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战俘的命运

    1942年，第一批德国战俘被送到纽约。美国人当时宣读了总统罗斯福的一封信：“你们在这里不是战俘，而是美国的客人。”总的说来对于44年底以前被俘的关押在美国的德国战俘来说，日子是很不错的；他们经常获准住在帮工的人家家中并有大量后来成了美国公民。但是到了1945年对于俘虏的600万德国军人和平民来说命运就不同了，美国军方将他们关在（德国）用铁丝网围成的巨型栅栏里。这里缺乏必要的卫生设施，他们也没有为战俘提供卫生和有营养的食物。在关押当中，美军还对德国战俘进行非人道的折磨。为了获取情报，美军经常对战俘进行刑讯逼供、殴打和恐吓。更有甚者，美军对因战斗而负伤或者患病的德国战俘有时不提供相应的医疗救助，造成大量德国战俘死于饥寒或疾病。

    在美国本土关押着38万德国战俘，战争期间美军对这些战俘曾以礼相待，但战争结束后，美国当局突然改变态度，把所有的德国战俘都视为十恶不赦的罪人，不让他们吃饱，并采取了各种体罚措施。这些战俘在战后没有被释放，而是被“赠送”给了法国，以帮助其重建国家。这种做法违背了战俘的意愿，他们在迁徙过程中怨声载道。最终有70万德国战俘被送到法国，关进战俘营里。由于战后法国食品极度短缺，而且法国仇德情绪比较严重，战俘们遭到了饥饿和酷刑的折磨。许多德国战俘遭到鞭打，甚至被枪杀，至少有1800名战俘在扫雷时被炸身亡。

    据报道，德国二战战俘迄今仍有百万人下落不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共有1100多万德国军人和平民沦为战胜国的俘虏。他们被关押在从北极圈到澳大利亚的数千座战俘营里，他们必须为自己参与的罪恶战争付出代价。

    战争结束以后，那些在美国佛罗里达州和加利福利亚州的德国战俘很幸运。但是，关押在苏联战俘营里的300万战俘却必须为生存而挣扎，他们中有三分之一的人未能再返回德国。下面是一些活着从苏联战俘营里归国的德国战俘的回忆。

    德国人曼弗雷德.彼得斯84岁，是一名退休老师。当他18岁时，苏联士兵把他从家中带走，他对母亲说：“不要担心，今天下午我就回来。”但他错了，他在苏联的战俘营里整整待了2年4个月零22天。

    那是1945年3月29日，苏联士兵把曼弗雷德直接带进监牢。他成天被审讯，和30个不相识的人一起被关在一间狭小的牢房里，审讯结束后便是战俘营的漫长日子。

    苏联红军端着冲锋枪，在他们的严密监视下，战俘们排成五队，在一周内向东方行进了120公里。“我们几乎没东西吃，只喝了少量的水。掉队的人不是遭毒打就是被枪毙埋掉。”曼弗雷德回忆说。

    最后，曼弗雷德和其他数千名战俘一起被塞进牲口车厢运往乌拉尔山南部的一个战俘营。曼弗雷德说，“我们到达了一个围着铁丝网的战俘营，四周矗立着岗楼。战俘营后面的草原一望无际。我想，我们会死在这里。”

    曼弗雷德在一个镍矿做了2年苦工。最后，这个原本体质单薄的年轻人渐渐消瘦下去，筋疲力尽，发起高烧。一名医生对他的诊断为“四级营养不良”，他肚子发胀，胳膊和腿上出现水泡。

    然而疾病却救了这个年轻人，他列入了遣返回国人员的名单。曼弗雷德回忆说，“最初我几乎不能相信，我最渴望的是再次见到我的家人。”苏联人又把曼弗雷德和其他几十个人塞进了牲口车厢。火车在苏联和波兰的土地上行驶了数周，他们被带往德国马格德堡进行了3周的隔离检疫，然后得到了他们期盼已久的“释放证书”。

    （如果上述为真，我相信俄国人对待战俘要比德国人相对好得多。编者。）

    几周之后，曼弗雷德在德国莱比锡附近的魏森费尔斯重新找到母亲和弟弟。那时他才知道父亲已经在他们家乡附近的苏联战俘营里死亡。

    83岁的德国妇女瓦尔特劳德.黑舍尔回忆说：“我们整个村子都在逃避苏联人。姐姐和我坐上了一辆马车，刚走了几公里就被苏联士兵拦住了。”瓦尔特劳德和其他女孩以及妇女被关进了一辆牲口车厢。“我们非常恐慌。有个姑娘懂俄语，她小声说‘他们要把我们运到西伯利亚。’在3个星期里，我们只得到稀汤和水，虱子在我们身上乱爬。”

    当这些妇女和女孩在西伯利亚被赶出车厢时，天气非常冷。瓦尔特劳德说：“我们必须在光木板上睡觉。200名妇女挤在一间又长又窄的木板房里！”妇女们也像男人那样每天干12至14小时的活。她们赤手刨地，铺设铁轨。“我永远忘不了妇女们的哭喊，与自己的孩子分离的年轻母亲日夜啼哭，她们中无人幸存下来。”

