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办教育侃起
清末,祖上出过“三代进士”。并非真的三代,而是父子俩和侄子。那位“侄子”是我曾祖父。他成为进士后在北京里混个京官儿的闲差。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中方惨败;第二年他和他的叔伯兄弟(也是个进士)二位书生痛心疾首,于是力倡兴儒救国,在家乡办学。两个穷京官哪儿有钱?是啊,他们只好“联名致书浙江布政使恽祖翼,托其转陈巡抚,望能在温郡盐局增解的盐款中提拨白银4000两,存典生息,补助学计馆经费开支”。“办学两年,原有基金已动用过半, 继续在本地募捐已十分困难,经费问题极为迫切,只得一面请拨官款,一面向外地募捐”后总算朝廷拨款2000元,连同原有基金余款共4000余元,储为以后办学经费。
那时曾祖父与张之洞可以是师生关系,一日登门拜访,人家夫人发话了:“怎么还这么穷?让老爷想法子给你放个外任吧。”结果我曾祖父来了个盐道。中国那时节的俗话是“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盐道又是个肥差,他那时的进账可不得了。据说放银子的库房里放满了大锭大锭的银元宝。没成想“辛亥革命”爆发,我曾祖父落荒而逃。当时银子是拿不了了,只带了些金子珠宝。他弃官回到家乡置办了房产,顿时成为首富。该剩下好多钱吧?史料记载,他出资修缮了个精美的花园。那办学的事儿呢?无记载。我看到此,内心五味杂陈。
曾祖父是个洋务派,清朝土崩瓦解,他肯定不会欢呼雀跃。他弃官卷着细软奔回老家,那会儿肯定比他十几年前办学时要富有;可他怎么就不办学了呢?真是人有了钱就越发的抠门了?或者有了其他什么想法?不得而知。反正他闲居在家吟诗赋词,对已成为大总统的袁世凯召其去北京为官置之不理;然而他两年后郁郁而死。唏嘘。
清朝覆灭后建立的中华民国是中华民族苦寒黎明。北洋军阀“轮流坐庄”的那个有名无实的政府上演着一出出的闹剧;后来孙中山跑到广州另立政府,国共合作进行北伐,名义上统一了中国。可接下来是国共两党长达十年的内战;后又是山河破碎的八年抗日战争。好不容易抗战结束,国共又再次开战。这次国民党败退台湾,中共取得大陆政权。从民国建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这38年,还有没有知识分子们呼吁教育救国?肯定有,但那“国破山河在”的岁月里有谁会倾听?钱在哪儿?更重要的是,有否明确的教育思想?也就是,人文教育要培养什么样的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革”后“改革开放”发展经济;我父亲在美国的一位老同学上个世纪90年代末回国观光。他与当年大学同学聚会时本来大家应该喜笑颜开,忽然其中一位讲话让这位美国的老同学受不了;这位旅美的老教授便发作起来,“什么蒋光头,蒋光头!抗战时那么困难,国民党政府仍出钱办大学。国共两党争天下打成那样,他也没有把几十万知识分子都打成‘右派’。1989年你们这个中共政府竟然派军队开着坦克镇压抗议示威的学生!国民党当年也这么干过吗?!你们说说看,蒋介石和毛泽东在办教育上怎么比?!我这话太不该说,是吧?”
