的弟弟陈肖赐,开辟向渝输诚的道路。这一年的9月15日,周将陈肖赐约来,听取他赴渝劝和的情况:“肖赐谓果夫、立夫均有电来,谓蒋(介石)仍坚持抗战,目前谈和时机尚早。并谓蒋不与汪合作,盼余暗中布置,以备将来去汪。”
蒋让周伺机去汪的消息传来,周大惊失色,他让樊仲云转告陈肖赐说:“余与汪先生生死相共,患难相随,无论政治道德上及个人道义上,余决不能反汪,此与余离渝前情形不同。蒋对余向来(未)以国士相待,且和战政策与余不同,故忍痛离渝。今汪先生与余,主张既同,而又以国士相待,余焉能相离?全面和平为余主张,余本人决不能反汪。”云云。
周佛海在1941年的日记中,对形势的发展就感到不妙:“余深(感)过去在汉在渝,对于日本估计过高,对于我国估计过低,而于美国动向认识亦不清,因观察谬误,至有和平运动之产生。一念之差,百劫不回!”真可谓自怨自艾,“早知今日,悔不当初”。但是后悔药是不好吃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周佛海在1944年的日记中,说得更直截了当:“一年之后,苟非奇迹,吾等不仅焦头滥(烂)额,且莽莽中原将置身无所。苟无珍珠港之役必不至此。日人一误于对华之估计过低,但此犹有说;二误于对英、美之误算,此则百思不得其解者。”
陈公博
再说说陈公博(1892年10月-1946年6月)。他曾经为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大会中央执委。中国抗日战争开始后随汪精卫任南京政府立法院长,是汪政府内第二号人物,曾被视为汉奸。汪精卫死后代理南京国民政府主席兼行政院长。抗战胜利后逃往日本,最后被押解回中国,审讯后被枪决。
陈公博1917年于广州法政专校毕业,进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在五四运动时接受各种新思潮。1920年他北大毕业,回广州后开始接受社会主义,创办了宣传新思维、马克思主义及社会主义的《群报》。1920年陈独秀受聘到广州,与陈公博、谭平山等组成共产党广州支部。1921年中共在上海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陈公博代表广州出席。1922年6月,因支持陈炯明,受留党察看处分。陈宣布退党,并出洋到美国留学。
1925年陈公博於哥伦比亚大学硕士毕业后,回到广州。即被国民党内左派延揽,加入国民党,1926年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中央执行委员,进入国民党领导核心。北伐开始后,作为蒋介石随员北上。宁汉分裂时支持武汉的汪精卫。宁汉合流后到广州,联合张发奎驱走李济深,準备迎接汪主事。
1928年陈公博到上海,出版各种书刊提出改组国民党的各种主张,成为国民党内改组派的宣导者。
1937年抗战爆发。之后,汪精卫与日本暗中交涉谈判,於1940年3月到南京,成立其与日本合作的“国民政府”。陈公博初时对汪的投日有所保留,最后却选择追随,任南京汪政府的首任立法院长,后兼上海市长。1944年汪往日本治病,陈公博任代国民政府主席。汪死后,兼任行政院长、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等职。1945年初,中日战事胶著,陈亦开始透过军统向重庆暗通款曲,故意包庇军统的行动。
1945年8月15日,日本向盟国无条件投降,次日陈公博宣布解散南京国民政府。原本陈还望能得到重庆接受,但最终逃亡日本,试图在当地隐姓埋名。国民政府发出对陈公博的通缉令,并在南京受降后即向日本提出引渡要求。作为战败国的日本无法保护陈公博,只能将其交出。陈被国军伞兵押回中国,交由军统看管。1946年4月在苏州狮子口的江苏高等法院受审,以通谋敌国罪成立,处以死刑。
