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欧洲，政治术语中的左和右的概念起源于法国大革命时期。1789年7月17日，巴士底狱被攻陷，第三等级的代表掌握了政权。在1791年的制宪会议上辩论时，拥护激进革命的人恰好坐在议会的左边，而主张温和的保守派(立宪派)恰好坐在主持人右边，于是，人们习惯上将革命的一派称为“左派”，反对革命的一派称为“右派”。

    在20世纪前，中国不存在左派和右派的划分，中国人一般使用君子—小人等标准评价人们的言行，而且，孔孟之道的一个核心原则即是——中庸。这体现着中国人安身立命的不偏不倚的立场和态度。

    中国左派和右派的起源，是一个伴随着政党的组建而出现的问题。1911年10月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王朝，随即创建了中华民国。在之后的国民党的成长于不断改造过程中，开始出现一些明显的政见分歧，国民党内部开始出现左派或者右派之分。但是，基本上，国民党自身并没有按着左派或者右派划分自己组织内部的不同派别。在1927年“412事变”后，共产党开始按着左右派的标准分析国民党中的不同派系，把蒋介石叫做“反革命”，同时把主张与共产党合作的人叫做“革命派”，国民党左派的代表人物是廖仲恺、宋庆龄等，在1945年和1946年国民党左派为基本骨干组成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有些则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民革”现为中国大陆的八大民主党派之一。

    中国共产党在1921—1927年期间，也并没有出现左派右派之分。到1927年之后，随着大革命的失败以及国共两党的正式分裂，共产党开始寻找独立生存的道路和方法，从此，在共产党的发展道路和方法上，存在严重的分歧，一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一排主张，走上了以工农武装割据的军事化道路；一是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城市中心道路”。后来陈独秀被批为右倾机会主义。

1936年10月，工农红军经过长征到达陕北，由于国际局势的变化，尤其是日本开始了对中国的全面入侵，因此，共产党在陕北延安得到了一个良好的生存与发展的空间。并且，在思想上组织上展开了整风运动，由此，共产党常常以左派或者右派为标签而对于党内的成员进行划分。

    1949年10月，共产党夺取大陆政权后，毛泽东发动的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到1957年“反右运动”，一步步强化了左右标准，并且走上了一条越左越革命的思维惯式。直至1966年8月发动文革并且提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1966—1976年长达10年之久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其指导思想是毛泽东的“继续革命”和“造反有理”的极左观念，在很大程度上说，文革运动的发动就是以解放军支左得以实现的。从此，红卫兵充当了左派的主体和中坚力量，左派即是革命派，而革命又是一种无上光荣的行动，在这样的荒唐的暴力意识的支配下，在中国大地上上演了一幕幕人间惨剧。

    在1976年10月粉粹四人帮后，共产党对他们的认识和批判，一开始用了“形左实右”，到后来才转变为“极左”的定性。由此，在中国大陆，左开始成为了一个带有贬义的政治术语。

