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血青年的悲剧(下)
附录:往事如烟:一位老“知青”的缅甸丛林记(摘编)
一群到云南的老“知青”,怀着切·格瓦拉一般的骄傲,加入了缅共,在缅甸的热带丛林中进行了15年的战争生涯。王曦就是他们中的一员。金三角搏命15年,能活着回来,他是荒唐岁月里“输出革命”的幸存者。还有数以千计的“知青”,葬身在缅甸山冈中,留下面向东方的无名荒冢。
滇缅公路。起点,中国云南昆明,终点,缅甸腊戌,曾是抗战时期仅存的获得国际援助的大陆交通线。它曾沉寂多年,直到1969年初,才有庞大车队颠簸其上,把全国各地的知识青年输送到了云南与缅甸接壤的外五县。
在这条下乡路上,随处可见“打倒奈温政府”、“支持世界革命”、“解放全人类”的标语。时年19岁的王曦,便沿着这条路摸到了“国际支左”的脉搏。
“国际支左”,今天听来陌生,当年却是走红的文革术语。
华人华侨,一衣带水。“文革”浪潮曾经席卷东南亚,导致各国掀起反华浪潮,尤以缅甸的奈温政府为烈。作为回击,在昆明和北京,均掀起了向缅甸政府抗议的万人大游行。1967年10月,中缅两国邦交正式断绝。
1968年1月1日,缅甸共产党借势而起,在中缅边境孟古建立了东北军区。自此,那个50年代初因革命失败而销声匿迹十多年的缅共,竟然又复活了。支援这支武装被我国认定为对“共产主义事业”义不容辞的“国际主义义务”。
王曦这拨下乡“知青”,有的曾在边城畹町的山上“坐山观虎斗”,目睹了缅甸政府军与缅共游击队的大阵仗,有的则听说自己的“发小”已经加入战斗。于是,在经历了“红八月”的激情和“上山下乡”的迷惘后,他们开始憧憬成为“国际主义战士”。
当年狂热的革命热情,还有北京师大女附中学生写的诗歌《献给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战士们》,可为印证。
至于王曦,因为父亲头上那顶“国民党军统特务,中美合作所刽子手”的大帽子,早被收拾得求学无路、报国无门、生存无计,似乎只有战死沙场,才能一雪前耻。
一位曾经在金三角征兵站工作多年的游击队干部回忆说:最多一天曾经创造日接待中国“知青”600人的纪录。
另据一份非官方材料透露,仅下乡高峰的1969年5至8月,越过国境参加游击队的中国知青达数千人之多。
指导员、连长每做报告必称:“白天的缅甸是敌人的,而夜晚的缅甸则是我们的,最多两年,缅甸革命将取得完全胜利!”然而6月的全军大会,却揭穿了缅共的家底。
开会时,缅共的全部人马悉数到齐,却连篮球场大的草坪都未坐满,竟然还没王曦上学时的人多。原来,缅共主力部队近3000人南下腊戌,中了埋伏,险遭全军覆没。后来,由番号为3035的知青营断后,大部队才突围出来,不过各部队严重减员,已到当年毛主席三湾改编时那种不成建制的严重程度。
一个老兵描叙了腊戌之战的惨烈场景:“弥天大雾中,与敌人只隔着道田埂,互相都看不见,一出枪就戳到了人的脑门儿,一开枪对方的血和脑渍就溅到自己脸上。这时候最管用的是手榴弹,不用投,拉了弦轻轻放过田埂去就炸着一大窝,敌人也如法泡制我们……”
王伟国,19岁,3033部队战士,昆明“知青”,攻打腊戌火车站的第一声巨响,就出自于这个年轻的火箭筒手。他率先冲进火车站,雄赳赳的立在铁轨中央,面对20米开外的内燃机车头举起了手中的火箭筒,随着震天动地的巨响,机车笼罩在浓烟烈火之中。可是王伟国因距目标太近,被飞来的残片割断了喉咙,与火车头同归于尽!
腊戌之战后,和王曦一起参加缅甸革命的15名新兵,死的死,逃的逃,最后只剩下他一个人。此时,距他们在招兵站相识,才不过20多天。
那些逃回中国的人,形如枯槁,有效地阻吓了“知青”参战。再来的“知青”,均抱着“不自由、宁勿死”的决心。
1973年,一个“知青”因为无法回城而加入缅共,他成了最后一个加入缅共以及在1985年最后一个为“缅共”而亡的知青。
1970年12月底,中断了三年多的中缅两国外交开始有了恢复迹象。参加缅共的“知青”们尴尬的发现,阵前的奈温政府已被中国接纳。为此,缅共军区中方顾问组首长郭副政委,向部队作了内部报告,强调中国对缅共的支持不会改变。
该报告还特别强调了国内对“中国人自愿参加缅共的问题”的态度和政策,给予了“出生入死,辛辛苦苦,流血流汗,对祖国边疆的安全是有功劳”的说法,并说在70年8月,中央军委下达文件,10月份传达到边五县,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对参加缅共牺牲的同志,其家属与解放军待遇同等。为此,缅共还为每个献身者出具了一张类似“革命军人身份证”的证明文书。
王曦将这张证明文书寄回家里,果然起了些作用,否则,父母将因为儿子“下落不明”或“叛国投敌嫌疑”而“罪上加罪”。
林彪事件之后,国内的知青政策也开始松动,招工、招兵、上工农兵大学、走后门回城之风渐起,外五县知青开始寻找新的人生变革之路。
大部分“知青”战友逃了回去。如果不是家庭背景太糟糕的话,王曦多半也会退回国内。当然,把他和百余坚定分子们留下的,还有在这片土地上实现的人生价值。
在雷门伏击战中,王曦这个从来没有打过炮的炮兵,凭借自己的果敢,荣立二等功。一年后,他火线加入缅甸共产党,并提了干部。