老教授这话一出口,顿时冷场,老头儿老太太们面面相觑。他见状叹口气,“现在咱们大家共叙同学情。该好好想想的事情回去好好想!”我们这位华裔老教授当年属于不相信中共的。他到台湾第二年就到美国读博士,后来一直在大学里当教授。可与他聚会的大学同学们当年大都是左倾学生。在他和中国大陆大学同学聚会时,在场的差不多都是中共党员,很多都早已当了官儿。
我父亲在同学聚会后回来说到此事,尴尬地摇了摇头,说他在美国的老同学说的是事实。不过……不过什么?噢,我明白父亲的意思。他大概指的是教书育人上,国民党和中共的不同吧?具体怎么个不同?嘿嘿,我还真总结不出个子午卯酉来;确实没有仔细想过,也没有很好地读过有关文章和资料。
我感觉,毛泽东对教育民众是极为重视的。你想呀,他把中共组织的作用发挥到了极致。“支部建在连上”是他缔造出具有“精神原子弹”的军队的法宝。朝鲜战争中中共军队给联合国军留下深刻印象,这是怎样具有组织纪律性和不畏惧死亡的军队啊!这支军队基本是由传统的中国农民组成的。内战的胜利和朝鲜战争的平局让毛泽东踌躇满志。在他年轻时就有的那个“乌托邦”的理想在建国后可以尝试了。这个“乌托邦”在陶渊明的《桃花源记》有具体的表述。那篇“文章描绘了一个没有战乱,没有压迫,自给自足,人人自得其乐的社会”;同时人人平等,不存在阶级。在这个社会里人人都有“崇高的精神境界”——大公无私。上个世纪60年代,毛泽东们还树立了一个普通人的偶像雷锋。他是“乌托邦”中最合格的“螺丝钉”,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毛泽东就是要按照这个模式缔造他的“人民”。他认为自己成功地缔造了一支具有“精神原子弹”的军队;而后,他便改造中国民众,当然还是通过至关重要的政治思想教育工作。
毛泽东出身农民,对传统的中国老农民的小农意识有着深刻的了解。他在建国前就强调“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顺便说一下,毛建国后,在全国范围内普及义务教育,是所有有条件的国家都要进行的制度性工作。这个基本的,常识性的,提高国民素质的,强制性的义务教育和我现在说的“毛泽东‘教育’民众”不是一回事)。为了为实现梦想的“乌托邦”创造条件,毛迫不及待地在中国农村实行农业合作化运动。毛领导的中共大肆地宣传鼓动,热情地教育农民。结果他碰壁。从初级社到高级社,再到人民公社,中国老农民们变成了“懒蛋”,毫无生产热情。毛在经济上的“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完全失败让他“乌托邦”梦受挫。其实,毛的同志们多数是暗中抵制毛不符合实际情况的蛮干的。然而他变得更加固执,在他的同志们为他“擦屁股”,恢复可怜的国家经济的时候,他开始悄悄磨刀霍霍地准备大干一番,要来一场“思想文化战线上的大革命”,其宗旨还是要实现他的“乌托邦”。毛的动向就是在宣传舆论上高调“阶级斗争的严重性”,在引导和教育民众,特别是青少年方面,鼓吹“崇高的共产主义思想”,其实是用法西斯主义“洗脑”(我不由地想起我故去二十多年的好友的话:雷锋是没人格的猪。只有变成畜牲才能学好雷锋。“上面”就是让你们变成猪)。
毛的同志们呢?以刘少奇为首的中共领导人不敢对他们的“神”提出异议,只能阳奉阴违。为此,毛更加愤怒,以致病态般的疯狂,终于在全国范围内发动所谓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把国家推向混乱并走向毁灭(这正是专政制度显现出来的弊端)。“文革”开始时红卫兵们的疯狂有“义和团大叔”们的“遗传”,更有毛泽东以他的方式“教育人民”的“功效”。这“功效”其实是泯灭人性。
毛对东西方的人文思想在很多方面是不屑的。他对西方不了解,对孔子又大不敬;不过他仍想让他的“臣民”成为高级工具。在“文革”开始后的 1968年7月22日,《人民日报》刊载《从上海机床厂看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的调查报告,并加编者按。编者按中有毛泽东亲笔加的一段说:“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
更早的1966年5月7日,他审阅中央军委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后,给当时的国防部长林彪写了封信又阐述了他的“乌托邦”思想。其中对教育是这样说的:“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后来有人将上述两段话“衔接”了一下,变成“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呵呵,或许有断章取义之嫌,不过我看基本反映了毛对民众思想教育的思路——实际上的愚民政策,让百姓不懂得人还要有个人尊严——人区别于动物的规定性。既然如此,“文革”中民众表现出的兽性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
还有很多激愤的话要讲;还是就此打住,因为我觉得自己的意思应该能看懂。
那么,我这样批判毛泽东,那蒋介石对教育民众的思路是否与毛截然相反?否。蒋的思路实际上和毛大同小异;因为他们都是要独裁的。蒋只是没有能力在把中国百姓如此折腾。他何尝不想成为名副其实的独裁者?他其实是很欣赏希特勒的,对“一个主义,一个领袖”很认同的。蒋虽然无法对中国百姓灌输他的“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概念,但他弄了个黄埔军校。抗日战争的国军中,黄浦生还是相当起作用的。他还搞个“蓝衣社”,有点类似纳粹德国的“冲锋队”。这里就不“夸”蒋先生了吧。
侃到这儿,我们可以简单归纳一下。中国民众的思想素质是应该通过教育有个改变,但不是变成毛所说的“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的“螺丝钉”,也不是日本军国主义灌输的“武士道”和纳粹德国的“雅利安种族的优越性”,而是每个人都有不可侵犯的尊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