    半年后瓦尔特劳德被派到一所野战医院工作。她说：“那里有200个肮脏的病人，身上裹着破衣服。由于害怕被虱子咬，他们的头发都被剪光了。我必须拽着死尸的脚，把他们从木板上拖走。那是难以想象的残酷。”

    瓦尔特劳德回忆说，在漫长的战俘生活中，强奸是一场噩梦。“这种事常常发生，而且非常普遍。看守们强奸了每个妇女，不管是年轻的还是年老的。后来我们不再自卫。我想，我也许再也不会接触男人了。”

    尽管如此，她还是在万般痛苦中爱上了贝特霍尔德——以前的德国士兵，现在是和她一样的战俘。“我们偷偷相爱，我怀了孕。我们的女儿卡琳在西伯利亚寒冷的冬天降生。”

    又过了半年，瓦尔特劳德被允许带着婴儿回国，贝特霍尔德直到1949年底才从战俘营被遣返。他们结了婚，直到贝特霍尔德去世，两人都相敬如宾。

     （以上又是俄国人对待战俘好于纳粹德国的例证。编者。）

    赫里.施罗德是唯一从苏联腹地的劳改所逃出并成功回到德国的妇女。现已87岁的她回忆说：“苏联人把我带到柯尼斯堡以前，我是个经验丰富的商人，开着自己的酒吧。”她和其他妇女一起被关进了一个昏暗的小房间。“苏联人拷打并审问我们。当我想自卫时，一个年轻的士兵打掉了我的门牙。”

    1945年6月的一天早晨，这些俘虏被装上了一辆卡车，然后被运往西伯利亚南部。她们在一片森林里工作，从日出到午夜，她们一直在砍树，堆放沉重的木材。“早晨我们每人得到一磅面包，晚上喝点稀汤。”施罗德在战俘营里为了要一份肉而被关了几周禁闭。她的勇气甚至使苏联人感动，尤其是一个名叫维塔利的司机。

    “一天晚上维塔利向我透露了一个勇敢的计划，他说‘我把你带出去，你回家吧。’维塔利在离战俘营不远的一座废墟上为我搭建了一个藏身之处，并在那儿放了一袋干面包。”施罗德回忆说。“在商定好的夜晚，我服下了安眠药。我不知道维塔利是怎样把我捆进被子并从看守身边把我拖出战俘营的。我在这个孤独的藏身处待了几个星期。我不时听到脚步声和说话声。我提心吊胆：这个小屋子会成为我的坟墓吗？”

    但是维塔利没有对她撒手不管。一天早晨，维塔利拿着一套苏联军装来到她的藏身处。他说：“你得穿上它。我们走，现在他们不再找你了。”施罗德挤进了维塔利车上的一个弹药箱，她通过一个小孔来透气。就这样，他们艰难地穿越了西伯利亚平原，穿越了苏联，一直到达波兰边境，然后回到德国。施罗德在长途跋涉后非常劳累，但很快恢复了健康。后来她结了婚，并在慕尼黑重新开了一家酒吧。

    （我都被这个救德国妇女的俄国人感动了。编者。）

    当然，关押在苏联的德国战俘的命运大都是悲惨的。根据数据统计德军东线被俘人数估计为250万人左右，这些人大多是在战争后期被苏军包围而突围不成的而被俘的。能跑的都会逃到西方向英美投降，例如在捷克斯洛伐克和库尔兰的德军无路可逃，除了战死只能是向苏军缴械，其中估计有50万战俘死在苏联的集中营里，但只有363343名死亡俘虏的身份被苏联方面确认。

    （比我想象的要好些。编者。）

    苏军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俘虏德军9万多人。不过战争结束以后，却只有5000名战俘回到了德国，其他人则因为各种原因死在苏联西伯利亚的集中营里。那幸运者中的一个后来回忆，“我们在苏军士兵的驱赶下用双腿走往战俘营，中途如果有人掉队的话，苏军士兵会立即将他枪毙。到达战俘营后，我们三天吃一次饭，每天都有许多人死去，从2月2日到3月初的这段时间里，有50000多名德国俘虏先后死于伤寒活下来的36000人被苏军用火车运往西伯利亚去劳改，途中又有一半人死去，到达西伯利亚后，我们在零下60度的天气下被强迫劳动，死亡率很高，很快只剩下6000人。”

    与一个极端的例子比较起来，这9万人真的算幸运的了。在1943年的科尔孙战役中，突围的德军留下了所有的3000名伤员和一些护理人员，想让他们成为苏联红军的俘虏。战后苏联方面公布，当俄国突击部队抵达时，发现所有的德国伤员都已经中弹而亡，由此断定德军在撤退时杀害了他们自己全部伤员。这3000名德军想成为战俘都没有资格。苏联人的公报遭到包围圈里的德国幸存者的否认。不知道这算不算是一次屠杀？

    哎，杀红了眼的双方！这里有个数据：苏军俘虏德军共三百三十万，德俘死亡三十七万四千人。德军及其侵苏同盟军俘虏苏军共五百二十万，苏俘死亡三百六十万人。看了这个数据，如果事实确实如此，该作何感想？

