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六四”的再认识

    “六四”悲剧一晃就过去了26年。那时出生的人已经长大成人。时间过得真快。记得我小时候，那时是个小学二年级学生，偶然听说自己的父亲是个“摘帽子右派”，顿时有天昏地暗的感觉，一想起这事儿就有一种极其沉重的压抑感，而且是遥遥无期的。后来到了1979年，父亲的“右派”问题得到所谓“平反”。算一算是22年时间过去，真有沧桑之感。真没想到“六四”竟然已经过去26年！而且中共至今没有任何“平反”的迹象。

    “平反”“六四”对中共来说会这么难？“六四”“平反”可以笼络民心，现在的中共执政者怎么就不“玩儿一把”？看我这口气就知道，咱现在对中共是不抱任何幻想的。不过，对怎么看“六四”惨案，在这26年中，我在不断地修正。我用“悲剧”来给“六四”事件“戴帽子”也是后来的看法。

    据统计资料显示，“六四”事件在中国引起400多个大中小城市的抗议活动。听这数字或许您认为当时中国大陆要求民主的抗议示威几成燎原之势；不过细想想，也就是几个中心城市的大学生和市民有积极的抗议示威和请愿活动；其他地方的老百姓并没有群情激愤的上街集会游行。当时我们北京的一位朋友在深圳。她对北京的抗议示威非常投入，在电视中看到北京示威游行的场面都掉眼泪，可周围深圳的人们则不以为然，他们该干嘛还干嘛，无动于衷的样子。这是深圳，如果您到当时的农村去看看——二十多年前中国大陆农村人口是占绝大多数的，那儿应该可以用死水一潭来形容。这也就是说，26年前的那场全国性的群众运动其实仅限于中心城市。北京、上海等中心城市的政治影响力固然很大，毕竟参与的人在全国范围内来说实在太少。

    在天安门广场开始大学生绝食抗议的时候，参与其中的各地大学生有很多。他们为什么跑到北京来？北京可以说是搞得轰轰烈烈，而各地的抗议活动情势很弱。这让我想起“六四”开枪镇压后，各个医院有很多尸体无人认领，估计其中就有外地的大学生，他们一腔热血，结果死得糊里糊涂。

    由于北京是抗议活动的中心，邓小平才会调集几十万军队前来镇压。假如全国几个中心城市都像北京一样，中共镇压就没那么容易。这点可以从另一个角度说明，1989年“六四”运动只是发生在中心城市；因而遭到共军的从容镇压。

    现在，让我们仔细推敲一下，当时中国大陆的政治舞台上，有没有中共之外的政治力量可以起作用？答案是否定的。中共是搞群众运动起家的，他们深知动员群众是形成政治势力的法宝。因此，他们建国后就严酷地镇压政治异己力量，绝对不许“反动势力惑众”。其实在1989年，中共对中国大陆的控制能力和影响力远大于现在；不过当时中共高层内有胡耀邦和赵紫阳为首的相对“开明派”，中国大陆当时政治空气中民主氛围相对“宽松”。这给人一种感觉，似乎当时中共的开明派最终是要走制度民主化的道路的；其实不然，在我个人看来，赵紫阳是中共最高领导人中唯一对一党专制有很想法的人（但他自己也承认无法推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其他人，包括胡耀邦，一党专制的思想是根深蒂固的。

    如此说来，在1989年，对执政的中共来说，中国大陆不存在任何有影响力的政治反对派。中国大陆中心城市抗议示威的人们实际上是把希望寄托在“党内开明派”身上，希望他们能有效地治理“官倒”，在政治上继续“宽松”，阻止邓小平“垂帘听政”，让中国的政治体制不断渐变；其实这是幻想。也可以这样说，当时中共内部存在着“开明派”和“保守派”的斗争，而双方都想利用北京民众自发的抗议示威压制对方。

    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共“保守派”指责胡耀邦“纵容资产阶级自由化”，并迫使时任总书记的他下台；后在1989年大学生上街游行时出了“4、26社论”，声称学生们的行为是“动乱”。以赵紫阳为首的中共“开明派”则认为“保守派”之举“僵化、教条”，失民心，不利于党的领导；同时认为当时政治上的“宽松”有积极意义。其实党内这两派人都认为中国大陆的一切必须是“党的绝对领导”。从客观地说，当时以赵紫阳为首的中共“开明派”的力量是居劣势的。

    如果以上为真，可以这样说，1989年中共内部两派斗争无论谁占上风，中共一党专制是不容置疑的。话说回来了，当时上街示威游行的人们也并没有要求在中国建立民主制度，大家的矛头对准的是“官倒”，邓小平的“垂帘听政”等；大家的仅仅是希望在党内“开明派”的领导下清除腐败，搞开明政治。

    当时是否有不同政见者希望通过群众上街抗议游行结束中共的一党专制？如果真有，那也太天真了。这等于说让中共乖乖地拱手交出权力。中共真会如此软弱吗？如果当时的人们要求建立民主制度，中国大陆的政治反对派又在哪儿？群众基础又在哪儿？这一切都是空谈。说到这儿，我们该清楚，1989年中国大陆中心城市民众，特别是大学生上街示威游行，打出反“官倒”，要求政治民主，反对老人政治的旗号，不但是自发行为，而且全部希望寄托在党内“开明派”身上。他们的行为充其量只是有一点要求民主自由的成分。随着中共内部“开明派”的土崩瓦解，这场运动也就画上了实际的句号。