这是一片炼狱,但他没有“碌碌无为的活着”,王曦决定留了下来,和部队一起转战到远离边界的萨尔温江以东。
在前线呆了15年,王曦竟然没受过伤。萨尔温江两岸、湄公河畔、金三角腹地都是他游击的地域,面前的敌人除了缅甸政府军外,还有盘踞境外20余年的国民党残军,以及毒贩子的雇佣兵。几次与死神擦肩而过,他戏称自己有嗅到危险的第六感。
在缅共人民军,王曦历任4045部队炮连战士、营部文书、连指导员、缅共五旅政治处干事、五旅作战参谋、042部队政委、68师教导队主任、68师保卫处长等职务。
官越做越大,但王曦对前程却越来越灰心。1976年毛泽东去逝前后,中国派往缅共的军事顾问组,分批分期的撤回了国内。送行时,缅共人民军的“知青”们的哭声响彻孟古河,从此,他们成了没有国籍的人。
中国不再公开对缅共给予支援,而这些“知青”因为自愿输出革命,已经失去了中国国籍。当初,加入缅共时,还有人问:“革命关系能转到国内吗?”,现在都成了泡影。至于他们如何恢复国籍,归国安置,均无人提起。得不到祖国的认可,牺牲还有什么意义?有门路的“知青”都黯然回国,缅共中的知青越来越少。此时的缅共,更无可救药的堕落下去,盘踞金三角,走起了“以毒养兵”的道路。
直到1980年,国内才开始正视这些缅共老兵的性质、身份和退伍回国问题,并且出台了一个并不尽如人意的接纳、回归政策。不过,见到这条政策时,王曦哭了,如同无人认领的孩子找到了亲娘。
此后,为了办好手续,名正言顺的脱离缅共,王曦经历了耗时三年的漫长等待。一边等,一边打仗,好几次险些命丧黄泉。
为了全身而退,他只好一走了之。1985年,在离开故土15年后,王曦抱着两岁的儿子来到了浊浪滔滔的缅甸楠佧江边,留影为证,开始了逃亡之旅。
他用一个月的时间,流浪到了萨尔温江以西的九谷,又在中国边境畹町镇,花二十元钱买了个假通行证,最终偷渡回国,抱着儿子登上了开往昆明的长途客车。
回国路上,他又一次跨过了孟古河。河畔景物依旧,但自己却从风华少年,变成了35岁的缅共逃兵、拖家带口的黑人黑户。遥想当年青春热血,回来的时候却这样连滚带爬、两袖清风,不免顿生苍凉。
孟古河,去缅甸参加“革命”的“知青”们往往从这里趟过。
1985年5月,根据政策,王曦终于重新拥有了国籍、户口和一份养家糊口的职业。他当了7年机械工人,又下海到昆明某外贸公司,任边贸部经理,在人迹罕至的缅北野人山开山伐木,做木材生意。若干年后,企业改制、破产、倒闭,他沦为没了着落的社会边缘人。
至今,他仍在社会底层艰难的讨生活。错过了知青返城,错过了大学的校门,错过了一切不该错过的人生机会,15年的青春岁月,没给王曦留下什么。但他没有抱怨什么,只有一种大生大死之后的安静,和对“活着”小心翼翼的珍惜。
1989年3月,腐朽的缅共终被一群不愿再流血的中下层官兵群起推翻,一场曾经轰轰烈烈的异国丛林共产主义运动寿终正寝。而把缅共送上绞刑架的骨干力量,正是王曦当年的战友,那些十几岁起就为革命理想,抛头颅洒热血的中国“知青”。
现在,缅共的四个军区演变成了金三角的四只地方武装力量,控制了四块飞地,而他们的头头,很多是回国后,又回去的老“知青”。那些接二连三回去的知青,多是回国后遭到冷遇而没法生存下去,才重返缅甸的。还有一些人,干脆当起了国际大毒枭。
在王曦家徒四壁的家里记者问他,你后悔不后悔,他盯着记者的眼睛说:“我还活着。”
现在,这个老知青,于谋生的余暇,以幸存者的责任感在烟壳纸上、在博客上写起了回忆录(新浪博客,网易博客,网名:红飞蛾)。他相信,曾经有过的那种追求,值得骄傲。起码,现在每有老战士死去,昆明都会有百人以上送葬,他们给死者披上红色旗帜,表示对革命者的尊重。
“我想,革命是不朽的”切格瓦拉的一句话,或者可以作为这群与当今时代格格不入的老“知青”的注脚。(中国新闻周刊总4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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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中真正有理想者廖若晨星。这很正常,人类中他们是异类;然而这种人如果能成长为智者,他们不但是人类的先驱,也是引导人类向前迈进的极其稀少可贵的种子。胸怀远大理想,并为之奋斗者在两千万“知青”中有几个?我肯定不是。我是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的反乌托邦寓言小说《动物庄园》中的毛驴本杰明——也能懵懵懂懂看懂些东西,但缺乏激情和胆略,只知道在一边悲哀,最多是一点冷嘲热讽。正是因为如此,我敬佩张育海、沈大伟这样的“知青”英雄。他们为了理想敢于献身。
当然,他们为理想而探索的道路完全错了!他们实际沦为中共的牺牲品。今天我仍为他们悲哀。然而,探索者前行是没有道路的。他们过早地消逝恐怕有必然的成分。
我还发现一点,越是“出身”不好的“知青”就越有理想和激情。这大概他们的家庭大都是书香门第吧。书读得多了,有时就不现实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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