大部分德国俘虏自愿为苏联拼命干活，一方面是为赢得更好待遇，另一方面则是希望能提前回国。1946年为苏联干活的战俘有180万人，他们盖房子、修道路、参加原子弹设计，建造早期的涡轮喷气式发动机。他们铺设了贝阿铁路，重建了乌克兰的大企业。在参加苏联水电站建设的人中，俘虏占80%。50年代苏联陆陆续续将战俘遣返回国。

    就二战中美国为首的盟军虐待德国战俘，并造成大量死亡一事，加拿大作家 JAMES BACQUE 1986年在法国查找了众多的资料和访问了众多的当事人后，用了三年时间在世界查访了当时盟国(美，英，法，苏等)的政府挡案，写出了真实客观的史料。

    至1945年五月，德国向美、英、法三国投降人数的分布大致是英军受降250万人，这些俘虏大多数在德国投降后放回了家，其中有30万人被送往法国作为“重建法国”的劳动大军。美国在欧洲和北非受降525万人。美国处理德国战俘的作法就不一样了。

    当时驻欧洲盟军(SUPREM HEADQUARTERS ALLIED EXPEDITIONARY FORCE 简称SHAEF)最高统帅部司令是艾森豪威尔将军，他不愿与英军合作处理德国战俘。因为英国人按照日内瓦公约处理战俘，即：战俘在吃饭，住宿等基本生活条件方面不能亚于俘虏他们的军队的士兵待遇，有与家人通信的自由，红十字会定期访问战俘营地。艾森豪威尔决定自搞一套。在1945年 4月，他提出一项建议，建议将德国战俘分成两种等级：1、投降的战俘。2、缴了械的敌对武装力量(DISARMED ENEMY FORCE——简称 DEF )。第一类人按日内瓦战俘公约处理，第二类人，按照艾森豪威尔的指示，仍旧按敌对武装力量处理，即使他们投降了，也可以杀死他们。实际上到了1945年8月，所有的德国战俘都归入了第二类，即DEF。英国人拒绝了这一建议，美国人就在他们自己的战俘营开始执行艾森豪威尔的指示。

    从1945年五月国际红十字会的材料表明，所俘获的德国战俘的健康状况，除受伤者外，基本上是健康的。但是在美军的战俘营里，情况迅速地恶化。在美军设在GOTHA的战俘营，战俘们被置于露天的黄土坡上，没有遮蔽风雨和太阳的帐篷，没有树荫，更没有房屋，强壮的战俘自己用手刨个洞出来，象地老鼠似地蜷在洞里，体弱的就在露天里躺着，晚上太冷，就一堆人挤在一齐互相取暖。有时下大雨，土洞的泥土松动而塌方，倒霉的“地老鼠”就被活埋在里面。这还不是主要问题。主要问题是战俘们得不到食物和饮水。当时的情况并不是食物缺乏，由当时盟军和国际红十字会披露的材料，美军在欧洲的食品总部有大量食品囤积，国际红十字会有十万吨食品储存在瑞士。但是饥饿却在战俘营里蔓延。一位当时只有18岁的德国战俘，战后成为历史学家的CHARLES VON LUTTICHAU回忆道：“我们住在周围围着铁丝网的，非常拥挤的露天土坡上，食物异常缺乏，一天吃一顿，数量只有美国士兵的十分之一。很多人迅速瘦得只剩下皮包骨头。我向一位美国军官说，他们这样做违背了日内瓦公约，他回答我：‘日内瓦公约与你们无关，你们没有任何权利。’”另一位战俘WOLFGANG IFF先生回忆道：“在我所在的战俘营里有一万人，每天有30 至 40 具尸体被抬出营地。我曾经作抬尸体的工作，我们把尸体放在手推车上运出营们外，脱去他们的衣服，一层层地装进铁皮车厢码放起来。”战俘们得不到足够的饮水，有时河水近在营地旁，但就是那样的脏水战俘们也喝不到。

    有两位曾经在美军驻欧洲医疗队工作的医生JAMES MASON 和 CHARLES BEASLEY曾视察过位于 RHINE 的战俘营，在1950年他们写道：“大约十万名衣衫褴褛的人挤在齐膝盖深的泥浆里，肮脏、憔悴、瘦弱，目光无神……”疾病很快在德国战俘营里蔓延，主要是痢疾，伤寒和坏疽和肺炎。美国的军医还有记载“极度营养不良”和“衰竭”而死亡的。由于营地里没有厕所，患痢疾和伤寒的病人，能动的还走去铁丝网内大便，走不动的就只能就地解决，躺在泥地上的病人常常是全身糊满自己的大便。这无疑加速了疾病的传播。国际红十字会要求视察战俘营的要求屡次被美军拒绝，战俘在无医无药的情况下，生命“自动地消失”了。这是造成战俘大量死亡的主要原因。

    自1945年4月艾森豪威尔将大量德国战俘界定为“缴械的敌对武装力量”，到1946年

一月，有一百万德国投降战俘从美军的战俘营消失。这一百万在战俘营里死亡的德国士兵人数相当于从1941年1945年整个在西线与盟军打仗死亡的德军人数的总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