    既然如此，中共“保守派”为什么还要残酷镇压呢？一方面是邓小平们的色厉内荏，对民众自发的示威游行恐惧；另一方面，因为当时中共党内意见不统一，可谓失去平稳解决“动乱的时机”，结果“乱子越来越大”。我想“六四”镇压的结果中国“保守派”也是始料未及的。

    “六四”镇压死难的绝大部分都是普通百姓和学生。可以说是内心深处为了共产党好，结果不少被当成“动乱分子”杀害；死得不明不白呀！这实在是个巨大的悲剧。在那个漆黑的夜里，我看到很多年轻人近似狂乱地奔向天安门东西走向的长安街，要用血肉之躯阻挡坦克和装甲运兵车；可是，他们根本不清楚自己为谁而战，也不明了阻挡军车的最终目的。那真是个漆黑的夜晚。

    1989年“六四”悲剧的26年后，我感觉，真正有意义的民主运动必定是向专制制度挑战的，最终的目的就是用民主自由的制度取代专制制度。为此，在民主运动展开时，必须得有目的明确，有广泛群众基础的政治反对派组织为核心。这如同1980年代初的波兰团结工会。有了团结工会有组织有目的的坚强领导和广泛的群众参与，团结工会最终占上风，结束了波兰一党专制的统治。另外，执政党内部的分化也重要。党内团结工会在与执政的波兰统一工人党斗争时，统一工人党内部就有党内不同派别。最终统一工人党内部的妥协派占了上风，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他们同团结工会展开“圆桌会议”，使波兰和平过渡到民主制度。

    1980年代的团结工会其实也并非团结一致的，他们内部也有激烈的斗争，大体上有激进派和稳健派之争。波兰统一工人党内部也一样存在派别的激烈斗争。这是很正常的。最关键的，一是群众基础，二是求同存异。就目前中国大陆的政治情形看，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很难建立全国性的政治反对派组织。在海外建立中国政治反对派组织已经完全失败，因为流亡的“民运”组织已完全失去群众的支持。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大陆不会发生真正的动乱。目前中国大陆社会贫富差别太悬殊，社会矛盾激化。而中共作为永久执政党又无法自我“反腐”，其结果是对国家的控制能力越来越弱，宗派斗争加剧，地方离心力越来越大。这两方面都预示着中国大陆早晚出乱子。然而，在中国大陆没有政治反对派的情况下，中共的分崩离析会形成政治真空，很难建立崭新的，健康运作的民主制度。1911年清朝的崩溃后建立的中华民国的政治情形为我们提供了例证。

    前面提到自己在26年间是“不断地修正”自己对“六四”事件的看法。是的，最初我特别仇恨在“六四”后占上风的中共“保守派”执政者；因为他们对“六四”悲剧负有主要责任。渐渐地，当我的思想情绪在多年后理智起来后，我意识到中国社会缺乏西方民主制度的“土壤”；这意味着中国大陆民众的思想意识得达到一个质的转变，才有可能达成社会制度的转变。后来我又不由自主地期待中共内部“开明派”有意识的，一点一滴的政改；不过很快明白这是幻想，拥有绝对权力者怎么可能放弃自己点滴的权力？任何执政者在政治上的放权让步都会是被迫的；这是人性。现在我又转而期待中国民众思想意识的转变；不过已经意识到这是个相当漫长的过程。或许中国大陆因社会矛盾会发生暴力革命，但如果民众没有建立民主制度的要求，暴力革命之后中华民族恐怕不会有良好的开端。

    那现在中国大陆的民情如何？因为长期在国外生活，对国内的情况不了解，最多知道点皮毛。感觉上，中心城市仍是中国大陆的政治中心。我的一位朋友在北京某大学任副校长，他曾半开玩笑地对我说到一次连夜召开的，全北京市各个大学各级干部紧急会议。北京市委书记郭金龙有这样的意思，北京稳则全国稳，北京的大学稳则北京市稳。看来中共的执政者们维稳已很有一套。维稳的重点在中心城市。同时，中共对军队和武警的控制越来越病态。

    “六四”26年后，中国大陆农村人口继续减少，城市人口的增长给中共控制民众思想造成困难；不过现在的中国民众已由“位卑未敢忘忧国”转而“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人们虽然对中共的宣传“洗脑”漠不关心，但往往是消极对抗。“你玩儿你的，我乐我的”心态很常见，也就是“你们当官儿的争权夺利和我小百姓无关”。看来中共上层的政治斗争已完全蜕变成“宫廷政治斗争”。北京朋友们聚会是绝口不提“六四”的。如果有谁“不懂经”说到二十多年前的那场悲剧，顿时，吃得满嘴冒油，醉醺醺的朋友们就会有几个不约而同地嚷“累不累，和咱们现在有什么关系，说说您怎么挣钱好不好”。26年前，我的这些朋友们在“六四”那天夜里可是要和冲进城的戒严部队当兵的玩儿命的。

    因为中共把中心城市看成维稳的重点，北上广的人们的生活福利很高，财政上能出多少钱就出多少。这可以说是金钱收买。有效果吗？我看有。每次回国，在北京的朋友圈里聚会，沾沾自喜，不自觉高人一等的先生、女士们大有人在。那种小城市和农村的人们怎么想？我不得而知；知道的就是中心城市的生活水平和农村的差距巨大。有一天中国大陆如果发生真正的动乱，乡下的老农民会冲进中心城市“打土豪”大概不会是臆断吧？

    没什么好说的了。最后以鲁迅的两首无题诗作为结尾：

    血沃中原肥劲草，寒凝大地发春华。

    英雄多故谋夫病，泪洒崇陵噪暮鸦。

    万家墨面没蒿莱，敢有歌吟动地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