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中西哲学问题及其它之刍议

 当我们真正廊清当下政治话语系统之中左右的实质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自资本主义来世以来，人类之间所有的战斗，其实质还是与以往历史上那些战斗一个样，即仍为权力与利益的争斗。

也就是说一些天真的人，比如我们，在为公义斗争的时候，其实早已经被他们为利益争斗所裹挟，不自觉地为他人卖命。这就是有权人与有钱人的把戏。不是么？你看他们本是同一阵线上的，却为利益开战了。

 现在知识分子，还是旧知识分子形象，即一直是旁观者，而不是主角，不是进入者。当知识分子，如果能看到有权人与有钱人的罪恶，并认为他们不可理教之时，就是知识分子站起来的时候了。

人类需要一些“文明”的形式，但“文明”形式束缚人类生命的时候，知识分子有责任去拆解这“文明”形式的实质。但很不幸的是，一切文明的形式是知识分子在解说、构造的，可随着日子流去，一些知识分子反而深陷其中，不能苏醒。酒，是好东西，对构建好的人际关系有帮助，但你这个酿酒的人，不能跟着别人一道喝醉了。现在人类是处于酗酒状态。被一些本没有的，虚无的“文明”外衣给束缚住了。所以，就目前看，人类好像没有出路。因为他们之中那些最聪明的知识分子们，已被他们自己酿的酒给灌醉了去。

回到儒家学说的本质，重温孔子的话，“食，色，性也”，重新分配食与色，即利益。

我们来看孔子，他的思想是当一个“进入者”，正如颜回所称道的那样，他是教化人君的，让当时天下那些有权人听他说的，受他指挥。可是，他没办到，他去办学校了。董仲舒这个逆子，背叛了孔老师，他变了，他将儒家学说改造成受天下有权人喜欢的东西了，是投降派。从此，中国的知识分子，那些成功人士，说白了，就是投降派。这是中国知识分子人格塑造的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分水岭。

为什么？这是我们曾讨论过多次的问题，即儒学本质是“信人说”或是“信君说”？

儒学本质，是讲“信人说”，意诚，诚者信也；信者，人言也。这也是先秦对信的解释。后来，董改为“信君说”，这就为君权神授，天子，找到了理论根据。因此，他最坏。

西方哲学体系里，对君权神授，有一个反叛，即“信我说”。

注意，西方哲学在君权神授里出来，是信我说。比如弗洛伊德之“三我”概念，自我，本我，与超我。一切依“我”为立足点展开，即是讲信我说。也就是说，中方文明原来的本质是，在“信人说”的基础上，完成一个个体的人生追求；而西方文明则是在“信我说”的基础上，完全一个人的人生阶值。二者最大的区别点在这儿。举个例子，中医为什么被那些狡猾的受西方“毒害”的知识人“痛恨”？因为，中医是最本质的中华文明形式，也就是源汁原味的中华文明，即在“信人说”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一套诊断体系。听病人说的，以病人为本。而西医，则是“信我说”为基础建立起来的诊断体系。医生相信自我判断，不听患者所言，西医是信我的。

“信人说”与“信君说”是中国哲学体系的分水岭；“信我说”与“信人说”，是中西哲学本质的不同点。

然后，我们来看当今世界。当今西方世界，将“信我说”，做到了极致。资本主义私有化到极致，走到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形成最大的最强的私有化，个人财富垄断。他走不下去了。怎么办？必然要回归到中华文明话语里头，走“信人说”之路。

我们来看历史，“信君说”，在封建社会未期也走不下去了。君权高度集中，生民涂炭。此时怎么办？当时的中国面临两条路，一条是“信我说”，一条是回归到“信人说”。“信我说”，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而老毛他们选择了“信人说”，为人民服务，以人为本，就是他们的口号。于此，我们再回头看一下中国历史，先秦春秋战国时代，产生孔子“信人说”的时代，一直是动荡的社会。为什么？“信人说”，强调众生利益。就是过去我们一再强调的，中间须要一个强有力公平公正公开的仲裁。这个仲裁很重要。先秦时代一直没有，这样就导致社会动荡，诸候分裂。他们不相信君权了，相信他们眼中的子民权。但子民权如何保障，每个诸候王，都认为他们是子民权利的代言人。这是“信人说”为基础构造社会的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即仲裁机构的缺失与如何建立。毛先生最初之所以能号召起来民众热情，就是信人说的结果，为人民服务，以人民为本，然当他们这一拨儿先贤建立起国家后，他们发现没有一个强有力的仲裁保障，人大，政协，当时是起这作用。但他没有强有力的保障，说到这一层，就又回到国民性的问题上来了。中国，在几千年的信君说的洗礼之下，根本就不再信人说，也不会信人说了。呵呵。这也是鲁迅先生说的中国国民的劣根性之一。