其实陈公博并非一开始就铁了心想当汉奸的。他不但顾虑重重,还劝汪精卫暂时不要与日本人来往。汪精卫与日本人勾结他并不赞成,对汪发“艳电”向日本示好更不赞成。但又说服不了汪精卫,汪精卫地位比他高,资历比他老。于是他去了香港。他以侍奉老母为名,隐居起来,闭门不出。他早年丧父,母亲多年守寡,现在尽孝,谁也说不出什么。可他后来还是追随汪精卫。
这里就不能不说他与汪精卫的特殊关系。陈公博1921年脱离共产党后,不久加入了国民党,得到汪精卫的赏识,被任命为广东大学校长,国民党二大又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知遇之恩当然不忘,于是就抱定了与汪精卫共沉浮的决心。陈公博虽然对汪精卫的某些做法并不赞同,有时还发生激烈的争论,甚至采取消极抵抗的态度,但让他背叛汪精卫那可没想过。在他内心的天平上,感情的砝码远远重于原则的砝码。
汪精卫也知道,陈公博是自己的铁哥们儿。1938年秋天汪精卫把陈公博从成都叫到重庆,告诉他自己准备脱离蒋介石,单独与日本议和。陈公博虽然也主张议和,但他没想到要脱离国民党。他当即表明态度,认为单独与日议和不妥。他的原话是:“战,固然要一致;和,也要一致。在党内万万不可有两种声音。”看来,他还是要维护国民党的统一的。
汪精卫愤愤不平地对陈公博说:“蒋介石这个人两面三刀,流氓成性,我很难与他共事。国家之所以形成今天这个局势,全是老蒋所为,我要与日议和,这个恶人只有我来当了。”
陈公博说:“兆铭兄,你不能离开重庆。这样做,太草率。我看日本人诚意如何还很难讲,你猝然单独与之言和,不留退路,实在是太危险,弄不好会身败名裂。你一定要三思而行。”
他以为汪精卫是在征求他的意见,他表示了反对,以为汪精卫会重新考虑。没想到,汪精卫真派人与日本议和,把生米煮成熟饭。当汪精卫把议和协定副本捧给他时,跟他套近乎:“你我都是几十年的交情了,没有你我可不行啊,有些事情我还得依靠你。”并以不容置疑的口吻让他跟自己走。陈公博对此没有立刻应允,表示得考虑考虑。这当儿,汪精卫那个精明强悍的老婆陈璧君从屋子里间走出来说了一番不软不硬的话:“陈先生,汪先生请你跟他走,你不想去,那看样子,你是要跟蒋先生去当官啰。”这话虽然没有劈头盖脸地痛骂,但等于把他置于一种两难境地。汪精卫一看他十分尴尬,就赶忙打圆场:“走,还是不走,我也不勉强,你先回去考虑考虑吧。就这两天,作出决断。”虽然没有逼迫,没有强求,但这时的退让比逼迫和强求更有力量。陈希望议和,但又怕承担卖国贼的骂名。如果留下来不走,与汪精卫的友谊就会一刀两断。而在蒋介石眼里,他是汪精卫的人,将来势必两头不讨好。
这时,汪精卫派人告诉他务必于1938年12月18日到达昆明。陈公博知道,汪精卫要走,自己只好跟着往火坑里跳。他还存一丝幻想,想有机会再劝劝汪精卫,走之前,他让人转交蒋介石一封信,信中说:“我离川以后,将会以个人的努力设法阻止汪先生组织政府,希望党对汪先生的制裁能够缓和,减少汪精卫的冲动,以免他在这条路上越走越远。”汪精卫在河内看到陈公博时高兴地说:“我终于把你等到了。我们的和平运动不能没有你呀。”陈璧君也在一旁说:“陈先生不愧是汪先生的朋友。在这关键时候,我想你是不会弃汪先生于不顾的。”
陈虽然在香港隐居,但还是关心外界情况,突然一天就看到了《大公报》上高宗武、陶希圣披露汪精卫投敌反叛蒋介石的报道。他想,汪先生的和平运动一波三折,国人唾骂,日本人施压,现在高、陶二人又离他而去,我与汪多年交情,患难见真心,只有这个时候才能体现我们朋友真情,看样子只有往火坑里跳了。过了不久,陈璧君就找到他,泪流满面地劝说他参加“和平运动”。如果说以前还犹豫、彷徨,甚至固执,此时,面对陈璧君软硬兼施,陈公博已无话可说,毅然决然地答应了陈璧君,当了中国第二号汉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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