    起自1980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时期，既是对“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运动的矫正，更是比政治运动深刻千百倍的社会进步。从此，中华民族才算是走上了一条人间正途。但是，在整个改革开放时期，由于受到毛泽东时代左右思维的影响，中国社会中也始终存在着所谓的左派和右派的习惯性划分标准。  20世纪80年代在政治上的彻底否定文革，事实上存在严重的不彻底性和避重就轻的绕过了关键问题，这就为中国社会深埋了一种隐患。  时至现在，起自1980年的改革开放已经进行了40年时间，中国社会在实现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发展的过程中，同时积累了一系列严重的社会经济与政治问题。而且，对于这些问题每一个普通的中国人都能够深刻感受到，比如严重的贫富两极分化问题、公权力的普遍贪腐问题、社会治安问题以及道德沦丧问题，等等等等。但是，由于中国社会仍然是一个严重缺乏科学理论指导的社会，人们对现实社会诸多问题根源的分析和认识，往往回到一种虚妄的宣传中的、理想化的毛泽东时代，并且试图用毛泽东时代的手段解决现实中国社会面临的问题。 中国进入21世纪后，在2007年前后，薄熙来在主政重庆是开始打规模的“唱红打黑”，致使中国社会的文革现象沉渣泛起并且一时甚嚣尘上，而许许多多普通的社会成员，由于对于现实社会的不满而又认识不到真正的出路何在，便重新开始歌颂和怀念毛泽东和毛泽东时代。从政治意义上说，胡锦涛、温家宝一代领导人处理薄熙来，是对中华民族除了一大害，这个事件的意义重大，也是胡温一代领导人对中华民族的一大贡献。但是，从普遍意义上根除文革思维和遗毒的任务，还远未完成。甚至于，中国大陆社会仍然存在文革的深厚条件和文化氛围。  比如，2016年 5月2日，一场名为“在希望的田野上”社会主义经典歌曲大型交响演唱会在人民大会堂上演， “五十六朵花”少女组合在当晚演唱了《社会主义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等多首红歌，也包括《大海航行靠舵手》这一“文革歌曲”，舞台幕布中打出了“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等口号。 5月5日，马晓力写给中办主任栗战书一封公开信在网上流传，信中称此项活动是“文革文化再现”，这封公开信在诸多社交媒体流传。 随后，中国歌剧舞剧院在官网发表公开声明，称“与我院的合作方虚构‘中央宣传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教育办公室’，提供虚假材料，骗取我院信任。”同日，作为批准单位的北京市西城区文化委员会也发表声明，“演唱会举行时，申请方违规增加演出主办单位，虚构‘中央宣传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教育办公室’。对此，我们将依法依规严肃查处。”

    这个事件的发生，表明在中国大陆社会，文革思维以及文革本身仍然拥有深厚的土壤，也告诉人们，中华民族如果没有一场在文化上脱胎换骨式的升华，中国社会的建设与发展就必将再次经受因愚昧的政治势力的挫折。事实上，左右思维，典型表现着中国社会的极端化思维。这样的思维模式不仅无助于对于正确理解现实的社会问题，更甚者，会导致社会生活的严重分裂，并且误导中国的发展方向。

    科学的理论思维以及准确的、建立在严谨的逻辑基础上的语言体系，才有利于中社会的文明进步。真理是具体的但决不是偏激的，真理是抽象的但一定是准确而文明的。

    在21世纪，中华民族的核心使命是坚定地走在以科技发明为先导的产业革命的道路上，并且创建出崭新的科学知识体系，从而引领社会制度体系的升华，从而创建出一种超越西方工业革命形成的社会模式。

    在科学方面，中华民族需要在生命科学、能源科学和空间科学三大科学领域实现突破，由此，为人类社会走向崭新形态而奠定科学基础。

    在社会生活方面，中国需要树立起以文明概念为核心的价值体系、以公平为前提的制度体系以及富于创新活力的产业体系。

    中国固然是一个拥有悠久历史的国家，但是，纵观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全部历史，其实我们的民族并不是一个善于进行科技创新和发明的民族、我们的民族也不是一个善于进行社会的公共事务治理的民族，在我们的社会现实中，仍然充斥着比比皆是的迂腐、落后、甚至于荒唐的观念、说教与理念，更充斥着习以为常的形形色色的不良习惯、作为与行动。中华民族继续文明的历史观和世界观。

    不过，毫无疑问，我们这个拥有13亿人口的国家，在经过了起自1980年代以来的改革开放时期以及全球化的洗礼之后，大部分社会成员已经具备了分辨文明与不文明、反文明的能力，因此，可以肯定，中华民族已经具备了走好21世纪之路的充分智慧和必要条件。

    目前，中国亟需摒弃左右两种极端思维，把全民族的思维以及理论意志集中到科学逻辑的轨道上，由此从根本上超越左与右的毫无价值的争议，确立以探索真理为核心原则的精神。在21世纪，中华民族只有首先站上一个科学理论的高峰，才能够最终站上人类社会文明的高峰。

    中国：超越左与右、中华归文明——这是我的真挚期盼。

    徐国进

    2016/5/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