“信人说”在孔子的构想里，保障来源于礼乐制。

礼的本质，是信人。惟有信人，以人为着眼点处世，才会讲礼；乐，是活跃其中由于利人，信人带来的不适，不痛快。如果真按孔子投想，人间社会，也会是美妙的。可是没到儒家学说适行，董仲舒这个名利之徒就改变了孔老师的原旨，将“信人说”，改变为“信君说”，形成儒教文化，其保障就是三纲五常并与之相配的封建宗法制度。一派喜气洋洋的社会理想，变成了残酷的社会现实。

为什么西方社会，这个信我学说就能确立起来？这与他们祖先的生产方式分不开。西方是游牧，打猎的。一个人一支箭就能射死猎物，一个“我”就能完成劳作的全过程，就能获得食物，所以他们“信我”之力量。但是，他们在劳动过程中，势必会出现你说这个猎物是你打死的，我说是我打死的，怎么办？立个协约。最初的口头认定，也是协约，并在协约的基础上，产生交换。交换就是贸易的发端。

同理，为什么中国早期先人就能确立这一个信人学说？这也与我们祖先的生产方式分不开。我们是农耕。他撒豆，你锄地挖坑，一个种豆子的农动过程完成了。要依靠他人，才能完成劳作，要与他人配合，才能获得食物。撒豆的人，一定要信那个拿锄的，不然，他撒下的豆子不就白瞎了，埋不上土，就死掉了；当然那个把锄的，也要相信那个撒豆的，如果不信，他又怎么能去听从撒豆人的安排，一锄下去，将豆子埋进土中。因此，大家看，中国的劳动方式，形成的劳动关系是“配合”。两人在互信的基础上，相互配合。也就是说，游牧民族之中的单个人，他可以一箭下去射死个猎物，即他们的劳动可以一个人一次来完成；而农耕则不然，一个人种豆子，要至少三个程序才得以完成，挖坑，丢进豆子，埋土。也即中国先民的劳作方法是一种配合的关系，而西方民族的关系是一种交易的关系。这也是为什么中国人不喜欢商业文明的心理暗示。资本主义为什么在中国发展不起来，说到底，中国人不喜欢劳动关系之中的那一种交易的成分。

然后，我们来说，为什么我们不能全凭法律角度来看现实问题？法律角度只是一个角度，一个参照，而不应该是我们看现世界的全部角度。比如贺卫方同学本是一个法学家，因为国内目前显派之中，没有思想家，他老兄就被众人勉为其难封为思想家了。其实，中国的思想家在流浪。此所谓，“大师在流浪”。法学家，他就是研究一个领域之内的法律问题的，还是局限于一个领域之内。比如贺同学与巩献田同学，二者一个是研究西方法律体系的，一个是研究社会主义国家法律体系的（？）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都是偏理，当然在不同利益群体看来，都可谓是“歪理学说”。为啥？一切法律皆是也皆为既得利益者制订的。

我们说，中西思想大师皆是流浪汉。

这样说，也是较符合历史与现实情况的。比如，孔子就是流浪汉的祖师爷！

然后，我们再接着贺卫方这个法学家的话头说下去。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看世界采取法律视角，你看来看去，看到的都将是有权人与有钱人的利益。贺在中国大陆好像是公知，是为公民说话的，孰不知，中国是有权人的社会。相较有权人来讲，有钱人是弱势群体。而贺同学的法律角度是有钱人的角度。也就是说，西方法律体系，是有钱人建立的有钱人的法律体系。

中国哲学中一直存在的就是“信君说”与“信人说”。这是我们祖先劳动方式决定的精神色彩。我们的精神世界是多多少少不会“信我”的，因为当初我们的劳动方式，农耕，离开别人就真的无法或无法轻松完成，所以我们就一直在强调信别人，不信君，就信人，总之是不信我。不信人了，他就必信君。遇见啥事搞不明白了，就听君的，他们不需要找法律。就是找法律，也相信法律界的当权人，而不真相信法律条文。不是么？就看我们中国人教育孩子，孩子再好，没别人夸，父母也不以为好，别人夸了，就很高兴。比如作家的作品，非要别人发表，要别人说好，才以为真的好，在内心里才真的放心。 ——虽然，他们表面都也有十分强硬的。总之，中国人的价值判断标准在“人”手里，在“君”手里。相对于“人”来讲，最在乎“君”的看法。因此，中国人信权，以为有权人的话就是真的。知识分子都这样了，国民性还有其他更多指向么！中国民间还存在着“信人说”，并以信人说，为道德；中国宙堂之上，则是信君说，并以信君说，为爱国。——这也是中国文化色彩之一种。

而西方的法律体系为何就能够稍好一些？因为，说到底他是“信我”学说的确立。人人都强调自我的利益，你强调你的，我强调我，咱俩就要立个协议吧，这就是早期契约精神。信我说，导致以“我”为本，双方争执不下，就要找“法律”，每个人都十分强调“我”，分外较真，根本不会信“人”，于是最后他们就看规则，以规则定所属，以规则定输赢，于是他们相对来讲信法律。

2020/12/5